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專制制度

秦暉：中國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專制制度

2011年10月17日08:00南方報業網

[導讀]秦暉：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慘痛教訓后，辛亥時的國人明白：中國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專制制度。

與所謂“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階段說不同，晚清中國人實際上經歷的探索過程是“西化”—“反西化”—“現代化”。圖為太平天國的禮拜活動。“西化”、“反西化”還是“現代化”——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比較（下）

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慘痛教訓后，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專制制度

關于義和團的“愛國”與“愚昧” 過去一般著述談到義和團，都視為晚清社會上“反洋教”斗爭形成的最高潮。但從辛亥時起，一直有人認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來這種聲音逐漸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體大工程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對義和團運動的整個敘事就不像過去那樣前面大講一通反洋教運動，從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帶出義和團，而是從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儲”講起，把戊戌政變、己亥建儲、庚子國難、辛丑國恥清楚地連接成一個邏輯因果鏈。

戊戌政變慈禧太后鎮壓了康梁改革派，為了防止后者東山再起，慈禧曾動過廢黜光緒帝之念，但列強既出于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因而明確地干涉清朝的內政，阻止廢立圖謀，慈禧不得已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徐篡大統”，而國內改革派輿論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這就是“己亥建儲”。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于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而義和團就是她選中的工具，“義和團之所以在那么短時間里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保◤埡ｙi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頁）這就導致了“庚子國難”，并繼而使列強有借口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辛丑國恥。

以往對義和團有兩個基本評價：贊賞的說它是“反帝”的“愛國主義”壯舉，厭惡的說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資料而言，我對兩者都頗有疑問。

說到“反帝”，義和團究竟消滅過幾個“洋兵”？不管是進攻被圍的使館區與教堂，還是阻擊進攻的八國聯軍，史料中記載的列強軍人傷亡量之少不說，僅有的傷亡還基本都是清朝官軍的戰果。盡管許多今人著述籠統地宣傳義和團“英勇抗擊”洋鬼子，史料中也確實有大批團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記載，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4名意大利兵（見《庚子中外戰紀》）外，實際并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相反，初期團民戰而不效，中期以后則普遍避戰怯戰的記載卻很多。見于敵方的如“環繞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國之軍隊，不見拳匪之影”（《庚子使館被圍記》）。見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為名四出搶掠，并不以攻打洋兵為心”，“交戰之先約彼相助，乃借口時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諉，已非一次。即至進戰，??義和團已不知去向”，“其素稱為團首者，迄今多日，終未見來。逃遁無蹤，無從再為整頓”。（故宮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366頁）今人的研究也指出：“義和團與聯軍的正面沖突并不多?！保◤埡ｙi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頁）如后所言，出現這種情況并不能苛責團民，清廷對之也實在不仁不義。但無論如何，義和團的戰績并不足稱道。

非軍人的洋教士，義和團倒是殺了一些，不同的記載大約就是兩百來人吧。而死于義和團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國人，主要是中國基督徒即所謂“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數按教會方面的說法，僅計教民就有兩萬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會受難記》，上海廣學會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說法，僅在“奉旨造反”期間，“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保_惇曧：《庚子國變記》）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義和團高潮時，進京團民據說達十數萬乃至數十萬，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他們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沒見激烈抵抗，甚至也沒見來不及逃走大量遇難如后來抗戰時的“南京大屠殺”的。都說清廷“賣國”，可是在這場災難中，清軍官兵反侵略而陣亡、自殺、英勇就義的真是不少，僅督師統帥和提督、總兵、統領、副將等高級將領就有李秉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李大川、鳳翔、保全、承順、崇玉等一大批，幾乎每戰必有死將。真正要說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應該是他們。

可是“愛國”的義和團呢？陣亡的團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師兄、大師姐（指紅燈照）和“老師”們，如張德成、曹福田、林黑兒、閻書勤、趙三多、李來中、李長水、郝殿軍、任濟復、姜晉華、李昆、胡蘭生、楊壽臣、劉呈祥、應天祿、李

七、韓以禮、王德成、張鴻、陶洛

五、劉喜祿、張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終，或者事后被搜捕殺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國內沖突中死亡，竟沒有一個是在與洋人對抗中陣亡或失敗自殺的！

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義和團“愚昧”嗎？“迷信”嗎？“盲目”嗎？我看也未必。一般團民難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師兄們沒一個陣亡，是他們真的“刀槍不入”？如果是，他們怎么沒贏？如果不是，那么他們真的“迷信”這一套嗎？如果“迷信”刀槍不入而實踐之，他們又何以不死呢？還是他們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來就是裝的，他們根本就不會一試？請看當時的記載：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人多信之。有觀其后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后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記》）

多么精明的“老師”“師兄”，誰說他們“愚昧”？

在這一點上義和團與太平天國還真是不同：太平天國還真是“迷信”，天朝將士包括重要將帥，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幾乎每戰必有：從起義之初陣亡的西王蕭朝貴、南王馮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軍余部在廣東最后一戰中重傷而死的統帥汪海洋?？墒橇x和團運動中就看不到這種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許多場景，憑“愚昧”說、“迷信”說是沒法解釋的。

就說那西什庫教堂吧，40個洋兵守著，數萬義和團與清軍從6月到8月圍攻兩個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來！而且與圍攻使館區不同，對使館的圍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護”的。對教堂就沒有這一說。非武裝的教堂燒了不知多少，圍攻西什庫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時又沒有機槍，40桿單響槍有多大火力？要論洋槍，外面的圍攻者比這多得多呀。再說西什庫的周邊環境，既沒隔著河溝，又沒隔著大廣場，假如真的“迷信”刀槍不入，就憑著一股“愚昧”從街對面一沖鋒，前仆后繼犧牲一批，也就沖過去了，怎么會兩個多月愣是沖不過去？當年英國鬼子戈登在中國號稱“常勝軍”，到了非洲的蘇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馬赫迪兵，腦袋不也就丟了？

