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杜車別著《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有感

政治浪漫主義的悲劇

——讀杜車別著《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有感

蔣少榮

一個國家，如果賦稅過低，則會沒有財力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導致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終至政權覆滅。

浪漫主義是人們思考政治問題非常容易陷入的誤區。

在明朝為何滅亡這個問題上，同樣如此。政治浪漫主義者往往將明朝的覆滅簡單地歸因于皇帝的荒淫與專制、官員的腐敗、宦官的干政，然后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譴責這些人，或者籠統地做出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政治制度一無是處的結論。這樣觀察和思考政治問題固然簡單快意，但是卻使人們忽略了很多東西，也錯失了理性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得失的機會。

實際上，政治浪漫主義者的理想雖然很美好，但在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中卻無法實行。寬徭薄賦固然有利于民生，但是政府官僚體系的運作、軍隊的維持、公共設施的建設以及災民的賑濟，都需要一定的財力作為基礎。一個國家，如果賦稅過低，則會沒有財力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導致國家機器運轉不靈，終至政權覆滅。

大明王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很多人認為，大明王朝之所以覆滅，是因為皇帝荒淫無度，奢侈浪費，政府橫征暴斂，敲骨吸髓，官員貪污腐敗，欺壓百姓，宦官專權，特務機構殘暴。

杜車別所著《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一書對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社會狀況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根據本書的研究，明初的農業稅率為3.16％，明末的農業稅率為1.97%，即使加上所有的攤派，也只是在3％到6％之間波動。商業稅率更是低至三十稅一，而且還常常沒有收上來。唐朝的商業稅率達到了20％，遠高于明朝。南宋曾經有一年僅鹽和酒兩項，就征收了4300萬兩銀子，而明朝一年的商業稅收不過三四百萬兩而已。

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根本無法滿足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需要，其中兩個最嚴重的問題是拖欠軍餉和沒有財力賑濟災民。書里寫道：“明末軍隊缺餉記載比比皆是，各個邊鎮缺餉不是一年兩年，而是五六年甚至更長。士兵領不到軍餉，衣食無著，一開始靠典當衣物、兵器弓箭來支撐，后來發展到賣子女賣老婆的地步，士兵中弱者沿街乞討，強悍的直接嘩變叛亂。”因為領不到軍餉而嘩變的士兵成了李自成軍隊和入關清軍的主要兵源。

走投無路的災民是起義軍的又一個重要的兵源。明末處于17世紀上半葉到中葉，正是一個向小冰期轉換的時代，因此自然災害頻發。在1601－1644年間，歷史學家記錄了兩次八年之災。尤其是河南，曾經整整三年未下一滴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免征賦稅，也避免不了饑民的嘩變。崇禎元年，由于氣候惡劣，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秦中大饑，赤地千里。史料記載，是年延安府一年無雨，草木枯焦，鄉民爭采山間蓬草剝食，蓬草吃盡，又吃樹皮，樹皮吃盡，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

對于受災地區，政府并非沒有賑濟，但是政府的賑濟遠遠不能夠滿足賑災需要。崇禎四年，賑災官員李繼貞給崇禎的奏折說，政府給的十萬兩賑災銀子只夠十萬人活五十天。可是五十天之后呢？更多的災民呢？政府無力救濟，只能任由災民聚眾為盜。由于自然災害連年，賑濟乏力，只能導致越來越多的饑民揭竿而起，與饑餓的士兵合流，最終推翻大明王朝的政權。

有人說，明王室內帑充實，只是沒有拿出來發軍餉、賑濟災民而已。本書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證明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李自成進京掠來的七千萬兩銀子中，從宮中掠得的僅僅不到十萬兩，其余均來自侯門、宦寺、百官和商賈。由此可見，明朝確實是一個藏富于民的時代。

本書指出，明王朝之所以稅率低到了不足以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水平，一方面與開國皇帝朱元璋體恤民生的儒家政治理念有關系，另一方面也是文官集團力爭的結果。明朝的文官，俸祿很低，吏治又嚴，這樣的俸祿常常不足以支付他們的日常開銷，因此他們不得不依附于工商業資產階級，替他們代言，來實現自身的利益。另外，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明朝社會出現了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階層，他們有錢以后便支持子弟讀書應考做官。這樣家庭出身的文官集團，便成了工商資產階級的天然代言人。他們從工商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一再力爭低稅率，尤其是工商業的低稅率。

