第一篇：薦讀 馬華等： 從禮俗到法治：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秩序變遷

薦讀

馬華等： 從禮俗到法治：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秩序

變遷

【摘 要】歷經近代西方國家的沖擊，維系傳統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禮俗秩序不斷枯萎，但其依舊是影響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重要秩序。“法治秩序”伴隨著近代以來的國家政權建設不斷滲入基層社會政治生活，但在撤社建鄉后，法治秩序由于基層政權被削弱而呈現出一種近乎于“無秩序”的狀態。改革開放以來，民眾個人利益得到增長，群體利益不斷分化，非正式力量不斷地影響基層社會，使得當前基層政治生態呈現出非正式與正式、傳統與現代、禮俗與法治多元秩序交叉共存的局面。構建現代基層社會政治生態并不是要割裂傳統，而是著力于在傳統禮俗秩序和現代法治秩序的交融中找到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秩序基礎平衡點，既要不斷完善法治，又要給禮俗秩序預留發展空間，不斷促進禮俗與法治的接軌。【關鍵詞】禮俗秩序；法治秩序；政治生態；基層政治生態

2015年3月6日，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時指出，要重視基層風氣問題，下大氣力整治發生在老百姓身邊的不良行為，著力凈化政治生態。這表明了黨和國家加強基層政治生態建設的決心。郡縣治而天下安。“上端政治生態系統與中端政治生態的功能是否能正常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下端政治生態系統的狀況。”因而，構建良好的基層政治生態，有助于改善中上層政治生態的大氣候。探索中國基層政治生態的秩序變遷，直面現代化沖擊，有助于重構基層政治生態。

一、傳統禮俗秩序下的基層政治生態由于傳統專制國家行政能力的局限，中國傳統國家政權建設呈現出“皇權止于縣”的歷史特征。基于此，費孝通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提出中國傳統社會的“雙軌論”：“一條軌道是自上而下的以皇帝為中心建立一整套的官僚體系，由儒家官員來實施具體的治理到達縣這一層——‘皇權不下縣’；另一條軌道是基層自治，由鄉村紳士等鄉村精英進行治理”，紳士階層實際上主導著鄉村社會生活，而宗族是士紳進行鄉村治理的組織基礎。秦暉將其概括為：“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生態也由此劃分為兩套體系：以皇權為核心的上層官僚社會政治生態體系和以鄉村紳士為主導的基層禮俗社會政治生態體系，鄉村紳士成為溝通兩大政治生態的生態鏈。中國傳統基層政治生態的運行秩序則顯著地表現為一個基于鄉紳等鄉村精英為主導的、宗族倫理為支撐的鄉土禮俗秩序，以維持基層政治生態的平穩運行。

（一）政治生態壩：皇權不下縣傳統基層社會政治生態運行的政治生態壩是“皇權不下縣”。皇權的政治觸角延伸到縣一層級就到底了。在官僚制下，知縣作為皇帝政治的統治“工具”，其職能主要圍繞著征稅、征兵與司法展開，主要發揮著其維護統治的作用。由于疆域廣闊、交通不便、機構龐大等多種原因，使得中央政權難以將其正式機構直接下達到縣以下的區域，同時，單靠縣官和若干胥吏是無法實現其政治統治職能的，地方官為了實現其職能只好主動選擇與紳士階層合作，其到任的第一要務就是依靠聯絡經濟能力強和社會聲望高的紳士，通過人情、姻親等關系來行使自己的政治職能。“皇權不下縣”為紳士自治下的基層社會政治生態提供了生存空間。

（二）減壓器與保護膜：紳士自治紳士是封建解體大一統的專制皇權確立后，中國傳統社會中所特具的一種人物，紳士不具有專制社會中統治者的正式地位，是在大一統王權建立后，“為了逃避權力的約束，軟禁皇權，聯合起來的官僚和其親戚構成法律所不及的區域，是持有免役免稅的特權階層”，是皇權制的附屬物和官僚制的補充物。本文中的紳士主要是指深受儒家正統思想教育的準備進入官場的科舉士子、有相當程度文化涵養的中小地主和退休官吏等一批能夠對鄉土社會生活產生實際影響的人物。由于中央政權的命令無法達到縣以下的地區，紳士階層具有“非官非民”的身份：既享受著專制皇權的恩惠，充當著官僚制的“儲備干部”，又因受儒家“忠君愛民”思想教育，成為為民請命的“民意代表”。紳士階層依靠其信奉的儒家學說，為鄉土村民們提供了一套處理日常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倫理治理規則，紳士階層因而成為溝通基層民眾和地方官員的“官民中介”。最終實現由紳士階層分擔地方政府治權，既成為傳統政治生態體系的減壓器，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底層民眾的生態保護膜。紳士們在治理村莊過程中，往往扮演著“秩序的維持者、外界的交流者、村民的組織者”的角色，其主導的宗族倫理成為鄉土生活的主要支撐，宗法治理則成為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主要治理模式。

