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問題分析論文

摘要：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總體偏低，直接影響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此，必須從農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培訓資助政策等方面，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培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以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文化素質；職業技能

目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已占外出農民工總量的60%以上[1]，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支生力軍，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同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文化素質總體上有所提高，但相比城鎮新增勞動力而言，其文化素質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只能在收人水平較低的非正規部門就業，而就業的不穩定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步履艱難。然而，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的高低不僅關系到我國未來產業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而且還直接影響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他們的冷暖直接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研究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服務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有效供給不足

職業教育的供給主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各類社會培訓機構等。從政府方面來看，在促進農民增收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加快農村富余勞力轉移的同時，政府理應努力做好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工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但是，一方面，由于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教育體制，教育資源分配明顯偏向城市，盡管國家對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逐年增加，但與城市相比，農村基礎教育長期發展滯后的格局依然沒有改變；據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農村普通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77.11元，全國農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163.56元，全國農村普通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9.74元，全國農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5.5元[2]；城鄉公共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均，直接導致了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不足，教學環境與條件無法滿足農村教育的實際需要，導致農村人口的文化水平總體上較低，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進而限制了農民工進城就業能力；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的指導下，職業教育往往被忽視。據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比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低6973.89元，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比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支出低4057.14元[2]。職業教育的投入不足，導致職業技能培訓發展滯后，總體規模較小，與新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不適應[3]；農民工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整體偏低，其較差就業的穩定性，較低的收入水平嚴重影響了他們轉移性就業。從企業方面來看，為了提高勞動效率和增加企業自身的競爭力，用工企業理應加強員工的職業教育培訓，然而實際情況是，用工企業對農民工培訓積極性不高。企業由于受資金、人員、機構、生產狀況等影響，開展農民工培訓多為崗前安全及規范教育，多數中小型企業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甚至不開展農民工教育培訓，僅有的少量教育培訓也只是圍繞能給企業帶來直接經濟利益的職業技能展開，對農民工缺少企業精神、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常識等方面教育，未能從企業和農民工的長遠發展來看待職業教育培訓問題。從社會培訓機構方面來看，社會培訓機構的快速成長也為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技能培訓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途徑。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進入社會培訓機構的比例依然較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數的社會培訓機構都是以營利為目的,較高的職業技能培訓費用將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拒之門外。

（二）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旺

職業教育是提升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的重要途徑,較高的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意味著較高的收益。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職業教育無疑是改變自身命運，實現自身價值和人生夢想的主渠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的愿望異常強烈，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相當多的實用技能培訓收費較高,對于大多數進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是一個難以逾越的經濟門檻；另一方面，在于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難以找到合適的培訓時間；另外，許多培訓內容與生產實際脫節，職業技能培訓缺少針對性與實用性，培訓方式不夠靈活，培訓地點離農民工較遠，進而導致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有效需求不足。

二、提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水平的途徑

（一）夯實農村基礎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

農村基礎教育的質量決定著未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素質，它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因此，從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布局出發，必須夯實農村基礎教育。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改善農村基礎教育的教學環境與條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形成資金來源多元化的農村基礎教育辦學格局，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積極參與農村基礎教育，不斷提高農村基礎教育的辦學質量與水平，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

（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

一是要充分發揮政府在職業教育培訓中的主導作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導的與農村義務教育相銜接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充分發揮輸出地政府在引導性培訓上的作用，強化輸入地政府在辦學條件、用工需求、市場信息等方面的優勢，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以滿足輸入地勞動力市場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的同時，也為輸入地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儲備了大量人才；而伴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轉移性就業能力增強，越有利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職業教育培訓資金投入，制定有效的農民工培訓政策激勵措施，如通過稅收優惠、補貼或獎勵等多種政策激勵措施，吸納企業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入到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之中；同時要強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職業技能鑒定，落實職業技能鑒定補貼政策；另外，要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信息服務平臺，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實時的市場需求信息、培訓、就業一體化信息服務。二是要充分發揮企業在職業教育培訓中的主體作用。企業要樹立人力資本培養意識，強化崗位培訓責任，使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夠接受初中級職業技能培訓；同時，企業要與培訓機構密切合作，開展訂單式培訓、定向培訓、企業定崗培訓；大中型企業還要聯合技工院校、職業院校，建設一批農民工實訓基地，促使新生代農民工、企業、培訓機構的有效對接，切實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技能。三是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職業教育培訓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及農民工的不同素質,合理設置培訓內容，確保職業技能培訓市場與企業需求的對接，同時也要尊重農民工自身的意愿,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形式,增強培訓的針對性與實效性，努力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就業競爭力能力。