賦稅水平過低直接導致國家沒有錢賑濟災民，沒有錢養兵維持秩序和抵御外侮，最終導致了大明王朝的覆滅。

大明王朝的覆滅使得明朝社會所有階層陷入被屠戮、被掠奪的境地，侯門大賈也不能幸免。文官集團為維護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而減稅的努力最終斷送了工商業資產階級乃至全社會的根本利益。

與李自成起義過程中提出的“均田免糧”的口號相類，美國獨立戰爭的一個重要的訴求也是減輕賦稅。然而獨立之后的美國要成立新國家，也一樣需要募集資金！償還獨立戰爭其間發生的國家債務、給士兵發放拖欠的軍餉以及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都需要錢！為募集資金，美國政府提高了關稅水平，還成立了國家銀行！更加富有諷刺意味的是，1794年，由于對聯邦征收威士忌酒稅不滿，在賓夕法尼亞爆發了一場公開暴動。華盛頓總統發布命令要求所有暴動者返鄉無果之后，派出軍隊鎮壓此次暴動。不過富有喜劇意味的是，最后發現軍隊圍捕的二十多位“犯人”里只有兩位犯有危害國家罪，而且最后由于這兩位犯人一位是“傻瓜”，另一位是“精神病人”，都被華盛頓總統赦免了。

古往今來，人類社會出現過不少浪漫的政治口號，比如輕徭薄賦，自由、平等、博愛、內圣外王、民貴君輕、愛國、公平、正義等等。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這些口號確實能夠起到凝聚人心、促進社會整合或者完成某些重大的社會變革的作用。但是如果將這些政治口號片面化、絕對化，發動民眾以非理性的方式去實踐之，則會導致社會出現問題，甚至造成悲劇性的社會后果。例如，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進行的法國大革命，將貴族階層臉譜化和污名化，不分青紅皂白加以殺戮，甚至發展到極端狀態，殺戮所有在政治異見分子，形成了革命的專制和恐怖。一場以自由的名義進行的革命最終剝奪了人們的自由。很多無辜的人成了革命的刀下鬼，最后甚至連羅伯斯庇爾本人也被送上了斷頭臺！羅蘭夫人在上斷頭臺前留下了一句話：“自由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得以實行。”誠哉斯言！

政治說到底是平衡的藝術。平衡各個階層、各個社會群體的利益和訴求，平衡國家機器的各個組成部分，使之互相配合，互相協調，國家機器方能運轉良好。

政治浪漫主義看上去很美，但若將之付諸實踐，只會給整個社會帶來毀滅性的后果！

第二篇：讀《五百年來誰著史》有感

讀《五百年來誰著史》有感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古人的話語向我們透露出讀書是改變自身境遇的一條絕佳出路，用現代的話來講即知識改變命運。

近來，我認真閱讀了省委書記袁純清同志到我省山西上任時推薦給全省各級干部的《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原本打算從網上搜一下瀏覽瀏覽，然而在看了幾段之后便感到這是一本需要把它捧在手上詳細閱讀的書，于是便到書店買來詳讀。記得以前讀過一篇關于讀書方法的文章，其中提到了“狼莽牛貓”四種讀書方法，《五百年來誰著史》就是這樣一本需要我們像貓吃東西一樣，一點一點細細的咀嚼、品味其中的奧妙與精彩的書。作者在書中所引用的資料之豐富、看問題的角度之新穎、分析問題之透徹，極大地拓展了我的認知外延。

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的發展一直處于世界遙遙領先的地位。我們曾經擁有22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擁有聞名世界的四大發明、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遠洋船隊......然而，為什么到了近代發展慢了下來？為什么列強架幾尊大炮便可隨意要挾我們？為什么我-1-

們的國家墜入了屈辱苦難的深淵？以前，我們總是歸因于資本主義列強的船堅炮利和中國封建政府的腐朽無能。久而久之思維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式，問題有了標準答案，我們對近代挨打落后的原因便不再深入研究思考。

