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思而行的成語

【成語】：三思而行

【拼音】：sān sī ér xíng

【簡拼】：ssex

【解釋】：三：再三，表示多次。指經過反復考慮，然后再去做。

【出處】：《南齊書?公冶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p>

【示例】：終身大事也應該～。歐陽山《三家巷》三０

【近義詞】：深思熟慮、鄭重其事

【反義詞】：不假思索、輕舉妄動

【語法】：作謂語、賓語；指經過反復考慮后再做

三思而行 成語接龍

【順接】：行不從徑 行不副言 行不及言 行不履危 行不由徑 行不由路 行不知往 行不勝衣

【順接】：按轡徐行 霸道橫行 敗德辱行 半路修行 苞苴公行 倍日并行 倍道兼行 倍道而行

【逆接】：不壹而三 倒四顛三 鼎足而三 隔二偏三 觀隅反三 接二連三 徑一周三 舉一反三

【逆接】：三三兩兩 三三五五 三三四四 三上五落 三下兩下 三不主義 三不拗六 三不足畏

第二篇：“三思而行”顯優效

“三思而教”顯優效

東興鎮中心小學 張喬華

教學專家認為，所有的課程研究和設計，都是建立在課堂研究的基礎上，而課堂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教師的工作。當教師成為研究者，能夠批判地考察自己的教學實踐，能夠理解并改善自己的教學行為，那么，某些激動人心的口號才能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由此，我深感行為跟進對教師乃至整個課程改革的作用。不斷地嘗試與反思是進行行動研究的前提。通過不斷改進策略，解決具體的教學問題，并漸次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是行動研究的主要功能?，F就蘇教版第六冊“面積單位間的進率”的三次教學來說明反思后的優效性 第一次試教

1、復習面積單位有哪些。這些面積單位間的進率是多少？大膽地猜測一下。

2、現在我們就一個個來驗證自己的猜測。

3、驗證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的關系。（利用手中的材料動手操作、驗證、匯報交流。）

4、驗證平方米和平方分米的關系。（動手操作、驗證、匯報交流。）

5、驗證平方米和平方厘米的關系。（動手操作、驗證、匯報交流。）反 思：

學生學起來毫不費力，動手操作得也十分成功，效果看上去很好，嘗試似乎是成功的。但我卻發現了一個本質的問題：學生在整個過程中缺少一種真正的情感體驗和認知體驗，更缺少一種主動探索信息、解決問題的積極態度。學生的學習應是一種再創造，那么學生在課堂上按指定行事會有創造嗎？他們甚至都沒有了自我，有何創造可言？

反思整個過程，我覺得這個設計不符合新的課程理念，教學的開放度不夠。不過我從學生的操作過程中了解到學生的潛力是無限的，思維是很活躍的，關鍵就在于我們能否給他們提供一個開放的、自由的思維空間。所以，我沒有著急，我知道怎么去改進。改進策略：

讓學生自己決定研究的主題，在自己熟悉的、感興趣的層面開展活動。在活動中，讓學生用自己的辦法去量、拼、擺、推理等，碰到問題組內想辦法解決。改進后的教學：

1、這些面積單位之間有什么關系？大膽地猜測一下。（三組關系中有的是

10、有的是100、有的是1000、10000等）

2、看來大家得出的意見難以一致，我們可以想辦法來驗證一下，利用自己需要的工具或材料，選擇一組自己喜歡的來進行研究。

小組開始活動。學生也開始活躍起來了，動起來了。

很快，我發現這不是一個好現象。我在巡視中發現，有的小組做得并不象說的那樣，有的小組甚至不知道怎么做，特別是在準備的材料中有1平方米的紙板，8個小組中有5組一上來就打開了這張紙，但卻又不知道從何下手，一會兒拿尺，一會兒小紙片，沒個主意。幸好另三組進行的還可以，研究的是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之間的進率，我才得以較順利地進入下一個教學環節——匯報交流。這時，我真的有點著急了。反 思：