說實話，還就是并不“愚昧”的圍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觀：守者槍一響，攻者如鳥獸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無后繼，因為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師兄們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復，西什庫能夠堅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第二篇：秦暉：中國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專制制度

秦暉：中國之病不在文化，在于專制制度

“西化”、“反西化”還是“現代化”——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比較（下）

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慘痛教訓后，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專制制度

關于義和團的“愛國”與“愚昧”

過去一般著述談到義和團，都視為晚清社會上“反洋教”斗爭形成的最高潮。但從辛亥時起，一直有人認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來這種聲音逐漸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體大工程十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對義和團運動的整個敘事就不像過去那樣前面大講一通反洋教運動，從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帶出義和團，而是從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儲”講起，把戊戌政變、己亥建儲、庚子國難、辛丑國恥清楚地連接成一個邏輯因果鏈。

戊戌政變慈禧太后鎮壓了康梁改革派，為了防止后者東山再起，慈禧曾動過廢黜光緒帝之念，但列強既出于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私心，也確實在價值觀上同情變法，因而明確地干涉清朝的內政，阻止廢立圖謀，慈禧不得已改為立守舊派控制的儲君“徐篡大統”，而國內改革派輿論則在列強支持下抗議清廷“名為立嗣，實則廢立”，這就是“己亥建儲”。這一切嚴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緒。但是她又不敢公然與列強決裂，于是希望借“民心”來為她火中取栗。而義和團就是她選中的工具，“義和團之所以在那么短時間里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的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官方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張海鵬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頁）這就導致了“庚子國難”，并繼而使列強有借口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辛丑國恥。

以往對義和團有兩個基本評價：贊賞的說它是“反帝”的“愛國主義”壯舉，厭惡的說它“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資料而言，我對兩者都頗有疑問。

說到“反帝”，義和團究竟消滅過幾個“洋兵”？不管是進攻被圍的使館區與教堂，還是阻擊進攻的八國聯軍，史料中記載的列強軍人傷亡量之少不說，僅有的傷亡還基本都是清朝官軍的戰果。盡管許多今人著述籠統地宣傳義和團“英勇抗擊”洋鬼子，史料中也確實有大批團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記載，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車站義和團與聯軍作戰中擊斃4名意大利兵（見《庚子中外戰紀》）外，實際并無一條義和團殲敵的具體材料。相反，初期團民戰而不效，中期以后則普遍避戰怯戰的記載卻很多。見于敵方的如“環繞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國之軍隊，不見拳匪之影”（《庚子使館被圍記》）。見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為名四出搶掠，并不以攻打洋兵為心”，“交戰之先約彼相助，乃借口時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諉，已非一次。即至進戰，??義和團已不知去向”，“其素稱為團首

者，迄今多日，終未見來。逃遁無蹤，無從再為整頓”。（故宮(微博)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366頁）今人的研究也指出：“義和團與聯軍的正面沖突并不多?！保◤埡ｙi主編：《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417頁）如后所言，出現這種情況并不能苛責團民，清廷對之也實在不仁不義。但無論如何，義和團的戰績并不足稱道。

非軍人的洋教士，義和團倒是殺了一些，不同的記載大約就是兩百來人吧。而死于義和團之手的，98%以上都是中國人，主要是中國基督徒即所謂“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數按教會方面的說法，僅計教民就有兩萬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會受難記》，上海廣學會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說法，僅在“奉旨造反”期間，“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保_惇曧：《庚子國變記》）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

義和團高潮時，進京團民據說達十數萬乃至數十萬，但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他們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沒見激烈抵抗，甚至也沒見來不及逃走大量遇難如后來抗戰時的“南京大屠殺”的。都說清廷“賣國”，可是在這場災難中，清軍官兵反侵略而陣亡、自殺、英勇就義的真是不少，僅督師統帥和提督、總兵、統領、副將等高級將領就有李秉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李大川、鳳翔、保全、承順、崇玉等一大批，幾乎每戰必有死將。真正要說體現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應該是他們。

可是“愛國”的義和團呢？陣亡的團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師兄、大師姐（指紅燈照）和“老師”們，如張德成、曹福田、林黑兒、閻書勤、趙三多、李來中、李長水、郝殿軍、任濟復、姜晉華、李昆、胡蘭生、楊壽臣、劉呈祥、應天祿、李

七、韓以禮、王德成、張鴻、陶洛

五、劉喜祿、張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終，或者事后被搜捕殺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國內沖突中死亡，竟沒有一個是在與洋人對抗中陣亡或失敗自殺的！

說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到“愚昧”了。義和團“愚昧”嗎？“迷信”嗎？“盲目”嗎？我看也未必。一般團民難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師兄們沒一個陣亡，是他們真的“刀槍不入”？如果是，他們怎么沒贏？如果不是，那么他們真的“迷信”這一套嗎？如果“迷信”刀槍不入而實踐之，他們又何以不死呢？還是他們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來就是裝的，他們根本就不會一試？請看當時的記載：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人多信之。有觀其后者，歸語人曰，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后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記》）

多么精明的“老師”“師兄”，誰說他們“愚昧”？

在這一點上義和團與太平天國還真是不同：太平天國還真是“迷信”，天朝將士包括重要將帥，虔信“天父”、慷慨“升天”者也幾乎每戰必有：從起義之初陣亡的西王蕭朝貴、南王馮云山，直到1868年太平軍余部在廣東最后一戰中重傷而死的統帥汪海洋?？墒橇x和團運動中就看不到這種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許多場景，憑“愚昧”說、“迷信”說是沒法解釋的。

