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新式學堂與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形成的歷史意義

1.新式學堂

從19 世紀下半葉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陸續誕生了一大批新式學堂, 這些新式學堂的創立不僅在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學目的等方面對中國傳統教育產生了極大的沖擊, 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促進了中國人知識結構的更新, 思想觀念的進步, 乃至整個社會形態的轉型。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 使中國人切身感受到了“船堅炮利”的威力, 同時也使中國人認識到要想避免這種被動挨打的局面, 惟一的辦法只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就是說, 只有首先學習洋人的新技藝、新方法, 才能最終戰勝洋人。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 在洋務運動的大力推動下, 從19 世紀下半葉開始, 中國大地上很快建立起了許多與舊式教育完全不同的新式學堂。戊戌變法和科舉制的廢除, 新式學堂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新式學堂的蓬勃興起, 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主要以私塾教學為核心的教育結構形式,促進了中國傳統教育在教學內容、教學方式和教學目的上的轉換,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給中國社會輸入了新思想、新觀念, 進而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全面和深刻的影響。（產生的原因）

1.1近代新式學堂的特點 新式教育逐漸取代了舊式教育

建立起能適應社會發展的從小學到大學, 從普通教育到師范教育、職業教育的較完整的地方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圍繞科舉考試的, 以四書五經為主要教學內容的傳統教育逐步退出了歷史舞臺。職業教育迅猛發展 中國傳統教育主要是為“做官”服務的, 而洋務派所創辦的早期新式學堂的目的則主要是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 即著重學習洋人制槍炮、造船、練兵的方法。但是后來維新志士不約而同地將“興學養才”、廣開民智視為中國救亡之道、富強之本。這就導致從19 世紀末開始逐漸形成了所謂的“實業救國”思想。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和我國早期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倡導下, 職業教育在中國得到了迅猛發展。女子教育備受重視

中國傳統觀念對女子受教育幾乎歷來持否定的態度, 針對女子的正規教育也幾乎是一塊空白。但是, 隨著近代以來我國社會與西方國家日益頻繁的交往和西方教會女子學校的誕生, 這種鄙視女人和女子教育的傳統觀念逐漸動搖。清政府也被迫于1907 年頒布了《女子學堂章程》26 條、《女子師范學堂章程》39 條, 女子受教育的權利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認可。其后, 女子教育的發展更加勢不可擋。

1.2 新式學堂社會意義 普及了近代科學知識 2 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 3 促進了社會的民主和革命

總而言之,近代新式學堂的興起和普及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面貌。可以說, 沒有新式學堂的誕生和發展, 就沒有中國近代社會的巨大進步。歷史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其一, 教育對社會的發展起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對社會的變革起著巨大的引導作用, 因此它是社會通向現代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這充分說明, 要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國家, 教育必須先行。其二, 教育是隨著時代變化而發展的, 社會的需要是教育發展的動力。近代教育發端于創辦實業的社會需要, 它反映了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的社會渴望。新式學堂的興起和近代教育的發展表明, 是社會需要造就了教育,是教育推進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近代教育把實用主義精神融入了教育體系, 創造了務實的教育體制,這種取向值得我們在建立和完善適應市場經濟及科技發展需要的新教育體制時借鑒。

2.新型知識分子

（新型知識分子定義）所謂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 主要是指那些接受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文化思想而又服務于當時新興的資本主義工商企業和新式教育、文化、出版、新聞事業的知識分子。

近代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是中國古老的知識界在經過巨大的震裂之后急驟轉變的結果。新型知識分子第一代產生于洋務運動時期,第二代產生于戊戌時代,第三代產生于辛亥時代,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初第四代新型知識分子隊伍形成。幾代新型知識分子為改變中國落后、愚昧的狀況,進行了頑強奮斗。

近代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和形成,是中國古老的知識界在經過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驟轉變的結果。它的生產、發展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和發展,有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第一代成員,產生于洋務運動時期。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強烈地震撼了清朝統治者中一部分官僚士紳和社會中已工開始覺悟了的知識分子。面對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對中華民族生存的嚴重威脅,他們紛紛提出了應變主張。薛福成說: “今則西人于數萬里重洋之外,飆至中華,聯翩而通商者不下數十國,其輪船之捷,火器之精,為亙古所未有,……彼又設館京師, 分駐要口,廣傳西教, 引誘愚