（三）進一步完善培訓資助政策，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職業教育培訓資助既是促進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建立和完善社會安全網的關鍵環節，同時也是引導全國培訓資源的合理配置，引導農民工增加培訓需求的重要途徑。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不僅有利于幫助有培訓需求的農民工減輕個人培訓負擔，而且有利于提高他們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培訓，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質，提高了自己的職業技能，而且增強了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和就業競爭力。為此，要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培訓資助政策，建立農民工培訓直接補貼的配套政策體系，實行社會統一的國家資助扶持政策，為有培訓需求的新生代農民辦理和發放農民工培訓卡，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培訓補貼基本標準，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公平合理[3]，真正把國家提供的優惠和幫助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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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特征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特征分析

摘要：研究不同城市規模下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情況，并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個人特征和務工經歷與職業流動穩定性之間的聯系。結果表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平均1 a換一次工作；小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低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男性、年齡較大、已婚、進城務工年限較長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更穩定。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城市規模；穩定性；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161（2014）12-0077-04

近年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來到城市來尋找務工機會，因而出現了農民工群體。農民工群體為城市帶來了巨大社會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新的、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據《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目前農民工總量為2.69億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為1.00億人，占60.57%。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在人生觀、價值觀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從小的生活環境較好，受教育程度較高，在城市就業偏向于長期性。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第二、三產業的主力和支柱，因此，了解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職業流動特征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職業流動的穩定性，對于城市第二、三產業的穩步發展和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數據來源及概念界定

1.1 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沈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農林經濟管理專業研究生2012年7―8月的調研結果。在遼寧省按照人口與經濟發展水平從高到低選取了大、中、小三類城市規模的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調研，同時在各個行業進行分層抽樣。其中：沈陽市為遼寧省省會城市（大城市）；鞍山市、錦州市屬于地級市（中等城市）；北鎮市、臺安縣屬于縣級市（小城市）。最終獲取有效問卷651份。

1.2 概念界定

新生代農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戶籍在農村，出生在農村，未受過高等教育，來到城市從事非農就業3個月以上的農民工。

職業流動：指新生代農民工來到城市就業后，再次更換用人單位、職業、工種或就業城市的流動行為。在同一個用人單位中職位、收入的變化不算作發生職業流動。其中換工作的次數是職業流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次及職業流動穩定性。樣本描述性分析

2.1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

職業流動頻次指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務工時變換工作的次數。若未更換過工作，職業流動頻次計為0；若從事過兩份工作，即為換過1次工作，職業流動頻次計為1；以此類推。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中有33.18%的人沒有換過工作，有93.10%的人換工作不超過3次。在大城市中，未進行過職業流動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同時在大城市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次達到5～6次的占比高于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可見，大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個體間差異較大。

從職業流動頻次可以初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換工作的情況，但在城市務工時間較長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次必然較多。為了更準確地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穩定性，本文繼續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務工時間。農民工務工特征與城鎮職工不同，他們過年回農村老家后，來年再回到城市務工有些人就會更換工作地點及工作單位，因此，如果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到1 a以上，認為這種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比較穩定；相對的，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就會跳槽，認為這種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不穩定。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70.05%的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比較穩定；29.95%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做不到1 a，即職業流動不穩定。在小城市就業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低于中等城市和大城市。

