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選考試大綱教材目錄：黨史、黨的學說黨的建設、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第四部分）

中共黨史

１．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時期 第一節：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時期

一、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和辛亥革命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國社會及人民革命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華民族以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曾經創造出世界上獨領風騷的燦爛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當歐美一些國家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確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從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的時候，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者卻盲目地以中央帝國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閉，拒絕擴大與外國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輝煌之中。而事實是，原來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國的歐美國家，這時已遠遠地跑在了中國的前面。

盛世已蘊含著衰敗，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紀中葉，急于向外擴張的英國，以鴉片和炮艦打開了清王朝這個封建專制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被突如其來的外來因素打斷了。

在此之前，中國封就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這種發展，對中國社會經濟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一方面，則促進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給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

這種情形，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刺激和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某些破壞，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于新式工業，中國的資本主義生長起來并得到初步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促進了封建社會的解體，但與此同時，封建剝削制度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著明顯優勢。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并沒有使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變成一個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個方面的變化。

另一個方面的變化，是外國資本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國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國的民族資本得到發展，而是要尋求更廣大的市場，掠奪更多的資源，攫取更豐厚的利潤。為了這個目的，外國列強對中國采用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手段。盡管中國在對外關系中仍保持著獨立國家的形式，但在實際上已被納入不平等條約體系，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嚴重破壞，清朝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這種狀況，使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

上述重大變化，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淪落到深重苦難和極度屈辱的境地。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嚴重地阻礙著中國的社會發展和政治進步，成為民族災難和人民痛苦的根源。這樣，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在這兩大任務中，前一個任務為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對外國列強的侵略，擺脫封建專制的統治，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解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問題，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嚴酷的現實，激起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外國資本一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可是，歷次反對外國侵略的戰爭也好，太平天國的農民戰爭也好，鼓吹愛國救亡和變法圖強的戊戌維新運動也好，號召“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也好，一次次地都失敗了。

中國人是帶著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恥辱進入二十世紀的。那時，展現在中華民族面前的是一片瀕臨毀滅的悲慘前景。中國人民在進行各種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來革命了。

二十世紀中國最初的革命領導者，是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中國社會內部新的社會力量——無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初步成長起來，從而引起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但是，由于這時無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因此它所參加的某些斗爭，還處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之下。

民族資產階級得到初步發展并登上政治舞臺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氣象。1905年，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發起成立同盟會，提出了實質上是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政治綱領，并努力用革命手段來實現這個綱領。

1911年10月，辛亥革全爆發。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就此結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開創了比較更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開了社會進步的閘門，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并為此后革命斗爭的發展，特別是為后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所經歷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孫中山因領導這場革命而成為二十世紀初期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沒有一個完整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沒有形成一個能夠勝利地領導這場革命的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究其根本原因，是領導這場革命的中華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很大的軟弱性。它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同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下層勞動群眾嚴重脫離，并害怕發動他們。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革命派沒有力量更沒有勇氣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進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舊的反動勢力的妥協而告終，革命的果實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沒有受到削弱，封建勢力依然在中國每一個角落盤根錯節。中華民族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一個也沒有解決，中國人民依然生活在貧窮、落后、分裂、動蕩、混亂的苦難深淵中。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又失敗了。它的失敗，給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深刻的啟發，使他們逐漸覺悟到必須另外控錄新的救國救民的道路。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呈現出人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番景象：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倒行逆施相呼應，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從西方學來的多黨制、議會制，成為各派軍閥、官僚、政客借以爭權奪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再次記錄下中國的奇恥大辱；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并以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為背景，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之中。

面對殘酷的現實，資產階級革命派并不甘于失敗。孫中山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爭，但屢遭失敗，陷入困境。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滿不懷著對實行議會制的真誠和期望而奔走呼號，慘遭北洋軍閥的卑鄙暗殺。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等，換來的是反動軍閥的瘋狂鎮壓。這樣那樣的救國方案都試過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國的先進分子中，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要救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消沉、苦悶和仿徨中走出來，再次在心中燃起熱切的期待，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猶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掀起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這場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奏。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沖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的過程中，也發生過片面性的缺點，夸大了東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也當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偏向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在此時的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明顯暴露出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這就逐漸引起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和批判。正是這種懷疑和批判，為他們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于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群，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一個新的遠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

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勝的協約國一方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鍬。會議不顧屬于戰勝國一方的中國的權益，規定戰敗的德國將在中國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轉交給日本。消息傳到國內，激起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怒，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運動如火山爆發般地開始了。

5月4日，北京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示威，掀起愛國風暴。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嚴厲鎮壓下，這場風暴一度轉入低潮。從6月3日起，學生重新走上街頭擱，又有大批學生被捕。在此重要關頭，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舉行聲援學生的罷工，參加人數達六七萬。隨后，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國，擴展到20多個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運動突破青年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規模的群眾性革命運動。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斗爭的主力由學生逐漲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眾的壓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釋放被捕學生，宣布罷免親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國代表終于沒有出席巴黎和約的簽字儀式。

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

在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親眼看到工人階級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往民間去”，到工人中去開辦學校、組織工會。這些人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骨干。

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巴黎和會的實際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1920年四五月間，《東方雜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蘇俄政府發表的第一次對華宣言這個宣言宣布“廢棄（沙俄在中國境內享有的）一切特權”。中國人民從蘇俄政府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對社會主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感觸。這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給予了有力的推動。因此，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是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時，各種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刊物上紛然雜陳。然而，馬克思主義以其先進性、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中國的先進分子。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最終選擇科學社會主義，先后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是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運動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傳播中，李大釗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1920年9月，陳獨秀發表《談政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湖南學生運動領袖毛澤東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間，熱心搜尋并閱讀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陳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等，也先后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會會員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等，也在這時開始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些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認定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是他們自覺地在實踐中經過反復比較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注意同工人群眾結合，同中國實際結合。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三、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著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成立于 1919年3月）的幫助。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他們先后在北京、上海會見李相釗和陳獨秀，討論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并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它起到了在全國范圍內建黨的發起組和聯絡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利為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以后，主要開展了幾個方面的活動：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二是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幫助一批進步分子劃清科學社會主義同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界限，最終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三是通過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會的工作，使工人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階級覺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團組織，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斗爭，為黨培養后備力量。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所進行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使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上具備了。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廣州的陳獨秀派遣，也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列席會議。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李達、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擁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夠為中國革命指明前進的方向。正題個個黨，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光明和希望。雖然這時它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

但是，中國共產黨是在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開展活動的，從何處著手進行革命，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正確地結合起來，搞清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和聯系，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民主革命綱領，需要有一個探索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注意在斗爭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和分析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黨逐漸認識到，中國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還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剝削，而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軍閥的統治。1922年1月，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出席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指明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對于黨制定當時的革命綱領給予了直接的幫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通過對中國經濟政治狀況的分析，揭示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二大就在全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黨的二大通過的決議案提出把黨建設成一個革命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提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旗幟鮮明地展示了黨的先進性。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

二大還通過決議案，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選擇，對后來的中國革命產生過積極作用，但也帶來過消極方面的影響。

二大選出由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五名委員和三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陳獨秀為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建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在黨的領導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在持續十三個月的時間里，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參加人數在30萬以上。其中，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開灤謀礦工人大罷工最具代表性，充分顯示出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發的京漢鐵路三萬名工人大罷工，使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達到頂點。2月7日，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軍閥吳佩服調動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血腥鎮壓罷工工人。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和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等先后被殺害。二七慘案發生后，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這個時期黨領導的工人斗爭，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第一，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僅僅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是不夠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沒有起碼的民主權利，幾乎所有規模較大的工人斗爭都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因此，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僅僅依靠罷工或其他合法斗爭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帶著這些經驗教訓，進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時期。

２．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第二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第一次國共合作到延安整風)

一、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的興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革命運動，似滾滾洪流席卷中國大地，人們通常把它稱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

這時的各種革命力量，遠不如統治著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采取積極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正在這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于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作出的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的決議傳到中國，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時的國民黨大體上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在幾經挫折后，沒有多少實力，而且成分復雜，組織松散。但它有幾個不容忽視的優勢：一是它的領袖孫中山在人們心目中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國南方建起了一塊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進行活動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三是孫中山在經歷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領導的革命必須改弦易轍，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歡迎蘇聯援助中國革命。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準備建立統一戰線時，首先同國民黨合作是經過慎重選擇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人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三大還明確規定，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三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

三大以后，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不久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產黨員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民族主義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義則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兩大原則。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在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找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內部情況相當復雜，但它已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國民黨一大的成功，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這次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的革命力量，很快開創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1924年7月，在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名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1925年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1924年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后由共產黨人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的骨干。

在共產黨人的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附近的黃埔，通稱黃埔軍校）。1924年5月，黃解軍校開學，孫中山兼任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償為黨代表。11月，旅法歸來的周恩來（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出任軍校政治部主任，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56人，占總數的十分之一。

在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著。1924年10月，具有進步思想的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帶，并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他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一股向著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猛烈沖擊的革命洪流的同時，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系逐步復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ZZ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這次大會的歷史功績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并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系。但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的種種復雜問題，大會沒有作出具體回答，對建立政權和武裝的極端重要性仍缺乏認識。

四大選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后不到兩個月，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巨大悲痛。國共兩黨組織各界人民舉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國民革命的呼聲在全國各地更加高漲。一場新的大規模的革命風暴就要來臨。

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是從1925年的五卅運動開始的。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被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30日在租界內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13人，傷者不計其數。此后幾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人的事件。這些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形成有25萬人參加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由共產黨員蘇兆征擔任委員長，處理罷工事宜，對香港實行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堅持十六個月之久。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到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起黨的組織。

在五卅運動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后，將黃埔軍校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先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6個軍，共8.5萬人。共產黨員周恩來等擔負起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國共兩黨通力合作，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盤踞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部和廣東南路的軍閥鄧本殷部，并平息滇軍、桂軍在廣州發動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舉行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為嚴重的是，蔣介石因在創建黃埔軍校和統一廣東根據地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謀取主管軍事的權力，其影響和地位已大大增強。他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

在國民黨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反共活動面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如果同國民黨新右派進行斗爭，必將導致國共關系破裂，因而主張妥協退讓。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也堅持這種意見。中共中央只能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使得妥協退讓的意見在黨內占了上風。

