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歷十才子大歷十才子是指唐朝大歷年間的十位詩人

大歷十才子 大歷十才子是指唐朝大歷年間的十位詩人。這一說法最初見于姚合《極玄集》。大歷十才子包括李瑞、盧綸，錢起，司

□ 氣盛言宜“氣盛言宜”是韓愈提出的創作主張。韓愈特別重視作家精神力量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強調作家的道德行為和文藝修養。在《答李翊書》中提出：“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氣盛言宜”，是指作家的道德修養境界高，則在發言、著述時，無論用詞長短或聲調高下，均能得宜。韓愈的“氣盛言宜”即是一種精神氣質、又是一種人格境界，與孟子的 “浩然之氣”含義接近。氣盛言宜的思想對古文運動順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 永州八記“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在貶官永州期間，游覽永州山水勝景后所作的八篇游記。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考試的時候，以上寫出三個就可以）。永州八記寫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動人之處，畫廊式的展現了永州的山水勝景。抒發了作者貶官的郁悶心情。“永州八記”在古代山水文學發展有重要地位。

□ 行卷 應試舉人為增加及第的可能和爭取名次，多將自己平日詩文加以編輯，寫成卷軸，在考試前送呈投獻名公巨卿，以求推薦，此后形成風尚，即稱為“行卷”。“行卷”之風與諸科中前途最好的進士科緊密聯系，所重在文詞的優劣高下。行卷對于唐代傳奇的盛行有一定的影響。

□ 變文 變文簡稱為“變”，它是在佛教僧侶所謂“唱導”的影響下，繼承漢魏六朝樂府詩、志怪小說、雜賦等文學傳統逐漸發展成熟的一種說唱體的通俗文學。變文和后世的“演義”相類似，即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說一番，變化一番，使人們容易明白。變文以長篇敘事為主，極善于敷衍故事，充分發揮了佛教文學的想象奇特、色彩瑰麗、布局宏大、場景宏偉的特點。變文在藝術形式上也有獨特的創造。除了敘事曲折、描寫生動、想象豐富、語言通俗外，體制上韻文與散文相結合是其重要特點。變文對唐代文人創作，特別是傳奇的創作，對后代的諸宮調、寶卷、鼓詞、彈詞等講唱文學和雜劇、南戲等戲曲文學，也有積極的影響。

□ 沉郁頓挫沉郁頓挫是指感情而言，“沉郁”者，“意”也，“沉郁”是指有深摯、沉雄，郁結，抑塞的感情內容；“頓挫”者，“法”也，“頓挫”是指感情的力度，深度，濃度，側重于意和思想，是指感情表達的方式。沉郁與作品的內容主題有關；頓挫與作品的謀篇、結構、遣詞造句等表達方法有關，而兩者之間又是統一的。縱觀杜甫的作品，思想內容博大精深、韻味深遠；感情境界凝重深沉、憂郁悲壯；表達方式百轉千回、反復詠嘆。

沉郁頓挫在杜詩中，有感情和形式兩方面的體現。在感情上，是深厚、悲愴。感傷、郁結的，體現了杜甫的憂國憂民之情。沉郁頓挫“風格形成的原因與杜甫的經歷、思想、美學觀點有密切的聯系。

擬話本：明代后期，隨著長篇通俗小說的繁榮，話本小說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由過去供藝人講述的底本變而為社會上普通讀者的案頭讀物，出現了大批以閱讀為編寫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說。這種在體制上與宋元話本大致相同、具雅俗共賞性質的白話短篇小說，即是“擬話本”，或稱“擬宋市人小說”。

南洪北孔：是對清初歷史劇作家洪昇和孔尚任的合稱。洪昇是錢塘人，有著名歷史劇《長生殿》傳世；孔尚任是曲阜人，有著名歷史劇《桃花扇》傳世。這兩部著作代表了清代戲劇的最高成就，并代表了清初感傷審美思潮的重要實績。

南社：南社與清末民初革命詩潮密不可分：革命詩之興催動南社誕生，南社之立又為革命詩潮推波助瀾。經過數年醞釀，1909年11月13日南社成立于蘇州虎丘。以高旭、陳去病為主要創始人和領導核心。其寓意為“操南音不忘本”，實寓反抗北庭之意，其宗旨即“反抗滿清”。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一時間，南北愛國詩人、進步文士紛紛加盟，1916年時達千余人。這個具有明顯近代性質的文學社團，辛亥革命前后主要革命報刊和文學刊物的主持人均在其中。1917年因為同光體的態度不滿，柳亞子與他人爭執，南社幾乎分裂。此后每況愈下，至五四后解體。

南戲：又稱南曲戲文。它原是宋代以來南方浙、閩一帶用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間小戲，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大曲、諸宮調、滑稽戲等民間說唱伎藝和宋雜劇表演故事的形成，故開始稱“永嘉雜劇”或“溫州雜劇”。元滅宋統一中國后，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南戲的故事題材和演唱藝術又受到北雜劇的影響，并逐漸成為一種較為成熟的戲劇形式。