就說那西什庫教堂吧，40個洋兵守著，數萬義和團與清軍從6月到8月圍攻兩個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來！而且與圍攻使館區不同，對使館的圍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保護”的。對教堂就沒有這一說。非武裝的教堂燒了不知多少，圍攻西什庫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時又沒有機槍，40桿單響槍有多大火力？要論洋槍，外面的圍攻者比這多得多呀。再說西什庫的周邊環境，既沒隔著河溝，又沒隔著大廣場，假如真的“迷信”刀槍不入，就憑著一股“愚昧”從街對面一沖鋒，前仆后繼犧牲一批，也就沖過去了，怎么會兩個多月愣是沖不過去？當年英國鬼子戈登在中國號稱“常勝軍”，到了非洲的蘇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穆斯林馬赫迪兵，腦袋不也就丟了？

說實話，還就是并不“愚昧”的圍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觀：守者槍一響，攻者如鳥獸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無后繼，因為絕大多數人包括大師兄們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復，西什庫能夠堅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

義和團“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災難

綜觀義和團運動，基本是官慫則興，官壓即滅。義和團起自山東，可是山東官府一彈壓，后來也沒聽慈禧那一套，庚子時那里就沒什么動靜。山西本無義和團，但巡撫毓賢一鼓動，庚子時那里的“忽然團民”殺人就最多。老佛爺有賞，京城突現團民“其眾不下十數萬”（故宮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187頁），洋鬼子臨近，如此團民又“盡都拔旗拆棚，掩門潛逃”。（仲芳氏：《庚子記事》，中華書局1978年，30頁）

庚子年國難波及地區，無武裝的教堂基本都遭毀滅，有武裝的雖有被攻破者，更多的還是如西什庫那樣得到保全，團民常常繞著走。真正兇殘不法的武裝教民（確實有）大多安然避過庚子，而大量手無寸鐵的無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貪家捏指為教民者卻大量死于非命！整個庚子國難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軍而非死于“神團”，死于義和團者幾乎都是中國人，而義和團的死難者，尤其是“老師”、“師兄”們，死于中國官軍官府鎮壓者也遠遠多于死于侵略者槍下。

那時不僅大師兄們難得“愚昧”，慈禧老佛爺也是“理性”得不得了。過去都說她下詔向所有列強同時宣戰是發瘋了；后來有史家考證發現：其實那宣戰詔書根本就沒有遞送給列強（不是不懂規矩，時至庚子，宣戰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內部傳達”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違我之意，那就是“帝國主義走狗”，殺你沒商量！這種所謂“對內的民族主義”，沒有高度的“理性”，豈能想得出來！

同樣“理性”的老佛爺與“大師兄”們的關系也很微妙。盡管總的來說團民比教民要“傳統”，從“階級觀點”看也是教民更具“貧下中農”色彩，間或有“發洋財”的痞子，但官紳則是不會有的。而團民主體固然也是“貧下中農”和痞子，卻有官紳的參與，高潮時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無人不團”。但是整體上義和團始終沒有真正官方化，基本還是“民間組織資源”。而我們的帝制本質上是容不得這種東西的。當朝廷“主剿”時，有人說義和團源出白蓮教，后來有人辯稱不是。義和團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間甚至經常檢舉、捕捉疑似白蓮教的百姓送官殺戮，以表心跡。

但其實是否源出白蓮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蓮教又怎樣？曾有人認為歷史上白蓮教多為造反者所奉，必有異端教義。后來有學者把《廬山蓮宗寶鑒》等白蓮教經典看了個遍，說是正統得很，沒找出什么“反骨”來。其實中國朝廷鎮壓白蓮教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政權鎮壓異端完全不同。在中國“民間組織資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這種“自組織”機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無論大師兄們如何輸誠，朝廷骨子里還是把他們與白蓮教、天地會視同一類。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爺讓他們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們為“義民”的那段“蜜月”里，官軍與“神團”仍是互殺不斷，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邊捅你一刀這樣的缺德事，官軍與“神團”雙方也都干過。因此即便在那段時間，雙方也很少“并肩戰斗”。雙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分工”：義和團主要是屠殺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間或也抗過洋兵，而官軍主要抗洋兵，間或也參與殺教民。

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這些基本事實，愣說都是義和團在抵抗侵略者，清軍只有少數“愛國”官兵受義和團的感召，不顧“賣國”政府的阻撓“也參加了”抵抗。現在事實漸明：根本不是這樣。而多數論者都認可抗洋兵是功，濫殺教民是過，既然前者主要是官軍所干，后者幾乎皆神團所為，所以如今認為“拳匪”比官軍可恨，或官軍比拳匪可愛的輿論頗盛。其實這也不很公平。因為直接下手濫殺教民的雖然確實主要是義和團，但是老佛爺的指使、縱容和幕后支持豈可忽視？而后來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團民作替罪羊，反過來濫殺團民以獻媚于列強。不仁不義心狠手辣，莫此為甚！前面說過，清軍將帥抗敵犧牲者不少，而義和團的首領們幾乎沒有一個。但是反過來，義和團的大師兄們死于非命的，幾乎都是死在官軍官府之手。如果說這些人是罪有應得，那么大量普通團民乃至疑似團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殺（比被八國聯軍殺的多得多）又該怎么說呢？官軍殺洋兵是比義和團有為，但他們殺的無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爭的事實吧。

所以，盡管具體的每件功罪都應該詳加考證各有所歸，但總體來講官軍與團民哪個該褒哪個該貶，確實不好說。我們只能說庚子國難這場大悲劇，清朝統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還在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造成了這樣一場“反西化”大潮。

那么，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于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連圣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孫悟空豬八戒、呂

