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代著名大學校長管理執行力研究之蔣夢麟

中國近代著名大學校長管理執行力研究之蔣夢麟

摘 要 文章從蔣夢麟在任北大期間所推行的理念、制度、用人、領導力四個層面分析蔣夢麟任北大校長期間強執行力的原因所在，并從中提出關于加強高校執行力的幾點思考。

關鍵詞 執行力 高校執行力 理念 制度 用人 領導力

一、執行力及高校執行力概述

霍尼韋爾國際總裁和CEO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所著的《執行》認為“執行力”就是企業組織完成任務的能力，包括個人執行力和企業執行力。所謂執行力就是指貫徹戰略意圖，完成預定目標的能力。美國學者保羅·托馬斯和大衛·伯恩就指出:“執行力是一整套行為和技術體系,它能夠使公司形成獨特的競爭優勢。”我國學者認為:“?執行力?是指組織執行戰略,實現組織經營戰略目標的能力;在形成決策、制訂具體的計劃之后,完成目標的具體行為就是執行,而確保執行完成的能力與手段則構成了執行力。

結合大學校長在大學管理中所處的角色，筆者認為，大學校長執行力應是指大學校長在落實上級主管部門或本校既定政策和推動本校各級管理層合理有效運作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實際能力和手段。然而，要弄清這個概念，還要有以下幾點清楚認識。

首先必須弄清大學校長是執行力的主體。其次，作為高校執行力和一般企業管理所謂的執行力有不同之處，高校作為思想匯集的殿堂，強調一種學術的自由、思想的聚散和發揚創新，個性的張揚和完善，而各種紛雜的教育理念和主張也經常是莫衷一是，那么作為管理者的高校校長，其教育理念和推行的管理理念之間就必須是一個整體。沒有教育之理念就無從談管理。再次，作為高校主體的老師和學生，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個群體里面充斥著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一群高級知識分子的聚合，那么作為管理者的校長又應如何處理這些關系。復次，決策的執行是通過層層管理者實現的，大學校長作為大學的法人是政策和決策執行的最終決定因素。最后，社會、歷史環境考驗著大學校長在執行公共政策和決策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綜合能力。

本文以個案的方式進行研究高校管理執行力研究，從蔣夢麟在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所推行的理念、制度、用人、領導力四個層面分析蔣夢麟任職期間強執行力的原因所在，并從中提出關于加強高校執行力的幾點思考。以期得到更有見地和可借鑒的管理經驗。

二、蔣夢麟簡介

（一）個人簡介

蔣夢麟（1886—1964）原名夢熊，字兆賢，號孟鄰，浙江余姚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

6歲入私塾，12歲入紹興中西學堂。1899年隨家遷往上海，入天主教學校讀英文。1900年，因義和團運動起，舉家遷回余姚，在余姚城某校習英文、算術。1901年，到杭州一教會學校習英文，后因**全體學生離校。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學堂（前身為求是學院），改名夢麟。1903年入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學習，次年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在急劇變動的大時代，在新與舊、中學與西學、維新與革命之間，他“尚未成熟的心靈”終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費留美資格，留美近十年，成為杜威的學生，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創辦《新教育》月刊。1923年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國立第三中山大學（1928年改為國立浙江大學）校長。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級中學（商科）（新中國成立后改名杭州商業學校，即現在的浙江工商大學）校長。還先后擔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北京大學校長、行政院秘書長、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等職。

（二）任職北大

對北京大學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夸大，以至于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慶，曾出版過一本《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希望“以此來紀念北京大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貢獻”，但其中沒有收入蔣夢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時，此書重新修訂出版，加入了有關蔣夢麟的文章。不過，有研究者仍在報怨：“前兩年北大百年校慶，居然很少見到蔣夢麟的名字。”

陳平原也表示遺憾：“很可惜，在大量有關北大的出版物上，蔣校長的地位相當尷尬……校方組織撰寫的校史中，稱蔣夢麟為?典型的國民黨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除了長期擔任總務長，他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以致當時就有人評價：“這五六年來的北大校長，與其說是蔡元培，不如說是蔣夢麟。”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后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著名“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于“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學和科研在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也有穩步上升，實為一大奇跡。蔣夢麟自己說：“從民國十九年到民國二十六年的7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旋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陳平原則感嘆：“幾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課程表及教學規劃，比照一番，令我輩后學汗顏不已。”

去臺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后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這位“功狗”執政北大，是如此辦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愿承擔辭退舊人這種得罪人的事，正應了蔣夢麟的自我評價，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所以胡適贊揚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

