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2012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通過一個學期的形勢與政策這門課程，從老師的講課和有關視頻，我深刻的了解到我們國家周邊安全所面臨的重重危機與挑戰。中國作為鄰國最多國家，地緣矛盾最多，最復雜的戰略主體與周邊國家在領土、領海等權益上，存在巨大問題。下面是我所查詢的一些資料和個人看法。

2012年的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有兩大戰略態勢值得深入關注。第一、中美戰略競爭將持續加劇。一方面，奧巴馬總統首次參加東亞峰會，在地區合作進程、地區議程的設制以及區域內其他合作機制等都發表了相關構想，這對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將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南海問題矛盾升級，這一問題本來是中國與越南、菲律賓之間的主權爭端，但近來的發展越來越表現為中美戰略利益的較量。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使得維護海洋權益和穩定周邊海域日益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內容，但這與視太平洋為其“內湖”的美國的戰略利益不可避免地產生沖撞。南海問題成為美國牽制中國的“抓手”，未來美國與周邊國家深化海事安全合作，在海洋問題上結成利益共同體抗衡中國的趨勢將增加。對中國而言，島嶼因涉及主權問題，毫無疑問是中國核心利益，而且海洋利益是國家利益拓展中必須堅持的內容。未來的挑戰是周邊國家在何種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國改變既有的海洋秩序。

第二，2012年是周邊國家的大選年，各國國內政治變化可能引發地區格局新變化。2012年，美國、韓國、俄羅斯、臺灣地區等都將迎來大選，中國也面臨著政府換屆。各國政府將更加關注國內問題，但是選舉中議題的炒作，可能給地區國際關系調整帶來新壓力和動力。新領導人上臺，財經政策變革將對市場走勢產生重大影響，這種波動有時足以影響到國家的對外政策。更為直接的是，新領導人為滿足國內民族主義壓力，以對外政策的強硬緩和國內矛盾，可能讓周邊國家在觀察政策走向時產生誤判。對中國周邊環境產生持續影響的選舉，其復雜性還在于政策調整的頻率、幅度在短期內都會加劇，這有可能將使那些建立在經驗積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調整的疊加效應，即便是選舉國自身也很難測度政策變化對地區局勢的影響，從而使亞太地區存在著若干無法掌控的選舉引爆點。在不確定性加大的態勢下，對各國領導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決策部門的反應能力都是一項嚴峻的考驗。

中國需要改變不實際的外交，采取靈活務實的外交戰略，中國必須根據安全環境的變化盡快調整國際戰略，在力求穩定對美關系、力避局部對抗發展為全面對抗的同時，積極謀劃破解美國戰略圍堵的戰略與方略。變“不結盟”為“準結盟”。

在國際事務中，中國的外交轉型應從以下幾個路徑實現跨越式發展：

第一、緩和與美國的關系，積極推動中美雙邊關系繼續穩步向前發展;

第二、積極與俄羅斯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第三、主動與歐洲國家發展友好關系。

第四、加強與周邊國家關系，提升中國在周邊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增強中國的周邊軟實力。

面對美國日益強大的戰略圍堵，中國必須縱橫捭闔地運籌國際關系特別是周邊關系，大力運用“準結盟”新思維與其他國家積極發展雙邊戰略關系，中國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不利于我的事態，主動設置議題、引導事態的發展，制定各種外交預案和合作機制，以打破美國的戰略圍堵。中國應加大外交力度，在國際規則制定上爭取更多的主動。

但與此同時，中國外交的轉型必須要避免過“左”或過“右”的極端傾向，一味低調或一味強硬，都是非理性的，不符合中國不斷崛起的國際地位，而且也會給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不必要的損害。

第二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近幾年來，中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周邊復雜的安全形勢一直妨礙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作為鄰國最多的國家，地緣矛盾最多，最復雜的戰略主體與周邊國家在領土、領海等權益上，存在巨大問題。正確看待和處理這些問題對處于戰略發展機遇期的中國顯得尤為重要。下面就簡要分析我國周邊安全形勢：

1、美國對我國安全的綜合性威脅

由于中美之間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根本差異，因此美國不希望中國快速崛起。在中國東部，憑借美韓共同防衛條約、美日共同防衛條約，以及其在韓日和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實力對中國進行遏制。在中國東南，為了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連接通道，在西北太平洋地區構成了三道島鏈防線：第一道防線是韓國、臺灣、越南；第二道防線是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第三道防線是小笠原群島、澳大利亞、新西蘭。在中國西南，美國實施了聯印制華政策。在中國西部，美國借反恐之機將軍事實力滲透到了阿富汗，為插手中亞事務、遏制中國制造條件。最近又以一體兩翼戰略遏制中國，可謂是中國第一大阻礙。

2、日本對我國安全的潛在威脅

安倍政權上臺后，日本將我國列為主要對手，追隨美國壓制中國發展，尋求國防戰略由“防御型”向“進攻型”轉變，在釣魚島問題上更是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日本都是中國的安全隱患。

3、印度對我國安全的嚴重威脅

近年來，中印之間加強了政治、經濟、文化合作和邊境問題的磋商，兩國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印度對我國安全的影響依然存在。戰略上，印度積極謀求地區霸權，視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和潛在威脅。軍事上，印度在非法占領的中國領土上建立了攻防兼備的防御體系，加緊針對中國的戰場建設，并不斷增加軍費開支，加速更新武器裝備。

4、朝核危機對我國安全的直接影響

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斗爭和朝核問題，其中朝核問題若不能妥善解決，必將帶來東亞核格局的改變，成為影響我國周邊安全的嚴重威脅。首先它可能導致美國發動對朝鮮的戰爭，或者對朝鮮進行制裁。其次它可能成為開啟東亞核武競爭的潘多拉魔盒。再次它可能導致日本全力尋求突破和平憲法，擴大軍備，開啟核武之門。

5、中國南海海洋權益之爭

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中國必然向海洋型經濟方向發展，中國的海洋權益日益重要，自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洋權益的沖突爭議日益增多。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之爭，不僅存在島嶼之爭，還有海域劃界和資源開發之爭。面對這些挑戰，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頭腦，要時時警惕、處處防范。機遇與挑戰并存，挑戰也是一種財富，它可以鞭策我們努力奮斗，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我國立于不敗之地。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努力為中國富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

第三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朱xx

（莆田學院 土建系）

內容摘要：中國是當今世界上鄰國最多，所處的安全狀況和面臨的安全條件最復雜的戰略主體。步入新世紀10年，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與發展使周邊安全環境呈現出總體穩定與局部動蕩并存的局面，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繼續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與此同時，周邊安全環境在地緣方向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態勢。在外部因素中，美國則成為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最主要因素。

關鍵詞:中國 安全形勢

一、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總體穩定與局部動蕩并存

中國作為鄰國最多國家，地緣矛盾最多，最復雜的戰略主體與周邊國家在領土、領海等權益上，存在巨大問題，但進入21世紀后，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總體上是穩定的，形成這一穩定局面主要由以下幾方面因素決定的： 首先，亞太地區安全格局在發展中保持相對穩定。美、日、中、俄、東盟和印度是決定亞太地區安全格局的六大力量。它們在亞太安全事務中均起著重要的作用，并形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約的復合型戰略關系，構成了“一超多強”、合作制衡的亞太安全總體格局。一方面，各大力量之間保持著程度不同的相互合作與協調關系。另一方面，各大力量之間又存在復雜的競爭關系，形成相互制約的態勢。未來十幾年，盡管亞太地區大國之間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但由于在謀求地區安全與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亞太大國關系將保持相對穩定的發展態勢，一般不會出現全面性對抗。其次，促進地區穩定的多邊安全機制不斷發展。東盟地區論壇是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官方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目前成員國已發展到23個，囊括東亞所有國家和地區，對推動亞太地區多邊安全合作進程、促進東南亞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對共同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惡勢力”、維護中亞地區和中國西北方向的安全與穩定意義重大。這些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形成與發展為中國周邊的和平與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在保持總體穩定局面的同時，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中仍呈現出局部動蕩的態勢