我認為這個設計方案符合新的課程理念，既然設計方案沒問題，那問題就出在教師身上。現在的課堂都提倡開放，這一點無庸置疑，但完全讓學生自由發揮，教師的作用又何在？這一節課的結果已告訴我們，教師的作用是不容忽視，而且是不可替代的。開放是可取的，注重體驗，注重過程，都要有個度的問題，我覺得我沒有把握好這一點。回顧我的教學過程，有這樣的環節，我問：“這些面積單位之間有什么關系？大膽地猜測一下?！薄拔覀兛梢韵朕k法來驗證一下，利用自己需要的工具或材料，選擇一組自己喜歡的來進行研究。”學生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后就按自己的思路開展活動。在這里教師的作用幾乎是一片空白。等到學生開始操作時，我發現了問題，再想去作指導已經有困難了。改進策略：

一、是充分發揮教師的組織、引導作用。

二、在動手操作前要讓學生明白自己“做什么”和“怎樣做”。

三、要能及時將學生的回答加以概括和提升。

因為這是一節校本教研課，所以通過討論，我根據研究合作組的意見，在另外一個班級又進行了一次嘗試。再次改進后的教學

1、這些面積單位之間有什么關系呢？請同學們大膽猜測一下，你為什么會猜測是100或1000呢？

2、我們想辦法來驗證一下，你覺得可以用哪些工具或材料？

3、你想驗證哪一組，你準備利用這些材料怎樣來驗證？

4、小組討論，交流一下想法。（說出自己的想法，了解他人的想法）同學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設想，嘗試一下，也可以聽了別人的設想有所啟發來進行嘗試。

5、進行嘗試。你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一組進行研究。接下來的小組活動，開展得井然有序，我在各小組間巡視，對操作有困難的同學給予幫助，對學生的某些不當做法加以規范。

6、匯報交流。先讓學生說說在操作過程中有什么困惑嗎？有一組研究的是平方米和平方厘米之間的進率，提出來說還沒有結果。我暫時放了一放，先讓別的同學來匯報研究過程。

學生匯報的過程是一個展示自我的過程，是一個思維碰撞的過程。學生的方法多種多樣，有擺、量、畫、推理等等，學生充滿智慧的火花在課堂上熠熠生輝。

在等到有的學生說用推理的方法后，剛開始有困難的這組同學深受啟發，不由自主的站起來說：老師，我們現在已經知道，1平方米等于10000平方厘米了，接著就把這個推理過程完整的敘述出來。還說：如果用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去擺的話，那太不可取了，太不科學了。其他同學不由自主的給予贊賞的掌聲，我看到聽課的老師也點頭微笑了。我，反而語拙地說：“你說的真好?！?? 三次教學后的深思：

課堂教學是靈活多樣，不斷生成變化的。教學不必拘泥于某種特定的程序，更不能模式化、形式化，應致力于使研究過程靈活多樣、豐富多彩。如本次研究中，有行動者個人的反思，有同伴互助，有專家引領。教師迅速分析原因并采取策略。從實際情景出發，根據需要，隨時檢討、不斷修正，并不斷生成新的內容，讓反思及時化為行動，追求我們理想中的課堂。

有效教學永遠值得我深思。如今，自主探究已經成為學生學習中不可缺少的學習方式，但我們在考慮學生自主探究的同時，必須考慮到它是否有效，這是課堂教學中必須注意的。

數學課堂該讓學生的個性飛揚。學習是一種個性化的行為，我們應該尊重學生的獨特感受和體驗，不必也不能強求思維的一致性，在今天的課堂上，我們看到更多的應是學生個性的張揚，創造能力的培養。所以如何讓課堂成為展現學生個性的舞臺，也是我們深思的一個問題。

小學數學教師應充實自己數學的學識。我們總感覺小學數學有什么難的，不就是那么一點點東西嗎？是呀，從知識的角度來說的確是很簡單。問題在于教師如何以這些知識為載體，引導學生從事豐富有趣的數學活動。除了傳授知識以外，數學教師更有責任培養學生的數學素養、眼光和品位。這不是一項輕松的工作，卻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值得我們努力，再努力。

第三篇：三思而行 再思則矣

三思而行 再思則矣

論語里有一個故事，季子文三思而后行。子聞之曰：“再，思可矣。”