2.2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的交叉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往往會根據其個人條件來決定是否頻繁更換工作。本文選取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年限來分析個人特征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男性新生代農民工中有71.40%的人職業流動較穩定，而女性新生代農民工中有66.15%的人職業流動較穩定，這可能是因為女性農民工更多的要兼顧家庭，在工作上的精力比較少，因此職業流動穩定性低于男性。年齡大于25歲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較穩定的占比要高于小于等于25歲的新生代農民工，這主要是因為隨著年齡增長，農民工開始傾向于找穩定長期的工作。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職業流動比較穩定的占比為83.70%，高于未婚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年限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沒有顯示出明顯的聯系，但讀過中專或技校的新生代農民工有90.91%的職業流動都比較穩定，這可能是因為中專或技校已經為他們的就業確定了基本方向，因此其職業穩定性較高。

由于在城市務工經歷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流動穩定性也有很大差異。本文主要選取進城務工年限來研究就業經驗與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選取進城務工前技能熟練程度、是否接受技能培訓來分析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水平與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年限越長，就業越穩定，進城務工大于9 a的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都做了1 a以上。進城務工前的技能水平是新生代農民工務工經歷的起點，在進城務工前沒有學習過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職業流動穩定的占比為70.13%，略高于學過技能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在務工期間未接受過技能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職業流動穩定的占比為70.82%，略高于接受過技能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這兩個數據都顯示出有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換工作的頻率要高于無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這可能是因為當新生代農民工掌握某種技能后，其人力資本中專用型人力資本得到了積累，使其找工作具備了一個優勢，因此相對其他人來說比較容易找到工作，這樣他們會選擇多次更換工作，以求最終找到工資、保障、工作環境等相對高質量的工作，因而降低了就業穩定性。結論與討論

本文分析了遼寧省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特征，進而研究了個人特征、務工經歷與職業流動穩定性的聯系。由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隨著其年齡的增長及在城市務工經歷的增加，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尋找長期穩定的工作。掌握技術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找工作上具備優勢，但他們卻傾向于頻繁跳槽，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就業的選擇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他們在注重工資收入的同時也重視用人單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工作環境等，這就使他們找工作有了更多的條件和要求，因此他們多次更換工作以找到最滿意的工作；二是很多企業都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技能培訓，但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穩定性未升高的情況可以看出，技能培訓并沒能有效地留住他們在本單位長期就業，這可能是由于大多數用人單位提供的技能培訓正規性較差、質量較低、應用范圍較小。

要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的穩定性，首先，政府和企業要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拉進他們與城鎮職工社會保障的差距，以增強他們在城市務工的歸屬感，使他們更愿意在城市長期、穩定地就業；其次，用人單位要重視技能培訓的作用，重視培訓質量，這樣才能使新生代農民工在本單位、本崗位有長期就業的意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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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首次出現在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年齡在18歲到25歲之間，他們占了外出打工農民工的主體，約有1億人。新生代農民工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當下，各地節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務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老一代農民工為養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放下書包進工廠”，賺錢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們希望跳出“農門”進“城門”，像城里人一樣生活。然而，他們卻有更多的困惑與迷茫。尤其是90后農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接納；根在農

村，卻與農村日益疏遠。他們只好尷尬地流動在城鄉間。

羊城晚報記者深入川、粵、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農民工，觸摸他們的打工生活和城市夢。70后最怕你跟他講勞動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賺錢；80后既怕加班，又怕總放假，兩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則三餐飽飯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簽幾年的“賣身契”。

為改變，他們進城尋求“機會”

“現在最頭痛的是人員不穩定。”深圳一家汽修廠家負責人朱先生告訴記者。“我們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90后，干兩天就想干別的或者干兩天就走了，我們最煩這個。”朱先生說，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來就想干銷售，不行就跳走，結果干了三四年還是什么都不會。朱先生感嘆，找