民,此固天地適然之氣運,亦開辟以來之變局也。”他認為自古“華夷隔絕之天下,一變為中外聯屬之天下”,“環大地九萬里,罔不通使互市,雖以堯舜當之,終不能閉關獨治”。如何抵御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生存的威脅,清朝統治集團內部的開明官僚、有識士紳和督撫大員們啟動了使中國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歷史車輪。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一次向西方學習的洋務運動艱難而曲折地開展起來。中國早期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隊伍也因此而產生了。

在洋務運動時期,為了造就精通西學的洋務人才,1862年7月,清政府在京師設立同文館(新式學堂),開設的課程由最初的外語和漢文經學兩門,又增開了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地理、天文格致等。這是近代第一所培養洋務知識分子的綜合性學校。到1894年,在整個洋務運動時期,清政府共設立26所洋務學堂。這些洋務學堂大多數以西學為主,對學生進行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方面的培養教育,直接為近代軍事工業和工礦企業輸送人才。這是洋務運動時期新型知識分子群中的第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則是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清政府陸續派遣到英法等國留學的官費留學生。在辦洋務的三十年中,清政府對外派留學生雖然人數不多,但這些人在歐美接受了近代科學技術知識,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回國以后,倡導西學,加入了新式知識分子的行列。

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在民族危難的刺激下,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順應時代潮流,放棄或背叛了科舉道路,投身于西學,逐漸轉化成新式知識分子。徐壽與同鄉華蘅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倆在西方侵略者剛剛沖開中國大門,而士大夫們睡眼未開的時候,放棄舉業,“專究格物致知之學”,“積歲勤搜,幾數學、律呂、幾何、重學、化學、礦產、汽機、醫學、光學、電學,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咸豐初年,為了進一步學習西方傳入的科技知識,他們來到上海、師從于著名數學家李善蘭,后來學有所成,成為我國近代著名的科學家。鄭觀應、王韜、馬建忠等人也是在國難當頭之際放棄科舉舊業投身于西學而轉變成為新式知識分子的。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說鄭觀應“少倜儻有奇志,尚氣節,庚申之變,目擊時限,遂棄舉業,學西人語言文字,隱于商,日與西人游,路跡半天下,考究各國政治得失利病”。鄭觀應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時寫道: “應雖不敏,幼獵書史,長業貿遷,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學西文,涉重洋,日與彼郡人士交接,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這兩段史料記載了鄭觀應從一個追科舉的舊知識分子向新式知識分子轉化的歷史軌跡。王韜出身于傳統的儒學世家, 18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縣學,世人稱其“文有奇氣”。在同西人長期接觸交往過程中,王韜逐漸地放棄了科舉道路,成為當時精通西學的先進中國人的代表。第四部分人則是在外侮日烈、民族瀕臨危亡的年代,由舊式官僚文人轉化而來的新式知識分子。吳汝綸就是比較突出的一個。他早年接受正統的儒學教育,具有相當深厚的舊學基礎。同治七年,他通過科舉考試中進士,先后出任深州知州、冀州知州等職。他深受啟蒙思想家嚴復的影響,對嚴復推崇備至,還為嚴復的著名譯作《天演論》、《富國策》、《原富論》作序予以肯定。1902年,他出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學教育制度。回國后,他即辭去總教習一職,返回故鄉創辦新式學堂,實現了一個舊式文人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變。

綜合來看，促使新式知識分子的形成有以下原因：

1)中華民族主義的初步發展, 為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提供了經濟基礎； 2)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增長, 為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提供了階級基礎； 3)20 世紀初期,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思想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為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礎；

4)新式學堂的創辦, 促進了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5)出國留學運動, 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和發展；

6)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長期努力, 是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形成的又一個重要條件。晚清內憂外患的國勢刺激了知識分子群體的變革思想，傳統的自大心理逐漸消失，代之以向西方學習的風氣，由此引起價值觀的改變，無論是君主立憲的思想，還是民主革命的思想，都是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因應形勢的主張措施。新式學校教育給他們提供了提高自身能力的平臺，讓他們能在進入社會后利用所學的專業知識，成為各行業、各領域的中堅力量。清末新政的契機又為他們提供了參與社會實踐的舞臺，并使其成為地方政治改革、經濟發展、風尚變革的領導力量。（新式知識分子發展的思想變化及產生的影響）