1926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國民黨右派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占了優勢。3月18日，國民政府海軍局代理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奉命派中山艦到黃埔后，立刻謠言四起，說是要劫持蔣介石。3月20日，蔣介石以所謂中山艦事件為借口，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監視并軟禁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結果，使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這一事件后，汪精衛稱病去職，蔣介石為取得最高權力又邁進了一步。在5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所謂《整理黨務決議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協退讓，決議案獲得通過，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人都辭去職務，蔣介石卻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后又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但是他的實力有限，還需要得到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沒有立刻同共產黨公開分裂。這時已到北伐戰爭的前夜。北伐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蔣介石手中這個事實，表明革命形勢雖然在迅速發展，但已經埋伏著嚴重的危機。

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大革命的失敗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主要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派勢力，其兵力達70萬人。這時，國民革命軍除廣東原有的6個軍外，增加了新歸附的第七、第八軍，共有10萬人左右。針對敵我兵力懸殊的形勢，國民革命軍在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戰略方針。

根據這個戰略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先頭部隊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師北伐。在沿途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勢如破竹。到9月6日、7日，兩湖戰場的北伐軍分別占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圍困月余的武昌，全殲吳佩孚部主力。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于11月初殲滅孫傳芳部主力，占領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戰而下福州。北方馮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揮軍南下。11月間，國民軍聯軍已控制陜西、甘肅等省。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也已控制西北地區，準備東出潼關，響應北伐軍。北伐戰爭勝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戰爭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勝利，是國共合作結出的豐碩成果。在北伐過程中，國共兩黨之間雖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團結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對敵。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在作戰中舍生忘死，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成為贏得“鐵軍”稱號的第四軍中英勇善戰的一支部隊。共產黨人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有著明確的革命目標和不怕犧牲、英勇作戰的革命精神。共產黨人還在發動工農群眾方面作出巨大貢獻，使北伐軍所到之處，都能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援。此外，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蘇聯提供的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工農運動以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廣大農村，到處燃起革命的烈火。農民建立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把統治幾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土豪劣紳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仿效省港大罷工的經驗，組織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相繼舉行罷工，大都取得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兩次發動的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群眾性的反帝斗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未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帝國主義列強認定蔣介石等所代表的勢力同樣是反共的力量，開始對他們進行拉攏。不少原來屬于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蔣介石的改編，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蔣介石身邊。

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的反共面目公開暴露出來。他提出要把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贛州、九江、安慶等地都發生殺害共產黨人和搗毀總工會、國民黨左派控制的黨部等嚴重事件。南方革命陣營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蔣介石右派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了。

這時，共產黨人本來應該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部分地方政權，以便應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可是，中共中央忽視對軍隊的爭取，片面地著重于民眾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然襲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敗的趨勢，已很明顯了。

面對革命陣營隨時可能發生分裂的嚴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既要防止“軍事政權”的“向右”，又要防止民眾運動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如何生存并堅持斗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采取消極壓制的方針，造成的后果極其嚴重。會后，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開始在實際工作中得到貫徹。

對于這種右傾錯誤，黨內一部分同志進行了抵制和反對。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32天考察。他在所寫的考察報告中，尖銳地批駁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種種責難，論述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翟秋白等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推進到上海近郊時，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發動總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戰斗，占領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并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次起義的勝利，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進市區。3月24日，北伐軍占領南京。當天下午，游弋在長江江面的英、美軍艦借口保護僑民，猛烈炮轟南京，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后，蔣介石加快了勾結帝國主義實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蔣介石等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覺察，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這樣，由陳獨秀出面，同剛從海外歸國的汪精衛于4月5日發表聯合宣言，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謠言”，要求“不聽信任何謠言”。汪陳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放松警惕，誤以為局勢已經緩和下來。

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眾舉起屠刀，發動反革命政變。隨后，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僅廣東一地，被捕殺者就達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28日，李大到在北京英勇就義。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國內政局迅速逆轉。除以張作霖為首的北京政府外，蔣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與武漢的國民政府相對立。這就在全國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漢三個政權峙的局面。

這時的武漢政府基本上還是革命命的政府，直接管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遷到武漢后，繼續同在武漢的國民黨人合作。

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80多人，代表黨員57967人。大會未能對武漢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確的分析，導致了對汪精衛一派的右傾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為全黨指明方向。

黨的五大第一次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并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陳獨秀為總書記。五大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未能解決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問題，自然無法遏制愈來愈惡化的局勢。

黨的五大閉幕后，武漢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企圖以讓步來拉住汪精衛集團。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能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

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已在公開地準備政變，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雖然發得遲了一點，但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于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敗了。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因而獲得很大的勝利。但是，這時的黨終究還處在幼年時期，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方面都缺乏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較深刻了解的黨。因此，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動搖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勢力的欺騙，沒有能夠領導全黨采取果斷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敗就難以避免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他們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曾經造成很大聲勢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然具有深遠的意義。通過這場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成為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發展，千百萬工農群眾開始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黨還開始掌握一部分軍隊。尤其是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復，黨經受了深刻的鍛煉和嚴峻的考驗。所有這一切，為黨領導人民把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三、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后，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范圍內的統治。時個政權對外實行反蘇、親帝的政策，對內竭力維護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和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因此，同北洋軍閥一樣，它仍然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

在這樣的政權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必須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須直接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然而，這時的黨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黨內思想異常混亂，一些同志和不堅定分子離開黨的隊伍，黨員數量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與此同時，工農運動走向低沉，相當多的中間人士同共產黨拉開了距離。事實表明：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

但是，在嚴峻的生死考驗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變得十分黯淡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繼續戰斗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斷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

為徹底清算并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方針，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并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給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中國共產黨人在黑暗中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以血與火的抗爭回答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組織武裝起義。

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二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10月初，起義軍在南下廣東途中遭到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民武裝匯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入湘南。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八七會議后，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并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于9月9日發動。在進攻長沙受挫后，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決定到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后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12月11日，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退出廣州的起義軍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參加革命斗爭，一部分到廣西左、右江一帶同農民起義軍匯合。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除了這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外，黨還先后領導了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陜西等地區的武裝起義。到1928年初，黨先后發動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一部分很快地失敗了。它們的失敗證明：在中國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大多活動在位于數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偏僻農村地區，這就為后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盡管這時黨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革命形勢依然處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沒有認清形勢。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這次會議后，一些地區盲目暴動帶來的慘痛失敗，使中共中央冷靜下來重新考慮問題。1928年4月，中央臨時政治局發出通告，承認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至此，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為什么革命處在低潮而黨內卻會出現“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呢？這是因為中共中央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對敵人野蠻屠殺的滿腔憤恨和復仇渴望，像一團烈火燃燒在許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們容易產生一種近乎拼命的沖動，并把一部分先進分子的認識水平誤看成是廣大群眾的認識水平。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在各地武裝起義蜂起的時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放在城市。實際上，從外國搬來的“城市中心論”是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在如何認識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這里后，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的破裂的時機，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剿”，并全力進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有了初步基礎。

朱德、陳毅率部分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當地農民舉行湘南起義后，向井岡山轉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澤東率領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在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邊界蘇維埃政府后，紅四軍接連擊破國民黨軍隊的三次“會剿”，井岡山根據地得到發展和鞏固。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平江舉行起義，組成紅軍第五軍，12月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

根據地的武裝斗爭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的初始階段，主要任務是發動農民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工作只在個別地區試行。隨著根據地的逐步穩定，1928年5月至7月，在邊界各縣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紅軍中有人對于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回答了這個問題。決議指出，由于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以至連續不斷的戰爭。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種條件堅持下來并得到發展。只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革命形勢，有很好的黨并制定正確的政策，有很好的群眾，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和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紅色政權就能夠存在和發展。

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代表著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以及在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的成功實踐，不僅為各地起義部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四、革命運動的復興和紅軍反“圍剿”的勝利

為了認真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革命斗爭的路線和任務，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84人。大會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在一系列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大會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形勢是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目前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盡管六大存在著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于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以及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缺乏必要的認識等缺點，但大會決議傳達貫徹后，大體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革命運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黨的六大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審查委員會。會后，六屆一中全會選出中央政治局，并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李立三等三人為常委會候補委員。由于片面強調領導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義，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他雖被選為中央主要負責人，但實際上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黨的六大后的兩年間，出現革命走向復興的局面。大革命失敗后似乎已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的斗爭，又重新壯大起來了。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黨的建設，黨的組織有了較大發展。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召開時，黨員已達到6.9萬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萬多人。1930年底，黨在全國17個省恢復了省委和許多特委、市委、縣委的組織。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創造了從事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中共中央在實際工作中強調必須切實地深入群眾，從下層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開工作結合起來，黨的干部要做到“職業化”和“社會化",使一度遭到嚴重破壞的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到1929年底，全國赤色工會會員及其影響下的工人群眾，共有近四萬人。農民抗租、抗糧、抗稅的斗爭，城市貧民反對苛捐雜稅的斗爭，以及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等，也都有所發展。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強了對特科工作的領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特科在保衛黨中央的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叛徒、搜集情報、配合紅軍和根據地的斗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強了對各地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領導。這個時期，重要的根據地有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等。各根據地的黨組織抓住軍閥混戰的時機，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開展游擊戰爭，使紅軍和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毛澤東、朱德等領導開辟的贛南閩西根據地。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西南出擊。隨后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并向閩西發展。贛西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地立武裝有很大發展。1930年6月，贛西南、閩西地區的紅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敵委員會書記，共有兩萬余人，成為紅軍中戰斗力最強的部隊之一。8月，紅一軍團同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三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

毛澤東在領導紅軍創建根據地的過程中，自覺地把黨領導的農民戰爭同舊式農民戰爭嚴格加以區別。在井岡山時期，他在給中央的個報告中指出：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發生錯誤的。

為了解決在農村環境中保持黨和紅軍的先進性的問題，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多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案。它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決議案總結創建紅軍和農村根據地以來的經驗教訓，著重強調加強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用無產階級思想來進行黨和軍隊的建設。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解決了就農村環境中，在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卿先鋒隊性質和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會議選出紅四軍新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

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內，土地革命有很大發展。1929年4月，毛澤東主持制定江西興國縣《土地法》。次年春，興國等縣全面展開分田運動。毛澤東總結井岡山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以來的經驗，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則。在實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貧苦農民向著封建土地制度猛烈開火這個事實，使廣大農民迅速分清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紅軍進行革命戰爭、保衛和建設根據地的積極性。

贛南、閩西根據地的成功經驗，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經過艱苦的斗爭，到1930年夏，全國已有十幾塊農村根據地，紅漲發展到約7萬人，連同地方武裝共約10萬人。經過艱苦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懂得，農村根據地已成為積蓄和鍛煉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戰略基地。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圍剿”。