（三）干支分列：宗法治理在專制國家的不斷形成、發展過程中，王朝政權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血緣對基層社會進行治理，在政治生態運行中逐漸采取了宗法治理模式。歷代王朝政權取仕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接受“忠君愛國”思想教育，紳士階層要么是官僚體制的“儲備干部”，要么是官僚體制的“退休干部”，利用紳士階層身份特性強干弱枝。宗法倫理本位成為傳統社會政治生態運行的基石，“君父”思想是加強皇權主干的最直接表現。“家國同構”中的君主一直處于宗法社會倫理關系網絡最核心的位置，是整個專制國家的大宗，是整個國家的大家長，是整個政治生態運行體系中的主干，要求作為枝干的臣僚和地方服從君主和中央。君主與臣僚之間不僅是上下級的從屬關系，亦存在著“父與子”的倫理關系，在紳士階層“進而為官”的過程中則體現為儒家所倡導的“君為臣綱”，忤逆君主，亦是忤逆“君父”，是“無君無父”的行為，這成為專制君主要求民眾服從的主要依據。延伸到基層紳士治理，由于血緣關系的穩定性，宗法倫理成為鄉土社會中紳士階層調節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紳士在處理日常事務時主要依據與自己血緣關系的親疏而表現為服從大宗、家庭至上、孝悌為重的基本處事原則，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天倫之樂的倫理生活目標成為基層紳士治理的最高追求目標。紳士階層由于其身份上“神父”與官員的一身二任，紳士治理基層社會也因此體現出祖宗崇拜為核心、服從主干的禮儀規則，人們依舊希望大宗長房以“祖宗之法”來治理同宗同族。總之，傳統基層政治生態的社會所運用的基本規則秩序，既是一套倫理道德秩序，也是一套崇祖拜先的禮儀規范，確定人們等級秩序和使人們各安本分。

（四）運行秩序：禮俗秩序所謂禮俗秩序，“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是以宗法血緣來確定等級親疏，加之以紳士階層宣揚倫理道德來組織社會所形成的一種人們對于既定規則和傳統習慣的敬畏秩序，是對鄉土社會公共規則和習俗的遵守。如果有人一旦破壞這一秩序，就是“無禮”，必將受到鄉土村民們的譴責，其作用遠比法律來得深刻，因而忠于“君—夫—父”這一倫理軸心便是最合于禮的。鄉村紳士階層通過思想勸導、模范帶頭、輿論控制等多種方式的教化，期望提高民眾的道德水準，也力圖使得村民在禮俗秩序之下安分守己，希望村民遇事情更多地是找家里、族里、村里具有權威的大家長、大長老、大儒士進行居中調解。在紳士階層的長期教化下，基層政治生態呈現出在紳士階層所主導的禮俗秩序下的各安其命、各安其分，使得傳統中國社會的“雙軌化”逐步定型、加固，直至清朝末年的國家政權建設方才終結其使命。可見，在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紳士治理下的禮俗秩序成為傳統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秩序。“皇權止于縣”為一身二任的紳士階層掌握基層社會治理大權的政治空間，為傳統政治生態秩序——“禮俗秩序”的運行提供了政治前提。紳士階層由此“一展身手”，獲得了對儒家“三綱五常”理論進行試驗的廣闊天地。紳士階層“上下聯動”的特殊身份，使得紳士階層在對上保護鄉民免受專制政權直接壓迫的同時，對下推行以禮俗秩序為基礎的倫理教化，使得傳統基層政治生態呈現出一種“超穩定”狀態，實現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延續。

二、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現代性沖擊與回應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的現代化變遷始于20世紀初的國家政權建設。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是在“民族主義”招牌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外源性現代化，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帝國主義的壓力。由于中國傳統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近代中國社會面對西方貿易、傳教活動、武裝入侵等方面的沖擊，“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去實現現代化，但是這種傳統是抗拒變革的”。清政府面對西方的反應是在企圖保持自身傳統的情況下走向變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表現在旨向西方學習的從西方器物到西方文化上的歷次變革。此后，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經歷了清末民初的營利型經紀、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人民公社體制、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政村治體制這三個主要歷史時期。在筆者看來，雖然存在著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家政權機構內卷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高度集中化、改革開放以來的基層政權力量的權威弱化，但是國家政權力量成為推動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因，并逐步使得各種現代化因素不斷滲入到傳統基層社會，使得基層社會逐步邁向現代。