孔子卻對自己的學生說過一句話：“三思而行，再思則矣?！睂W生問：“一件事情是去想三遍然后再去做嘛？”孔子說: “不是的，一件事情想兩遍去做就可以，想得太多反而會使思維限定在一個地方，從而看不見更大的方向?！边@是古代圣人的智慧，兩句古話都告訴了我們，做事情不能有從眾心理，必須要深思熟慮。不然，可能會釀成大錯。

拉伯雷《巨人傳》中的故事：巴奴越受羊販鄧特諾詬辱,乃購其一羊驅之入海,群羊見之均起而效尤,紛紛投海,卒至羊販鄧特諾于搶救時亦溺死海中.今以巴奴越綿羊喻盲從之眾.這就是著名的羊群效應。羊群效應告訴了我們，從眾心理是不可取的，在市場中的普通大眾,往往容易喪失基本判斷力.人們喜歡湊熱鬧、人云亦云。這樣只會使自己的思維定性，從而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然而，在古代，不思考釀成大錯的也不在少數。

例如三國時期的失街亭.敘蜀國參軍馬謖因剛愎自用而使軍事要塞街亭失陷的故事。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于街亭.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干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就是因為馬謖剛愎自用，既不聽取別人的意見，自己也不去思考其中的隱憂，從而造成了街亭失守，自己被斬。

這些鮮明的例子就在我們眼前呈現，做事情要三思而行。這不是空穴來風，是經過歷史的長河力證過的。

北宋有個大科學家,名叫沈括.他小時侯讀白居易的詩《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他想：為什么同是桃花,開花的時間相差這么遠呢?他去問媽媽,媽媽說：“興許是花開花落,有早有遲吧!”媽媽的回答沒能解開沈括的疑團,他仍然把這個問題放在心上.有一次,他隨大人到深山的寺廟里去,發現那里的溫度要比山下低得多,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漢朝的王商也是一個冷靜，不從眾的人。

王商為漢成帝的丞相，遇事冷靜理智，從不人云亦云，很有主見.有一日，長安城中盛傳要發大水，滿城的人都忙著逃命，整個長安城中一片混亂，似乎已水臨城邊，就連皇上的勇父、大將軍王鳳也嚇得勸成帝趕快上船，聊以避難。而漢成帝也果真為其言辭所動，準備暫且遷離京城。王商力阻漢成帝隨遷，指出輕信謠言、妄遷京師會遺患無窮。后來證明，發水之說實為謠言。為此漢成帝很是看重王商。

沈括和王商的事例都告訴了我們，做事情不能盲目隨從，要有自己的主見。怎么有自己的主見，就要冷靜下來，認真的去思考這件事情的利與弊。然后我們在付諸行動。這樣犯錯的幾率就會小之又小。但是，我們不能光思考不去行動，這樣只會成為趙括，只會紙上談兵。我們必須要思考在行動。

我們人類，在如今的社會，必須學會深思熟慮，而不是去

“思考”

現在，人們更愿現意追求的是過眼的繁華，不是一種真實的沉淀！當然不能說他們沒有去思考，只是這些個思考少了許多深層的東西，一句話，太膚淺！難道真的只有那些個財富才能讓你開心？可是那些也是生不帶來，死不帶走啊！你們經常抱怨活得太累，可是你們又何曾去想過放松呢？為了一點點小的利益，將大腦的高速地運轉著！你不是巨人，就不要跟他們一般生活。當然，無論你們思考與否，地球都在正常轉動。日子總在過去，太陽也按著它的規律，出于東，落于西，看起來似乎一切都沒有變化。如果是這樣，那么人類將在枯燥與單調中滅亡。

三思而后行，不思則惘，再思則矣。

第四篇：對日“外交革命”三思而行

對日“外交革命”三思而行

2003年06月14日 09:15

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本首相小泉5月31日在彼得堡會面。

鳳凰衛視6月14日消息：丁松泉博士近日來稿，就中日關系發展談了自己的一些觀點和看法，在此發表，僅供參考。

對日關系是最擾人的關系，也是中國國內最不具有共識的領域。在中國頗有影響的雜志《戰略與管理》繼刊發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批評中國國內反日思潮與非理性行為之后，今年第二期又刊發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時殷紅的文章——《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時教授深受克勞塞維茨和利德爾·哈特戰略思想的影響，在戰略研究方面可謂獨樹一幟。他從中國外交大戰略的角度，提倡中國主動開展一場“外交革命”，推動中日接近，將對立關系“戲劇性”地轉變為友好合作關系。上述兩文在國內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可見中國國內民眾在對日戰略與政策上缺乏共識的事實。