周邊安全環境是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影響我國國家安全和發展的最直接和最主要因素。我國地處亞洲東部，陸上有15個鄰國相接壤，與8個國家隔海相望，地處亞太地區的中心位置，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就了周邊環境的復雜性。我國地緣環境可謂先天不足，有后天難補的一面，但也有后天可塑的一面，我國擁有世界第二長邊界線，陸地邊界長達2.2萬公里，海疆線長達1.8萬公里，鄰國眾多，強鄰不少，領土領海問題自然存在不好分歧。我國安全環境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三大方向和兩個重點地區”。三大方向：東北亞、中亞和海洋，既緊密聯系，又相互交叉。

1東北亞方向：影響我安全環境的主要有兩大問題，一是朝鮮半島問題，朝鮮宣布退出六方會談并再次進行核試驗導致一度緩和的半島局勢再度趨緊。半島局勢的發展仍存在較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一方面，促進和解、推動談判、制約戰爭的內外因素繼續存在和發展，半島和平進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進；另一方面，朝鮮與美、韓之間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國家利益和政策目標大相徑庭，不排除出現武力對抗和軍事沖突的可能性二是日本問題。2如果說朝鮮半島在我周邊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僅次于臺灣海峽的話，那么日本對我國家安全的威脅就僅次于美國。

中亞方向：對我國安全來說，中亞方向的安全隱患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印巴問題，印巴沖突是包括領土、民族、宗教和軍備之爭的綜合性、長期性矛盾與爭端。在內外因素的作用下（包括雙方謀求穩定、發展經濟的需要和因核武器而形成的不對稱均勢以及美國的介入等），印巴對話和雙邊關系的改善有可能在曲折中取得進展，但兩國總體對立關系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根本緩解，今后印巴關系的發展仍然存在變數。二是面臨恐怖主義的現實威脅。冷戰結束后，中亞地區出現的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勢力和國際恐怖主義三股勢力的影響不斷擴大。中國新疆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分子，與境外（包括中亞國家）的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分子相結合，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動，使得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恐怖威脅。而伊斯蘭原教育主義，以及泛突厥主義在中國西北邊疆的傳播，嚴重影響穆斯林群眾的思想意識形態，如果這一思潮不能有效遏制，伊斯蘭極端勢力必將成為中國西北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大患，并危及到中華民族的最高國家利益和國家統一是“三股惡勢力”的威脅；三是中亞五國未來的政局走向。特別是美國和西方勢力正積極插手中亞國家的事務，企圖發動一連串的所謂“顏色革命”，大力扶持那里的親西方反對派通過“合法程序”的選舉奪取政權，使獨聯體面臨解體的危險，也使俄羅斯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和核心作用被大大削弱。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有利于西方的重大變化。這對以中俄為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特別對我國的西部安全環境來說，無疑是新一輪的巨大沖擊。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和警惕。海洋方向：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中國必然向海洋型經濟方向發展，中國的海洋權益日益重要，自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洋權益的沖突爭議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非法占領我南中國海的島嶼，開采油氣資源，嚴重損害我國領土主權和經濟權益，越來越不利于中國的發展。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之爭，不僅存在島嶼之爭，還有海域劃界和資源開發之爭。中國和日本除了釣魚島的主權歸屬之爭外，還有專屬經濟區和東海大陸架劃界問題，中國和朝韓在東海域劃界問題上也有分歧，這些問題都是關于資源和地緣優勢爭端，而這些海洋權益一旦喪失，將危害中國國土安全。南海問題，目前我國南海大部分島嶼被鄰國分割占據，我國原為南海問題的長期穩定與互利合作而努力，但從目前來看，實現這些問題的公平合理解決，尚需長期艱巨的談判。兩個重點地區：臺灣海峽。近年來，臺灣島內的政治生態持續惡化，臺獨勢力鋌而走險、制造臺獨重大事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連宋訪問大陸以后，兩岸關系雖出現了某些緩和跡象，但總體嚴峻的局面沒有改變。臺灣問題仍處于可能爆發嚴重沖突的高危期。近來美日聯手干預臺灣問題的勢頭明顯加強，這對我“遏獨、止獨”的戰略意志、決心和戰略能力都是歷史性的重大考驗。釣魚島。釣魚島的歷史遺留問題及現今問題也是中日關系不斷緊張。

三、美國是影響我國周邊安全球境的最主要外部因素

周邊國家以及在周邊有力量存在與重大影響的區外大國是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基本因素。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共同構成影響中國周邊安全的最主要因素。蘇聯解體后，其繼承者俄羅斯對中國周邊安全的影響回縮到從東北亞到中亞一線的中國北部方向，而美國作為全球惟一的超級大國，是最有實力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美國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影響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全方位性。通過在韓國和日本駐軍、發展同臺灣的實質性關系（包括軍事安全關系）、加強同東南亞國家的軍事聯盟與安全合作關系，美國從東北亞到東南亞與中國“近距離接觸”，直接影響中國在東部海洋方向的安全環境和安全利益。在中國西部和北部陸地方向，冷戰結束后，特別是最近幾年，美國不斷加緊向中國西部和北部周邊地區滲透和擴張，大大加強了在上述地區的力量存在和戰略影響，從而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東急西緩”的態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環繞中國周邊，美國勢力幾乎全方位涌進，對中國構成了不容忽視的潛在戰略壓力。美國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影響在手段和方式上具有多樣性。因此，在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中，美國是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也是對中國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

在當今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周邊政治格局總體態勢良好，局部地區比較動蕩。我們只有與周邊和睦相處，才能共同繁榮發展，只有貫徹“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外交方針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 政策，才能有長期穩定與和平。只有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才能處理好外部事務，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中國需要制定妥善的戰略，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強大的國防力量。科學技術創新。我們還應注意到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和矛盾所激化的隱患，聯合一切聯合的國際力量削弱，周邊環境中不利因素，掃除和平發展的一切障礙。同時與周邊國家相處過程中，積極參與亞洲多邊及雙邊機制適用本國強大的綜合國力，擴大自身的影響力，發揮地區大國的作用，盡而實現中國的崛起

第四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當前中國周邊問題主要是朝韓問題、緬甸問題和巴基斯坦地區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美國“上兵伐謀”戰略的產物。

關于朝韓問題，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核擴散上，但戴旭先生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應該更加關注南北韓的的統一和朝美建交問題，以及建交后的朝鮮政治走向。考慮到朝鮮的綜合國力，美國真正懼怕的不是核彈，而是東亞力量格局的改變。核試驗只是朝鮮外交戰術的虛晃一槍，真正的目的在于提高談判價碼，以為未來國家開放創造和平環境。

緬甸問題的實質是美國想改變其國家政權，換成親美的，從而威脅中國的馬六甲海峽通道，其他的問題都是表象。

現在有些人在設想中美未來開戰會怎樣，但在戴旭先生看來，中美直接開戰只是一種想像。大國的較量目前都在上兵伐謀的層面上，在很多的地方暗中角力。例如在中亞。關于印度，印度對幾乎把印度洋當作“印度湖”來控制。為了印度洋的海上油路，需要加強與巴基斯坦的戰略伙伴關系。

關于臺灣問題，戴旭先生預料臺海不會有大問題。原因之一在于陳水扁，他從上臺之前就喊著要臺獨，到現在已經要卸任了，還沒有膽量真獨立。可見陳水扁實際上是想犧牲自己的政治信用，來為民進黨趟路。民進黨的真正意圖是把持政權，而不是臺灣獨立。原因之二在美國，美國現在主要忙的是伊拉克和伊朗，無暇東顧，因此中美關系在5~10年之內不會破裂。臺灣問題的解決，應當靠多管齊下。日本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日本對中國的戰略思想一直以來就是遠交近攻，對華真正友好不太可能。日本遏制中國的動機是最強的，但這個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是否會釀成真正的不安定，取決于其他不安定因素的發展。