（一）基層政治生態的現代性沖擊自20世紀80年代撤銷人民公社重建鄉鎮政權后，“鄉鎮政權并沒有成為完整的一級政權，同時也沒有完整的財政能力，缺乏了相應的施政能力”。鄉土社會由于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分散了集體經濟，公共事業的建設也就缺乏了集體經濟的支持。自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的經濟現代化不僅使得城鄉二元化格局更具顯性，而且其文化和社會生活上的吸引力將農村年輕精英吸引到城市，抽走了大部分鄉村精英，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使得鄉村更顯衰敗。這使得基層政治生態面臨著基層社會正式政治秩序的弱化、宗族等非正式秩序的回潮與拜金主義盛行和道德制約作用的虛化現代性的沖擊。國家政權建設使得傳統權威和組織湮沒化，國家剛性力量的后撤使得基層社會呈現出弱秩序乃至無秩序。自國家政權建設以來，宗族長老所主導的禮俗秩序被逐步消滅，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礎。撤社建鄉以后，國家政權力量從鄉村回撤到鄉鎮，以行政村為單位實行村民自治，自然村的組織能力瓦解，村民趨向原子化。同時，由于基層政權經濟能力的有限，公共權威不能及時補入舊秩序消解的空間，無論是鄉鎮政權還是村級組織都不足以或者不能完全承擔起基層政治秩序的主導權威角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推進，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不斷削弱，黨的政治生活和制度建設也流于形式，導致了農村政治生態的嚴重惡化，突出表現為村委換選亂象叢生、村民自治異化、村干部腐敗猖獗、農村不穩定因素增加等。宗族秩序等非正式秩序介入基層治理填補秩序缺失。改革開放以來，原來已經銷聲匿跡的家族組織在中國農村開始復活，修繕族譜、建立宗祠、拜祭祖宗、尋親會祖在農村興盛起來，其原因就在于人民公社被撤銷后，新的鄉政府行政村體系對農民的控制能力大大減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得農村黨政組織財政能力弱化，沒有能力承擔起農村發展的基本職責，或缺乏實現其職責的能力，進而使得宗族團結起來以抵御農民個體難以承擔的自然、經濟風險。要客觀評價宗族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價值，宗族文化中尊重社會道德、教育后代、注重人倫建設等積極方面經過調整、改造，也能夠促進現代文化的發展。宗族的回潮也確實說明了我國基層社會正式權威秩序的缺失。拜金主義盛行與道德虛化沖擊了人們的傳統道德倫理觀，不斷考驗著基層治理能力。“對基層政權沖擊最大的莫過于金錢主義不斷地侵蝕著道德主義”，使得地方政府職能失效、失控甚至失敗，導致不良的社會后果。城市的現代化發展，使得人們在經濟層面上極度缺乏安全感，對金錢的不擇手段的過度追逐使得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急劇下降，傳統道德對人們的約束作用嚴重虛化。無論是中國數千年以來的傳統文化價值，還是新中國倡導的價值準則，強調的都是“義務本位”、集體主義觀念。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領域改革的深入，人們的思想觀念取向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在短短幾十年中，人們的權利意識急劇膨脹，整個行為的取向逐漸從“義務本位”向“權利本位”轉變。人們的私權觀念膨脹帶來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也導致利益矛盾的多元化，這增加了基層政權治理社會的難度，也考驗著治理基層社會的能力。