洞賓鐵拐李、關公趙子龍直到“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凡“傳統”中有的神靈都想到了，可就是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拔母铩睍r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斗爭”之列，也不是空穴來風。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不過一出“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顯然，對于許多高度世俗化的傳統國人而言，他們“迷”則有之，“信”則未必；在信仰方面是臨時抱佛腳，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謂“終極關懷”式的宗教精神。這樣的好處是這種“世俗理性”特別適應市場經濟，這一點在改革時代就體現得很精彩，壞處則是譚嗣同所說的那種“鄉愿”之弊。就個人算計而言，他們每個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經濟人”，一點都不“愚昧”，但作為整體，他們在專制體制下卻經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于是，從“金田起義”到“庚子國難”，中國歷史經歷了兩個“大拐彎”。同樣以專制制度為基礎，太平天國要以基督教掃除孔孟之道，實現“中世紀式西化”，而義和團要以“各洞諸神仙”掃除基督教，實現“怪力亂神式本土化”。洪秀全們要把“西方中世紀的人權標準”強加于中國人，而老佛爺慈禧則絕不允許中國人試試西方現代的人權標準?！拔幕Y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更像難兄難弟了。聯系到后來的一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云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早在庚子國難的硝煙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舊，而后有（太后）訓政，有訓政，而后有廢立，有廢立，而后有排外?！薄傲x和拳者，非國事之戰爭，乃（慈禧）黨禍之戰爭也?！保ā吨型馊請蟆罚?900年12月8日）經歷了“西化而非現代化”的太平天國和“反西化但并不尊儒”的義和團，這兩場“文化”方向相反、制度基礎卻類似的“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武化大革命”，但確實不是制度上的革命）的慘痛教訓后，辛亥時代的國人明白了：中國之病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專制制度。

辛亥革命比戊戌變法要“激進”，但兩者的共同點是都針對制度而非“文化”。筆者以前曾把戊戌以前的改革思潮稱為“反法之儒”引進西制以“排秦救儒”，希望實現“天下為公”。到了辛丑國恥后，辛亥革命前，由于國難日深，也由于日本變革的影響等原因，人們對“反法之儒”的興趣漸消，而學習西方，實行憲政、革命成為思想界關心的重點。但是那時也并沒有反儒非孔之說。

辛亥前中國經歷了基督教迅猛發展的時期，甚至在義和團的發源地山東冠縣等地，大量的原“團民”也變成了“教民”。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中都有不少基督徒，尤其是革命黨，從1883年就受洗入教的孫中山，到武昌首義功臣孫武、吳兆麟、蔡濟民、熊秉坤、彭楚藩與劉復基，據考證都是基督徒，甚至還有基督教中國籍神職人員和司牧組織也積極參與了革命。（康志杰、王威：《辛亥革命前日知會革命活動評述——兼論基督徒在近代社會變遷中的作用》）但是，無論革命運動或者立憲運動，本身都并無宗教色彩。孫中山的著作中經常稱引“天下為公”之類的儒家經典，革命黨人中也有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師。更有甚者，投入革命的還有號稱“革命和尚”的釋太虛和蘇曼殊、鐵禪等佛教徒，在寧波等地，一些寺廟還組織了“僧軍”參加革命。（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與地位》）可以說，當時人們關心的是專制還是民主，而對信基督、佛陀還是信孔孟并沒有看得多么對立。

辛亥革命時期是民族主義高昂的時代。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反滿興漢”，而立憲派的民族主義比較重視國族意識，強調在列強瓜分危險中追求中國的自立。但是無論反滿興漢還是國族自立，當時都沒有與尊崇或禁絕某一宗教、某一信仰或思想流派混為一談，很少有人認為信基督還是信孔孟與愛國還是賣國有什么關系。當時作為民族認同象征的主要是一些符號化的“文化”，尤其是所謂“漢衣冠”。從革命前的剪辮易服開始，恢復、振興“大漢衣冠”的呼聲一度高漲。武昌首義后的軍政府門衛穿起宋代武士裝，錢玄同則在浙江軍政府任職時穿上他特地考證出來并自制的“深衣”、“玄冠”去上班。但這一切都出自自愿，出自由衷的民族自豪感，當時并沒有什么人主張實行民間服裝統一或服裝管制。而他們透過這些認同符號凝聚“民族意志”后所要實現的，則是每個國民的利益、自由、公民權利和國民整體（國家）的對外主權，而不是什么宗教、學派和思想的至高無上地位。同一個人，身穿“漢衣冠”，信仰基督教，弘揚自由民主，為國人內爭人權、外爭主權，是完全正常的。正如今人所論：在當時的革命者看來，“這些文化財富與建立自由、人權的現代共和國之間沒有抵牾。沒有誰認為如果要建立自由的國家，先決條件必須是要‘打倒孔家店’或‘燒掉線裝書’，也沒有人認為穿著‘漢衣冠’就是一名帝制擁護者”。（李競恒：《衣冠的背影》，《歷史學家茶座》2011年第2輯，31-32頁）

這個時代的人們對于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都有反思。對于太平天國，包括孫中山在內的許多革命黨人從“反滿興漢”的角度抱有好感，但幾乎沒有人喜歡太平天國的“文化”政策，也沒有人欣賞洪秀全的“基督教天國”，盡管孫中山等人都是基督徒。同時，他們也沒有興趣追問洪秀全信仰的究竟是否真正的基督教。

而對于“扶清滅洋”的義和團，辛亥時代的人們批評就嚴厲多了。尤其是革命黨人，既反感“扶清”也鄙薄“滅洋”。鄒容在《革命軍》中抨擊道：義和團屬于“野蠻之革命”，它“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為國民添禍亂”。魯迅則認為“義和團起事”是“康有為者變法不成”后“作為反動”的倒行逆施。蔡元培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

到了后來的新文化時代，人們對義和團的評價更為嚴厲。如李大釗聲稱：我們必須努力吸取西洋文明之長，“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而陳獨秀更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僅全面抨擊了義和團的行為，而且警告世人：“現在中國制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并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但是同時，盡管當時已經興起了文化決定論，出現了“西化”必須反孔的言論，然而新文化的思想家們從未把“反西化”的義和團和“孔孟之道”相聯系，正如它們實際上也沒有聯系一樣。