馬文主要體現了作者作為記者的敏感性，主要還是一種觀感性的文章，除論題本身的價值外，實在也無需多予評論。但時殷紅教授的文章從中國大戰略出發，提出了中日接近、推動“外交革命”的戰略依據，值得我們予以關注并認真探討。

在時教授的“大棋局”中，中國首要的問題在于推行有利于中國崛起并最終完成國家統一的外交戰略，這其中有兩個重要因素必須深以為慮：一是美國的霸權心態及其對中國崛起的戒備，“它阻滯中國具備強國的軍事力量和國際政治影響的傾向”，“發展到了可稱前所未有的地步”；二是日本鄰近中國，有1億多人口，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處于世界最前列，兩國不斷增長的互厭和敵意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避免或緩解中日之間的“安全兩難”至關重要。他認為，“中國大陸經不起在一個往往敵對的美國、敵對的臺灣以及可能敵對的印度之外，還面對一個敵對的日本。從全局觀念出發，具有根本意義的戰略集中原則要求大力爭取改善中日關系，實現中日接近，以便中國能夠主要在中長期安全意義上盡可能集中應對美國實在和潛在的對華防范、壓力與威脅，連同集中致力于臺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重任”。時教授認為，近年來中國的一項基本方針——以對美關系為重中之重，盡可能（甚至不時在相當程度上忍辱負重）維持中美良性關系——出于國家利益的必需，并且總的來說產生了對中國至關緊要的有利效果，但單憑這一基本方針，顯然不足以真正實質性地大幅度改善美國的對華基本理念、政策和戰略態勢。他認為，執行這一方針使中國付出了兩項代價：一是對美外交回旋余地大受限制，二是被國內民眾視為“示弱”，而對外交政策的比較廣泛的國內公眾支持，在中國“大眾政治”隨改革和社會發展愈趨形成的情況下，愈益重要。

為謀求中日接近，時殷紅教授提出了中國需要做的五大方面的事情：第一，“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大致滿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將中日歷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期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也相應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傳”。第二，加強中日經貿的比重，“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占的比例”。第三，“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第四，在重大問題上，以實際行動歡迎、甚而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明確讓日本得出中國將日本視作明日東亞政治大國的結論。第五，以“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待日本要求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條件。