北大經費困難時，蔣校長一力擔當，鼓勵眾人：“至少也要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北大召開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若政府不兌現撥款，則關門了事，蔣校長沉痛發言：“如果主張關門，自無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愿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

三、蔣夢麟高校管理強執行力的原因分析

（一）蔡元培、蔣夢麟薪火相傳的教育理念

1.學術自由、學術至上的大學理念

蔡元培與蔣夢麟都受任于大學危難之際，但都視學術為大學之生命，主張學術自由、學術至上。

蔡元培在北大，銳意改革，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這種辦學方針并非蔡元培到北大后形成的，他留學德國時即有切身體會。如此，他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針順理成章。

蔣夢麟對蔡所推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針肯定有加。晚年，蔣夢麟曾自評:“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1923年著名的“科玄之爭”，即是他堅持思想自由的明證。當年論爭雙方的主要人物都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一方是以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勵為代表的“玄學派”，一方是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蔣夢麟作為校長始終保持中立，任兩派自由辯論。1926年后，他先后任國民黨浙江省府委員、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后一度出任行政院秘書長。但他并沒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場而排斥異己。

2.民主治校的大學教育理念 在治理學校的過程中如何達到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平衡是每一個大學校長都不能回避的問題。在治理學校的過程中，蔡、蔣二人都主張“教授治校”，實行民主管理。

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時主持制訂并頒布的《大學令》即定下了大學實行“教授治校”的基木框架。但由于政局動蕩，這一政策并沒有在各大學中落實。北大在他到任之前，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主任庶務主任少數人辦理，并學長也沒有與聞的。為了推行在北大的各項改革，蔡到任后即著手落實“教授治校”的既定方針。第一步組織北大評議會。由校長任當然評議長，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其余評議員按文、理、法、工各科分別推舉兩名教授的比例組成，評議員任期一年，可連選連任。1917年，北大首屆評議會共由19名評議員組成。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會公舉一人為教授會主任，專司各門的教務事宜。

蔣夢麟1919年7月入北大后，無論是協助蔡元培工作，代理校長，還是獨自擔當北大校務，均努力推行民主治校的方針。在他看來，北京大學為新思潮發生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組織，猶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壺”。因此，1919年9月后，他結束“代理”校務，留在北大，一方面受聘為教育學教授，另一方面幫助蔡元培進行完善民主治校的工作。1920年，蔣夢麟總結蔡元培的管理實踐經驗，為北大設計了一個完整的管理體系。他要求在校長之下設評議會、行政會、教務處、總務處，專責相關事務;基層，各系由教授互舉系主任與校級上層組織之間，設各種事務委員會。這一設計對完善20年代北大的管理產生了很大作用，而它的核心即是堅持了教授治校的原則，同時輔以健全的組織。

3.重視名師的大學理念

將一所學校辦好有很多途徑，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重視人才，特別是名師。蔡元培、蔣夢麟都是這樣的。

蔡在北大廣延積學，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大的教師隊伍。在教員的遴選上，他不講資歷、學歷、政治派別、學術門派之別，不論年齡、國籍，但問是否為純粹之學問家。正因為如此，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學者如胡適、魯迅、周作人、馬寅初、陶孟和等集聚于北大。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請當時國內第一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夏元?擔任理科學長，還聘請知名學者李四光、顏任光、何杰、王星拱、李書華、丁文江、朱家驊、秦汾以及外籍專家葛利吾等為教授。一時間，北大名師薈萃，人才濟濟，學術空氣濃厚活躍。

蔣夢麟任北大校長期間，在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對于那此平庸的教授，蔣夢麟大膽辭退。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北大的教授隊伍相當整齊，包括徐志摩、梁實秋、吳定良、葛利吾、斯伯納等為一時之選。

名師的用武之地“不止于三尺講臺”。大而言之，有益于一所大學的學風的形成;小而言之，則是有益于學術傳統的傳承和人脈的醞釀。知識的積淀、學理的傳承，有賴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北大后生新秀的涌現，如果沒有這樣一大批的名師執教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定章立制

1930年12月，蔣夢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當時，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環境十分復雜。蔣夢麟除了忙于校內的改革和整頓工作外，還要用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對付日本侵略者的騷擾，他機智地與日軍周旋，使北大免遭日軍的侵擾，暫時穩定了教學秩序。

