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文：唐代長安都城空間劃分與私營旅館業發展

唐代長安空間東西分化與私營旅館業發展

彭代琪格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長安作為唐代社會的中心，在發展過程中其內部呈現出了一定的空間分化傾向，一定程度殺那個反映了唐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遷。本文選取了長安私營旅館業這個社會眾多行業相互交叉所在為切入點，簡要的探討了長安城東西空間的分化與私營旅館業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長安 空間劃分 旅館

東西分化與旅館業

長安城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漸次形成了內部分化，這種區域的分化以朱雀大街為中軸的東西區域間差異尤為明顯。東西區域的這種差異逐漸呈現出一種“東貴西富”的趨勢，這種差別也同樣反映在私營旅館業中，并且兩個分區之間旅館業發展的原因也比較具有時代特征，值得深探。

1.長安街東旅店業的發展

日本學者妹尾達彥先生在研究公元7-9世紀長安城規劃的過程中畫出如圖1所示的長安店鋪位置示意圖，可以發現這一時期長安旅館集中分布在東市附近的現象比較明顯。

圖1 引自（日）妹尾達彥：《長安的都市規劃》P215 究其原因首先是官員貴族街區的形成，促進了東市及周邊坊區高級的餐館、妓館和旅館的開辦與發展?！堕L安志》中記載長安街東“萬年縣戶口，減于長安。文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所占勛貴?！?并結合《唐兩京城坊考》等史料來看，東市周邊的崇仁坊、平康坊、宣陽坊、親仁坊、永寧坊、勝業坊等坊區多為達官貴人居住之地，形成了官員聚集區。作為“流動之人的住宅”，除去旅館業自身發展獨特因素，街東旅館業興起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東部高級街區形成的原因。

（一）地理環境與人文環境

長安東區有利的地勢、優美的環境以及良好的人文氣氛是旅館業發展的環境因素。大多數達官貴人、文人雅士的住宅都分布在街東，便從側面反映了街東地理、人文環境的優越。

長安城的整體地勢呈由東南向西北傾斜，因而朱雀大街以東各區域相對較高，能夠滿足人們免受水患之災的同時享受高爽地勢的要求。長安城東南是著名的風景名勝旅游區，曲江及其周邊的杏園、樂游原、慈恩寺、青龍寺都是京師的著名游覽勝地。曲江不失為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列子，唐代文人的詩作中多有對曲江的記載“三春車馬客，一代繁華地”

2、“細草岸西東，酒旗搖水風。樓臺在花杪，歐鷺下煙中。翠幄晴相接，芳洲夜暫空。何人賞秋景，興與此時同?！?同時曲江作為新科進士舉行宴會的地點——曲江宴和杏園探花，也帶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東郊也為園林行宮區，通化門外近大明宮，“春明門外有寧王憲之園池，玄宗曾于此宴侍臣?！?，文宗也曾“御通化門以觀游人”。5外郭城東門也是當時人們寄托離別不舍之情的一個象征，“今日春明門外別，更無因得到街西。”

6、通化門附近的長樂坡“終日坡前恨離別，謾名長樂是長愁。”7這也成為旅館業發展的一個原因。此外東郊也是寺院、道觀集中之處，大慈恩寺即為京城著名的賞牡丹勝地，“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游覽者。慈恩浴室院有牡丹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大慈恩寺中的大雁塔也是京城人游玩的絕佳場所。城南的玄都觀也同樣為賞花勝地，吸引了眾多游客。旅游風景也勢必會帶動周邊旅館業的發展，如此清幽的環境也是經營旅館所需要的理想環境。1 2 宋敏求:《長安志》卷8《東市》，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劉禹錫：《曲江春望》，《全唐詩》卷357，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P2674 3 白居易：《曲江》，《全唐詩》卷462，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P3412 4《舊唐書》卷8《玄宗紀》上 宋敏求:《長安志》卷10《郭外》，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6 張籍：《贈別王侍御赴陜州司馬》，《全唐詩》卷385，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7 白居易：《長樂坡送人賦得愁》，《全唐詩》卷441，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8 王讜：《唐語林》卷7，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P237