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形成的歷史意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份”。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踐證明,知識分子“常常起著先鋒和橋梁的作用”。由于新型知識分子對科學知識的傳播,推動了自然科學研究的發展,開始了中國近代科學事業發展的新時期。由于大量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出國學習,他們廣泛介紹科學知識,熱心地發展科學事業,二三十年代相繼發展起來的中國科學事業都曾直接間接地受到近代科學觀的影響。由于科學事業的發展,使中國文化氛圍中溶進了科學的實證精神,產生了巨大的啟蒙作用,也導致了價值觀念的更新。科學的威力,促進了民族現代意識的覺醒。同時,科學的引進與啟蒙,為中國文化、中國歷史與世界文化、世界歷史的正面結合,創造了條件,也使中國文化終于開始能與世界文化對話。

科學思想的傳播使許多青年從封建傳統思想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激起了人們追求真理的熱情,進而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也為五四愛國政治運動作了思想準備。中國許多要求革命的知識青年,從封建蒙昧的狀態下解放出來,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的覺醒,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從而推動著我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如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人。總之,近代以來我國幾代新型知識分子,為改變中國貧窮、愚昧、落后狀況,進行了頑強的奮斗,并作出了重要貢獻。

通過整理資料，新式知識分子群體形成的社會意義在于

第一,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拓展了中國人認識西方的廣度和深度。隨著國內新式教育的發展和留學生的增加, 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情不斷高漲。各類學堂不斷引進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識和人文社會科學。從1901年到1904 年, 中譯西書533 種, 從1896 年到1911年, 中譯日書(包括轉譯西書)953 種, 涉及哲學、倫理、法律、政治、歷史、教育、美學、文化、經濟等各個領域。這些書籍的引進, 增加了中國人對西學的認識和了解。留學生的派遣更加擴大了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的廣度和深度, 大大加速拓展了中國引進西學的步伐和范圍。

第二,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加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傳播。

新型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反帝愛國思想, 在政治思想上卻集中地反映了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特點。他們在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熏陶下, 思想解放, 眼界大開。隨著資產階級民主愛國運動的深入, 他們擔起了為革命做輿論宣傳的重任。上海和東京是他們創辦革命報刊、發行革命書籍、宣傳革命思想的中心。從1903 年到1905年間, 他們創辦刊物近20 種, 出版革命書籍近50部,廣泛宣傳和介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從而迅速形成一般朝氣蓬勃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思潮。

第三,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為各領域各地區提供了一批專業人才。

1902 年到1909 年, 從全國各新式學校畢業的學生達82769 人, 另有近萬名軍事學堂畢業生以及歸國留學生。他們大量進入行政、軍界、教育、工商業、農業、金融、醫療、新聞、出版等部門。這些知識分子為各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例如在人數眾多的留日學生中, 黃興、章太炎、鄒容等一大批知識分子, 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中, 成為推翻中國封建專制統治、建立中華民國的中堅力量;唐紹儀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 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第四,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為中國的社會變革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成為社會變革新的主力軍。

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中的許多成員, 包括留學海外歸國的學生, 進入上層權力機構, 在晚清社會變革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據統計, 清末20 年, 湖北省4 萬紳士, 約有2 萬多人受過新式教育。1911年, 中國大約有800 名陸軍軍官在日本受過軍事訓練。清朝后期, 新型知識分子對封建舊社會秩序形成巨大的沖擊力。他們直接參與并策劃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聲勢浩大的“拒法”、“拒俄”運動,抵制外貨、收回利權運動、保路風潮等, 無不以新型知識分子為先鋒或中堅。

第五,近代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 對傳統社會風尚形成了有力沖擊, 推動了社會風尚的變革。

新型知識分子以演說、辦報等形式廣泛進行啟蒙宣傳, 開通民智, 呼吁革除蓄辮、纏足、賭博、吸毒以及風水迷信等劣習陋俗。他們對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進行猛烈抨擊, 大力倡導新思想新風尚, 積極開拓競爭進取的意識風氣。他們提倡男女平權和國民思想, 倡行婚戀自由自主, 反對包辦婚姻, 主張求實學務實業的新學風, 積極提倡健康有益的娛樂方式。新型知識分子成為社會風尚變革的主要推動者和引導者。

第二篇：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興起

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興起

從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年6 月11 日）清廷開辦京師同文館至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 年9 月2 日）清帝詔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止，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開辦經歷了44 年之久的漫長歲月，從而使延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度終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徹底取而代之。這44 年晚清新式學堂開辦的歷史，可劃分為洋務學堂的開辦，維新學堂的開辦，新政學堂的開辦三個歷史發展時期。伴隨著新式學堂的開辦，留學運動也隨之興起。