做事踏實的老一代農民工越來越難。

廣西南寧一家鞋廠的人力主管告訴記者，他們傾向于不招90后入生產一線，因為很多人干不長，流動

太頻繁。

深圳鵬強人才市場的經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這個特點。他說，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職者對職業的訴求已發生變化。“很多年輕人到深圳是來看一看，打工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情況有很大差別。”汪炬文說，很多90后年輕人抱著尋找“機會”的心態來到深圳，他們希望尋找自己心目中的“機會”。他們沒有父輩那樣嚴重的生存危機，沒錢的話家里會寄過來，因此他

們對工作的要求與老一輩有很大差別，注重工作環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當流水線工人。”生于1991年的陳志文，是廣西南寧武鳴縣人，初中畢業后就出來打工，結果在某工廠干了個把月就辭職了，他已記不清換了多少家工廠。父親覺得他沒定力，去年強行帶著他在一家瓷磚廠工作。節后，陳志文說什么也不肯再跟父親回瓷磚廠了，他說受不了生產線每天的重復勞作，更不愿像父親那樣一輩子耗在生產線上。

廣西天等縣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黃桂德認為，90后不愿上生產線，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勞，而是他們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來有所發展。天等縣一家企業的老板向記者抱怨，該縣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務員，很多人不愿意來工廠。“他們覺得能看到希望，將來也能開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業管理者有著共同的感受：70后愛加班；80后愛看世界；90后愛嘆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則出現數目龐大的“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嚴重缺失；把子女帶在身邊，則成為浩蕩的“流動兒童”，學校教育又出現巨大困難，這是新生代農民工遭遇的窘境。

為發展，他們重視子女教育

與老一代農民工“單打獨斗”的情形相比，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攜家帶口進城務工。

來自廣西桂平的80后陳隆，決定帶4歲的兒子去深圳上幼兒園。“農村我們回不去了，都不會干農活了。我想給兒子創造機會，讓他將來可以留在城市。”陳隆說，自己曾是留守兒童，不愿兒子重蹈覆轍。但

現實也擺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戶城市，孩子高考時，還是要回老家。

在廣西天等縣孟養村龍彰屯，差不多整個屯都搬到深圳了。“他們在深圳掙了錢，回老家蓋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卻沒幾個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過年過節都不回來。屯子里的紅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進行。”

當地一位干部說，去年村委會換屆選舉，在深圳公明設立了選舉分會場。

但并非所有兒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兒童仍是困擾新生代農民工的大問題。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兒童1.3萬人。記者走訪的數十位返鄉農民工中，約三分之一的人明確表示，因為不想讓家人成為“留守兒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選擇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輩常年在外打工，難

以顧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務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便輟學。24歲的四川金堂縣新鑫村民王天壽告訴記者，他小學畢業后就外出務工，而21歲的弟弟黃召華小學沒讀完，就跟著哥哥打工了。淮口鎮就業服務站負責人陳敏告訴記者，這樣的家庭在當地并不罕見，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響，很多“留守兒童”長

大后選擇了外出打工。

來自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工作單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過33%，通過親友、同鄉介紹的超過36%。這些靠自己打拼出來的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近乎瘋狂。一項針對近5000

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將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廣東等地已實施農民工積分入戶、“流動兒童”入讀當地公立學校等政策，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來自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調查顯示，60%的受訪農民工不愿或沒考慮好

是否入戶城鎮。主要原因是不愿放棄土地、城市生活壓力大、擔心工作不穩定、農村環境趨好。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為子女，他們回鄉另謀出路

廣東東莞虎門鎮，一房一廳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孫三代迎來了龍年。這是王磊一家在廣東過的第三個春節。

王磊，河南省駐馬店人，1987年生，一個兩歲孩子的爹。他是虎門中心客運站的一名普通車管員，與他那大半輩子都漂泊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樣，王磊打算到兒子要讀書的年紀，就結束打工日子，舉家回老家發展。“學門手藝，比如修車，在我們那邊開個修車鋪；老婆賣賣衣服，可以從虎門進貨，拿回

去賣，比打工強多了……”