（二）、交通便利與商業活躍

唐代政治中心由太極宮轉移到興慶宮再到大明宮，受到這種政治中心東移的影響，官員住宅也呈現出向街東集中的趨勢，為街東旅館業的興盛奠定了政治基礎。其中街東崇仁坊為當時著名的旅館聚集區，其背后的政治因素比較具有代表性，僅以此為例說明?！堕L安志》中《崇仁坊》記載：北街當皇城之景風門，與尚書省選院最相近，又與東市相連接，選人京城無第宅者多停憩此。9由圖2可知，崇仁坊靠近科舉考試的地點——禮部貢院、科舉放榜處，同時靠近唐王朝中央權力所在。“唐代科舉考試的試卷是不糊名的。因為不糊名，所以某年某科有誰參加考試、哪本試卷屬于誰都是公開的。這就使得主試官除了評閱試卷之外，還有參考甚至于完全依據舉子們平日的作品和譽望來決定去取的可能；也使得應試者有呈現平日的作品以表現自己和托人推薦的可能。”10身處官員街區的包圍之中，也方便舉子“行卷”，將自己寫好的文學作品呈送給社會地位較高的官員以求受到推薦增加中舉的機會。唐順宗時，權臣王叔文的宅邸門庭若市，“客候見叔、文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1從側面放映了科舉考試對旅館業發展的巨大影響，這也是街東唐代長安旅館業發展最具時代特色的一點原因。此外進奏院也多設在其附近，進京的官員同樣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借助巨大的政治優勢，宣陽坊、興道坊、務本坊也多有旅館分布，在此經營的旅店也往往收入頗豐。

除此之外，崇仁坊南邊為平康坊，是文人墨客游逛之地，“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2妓院的廣泛分布也是促進周邊旅館發展的重要原因。其東南方向為東市，臨近商業繁華地帶，也同樣為旅店的經營提供了便利條件。

綜上來看，街東的社會環境整體要比其他地區政治色彩更為濃厚一些，這一點也正是街東旅館業發展的突出原因。

宋敏求:《長安志》卷8《崇仁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八卷：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古詩考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P5-P6 11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36 12 轉引自莫素娟：《唐都長安的旅店業研究》，《北里志·北里志序》，《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P1403 10

圖2 引自（日）妹尾達彥：《長安的都市規劃》P217

（三）政治因素

長安城東側城門有三，通化門、春明門和延興門，尤以通化門最為繁忙。有學者研究指出城垣外沿三城門分布的商業點在7世紀以后有所增加，所以便于商業貿易的往來也有旅館出現。長安城內部的通化門和開遠門橫街與春明門和金光街橫街之間的地區是交通中軸之所在。設在這附近的旅館既便于管理，又便于生活消費。

更大范圍來看，“從長安城四出通向全國的道路選擇使某些道路線的交通地位更加突出，唐長安城內設有都亭驛，為全國中心驛站，是長安通向全國的起點?！?3據相關學者考證都亭驛即位于通化坊14之中，據辛德勇先生研究東出長安的道路有兩條，即由都亭驛通向通化門、春明門。出于交通條件便利的需要，旅館也就多在臨近交通線附近的坊中分布。2.長安街西的旅館業的發展

朱雀街以西不同于街東，形成了以西市為中心，以普通民眾、商人、外域人為主體的空間，孕育了異于東市的多元化社會。街西旅館業發展的原因以商業、往來商人的帶動為主。

長安人口達百萬之多15，其中流動人口占了重要部分。龐大的流動人口成為唐代長安旅館業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基礎。寧欣在《唐代長安流動人口中的舉選人群體——唐代長安流動人口試析之一》一文中分析了長安流動人員的組成，有應考的舉人、進京官員使臣使團、游歷的士人、從各地征集的農夫、工匠等。