國民黨軍隊“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指揮下，貫徹積極防御的方針，實行“誘適度深入”等一整行之有效的戰術原則，先后粉碎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反“圍剿”的勝利，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擁有21座縣城、面積5萬平方公里、居民達250萬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結束不久，國民黨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多人在中共地下黨員趙博生和進步軍官董振堂等率領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寧都舉行起義，改編為紅軍第五軍團。這期間，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的反“圍剿”也取得重大勝利。

在各根據地不斷發展的情況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所以能夠堅持下來并走向復興，關鍵在于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把立足點由城市轉入農村，發動和依靠農民群眾，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各項建設事業，開展以農民為主體的長期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領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條前人沒有走過的獨創的道路，是在全黨的集體奮斗中開辟出來的。其中，毛澤東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他不僅在實踐中首先把武裝斗爭的重心轉向農村，創造出堅持、發展農村根據地的系統經驗，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從理論上初步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了闡明。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辟，以及有關這條道路的理論的初步闡明，是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作斗爭的結果。毛澤東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深刻闡明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極端重要性。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因為堅持這樣一條思想路線，善于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所以才能夠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表現出革命的首創精神、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深遠的戰略眼光，提出關于中國革命發展的戰略思想，從而為中國革命指明正確的道路。盡管革命的發展還會遇到挫折，但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正是沿著這條道路最終走向勝利的。

五、王明“左”傾錯誤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中國革命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局勢的好轉，加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

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李立三擬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使“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隨后，成立了實施這個計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黨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9月下旬，由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周恩來、霍秋白主持，黨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等對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全會前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開始得到糾正，全黨工作開始轉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可是，由于共產國際的干預，事情陡然間發生了變化。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是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的留蘇學生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在黨內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使中央難以正常工作。

王明還散發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他夸大中國革命反資產階級、反富農斗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急于奪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內的一個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宣稱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這些主張，實際上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于“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全會實際上批準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綱領。從這時起，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開始長達四年的統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張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左”，氣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論裝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為什么能夠上臺？原因在于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始終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的清理：黨的很多干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當王明搬出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嚇唬人，并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失去識別和抵制的能力。

六屆四中全會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出現一片混亂。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由于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王明要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即將前往中央根據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9月下半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的責任。

就在這時，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駐扎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動了進攻。四個多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亡國慘痛之中。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華事件。

這以后，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動。這時，擺在黨面前的問鵬是，正確認識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出現的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動。然而，臨時中央雖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張，卻不能正確認識并處理這些問題。它提出“武裝保衛蘇聯”一類脫離中國救亡實際的口號；繼續把中間勢力看作最危險的敵人，推行“左”傾關門主義的方針；作出的許多決議，使“左”傾冒險主義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發展。

“左”傾冒險主義的主觀蠻干，使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一批共產黨員堅持斗爭，團結宋慶齡、魯迅等愛國進步人士，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國民黨政府殘酷的文化“圍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過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傳播進步思想，并注意聯系中國的實際，創作出大量社會科學著作和文學藝術作品。以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等組織為核心的左翼文化運動，對推動中國近現代進步思想發展和促進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通過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干部，逐步地將錯誤路線推行到紅軍和根據地中。在錯誤路線影響下進行的肅反斗爭嚴重擴大化，使大批領導干部和戰士遭到殺害，給紅軍和根據地造成嚴重損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的許多正確主張，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左”傾錯誤領導對紅軍反“圍剿”斗爭的不利影響愈真切嚴重。

1932年夏，國民黨當局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后，立刻調集重兵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國民黨軍隊進攻的矛頭，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再加上“左”傾領導人的錯誤指揮，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和湘鄂西根據地的紅二軍團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據地，在向西轉移過程中，分別開辟了川陜根據地和湘鄂川黔根據地。

1932年底，國民黨軍隊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撤銷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周恩來、朱德從實際情況出發，指揮紅一方面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當第四次反“圍剿”進行時，臨時中央于1933年初遷入中央根據地。黨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并負責同共產國際的聯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間接連遭到破壞，到1935年7月停止活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破壞。

臨時中央遷到中央根據地后，在黨、紅軍和根據地內全面地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方針和政策。為了排除障礙，在組織上采取宗派主義的手段，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干部實行“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臨時中央在福建錯誤地開展反對“羅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路線”的斗爭，接著又在江西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侵）、古（柏）的斗爭。他們都是當時軍隊和地方的重要負責人，“左”傾領導人反對他們的主要矛頭，實際上是對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的。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先后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而以50萬軍隊從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根據地進攻。

這時，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負責軍事指揮。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夕”，使紅軍陷于被動地位；在進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極防御方針，實行分兵防御、“短促突擊”，企圖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拼消耗。這樣，戰局的發展對紅軍日漸不利。

1933年11月，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并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這對紅軍打破第五次“圍剿”是一個有利的機會。但“左”傾領導人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不肯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結果使紅軍坐失良機。蔣介石在打敗第十九路軍后，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四面包圍。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這次全會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宣稱中國革命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階段，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的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經過十八天血戰，廣昌失守。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根據地，踏上向酉突圍的征途。此前，為了宣傳和推動抗日，調動和牽制國民黨軍隊，還組成以方志敏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隊，但這支深入敵后的孤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方志敏被俘后，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義。

黨的六大后，革命運動出現復興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國國情、卻得到共產國際信任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結果導致除陜北以外各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給黨和紅軍造成巨大損失。這個教訓是慘痛的。

六、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和紅軍長征的勝利

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后，“左”傾領導人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并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隊布置的四道封鎖線之后，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銳減到三萬多人。在嚴酷的事實面前，黨和紅軍內部對錯誤領導的不滿并要求加以改換的情緒愈益明顯。一些曾支持“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在逐步改變態度。

這時，蔣介石察覺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立刻調兵遺將，等侯紅軍到來。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建議放棄同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他的主張得到許多人的贊同。紅軍占領湖南通道城后，轉入貴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決定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上，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主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張聞天作反報告，毛澤東、王稼祥作了重要發言。他們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戰略轉移中實行退卻逃跑的錯誤。經過激烈爭辯，多數人同意張聞天、毛澤東等人報告和意見，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是不正確的。會議將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會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修關的轉折點，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地變換作戰方向，四次渡過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敵軍重兵之間。在渡過金沙江后，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紅軍嚴格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順利地通過四川境內的大涼山彝族地區，趕到大渡河畔的安順場渡口和滬定城鐵索橋邊。隨后，強渡天險大渡河，翻越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區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為確定會師后紅軍的行動方針，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不久，張國燾卻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給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后的有利形勢蒙上了陰影。

8月初，紅軍分編為左、右兩路軍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8月下旬，右路軍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可是，張國燾堅持南下。9月9日，他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

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電張國燾，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并將北上紅軍改稱陜甘支隊。

9月17日，陜甘支隊在彭德懷的率領下一舉突破甘南天險臘子口，占領哈達鋪，從報紙上了解到陜北根據地和紅軍活動的情況。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決定前往陜北，同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率領的紅十五軍團（由陜甘根據地的紅二

十六、紅二十七軍同從鄂豫皖根據地先期長征到達的紅二十五軍合編組成）會師。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中央紅軍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十一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終于實現了戰略大轉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經南下的張國烹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責令他立即撤銷另立的“中央”。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受到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反對，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紅軍在作戰中傷亡很大，到4月間只剩下四萬多人。這時，中共中央一再電令紅四方面軍北上。從蘇聯歸來的張浩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名義致電張國燾，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這樣，張國燾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由任弼時、賀龍等領導的紅

二、紅六軍團，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歷經艱險，在1936年7月2日同紅四方面軍會師于川康邊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紅

二、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經過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的力爭，并得到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許多干部戰士的支持，紅

四、紅二方面軍終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間先后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將臺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會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

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二萬多人奉中革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央決定稱西路軍。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浴血奮戰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但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慘烈地失敗。

在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項英、陳毅等的領導下，獨立地堅持了三年之久的極端艱苦的游擊戰爭。他們在同中央失去聯系并被敵人分割封鎖的條件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留下堅持斗爭的瞿秋白、何叔衡等許多人壯烈犧牲。

這一時期，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在楊靖宇等的領導下，堅持艱苦的游擊戰爭，后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基本力量。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雖然不多，但這是黨的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骨干。紅軍在長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長征中紅軍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巨大動力。正當抗日烽火即將在中華大地上燃起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在接近抗日前線的陜甘地區勝利會師，其重大歷史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七、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陜甘地區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撇主義，加緊華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戰云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面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后爆發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斗爭。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愛國人士、愛國團體也紛紛成立各界救國會，要求停止內戰，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爭迅速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已處在政治大變動的前夜。把各種要求抗日的力量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敵，這一使命歷史地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通常被稱為“八一宣言”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不久公開發表。

中共中央結束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問題。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2月27日，毛澤東根據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起過程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表明黨已經克服“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不失時機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表明黨在繼遵義會議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和組織問題之后，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表明黨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黨采取切實措施，推進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華北重建和加強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各地黨組織，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先后派人到上海，與那里的黨組織重新建立聯系，并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5月，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與此同時，黨對駐扎在西北地區的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和以楊虎城為首的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之間，實際上已停止敵對行動。

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對日本的態度，在華北事變后也發生了變化。據此，中共中央通過多種渠道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并公開放棄反蔣口號，倡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這是黨根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國內階級關系變化的實際狀況而作出的一個重大政策變化。

但是，蔣介石仍準備對陜北根據地發動新的“會剿”。他于12月4日到達西安后，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開赴陜北前線“剿共”。在這種情況下，張、楊決定發動“兵諫”。12月12日凌晨，東北軍一部以迅速行動包圍臨潼華清池，扣押了蔣介石。同時，第十七路軍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蔣介石到西安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張、楊并向全國發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通電。這便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中國共產黨在事變前沒有與聞此事。事變一發生，張學良立刻致電中共中央，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酉安事變的方針。根據這一方針，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曰”等六項承諾。

西安事變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自此以后，內戰在事實上大體停止下來，國共兩黨關系開始改善。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國民黨將五項要求定為國策，共產黨愿意實行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這四項保證是對國民黨的大讓步。這種讓步是有原則的，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也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消除兩大政黨和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引起巨大反響，并得到國民黨內部抗日派的贊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此后，延安成為指引中國革命方向、照耀中華民族前程的紅星。

在中國革命進程和國共關系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大力加強黨自身的思想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蘇區代表會議，批準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接著，又召開黨的白區代表鍬。7月和8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授哲學（其中的兩個部分后經修改，以《實踐論》）、《矛盾論》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辯證法的高度，著重揭露和批判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主觀主義錯誤。這些都為迎接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準備。