不像父輩農民工一樣：打工、賺錢、娶媳婦、生娃、蓋房，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剛剛25歲的王磊對自身的人生規劃異常清晰。大約三年前，他辭去了工廠工作，因為“不自由”，而且“學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滿意，正規穩定、相對自由，加班還有三薪，最重要的，是離自己“學手藝”的夢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萬萬名新生代農民工的縮影，他們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線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業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他們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勞”的標準衡量他們，指責他們耐不住性子，批評他們“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獲”，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許已經不合時宜。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從某種程度上說，新生代打工者的瀟灑建立在父輩的艱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獨生子女比例較高，在多數家庭中，父母打工掙錢蓋起了房子，為新生代解決了后顧之憂；還未成家的新生代，沒有養家的壓力，活得更灑脫，換工作、換城市、換圈子、換活法，成為他們的常態。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兒童”，父親在長三角當過多年建筑工，給家里蓋起了大房子，現在年紀大了就在客運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時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親當環衛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兩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為人父的王磊，現在覺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內地漸漸發展起來了，不少老鄉回去了。”王磊說，在虎門中心客運站看著回東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開始為回家做準備。

記者手記

培訓和服務掉隊了

與第一代農民工大多靠體力打拼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技能培訓的欲望強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輕農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經變化了，他們不想只在酒樓端盤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齡耽

誤了。”中山大學教授郭巍青主張直接由財政出錢，為年輕農民工做培訓項目。

也有學者建議，在勞動力輸出地對農民工進行培訓。同時，加強省際勞務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發到勞務輸出省，引導農民有序流動。但記者采訪發現，在四川金堂、湖南長沙、廣西南寧等地，幾乎均未進

行跨省勞務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務工者自己尋找為主。

新生代農民工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沒有務農經歷，不愿或難以回到鄉村。他們表面上被城市接納，實際在就業、醫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與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別，這樣的“半城市化”狀況讓務工

人員處在“進不去”城市和“不愿回”農村的尷尬境地。

第四篇：新生代農民工

2010.12.10

從近幾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在近半年內發生了“十二連跳”系列自殺之后，“新生代農民工”也日漸作為一個群體，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文從公務員申論考試入手，運用利益主體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現象的原因及解決對策，供考生參考。何謂“新生代農民工”?

主要指由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輕群體，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1.5億人里面占到60%，他們出生后就上學，上完學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很大困境，其產生原因可以從政府、社會、企業、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合法權益有效機制，也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保護他們的勞動權益和人格尊嚴。此外還有戶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難重重；

社會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還存在觀念上的諸多歧視，使他們難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認同感和歸宿感；而他們在勞動供給和行業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這使得社會出現了“用工荒”，造成了勞動資源的浪費；

企業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視性待遇；或者給他們極低的工作報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視他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方面，他們在心態和觀念上，對職業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較之第一代農民工高，而他們又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和融入較高層次就業市場的本領，同時他們工作耐受度較低，缺乏父輩的吃苦耐勞精神，心理抗壓能力比較脆弱，這些因素進一步限制了他們在城市的發展；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關部門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出臺切實措施保障其利益，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生產便利的同時，還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區功能，為打工者提供勞動、生活權利方面的制度性關懷；

第二，全社會要以更寬容的心態來接受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相關機構要積極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技能等方面的培訓，開展各種活動，拓寬新生代農民工的社交渠道，讓他們處于一個更加開放、多元的人際關系網中；

第三，企業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勞動報酬，同時依照法律規定為其提供社會保障；同時要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需求，發揮集體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與溝通的組織，消除他們的集體焦慮感；

第四，新生代農民工要端正心態，不怕吃苦、不懼困難，在基礎性崗位上積累經驗、提高技能，加強自身的敬業精神；同時，制定職業規劃，腳踏實地去努力，不好高騖遠，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去奮斗，實現自己的夢想。

以上是關于新生態農民工這一熱點問題的解析及備考指導，華圖教育希望考生能從中總結規律，受到啟發，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并且多多關注國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體評論，讓自己的申論知識儲備更加充實全面，為自己迎接考試，繼續努力加油。