第一節洋務學堂的開辦與留學生的派遣

洋務學堂的開辦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迫于“內憂外患”的嚴重局勢，清廷在洋務派的推動下逐漸開展了洋務活動，希圖通過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以求富強。這樣，講求西學、興辦洋務學堂成為洋務派開展洋務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洋務派創辦的洋務學堂包括專習“西文”和專習“西藝”兩類專門新式學校。專習“西文”的近代學校，主要有京師同文館（同治元年，1862），上海廣方言館（同治二年，1863），廣州同文館（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強學堂（光緒十九年，1893）等。專習“西藝”的近代學校，主要有馬尾船政學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設機械學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電報學堂（光緒五年，1879），天津水師學堂（光緒七年，1881），上海電報學堂（光緒八年，1882），天津軍備學堂（光緒十二年，1886），廣東陸師學堂（光緒十二年，1886），廣東水師學堂（光緒十三年，1887），湖北鐵路局附設化學堂、礦學堂（光緒十五年，1892），天津軍醫學堂（光緒十六年，1893），湖北武備學堂和南京陸軍學堂（光緒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開辦的第一個洋務學堂，開中國近代新式學校之先河。依據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規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條約均用英文書寫，僅在3 年內可以附用漢文。當時清廷急需翻譯人才，以免受制于人，為此，同治元年（1862），恭親王奕上《奏設同文館折》，認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張設立同文館。并以“止學言語文字，不準傳教”為條件，延聘英國傳教士包爾騰教授英文，漢人徐樹琳教習漢文，并暗中兼為稽察，同文館由此產生①。同文館開辦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設了法文館和俄文館。奕奏設同文館的目的僅僅在于培養滿族翻譯人員，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 月20 日）奏定的《新設同文館酌擬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間在清帝贊助之下創辦的俄羅斯文館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內容是：（1）學生先定10 名，最多不超過24 名；（2）中國教習工作兩年而有成效者以知縣錄用；（3）設立提調，滿漢各一員；（4）考試仿俄羅斯文館舊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歲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種；（5）限年仿俄羅斯文館舊例改定，每三年由總署大臣親試，優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6）中國教習年俸與學生錢糧均仿舊例①。

與此同時，同治二年（1863）李鴻章奏請在上海和廣州建立同樣的外語學校，他認為：“彼西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迪曉。”②因此，李鴻章設想中的新學校應比京師同文館具有更廣泛的目標，即在教授歐洲語言時，也教授數學和自然科學。李鴻章的建議得到批準，上海同文館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臺的監督下興辦起來。

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 頁。

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

②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第11—13 頁。

所取除10 名已經通習中文，年齡較大的學生之外，另外限取40 名由有聲望的官紳保送的 14 歲以下的青年。學生們除了讀經、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漢文課程之外，還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講授英文，由一位中國教習講授數學。廣州同文館根據李鴻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樣的方式創辦。

由于科舉考試仍然是教育士子、銓選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這些專習“西文”的洋務學堂，一開始就面臨著給學生以什么樣的出身和前途的問題。根據同治元年（1862）的《新設同文館酌擬章程》第五款規定，京師同文館三年制優等畢業生可以被保舉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廣州的學校卻不能享受這個條款；因此，上海和廣州兩地的同文館中的學生不得不在學習英文和數學的同時，也練習作八股文，以準備應鄉試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館課程逐漸增添，此后兩年內，江南制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務派通過興辦近代軍事企業，對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需求。在李鴻章、左宗棠關于培養掌握新技術洋務人才主張的影響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文祥上奏，請于同文館內專設科學館，講習天文算學。他們認為：外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沒有一件可以離開天文、算學，制器練兵如果不從這一根本上下著實功夫，徒然襲其皮毛，仍無用處；并主張鼓勵舉人和舉人出身的官吏學習新開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 年1 月），奕等又奏請鼓勵進士，甚至翰林院編修報名學習新開科目，并在三年課程結業之后給予“格外優保”①。然而，科學館的開辦在清廷官吏中頗有反對者。同治六年（1867），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上書反對，認為天文算學是“機巧”，對士習人心產生有害的影響。是年二月十五日（3 月20 日），大學士倭仁也上書反對，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并攻擊奕等人想讓中國人“奉夷為師”②。奕上書與之辯駁。結果同治帝贊同奕的觀點，詔諭：“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正途人員，用心較精，學習自易，亦于讀書學道，無所偏廢。”科學館終于開辦。但由于倭仁的影響，那些報考同文館天文數學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鄉和同僚們的譏笑與嘲諷，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約定，不受誘于總理衙門所提供的新機會。奕等向皇帝報告說，由于倭仁的奏章已眾所周知，“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者”。奕等被迫放棄了原來鼓勵士大夫學習了近代技術的計劃，而僅僅請求皇帝批準按照原計劃舉行新科目入學考試，以接納那些包括滿、漢兩族的72 名報考者參加了入學考試。被錄取的學生有30 名，但最后畢業的僅只5 名。由于沒能堅持讓有聲望的士人肄習西學，同文館開設科學館的原有意義幾乎完全被消除了。縱使如此，同文館由此也從一個翻譯學校逐步轉變為一個實用科學的學校。繼科學館開設后，輸入的新課程有：算學（1868 年），李善蘭為教習；化學（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請法國人畢利干為教習；萬國公法（1869 年），英國人丁韙良為教習；醫學生理（1871 年），英國人德貞為教習；天文（1877年），美國人海靈敦為教習；物理（1879 年），英國人歐禮裴為教習。科學館開辦的第二年（1869 年），經總稅務司赫德的介紹，任命丁韙良為同文館總教習，這是同文館的第一任校長。丁韙良總管校務達三十二年之久，光緒二十年（1894）由歐禮裴繼任總教習。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兩宮西狩，同文館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館并入京師大學堂，改為譯學館①。以上為洋務派舉辦的第一個洋務學堂的歷史，它反映出洋務時期七所專習“西文”洋務學堂開辦的概況。