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等，同國民黨領導人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舉行多次談判。盡管局勢發展還有跌宕起伏，阻止內戰的大勢已經出現，國共兩黨的高層談判已經開始。歷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轉地向著實行團結抗日、共御外侮的階段發展。

從大革命失敗到抗日戰爭前夕的十年，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繼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黨曾兩次經受嚴峻的考驗：一次是大革命的失敗，一次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險惡環境中，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埋頭苦干，度過最黑暗的時刻，奇跡般地開創出新的局面。這十年的歷史證明：那種理論脫離實際，照搬照抄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或由一個遠離中國的國際指揮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的做法，都是錯誤的。這十年中，黨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幾度犯過“左”的錯誤，但終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汲取教訓，實行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實現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把中國革命推向了新的階段。

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和全面抗戰路線的制定

1937年開始的全國抗日戰爭，既是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照，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重要時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的德、意、日三國企圖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結為反共同盟，成為歐洲和亞洲的戰爭策源地。經過長期的準備，日本帝國主義于1937年7月公然發動大規模的全面侵華戰爭。

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突然向中國駐軍進攻，中國官兵奮起抵抗。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

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抗日的大旗，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就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愿意“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黨的各級組織積極動員人民群眾參加抗日戰爭。

為促進國共兩黨實現團結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等再上廬山與國民黨談判。周恩來等向蔣介石送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

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和共產黨倡議國共合作抗戰的情況下，蔣介石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表示了準備抗戰的決心，但還沒有完全放棄對日媾和的企圖。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把戰火從華北燒到華東。8月13日，中國軍隊在上海奮起抗戰。國民黨當局在其統治受到致命威脅時，急欲調動紅軍開赴前線，因而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愿望。8月，國共兩黨達成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等協議。

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命令（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鄧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三個師：第—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第一二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全軍共4.5萬多人。接著，在南方八省邊界地區的紅軍和游擊隊除瓊崖紅軍游擊隊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下轄四個支隊，全嫩1.03萬人。紅軍改編后迅速開赴抗日前線。國共兩黨軍事上的合作，推動了全國抗戰和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1937年9月，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陜甘寧邊區，轄23個縣，人口約150萬，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國共產黨的多次催促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9月22日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標志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全國各族人民、各進步黨派、抗日團體和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以及海外僑胞熱烈歡迎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華民族空前的大團結，對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有重大意義。

中國的抗日戰爭怎樣才能走向勝利？黨從抗戰一開始就提出了一條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對日作戰，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黨認為，中國是有力量進行抗戰并最后取得勝利的，這種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廣大人民中，只有動員和組織人民，才能抵御強敵，才能引導中國抗戰取得最后勝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實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廢除國民黨的***，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適當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實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財政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使抗日戰爭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這是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體現。綱領所闡明的黨在抗戰時期的基本政治主張，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具體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不愿放棄***，害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因此拒絕實行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而采取單純由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甚至企圖通過對日作戰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盡管如此，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路線卻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爭取勝利的旗幟。在全面抗戰路線的指引下，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人士以更高昂的愛國熱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戰爭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中國共產黨堅持以民族大義為重，制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戰略、策略，實施動員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確路線、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歷史主動權，成為團結全民族抗戰的中堅力量。

九、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為著貫徹執行全面抗戰路線，黨作出了開辟敵后戰場的重要戰略決策。洛川會議指出，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會議確定人民軍隊的戰略任務是，到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和擴大人民軍隊，打敗日本侵略者。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既服從于民族解放戰爭的總體戰略，又充分發揮人民軍隊的優勢，在政治上保證好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因而是人民軍隊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抗戰的正確方針。

八路軍剛開赴抗日前線時，主要是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以少部兵力進行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武裝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五師主力在晉東北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殲敵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取得全國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大勝利，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精神和抗戰信心，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接著，八路軍又配合國民黨軍進行了忻口戰役。

國民黨在抗戰初期表現出一定的抗日積極性。國民黨軍隊先后進行平津、淞滬、忻口、徐州及保衛武漢等戰役，并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再加上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日軍叫囂的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但是，由于敵強我弱的總形勢和國民黨實行片面抗戰路線，正面戰場的戰局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許多重要城市和富饒地區失陷。日軍在中國土地上大肆燒殺淫掠，中國人民遭受深重災難。1937年12月，日軍占領中國首都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慘案，中國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體槍殺、焚燒、活埋及用其他方法處死者，達30萬人以上。日軍在其他地方屠殺中國人民的慘案不計其數。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軍和黨領導的山西新軍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敵后實行戰略展開，分兵發動群眾、武裝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開辟抗日根據地。1938年1月，敵后第一個由黨領導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響政委員會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軍也挺進大江南北，開赴蘇南、皖南、皖中等地區，創建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

在敵后抗戰的艱難條件下，黨領導人民軍隊同群眾結成血肉相連的關系，最初依托山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牽制、打擊日軍，取得巨大成績。到1938年10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人，先后創建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蘇南、皖中等抗日根據地。戰斗在白山黑水的東北抗日聯軍也十分活躍，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打擊敵人。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敵后戰場的戰略總后方。大批愛國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經過培養訓練后，又從這里奔赴抗日前線。

隨著敵后抗日游擊戰的發展，中國抗日戰爭逐漸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個戰場，一個是主要由國民黨軍隊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產黨軍隊為主的敵后戰場。敵后戰場的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對穩定全國戰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國抗戰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條件。

全國抗戰開始后，由于戰爭局勢的復雜，許多人對戰爭將如何發展認識不清，“亡國論”、“速勝論”等有相當大的影響。澄清這些錯誤觀點，指明抗日戰爭的基本走勢，是指導抗日戰爭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的講演，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集中全黨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國經過持久抗戰奪取最后勝利的客觀根據，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才能取得最后勝利，強調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論持久戰》以馬克思主義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繪出抗日戰爭發展過程的完整藍圖，深刻闡述了黨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是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同時對全國抗戰的戰略指導也產生了影響。

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黨以很大力量加強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以推動國民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長江局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抗戰中心武漢成立，統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發展長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運動，迅速恢復和建立了各級黨組織，發展了大批黨員，積極領導以武漢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眾運動。中共代表團同時駐武漢，負負同國民黨聯系和談判。八路軍、新四軍先后在西安、蘭州、武漢、重慶、桂林等地建立辦事處，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在漢口公開出版。黨從原來比較狹小的環境中走出來，和國民黨統治區的各界人士進行廣泛而直接的接觸，宣傳抗日民主主張，初步打開新的工作局面。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共產黨人還參加了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在一段時間內國共合作的關系比較融洽。

但是，由于國共兩黨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實行不同的抗戰指導路線，統一戰線內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銳的矛盾和斗爭。在統一戰線中，是堅持全面抗戰路線，還是實行片面抗戰路線？這對抗戰成敗和黨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黨中央記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抗戰初期就提出必須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即既統一又獨立，對國民黨采取有團結有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保持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放手發動群眾，實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沖破國民黨的限制和束縛，努力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實質上就是力爭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這是把抗戰引向勝利的中心一環。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王明從蘇聯回國抵達延安。他根據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關于中國抗戰應該依靠國民黨的指示精神，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活動限制在國民黨允許的范圍內。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對黨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擾了全面抗戰路線的貫徹執行。

中共中央對王明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蘇聯，如實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的抗戰情況、國共兩黨關系脫所采取的路線和政策。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傳達工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央要以毛澤東為首來解決統一領導。這為六屆六中全會的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8年9月至11月，黨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全會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在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重申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戰。會議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會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原則，號召全體黨員加強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研究抗日戰爭的現狀和趨勢。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迅速發展。

十、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

1938年10月武漢和廣州失守后，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侵華策略，停止對正面戰場的戰略性進攻，而將主要力量用于打擊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占領區加緊扶植傀儡政權，建立和發展漢奸組織。這對中國的抗戰局勢產生了影響。

在日本的政治誘降和英、美等國的勸降下，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1938年12月，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親日派公開投敵，并拼湊偽中央政權。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各地接連發生襲擊、殺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使國家政局空前復雜。黨從抗戰的全局出發，明確指出：整個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始終是第一位的，各階級的利益必須服從全民族的利益。針對國內時局的逆轉趨勢，黨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賣國漢奸汪精衛，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

在日軍將敵后抗日根據地作為軍事進攻主要對象的情況下，黨領導人民抗日力量肩負起抗擊日軍的主要責任。根據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八路軍于1938年冬開始由山區向平原地區挺進，放手發動群眾，廣泛深入地發展群眾性游擊戰爭，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在晉察冀軍民反“掃蕩”作戰中，1939年11月，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加拿大共產黨員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在搶救八路軍傷員時不幸感染中毒，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

1940年8月，為了粉碎敵人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囚籠”政策，八路軍總部對華北日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以破襲敵人交通線為重要目標的進攻戰役。參戰部隊有105個團約20萬人，故稱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偽軍2.5萬余人，俘1.8萬余人，破壞鐵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毀大量敵碉堡和據點，繳獲大批槍炮和軍用物資，因而沉重地打擊敵軍，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進一步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

與此同時，新四軍各部貫徹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復雜地形開展游擊戰，建立了皖東、豫皖蘇、皖東北、豫鄂、蘇北等抗日根據地，堅持和擴大蘇南、皖中等根據地，溝通了華北與華中抗日根據地的聯系。在華南，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創建和發展東江、瓊崖等抗日游擊根據地，開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日格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 1940年底，黨領導的軍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余人發展到50萬人，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抗日根據地發展到跨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加上陜甘寧邊區共17塊近1億人口。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大量牽制、消滅日軍，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為中國抗戰的重心。

在淪陷區城市和交通要道，黨的地下組織實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徹底轉變工作方式，深入群眾，以隱蔽的方式開展抗日宣傳教育和統一戰線工作，領導人民進行多種形式的抗日斗爭，牽制敵人的兵力，打擊日偽統治，支持和配合了敵后游擊戰爭和抗日根據地的建立與鞏固。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取得新進進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領導下，南方局在統一戰線、黨的建設、宣傳文化、群眾工作等方面進行了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別重視爭取和團結中間勢力，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上、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著名知識分子等廣泛接觸，共商國是，使他們了解共產黨的主張，并逐步取得他們的信任，鞏固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在周恩來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在重慶成立，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支生力軍。南方局在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方面同樣取得很大成績，爭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團結抗戰的同情和支持，擴大了黨的影響。