筆者與時教授有著同樣的外交大戰略的基本架構和目標指向，也就是說，中國中長期的戰略重點是為中國崛起創造必要的國際環境，并集中致力于臺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和完成中國統一。筆者也贊同中日關系應該更加接近的主張，對時教授的五項政策主張大部分沒有根本性分歧。但本人不同意時教授的戰略基點（軸心）和實施途徑、重點及其步驟。時教授把解決中美關系的戰略重點轉移到了中日關系，以此企圖牽制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備與阻滯。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舉措”，將使中國對美外交有了回旋余地，因為美國一直提防著中日接近。他甚至樂觀地斷言：“只要中日關系有大幅度進展，只要實現了中日接近，中國對美外交和戰略地位的顯著改善幾乎是必然或自動的副產品”。筆者以為，這是一種戰略的本末倒置，對中國外交極具危險性，而且這種主張頗不現實，不可能出現他所預言的樂觀的“副產品”。首先，在國際結構變遷過程中，霸權國家與新興大國之間的矛盾是問題的核心所在，這是至關重要的矛盾，雖然周邊的迂回和側面的牽制可以對這對戰略性、結構性矛盾有所影響，但正因為這對矛盾的至關重要性和在國際結構變遷中的核心地位，就決定了當事國直接面對和處理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新興大國與霸權國家本身決心已定，周邊牽制將起不到戰略性的影響，至多是一種戰術性的影響，不能從總體上解決它們的矛盾與沖突，甚至因周邊因素的介入而加深猜忌激化矛盾。歷史上也沒有出現時教授樂觀預見的那樣的結局。英國與西班牙、拿破侖帝國與英帝國，前蘇聯與美國，在這些戰略性矛盾與沖突中，沒有任何一種周邊力量或其他關系能阻止它們將沖突升級的步伐。即使在中美關系的尼克松革命中，也是基于雙方共同的戰略改變與接近本身的結果。在中國外交戰略中，中美關系是重中之重，它需要周邊的一些有益的制約，但根本的希望不在這里。就戰略而言，美國是中國繞不開的一道檻，這對霸權國家與新興大國需要直接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互動去解決它們之間存在的矛盾，抑制沖突的危險。中國外交必須主打中美關系的攻堅戰，要使中國在崛起期間波瀾不驚，別無他途。試圖以別國牽制，反而自己去證實美國對中日接近的擔憂，加深猜忌，使美國以為中日要將美國逐出亞洲，因而盡早對中國采取預防性的遏制政策。第二，中日接近對美國戰略的牽制是否能夠實現，是頗值得懷疑的問題。以美國今日的超強地位，它在全球及各區域的博弈中仍然游刃有余，它有辦法干擾中日接近，或使這種接近變得戰略上無甚價值。美國對中日接近是警覺的，見諸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國學者庫普錢甚至認為中日至今未能接近的根源在美國。一個中日合作、一體化的東亞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戰略夢魘，必會千方百計地阻止，更何況其間的中國沒有與它解決戰略性矛盾還帶著牽制的意圖。由于美國的實力，由于日本的外交獨立性的先天性缺陷，也由于至今美國對日本仍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企圖繞開美國推動中日接近甚而謀圖制約美國，未免過于天真。美國認為，未來對美國的挑戰是歐亞大陸崛起的力量，中國、俄羅斯等都有可能。美國并不認為日本會成為這樣的一種力量，因此，在美國看來，在中國崛起的情況下，中日接近無異于日本倒向中國，中主日從，日本將被中國“劫持”，這是美國無法容忍的。如果美國為此而加緊在臺灣問題上制造麻煩，中國就會立即陷入戰略被動甚至戰略混亂。美國在此情況下，除對中國更加警覺防范，對日本會采取軟硬兼施以圖干擾。這樣，中日一定程度的接近不時受美國的制約，它的戰略影響和價值也就被美國更多地限定或稀釋了。第三，時教授的戰略中，企望用中日關系的接近來改變中國在中美關系中幾無回旋余地的不利局面，從而使中國戰略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這種戰略的設想中，中國成了中心，美國為此而妥協，給中國回旋的機會和余地。但是，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日本得到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而非中國，美國為了對付中國而給日本更多的胡蘿卜。由于中國要拉日本親近以制約美國，美國要利用日本防范和阻止中國崛起危及美國的霸權地位，這樣，日本成了一個霸權國家與一個新興大國爭相寵愛的對象，戰略價值上升。而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種三角戀愛中，日本除了自身利益的考慮外，不會為中日接近而與美國拉開距離，中國至多成為日本與美國談判的一個加重的籌碼而已。以日本外交的傳統與目前的現實，要日本見義忘利是非常不現實的。德國與法國的親近，有前蘇聯這個敵人的所迫，有美國的支持，還有兩國政治精英和民眾的廣泛的共識，中日之間目前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我們非常贊同時教授的戰略目標，即在東亞建立“多元安全共同體”，并推動東亞一體化，這是中國、日本必須努力推動的事，也是未來東亞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我們認為，推行這樣的戰略，必須有美國的參與并發揮建設性影響力。只有在美國的建設性作用下，這個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庫普錢已經作出這樣的結論。因此，中美關系的推進要優先于中日接近，我的結論與時教授恰恰相反。我認為，中日接近甚至東亞更進一步的融合，是中美關系革命性改變的“必然的或自動的副產品”。對中國來說，如果要進行一場“外交革命”的話，那就是“中美關系的革命”。霸權國家與新興大國化解結構性矛盾和沖突，在全球化、經濟相互依賴、共有觀念增進的條件下，是有望實現的。這將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崛起時代之憂。