戴旭先生認為，中國缺乏頂層設計和長遠戰略。“韜光養晦”的指導思想公開之后，不僅大國放手擠壓我們的生存空間，連一些撮爾小國也敢打上門來。孫子兵法說的是“先勝而后戰”，“謀定而后動”，而不是“摸著石頭過河”。英國和日本，在崛起之前就有了明確的國家戰略，對國家的陸權海權有了詳細地分析和明確的定位，并且集合全國人民之力來有計劃地穩步地實現。反觀印度，其國家戰略長期以來就是國際投機，因此難有大的發展。國家戰略確定后，是軍事戰略的制定。戴旭先生認為，中國應樹立“藍色國防觀”，向海洋和天空邁進。空軍上校戴旭先生應邀到烏有之鄉書社，作了題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的講座。

第五篇：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分析

4月即將在中國海南舉行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楊潔篪透露，屆時中國領導人將親自出席，同時，將有多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等領導人與會，還有不少重要國際組織的負責人和各國各界朋友與會，會議的規格和規模將會超過歷屆年會。

中國周邊安全局勢面臨的挑戰：2012年，由日本和菲律賓分別挑起的釣魚島爭端和黃巖島對峙持續升級，而美國重返亞太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動作更是高歌猛進。2013年，奧巴馬將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日本與韓國已完成政府換屆，中國新一屆國家領導人也將產生。在開啟外交新政的2013年里，中國將面對一個怎樣的周邊環境？

兩大趨勢：中美博弈與海上爭端并行：總體看來，2012年，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呈現兩大趨勢：其一，中美之間的競爭加速周邊國家的分化；其二，海上爭端推動中國海洋政策的調整。

就第一個趨勢而言，從2010年至2012年，中國周邊安全的核心是中美兩國的博弈，雙方都在爭取支持自己的力量，這也引發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開始選邊站隊。明年，這一大格局應該不會改變。

從2009年開始，為了應對中國在亞太逐漸增強的影響力，美國推出“重返亞太”、“轉向亞洲”及“戰略再平衡”策略以期掌控東亞格局，主導亞太事務。在這期間，中國的近鄰日本、菲律賓進一步靠向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左右逢源，遠鄰澳大利亞也悄悄改變了風向，中國周邊國家在美國的擠壓下進入了戰略再定位階段

去年11月贏得連任競選后，美國總統奧巴馬出訪的第一站就是東南亞國家，再次高調展示了美國戰略東移的決心。

2013年，美國將繼續推行其亞太“再平衡”戰略，預計包含三層內容：第一大平衡是戰略與安全方面的“再平衡”，包含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武裝力量結構、美國的地區戰略，以及為此進行的軍事方面的硬件、系統和技術投入；第二大平衡是鞏固和更新同盟關系，創建新的伙伴關系與同盟；第三大平衡是經濟領域的再平衡，比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就是美國實現經濟再平衡的“抓手”。

2012年可以說是中國周邊海上爭端的集中爆發年，日俄的北方四島（千島群島）紛爭、日韓之間的獨島（竹島）爭端、中日之間的釣魚島爭端、中菲的黃巖島對峙相繼發生，并在短時間內迅速升級，成為影響亞太國際關系與地區穩定的最主要因素。

涉及中國的海上爭端表現出兩個新特點：一是高烈度與聯動性；二是中國立場的轉變。今年以來，中國海監、漁政船只和飛機在釣魚島12海里內連續進行海空立體執法，維權力度從未如此強烈。在黃巖島對峙持續的時間長，對峙雙方的應對手段多也達到了歷史新高點。其次，2012年中國海洋政策也悄然發生了變化，即從過去的被動變成了主動，中國的海洋政策進入了規范化、法制化和強硬化的軌道。

海上爭端仍是影響2013年中國周邊安全的主要因素。不論是黃巖島事件，還是釣魚島問題，各方都未能找到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且周邊部分鄰國對中國有強烈的國家焦慮，對海上爭端采取的是“能占則占，不能占也要采取干擾措施”的原則。這些做法使得日本以及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在海洋領土爭端的立場上會進一步趨同，在外交與軍事方面的互動也將增強，它們將謀求建立更加廣泛的對華聯合陣線。因此，這些國家很可能會將雙邊問題擴大為多邊問題，甚至不惜將國家間的領土爭端上升為具有國際和地區性安全格局意義的問題，對中國實施強大的外交和安全壓力。

中國重視海空軍是大國發展的必然進程，強大的海軍保護海洋利益也是職責所在，但是否動用海軍則‘主動在我’。目前，中國主要動用海監、漁政等執法力量來宣示主權，而中越之間的高層對話和日本安倍晉三的緩和論調說明各方還沒有通過武力解決海上爭端的考慮。

中國要繼續走出去，對方卻要繼續強占，這么一來，海上摩擦就不可避免，但因此爆發武裝沖突或局部戰爭的可能性很小。

作為2012年中國周邊安全問題的延續，2013年我國周邊將面臨四大安全挑戰：一是如何應對中美政府換屆后雙方的試探期；二是如何應對來自海上爭端的挑戰；三是如何應對來自中南半島的挑戰；四是如何應對朝鮮半島潛在的不確定性。2013年，奧巴馬將開始第二個總統任期，中國新一屆國家領導班子也將產生，中美關系轉入調整期似乎已不可避免。中美如何盡快走過試探期，增加政治互信將考驗雙方的政治智慧。隨著奧巴馬政府最近3年多來大舉推進戰略東移策略，在中國周邊各種動作不斷，給中美雙邊關系的發展增加了許多不穩定因素，如何拓寬渠道、加強溝通、增加互信事關中美雙邊關系未來幾年的走向。中國可以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向美國發出更加清晰、明確、連貫的信號。

相較于中美關系的長期性，中國周邊的海上爭端似乎更緊迫、更直接。由于中國周邊海上爭端明年會朝著低烈度、長期化的方向發展，中國在海監、漁政方面也必然會加強維權力度，這意味著明年中國面對的第一大周邊現實安全挑戰仍是海上爭端問題。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和海洋經濟的發展，中國向海上發展已成為必然趨勢，而中國成為海洋強國的夢想與努力也注定面臨著周邊國家和美國的直接阻撓。日本長期視自己為海洋強國、中國為陸地強國，作為近鄰，中國積極尋求成為海洋強國的努力被日本視為一種對其傳統勢力范圍的嚴重侵犯與外來威脅。日本自衛隊今年12月13日和22日兩度出動戰斗機對中國海監飛機實施攔截，并揚言在2013年要建立“釣魚島專門部隊”，一對一盯緊中國公務船只。

日本今年會在釣魚島問題上繼續步步緊逼，并在南海問題上推波助瀾。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明年也會繼續將中國周邊海上爭端作為“迎合點”和“切入點”，繼續拉攏亞太盟友，遏制中國的崛起。

第三個挑戰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因素來自中南半島的變局，競爭的雙方仍主要圍繞中美展開。中南半島對于中美在亞太安全的博弈意義重大。美國在戰略上一直試圖將太平洋-印度洋“兩洋合一”，而其接合點就在中南半島。2012年以來，美國在緬甸動作頻頻且與日本互動效果明顯，短期內可能會對中國構成不小的挑戰。

日本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重返中南半島和東南亞，憑借經濟實力與軟實力的投入，在該地區建立了不錯的口碑。2009年美國奧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太”后，日本更是緊密配合。2012年11月18日，美國政府宣布將在奧巴馬總統首度訪問緬甸時對緬方提供一筆1.7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0.6億元)的援助。同一天，日本政府也宣布向緬甸提供5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6.6億元)的貸款，這是日本27年來首次向緬甸提供日元貸款。美日互動效果明顯，這使得中國不得不重新思考在緬甸的經營策略，不僅僅是投資，還要轉變做法。

與海上爭端、中南半島變局表現出的趨勢性不同，中國周邊安全挑戰中最充滿不確定性的則是朝鮮半島局勢。

由于美國及其亞太盟國堅持對朝鮮的敵對政策，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是最大的。2010年，因為延坪島相互炮擊事件和“天安”艦事件，半島緊張局勢達到了朝鮮戰爭停戰后的新高峰；2011年以來，朝鮮領導人新老交替與發射衛星再度引發外界擔心。2012年年底，曾訪問過朝鮮并與金正日會面的樸槿惠當選韓國總統，似乎讓人看到了南北關系有望緩和的跡象，但半島局勢明年如何發展還取決于相關各方的判斷。”