黨在西北國民黨統治區的地方組織，領導和推動抗日救亡的群眾運動，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條件溝通黨和國際友人、海外僑胞的關系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支持和配合了陜甘寧邊區建設和全國抗戰。

黨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1939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黨給予堅決回擊。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制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余人，在向北轉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8萬余人圍攻，除約2000余人突圍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壯烈犧牲或被捕，軍長葉挺在同國民黨軍進行戰場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遇害。事變發生后，蔣介石竟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產黨采取軍事上嚴守自衛、政治上堅決反擊的方針。中共中央軍委宣布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毛澤東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的陰謀，提出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除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條解決辦法。周恩來在重慶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并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兩條充滿悲憤的題詞在《新華日報》登出，有力地揭露和聲討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

全國人民及國際輿論普遍同情共產黨，譴責國民黨當局消滅異己、破壞抗戰。國民黨頑固派陷于極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動不得不有所收斂。黨以大局為重的正確措置，使極度危急的國內時局得以扭轉，黨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黨深刻地總結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統一戰線的策略。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要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些策略原則使黨得以在復雜多變的環境里更加熟練而恰當地處理統一戰線中的各種棘手問題，避免犯“左”、右傾錯誤。

在此期間，針對國民黨大肆鼓吹“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等反共謬論，黨在政治思想戰線上同國民黨展開論戰，批判和揭露各種假三民主義，著重闡述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說明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新三民主義基本相同，但兩者又有區別，共產黨將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長期合作。這場論戰對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為了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宣傳，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闡明共產黨對于中國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見解，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關系重大的問題，更好地指導抗戰和中國革命，毛澤東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工作。他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獨創性經驗，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成兩步走，第一步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民主革命在五四運動以后已經不是資產階領導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新民主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觸質的根本標志是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是；政治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 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經濟上，沒收操縱國計民生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建立國營經濟；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并引導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允許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富農經濟的存在。文化上，廢除封建買辦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發展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不能畢其功于一役，但兩個革命階段必須也必然是相互連接的，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實現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綱領，也是為著將來實現最高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斯黨人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別是建黨以來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是毛澤東思想在抗戰時期最重大的理論成果。它的提出，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內容、領導權和發展前途等有了明確而完整的認識，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十一、加強根據地建設，開展整風運動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為猖狂，中國敵后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德國法西斯侵占了歐洲許多國家，1941年6月又揮兵東向，對蘇聯發動大規模進攻。12月，日本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進攻英、美等國在太平洋的屬地，挑起太平洋戰爭。國際法西斯成為世界人民的公敵。中共中央主張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加強同英、美等國的合作，反對共同敵人。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正式形成國際反法斯統一戰線。中國戰場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承擔著抗擊日本陸軍主力的任務。

日本法西斯企圖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決意加緊對華作戰。日軍在華北反復進行“治安強化運動”，對占領區人民實行殘暴的殖民統治、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空前殘酷的“掃蕩”、“清鄉”和“蠶食”，采取野蠻的燒光、殺光、搶光政策，使用毒氣和細菌武器，制造無人區，企圖摧毀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徹底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

在日軍瘋狂而頻繁的進攻下，敵后軍民傷亡很大，根據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毀壞，大批糧食和牲畜被搶走，加之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和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1億銳減到5000萬以下，人民軍隊由50萬人下降到40萬人。敵后抗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和抗日軍民沒有被困難所嚇倒。黨分析形勢后明確指出，人民抗戰面臨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日益接近勝利的暫時困難；要發揚革命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勝利。

黨領導敵后軍民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創造和運用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以及派遺武工隊等多種有效的殲敵方法，開展反“掃蕩”、反“清鄉”和反“蠶食”斗爭，給日、偽軍以有力的打擊、1941年至1942年間，人民軍隊共作戰4.2萬次，斃傷俘敵軍33萬余人。敵后抗戰牽制、消滅了大量日軍，成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支持。

敵后軍民在對敵斗爭中涌現出成千成萬的抗日英雄，表現了中華兒女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氣節。東北抗日聯軍主要領導人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在1940年2月與日軍的戰斗中犧牲后，殘暴的敵人割下他的頭顱，剖開他的腹部，發現他的腸胃里竟全是枯草、樹皮和棉絮，沒有一粒糧食。敵人為之震驚。“狼牙山五壯士”寧可跳崖也不投降的英雄氣概，連敵人也表示敬佩。

抗日根據地是全面貫徹和實現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線的堅強陣地。為克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黨采取多種有力的政策措施，進一步加強抗日根據地建設。陜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據地建設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準頒布《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全面地體現了黨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

根據地建設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設。黨在總結各地經驗的基礎上提出：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是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政府工作人員中實行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制”，容納各方面的人士，團結抗日的各階級、階層；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施政方針，保障各抗日階級的人權、財權，厲行廉潔政治。在經濟建設方面，黨號召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動員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組織勞動互助，提高耕作技術，推廣良種，特別是把減租減息作為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從1939年冬起，各根據地相繼實行減租減息，一般將原租額減少25％，規定年利息率一般為10％，其他雜租、勞役和各種形式的高利貸一律取締。大生產運動的廣泛開展，對于克服嚴懲的物質生活困難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根據地還開展文化教育建設，發展先進文化事業，為人民軍隊和根據地建設培養大批骨干力量，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

黨還在軍隊中開展擁政愛民運動，在人民群眾中開展擁軍優屬運動，進一步密切了軍民關系、軍政關系；在主力部隊和政府機關實行精兵簡政，減輕人民的負擔；統一根據地領導，協調對敵斗爭的步伐，等等。

黨在根據地內實行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義政策，使各項建設事業得到發展，奠定了堅持長期抗戰、克服嚴重困難的堅實基礎。抗日根據地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使中國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這一時期在全黨范圍開展的整風運動，對進一步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遵義會議后，黨糾正歷史上的“左”、右傾錯誤，在全黨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正確領導。但是，還沒有來得及對黨的歷史上的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造成過去“左”、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清算，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清算錯誤路線，教育全黨學會運用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方法處理中國革命中的具體問題，就成為加強黨的建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九十月間，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黨的高級干部開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政治路線上分清是非，達到基本一致的認識。這次會議初步統一中央領導層的思想，為全黨普遍整風作了準備。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5月，中共中央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發表講話并作總結，闡明了革命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

反對主觀主義，是整風運動最主要的任務。黨的歷史上反復出現的“左”、右傾錯誤，從思想根源來說都是主觀主義。主觀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要克服主觀主義，就必須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掌握一切從實際情況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施。反對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消除主觀主義在組織上和文風上的表現，也是整風運動的主要任務。

整風運動貫徹“懲能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著重于提高思想認識，團結同志，而不是對犯錯誤者進行組織處理。通過認真閱讀整風文件，聯系個人的思想、工作、歷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區或部門的工作進行檢查，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方法，使全黨提高思想認識，明確了努力方向。在全黨普遍整風的基礎上，從1943年9月起，黨的高級干部進一步討論和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由于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曾給幗革命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錯誤路線及其影響，成為整風運動的重要內容。一系列地區工與歷史座談會的召開，使許多干部更好地認識了黨史上的路線是非，提高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

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開了黨的六屆七中全會。經過深入討論和反復修改，集中全黨的智慧，全會于1945年4月20日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使全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了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一致。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堅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使全黨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線，破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教條主義。它是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一個創造，是增強黨的戰斗力的一次成功實踐。它所積累的經驗對黨的建設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整風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３．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

第三節：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時期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紀世界最偉大的事件之一。

這一天下午，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低成立了。”他按動電鈕，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軍三軍受閱部隊邁著威武雄壯的步伐通過天安門前。群眾游行的隊伍高舉紅旗，縱情歡呼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的誕生。

開國大典之前，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一致決議接受《共同綱領》為施政綱領，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等。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務院機構負責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等許多方面的優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土和專家，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團結建國的精神和政權特色。

新中國成立后，領導和組織這場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成為在全國范圍執政的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政權的重任，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軍隊，在建立新國家的工作中，表現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斗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政府有效地開展工作，將全國人民迅速地組織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全國各族人民革命熱情高漲，廣大工農勞動群眾以翻身作主人的嶄新面貌，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踴躍參加革命工作。許多身處海外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如李四光、華羅庚、老舍等輾轉返回祖國參加建設。中華大地上呈現出萬象更新的局面。新中國一經成立，就迎來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后與蘇聯及歐亞十多個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同時，在堅持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下，積極改善、發展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使中國對外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到1951年，新中國同印度等四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及瑞典等四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建立了外交關系。

建國伊始，黨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嚴峻考驗。軍事上，國民黨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負隅頑抗。經濟上，所繼承的是一個十分落后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美國拒絕承認并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的政策。此外，黨也面臨著因革命勝利而可能滋長的驕傲自滿、享樂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蝕。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七屆二中全會制定的各項基本方針，采取一系列措施，為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斗爭。

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作戰，截至1950年10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128余人，實現了除西藏、臺灣和少數島嶼以外的全部中國領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關和和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獲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區，人民解放軍進行大規模的剿匪作戰，殲滅土匪和武裝特務260余萬人，使舊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而為廣大人民深惡痛絕的匪患得到根絕。

隨著人民解放軍的勝利進軍，各新解放地區迅即建立臨時的過渡性政權-----軍事管制委員會，鎮壓反革命的破壞活動，接管國民黨的一切公共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幫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地方人民政府。到1951年9月底，全國的大行政區、省、直轄市、省轄市和縣，以及直到基層的政娜構基本建立起來。各級行政機關的有效運轉，使建國初期紛繁復雜的政府工作迅速打開局面。

新中國的國營經濟，隨著接管城市過程中沒收官僚資本企業逐步建立起來。到1950年初，合計接管官僚資本的工礦企業2800余家，金融企業2400余家，構成了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部分。同時，人民政府還離隊廢除帝國主義利用不平等條約獲取的在中國的經濟特權，收回長期被帝國主義盤踞的中國海關，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和對外匯的管理，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經濟等方面的利益。

七屆二中全會確定進入城市后黨的工作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為中心。在新解放區工礦企業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壞，恢復生產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黨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動員一切社會力量為恢復生產而奮斗。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功進行了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重大斗爭。進城之初，非法買賣銀元產幣的投機活動十分猖撅，上海、武漢、廣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進行了取締銀元投機的斗爭。隨后，針對不法投機商大量囤積生活必需品，哄抬物價，擾亂市場的情況，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糧食、棉紗、棉布、煤炭的集中調運，保證了市場供應，同時收緊銀根，使投機商因資金周轉失靈而紛紛破產。