（二）構建基層政治秩序的現代性回應在國家政權力量全面介入傳統基層社會后，與之相伴的是傳統宗法禮俗秩序的崩壞。大部分農村在“撤社建鄉”和推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后無力承擔填補國家政權力量撤退前的“剛性政治秩序”的重擔，基層黨政組織只能給基層社會提供一種“弱秩序”的保障。在改革開放以后，傳統鄉村的封閉性和穩定性被打破，村莊的流動性加快，村民相對于人民公社時期也更加趨于“馬鈴薯化”，個人利益導向更加明顯。各種價值觀念涌入鄉村，事實上造成了鄉村秩序上的混亂，始終無法形成一種絕對的秩序主宰鄉村生活。現階段，村民的個性及個人利益都得到極大的擴張，傳統村莊的倫理共同體形式難以為繼。同時，傳統秩序又無法為村民提供秩序保障，很難得到村民們的信任。農村村兩委因為只能夠提供一種“弱秩序”，村兩委主要干部事實上扮演著傳統社會紳士階層所具有的“調解員”角色，只是村干部較族老或是長老更具有正式性。但是，由于村民的生活矛盾也發生了現代性的轉變，不再是傳統熟人社會里以家庭、宗族等為代表的倫理矛盾，更多涉及的是土地承包糾紛、征地補償、拆遷賠款等村民之間、村民與外界企業、村民與政府之間的經濟性矛盾，其矛盾更為復雜，村兩委的調解早已不能完全覆蓋當代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法律因其規則的普遍性和背后的懲罰機制，能夠給逐漸陌生化的鄉村社會提供信任，并維持其基本秩序”[12]，村民不再寄希望于熟人間的“講理說和”，而更多地傾向于“找政府”與“打官司”，鄉土社會也逐步內生出對于法治秩序的需求。同時，村干部們在無法調解村民矛盾時，往往也傾向于向更高層次的正式性權力主體尋求幫助，于是，開始有各個層級的司法機構的介入。可以看出，基層社會已經內生出對“法治秩序”的需求，既有傳統基于人情關系的矛盾調解機制，也有村民希望借助法律來處理非倫理化而更傾向于物質經濟利益的鄉村生活矛盾。此時，法治秩序未成為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主導秩序，傳統宗法禮俗秩序也沒有完全失去其助益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的合理成分。伴隨著基層民主的理性增長，須以理性的法治秩序與感性的禮俗秩序的不斷調適來構建現代基層政治生態運轉秩序，這既符合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本質要求，同時也能極好地回應當下基層群眾的利益訴求，構建基層政治生態良性運行的法治秩序恰逢其時。

三、重構基層政治生態：法治秩序與禮俗秩序的調適近代中國“行政下鄉”的過程也是“法律下鄉”的過程，但“法律下鄉”更多地停留在文本規定與制度建設層面，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剛性秩序”回撤后，法治秩序所蘊含的強大權威因基層政權的后撤而弱化，法治秩序變成了一種“弱秩序”。同時，基層社會傳統秩序依舊強大，呈現出傳統與現代、非正式與正式多種秩序多元共存的局面。重構基層政治生態并非要割裂歷史文脈，而應該立足實際，對傳統的禮俗秩序和不斷滲入基層社會的法治秩序進行調試，既要把傳統禮俗秩序的合理成分運用到現代基層治理中，緩解治理壓力，又要把法律變成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滲透進人們的生活，讓人們認同法治秩序的權威性，要在傳統的禮俗秩序和現代的法治秩序之間構筑起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秩序的新基石。總之，構建現代基層政治生態應該以重塑鄉村組織、重視鄉賢治鄉、法律服務駐鄉、法律制度規鄉四個方面為主要抓手，以組織運作機制、和諧鄉風建設、法律服務便民、法律制度約束到四位一體建設為基本目標，逐步構建起現代基層政治生態秩序。

（一）重塑組織管鄉新中國成立以后，原有的鄉村基層政治生態組織體系被強制性的制度變遷所瓦解，由紳士階層主導的宗法禮俗秩序下的社會組織被徹底破壞。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撤銷人民公社重建鄉鎮政權并推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后，鄉村生產力得到釋放，個體的利益得到增長，群體利益不斷分化，基層社會在缺乏正式秩序的背景下，鄉村各類組織如雨后春筍般興起。但“由于受到傳統小農意識影響，農民的合作意識較弱，鄉村社會組織依然處于自發和零散狀態，加之由于政府資金缺乏等多種原因的影響，自治性較弱”。同時，市場經濟向農村社會滲透，農民利益日益分化，已內生出迫切需要重構農村社會內部組織體系以便適應社會化小農應對大市場的利益訴求。因而，在當下重構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秩序應當重塑鄉村組織。在鄉村多元秩序并存的背景下重塑鄉村政治生態組織體系，調適各個鄉村組織的和諧運行，重點在于強化村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以明確其“帶頭人”角色，完善村委會的“四權同步”運行機制以突出其“當家人”角色。在重塑基層政治生態運行體系過程中，村兩委要善于利用鄉村現存的諸如“紅白理事會”“村民理事會”等組織進行基層治理，應當及早地明確村兩委對于鄉村各類組織的領導作用并及時制度化，明確各方的權責和宗旨，以此回應農民建立合作組織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強抵御社會風險能力的訴求。