顯然，與所謂“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階段說不同，晚清中國人實際上經歷的探索過程是“西化”—“反西化”—“現代化”。在經歷了太平天國與義和團兩次“文化”浩劫之后，辛亥革命成為一場純粹的“制度革命”，它既無“西化”色彩，也無“反西化”色彩，它追求的就是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更進一步看，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更像是“兩條線”：在一條線上人們努力地追求制度的變革；而在另一條線上人們在不斷地折騰“文化”，不斷地在“西化”與“反西化”之間反復。太平天國搞“西化”，義和團“反西化”。十多年后新文化運動再一次提倡“西化”，但當時的“反傳統”按王元化先生的說法卻是“反儒不反法”。

第三篇：管理在于文化

審視管理事實

什么是管理？管理需要什么？管理的事實在哪里？這些話題，總是叫人津津樂道。

管理是一種實現目標的手段，而且其目標具有可量化的成效與結果。人們加入組織，創造出效益——許多人一起工作，朝著大家認為值得的目標努力。管理的真正意義，就是要確保組織按著預定的目標邁進。

如果將目標的實現，歸結為管理創造的效果，則會帶來認識上的錯誤。它會讓管理者迷失方向，追求短期利益，忽略對隱藏在目標中的人性的思考。久而久之，人成了工具，創造財富被認為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給長遠目標的實現埋下障礙。

對人性道德的漠視，讓管理者疲于奔命，困乏于不斷產生摩擦與沖突的人際關系之中。上級惱怒于下級的態度，下級憤懣于上級的指令。關系緊張，高壓政策，爾虞我詐，無時不在。組織儼然一個政治舞臺，管理充滿了血腥味。這一切，都與人性解放背道而馳，只會帶來沖突。

管理者必須審視管理的一切使命，兼顧人性與目標，他即要有責任，去完成管理目標，更要有義務，去實施人性。這就是管理者應當面對的管理事實。

呼喚管理文化

人始終是組織中最重要的資源，目標能否如期達成，關鍵在于如何發揮人的創造性與主動性。一切目標，都要回歸到對人員的管理。人員管理，離不開人性要求，管理者別無良策。

當今社會中的人性要求，已經愈來愈得以凸顯。尋求內心情感的歸屬，渴望贏得別人的尊重，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如果管理者能夠正視人性的需要，尋求解決之道，那么文化也就呼之欲出。

文化的魅力，獨特而又持久，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與之比擬。越有文化，越能體現人性。一旦文化深入人心，它能夠非常恰到好處的，去表達及體現人性的一切需要。

事實上，管理者身處于組織，根本無法避開對人性的思考，也免不了要受到文化的影響。管理者進行管理活動時，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在建立并發揮文化的氛圍。這種文化，姑且稱之為管理文化。

對管理者而言，人性與文化并不矛盾，而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只要管理者去面對人性，就離不開文化。文化是對人性的最好詮釋，給人舒適的精神寄托和感受。

管理文化內涵

換了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人，管理文化意味著不同的表達。它可以是組織遠景，是組織績效，也可以是游戲規則，是成員的言行舉止。管理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復雜性，由此略見一斑。

管理者時刻在同人性打交道，因而要深刻領會管理文化的內涵。管理文化的創建，有六大要素，它們分別是組織環境、管理倫理、管理思想、管理風格、管理價值及人性與目標。

◎土壤：組織環境

離開環境，一切皆空談。管理文化亦是如此，它的土壤與根基就是組織環境。管理者在進入管理前，首先要熟悉組織環境，譬如那些組織宗旨、組織規則及組織流程等等，必不可少。等到這些達到要求后，管理者開始管理，管理文化才拉開序幕。

如果換句話，也就是說管理文化的塑造需要一個時空上的過程。管理者必須先要適應環境，然后方可開始全面落實管理，否則文化根本無從談起。

◎內容：管理倫理、思想與風格

人與環境是互動的。隨著對組織環境的了解，管理者逐步形成并完善自身在管理上的倫理、思想及風格。這三者，構成了管理者在管理文化上所能夠表現出來的主要作為。

管理者產生適當的管理倫理，亦即管理的世界觀、價值觀及道德觀。管理者一邊面對組織環境，一邊總結管理得失?！拔以谧非笫裁?？”、“我面對的是什么？”、“我從事的是什么？”、“我將獲取什么？”與“我將怎樣進行？等等，會經常縈繞在他的腦海當中，成為深深的烙印。

與部屬的長期共事交往，讓管理者進一步了解了他們。由此及彼，他會將他們一個個評價一番。要么認為他們是積極的，應該尊重與合作。要么認為他們是消極的，應當處罰與壓迫。要么認為他們不好也不壞，可以不尊重，而在必要時應該尊重……這些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思想。

管理思想一經確立，管理者的管理風格也就隨之跟著固定下來。這些風格，常常與其思想遙相呼應?；蛘呤恰降?，集權與～，一切皆由領導個人說了算，不理會旁人的想法。或者是參與式的，授權與民主，倡導群策群力?；蛘呤菑秃鲜降?，有時采取～，有時強調參與。

人之初，性本善。管理者推行善意的管理文化，多一些民主，少一些～，才符合人性的根本利益。在當今社會，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導向：管理價值

始于價值，終于價值。管理的行為非常明確，就是要追求并創造價值。

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總算可以對管理者的管理工作進行全面而有效的評估。價值的創造，讓管理者找到了衡量其管理水平的有效指標。

與此同時，根據管理所創造的價值，結合個人意愿，管理者重新定位自己的管理認知，評估有必要改進哪些管理內容，有必要保留哪些管理內容。

◎主線：人性與目標

人性與目標是兩條主線，將管理文化的內容，連結在一起，串成管理這顆美麗的珍珠。藉著主線的維系，管理成為一個系統工程，周而復始地起著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管理的事實是必須兼顧人性與目標。管理文化給予管理者潛在力量，使他在兩者之間找到了平衡點，將它們結合起來，既滿足了人性的需要，又實現了目標。

管理文化思考

為什么需要管理文化？它能發揮什么作用？管理者如何完善管理文化？我們依然心存疑慮。

之所以呼喚管理文化，是因為管理者擺脫不了所有人對人性的強烈要求。如果管理者一味地強調目標，將人性放在一邊而置之不理，那么人們將會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自身利益，大肆～甚至于對抗。管理上的平衡逐漸土崩瓦解，管理者的管理地位隨著岌岌可危。