然而，一位學者通過大量的史實和近年來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從另一個角度對問題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分析。“500年來中華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貨幣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壟斷。”作者通過大量的論證告訴我們，由于中國近代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的貨幣金融體系，且在白銀儲備非常短缺的情況下錯誤地實行了銀本位制，從而使將國家的金融經濟命脈為外國資本主義所把持；同時，明清兩朝實行“無為而治”的“文化大一統”，中央政權對邊疆、少數民族等僅滿足于文化上的認同，而不是軍事和經濟上的強力控制；國家對散布在基層城鄉的億萬小農缺乏強有力的控制和組織能力。因此，在歷史的發展中，一直處于領先低位的泱泱大國，在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槍炮之下，走向分崩離析的局面。

對于新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作者同樣從金融貨幣體系和國家能力這個新穎的角度，再次驗證了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億萬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正是由于新中國獨立自主搞建設，在列強封鎖的環境下建立起獨立的金融經濟體系，才取得了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重大成就，而這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騰飛起了重要作用。

五百年來誰著史？近代以來，主導世界價值標準的是西方列強，而中華民族如今卻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拼命”地屈就西方確立的貿易標準、人權標準、全球化標準。作者在揭露西方依靠資本主義的血腥掠奪與侵略，取得標準的制定權。作者預示：未來能夠主導世界價值標準的，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中華文化的頑強的生命力和廣博的包容力才是未來一系列全球問題解決的關鍵所在。

讀罷全書，伏案沉思，歷史的發展軌跡清晰的在腦海浮現。500年來中國一步步走向衰弱，再一步步艱難地走向著偉大的繁榮復興，除了制度原因外，作者又為我們開了一扇新的窗戶，迎面撲來一絲與過去不一樣的清新空氣，我們不能不為之精神一震。中華民族走向復興，需要做的事還很多，需要走的路還比較長，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士能夠像韓毓海一樣多角度的分析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引領社會發展潮流，并最終走在時代前列。

段江波

第三篇：讀《下一個目標是誰》有感

讀《下一個目標是誰》有感（2004年10月）

《下一個目標是誰》是國防大學張召忠教授的又一新作，是《誰能打贏下一場戰爭》的姐妹篇，它詳細的闡述了美國發動近幾次局部戰爭的原因，美軍在戰爭中的表現，以及美國軍事戰略的走向。

每一個和平時期的中國軍人，都會十分關注世界上發生的一些戰爭和武裝沖突，關注在戰爭中外軍的實際表現。張召忠教授正式在這方面走在理論前沿的那一部分人。

1990年，海灣戰爭前，曾有人夸下海口，伊科戰場將變成美軍的第二個越南，結果，聯軍付出的代價僅僅是寥寥數百人的陣亡，連美國人自己準備的運尸袋都沒用完。

1999年，科索沃戰爭前。又有人預言，美軍和北約部隊面對驍勇善戰的南斯拉夫軍隊，將付出沉重代價。南聯盟在持續78天的空襲中雖然只損失了十幾輛坦克，但無法否認的是，整個國家已經在這場戰略空襲中敗下陣來，極不情愿地讓出了科索沃。

海灣戰爭，地面戰爭開始前的戰略空襲持續了一個多月，但只用了100小時就結束了整場戰爭，號稱是世界第四的伊拉克陸軍名存實亡；科索沃戰爭，美軍的巡航導彈不只瞄準了南聯盟軍隊，也瞄向了他整個國民經濟命脈。

看來，美國人的下一個目標，只會是對戰爭沒有準備或準備不足的國家；美國人的下一目標，是那些想和美軍在地面拼刺刀的國家。1

第四篇：勇敢面對被拒絕——讀《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有感

勇敢面對被拒絕

生活中，生病了會打針、吃藥或者是多喝水、多休息。手割破了，我們會使用創可貼。但是當我們的心靈受到傷害該怎么辦呢？很多時候我們都束手無策，想著隨著時間來慢慢療傷，可這種時間療法其實是內心的逃避，也許造成長時間的痛苦。讀了樊登的《讀書是一輩子的事》，我找到了 “急救包”。

書中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在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遇到被拒絕這樣尷尬的場景：A和B在玩拋球，這是你走過來了，三個人一起在玩。A拋給B，B拋給你，你拋給A，三個人玩得很愉快。但幾輪之后，變成A拋給B，B并沒有拋給你，而是又拋給了A，A又拋給了B……此時的你，會有什么樣的感覺？