黨和人民政府進行了統一國家財政經濟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和市場物資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政務院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物資調度、現金管理。還決定緊縮編制、清理倉庫、加強稅收、發行公債、節約開支等。這些措施收到明顯效果，使財政收支接近平衡，物價日趨穩定。穩定物價和統一財經的工作，是新中國成立后在財政經濟戰線上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它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是強有力的，在經濟上也是完全有辦法的。

國家財經狀況的初步好轉，還不是根本好轉。1950年6月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指出，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要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創造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針對有些地區在對待階級關系上出現某些“左”的傾向，毛澤東強調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土地改革，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在這個復雜的斗爭中，必須處理好同民族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不要四面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全會明確反對企圖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想。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重要會議，為全面實施《共同綱領》規定了明確的戰略策略方針和行動綱領。

正當中國人民全面落實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為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全面好轉而斗爭的時候，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隨即打著聯合國旗號武裝干涉朝鮮并派遣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侵朝美軍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越過三八線，直逼中朝邊境的鴨綠江和圖門江，出動飛機轟炸中國東北邊境的城市和鄉村，新中國面臨著外部侵略的嚴重威脅。

在這個危急關頭，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0月19日，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奉命開赴朝鮮戰場，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毅然承擔起保衛和平的歷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緊密配合，歷時八個月，連續進行五次大的戰役，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敵人被迫同意與我進行停戰談判。與此同時，黨和政府在國內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極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忱。在整個戰爭期間，全國人民支援朝鮮前線的捐款可折合戰斗機3710架，各種作戰物資達560萬噸，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此后持續兩年的打打談談中，美國將其全部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的近半數投入朝鮮戰場，中朝人民軍隊針鋒相對，以打促談。敵我雙方投入戰場的最高兵力達300多萬，兵力密度、敵方空中轟炸密度和許多戰役戰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異常殘酷的戰爭中，志愿軍指戰員發揚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了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創造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三年來，志愿軍中涌現出楊根思、黃繼光、邱少云等30多萬英雄功臣。”

美國在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在談判桌上也沒有得到。它遭到的空前的嚴重失敗，使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粉碎了帝國主義擴大侵略的野心，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國的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蘇在內的世界各國都感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國主義從此不敢輕易欺侮和侵犯中國，為我國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朝鮮戰爭爆發后，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時氣焰囂張，大肆散布謠言，進行種種破壞和搗亂活動，甚至襲擊政府機關，殘害干部和群眾。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作出決定，從1950年10月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歷時三年的鎮反運動，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遣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余勢力，曾經猖獗一時的特務、地下軍、反動會道門等黑社會組織及舊中國歷代政府都未能肅清的湘西、廣西匪患基本上被肅清。我國社會秩序獲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戰爭和各項改革獻工作。

二、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的全面展開，國民經濟的恢復

在抗美援朝戰爭進行的同時，黨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從1950年冬到1953年春，領導了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和其他各項新民主主義改革和建設，勝利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艱巨任務。這一切為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準備了條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頒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新解放區農村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從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約有35Q0萬人口的少數民族地區，黨決定分別不同情況，用更長的時間，采取適合各少數民族特點和有利于民族團結的政策和措施來完成民主改革任務。在西藏地區，中共決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并耐心等待各種條件的成熟。后因1959年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發動武裝叛亂，中央在平叛的同時，應廣大農奴和進步上層人士的要求，開始在西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這標志著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結束。

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的基本完成，摧毀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消滅了封建地主階級，使深受剝削壓迫的中國農民獲得土地等基本產產資料，擺脫千百年來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縛，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迅速走向恢復和發展。黨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覺悟有組織的階級隊伍，完成了對舊的鄉村基層政權的改造，為中國社會逐漸走向進步奠定了深厚的群眾基礎。這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斗爭的一個偉大勝利。

新民主主義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營工礦交通企業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隱藏在企業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勢力，廢除舊社會遺留的官僚管理機構和各種壓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優會議，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調動了廣大工人群眾當家作主、搞好生產的積極性，為恢復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事業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婚姻法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乎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這是我國反封建斗爭深入的表現。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還采取堅決措施，徹底取締舊社會遺留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各種丑惡現象，使社會風氣大為好轉。

在新民主主義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圍繞恢復和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黨和政府領導開展了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七屆三中全會閉幕以后，經濟方面的一個重大舉措是合理調整城市工商業。中央確定：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下，抓好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和產銷關系，重點是調整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關系。調整的措施包括擴大對私營工商業的加工訂貨和代購代銷，調整稅收負擔，加強貨幣投放，幫助合法的私營工商業渡過困難，得到發展。

城市工商業的迅速恢復，與大量收購農副產品、擴大城鄉物資交流是分不開的。城鄉交流的活躍，打破了地區間、城鄉間、行業間的封閉狀態，工業和農業、城市和農村互為市場，初步形成促進商品流通的市場格局。

在對外貿易方面，針對美國在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操縱英、法、日等36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政策，中國政府決定采取擴大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貿易的對策，西方國家所禁運的各種戰略物資，轉為大部分從蘇聯等國家進口。同時積極爭取同一些西歐、北歐國家間的貿易往來，并充分利用港澳地區的轉口貿易，作為反禁運斗爭的一條重要戰線。在西方禁運最猖撅的1951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9.55億美元，逐漸將舊中國長期入超轉變為進出口大體平衡。

在進行各種改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黨和國家還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團結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國大多數省、市、縣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17個省、69個市、186個縣的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正式產生各級人民政府的負責工作人員。在發揚民主的基礎上，統一戰線工作也得到加強。1951年3月8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根據統一戰線政策和《共同綱領》原則，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必須配備適當數量的黨外人士，并做到有職有權。在少數民族地區，黨的中心工作是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培養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到1953年3月，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縣級和縣級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區47個，除最早建立的內蒙古自治區外，著手籌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等省級自治區。經過三年努力，民族區域自治已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對祖國統一、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地區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為實現《共同綱鋼》提出的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目標，黨確定了思想宣傳工作的方針任務，有步驟地開展對舊有學校教育制度和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爭取和鼓勵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參加新中國建設。隨著《毛澤東選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陸續出版發行，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毛澤東思想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傳播，對中國人民的思想變化和共和國各項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由于黨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執掌政權，擔負著多方面全新的任務，黨的隊伍也面臨新的考驗。中央于1950年5月1日發出指示，要求在全黨范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克服上級機關的官僚主義和中下級機關的命令主義，糾正干部、黨員中的居功自傲情緒和“革命到頭”思想，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1953年中央決定進行整黨，重點解決黨內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等方面的問題。經過整黨，共有32.8萬人離開黨的組織，其中有23.8萬混入黨內的各種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被清除出黨，有9萬多不夠黨員條件的人自愿或被勸服黨。在整黨期間，還積極慎重地發展新黨員，到1953年6月底，全國共吸收新黨員107萬。

與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建設相配合，根據增產節約運動中暴露出來的貪污腐化問題，1951年12月中央決定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一場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運動采取放手發動群眾，大張旗鼓、雷厲風行、抓住典型、嚴肅處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先后任過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張子善雖然對革命有功，但因墮落為大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決，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判處死刑。歷時半年的“三反”運動，清除了黨和國家干部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舊社遺留的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隨著“三反”運動的深入，揭露出許多資本家的行賄偷稅等嚴重違法行為。于是，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一場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五反”運動的開展，有力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的嚴重“五毒”行為，推動了在私營企業中建立工人監督和實行民主改革，使黨在同資產階級的限制和反限制斗爭中取得又一個勝利。

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斗，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獲得全面恢復，并有了初步發展。1952年，工農業產值和主要產品的產量均已超過建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職工工資提高70％，農民收入增長30％。在經濟恢復的同時，國民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都得到發展。由于國家的支持和社編度的優越性，國營經濟發展更為迅速。

新中國成立三年以來，黨在紛繁復雜的斗爭中，堅持貫徹實施《共同綱領》提出的各項任務，在繼續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同時，使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促進了社會主義因素的成長，為整個國家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開始

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起就確定的奮斗目標。但是，基于舊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黨確定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黨在很長的時間里一直以新民主主義作為自己的第一步綱領，用以規定當前革命的性質和通過這個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的性質。在新中國建立之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沒有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當時黨中央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視情況而定。

隨著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建立在沒收官僚資本基礎上的國營企業和新建國營企業的力量日益發展壯大，實際上成為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階級在整個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和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得到很大加強；調整工商業采取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等措施，不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實際上也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土地改革后黨注意發揚農民個體經濟和互助合作這兩種生產積極性，幫助農民組織起來，倡導互助合作運動，實際上成為引導個體農業向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逐步過渡的開端。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必然是向社會主義發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中本來就有社會主義因素，而且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不斷壯大其力量和擴展其范圍的因素。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對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對我國有重大的榜樣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黨認為解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在農村和城市開始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已經成為必要并有現實可能，于是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到：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后才開始過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治局正式討論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造同時并舉的路線。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確定下來。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黨中央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廣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在黨內迅速統一了認識，在全國人民中得到廣泛的擁護，成為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共同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奮斗的新的綱領。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的時候，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重大事件。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了他們的反黨分裂活動。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所擔任的一切職務。通過這次斗爭，維護了黨的團結，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順利貫徹提供了重要保證。

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富強的客觀要求和必要條件。中央提出，從1953年起，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并指出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于首要的地位。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的指導方針和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相應地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相應地培養建設人才；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繼續進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穩步增長，同時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雖然我國的工業已經恢復并且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業化的起點仍然很低。1952年現代工業在我國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澤東有一段給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我國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特別是經過抗美援朝戰爭和受復雜國際局勢的影響，改變我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極端落后狀況的客觀要求顯得更為緊迫。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參照蘇聯的經驗，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

“一五”計劃規定，五年內國家用于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8.2％用于工業，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業建設。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得到蘇聯政府的很大幫助。中蘇雙方談判確定蘇聯幫助中國興建156個項目，這是“一五”計劃工業建設的中心。但是，黨仍然堅持和強調自力更生為主，凡能自己解決的盡量自己解決。在“一五”計劃期間，國家財政中來自國外的貸款，只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2.7％。這些貸款，從1955年開始，就以我國對外貿易的順差分年償還。1956年，中央進一步明確提出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方針。這些對于后來在國際關系劇烈變化中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具有深遠的意義。