管理者必須全力以赴，塑造安全而有效的人性環境，給予成員合理而充足的理由，讓他們能夠心悅誠服地被管理，始終忠誠于組織，投身于組織。管理的關鍵出路，就在于如何實行人性化。實現了人性，贏得了人心，熱情絕對是免費的，它會自動產生。

管理文化的成型，促進了組

第四篇：師德之魂在于

品味陽光的味道

--------關于愛的教育

安肅鎮

墳臺小學

劉亞超

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小說《愛的教育》第七章曾有這樣一段描寫：“回到學校里，我最初聽見的是一個惡消息，卡隆因母親大病，缺課好幾天了。終于，他母親于前星期六那天死了。昨天早晨我們一走進教室，先生對我們說：‘卡隆遭遇了莫大的不幸！死去了母親！他明天大約要回到學校里來的，望你們大家同情他的苦痛。他進教室來的時候，要親切叮嚀地招呼他，安慰他，不許說戲言或向他笑！”文中先生的這段話，是為師者對孩子悉心關懷的表現，是對孩子心靈的慰藉，是理解也是精神和情感的關懷。

我六歲的兒子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他說：“媽媽，陽光和生命哪一樣更寶貴？”我回答：“同樣寶貴。”他說：“陽光更寶貴些。”我不解，問為什么，他說：“因為沒有陽光就沒有生命。”在驚訝的同時我獲得了一個哲理：萬物生長靠太陽。學生也是生命，他們需要為師者給予的陽光，這陽光便是眾“生”平等的愛與關懷。教師完善的人格魅力，高尚的品德修養，豐富的知識技能，耐心細致的品性似陽光，照亮著孩子們前行的道路，伴隨著每個孩子享有“陽光的味道”。師德之魂在于“愛”，愛是師生交往中的粘合劑。作為班主任，要懂得尊重、愛護學生，因為愛生之心是教育的前提，是教育力量之所在，它可以使學生感到溫暖、關懷，可以溝通師生之間的感情。黃靜華老師，從事班主任工作38年，她說有兩句話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孩子，假如他是我的孩子。”這兩句話精辟的講述了為師者的教育是愛的教育?？偨Y幾年做班主任工作的體會，我認為：教師的愛應撒在學生集體中，教師的愛應插在學生的心坎上，對優等生的培育，對一般生的促進，對特殊生給予的特殊的關懷，對后進生給予的偏愛。

擔任新年級班主任一個月，所有科任教師的矛頭都指向了李月這個孩子，倒不是他有多桀驁不馴，而是他的作業屢次不完成，對教師的態度很恭敬，卻又對教師的教導充耳不聞?？此泼〔淮螅焚|不差，但由于已是習慣成自然，轉變的過程雖不曲折，卻很漫長。

我首先是循循善誘，諄諄教導，開始的時候，有一點成效，后來就出現了反復，平時的作業大都能夠完成，但周六周日的作業又是一字不寫，我明白自己苦口婆心的教導同樣被當成了耳旁風，我明白了各科教師的苦衷，開始思忖對策。經過了解得知，這個孩子在小學就有上網、逃學、作業不完成甚至還有夜不歸宿的習慣。了解到這些情況我有些瞠目結舌，看上去一個老老實實的孩子身上竟然有這么多的不良習慣。我又采取了第二步，請家長，來的是他的父親，見了我也是一個勁的訴苦，自己每天都要出去作生意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意，從時間上對孩子的學習照顧不夠，還請老師要多多費心。這一次我與家長建立了聯系，有問題做到了教師和家長之間能夠及時反饋獲知信息，我讓班級互助小組的成員負責輔導和檢查他的作業，同時告知家長要從生活學習上多關心感化孩子。這次的教育效果好一些，取得了暫時的風平浪靜，作業完成的情況好了，上課的表現有了很大的進步。

正當我沾沾自喜之時，有一天李月突然沒來上課。我很擔心，也不想讓自己的努力前功盡棄，利用中午自習的時間叫上班干部去家訪，接待的是他的母親，言談之中我發現有些不對，回來后學生告訴我，他的媽媽精神有些問題，根本管不了他，而爸爸又為生活所累，對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有些震撼，在他的內心世界里承受著許多同齡孩子不能承受的壓力。這才是他屢教不改的根源所在，其實他心里非常渴望溫暖，渴望受到關注和表揚，渴望上進，當這種渴望與渴望不能得到滿足發生沖突的時候，他選擇了逃避，獲得了心靈暫時的放縱與清閑。找到了根源，我開始尋找改變他的契機。他逃學回來我沒有過多的批評他，只是把我在他家里見到的事實告訴了他，并表示了理解，可是我說：“你的境遇我很理解，可我并不同情，同情是給予弱者的，你不是，你在這么大的壓力下還能夠比較坦然的面對，你是生活的強者，你現在只是有些迷失，老師愿意做你生活的引航者，我希望你成為前進的舵手，自信，堅強，有執著的精神和敏銳的判斷力，而不是永久的迷失在困難的海洋里不能自拔?！彼痤^，眼里閃著淚光，可我看到了希望，淚光背后是堅強。