多管齊下與大國自信化解風險：對于如何應對海上爭端，除了設計海洋安全戰略、增強海軍實力外，應吸取2012年經驗，完善“多管齊下、多手段并用”的應對模式。2012年，中國在海上爭端中化被動為主動的方式可供將來參考。由于日本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對中國妥協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中日在東海海域保持對峙或許會成為一種常態。在這一背景下，統籌國家海洋戰略，協調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加強主動出擊都非常重要。

以“大國自信”來看待問題，對于化解風險、面對挑戰至關重要。

以中南半島的變化為例，緬甸確實是在與美國發展關系，但應看到的是，中國與緬甸接壤，目前在緬投資最多，也是緬甸未來發展的最大依賴，這些是其他國家取代不了的。因而，不必將緬甸與美國發展關系視為與中國敵對。越南與俄羅斯發展關系同樣也是如此，積極一點看這或許也是越南拉俄羅斯平衡美國的需要。

中國如果能以大國自信的心態看待中國周邊鄰國的國際關系發展，就會發現，這些關系并非都對中國不利，這種思維的轉變至關重要，否則會損害中國與鄰國的感情，并促使它們漸行漸遠。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現在需要的是建立起大國的自信，然后是擔負大國的責任。

2013年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的整體趨向是：朝鮮半島局勢因為韓國的選舉結果明了而有所緩和；安倍晉三公開表示要跟中國、俄羅斯、韓國改善關系；美國重返亞太會穩步走，不會停止但不會突顯什么；南面的印度也釋放出與中國進一步加強關系的信號。重要的是，中日韓合作計劃、東亞經貿一體化進程都要啟動并進行談判，只要談就會營造出好的氣氛，這對化解中國周邊環境的整體風險有好處。

歐債危機性質和前景分析

兩年前肇始于希臘的主權債務違約，引發的社會秩序混亂、國民經濟運行脫離常軌的狀態愈演愈烈，這可以理解為從“問題”向“危機”的發展進程。即使歐盟和IMF 宣布了史上數額最為龐大的低利率救助計劃，并且連續向“問題國家”注資，我們還是難以看到危機緩解的前景。相反，它已經逐漸演變為不獨歐洲幾個“有問題”國家的宏觀經濟和社會危機，對整個歐洲和世界也已經展現出巨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主權債務危機發生國的轉移。過去，主權債務危機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進程中。實行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戰略的結果，導致政府支出急劇增加，而巨額投資形成的生產力又不能在短期內轉化為國家可支配的收入。不得不借入天量外債，利率變化和還貸年限就成為兩個致命問題，直接拖累經濟增長步伐。

相反，今天的歐債危機起源于歐元區國家（都不屬于發展中國家）。雖然同樣以主權債務形式出現，反映的也是政府資產負債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糧問題，但要問及這些“虧空”來源何處，卻更深刻暴露了體制、歷史、文化、發展戰略乃至一體化征程上的綜合矛盾，絕非一個“開放進程”能夠概括的了。

第二，關聯全歐甚至全球的危機。緩解危機的措施，各方執行起來仍存在極大難度，很難說已經呈現的復蘇曙光再不會重回動蕩深淵。

這里有兩個理由：一是，幾乎所有歐元區國家在兩個重要指標（政府財政赤字/GDP，政府債務/GDP）上都處于“超標”狀態。即便復蘇相對強勁、經濟體量大從而具有廣泛影響的大國如德、法也不例外。假定危機蔓延，那么這些問題必定浮出水面，從而引起市場更大的恐慌。

二是，已經形成密織的債權債務關系鏈條，牽一發而動全身。希臘主權債務爆發危機，政府由于財政入不敷出瀕于倒閉，而德法之所以出手相救，除去害怕歐元區破產和歐盟倒臺，關鍵在于他們是希臘主權債務的重要債權人，持有份額分別為500 億和300 億歐元之多。葡萄牙同樣被主權債務所累，但后面的債權人卻不比其輕松，西班牙和法國分別擁有該國600 億和300 億歐元的債權。在歐元區和歐盟走向經濟和政治一體化的前提下，危機的傳染必然帶有全歐特征，全球國家甚至都不能幸免。此刻IMF 也必須拿出2500 億歐元，讓“問題國家”以“借新替舊”的方法緩解危機。但如果危機繼續深入，來自各方的救助資金就如同進入無底洞，連帶各國經濟復蘇無日。

第三，如不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將形成“后浪更比前浪高”的海嘯波及效果。希臘與其他國家的債務關系最脆弱，相對其他國家先行爆發危機。而其他國家的危機因素并未惡化到“顯性”，尚處于“隱性”狀態。西班牙是歐元區的第四大經濟體，財政赤字水平與希臘不相上下，但其主權債務危機暫時還沒有爆發，是因為債務沒有到期，在短期內還沒有支付危機所致。如果支付期臨近，其壓力必然隨之增大，而自己又不能在此期間內有效提高生產效率來增加收入，籌措到期日必還的款項，那么不但自己要遭受滅頂之災，無疑在心理和財政上給整個歐元區更沉重的打擊。

如今，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債務問題也亮起紅燈，標準普爾在2011 年9 月19 日將其長期主權評級從A+ 下調至A，長期展望面為負。穆迪與惠譽對意所評級數與標普有微小差別，然長期展望同樣為負。眾所周知，西、意任何一國，其經濟規模要多倍于希、葡和愛爾蘭的總和，他們的債權債務與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家甚至美日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一旦倒下，恐怕其他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都無法施救。

當然，后者是否愿意，有無能力也是施救的基本條件。德國和荷蘭等條件較好的國家不但力不能及，即便有能力和愿意，也要防止救人時把自己搭進去，不得不從自己今后前途出發決定取舍。所以，今天的希臘和葡萄牙，明天的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國，在危機擴散而應對不利的條件下，可能會形成“后浪推前浪”的危機擴大效應。但危機擴大又與“大到不能倒”的重要性增加相關。關鍵在于解決已經“顯性”國家主權危機的力度和時間，否則危機必將蔓延，“大”也不得不“倒”。

與歐債危機發展的相關因素分析:分析歐債危機的起因、發展路徑及其各國的應對措施，應當先明確下述問題：首先，兩種主權債務危機的危害有別。主權債務是一國以主權擔保向外國或是國際經濟組織借入的資金。政府資產負債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糧，財政上已經不可持續，這是形成主權債務的第一個原因。

歐元區諸國中，希臘和葡萄牙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財政收入絕對量相對較少，然而它們身處歐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在一體化的經濟政策與對外關系政策背景下，工資和社會福利乃至失業救濟等方面都要向德法等核心國家看齊。政府用于這方面支出部分在GDP 中的比重不斷增大。由于這些事關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全網建設，其特點是不可逆的，這就導致政府債務和GDP 之比居高不下。第二個原因是西班牙和愛爾蘭為代表的政府債務危機模式。受美國次貸危機傳播影響，國家銀行體系中的呆壞帳不斷暴露出來，形成大面積銀行業危機。政府在救助銀行業的過程中，必然出售國債籌措資金，但是舉債和償債的能力及措施（外國和國際經濟組織是否愿買、能否到期償還，都是疑問）卻備受爭議，實在不易實施。

與主權債務相對的是非主權債務。由于沒有國家主權作保，也涉及不到政治與國家形象。在歐盟各國中，一般來說規模都不很大，往往在競爭和危機擴大過程中自生自滅。也就是說，政府債務的形成與商業銀行由于不良貸款導致的功能缺失，對于一國危機的爆發的推動性作用，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其次，緩解債務危機辦法效力有限。既然歐洲債務危機已呈燎原之勢，不管“問題國家”（包括深陷危機和可能陷入危機的國家）還是恐懼蔓延之水禍及自己的國家，都不可能置之度外，必然有所反應。或者承諾在規定期間內削減財政赤字和進行其他改革，比如加稅和收緊政府開支等以換取援助，或者為了避免危機禍及本國，從而不得不向問題國提供資金援助。歸結起來，緩解危機主要依賴借新帳還舊帳的辦法。