我們與時教授分歧的第二方面在中日接近的步驟與方法。我們主張中日接近，如前所述，我們也同意時教授設定的戰略目標即建立東亞多元安全共同體，它的五項主張中，除經貿方面外（經貿領域首先要考慮經濟本身是否有價值，而且就想牽制美國的話，擴大與歐盟的經貿比例包括更多地儲備歐元，也許更有效、外交上也可以得到歐盟更多的支持，歐盟的力量非日本可比），大多有其合理性。但時教授主張“革命”，也即戲劇性地改變對日政策，我們認為存在諸多值得商榷的問題。首先，馬立誠和時教授都單向批評中國的反日情緒和非理性民族主義并提出單方面的親善政策，但外交關系是主體間的建構關系，中日今日之關系非中國單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中國的反日情緒及其歷史情結等有檢討和改進的必要，這是任何明智的中國知識精英都會認可的。中國最終也可以視日本為政治大國，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更多地參與國際維和。但是，在日本方面，除歷史認識問題外，日本把中國外交中的合理關切與有關主張一概視作“中華思維”（中國中心觀），福澤渝吉視中國為“惡鄰”的心態在今日日本人中也還存在，日本對中國之崛起的心態也需要矯正，在這方面，其實，美國人要大度得多，美國對中國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總體上是接受甚至支持的，但日本未顯得從心理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不管它是否民主。在日本方面沒有改進的跡象和誠意的情況下，中國單方面進行“外交革命”，只能讓從不對中國認輸并看不起中國人的日本人以為中國自己錯了，日本人是對的，日本應該維持他們的心態、主張、立場。對一個缺乏反省精神、不理解別國人民心情而一味要求別國理解他們的心情的民族來說，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態。如果這樣，那么，中國推行“外交革命”的結果將是失敗的。中國的“外交革命”也許可以贏得一時的贊許，但如果日本人存在這樣的心態，最終也無法根本改變中日關系的本質。毛澤東、周恩來對日本的友好姿態人所共知，但中日關系的本質至今未根本改變。第二，中國單方面戲劇性地推動“外交革命”，在內部也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副產品。時教授認為中國在執行對美方針中的第二項代價就是被民眾認為示弱，認為在中國“大眾政治”隨改革和社會發展愈趨形成的情況下，這種公眾支持愈益重要。那么，中國單方面戲劇性地推行對日“外交革命”，難道不會被中國民眾視為“示弱”？事實上，中國人對日本人有更本質、更深層次的不滿和敵意以及貶視，如果說中國對美“示弱”是實力對比、經濟利益以及臺灣問題的考慮，有其合理的政策依據外，那么，中國民眾從哪兒來接受對日“示弱”的依據？我們與時教授一樣認識到發展中日關系的重要性，但我們不認為中日關系現在需要通過中國單方面的外交革命來推動。而如果中國提出“外交革命”后，又適逢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更進一步修改教科書，右翼分子更狂熱鼓噪甚至美化侵略戰爭，中國民眾的反彈又可能將政府置于何種尷尬的境地？我們并不認為民眾的一些情緒是理性的和有遠見的，但是決策必須遵循現實，在日本對待中國外交革命性轉變的預期反應不明朗、中國國內民眾情緒與思想未有一定改變的情況下，推行對日“外交革命”時機尚未成熟。中日關系總有一天會發展到類似德法那樣的關系，但在日本人沒有成為德國人之前，中國人沒有必要急于成為法國人，主體間的建構關系中，或者在博弈中，一定的堅持、時機的把握是非常需要講究的。

