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家詩亡佚毛詩獨傳原因考略

馬軍峰

（銅仁學院 中文系，貴州 銅仁 554300）

摘 要：漢代解《詩》者，最早有齊、魯、韓三家，時稱今文三家詩，其后毛詩轉出，為古文毛詩。后三家詩先后亡佚，毛詩大行天下。本文試從今古文之爭、學術政治化和四家詩的融合、毛詩研究體系的系統化等諸方面對這一現象進行考察。而探索三家詩亡佚毛詩獨傳對于研究歷代尤其是《詩經》漢學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三家詩；毛詩；今古文之爭；學術政治化；毛詩體系化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2）07-0100-03 秦燔詩書后，官方禁止民間私藏典籍。數年后，項羽引兵咸陽，“焚秦宮室，火三月不滅”[1]。典籍文化遭此大厄，可謂損失慘重。漢興，官府除挾書之令并派人整理搜求先秦典籍，準許私人傳授古學，一些先秦典籍如《詩經》等因此得以逐步整理。《詩經》由于搜集者和傳授者的時間和地域不同，傳本和解釋也不同，漢代解《詩》者，最早有齊、魯、韓三家，其傳本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所書，稱今文三家詩，文景時就已立為學官，設博士。其后毛詩轉出，文字為籀文，即篆文，為古文毛詩，未立于學官，在民間廣泛傳布。據《隋書·經籍志》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保存較久遠，但也亡于宋，現僅存《韓詩外傳》，而毛詩卻大行天下，今本《詩經》即為毛詩。對于三家詩的先后亡佚、毛詩獨傳，前人也曾作過解答，如宋人鄭樵云：“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行，先與之合。詩人未知毛詩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考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2]宋程大昌《詩論》云：“三家不見古序，故無以總測全篇。毛惟有古序以該括章旨，故訓詁所及，會全詩以歸一貫。”[3]對于這些說法，清人魏源在《詩古微》[4]里已經駁過了，是站不住腳的。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理應放到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學術氣候內，據相關的資料來探索它的歷史真相，以加深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深度。一

今文三家詩，早立于學官，受到朝廷的扶持而盛極一時，“大師眾至千人”、“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然今文詩學最為突出的特點，據《漢書·儒林傳·贊》：“一經說至百余萬言。”說《詩》曼延支離，浮夸龐大。而《漢書·藝文志》進一步指出：“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同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后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經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散，此學者之大患也。”學術發展進入了死胡同。

《漢書·藝文志》評價三家詩解《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5]這是說三家詩采用《春秋》和雜說來附會詩義，但三家比較起來，魯詩的解說，還算較為接近詩義。而三家詩用民間口頭文學的資料來解詩，這是我們大可注意的。因為無論是用口頭文學來解詩，還是用詩來說明民間文學的來源，雖然鮮活，卻不免有侮圣的嫌疑，更何況是被尊為“經”的《詩》？由于三家詩早食漢祿，立于學官，政治與學術的關系一下變得如此緊密而復雜，它們在古說的招牌下，同時為了迎合漢朝統治者的意愿，總是從《春秋》及雜說中找一些材料和《詩》相牽合，亦極力附會政教，或者別出心裁，把一些詩說得具有政治意義和倫理意義，極力地講求“通經致用”。因而也就使得對于《詩》的闡發，越來越背離《詩》的本義。因此這種解說方式必然為越來越多的有識者所詬病以至不取，三家之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們還應注意到，在漢代，《詩經》并未被看作文學作品來研究，而是作為經學來研究。而漢代的經學研究不獨今古文之間有競爭，就是今文家內部也有競爭。在利祿功名的誘引下，于是魯詩有韋氏之學，有張唐褚之學，又有許氏之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韓有王氏、長孫之學等等，流派眾多，可謂極一時之盛。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三家競爭，分散并削弱了今文同古文毛詩相抗衡的力量。三家由于沒有共同遵守傳授的書籍，到東漢時還在寫章句，這顯然不能適應時代和學術發展的需要。但毛詩由于未立于學官，為了自身發展和生存的需要，毛詩傳授者對毛詩的體系不斷地進行改造和提高。這其中也不乏吸取三家治《詩》的有益經驗，因而力量不斷發展壯大，毛詩的這種愈傳愈精，大有后來居上之勢。這種改造和吸收在治毛詩者看重的《毛傳》和毛《序》中就透漏了出來，反映了毛詩殫精竭慮不斷發展提高的過程。如胡念貽在《論漢代和宋代的〈詩經〉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繼承和發展》就曾說到：“今天，我們仍可以從毛詩的序和傳中看到這種不斷加工的痕跡。例如各詩的序，首句和首句后的文字可以截然分開；首句后的文字有的文繁，有的文簡，可見經過不同的人不斷增續。因此，對于詩序的作者有卜商毛公合作和毛公衛宏合作等一類說法。其實合作者不是卜商毛公，而是漢代的毛詩家，??可能有毛公有衛宏，還有其他一些什么人罷了。另外，我們還不難發現，序文和傳大部分相應，有的不相應；不相應之處，當是陸續增編時所留下的漏洞。”[6](P196)關于胡念貽先生提出寫毛詩序的作者為治毛詩家的論點，我們暫且不置可否，但他關于毛詩學術體系不斷完善提高的推斷，當大致不誤。學術上的精益求精，最終使得后來轉出的毛詩戰勝三家，獨傳于世。二