自1927年至1929年間，北京大學經過“京師大學校”和”大學區制”的大變動，打破了原來的行政制度，教學秩序極其混亂，科學研究工作幾乎停頓，圖書嚴重散失，學術團體被迫解散，學校工作處于癱瘓狀態。蔣夢麟就任北大校長后，對學校的行政和教學制度進行了深入的改革和大力的整頓。蔣夢麟于1931年春根據《大學組織法》提出了“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對學校工作進行了全面的整頓。1932年6月，又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作為深入改革北大各項工作的依據。大綱規定:（1）研究高深學術，（2）養成專門人材，（3）陶融健全品格為職志;學校置校長一人，由國民政府任命；改文、理、法三科為文、理、法三學院，共設14個學系，院長和系主任均從教授中聘任；學校設考試、圖書、儀器、財務、出版、學生事業等委員會;取消原來學校的評議會，改設校務會議，其職權為：①決定學校預算，②決定學院、學系之設立及廢止，③決定大學內部各項規程，④校務改進事項，⑤校長交議事項。校務會議是決定全校方針大計的。此外，還設立行政會議和教務會議，計劃全校的行政事務及教務事宜。從教學行政的組織形式和各個會議的組成人員來看，體現了民主辦學的精神和教授治校的原則，這對當時整頓工作、健全組織、加強領導和提高效率，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1932年12月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學則》，規定本科修業年限為四學年，實行學分制。每個學生至少要修滿132學分方可畢業。學校還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外文成績要好；入外國文學系者，必須國文要有根底。要求理科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史知識，文科學生必須學習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文學院開設的《科學概論》，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共同必修課;理學院把國文作為一年級的必修課。要求學生必須具有比較全面的知識。注重文理滲透，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

（三）用 人

蔣夢麟上任以后，對教師隊伍進行全面徹底的整頓，放手向全國去挑選教授與研究人才，其選聘原則“取人才主義”，“絕以其個人能否及肯否負責教授為轉移。”大膽表示：“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由此，當時的北大不拘一格錄用了許多新人，延聘了大批留學生，學校的教師隊伍煥然一新。尤其是蔣夢麟對理科所有的教授進行重新聘任，聘請了國內第一流的科學家如劉樹祀、李四光等到校執教，帶動了北大的理科教學和科研水平的突飛猛進。

另一方面，蔣夢麟積極爭取外界財力支持，切實整頓學校紀律，大力推動教授專任，并設立研究教授職位，以完善激勵機制，保障教授生活，使之安心教學和學術。規定:北大教授以專任為原則，在他校兼課者，則薪金較專任者少;在他校兼課較多者，則改任講師;規定新教授初聘訂約一年，續聘訂約二年，在聘約有效期內不得中途他去。研究教授制度，則以豐厚的待遇吸引了當時中國第一流學者大批加盟北大，其要求為“以對所治學術有所貢獻，見著述為標準”，規定“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課六小時，并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之研究工作。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

（四）領導力

“校長治校”是現代大學制度的基本教育組織管理原則。現代大學是傳承、研究、融合和創新的基地，大學的發展與進步，需要校長的領導力。蔣夢麟先生所倡導的校長治校，并不是言目地由校長用集權來治理學校事務，而是由校長統領、發揮專家作用的治校模式，是大學制度建設的基礎。在行政管理中，決策權的相對集中為做出高質量的決策提供了保障，而教授可以為管理者提供有價值的幫助，但一旦教授的利益與大學的目標相沖突，讓教授參與決策是沒有效率和不科學的。借鑒蔣夢麟校長的主張，處理好學術事務和行政事務管理的關系，實現兩者分而治之可能是大學治理的有效模式，它保障了特定的大學目標的實現。校長治校，要重視“教授治學”，有效保障學術自由。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學術自由制度來保障，讓學術相對于外界不受社會的干擾，相對于內部不受行政的制約，保持寬松和諧的環境。為此，需要促進各類學術組織建設，讓那些教學、科研領域中的“專家權威”在學術上擁有發言權、決策權，使他們增強學術和社會責任感。但校長要把好“舵”，因為過分強調學術自由會導致形成一種抵制學校改革的力量，校長有必要按照學校戰略目標，引導學者努力為學校的發展服務。

校長治校，要引導學生形成核心價值觀。“讀書可以救國”是當時政治、社會背景下，蔣夢麟先生所持有的價值觀，有其當時背景下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對當時北大學生核心價值觀的形成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我們而言，對學生的教育，應秉持“以學生為本”的理念，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促進學生形成自我發展能力，維護學生的發展權益，鼓勵學生參與到學校的學生管理，教會學生行使公民權力，促進其核心價值觀的形成。這是高等教育的領導者所面臨的重要責任。

四、結 語

我們從蔣夢麟執掌北大、中興北大的管理實例中，至少可以領會到一個大學的發展離不開一個薪火傳承、貫徹始終的大學教育理念，離不開一個詳細的治校方略和治事制度，更離不開良好的選人、用人、留人舉措和機制，還需要一個有強領導力的教育家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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