我們的主張是：我們愿意像法國人那樣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這個民族對于愿意在接受法律的前提下與我們共同生活的每一個人，永遠張開雙臂”。中國政府可以宣布：（1）中國對日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在東亞建立“多元安全共同體”和東亞一體化，與日本建立類似法德那樣的關系，中國未來愿意接受一體化機制的約束。（2）中國將視日本為一個政治大國，愿意看到日本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影響力，支持日本在聯合國框架內參與國際維和行動。（3）中國將支持日本擔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些也是時教授的主張，但關鍵的問題在于，我們認為，在宣布上述政策主張的同時，必須提出一些限制性前提：正視歷史，認真反省，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中日雙方就解決歷史問題應該達成一項總體性的協議，在協議達成后，中國不再對日本提出有關歷史認識方面的要求。雙方應確定，由日本首相到中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前參拜，表達對歷史的反省和日本人民走和平道路及與中國人民友好的愿望。由于南京當年是中國的首都，又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地，而且日本右翼經常否認南京大屠殺，因此，與參拜盧溝橋不一般，用這種方式解決歷史問題比較合理。在此情況下，中國對日本首相基于民族習慣和祈求和平的考慮參拜靖國神社予以諒解。在宣布對日親善政策時提出這些要求，不僅是合理的，也可以駁斥日本右翼勢力指責中國在歷史問題上做文章是為了自私的不良企圖的論調。要讓日本民眾反思一下，中國提出了對日政策的目標，而實現這些目標的障礙不在中國，在日本人自身。這就對日本外交自身產生了調整和改革的壓力。我們必須明白，改善中日關系不只是有利于中國，是中國有求于日本，而是雙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如果說日本右翼勢力的壯大是中國之憂的話，那么，難道中國出現更多的日里諾夫斯基就不是日本之憂？雙方經貿上也是共同受益的，尤其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因此，單方面談“外交革命”并不可取。另一方面，即使從外交策略上講也非上策，你要革命也得讓對方認識到你的革命的重要性，要讓對方認識到你的善意、英明和泱泱大國的風范，而不能讓人認為你是在被迫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不值得重視，更不值得珍惜。

筆者對“革命”向來持保守的態度，如果真要說“外交革命”，我認為與其用在對日政策上，不如用在對美政策上。中日關系只要基本正常，在目前，對中國外交來說也就可以了，雙方可以多發展經濟貿易關系，循序漸進地推進政治關系發展。解決中國崛起面臨的國際環境問題和解決臺灣問題，關鍵在美國。盡管美國的一些現實主義者只關注中國崛起的挑戰，而不關注中國內外政策的本身，但是，更多的人，會意識到或贊同一個自由、民主、富強和繁榮的中國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對美國也不是威脅，美國是可以接受這樣一個中國的，即使有些不情愿。如果美國要真正阻滯中國，以現在中國對美國經濟的脆弱性相互依賴，美國有機會有能力去做，但美國并不真正在做這樣的事。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是防范，是因為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在我看來，在美國不放棄“一個中國”政策的情況下，可以大膽地說，中美之間現在沖突的一些問題實質是一些假問題，誰能說中國人民不需要自由、民主和人權？中國發展后，中美在這些問題上都會找到共同點的，對此可以保持充分的信心。如果我們在中美關系中，政策上思維上有更大膽的調整，中美關系的良性互動將勝過中日關系，美國也將不會視中國為一種威脅。中國是一個競爭者，對待競爭者的政策不是遏制，這將從根本上解決崛起時代中國的外交憂慮。

中美關系解決了瓶頸，中日關系也會迎刃而解。1972年如此，今后也將如此。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丁松泉)

第五篇：在職碩士,三思而行

EMBA教育不應追“星” 抓好教學質量才是根本

EMBA教育是中國經濟的晴雨表。近日，中國各大商學院EMBA招生啟動專訪了復旦EMBA項目常務副主任徐建榮。

據了解，2010年秋季下半年EMBA項目報名學生的數量有了比較大的增長。因為受到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今年上半年報名的學生相對較少，而下半年中國經濟率先復蘇的預期開始明顯，反映在EMBA報名人數上，也出現較大反彈，報名人數超過500人，比歷史上的平均水平整整提高了30%，其中包括一些跟我們合作的大單位送來的高管。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開兩個班確實不夠，所以就開了三個班。我們在招生上一直堅持同一標準，不論報名情況，符合標準才錄取，這樣就能保證始終如一的新生質量。EMBA教育是教育領域的高端產品，一定要嚴控質量，而這首先要從招生抓起。

在今年招收的學生有如下特點：

一、年齡差距小。學生平均年齡近40歲，但50歲以上只有兩位。

二、88%的學生從事企業的高層管理工作，有200多位EMBA學生來自國企和民企，符合EMBA的辦學宗旨，因為我們培養的就是將帥之才。我們的理念就是培養企業的主要領導人，培養企業領袖，在課程上也是按照這個要求來設置的。

三、女性比例比較高，接近20%，這是近幾年來的一個新現象。女生增加，一方面可以活躍班級氣氛，有利于各項活動的組織和開展，一方面也說明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越來越高，在管理領域，巾幗不讓須眉。