在漢時受抑制的古文經在東漢時得到了重視，地位大大改善，毛詩得以立于學官。而此時，由于古文經的發展壯大，今古文之爭已起。尤其是王莽篡漢，由于古文經與以《春秋》大義為復古理想的政治目的相迎合，更進一步得到發展。至東漢末年，社會危機暴露，農民起義風起云涌，不僅今文經學失去了作為統治工具的作用，就連古文經學的注疏，也不足以維系人心。在這種大的社會背景和政治形勢之下，四家詩有了進一步融合的趨勢。“馬盧鄭許諸儒，為了擴大派別的斗爭力量，也終于撤廢了家法的藩籬，走上了統合古今的折中的道路。兩漢經學結束的顯明表現，就是經今古文的合流。”[7]漢章帝命賈逵撰齊魯韓與毛詩的異同，就是最為確鑿的證據。而且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作為一代經學大師的鄭玄，他初習今文，后改習古文，并為毛傳作箋，即《鄭箋》。鄭氏注書不專主古學。如他在《六藝論》中所言：“注詩宗毛為主。毛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8]這里所說“即下己意”，當含有用三家今文之說加以解釋的成分。這也可以從后來輯錄三家詩的一些著錄中得到印證。而且《鄭箋》本身就是漢末今古文合流在《詩》的研究上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今古文四家的融合，可以說是詩學發展的必然。當然我們不妨認為，毛詩中采納有三家詩的合理因子，三家詩名為亡佚，實則存之。由于鄭氏著書及鄭玄本人博學多識，融通今古，故毛詩遂大行于天下，當決非偶然。三

毛詩序、《毛傳》、《鄭箋》以及唐孔潁達纂《毛詩正義》使得毛詩成為一個較三家詩更為完整系統的經學研究體系。

毛詩序作者存在爭論，但《詩序》在毛詩發展傳播中的作用確實是不可低估的。三家詩雖也有古序，卻早已失傳。而毛詩序卻得以保留，而且較為系統地闡發了先秦詩學的主張。尤為要注意的一點是，它嚴格地按照“風雅正變”的原則，把《國風》中的“二南”，《小雅》的自《鹿鳴》到《菁菁者我》，《大雅》的《文王》到《卷阿》都解釋為周文武王時或西周盛時詩；把《國風》的《邶風》以下，《小雅》的《六月》以下，《大雅》的《民勞》以下都解釋為周夷王以后的詩。各詩都盡量按照周王或王侯的世次排列，比起較為凌亂的三家詩顯得整齊可信，真的好像經過孔子的編次刪定一樣，因而顯得真實可信，令人信服。《毛傳》作為毛詩的重要著作和載體，也具有自己獨特的價值。《毛傳》詳于訓詁，文辭簡古，對名器物色，典章制度，時有詮釋，可以說足以代表《詩經》漢學的最早成就。且《毛傳》釋詩，不信神奇，就詩立說，釋義平實，訓詁淵源有自，較之三家詩采用讖緯附會為說，形成鮮明的對比，其高下優劣也就不言自明。并且《毛傳》獨標“興義”有完整的體系。三家詩很少言“興”，即便言詩，也不及《毛傳》說的那樣普遍突出。《毛傳》的“興”，把它的解釋說成是譬喻，用來表現具有某中倫理觀念或政治思想的東西。漢代的三家詩為了使《詩》的研究為統治者服務，也可謂絞盡腦汁，想盡辦法。如強調陰陽災異，采古史雜說，但他們的辦法都不如《毛傳》講“興義”的手法高明和影響深遠。