①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 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8。

同治年間，隨著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辦，洋務派開辦了一些專習“西藝”

的洋務學堂，解決“學造未能盡洋技之奇”，“造輪船不能自作船主”①的困境，以培養軍事將領與軍備軍械制造人材。這些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創辦的 馬尾船政學堂和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水師學堂較為完備，影響也較大。馬尾船政學堂是第一個專習“西藝”的洋務學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 年6 月25 日），左宗棠在奏請設立福州船政局時請求在船政局內設置學堂。次年初，學堂開辦，分前后兩學堂，聘請洋人擔任教習，總名為求是堂藝局。前學堂注重法文，專習艦船制造，主要課程包括算術、代數、畫法幾何和解析幾何、三角、微積分、物理以及機械學；此外，學校還進行船體建造、機器制造與操縱的實踐教育。后學堂注重英文教習，專習管輪駕駛，主要課程包括算術、幾何、代數、平面三角和球體三角、航海天文學、航行理論以及地理，這些課程規定在三年半內學完；此后，學生需參加一年半至兩年的在訓練船上進行的包括航海技術、射擊技術和指揮的訓練。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 年1 月6 日），兩學堂同時開學，學生除本地考選的聰穎子弟外，還從香港英國學校中挑選優秀者前來肄業。前、后學堂分別按法國和英國海軍學校成規，學習年限都為五年，學成后優異者分赴英法兩國留學。前學堂的目的是培養“船主及能按圖監造者，準授水師官職”；后學堂的目的是培養“制造駕駛之人，為將來水師將材所自出”②。除前后兩學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設繪事院及藝圃兩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廠法人監督日意格認為：“中國匠人多目不知書，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窺要。”于是主張開設新科①。次年初，繪事院成立，分為兩部：一部學習船圖，一部學習機器圖，待遇與前后學堂學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養船舶設計制造工程師。兩個月后又創設了藝圃，專門招收十五六歲的藝徒，實行半工半讀，以培養領班工頭。據沈葆楨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 年5 月26 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 年3 月14 日）給皇帝的奏章中報告，學堂共有學生和藝徒300余名②。繼馬尾船政學堂后，專習“西藝”的洋務軍事學堂紛紛在各地創立。這些新創辦的軍事學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學堂的章程，到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創辦天津水師學堂才對舊的章程有所突破。這一突破主要表現為改變以往的就近招收的辦法。《天津新設水師學堂章程》第一條規定：“無論天津本管或鄰縣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歲以上十七歲以下”③都準報考，這就使軍事學堂從以往的地方性學校進入到全國性學校。據朱有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統計，洋務派共創辦軍事學堂16 所，在學堂的數量和學堂授課的課程上，都大大超過了專習“西文”的洋務學堂。