清初三大家：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號稱“清初三大家”，他們的散文比較注意從文章風格上糾正晚明散文的放誕的纖佻習氣，主張恢復唐宋散文的醇厚傳統。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較為突出。

前后七子：從明朝中期開始，詩歌掀起了一場以復古面目出現的革新活動。以李夢陽、何景明為核心，包括康海、王九思、邊貢、王廷相、徐禎卿等人的文學群體，稱“前七子”。他們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目的是掃蕩臺閣體的無聊文風，力圖恢復文學自身的獨立地位。但由于他們的創作理論落后，缺乏創新，有泥古不化的傾向。至嘉靖、隆慶時期，出現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在內的文學群體，稱“后七子”。他們一方面繼承了前七子關于重視文學自身價值的觀點，另一方面，他們在復古道路上比前七子走得更遠。他們成員間的文學主張和創作風格差異較大，它并不是一個主張和創作實踐完全統一的文學流派。

譴責小說：他的概念不見于“小說界革命”中，而是魯迅1920年治小說史時的新創。魯迅認為：嘉慶之后，內亂外患不斷，有識之士呼吁維新與愛國。戊戌變法失敗后，又有庚子賠款和義和團之變，人們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其他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代表作有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等。

清雅詞派：指南宋中后期詞壇崛起的一個詞派。此詞派的開山大師是姜夔。他在題材內容方面主要承襲周邦彥詞寫戀情和詠物的傳統，在詞的格調、意境方面有新的開拓，格調高雅，詞境疏朗開闊，以其“清空”、“騷雅”的風格特色，成為南宋雅詞的典范。此后，自吳文英、史達祖至王沂孫、張炎、周密等均沿此路作詞。在遣辭和音律上益求清麗工整，重詠物，多用典，追求人工之巧，使詞由共賞變為純粹的文人吟唱。他們的作詞途徑和特色雖各有不同，但追清趨雅卻是共同的。散曲：是配合當時北方流行的音樂曲調撰寫的合樂歌詞，是一種起源于民間新聲的音樂文學，是當時一種雅俗共賞的新體詩。在元代，散曲一般稱為樂府或詞，有小令和套數兩種基本形式。

詩文革新運動：北宋中葉，歐陽修登上文壇，學作古文，倡導古文運動，并很快成為文壇領袖。他不遺余力地褒獎提攜王安石、曾鞏和三蘇，在明確理論指導下積極從事古文創作，形成了浩大的聲勢，確立了古文在散文領域的正宗地位；古文領域的革新也影響到詩歌創作，作詩也講“氣格”，出現了“以文為詩”的現象，開創了一代詩風。人們把這場有推動宋代文學發展、使宋文、宋詩都能夠自具面目而獨樹一幟的文學變革稱為詩文革新運動。

詩界革命：戊戌維新失敗之后，梁啟超亡命海外，以“新民”即啟發從覺悟為宗旨，提倡和發動文學界的全面革命，而最先提出的是“詩界革命”。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記》中，梁啟超首次標示詩界革命，批評了千年的古典詩歌傳統，第一個尖銳指出傳統詩的終結性命運。在對黃遵憲等人的新學之詩的經驗教訓作了檢討之后，提出詩界革命應以“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三者具備為衡量標準。1902年，在其《飲冰室詩話》中，將詩界革命的標準修訂為“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或“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成為詩界革命的綱領。詩界革命除黃遵憲這位代表作家之外，梁啟超是發難者，康有為為巨擘，其余則有丘逢甲等。“詩界革命”對此后的舊體詩創作有深遠影響，并在觀念上為“五四”的新詩運動作了準備。

山谷詩體：黃庭堅自號山谷道人，他寫詩提倡以學問為詩，為主學習杜詩、韓文的“無一字無來處”，提倡以故為新，變俗為雅，有“點鐵成金”和“奪胎換骨”之說，工于煉字和用典，造語好奇尚硬，力求出人意表。創制拗句和拗律，講究語意老重和規模宏遠，筆勢奇縱，風格生新瘦硬。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稱黃庭堅詩為“山谷詩體”，嚴羽《滄浪詩話》將其列為“山谷體”。

“三言”：是馮夢龍編篡整理的三部擬話本小說集的總稱，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為主要表現對象，具有雅俗共賞性質的新型通俗小說形態，是明代擬話本小說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宋末元初四大家：張炎、王沂孫、周密和蔣捷，都是由南宋入元代的詞人。張炎、王沂孫、周密均為南宋中后期清雅詞派的作家，蔣捷詞雖較少束縛，有自然之趣，且時有豪放，風格多樣，但在煉字、求聲律及追求雋婉方面，仍不脫姜夔、吳文英的影響。由于他們詞風有相近之處，又都是宋末元初詞壇上的佼佼者，故清人稱他們為“宋末元初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