第五篇：新生代農民工

思想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存處境的非傳統挑戰及社會

調適

2010年10月28日09:58 來源：《理論導刊》2010年第8期 作者：徐新林 瀏覽：

106摘要：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漸行漸遠又融不進城市，職業選擇上高不成低不就，注重精神生活卻受到社會歧視，交往愿望強烈但交往范圍狹小。新生代農民工生存處境面臨的非傳統挑戰，既有生活環境變遷的因素，更有制度設計上的問題，還有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原因。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處境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制度層面、從政府、社區、市民層面，還有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層面，進行全方位調適。

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先后形成了兩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伴隨中國改革開放成長的上世紀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農民工。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超過1億人，占到全國1.5億外出打工農民的60%，正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從成長環境上講，新生代農民工主要分兩類情況，一類是從小在農村長大的，一類是隨父母在城市出生或成長的。不管哪類情況，新生代農民工都基本沒有務農經歷，接受過較正規的學校教育，對城市社會的認同感較高，對家鄉鄉土文化和制度性身份的認同感減弱，對農村的一些傳統和習慣淡漠，甚至持批評態度，具有更強烈的城市化動力，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會。新生代農民工生存處境與父輩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他們生存發展所遭遇的非傳統挑戰，不僅將影響他們未來的人生走向，也必然對我國的城鎮化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存處境面臨的非傳統挑戰

1.與農村漸行漸遠，卻又融不進城市。從職業上講，農民工是工人;從地域上講，他們是市民，但是其法定身份仍然是農民。對這種制度賦予的“農民”身份，第一代農民工的認同程度比較高，而新生代農民工的認同程度則比較低，他們希望按照職業、生活領域等經濟社會因素來重新認定自己的身份，盡快融入城市。徐州師范大學法政學院社會調查中心自2005年10月至2006年5月，在江蘇省徐州市區，開展了一次針對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差異的調查，結果顯示，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64.7%認為自己是普通打工者，13.5%認為自己是擁有部分非農業收入的農民，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只有3.8%。另據《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狀況及代際對比研究報告》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在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選擇“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新生代農民工根在農村，但思維方式以城市為坐標，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斷消解著他們對家鄉所存有的情感認同和社會記憶，對農村日益疏遠。對大多數第一代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

己只是城市的“過客”，而新生代農民工卻渴望真正做“城里人”。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門檻不斷粉碎著他們的城市夢，由此造成新生代農民工根在農村，心在城市，“打工無希望，回鄉更失望”，只能游蕩在城鄉之間，成為既融不進城市，也回不了鄉村的“無根的一代”。

2.就業壓力空前增大，職業選擇上卻有些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學歷上高于老一代農民工，但二者面對的形勢和要求卻大不相同。老一代農民工是在短缺經濟階段進城或者到沿海地區打工的，只要肯出力就能生存。新生代農民工卻面臨著過剩經濟時代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復雜局面，先前很多的技術都成了“屠龍之技”。新生代農民工欲順利就業，必須二次培訓，全面提高自身技能和綜合素質，才能適應產業升級和調整落后產能的客觀要求。在就業問題上，新生代農民工不僅要和老一代農民工競爭崗位，還要和另一個龐大群體———大學生來競爭崗位，這種非傳統挑戰是前所未有的。問題在于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期望高與敬業精神差、技能不精并存，他們普遍看不上低收入的體力活，又沒有機會找到高收入工作。一項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敬業精神差，且職業流動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換工作0.45次，而50年代的老一代農民工僅為0.08次，其跳槽頻率是其父兄輩的近6倍。新生代農民工中的許多成員都是在家庭的溺愛中長大，獨立性差，團結協作和包容性不足，承受困難和挫折的能力低，不能踏踏實實地干活，一有不順心的事兒，就鬧別扭，提要求，甚至辭職。過于頻繁地跳槽，使得他們對每個行業、崗位只能作蜻蜓點水式的了解，每一項職業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學徒期”的水平。