四、今年境外學生占到12%，包括港澳臺地區。

五、EMBA班中金融保險和交通運輸業學生的比例在上升。傳統上制造業的學生比例是比較大的。但制造業最新的比例跟過去比有點下降了，據統計應該在18%-20%，比其他

行業的高一點。這與我們追求生源多元化有關系。我們一直希望學生來自于不同的行業，這樣學生之間互相學習的收獲和啟發才多。很多人在自己的行業做得非常好，非常專業，這是一個好現象;但正因為他非常專業，也就局限了他的思維，看不到其他行業的精彩。如果學生來自不同行業，彼此之間可以互相學習，大家的思路就會拓展。至于金融保險和交通業學生的增加，主要是因為我們和幾家大單位開展了相關合作，一定程度造成了這兩個行業學生比例的上升。另一個學生數量上升較快的是房地產行業，當然，EMBA教育本來就是隨著行業而動的。但無論如何，多元化仍是我們孜孜以求的。

六、要求老師堅持全中文教學

堅持用全中文教學，成為EMBA教學新的理念。EMBA教育非常強調互動，如果語言上有障礙就很難達到很順暢的互動。堅持中文授課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扎根于中國的土壤，培養的是為中國經濟服務的企業家，因此老師必須首先要對中國國情有深刻的了解。

全中文教學和國際化是不沖突的。國際化不能用語言做標志，不能說講英文就是國際化，講中文就不叫國際化。國際化不是一句空話，要有一個扎實的基礎。我們培養的學生要有國際化視野、國際化思維，能帶領企業到國際舞臺上競爭。能培養出這樣的人才，這就是國際化。

正因為如此，我們也要求EMBA授課的教授必須有國外留學或者工作的經歷，也就是他們本身具有國際化的經歷、背景、思維和意識。

七、外籍教師、外籍學生也要講中文

徐建榮：外籍教師必須能講中文。如果他不能講中文，就被淘汰掉了。老師在EMBA課堂上像一個指揮，要把學生的潛能激發出來，讓他們互相交流、互相碰撞，這是商學教育的一個重要特點。EMBA的課程時間很緊，四天上一門課，每天要8個課時，像打仗一樣，如果再安排翻譯，要多花不少時間，這肯定是不合適的，這就是我們堅持不用英語教學的理由。

八、項目的師資配備體現出國際化

徐建榮：前面我也談到對EMBA授課教授的要求中就有國外工作、學習的經歷，要了解最前沿的管理理論和最新的商業實踐。另外，我們也從歐美一些著名的商學院聘請教授。這出于兩個目的：第一，長期在國外工作生活的教授對國際最先進的管理理念確實了解得更多，聘請他們是為了保證復旦EMBA項目的國際化。第二，與此同時，我們也會聘請復旦大學的老師上一半的課程，這是因為復旦大學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蘊，中國老師對于本土企業也會更加了解。這兩種類型的老師在一起碰撞和交流，會產生出更有價值的新東西。經濟復蘇后的EMBA招生形勢

徐建榮：教育市場的規律總是這樣，大年之后有小年，小年之后有大年。所以未來的趨勢是不是總會有現在這么好，我不方便斷言。但是目前的狀況至少說明我們國家經濟復蘇跡象明顯，這是對EMBA教育的強大支撐。在這種情況下，從整體來說應該是比較樂觀的。中國EMBA教育的趨勢?

徐建榮：EMBA教育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高端工商管理教育需求日益增加這么一個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隨著獲批辦學資格的大學越來越多，會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趨勢。中國很大，高端工商管理教育這個市場也很大，出現這樣的局面是好現象，有益于這一行業的健康發展。

總體而言，中國主流EMBA發展還是健康的，在努力為中國經濟發展培養高端管理人才。但是，不可否認，個別商學院在辦學過程中出現追“星”媚俗現象，拉關系、做生意成為EMBA學習的主要目的。積累人脈、拓展生意確實是EMBA學習會附帶的結果，我們并不

反對，我們只是反對把讀書本身邊緣化。我們認為學生到學校，首要任務是學習，所以，抓好教學質量才是辦學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