西市距大興城西金光門很近，凡經由絲綢之路來長安的中亞、西亞商人及西域各族商人，大都有金光門進入大興城，西市自然就成為這些商人首先落腳之地，這也使得西市的商人特別多。16唐代的長安沿襲隋代的大興城這一現象，因而也發展出西市及周邊各坊外族流動人員多的特點。如《資治通鑒》記載唐代宗年間：“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胡商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7向達先生認為“唐代長安各國胡人流寓長安，其居處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多，而商賈則似多聚于西市?！?8這些胡商、胡人常聚集在西市附近，西市胡商經營的店鋪及旅館也常見于記載中，多元的文化交流也成為西市旅館業的獨特風韻所在。

《長安志》對西市的記載“浮寄流寓，不可勝計”19如此眾多的店鋪，勢必 13 張永帥：《空間及其過程:唐長安住宅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機制》，《史林》，2012年，第1期 據《通鑒》胡注，都亭驛在朱雀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今本《長安志》文多舛漏，缺載該坊，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臆補為殖業坊，今多承其說。此坊實名通化，見于元駱天攘《類編長安志》。（見于辛德勇：《隋唐時期長安附近的陸路交通——漢唐長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關于長安城人口問題，學術界還尚存在爭議，此處取近一百萬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日）妹尾達彥認為8世紀前半期長安常住人口有70萬。（參見妹尾達彥著,李全福譯《唐代長安人口數與城內人口分布》,《中國古都研究》第12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嚴耕望在《唐代長安人口數量之估測》一文中提出“加計流動人口，至少為180余萬。張天虹在總結近15年來有關唐代長安人口的研究指出,“結合當時人的記載，考慮到那個時代長安商業的發展水平，至少從中唐以來至唐末大亂之前，“長安人口百萬，當距事實不遠?！?16 畢波：《隋唐長安坊市胡人考析》，《絲綢之路》，2010年，第24期 17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25,代宗大歷十四年，北京:中華書局，956年，P7265 18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 三聯書店，1957年，P35 19 宋敏求:《長安志》卷8《崇仁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P178 會帶來數量巨大的商賈流動，這就為旅館業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竇家店的成功便從側面反映了西市的商業潛力之大，起初其為制作、販賣煎餅、團子的小店，“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畝坳下潛污之地，目曰小海池，為旗亭之內，眾穢所聚，又遂求實之??遂經度，造店二十間，當其要害：日收利數千，甚獲其要。20位于交通便利之處，依托西市的便利，成為旅館業繁榮的典范。

加藤繁先生認為隋唐長安城的商業活動是通過逐步促使隋唐初期的空間、時間性限制崩潰而不斷發展。于是伴隨著這種人口結構的分化，長安東西城區的店鋪也隨著發生變化。就整體趨勢而言，街東以官員住宅為中心，形成了高級商業區，旅館的等級也相對較高級。而街西則成為民眾聚集區，小規模的商業比較發達，旅館的接待對象也就比較大眾化。這種區域分化帶來的直接影響便是旅館等級的分化，針對不同的消費需求，體現在建筑、環境、服務等多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經過上述論述可以發現，長安東城旅館業的發展與政治、文化因素息息相關，而西城旅館業的發展則與商業有很大關聯。但這種旅館的分化并不絕對，而是呈現為一種總體趨勢，并且在不同的時間區劃中也有所不同。長安旅館的興衰也與政局、統治政策、唐代社會整體發展相關，以長安城的空間分化來探究旅館業的發展，只是其中的一個角度。

結語

對長安內部區域分化與旅館業的研究，同時還具有現實意義。東、西兩區的空間結構在建設之初本無大的差異，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據各自的條件發展形成了不同的特征，這對于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城市結構優化升級、可持續發展等都具有可借鑒之處。如何應對城市內部形成的結構分區，對城市內部區域分化作出怎樣的相應規劃，都是今日要思考也急需解決的問題，也許我們能夠以史為鑒。

溫庭筠:《乾巽子》，《溫庭筠全集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P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