以新帳頂老賬、以債抵債當然是一個緩解當前到期債務危機的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問題得到暫時的解決，但是內在的矛盾卻在不斷積累。獲得救助貸款難道就能解決危機嗎？只能將危機拖長。因為貸款不能降低負債總規模，如果借者不能在約期內償付，危機勢必重來。這和美國的“賣短買長”的“扭轉操作”有異曲同工之妙。

過去，歐洲“問題”5 國就以主權擔保在金融市場上借了大量的短期資金。然而，由于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他們不可能在到期之日支付。如果不想政府破產，必須借新的錢頂替。從長遠來看，危機還有爆發的可能。比如現在IMF 以4% 的貸款率向希臘放貸，然而希臘很難利用這些貸款在其到期之日前，使其GDP 的增長率達到4% 以上。如果希臘要從金融市場上去借款，則貸款利率更高，與GDP 的增速差距更大。不論怎樣，債務總額都不易緩解。

在這種情況下，希臘面臨著兩個選擇：一是用得到的貸款改善國家經濟競爭力適應IMF 結構調整的要求，使GDP 增長率高于貸款利率，否則無法還債反而黑上加黑；二是通過降低利率或是減少債務總量來改善現有債務的還款狀況。事實表明，從歐洲央行或者IMF 所獲貸款利息較少。

按照杰佛瑞·伍德（Geoffrey Wood）的說法，“假設早期的債務需要在未來5 年內被付清，那么新債將大于老的借債總額。這意味著債滾債將持續更長時間，而且要利息低廉。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通過新的借債撈出愛爾蘭”。

以新帳頂老賬，用低利率且長期的貸款方式，看起來是一個唯一的緩解方法。因為即便在歐元區內，每個國家在財政上仍然是不統一，沒有共同的財政政策使然。這就又產生兩個問題：

第一，由誰來提供。就目前來看，除了IMF 和美國日本甚至中國而外，區內只有德法這樣的核心國家有此能力，但數量有限，還要考慮貸款條件是否為債務國所接受。

第二，隨著債務問題不斷浮出水面，需要獲得貸款補充虧空（不論是社會安全網建設虧空還是銀行虧空）和用新債還舊債的國家越來越多，如果呈幾何級數式的“井噴”增長的話，歐元區和世界經濟組織，甚至其他援助國的承受底線在哪里？ 2010 年5 月歐盟為防希臘債務危機蔓延就設定7500 億救助基金。即使這樣，還有疑問說，歐洲央行究竟想援助“問題國家”的銀行還是整個公共債務，是否對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

第三，信心危機也導致宏觀經濟和金融秩序混亂。債務危機的爆發，不但引起世界范圍內的實體經濟與金融資源的失衡，還造成了市場對歐元區債務國家恐慌心理加重。人們認為，政府背負巨額債務，限制了借貸能力，本身調控經濟的能力大大受損。同時全球三大評級機構又多次下調希臘、愛爾蘭甚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的主權評級（比利時和西班牙等歐元區內經濟實力較強國家，由于預報國內未來3 年內預算赤字居高不下超過預測，也陷入了危機。根據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政府債務/GDP=60% 是主權債務危機的臨界值，一旦超過，該國就面臨主權債務危機。而政府赤字，除意大利而外的其他4 國，早就數倍于3% 的臨界值。甚至財政狀況最好的德國，在2010 年初都預計該年預算赤字將占當年GDP 的5.5%。

巴克萊資本亦表示，美國銀行業在希、愛、葡和西班牙的風險敞口達1760 億美元），股市因此而暴跌，市場信號預示著宏觀經濟下行接近谷底。

眾所周知，危機肇始于希臘，但希臘的經濟規模（GDP 總量）只占歐元區17 國的2%，為什么蕞爾小國的財政問題會燃起遍及全歐乃至世界的燎原烈火？兩個重要的推手：一是恐慌鏈條的蔓延，二是評級公司的作用，而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不相信政府能夠有能力有步驟來挽救本國危機。小國依靠強大的國際援助尚不能緩解危機，大國就更不可能例外了。

從投資者的角度看，由于恐慌心理蔓延，投資者怎可能安心充當“問題債務”的債權人角色，非但不會購買反而會盡力拋售歐元區資產。而懷有“惡意”和打劫心理的投機者則從歐元貶值中看到機會，多家機構均表示看空歐元，并采取實際行動“做空”歐元，造成歐元對其他貨幣的比值呈不斷下降趨勢。這就使歐元區原本“問題國家”問題加大，數量不斷增加，當然危機也就呈現出放大發展的態勢。

第四，債務危機令國際關系倒退。總的看來，各方面（各國和國際經濟組織）對待債務危機國的態度是救助，不希望看到希臘政府和其他“問題國家”由于主權債務危機而破產，也都表示，應繼續保留希臘等問題國家在歐盟和歐元區的位置。受一體化框架約束，歐元區核心國家不得不出手相救。

但這里也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受援國能否實現承諾（削減赤字實施財政緊縮方案來換取歐盟和其他國家的緊急貨幣援助），德法能不能繼續容納慢增長且“不負責任”的國家存在于歐盟之中，總是拖伙伴國的后腿？現在歐盟及其核心國的領導人擔心的不是財政援助，而是怕危機蔓延。特別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危機也由隱變顯，將由于兩國債務規模太大無法救助。二是救助人家的同時自己要承受多少損失，也有個數量界限。這個問題源于歐元區的制度設計是建立在經濟景氣情況下。在世界經濟景氣時，統一的貨幣可以減少交易成本，而在危機時，由于各國受統一貨幣（因為已經讓渡了部分經濟主權，放棄了本幣）的約束，無法通過貨幣貶值的方法來縮小債務規模，應急性地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只能緊縮財政，擴大稅收，壓縮總需求。但這又使得經濟雪上加霜。

要獲得援助，貸款利率也要相應降低，使受援國獲得債務具有較低的執行成本相應增加還款能力。但是將這些優質資源挽救不好救助的國家，核心與表現好的國家是否愿意忍痛割愛，政府和國內民眾的意見不一，矛盾激化。

所以，盡管大家都知道主權債務是一個毒瘤，不割不行，但是割了又怕殃及自身，只好先進行適度的“止血”。歐盟各國在援希問題上遲遲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就是這種矛盾心理的反映。

人們把正在蔓延的歐債危機理解為，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由于歐洲國家主權違約而引發的危機。如果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從危機國家自身的宏觀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相伴的危機傳遞機制角度看，可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結論。

首先，實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是決定一國是否存在“問題”的基礎。規模大實力強的經濟體如此，歐洲“問題國家”也可以從反方面證明這個道理。金德爾伯格認為，一國經濟健康和可持續的重要表現就是“生產性”。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的轉變，意味著霸權國家由盛變衰。雖然他這里說的是霸權國家實力變化的線索，但是衡量任何國家的國際競爭實力的變動又何嘗不是如此。

按照當今國際貿易理論的解釋，一國怎樣能夠將比較優勢動態地導向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在要素稟賦稀缺條件下提升本國的要素素質，并且在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潮流中適時補充稀缺要素，運用一體化所內生的“貿易創造效應”來為自己競爭優勢建立提供條件，這個思想尤其適應參與一體化進程中的規模較小的國家——類似于希臘、葡萄牙等國家。

也就是說，創造并保持有特色的“生產性”（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是立身之本，“生產性”的建設才是參與一體化進程的“本錢”和競爭力的體現。否則就成為“搭便車”——過度依賴來自伙伴的要素供給與出口之便，其他伙伴也不能容許。危機條件下，希臘等國之所以還能獲得貸款就說明了這個問題。那就是，改善國家經濟競爭力適應結構調整的要求，使GDP 的增長率快于貸款利率或者是改善現有債務的還款狀況，減少債務總量。

但方案執行的癥結在于，“問題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都在持續下降（相對施救國而言。難怪施救國不愿意救助這些“扶不起來”的伙伴。以希臘為例，它并不是以提高產品競爭力來成為歐元區一個強有力的成員國，而是靠財政與經常項目雙赤字，以及加入歐元區后更容易獲得的廉價貸款帶來的基礎設施拉動，過高的信貸消費，才有今天的債臺高筑現象）