一次我布置了一個文題叫《回報》我看到了他的作文，寫的是自己的父親如何辛苦，寫自己將要給他以回報。作為他的班主任我能體會他的情感，可他的文章體現的并不明顯，我找到他說：“你的父親給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他說了兩件：一是自己常常不完成作業，經常被叫家長，父親感到很沒面子，可是為了自己不挨批評，為了自己的學習，父親每次都是硬著頭皮來學校；一是他深夜上網不回家，寒風之中父親找遍所有網吧尋找他。說的時候，話語間有些哽咽。我問他，你父親最幸福的事是什么？他回答是他受表揚的時候，我又問：“你怎么回報他？”他說：“老師我要好好的學，這也是對您的回報?！蔽沂裁匆矝]說，心里熱乎乎的，我告訴他再寫一篇作文。他極認真的寫了，語言樸實，感情真摯，作文課上我讓他讀了，感動了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之后我給全班朗讀了汶川地震時的詩篇《孩子，快》，當我走出教室的時候，教室里非常安靜，學生們很長時間沒有走出教室。室外的喧囂襯托了室內的安靜，而我知道所有孩子的心里定是在波濤洶涌，起伏澎湃。我心里有數，這次改變的不僅是他的習慣，關鍵是改變了他的內心世界。他開始不選擇逃避，他學會了被愛和愛人，他懂了這個世界上不是他最不幸，他學會了堅強，他明白了做人的責任。捷報紛至沓來，各科教師都說他進步了，家長也說他懂事了，還主動擔當起了照顧母親的責任。期末考試時他進入了班級的前十名。他的臉上開始有了自信的微笑，那是對生活的信念。

后來，我們之間又有了一個秘密通道，那就是我的評語，我在評語中給他鼓勵，給他引路，比如：人生如海，它的美在于他的洶涌澎湃，沒有起伏的生活就象一杯索然無味的白開水，能應對生活的挫折你就是強者，期中考試快到了，希望你會取得好成績。一個看似簡單的肯定實際是對孩子莫大的鼓勵，他是孩子堅持下去的理由和源泉，由此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學生快樂了進步了，快樂和幸福便也與我同行，而此時我并沒有忘記家長，我經常讓孩子給家長捎紙條，告訴他孩子的進步，我想孩子父親的臉上定會有菊花似的微笑吧。

一個孩子的成長有兩個情感環境：一個是家庭，一個是學校的班級，一個家庭對孩子失去拉力的話，這個孩子有可能走邪路，在此基礎上學校和班級再對孩子失去情感拉力的話這個孩子百分之九十九要走邪路了。實踐證明，教師的尊重和愛護，是轉化后進生行之有效的措施。對于學困生，切不可動輒批評、指責，更不能動不動就向家長告狀。傷了他們的自尊心，結果往往會適得其反。相反，我們用陽光的愛去溫暖他那顆冷卻了的心，去啟迪他的靈魂，使他重新燃起上進的火花，其結果則會事半功倍。我們要讓孩子品味到陽光的味道，我們要做學生生命中的貴人。當我在中秋節給家庭困難的學生送上兩包月餅的時候，她每次交作業是都是兩只手遞給我，她用孩子最淳樸的方式表示了對老師的愛與敬意。當一名學生在冬天摔傷左臂的時候，我告訴他要用棉套袖包好胳膊以免凍傷，以后他每次作業都是清清楚楚，而以前他經常因為作業應付差事被叫談話。當一個調皮的孩子遲到我問及原因時，全班同學異口同聲的告訴我：“老師，他代表全班去給你買生日蛋糕了。”此時我感到了作為母親的幸福與滿足。當我暮年的時候，想起這件事我會覺得，這輩子作老師值了。

教育是春天的陽光，能讓蒙昧的人們走出黑暗；教育是碧色的藍天，能給予孩子夢的故鄉；教育更是一顆赤誠的心，能喚醒另一顆心靈，觸及另一個靈魂，撥動另一根心弦……

[淺析]：面對一個個思想復雜、性格迥異的“問題學生”，作為班主任的我們，該如何做好學生的思想轉化工作呢？柏拉圖說：教育是靈魂轉向的藝術，而真正的靈魂轉向只能發生于內心生活改變之時。對于李月這樣一個思想豐富、個性獨特的孩子，老師越是排斥他，他就越抵觸，從而產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這樣一來，對他的教育就產生了一種惡性循環，最后導致家庭、學校、社會都會認為他是“朽木不可雕”。鑒于此，我便力圖與他進行內心接觸，用真誠的愛去解讀他的內心世界：關心他的生活，關注他的學習，與他談心，陪他做作業，……點點滴滴都讓他體會到了我給予的溫暖。漸漸地，他初步接受了我！但卻難以完全改變他的許多不良——間斷性、躲避性地犯那些錯誤。正當我對自己的教育方法產生質疑之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真正闖進了他的心靈。他又犯錯誤了，我找了一個時機與他進行了敞開心扉地交流，這一次，他真正、完全地體會到了被認可，被尊重的價值，懂得了作為兒子所應承當的愛的責任。于是，他終于下決心改變自己。值得一提的是，他真的做到了！

只要我們擁有對教育事業強烈的責任感和無私奉獻的事業心，懷著滿腔的熱情，遵循教育規律，不斷探索和總結教育經驗，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導之以行，持之以恒，“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反復抓，抓反復”，將融融的師愛灑向學困生，讓這些“遲開”的花朵沐浴陽光雨露。他們一定會被軟化、感化，達到最終轉化的目標，以實現素質教育的目的。有位詩人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生命就是一把琴弦！的確，孩子那心中的一個個想法，一種種思維，不就是一根根敏感的弦，易斷的琴絲嗎？我們要想奏響這生命之歌，只有走進孩子心靈深處，去輕輕地、不露痕跡地撥動那根心弦，他的心底才會流淌出美麗的音符，才會流淌出生動的旋律。

第五篇：中國民俗文化之壯族文化

中國民俗文化之壯族文化

一、壯族文化源遠流長

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個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廣西等南方地區，作為一名壯族人，在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壯族歌節是我們壯族人民最具特色的節日。很多人不禁問道，壯族三歌節的獨特之處在哪里呢？那么，基于我對于本民族的了解與認識，下面我將給大家講述的就是壯族歌節的來源、歷史及獨特之處。