①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22—124 頁。

①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頁。

② 《左文襄公奏稿》卷20，第62—68 頁。

① 朱有 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 輯上冊，第435 頁。

②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 輯上冊，第467 頁。

③ 《萬國公報》第361 卷。

洋務學堂是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萌芽時期，因此極不完善，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啟超在《學校總論》中指出的：今同文館、廣方言館、水師學堂等洋務學堂“不能得異才何也？”是因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舉之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范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④。此外，還有個“病根”是受外國人的支配。如同文館的經費主要來源于海關撥款，受總稅務司赫德的支配與控制。許多洋務學堂的校長和教習為赫德所推薦，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議之下，丁韙良被任為同文館總教習，和滿漢提調一起工作，任職達32 年之久，丁氏自稱：對同文館說來，“赫德算是父親，我只是一個看媽而已”①。盡管洋務學堂存在這么多的缺點與局限，仍不可忽視其開辦的重大歷史意義。首先，它們是中國第一批近代性質的新式學校，打破了儒家學說一統天下壟斷教育的局面。新學堂內不僅開設了西文，還開設了大量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學課程，這就大大推動了西方近代技術的引進與 傳播。其次，它們的開辦第一次沖擊了晚清科舉取士制度，揭開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館開設科學館并由此產生的洋務派與頑固派的大論爭，其意義是深遠的。此外，它們的興辦直接推動了中國近代早期留學生的派遣。留學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學生的派遣，是中國近代首次正式派遣留學生。同治九年（1870），曾國藩、李鴻章等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折》，詳細地說明了第一批留學生派遣的理由：其一，辦洋務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駁斥那種認為“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開廣方言館，選文童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派學生留學的錯誤思想，指出“百聞不如一見”，洋務學堂的學生之所以對西方近代技術的“本源無由洞徹，曲折無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學生出洋肄業西學”，可彌補洋務學堂育才之不足，是為“當務之急”。其二，條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簽訂的《蒲安臣條約》第七條規定中國人可到美國游學。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國公使路經天津時又與李鴻章詳細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國第一個畢業于美國高等院校的留學生容閎在蘇州謁見江蘇巡撫丁日昌時，就勸其派學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閎正在積極籌劃辦理。這樣，通過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等洋務官員的倡導，留學事務作了相當周密的安排，經費預計庫平銀120萬兩，每年6 萬兩，分20 年由海關洋稅項下指撥，并在上海設立了“出洋局”，籌備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 年8 月11 日），委四品銜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分別任留學生正副委員，葉緒東為漢文教習，曾蘭生為翻譯，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0 人赴美。容閎已先期1個月抵達美國，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設立清朝留學使團辦事處于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別派遣了30 名，共120 名幼童，分入美國中小學學習。留美學生除學習英文外，還要學習《孝經》、《大學》、《五經》和《大清律例》等書，并定期聆聽《圣諭廣訓》宣講，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禮。這120 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齡在12歲至14 歲之間，多出自貧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學生的年限規定為15 年。后來考慮到留美學生年齡過幼，學年過長，又以福州船政學堂為中心，進行出洋前的知識教育，要求在出洋時具有相當的外文水平與專業知識。這樣，后來留學英、法等國的期限就縮短到了三年。

④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 頁。

① 《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 輯上冊，第168 頁。

出身翰林的留美學生正監督陳蘭彬是一個守舊派人物，心中早就對派遣留學生不滿，對外國教育極端鄙夷，他與容閎共事，初還貌似同心協力，后來“時有齟齬，每遇極正當之事，大可著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陳輒故為反對以阻撓之”①。就連學生的衣冠穿戴也導致陳與容之間的沖突。學生參加宗教禮拜活動被陳視為叛逆；學生健身運動，跳擲馳騁，不復安行矩步，也被陳目為恃迂。私自剪去辮子則被看作對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剝奪留學資格遣送回國。至光緒二年（1876），因剪辮子等原因而召回國的幼童就有9名②。陳蘭彬升任駐華盛頓公使后，光緒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陳推薦的吳子登任監督，使矛盾更加尖銳。吳更是變本加厲，處處挑剔，“苛求其短”，不斷夸大事實密報清廷。他因學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禮而勃然大怒，攻擊學生“絕無敬師之禮”，“若更令其久居美國..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于國家，并且有害于社會”。他對學生留美事業，必欲破壞殆盡而后快，悍然提出遣返全部留美學生，并說早一日撤回，“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③。