表現在，R&D在GDP 中的比例長期低下(沒有達到3% 的目標)，產品無競爭力，高科技人才占總勞動力的比重不足40%（這是指歐洲總的情況，在問題國家，這些指標更加惡化）；在國民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傳統產業，缺乏現代化的支柱產業，高科技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很小（用希、葡與北歐國家相比）；勞動力市場缺乏靈活性，流動不足，競爭不夠；嚴重的并不斷增大的養老和社保負擔（黨派為了獲得選票而許諾過大的政府支出數額），致使公共財務支出擴大成為凈債務且沒有GDP 增速的支持；等等這些，都逐漸喪失了自身的競爭優勢。如此迅速進入一體化過程，當然也給其他國家帶來眾多的負面影響。

其次，歐洲社會經濟發展和制度一體化模式存在弊端。歐債危機的爆發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少國家放棄了本國貨幣而采用一體化的歐元，讓渡部分經濟主權以獲取一體化帶來的貿易投資收益。但從根本上看，自身缺少將經濟和制度一體化變成現實的手段和功能。不錯，歐洲（除正在轉型的東歐國家外）多數國家都具有福利國家的特點，高稅收高福利甚至“從搖籃到墳墓”的整個生命征程都不用個人操心。

如果高福利建立在高競爭實力的基礎上，則還可持續。然而在人口紅利消失、醫療和養老費用持續上升的大背景下，一個經濟競爭實力衰退，又沒有建立起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安全網的國家，再強硬地追求向核心國家和經濟表現好的國家看齊，必然加大政府的赤字支出。明斯基認為，政府轉移支付的增加，成為政府赤字的主要來源。轉移支付是一種單方向的讓渡。其直接影響人們的可支配收入，但對就業和GDP 卻沒有直接影響。

從根本上說，歐元區當前混亂的根源，令人懷疑在其誕生時，設計者們注重的是將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組織在區內的政治考慮，而忽略其巨大的經濟差異。過度相信經過一體化的整合，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將會逐漸趨同，生產效率保持一致，從而得到理論認同的貿易、投資和金融一體化之便。然而，歐元區10 年的運行卻與此相悖。外圍國家在福利、政府開支和工資收入上都靠近核心國家，但生產效率上卻漸行漸遠，甚至失去原有的特色。

當赤字超過一定比例（穩定和增長公約所規定的數額），矛盾便突然爆發。而核心國家畢竟不能以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來拯救外圍國家的危機。德國總理默克爾就認為，應將希臘等國開除出歐元區，不但反映了危機面前先要自保的需要，也相當于承認將發展水平相異、競爭力提高不利的國家強行納入一體化進程，必定埋下危機的種子。

很多人也認為，歐債危機是歐洲各國尤其是“問題國家”各國政府過度干預造成——用國家力量強行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用財政赤字與社會安全網的完善相交換，而由此而來的赤字則等待一體化的援助來解決。在這樣打算下面，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國，執政者為了連任需要，推出過度的社會保障、退休保險等措施，已經使政府債臺高筑。

如今為了獲得來自他國和國際經濟組織的貸款需要，又改弦更張，不得不放寬退休年齡，不得不搞勞動市場的自由化，將競爭機制引入某些封閉的行業以及國有資產私有化。這個情況也說明，過去的發展模式之弊端實在是根深蒂固，是侵蝕市場經濟的作用而盲目追求一體化的結果。

第三，全球應對歐債危機做法內含的矛盾-利率上的博弈。除了“陰謀論”的論調而外，沒有人愿意看到歐元破產和歐盟解體——盡管“問題國家”可能在貸款到期日時發生違約，盡管貸款在短期內難以帶動GDP 的增速超過利率的變動程度。其中，一個較好的解釋就是避免他們同時違約，那樣歐元區必然解體。但在實施救助時，又不能讓跨洲商業銀行持有主權債務的份額太大。

否則，這些“垃圾債權”將沖擊銀行的資產平衡表，造成全球銀行業未來危機，從而危害國際經濟。因此一些歐洲國家（也包括美、中、日等國家），如德法（盡管兩國在動員歐盟各國出資主體和援助形式上分歧嚴重）才力排本國內部非議，對“問題國家”施以援手。然而在提供貸款時候也必須從自身利益出發，并非無償而是遵守市場利率和匯率的調控作用。

有兩個和債務相關的問題：一是市場真實利率應當反映援助資金的供需情況。如果利率較低，債務國借入貸款的執行成本就低，對需要獲得貸款的“問題國家”就比較有利。但是援助國援助金額巨大，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當然希望抬升貸款利率并提出相應條件，這方面雙方存在巨大的討價還價空間。另外，不管是借方還是貸方，在進行決策時必須看到全球資金市場的供需變化。為了解救問題而借貸，也可能造成濫發貨幣的全球通脹現象；二是利率的變動應當先于債務水平的變動，但這又很難做到。美國金融危機拉動了各國“去杠桿化”的實行，強制性地要求利率回歸真實水平，可以說，如果去杠桿率沒有發生，則債務水平一定存在于更高的危險狀態上。利率涉及到市場資源配置，而債務和赤字則是各國財政問題的反映。它來源于人口老齡化推升的醫療成本和養老成本，造成貨幣供給小于需求，也引導主權債務的利率上升，最后由于支出極度增大導致債務危機。

因此，利率在這里，起到一個杠桿和承前啟后的作用。在問題國家（希、葡、愛、西和意大利等國），其國內市場的利率水平都高于經濟表現好的德法等國，資金的緊缺由此可見。這就導致他們不得不向IMF 和歐洲央行甚至他國求助，獲得一些利率低的貸款以平衡資金市場的供求關系，由此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啟動了有極大風險的杠桿工具。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國家必須做出承諾并由國家背書，提高購買政府債券的回報率，否則投資者就不會購買而為其分憂。但是在主權信譽降低的條件下，投資者還能否相信政府信用，就成為問題。另外，由于福利國家的緣故，歐洲很多國家的債務表現為國家債務（與美國不同），需要國家充當最后責任人。因此入不敷出時直接就是主權信譽大傷，導致政府調控無效。

由于歐債危機還在發展過程中，預測其前景的根據尚不充分。但是從近幾年發展歷程已經顯露出的端倪上看，可以做出以下結論：第一，存在危機修復的條件，但很不完善。此次歐債危機系歐元區建立10 年以來第一次以主權債務形式表現出來的危機。它伴隨著一體化取得的成就而來，但是其一體化功能受制于各國條件未能充分發揮。一體化的重要基礎是建立了危機應對機制（比如歐盟的金融穩定機制-4400 億歐元），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債務總額還不及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的一半，而GDP 總量卻與后者相差無幾，存在修復的基礎。之所以說不完善，是因為在救助過程中，援助國和被援助國，援助國之間從各自利益出發激烈地討價還價，不易尋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點。在這樣的條件下，核心國家能否起到防止危機蔓延的作用，采取什么措施挽救頹勢于即倒，勢必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第二，政府的赤字開支避免了地區和世界經濟滑向大衰退的深淵，起到了刺激經濟活力的作用。用低利率來吸引私人投資者來購買國債，可以分攤政府支付風險，但是私人投資者的債權具有比政府債權更加剛性的特點——到期必須兌現。所以，如何提高私人投資者的信心，還要看政府的舉措。

從這個方面說，赤字開支促進了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潮流，這個情況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持續下去。另一方面，通過援助國“買長賣短”的方法來延長危機，其制約條件是受援國在還款到期之日的生產力增長必須超過債務總量（包含利息的累積）的增長，這又不是短期能夠解決的問題。所以獲得款項的使用效率和政府在危機條件下推出怎樣的改革措施，將成為觀察未來危機走勢的關鍵。

第三，債務危機導致貿易摩擦加劇。歐洲很多國家政府必須減少政府開支，以應對債務危機的挑戰。由此產生的負面結果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收入水平很難提高。不但消費且投資亦呈疲軟之態。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刺激本國經濟增長保持增長速度，擴大本國產品的出口，有必要對進口產品實行一定的保護措施，從而導致貿易摩擦加劇。