3.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卻往往受到社會歧視。如果說老一代農民工還能“安貧樂道”，那么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較高，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相對較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身特點和城市消費文化的強烈刺激，使他們往往追求較高的物質和精神享受。輕松體面的工作、時髦的裝束、時尚的休閑方式等等，這些在第一代民工看來似乎與己無關的“城里人”生活，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普遍訴求。但由于收入較低，他們只能選擇比較廉價的文化消費方式。另外，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工作時，非常關注“對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會認可。調查中，新生代農民工對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時間，進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滿意，認為這樣會得到精神上的滿足，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更大。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空間上走近了城市，但在社會心理、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方面還與城市存在一定隔膜，制度層面、市民層面等都對他們有不客觀的認知和明顯的歧視，致使他們精神需求難以滿足，向上流動的訴求難以實現。4.交往愿望強烈但交往范圍狹小。一項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被問到是否愿意和城里人交往時，41.7%的人選擇愿意，42.4%的人選擇無所謂，只有15.9%的人選擇不愿意。很顯然，新生代農民工還是很愿意和城里人交往。但是，由于各種原因，當前，中國新生代農民工依然遠離主流社會的居住點，聚集在市郊等一些地方，形成了自己的“社區”。一段時間后必然會形成屬于自己的共同亞文化，并對處于其中的農民工造成影響。更為嚴重的是，這些亞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擴展性和傳遞性，對農民工子女的成長也會造成極其不

利的影響。長此以往，城市將形成雙重結構：主流社會和邊緣社會。當邊緣社會不斷擴大，勢必對主流社會產生強大的沖擊，從而會帶來隔離、斷裂后的緊張、矛盾和失序。

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生存處境非傳統挑戰的成因

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實質上是其自身再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面對的不僅有顯性的制度的障礙，也有隱性的文化的制約。

1.生活環境的變遷。新生代農民工的農村文化背景特別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結構，會在以后的生活中打下深深的烙印，為自身涂上基本的底色，對其進入城市后的社會適應產生著隱性的排斥作用。脫離了原來賴以生存的農村環境，置身喧囂的現代城市文明，從第一次社會化必經的“生理斷乳”，到新環境下的將要面對的更為痛苦的“心理斷乳”，城鄉兩種文化的尖銳沖突，使得他們常常感到手足無措，無所適從，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園在哪里。農村的社會支持網絡是以家庭、親友為主體的初級支持網絡，而城市的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具有匿名性、非個性化和以業緣為主等特征，兩種社會支持網絡形成鮮明的對照。農民重家庭和鄰里關系，主要依賴傳統的倫理道德達到社會整合。而城市社會關系的建立和維持服從工具主義的理性。盡管新生代農民工較其父輩對城市文明接受度更高，但兩種文化價值體系的巨大差異仍給他們以很大的震撼，進而對他們的心理產生很大影響。這些由于城鄉空間轉換而給新生代農民工帶來的痛苦和挫折，對于一些心理承受力較弱的青年農民工來說，容易使他們產生自卑心理、焦慮心理，甚至對前途失去信心，走向墮落的道路。

2.制度設計與社會歧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但是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戶籍制度依然發揮著它的作用。1958年，國家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將中國公民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戶籍制度成為我國長期實行城鄉隔離政策的載體和核心。近年來雖然在許多地方戶籍制度已經松動，但傳統制度所遺留的各種弊端，再加上缺乏相應的配套措施，農民進城務工的大門并沒有真正完全打開，城鄉壁壘并沒有完全打破。而由戶籍制度所確立的等級觀念、身份觀念已逐步演變成了對于邊緣社會群體新生代農民工的歧視。具體表現為身份歧視、社會保障制度的歧視、就業政策歧視、文化歧視、人格歧視等。盡管新生代農民工較老一代融入城市的愿望強烈，但由制度設計所帶來的社會歧視依然把他們排斥在外。