國家工業化建設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工人階級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學技術知識水平的基礎上，將熱火朝天的勞動競賽運動逐步發展成為以改進技術和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中心的全國范圍的技術革新運動，涌現了孟泰、馬恒昌、王崇倫等一大批勞動英雄。農民用努力增加生產，積極交售糧棉的實際行動支援工業建設，并出現了李順達這樣的勞動模范。工程科學技術人員在工業化中大顯身手。大批高等學校和各類專業技術學校的畢業生服從國家分配，不懼艱苦，奔赴祖國各地工業建設的最前線。為從組織上保證國家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1953年，中央從全國一次調集一萬多名優秀干部到工業戰線，培養他們成為工業建設的領導骨干。黨中央號召：新老干部都要鉆工業獻的業務。我們已經進入了鉆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的國防和原子能的歷史新時期。

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大幅度地超額完成，工業、交通運輸業和基本建設各條戰喜報頻傳。1953年12月，鞍山鋼鐵公司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舉行開工生產典禮。包頭鋼鐵公司和武漢鋼鐵公司也先后正式開始施工。到1956年，中國第一家生產載重汽車的工廠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建成投產，中國第一家飛機制造廠試制成功第一架噴氣式飛機，中國第一家制造機床的工廠沈陽第一機床廠建成投產，大批量生產電子管的北京電子管廠正式投產。飛架南北的武漢長江大橋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繼建成通車。大大小小的建設項目不勝枚舉。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現代工業骨干企業，開始一個個建立起來；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業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國工業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礦企業在內地興建，使舊中國工業過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間工業建設和生產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國家工業起飛時期的增長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的艱苦奮斗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步伐在扎扎實實地向前邁進。

四、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初步建立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實施，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有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進。

1953年，黨先后作出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和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兩個決議要求按照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和自愿互利的原則，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廣的方法，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在這兩個決議的指導下，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都增產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組優于單干，合作社又優于互助組。因此互助作運動動得到廣大貧苦農民的歡迎，參加合作社已開始成為一種群眾性的行動。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急劇擴大了商品糧食的需求量，出現了糧食供應不足、農民待價惜售和私人糧商糧販操縱糧食市場的局面。在中國實行工業化，必須依靠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支持。

1953年10月，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的決議。糧食統購統銷的實行，初步緩解糧食供應的緊張，保持了市場物價的穩定，在不高的水準上滿足了工業化對糧食的需要。互助合作、糧食征購，成為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兩大戰略措施。

糧食供求關系緊張的矛盾，通過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得到緩解，卻不能根本改變農業生產落后于工業發展的狀況。中央認為，現實的辦法主要是合作化并在此基礎上適當進行技術改革。

1954年初，在開展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教育的基礎上，農村很快掀起大辦農業社的熱潮，1955年春達到 67萬個。農業社大發展中一些地方出現的工作粗糙，引起農民的不滿。中央決定對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一次整頓。整頓的方針是：區別不同地區的情況，或者暫時停止發展，或者適當收縮，或者在鞏固中繼續發展，即“停、縮、發”。經過初步整頓，當年夏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業社增產，說明這一年半時間農業社的發展和隨后的整頓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初步奠定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

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直接推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1953年6月，中央兩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確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隨后又決定對私營商業不采取單純“排擠”的辦法，也采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方針。9月，毛澤東在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時說：“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私營工業從低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到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公私合營）發展的過程，事實上也就逐步改造其生產關系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樣，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過程，也就是改造資本主義的過程。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確定大大地促進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著重發展以加工訂貨為主的初級和中級國家資本主義形式。1954年1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提出關于有步驟地將資本主義工業基本上改造為公私合營企業的意見。此后，開始轉入重點發展公私合營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加工訂貨，主要是國家同資本家在企業外部的合作。公私合營，是社會主義成分同資本主義成分在企業內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當股權，公私雙方共同經營企業，公方代表居于領導地位。這兩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利潤都實行“四馬分肥”，即分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資方紅利四個部分，資方紅利大體占四分之一，企業利潤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這就使這些企業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當時私營企業大多設備陳舊，經營落后。加上原料、市場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營企業經營漸感困難，主動要求國家支持，實行公私合營。這樣，1954年到1955年擴展公私合營的工作取得很大進展。企業合營后，由于國家派遣干部加強領導，投資進行新建、擴建，整頓經營管理，工人勞動積跳提高，使生產迅速發展，利潤增加。這些情況，使更多的資本家要求公私合營，形成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形勢，12月，中央提出統籌兼顧、歸口安排、按行業改造的村。各行業以大帶小，以先進帶落后，先對中小企業進行改組、合并，然后實行公私合營，把個別髓和按行業的改組、改造結合起來。1955年11月，中央提出了大大加速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計劃。在各行業私營工商業者的要求下，政府采取一次批準、全面合營的辦法在先承認全行業公私合營，然后進行清產核資，確定利息，并實行企業改組、人事調整、生產安瀾。這種公私合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在實質上已沒有多大差別。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居絕對優勢地位。伴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來。馬克思主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指導地位的確立，促使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在人民中間娜逐漸樹立起來。有了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又有依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進行政治、文化、思想、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建設的成果，這就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當然，我國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只是進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黨創造了一系列適合中國特點的過渡形式。在農業方面，創造了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主要形式的多種互助合作形式，使農民的個體私有制逐步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對個體手工業，也采取類似的辦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加工訂貨、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家私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成功地實現了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這些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和政府適時進行政策調整，注意對生產和流通的許多環節統籌安排，糾正了改造高潮之中出現的紊亂現象，從而避免了通常情況下生產關系急劇變革往往引起的對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且總體上保證了工農業生產的增長，促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盡管在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以致在長時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但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發展的全局以及中國所面臨的復雜國際局勢而論，當時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確的。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我國今后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并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實現的第二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４．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

第四節：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時期

一、黨的八大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但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后。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展？這是黨面臨的全新課題。

五十年代中期，國際形勢也發生重大變化。國際關系中緩和趨向的出現以及世界經濟與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為中國剛剛起步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同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尖銳地揭露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極大震動。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歷史，先后發表關于如何正確總結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的兩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同時認為，揭開斯大林問題的“蓋子”，對于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包括我們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我們從蘇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獨立思考，從各個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黨的八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這之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則是這一探索的開始。

1956年2月至4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別約集三十多個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座談，討論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毛澤東集中大家的意見，在4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報告確定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報告論述的十個問題是在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鑒于蘇聯忽視農業、輕工業，片面強調重工業，造成農輕重發展不平衡的教訓，報告提出今后我國的經濟計劃應該適當調整，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盡量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這些思想實際上涉及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報告又論述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開始涉及經濟體制的改革；還闡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國和外國等屬于政治生活方面的關系。在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中，毛澤東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這樣就初步提出了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同《論十大關系》的討論相聯系，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提出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方針的實質是要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報告，肯定我國知識界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學技術一日千里發展的緊迫形勢后，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知識，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這樣就初步提出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若干新方針。

《論十大關系》提出的許多重耍方針和觀點，對于后來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說，前幾年搞建設主要是照搬外國經驗，《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國1073萬黨員。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陳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會發言或書面發言。大會正確地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些論述，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以后黨確定正確路線的基本依據。

大會確定了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針。在經濟建設方面，強調要從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實際狀況出發，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在管理體制方面，要求適當擴大地方管理權限，并調整一些經濟管理體制。大會肯定陳云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思想，即：國家與集體經營、計劃生產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個體經營、自由生產和自由市場作為補充。在政治關系方面，強調進一步擴大國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確認“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為發展科學和文化藝術的指導方針，努力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對外政策方面，堅持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大會還提出了在全國執政的情況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方針，要求更加重視發揚黨的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警惕執政黨脫離群眾和實際；強調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堅持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發揚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

大會選舉產生黨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97人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在八屆一中全會上，選出14名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由上述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八大一次會議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提出的許多新方針和設想是富于創造精神的。這次會議對我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成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八大一次會議后，黨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探索：按照大會確定的方釷調整若干方面的經濟關系和編制1957年經濟計劃；準備全黨整風，正確處理日漸突出的人民內部矛盾。這期間，自由市場一度活躍，個體工商戶有明顯增長，其中還出現人們稱之為“地下工場”的較大的個體戶手工業和手工工場。1956年12月毛澤東提出；地下工廠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場、有原料，這樣的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得到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贊同。劉少奇認為“地下工場”對人民有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周恩來提出：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這些搞活經濟的新思路，是八大確認的以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為主體、以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為補充的政策的新發展，允許一定限度的私人資本主義經營和發展，使之在國家領導下作為社會主義經濟主體的補充。1956年初，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已經發現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冒進傾向。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這種傾向初步得到遏制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圍繞對1956年經濟工作的估計和1957年經濟計劃的制定，黨的高層領導產生了一些不同意見。在這年11月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該實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根據這個精神制定的1957年計劃、保證了這一年的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還對農業集體經濟的內部關系進行了調整。從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現了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試驗。這是朝著實行生產責任制方向的創造性嘗試。此外，黨的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規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適當向地方和企業下放管理權力。

調整經濟計劃和調整經濟關系，實質上都是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系統地提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是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這個問題發表重要講話以后的事情。

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的提出和全黨整風

蘇共二十大后，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彌漫著動蕩不安的氣氛，相繼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帝國主義乘機掀起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波匈事件對中國也有一定影響。1956年秋冬，在農村、工廠、學校都出現了一些“鬧事”的情況。由于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加上經濟建設中冒進傾向的影響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會矛盾突出起來。這樣，從借鑒斯大林的錯誤和波匈事件的歷史教訓入手，總結自己的經驗，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就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著重思考的重大課題。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充滿著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不斷地得到解決。他還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強制的、專政的方法去解決，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即“團結------批批-----評團結”的方法去解決，決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的這篇講話，總結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的歷史經驗，研究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現的新問題，提出的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發展。

毛澤東這篇講話及隨后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黨內和廣大干部、知識分子中進行傳達、學習和討論，實際上為全黨整風作了積極準備。

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隨后，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高等學校、科學研究機構、文化藝術單位的黨組織紛紛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和小組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在整風運動中，群眾提出的意見絕大部分是正確的、有益的，有利于改進黨的領導。毛澤東看到一些關于整風的報道后指示：“不整風黨就毀了”開展整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隨著整風運動的迅猛展開，也出現了一些復雜情況，除了對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的意見外，也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極力抹煞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績，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說成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這種異常現象，不能不引起黨的高度警覺，并被看成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信號。6月8日，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大規模的反右派斗爭開始進行。