這種感覺就是被拒絕。拒絕給人造成的第一個傷害就是憤怒，會讓你變得不理性。在2001年，沒過外科醫生發表的一篇報告中指出：比起參與幫派、貧困或使用藥物，社會排斥更容易引起青少年的暴力行為，受到排斥也是情侶間暴力行為的極大誘因。

在剛剛提到的聊天中更讓人尋味的是：科學家嘗試把球換成虛擬炸彈，能隨機“炸死”持有它的人，但就算聽到這個解釋，被拒絕的人仍然會感到痛苦。理論上來說會不介意，但是當被拒絕時，什么理智、常識、邏輯全部被王道九霄云外了。

經常被拒絕還會讓我們的自我評價逐漸降低，使我們不合群，沒有歸屬感。

醫生蓋伊.溫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醫療箱：第一針“強心劑”是與自我爭辯批判，我理解為要和自己做辯論。表白被拒絕，不是因為自己不夠優秀，而是因為TA沒有看到我的優點，也可能

第五篇：《水滸傳》人物評析：武松是個“被英雄”讀《武松打虎》有感（模版）

武松是個“被英雄”

——讀《武松打虎》有感

讀了《水滸傳》中《武松打虎》一回后，武松的意氣和膽量、慷慨和義氣深深感染了我，同時也被他酒后打虎中所表現出來的高超武藝所折服。但是，當我們因這些光彩照人的形象而尊崇他為英雄的時候，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文中其中兩個細節：

一、“武松乘著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

二、“欲待發步再回酒店里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

細細考量這兩個細節之后，我們就不由發現，武松有被英雄主義之嫌，最起碼在這一回是這樣的。

一個人酒興的時候或許吐真言，或許行為不理智。而剛好，以上所說正是兩種表現，言不慎，行不當。或許有人會說，這是武松個性，因為這種個性才造就了武松的英雄本色；或者也有人認為，英雄不是完美者，正像人性不是完美的一樣。但是，我個人認為，英雄所為應該是由英雄本人的善性所引導的，而武松則相反，他的打虎所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好面子、怕人恥笑，是他個人的劣根一面去引導所致。因此，我覺得武松是做了一件英雄主義的事情，而他本人卻是被英雄化了，成為了一名被動英雄。

把武松這種表現拿到今天現實生活來說，當我們對一些舍己救人、奮不顧身等義勇行為贊不絕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深究這些行為后面的真實本質，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贊嘆。我們現實生活中不乏一些被英雄主義的人，例如一些官員，危急時候表現得奮勇當前，大義凜然，但又有多少人是真心實意的呢？我們往往發現他們是迫于壓力、迫于面子，硬著頭皮“帶領”群眾，而與平時群眾上訪吃閉門羹、人浮于事、推卸責任的表現形成極大反差，可以說是反常行為，因為危急時候萬一有什么閃失是最容易丟“烏紗帽”的。當然，他們那時候表現出來的“義勇”總是會被放大放大，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傳為佳話，于是他們一個不小心就成為人們心中的“大英雄”。

因此，對于英雄的判定我們就應該要實事求是，堅決從人性出發。特別對于媒體們，政府部門們，不能不負責任和急功近利，昧著良心和事實制造一個英雄

出來，裝門面、填空洞，刻意樹立所謂的楷模，忽悠欺騙群眾。事實上，英雄這個詞涉及到精神層面，假如“被英雄”泛濫了，那怎么對得起那些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烈士、真正的楷模呢？如今，我們的社會物質上的造假摻假已經相當可怕，如果連精神層面都造假摻假，冒著道德風險，那還有什么人性可言。或許一些“善意的謊言”可以給社會帶來一定的正面效果，給人們帶來可參考的道德追求價值，但一旦謊言被識破被揭穿的時候，又有誰會相信英雄，相信道德，相信媒體，相信政府？

所以說，英雄本來是一個高尚的詞語，但“被英雄”多了，英雄就會貶值。正如之前所說，英雄應該是發自內心的純潔善性所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因為表面做了“英雄主義”的事就可以成為英雄。因此，我們應該要回歸人性真善美的本質，做一個主動的真英雄，以負責任的態度去評判一個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