（二）重視鄉賢治鄉201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不可偏廢，中國的基層治理也無法割棄歷史傳統，構建現代基層良性政治生態也應該兼顧傳統與現代。傳統紳士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實業家、學者、文教衛工作者、退休官員逐步形成了現代新鄉賢。基層政府應該正視傳統紳士治理模式下禮俗秩序在調節基層社會人們生活矛盾中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和靈活手段，正視傳統感性禮俗秩序的合理部分，應當在法律制度的基本規制下大力發掘傳統紳士階層對于基層治理的有效成分，鼓勵新鄉賢參與基層治理和鄉村建設，對回鄉參加鄉村建設的，要不遺余力地加以宣揚。“一方面應該重視‘富鄉賢’合理的政治訴求，充分發揮其在鄉村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更應該重視地方德高望重的文教衛工作者，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他們才有可能以其文化與德行成為真正的現代鄉賢。”應積極引導和建立各種鄉賢組織，凝聚鄉賢力量參與基層建設，緩解基層政權的施政壓力與施政成本。

（三）法律服務駐鄉改革開放以來，諸如廣播、電視、雜志乃至網絡等現代媒體強有力地滲入到鄉土社會。以前是“要想富先修路”，而現在身處信息爆炸時代更應該讓信息高速公路修進每一個鄉村，讓新技術、新媒體承載起法治精神豐富村民的精神生活，這同樣也能夠成為村民們依法維權的信息渠道。政府的實體性普法宣傳也應該進入鄉村。基層政權應當依靠地方公檢法、高校、律師事務所等法治資源，利用諸如“12·4”全國法制宣傳日組織法律知識競賽、派送法律讀本及印有普法警句的宣傳水杯等形式多樣的活動，以提高人們對法律的認識。為了更好地服務鄉土社會，方便村民生活，基層鄉鎮政權應把鄉鎮司法所的職能和觸角進一步延伸到行政村一級，應采取各種方式在基層社會建立起法律服務咨詢網絡點。自2013年以來，湖北省恩施市全面推行“律師進村，法律便民”工作，引入律師作為第三方參與，用法治思維和方式化解涉法涉訴信訪積案和處理重點疑難信訪案件，以法規政，使法治“落地”和“生根”，實現基層治理法治化。湖北省恩施市已組建市鄉兩級法律顧問團20個，省、州、市15家律師事務所197名律師和11名基層法律工作者分別擔任市鄉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共五百多家的常年法律顧問，實現了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村級組織法律顧問全覆蓋。法律服務駐鄉打通了普法工作的“最后一公里”，讓村民腰桿子在硬起來的同時又有地方可以“講道理”，有人幫著打官司，在村民依法維權的時候，法治的權威自然就樹立起來了。同時，這也有助于緩解基層社會矛盾，維護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減少基層政權的施政成本。

（四）法律制度規鄉在基層政治社會運行的過程中，各個正式主體應該嚴格遵循黨紀國法，讓黨員干部有所敬畏，為構建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筑牢重要屏障。對與基層政治社會運行有關的各項法律制度，基層政權應當積極實施，不能讓法律制度一直待在法典上，而應該落實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讓人民能夠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鄉鎮政權應該尊重村民的意志，積極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村民自治制度、強化基層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與紀律監督機制、全面推行村務公開制度，讓法律制度成為村民的“護身符”。基層干部要營造出積極向上、遵紀守法的良好政治生態，積極應對在實際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與問題，積極防范各種風險和隱患，把黨和國家各項工作任務落到實處，因為“只有將法律制度寓于基層社會治理過程之中，將法律制度條文轉化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行為和生活方式，法治社會才有牢固的根基”。

四、結語當下，中國正值經濟社會的轉型期，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社會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城市的現代化帶動了傳統鄉土社會從封閉保守逐步走向開放交流，基層政治生態呈現出傳統與現代、非正式與正式、感性與理性、禮俗與法治的多元秩序交叉狀態。因此，重構中國基層政治生態的運行秩序，要在傳統禮俗秩序和現代法治秩序的調適中找到構建現代基層政治生態運行秩序的平衡點，既要不斷完善和發展法治秩序，把“法秩序”滲入到基層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又要在基層社會為傳統禮俗秩序預留“生存空間”，在村兩委的領導下重塑鄉村內部組織，弘揚鄉賢文化，以填補基層政權無法觸及的方面。禮俗與法治不可偏廢，要使基層禮俗秩序不斷與國家的法治秩序逐步接軌，方能重構起中國當代基層政治生態的運行秩序。

【注：限于公眾號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參考文獻和注釋，但不影響讀者理解原文】原載于：《求實》2018年第1期，第50-59頁本文作者：馬華，山西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紅卓，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