廣西每年盛裝上演的官方國際民歌節，一首《大地飛歌》，讓廣西激情澎湃，處處是歌的海洋。壯族素以“善歌”著稱，壯鄉素有“歌?！笔⒆u。民間農歷三月三又稱“三月三歌節”或“三月歌圩”，“歌圩”在壯語中又稱為“圩歡”、“圩逢”、“籠峒”或“窩坡”。盡管“歌圩”在壯族地區有不同的稱謂，但均有“坡地上聚會”、“坡場上會歌”或“歡樂的節日”的意思。在廣西有很多著名的歌圩，比較著名的歌圩有巴馬的盤陽河畔、田陽的喬業、都安的棉山、宜山的下澗、田東的仰巖、柳州的魚峰山等處。

二、壯族歌圩節的來歷

三月三歌圩節作為壯族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它之所以能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得以傳承和壯大，也充分體現出它滿足了壯族人民的生活需要。三月三歌圩節不僅使得廣西壯族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演化和發展，也為該民族的生存和勞動帶來信心和樂趣，體現了該節日的文化功能。

關于歌圩節的來歷，壯族民間有許多優美動人的傳說。一說，古

代有一對情人，都是有名的歌手，經常唱山歌來表達相互的愛慕之情。但由于封建禮教的束縛，使他倆不能結為夫妻，于是他們絕望地雙雙殉情身亡。人們為了紀念這對情侶，遂在三月初三唱歌致哀。

二說，在唐代，壯族出了一個歌仙，名叫“劉三姐”。她聰明過人，經常用山歌歌頌勞動和愛情，揭露財主們的罪惡，財主們對她又恨又怕，因此一年的三月初三，乘劉三姐在山上砍柴時，財主派人砍斷了山藤，使她墜崖身亡。后人為了紀念這位歌仙，便在劉三姐遇難這天聚會唱歌，一唱就是三天三夜，歌圩就此形成。

這些傳說現已難于考證，但在宋人著的《太平寰宇記》中就有記載：“壯人于谷熟之際，擇日祭神，男女盛會作歌?！边@說明當時的歌圩也很興盛。宋元以后，壯族山歌的發展尤為突出，歌圩也成了文化娛樂和男女談情說愛的場所，并出現了拋繡球的游戲。女子將繡球拋給自己心愛的男子后，雙雙退出歌場，互贈定情信物，到了清代，便形成了成千上萬人參加的大型活動。到1934年編的《廣西各縣概況》記載，當時廣西有歌圩活動的就有二十六個縣，幾乎遍布廣西各地。

三、壯族歌圩節的主要內容

每次歌節會持續兩三天，歌圩活動主要內容：①以歌傳情，即男女青年以歌為媒，唱歌求偶，所唱有見面歌、求歌、接歌、對歌、交情歌、定情歌、誓盟歌、思戀歌、離別歌、相約歌等歌式。參加者也多以未婚男女青年為主體，有時老人和小孩也前來助興游樂；②賽歌賞歌，歌手們通過賽歌來展示智慧，有盤歌、猜歌、對子歌、故事歌和斗歌、搶歌、和歌等歌式，眾人也多以以賞歌為樂；③游藝自娛，有拋繡球、斗蛋等活動，還有壯戲、師公戲、唱采茶和其他歌舞表演。歌圩所唱涉及到內容也很廣泛，有天文地理、神話傳說、歲時農事、社會生活、倫理道德、戀愛婚姻等各個方面，幾乎無事不歌。

歌節除農歷三月初三，春節、四月初

八、中元、中秋以及婚嫁、小孩滿月、喬遷等時節都可形成歌圩。甚至趕圩路上歌逢對手時，也可形成臨時歌圩。歌圩節前，人們要備好五色飯和彩蛋，姑娘們還要趕制繡球。歌圩日，小伙子和姑娘們都穿節日盛裝，男攜禮物，女揣繡球，成群結隊前往。有的抬著劉三姐神像繞行歌圩一周，才開始對歌。有的則由姑娘們搭起五彩繡棚，待小伙子到來，邊對歌、邊審度對方人品、才華。有的是男女對列，姑娘向意中人拋出繡球，對方如果中意，就在繡球上綁上禮物，擲還女方。有些歌圩有碰蛋的習俗：小伙子用手上彩蛋碰姑娘手中彩蛋，姑娘如愿意和他做朋友，就露半邊蛋讓他碰，不愿，就整個握住。還有的是甲村向乙村送去彩球，相約還球時舉行山歌比賽，如乙村輸了，彩球不準送還，來年繼續比賽，直到唱贏為止。

更為之重要的是一些節日性歌圩，在特定的節期和地點舉行，帶有節慶、紀念和祭祀的性質。這種為了敬奉神靈，求得神靈的保佑，以獲得心靈上的愉快和慰藉，而創造了盛大的集合，并周而復始地定期進行，特別是在每年的春種和秋收時節，壯族人民的民歌就可使一度緊張的勞動生活得到暫時的放松，在歌舞游戲中娛樂身心。在古代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歌圩活動往往和求存愿望相連結，為生產和生活斗爭提供直接的信心、勇氣和動力，同時也讓大家對來年的豐

收充滿信心。

四、民俗文化得以留存的優勢及意義

由壯族歷史積淀而成的“三月三歌圩”這個文化母體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因子，是多種多樣文化成分的集中表現，是壯族文化的集大成；或者說，壯族文化集中融合、凝聚于“歌圩”這個特定的文化形態上，與整個壯族的生活息息相關，互相依存，不可分割。歌圩首先是是壯族民歌的自然載體，為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提供了學習山歌和展示歌才的場所，滿足了他們崇尚山歌、詩性思維的心理需求，對于壯族各類傳統民歌的產生、傳承與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又是壯族民間文學的寶庫，對了解和研究壯族古代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壯族三月三歌節文化是壯族文化(包括物質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的載體。

我國多元一體、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的源頭、根基和底層，是各族人民性格、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載體，也是國情、民情的重要組成部分。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中寫道：“一物品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類用著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滿足人類需要的地方”，“所有的意義都是依它在人類活動的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它所關聯的思想，及所有的價值而定”。民俗對繼承和弘揚傳統的民族優秀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