第四，運行10 年的歐元能否穩定，歐元區17個成員國要么解體，這個問題已經突出地提到了歐元區領導人的案頭。可能實行有條件的政治與財政集權解救危機。原本的宏觀經濟安全問題——主要指宏觀經濟和金融秩序的混亂，現在已經開始向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轉化，多國國內同時爆發的示威游行和集會已經對社會經濟運行秩序產生了負面影響，國際間的摩擦不斷深化就是證明。

另外，歐盟一體化進程也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問題國家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來緩解危機，也需要更多地讓渡經濟甚至政治主權，而援助的提供國可能趁此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和更大的經濟政治權力。歐元區和歐盟國家將進入一個按照“國家競爭力”為基礎的權力和地位的重新組合的一體化進程。

緊密結合中央關于深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和戰略部署，加強突發事件和熱點問題的有效引導:一要結合學習“兩會”精神，深入理解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理解黨和政府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問題1：為什么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00多年間,許多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進行了前赴后繼、英勇頑強的斗爭。在這期間,先后出現過許許多多的政治實體,包括各色各類政黨,但最終大都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28年的頑強斗爭,犧牲了2000多萬革命先烈,終于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個貧困交加、四分五裂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團結統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國。新中國成立以后,黨領導人民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作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帶領人民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長期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確立和鞏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從黨的產生和壯大,到黨的執政地位的取得和鞏固,不僅是中國近現代史發展的必然選擇,而且也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風今已靡前賢。”這是后來任民革領導人的李濟深在1947年3月所作詩中的兩句,從一個側面真實反映了人民群眾包括各民主黨派對中國共產黨的擁戴。正如1949年9月宋慶齡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講話時所說,中國共產黨“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黨”。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心愿。只有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者后,才真正開啟了中國駛向現代化的歷史航船。那么,今后我們是否還需要中國共產黨這個“舵手”掌舵呢?

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性質決定了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近代以來的歷史反復證明,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企圖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使中國實現現代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建立新中國,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真正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現代化之路。要沿著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必須始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其次,維護國家統一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需要共產黨的領導。翻開我國歷史,不難發現,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時期,往往是國力強盛、人民安居樂業的時期。千百年來廣為傳頌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這樣。相反,凡是國家分裂、民族矛盾激化、社會動蕩不安之時,必定導致國力衰弱,人民苦不堪言。

在我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發展又很不平衡的國家里搞現代化建設,需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離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就不可能保持長期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也就無法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第三,動員和組織全國人民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共同奮斗,需要共產黨的領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是億萬群眾的事業。只有集中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組成浩浩蕩蕩的建設大軍,才能把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像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情況十分復雜的大國,如果沒有一個核心力量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發動起來,實現現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在當代中國,誰最有資格和能力做到這一點? 第四,應對當前復雜的國內外挑戰,也需要共產黨的領導。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矛盾都比較復雜。從國際上看,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從國內來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長期積累的許多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我們應該如何辦呢？

問題2：當今中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局面該是怎樣呢？ 問題3：如何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 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們黨的性質和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我們黨來自人民，由人民中的優秀分子組成，必然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我們黨植根人民，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是黨的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我們黨服務人民，一切工作都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2013年2月27日，新當選的2987名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代表資格，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確認后正式公布。這個名單最大的亮點，在于人大代表構成結構的變化。其一是首次實現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其二是基層代表比例提高、黨政領導干部代表比例下降。這一變化，對中國民主政治進程和中華民族復興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之重大，是怎么估計都不過分的。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其中的最大亮點是，首次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簡稱“城鄉平權”、“城鄉同權”）。這也結束了實行近60年的城鄉居民在選舉國家權力機關組成人員上“一人一票、但同票不同值”的不平等局面。

1953年我國第一部《選舉法》公布實施時，農村與城鎮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為8︰1；199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選舉法》將這一比例調整為4︰1；2010年，新修改的《選舉法》，明確了實行 “城鄉同比”的原則。從8︰1到4︰1再到1︰1，城鄉居民“同票同權”終于變成了現實。“人口比例”和“地區平等”原則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人口因素來分配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勢必造成另外一些問題。譬如，像河南、河北這樣人口較多、且農業人口也較多的省份，其代表名額可能大幅攀升，而那些“人口小省”或者城市化水平較高的經濟發達地區（如上海），其代表名額會大幅下降。所以，僅僅依據人口因素來分配，也不盡合理，且會遭到一些地方的強烈抵制。

如何協調發展程度不一致、利益訴求有分化的不同地方的意見，這就考驗著立法者的政治智慧。最終，全國人大的立法者們想出了一個更具平衡色彩的分配方案，并寫入了《選舉法》：各個省份應選的全國人大代表名額，由“根據人口數計算確定的名額數”、“相同的地區基本名額數”和“其他應選名額數”三部分構成。

為了確保“地區平等”，使各個省份無論人口多少，均有一定的人大代表名額數，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決定，每個省份的“地區基本名額數為8名”。在扣除掉香港（36名）、澳門（12名）、臺灣（13名）、解放軍（265名）之后，其余的代表名額，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靈活調配，以確保“人口特少的民族、地區和各方面代表人士比較集中的地區都有適當的代表名額”。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順利實現了“兩升一降”的目標。來自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401名，占代表總數的13.42％，比十一屆提高了5.18個百分點，其中農民工代表數量大幅增加；專業技術人員代表610名，占代表總數的20.42％，提高了1.2個百分點；黨政領導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總數的34.88％，降低了6.93個百分點。

代表中有“80后”代表74名，還有2名“90后”代表。年齡最小的代表陳若琳生于1992年12月.同為“90后”，20歲的鐵飛燕是一名普通的公路收費站收費員，她用弱小的身軀救起落水的修橋工人，用微薄的收入收養棄嬰，被稱為“最美90后女孩”。

兩會不僅僅是代表委員的事，他們必須關心被代表者所關心的事。作為一個普通公民，你關心什么？

問題3：近年來，我國在民生問題上的出臺了哪些有力措施？你如何看待？

黨的十八大報告重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繪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3日召開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稿。會議強調,穩中求進,開拓創新,扎實開局,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全國兩會召開前夕舉行的黨的十八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擬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建議人選和向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推薦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建議人選,審議討論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草案)》稿。

2013年2月9日,農歷蛇年春節前夕,國務院批轉《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意見將30條政策措施分工部署,目標直指熱點難點問題:促進就業機會公平,促進中低收入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建立健全國有資本收益分享機制,完善公共資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機制,更多財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等等。

國家今年將全面實行一般診療費制度； “異地高考”方案實現“破冰”；

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落戶條件的政策,推動農民工平等享有勞動報酬、子女教育、公共衛生、計劃生育、住房租購、文化服務等基本權益??

全國兩會前夕,人民網推出“十大熱點問題調查”,社會保障、反腐倡廉、收入分配、醫療改革和住房保障分別位居前五位。全國兩會上,有哪些改革舉措將要出臺、改革如何闖過深水區、人民群眾將分享到哪些改革紅利,人們都倍加期待。

十八大報告指出“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推進“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機制”等一系列改革,解決長期以來一些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錯位的問題。

問題4：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問題上 你希望迫切解決哪些問題？

在學有所教方面：要均衡教育資源，全面取消擇校費，把素質教育真正落到實處，把幼兒教育列入義務教育范疇，改革大學教育模式使其與社會發展同頻共振；尤其是要解決務工子女的入學問題，出臺的異地高考方案不要讓務工人員高不可攀。

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長期以來是“擇天下英才而教之”的英才教育體制，屬“教有所學”的范疇，離“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學有所教”相去甚遠。

轉變命題思想，少一些學了之后多數人一輩子也用不上的知識難題，多一點應知、應會、應當面對、應當思考的現實問題，由注重考察解題能力，轉換為注重考察道德認知和道德行為能力、實踐能力、創造能力以及學習能力。