陳、吳二人對留學事業的破壞并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與國內守舊派的攻擊遙相呼應的。國內不斷對留學提出“非議”，“士大夫議者紛紛“④。守舊派的進攻至光緒六年（1881）達到高潮，監察御使李士彬上書彈劾，不僅照例指責留美學生入耶穌教門“流為異教”，而且將連留歐學生 的預備班——福州船政學堂也牽連在內，說什么“洋局之廢弛如彼”，“閩局之廢弛又如此”①。在守舊派內外夾擊下，李鴻章怕貽人口實，“不愿為學生援手”，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國制造華工禁約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②。光緒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學事務所，留學生全部停學、撤回。120名留美學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 名外，其余94 名均于年內分作三批回國。頭批學生21 名均送電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內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 名，其余50 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水雷、電報、醫館等處學習當差。這樣，留美學生未能竟其學業，不得不中途輟學返國。維新思想家鄭觀應在當時即深嘆留學生“全數遣回，甚為可惜”，批評洋務派“淺嘗輒止，貽譏中外”。愛國詩人黃遵憲在《罷美留學生感賦》中也說：“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③表達了對祖國前途的深切憂慮，與對疾新如仇的守舊派的嚴正批判。

① 容閎：《西學東漸記》，第102 頁。

②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0，第5 頁。

③ 《西學東漸記》，第193 頁。

④ 《復陳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8。

① 《洋務運動》第5 冊，第249 頁。

② 《西學東漸記》，第129 頁。

③ 黃遵憲：《人境廬詩草》。

與赴美留學使團比較起來，赴歐留學的規劃在派遣上更加實際。光緒二年十二月（1877 年1 月），李鴻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楨聯銜上奏，說應該把船政學堂30 個很有前途的畢業生送到歐洲，至少深造3 年，擬從海關之稅和福建省厘金中撥款20 萬兩作為經費。這項計劃得到批準。在此后兩個月內，以李鳳苞為出洋華監督，日意格為洋監督，帶領隨員馬建忠，及學生藝徒劉步蟾、嚴宗光（嚴復）等30 余人離閩。光緒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 年3 月31日），船政學堂這第一屆留學生由香港搭輪分赴英、法等國留學，期限定為三年。留學生的任務除學習一門外語，還要學習駕駛與制造等專業課程；此外，留學生還被鼓勵學習一些化學、采礦等專業。這說明赴歐留學生由重在學習西方語言而轉變為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由單純培養外交、軍事人材進而兼顧實業人材的培養。在留歐30 名學生中，劉步蟾等12 名留學生學駕駛，魏瀚等15 名留學生學船舶機器制造；此外，還按照自愿的原則，同意林慶升等8 名留學生學習礦務。光緒八年（1882）和光緒十二年（1886），又有福州船政學堂派出的第二屆和第三屆留歐學生。第二屆派留學生9 名，第三屆派34 名（其中10 名為北洋水師學堂學生）；學習課程為駕駛與軍工制造；學習年限除第三屆制造生改為六年外，其他仍為三年。光緒二十三年戊戌維新運動中，又派遣了第四屆留學生6 人。

這時期，派遣的留學生以培養外交人員和海軍軍事人材為目的。如留美學生初只要求他們學習英文，所以當光緒七年（1881）94 名學生全部撤回國后，還不得不入天津水師學堂、福州船政學堂繼續學習實踐了四年；船政學堂的第二、三屆赴歐學生被取消了自愿學習礦務的主張，只準學習駕駛與制造，制造課目又全部是戰艦營造、槍炮、硝藥、魚雷等軍工知識。盡管如此，早期留學生的派遣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沖破了閉關自守的封建守舊局面，克服了當時中國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開了出國留學風氣之先河，為后來留學教育政策的確立開辟了道路；通過留學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溝通，近代自然科學的課程逐漸被重視，國內學習自然科學風氣也因此高漲，這樣，由新式學堂的創辦而萌生的留學生的派遣又反過來充實了新式學堂創辦的內容，推動了新式學堂開辦的進程。第二節維新學堂的開辦與留學政策的確定 維新運動與維新學堂甲午戰爭失敗后，民族危機加深，康有為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由此興起。變通科舉，興辦學校，成為維新派救亡圖強的要策。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八日（1895 年6 月30 日），康有為第四次上書，強調“科舉不改，積重如故”，“鄉塾童學讀史、識字、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汽之學校不設，則根底不立”①。在維新運動的推動下，次年五月二日（6 月12 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國家之強弱也”。而中國“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因此主張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京師設大學堂，課程除經史子諸書外，還開各國語言文字、天文、輿地、算學、格致、制造、農、商、兵、礦、時事、交涉等學，學習期限各為三年，畢業生“等其榮途，一歸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②。這對傳統的科舉取士制度是一個大的改革。七月，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學校總論》、《論科舉》、《論師范》、《學校余論》等文章，抨擊守舊派的因循保守，鼓吹“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③。同月，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并提出先建大學堂一區，四周分建小學堂四所。課程分天學、地學、道學、政學、文學、武學、農學、工學、商學、醫學10種，收學生100 人，年齡以25 歲為度①。光緒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齡、譚嗣同等發起，得到湖南巡撫陳寶箴的贊助，在長沙開辦了時務學堂，頒布了《招考新設時務學堂學生示》。這是全國第一個省設維新學堂。學堂聘請梁啟超任中文總教習，歐榘甲、韓文舉、葉覺邁、唐才常任分教習；李維格為西文總教習，王史為分教習；許奎垣為數學教習。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普通學凡學生人人皆當通習，包括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專門學每人各專一門，包括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等。學生有蔡鍔、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0 人。根據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 年內，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共設學堂19 所。其中主要的學堂有：譚嗣同創辦的瀏陽算學館（光緒二十三年，1897），陳芝昌等在廣州創設的時敏學堂（光緒二十四年，1898），吳懷疚在上海創設的務本女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和經元善在上海創設的經正女學（光緒二十四年，1898）等。