毛詩序嚴格按照時代次序，論詩注重講“興義”，是毛詩的兩大特點。這兩大特點，對于《詩經》具有經書神圣性質是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的。試想，在儒者心目中作為經典的《詩經》，若次序混亂，無規則可尋，這豈不亂了套，又怎能使人信服。而且我們還應當看到《詩經》中的一些篇章如果不通過“興義”來表達所謂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深意，那豈不是無深意。三家詩對于前者似乎有所考慮，但對于后者雖有所考慮，但卻是一味地用歷史故事來進行牽強說教，毛傳雖也有牽強附會的解詩處，可是它講“興義”，這樣它的道理似乎顯得更深。博學多識的鄭玄也正是看中了這一點才為它作注的。

自鄭氏箋《詩》，毛詩日益流行，三家詩逐漸衰退。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序例》：“東漢之際，古文大興，康成兼通古今，為毛作《箋》，遂以翼毛而抑三家??魏晉以降，鄭學盛行，讀《鄭箋》者必通《毛傳》。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繼則一宗鄭者而匿毛；終且以從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9]王氏尊信三家，不信毛說，但是他認為今文盛而衰，古文衰而盛，其重要原因在于鄭氏為《毛傳》作箋，卻是所言不妄，基本符合歷史事實。自《鄭箋》后，毛詩大行。東漢以后，毛鄭幾乎不可分割。雖然《鄭箋》采用了一些三家詩的說法，與《毛傳》不完全相同，魏晉時曾引起過爭論，但自此后，與《毛傳》并行。至唐時，由于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和科舉考試的需要，唐王朝編纂《五經正義》。孔穎達奉敕編纂《毛詩正義》，又稱《孔疏》。《孔疏》是在《毛傳》、《鄭箋》的基礎上加疏，由于《孔疏》集漢魏《詩》學之大成，從而最終使得《詩》學定于一尊。

另有一點還要提及，我國古代一些詩文作品，大都是由于被編入某一總集才得以保存并流傳至今。從這一點來講，“編纂”在我國古代文化的傳播或保存中是起著重大作用的。魏晉時期，由于盛行佛學，敷座說法為釋家所倡。這種風氣也漸漸影響儒家，六朝“義疏”盛行。就《詩經》而論，其所疏內容，大都為衍毛鄭之義。作為毛詩學派重要學術思想載體的《毛傳》《鄭箋》由此更進一步廣泛流傳。對于這一點，在毛詩的流傳過程中似亦不可忽視。

三家詩先后亡佚、毛詩后傳獨出，既是自身學術發展的規律，也是時代和政治諸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一個客觀的歷史事實。通過對這一歷史事實的翻檢和探索，不僅有利于我們更深刻地了解毛詩治學的特點，推進對于《詩經》的進一步研究，而且對于我們研究漢代詩學研究的特點也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再者，從毛詩本身來看，自先秦已降經過文獻載體的變遷，文字異形，語言異聲的變化，歷史仍留給了我們一部完整的《詩經》文本，直到今天仍可寫可讀可解，較之三家詩的亡佚，無疑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今本《詩經》，就是“毛詩”。漢儒傳《詩》，使《詩》經學化，固然有對《詩經》的曲解、附會，但漢代形成的詩教傳統和說詩體系，不僅對《詩經》的研究，而且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