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實現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不能不引起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不同反應。反抗和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在一定范圍內還存在，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沒有完全解決。因此，對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批判和反擊必是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敵視社會主義的人在國內畢竟只是極少數。由于當時黨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作了過于嚴重的估計和判斷，導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于，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嚴重后果之一，是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和社會階級關系狀況的分析，使黨的指導思想開始出現“左”的偏差。毛澤東在1957年九十月間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會議正式肯定這一論斷，并認為我國社會有“兩個剝削階級和兩個勞動階級”：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被稱為一個剝削階級，“正在逐步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另一個剝削階級；工人和農民是兩個勞動階級。這就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于我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正確分析，成為后來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屢犯擴大化錯誤的理論根源。

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個十分艱難的探索過程，需要經受實踐檢驗。當時面臨的主要是兩大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問題，一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規模速度問題。黨在這兩大問題上一度發生失誤。這兩方面又相互影響，使探索過程出現嚴重曲折。

三、“大躍進嚴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糾“左”過程中的曲折

“大躍進”運動從1957年底開始發動，1958年全面展開。它的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它能夠發動起來，反映了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之后求強求富的強烈渴望。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幾年內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得人們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實現。

反右派斗爭之后，黨中央認為，經濟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偉大勝利，人民群眾的熱情高漲，經濟建設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屆三中全會在批評1956年反冒進的同時，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確認的在經濟建設上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全會決定在農村開展關于農業生產建設的大辯論，以推動農業的迅速發展。這年冬季，全國范圍掀起以興修水利為中心的冬季農業生產高潮，實際上拉開了“大躍進”運動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寧和成都召開會議，對“大躍進”作了進一步準備。

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盡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片面強調經濟建設的發展速度，過分夸大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忽視了經濟建設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會后，以片面追求工農業生產和建設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計劃指標為標志的“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

“大躍進”表現在工業方面，首先是鋼產量指標的不斷提高。在農業上，主要是對農作物產量的估計嚴重浮夸。生產發展上的高指標和浮夸風，推動著在生產關系方面急于向所謂更高級的形式過渡，主觀地認為農業合作社的規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進生產。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正式決定當年鋼產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次會議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的錯誤，嚴重泛濫開來。會后，為了在余下的四個月時間里完成追加的鋼產量當年翻番的任務，在全國城鄉掀起全民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沒有經過認真試驗，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基本實現公社化。大辦人民公社的過程，實際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調”為主要特點的“共產”風的過程，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這一失誤有它的由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說：“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這番話，說出了全黨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奮發努力，要為民族振興和社會主義發展有所作為的精神是可貴的。廣大干部群眾付出的辛勤勞動也取得一部分實際成果。但是，經濟建設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有它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有積累的過程。黨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落后、地區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估計不足，對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也認識不足。全黨普遍缺乏領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雖然初步積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較好的經驗，但也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在過去的斗爭取得一連串勝利后，黨內驕傲情緒明顯增長。這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難以避免了。

毛澤東是較早地通過調查研究覺察到運動中出現嚴重問題并努力加以糾正的主要領導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毛澤東提出并要求糾正已經覺察到的“左”的錯誤，強調要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個發展階段，批評了廢除貨幣、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的主張。12月，在武漢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的興起仍給予極高評價，另一方面通過闡述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批評了那種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錯誤思想傾向。這以后，各地普遍整頓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傾向，1959年二三月間，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從公社內部所有制分級的問題入手，進一步糾正“共產”風。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確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的所有制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清算公社成立以來的賬目，退賠平調的資金物資。1959年4月初在上海舉行八屆七中全會，除肯定關于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外，并對基本建設投資作了調整。這期間，毛澤東直接給省以下直至生產小隊的各級干部連續多次寫黨內通信，談了農業方面的許多問題，號召講真話。他強調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在為廬山會議作準備的過程中，毛澤東同一些領導干部談話，進一步指出：大躍進以來的基本經驗是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生產高指標問題，要搞一點馬鞍形，明年切記不可定高。

第一次鄭州會議以后，經過八九個月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等“左”的錯誤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這期間提出的一些正確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也有長遠的意義。但是，由于對錯誤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糾“左”的努力，還局限在堅持“大躍時”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大框架內，因而形勢并沒有根本好轉。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根本問題是經濟工作中的平衡問題。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初期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基本精神是糾“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陳述意見。他在肯定1958年成績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與會全體同志。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明確表示支持彭德懷信中的基本觀點。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對彭德懷等人的不同意見進行了批駁，認為是右傾的表現。于是，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8月2日至16日舉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決議，認定彭、黃、張、周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隨即在全黨范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斗爭。

“反右傾”斗爭造成嚴重后果，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中斷了糾正“左”的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廬山會議后繼續“大躍進”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令人痛心的狀況，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是不應忘記的。

四、“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錯誤的發展。

在嚴重困難面前，全黨上下決心認真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毛澤東在1960年6月寫的《十年總結》一文中說，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以十年時間去調查研究它。11月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堅決糾正各種“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兩件事表明：三年來造成嚴重后果的“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

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調查過程中，毛澤東發現緊急指示信還沒有完全解決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和生產隊內部社員與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這兩個重大問題。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測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6月，取消了農村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9月，將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相當于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

八字方針貫徹之初，工業的調整力度不夠。9月，中央作出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強調必須當機立斷，該退的堅決退下來，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時，中央發布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個條例實行后，國營企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工業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

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調整。中央先后批發試行《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討）》（簡稱“文藝十條”，以后改為“文藝八條”）。這些條例的中心內容是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以及貫徹落實科學和文藝工作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為了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1962年3月于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周恩來發表講話，重新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隨后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再一次重申了這一科學論斷，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這些看法，使黨朝著勇敢地正視現實，實事求是地認識“大躍進”以來實際工作和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評。毛澤東聯系三年“大躍進”的教訓，闡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規律的重要性，承認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年時間。這些認識對進一步深入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具有極大作用。鄧小平、周恩來在大會上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并分別講了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

這次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積極成果。會議對缺點錯誤的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全黨以鼓舞，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會后，國民經濟和政治關系等方面的調整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國民經濟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簡職工，減少城市人口；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縮短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并、轉；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加強農村基層的領導力量。由于采取這些果斷措施，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和各級干部的緊張努力，調整工作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農業生產開始回升。國家財政實現收支平衡。市場商品供應的緊張狀況有所緩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也開始略有上升。政治關系方面的調整著重在恢復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調整與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的關系，消除“大躍進”以來產生的消極影響，加快了對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干部的甄別平反工作。隨著調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許多地方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不僅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而且對農業集體化之后適合我國跑生產力水平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作了積極探索。

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后將近兩年的調整，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錯誤并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還在發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種力量發生新的分化和改組，局勢出現動蕩。隨著中蘇之間的分歧擴大以及中美之間的斗爭加劇，中國周邊的國際形勢日趨緊張。這使黨認為，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包圍中國，也影響黨對國內形勢的估量。

蘇共二十二大以后，國際共運中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公開信，攻擊中國黨和其他一些黨，在外交上推行霸權主義。中共中央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并由此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教訓。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黨的尊嚴。但是，主要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評價蘇聯的變化和國際共運，也產生了一些不符合實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這樣，就把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進一步擴大化和絕對化。它標志著黨在這個問題上“左”的錯誤再度發展起來。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接受1959年廬山會議的教訓，提出不要因為強調階級斗爭而放松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樣，全會以后全黨全國的工作出現這樣一種復雜的情況：

一方面，政治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一步步發展；另一方面，經濟上調整和恢復的任務基本上還能夠按原定計劃繼續進行。

八屆十中全會后，針對農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賬目不清等現象，在部分農村和城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雖然對于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斗爭或者是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沖擊。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的一些過左做法，但它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甚至認為在省和中央部門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展了錯誤的批判和斗爭。“左”的錯誤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實際的認識。

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提出階級、形勢、矛盾問題，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性，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這

第二篇：公選考試大綱教材目錄：考試大綱（第一部分）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的要求，規范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考試的科目、測評要素、內容、方式方法及實施程序，推進黨政領導干部考試與測評工作科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工作暫行規定》、《黨政機關競爭上崗工作暫行規定》等有關規定，總結近年來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工作的經驗，結合黨政領導干部隊伍實際，針對黨政領導干部的基本素質特別是能力素質要求和職位特點，制定本考試大綱。

第二條 本考試大綱是全國黨政領導干部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考試與測評工作的基本依據。

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考試包括公共科目筆試、專業科目筆試和面試

第三條 本考試大綱主要適用于地方黨委、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紀委工作部門或者工作機構的領導成員或者其人選的公開選拔考試，中央、國家機關內設的司局級、處級機構領導成員，縣級以上地方各級黨委、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紀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機關或者工作部門的內設機構領導成員的競爭上崗考試，以及其他適于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的領導成員或者其人選的考試。

縣級以上黨委、政府直屬事業單位和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的領導成員的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考試，參照本考試大綱執行。

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的公開招聘和競爭上崗考試，可參照本考試大綱執行。

第四條 黨政領導干部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考試與測評工作在黨委（黨組）領導下進行，由組織人事部門組織實施。

第二章 公共科目筆試

第五條 公共科目筆試范圍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管理、科學技術及歷史、國情國力、公文寫作與處理，主要測試應試者勝任黨政領導工作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特別是運用有關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方法分析解決領導工作中實際問題的能力。

第六條 公共科目筆試方式與試卷結構如下：

（一）測試方式為閉卷。

（二）試卷滿分為１００分或１５０分。

（三）測試時限為１５０分鐘或１８０分鐘。

（四）試題難度根據領導職位對知識和能力素質的要求確定。

試卷中不同難度的試題比例為：較難試題約占２０％,中等難度試題約占５０％，較容易試題約占３０％。

（五）試題內容比例根據領導職位對知識和能力素質的要求確定。

（六）試題類型分為客觀性試題和主觀性試題。客觀性試題包括判斷題、選擇題（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等；主觀性試題包括辨析題、論述題、案例分析題、寫作題、申論題等。選拔職位的職級越高，主觀性試題的比例應越大。

第七條 公共科目筆試測評要素主要有：

（一）理論素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領導工作中需要的其他基本理論的掌握程度和靈活運用的能力。

（二）公共知識素養。對履行領導工作職責應具備的公共科目基本知識的掌握程度和具體應用的能力。

（三）政策法規水平。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有關法律法規的理解掌握程度和結合實際貫徹執行的能力。

（四）分析解決問題能力。對領導工作中的實際問題進行全面系統分析，抓住問題實質，有針對性地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的能力。

（五）文字表達能力。以規范、簡練、清楚、嚴密、準確的文字表達思想觀點的能力。測評要素比例根據領導職位對知識和能力素質的要求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