3.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原因。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變換和重新建構新的社會聯系和社會網絡的過程。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互為主體性的交往。人類透過生活世界所達到的溝通，不單使得人類相互間的交往成為可能，而且進一步發展、改進和更換其在社會的角色和自我的認同。從農村進入城市，新生代農民工需要重構新的社會聯系和社會網絡，通過交往融入主流城市文化。但他們不少人僅活動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他們憑借著老鄉、親戚朋友等傳統資源，去維持他們內部的秩序，以他們特有的方式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有的接受城市文化的做法只是停留于簡單模

仿城市文化表象的層次，內心深處的自卑和急于得到文化認同的心理期待被深深埋藏;有的難以抵御城市燈紅酒綠的誘惑，把農業文明中的好的傳統也扔了。空間上的隔離、生活方式的差異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冷淡、歧視與疏遠，不僅無助于新生代農民工打破舊的角色意識，融入到新的城市生活中去，反而加劇了他們的心理不適應。多數不能在精神上很好地真正融入城市，而處于封閉與孤獨狀態。

新生代代農民工渴望城市生活、思想活躍，急于外出闖世界，但缺乏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長，恰恰是他們的一大軟肋。除專業技能外，新生代農民工更欠缺基本的職業素養。盡管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身份，但大部分人卻基本沒有接觸過農業生產勞動，既沒有吃苦耐勞的思想準備，也普遍缺乏基本的敬業精神。此外，我國城市化進程相對較慢，在短期內不可能把較多的農民工吸納為城市居民，而新生代農民工對此缺乏清醒的認識。他們文化素質相對較低，心理承受能力較弱，但對未來心理預期過高，不能正確地擺正自己的位置，往往因失望而憤世嫉俗、悲觀厭世，甚至采取失范行為，影響社會穩定和安全。

三、新生代農民工生存處境的社會調適

超過1億人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農民工群體的主體。溫家寶總理說：“如何對待農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全局和長遠的大事。”因此，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必須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局，從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全局來考慮。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單靠某一項制度改進的單兵突進無助于問題的化解。根本解決之道，是建立社會支持體系，讓新生代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市民，讓他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因此，我們需要從制度層面，從政府、社區、市民層面，還有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層面進行全方位調適。

1.制度層面。首先應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歧視，分步驟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給予新生代農民工公正、公平的國民待遇。要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要創建平等的就業制度，給予新生代農民工平等競爭的權利，不斷完善就業準入制度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盡快建立新生代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制度，建立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特點的養老保險制度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政府、社區、市民層面。加大政府層面的支持力度。要在就業方面對進城農民多加指導，推動市場組織和就業服務機構的建設，為農民工提供就業信息支持。要根據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建立適合新市民特點的、符合多層次需要的職業培訓網，從根本上提高新市民的文化素質和在城市就業競爭的能力。要在經濟適用房和政府廉租房建設和分配方面，逐步向農民工開放，鼓勵有條件的城市將有穩定職業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農民工逐步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保證新生代農民工居有其所。充分發揮社區管理和服務的重要作用。社區作為聯結農民工和城市社會的紐帶，向農民工傳遞著城市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改

變著農民工頭腦中固有的傳統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為此，我們要努力建設開放型、多功能的城市社區，充分發揮社區的參與功能、教育功能、互助功能等，使之成為政府各部門對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社會管理和服務的接口。市民應調整心態，積極主動地與農民工進行社會交往和人際互動，幫助他們養成城市文明所需的現代思維和意識，將他們視為享有同等社會權利的成員，幫助其在城市社區中建立社會支持網絡，增強他們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3.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層面。新生代農民工必須積極參與各種學習培訓，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質和業務技能。要繼承和發揚老一代農民工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精神。要調整好心態，以主人翁的姿態，積極參與各種市民活動，盡快完成由農民工到新市民的內涵轉化，真正成為合格的城市市民。

4.社會層面。進一步關愛新生代農民工這個特殊群體，積極做好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咨詢工作，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化解其心理壓力和郁結情緒。幫助他們解決工作、生活上遇到的實際問題，改變其不合理的思維、情感和反應方式，使他們逐步從心理上融入城市。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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