在勞有所得方面：盡快出臺《工資條例》，提高員工的話語權，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加強對企業尤其是建筑工地工資支付檢查，避免惡意欠薪事件發生；建立企業用工環境基本標準，確保體面勞動，落到實處，同時搞好困難群體尤其是殘疾人就業問題。同時還要解決養老保險金區域統籌乃至全國統籌問題。在病有所醫方面：在做好新型農村醫療保險和城鎮醫療保險的同時，要建立大病救助基金，完善大病救助機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病致貧現象；要均衡醫療資源，建立知名醫院與基層醫院的幫扶機制，并充實社區醫療力量，使群眾花小錢看大病，不出門能治病。

在老有所養方面：要提高農村養老金額，加大對農村體育設施建設數量，適當加大公益性敬老院建設的力度和數量，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要緊緊圍繞老年人口的需求日益呈現多元化、多層次的特點，積極探索家庭社區養老的養老，使養老不是負擔，而是幸福！

在住有所居方面：擴大住房公積金的覆蓋面，不但在公職人員中推行公積金制度，在非公職人員也要推行這一制度，同時要改革公積金使用范圍，允許父母、子女首套住房使用公積金；要調控好房價使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加大保障機制房的投入，使困難戶都有房可居，體面生活。問題5：如何看待我國的反腐倡廉建設？

“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腐敗。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政權的性質就可能改變，就會‘人亡政息’。”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伴隨著腐敗現象的增生，從中央到地方反腐敗的力度逐年加大。近幾年，一些老百姓總在抱怨，覺得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反腐反腐，怎么越反越腐?”老百姓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呢?其實，這種現象深層原因在于，我國當前反腐敗已進入了深水區。

所謂“深水區”，有兩層含義：一是深水中的魚藏不住了；二是一層層地撕剝，讓某些魚感到疼了，由此抵抗加大，腐敗與反腐敗的較量加劇，利益相關人增多，廉政建設的情況變得更為復雜。除了這個因素，老百姓感覺腐敗現象增多了，還有兩個原因：一是腐敗官員的暴露有一個過程，很多以前存在的問題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浮出水面；二是現在很多大案都是“案中案”，查處所需時間較長。

實際上，我們這么些年的反腐成績是非常突出的。據統計，僅2010—2011年間，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277480件，處分289410人，查辦了一批大案要案。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腐敗與反腐敗的較量進入關鍵期，主要表現為：

一是少數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問題仍然比較嚴重，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崗位的干部違紀違法問題突出。二是一些案件涉案金額巨大、影響惡劣。很多腐敗分子貪污受賄動輒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上億元，給國家和人民財產帶來巨大損失。

比如深圳市原市長許宗衡在2001年至2009年期間，先后多次收受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折合人民幣3318萬余元；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宋勇在2000年至2009年間，先后多次收受相關人員錢款折合人民幣1022萬余元；今年6月，甘肅省國土廳原副廳長張國華因受賄罪被判無期，其受賄金額高達4287余元，另有9737余元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三是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仍然易發多發，與民爭利甚至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依然比較嚴重。如對征地拆遷、住房保障、食品藥品安全、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人民群眾反映強烈。一些群體性事件和重大責任事故背后往往隱藏著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等問題。

四是在落馬官員的級別升高的同時，也出現了腐敗“落勢化”傾向。也就是說，腐敗現象從較高職位向下移落、向基層滲透的變化趨勢，腐敗現象所涉主體可能就是科級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員。

五是出現了一些被媒體稱為“個性貪官”的人物。所謂“個性”是指官員貪腐行為的特殊性，包含兩層含義：其一是他們也具備其他貪官的共性，即在共性下發展出的“個性”。比如利用情婦腐敗，以前常見的是貪官讓情婦的公司包攬工程，而“個性貪官”杭州市江干區城建辦原主任喬志東不是這樣，他讓情婦直接出面，向老板、包工頭索賄。萬一事發，他可以以“不知情”來辯解。

其二是腐敗形式的特殊性，這些“個性”手段本質上屬于腐敗分子的“創新”方式，即由貪官創造出的一種新的貪腐形式，用來達到以權謀私的目的。這些手段有別于以往，帶有一定的隱蔽性，在監督時，往往會被忽略。

廣東省增城市人大常委會原黨組副書記邱伙勝“含淚”索賄，稱如果不給錢，他和他老婆就要跳樓了，“以情動人”地去索賄。過去貪官習慣一次腐敗出“天文數字”，現在則是“螞蟻啃骨頭”。河南省封丘原縣委書記李蔭奎在任職期間貪污受賄總額上千萬元，但分為1575次受賄，創下縣委書記受賄次數之最；以往官員落馬重點查的是個人名下資產，但廣東省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案發后查出了整個家族資產達20億。

從中央近年出臺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措施和雷厲風行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絕無“容忍度”的鮮明立場。具體來說：

一是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在黨的十七大上，胡錦濤同志明確指出，要以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為重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包括六項主要任務：教育、制度、監督、改革、糾風、懲治。“懲防體系”是我們黨現階段反腐倡廉建設內涵的集中體現。其中，教育以信念為重；制度以落實為重；監督以實效為重；改革以治本為重；糾風以民利為重；懲治以查案為重。概括起來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懲治腐敗，另一個是預防腐敗。

二是深化公開，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陽光下的權力，是腐敗的克星；暗箱中的權力，是犯罪的溫床。“三公”是指公款消費、公款旅游或出國、公車購換，每年在這方面消費的公款高達干億元以上。這些年每屆紀檢部門都將治理“三公”作為大事抓，但始終難以根除之，相反愈演愈烈，發展到公款點歌、公款追星、公費開銷高爾夫球場、公款出鏡，甚至公款賭博和公款嫖娼。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加強權力制約和監督體系建設。目前，我國已形成了由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政府內部監督、政協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公民監督和輿論監督組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督體系。反腐敗要取得成效，必然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政府唱獨角戲是不行的，這也是全球反腐敗的一條基本經驗。

三是突出重點，狠抓專項治理。除了加強日常管理的監督以外，對國家重大政策、重要工作、重大活動及時跟進、積極開展監督檢查、嚴格行政紀律，維護政令暢通，確保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中減少腐敗。

四是深化防治腐敗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2011年7月23日，潛逃加拿大12年之久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賴昌星被加拿大有關部門遣返回國；2012年5月18日，賴昌星被判處無期徒刑。賴昌星案件的審判，顯示了中國政府懲治腐敗的決心，也表明，在中國和國際在反腐領域開展的合作日益密切和廣泛的背景下，“外逃”已不再是貪腐者的天堂。

腐敗是“越反越多”嗎？結合你了解的身邊情況談談認識。

問題5：怎樣為建設美麗中國貢獻力量？

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列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用專章論述。生態文明 地位的“升格”，體現了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更加重視，對生態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也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民意的呼喚。

生態文明是中國轉型發展大勢所趨，也是人民過上更美好生活的民心所向，因此，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的目標，提出“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的愿景，才會引起如此強烈而廣泛的共鳴，開啟新一輪生態文明建設的熱潮。

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在于其“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生態文明建設的方針，是“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

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是“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是“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從生態文明的內涵看，主要包括先進的生態倫理、完善的生態制度、發達的生態經濟、適度的生態人居和良好的生態環境。

美麗中國，是時代之美、社會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環境之美的總和。建設美麗中國，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態文明要求，通過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經濟繁榮、生態良好、人民幸福。

目前，我國能源年消耗量占全球的19.5％，煤炭消費量相當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石油消費量一半以上靠進口。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是西方發達國家的4-5倍甚至更高，鐵礦石、粗鋼、氧化鋁、水泥等的消耗量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

粗放的發展方式造成大量的環境污染，導致生態系統功能退化，必然是難以為繼的。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果，很可能是大多數人還沒有享受到工業化的成果，而工業化的代價卻已經把人們推向了絕境。破解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尖銳的矛盾，根本途徑就是建設生態文明，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水平。

例：東莞知名網友“肖功俊”發出微博，出10萬元邀請東莞市環保局局長到寒溪河游泳。溫州企業家拿出20萬 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

未來一段時期的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多層次、多角度、多方位地探索實踐。立足環境保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從以下方面開拓創新、有所作為: 第一，在全社會樹立和弘揚生態文明理念。第二，做好生態文明建設工作的頂層設計，完善相關法規、政策和制度。第三，進一步強化污染防治等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第四，以環境保護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第五，創新機制，加大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工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