光緒二十三年底（1898 年初），維新運動已發展成為勢不可擋之潮流。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 年1 月29 日），繼李端棻、孫家鼐之后，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進一步強調京師設立大學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 月15 日），光緒帝詔諭開辦京師大學堂。五月，命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就景山東馬神廟前和嘉公主舊第稍購附近民房益之，撥戶部向存華俄銀行500 萬金為學堂經費，刻期興辦”①。

① 《戊戌變法》第1 冊，第180 頁。

② 《戊戌變法》第2 冊，第292—293 頁。

③ 《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頁。

① 《光緒政要》卷22。

維新派積極推進新式學堂的開辦，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把開辦學堂與改革科舉取士緊密結合起來。光緒二十四年四月，（1898 年5 月），百日維新前夕，康有為即上《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認為變法最要在“廢八股”、“廣開學校”，極力主張取士改用策論。同時，梁啟超為了配合康有為的主張，聯合在京應試舉人100 余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推行經濟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們這種倡議，在當時也經歷了嚴酷的斗爭。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記載，當他聯合舉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的時候，“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編播謠言，幾被毆擊”。四月二十三日（6 月 11日），光緒帝下“定國是之詔”，決定變法，“百日維新”開始。二十八日（16 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康有為力陳八股流弊，請求立即廢除。康有為等廢八股的主張遭到守舊派的反對。大學士徐桐說：“八股代圣賢立言，朝考覆試為祖宗成法，變更則正士寒心。”②禮部尚書許應骙企圖將經濟科歸并于八股，士論大嘩。事實使光緒帝認識到，不廢八股，教育改革無法進行下去。五月五日（6 月23 日），光緒帝終于下詔廢八股，取士“一律改試策論”。百日維新中，在維新派的倡議下，光緒帝發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關教育方面的詔令有下列各項：廢八股，考試策論，借以選拔“體用兼備”、通經濟的人才。籌辦高、中、小等級學堂，兼習中學和西學。

五月二十二日（7 月10 日），光緒帝諭內閣即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堂，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堂，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堂。其地方自行捐辦義學、社學等，亦令一律中西兼習，并獎勵紳民辦學。民間祠廟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曉諭居民，一律改為學堂。詔下后，天津集賢書院改為北洋高等學堂，南昌友教書院改為算學堂，貴州學古、經世二書院均改為學堂。

籌辦京師大學堂。五月十五日（7 月3 日），光緒帝準設立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以張元濟為大學堂總辦（張不久辭職，改任黃紹箕為總辦，黃不久調職，由余誠格繼任總辦），朱祖謀、李家駒為提調，許景澄為總教習，劉可毅、駱成驤等為教習，原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原設官書局和新設譯書局，均并入大學堂，并由梁啟超參考日本和西方學制起草《京師大學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條，規定大學堂辦學方針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并用，觀其會通。”課程分普通學和專門學兩類，以經學、理學、中外掌故學、諸子學、初級算學、格致學、地理學、文學及體操學為普通學科；以各國語言文字學、高等算學、格致學、政治學、地理學、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為專門學科。章程還規定“各省學堂皆歸大學堂統轄”。

創辦鐵路礦務學堂、農務學堂、茶務學堂、醫學堂，鼓勵設置各種實業學堂。五月初二日（6 月20 日），御史曾宗彥奏請于南北洋設立礦務學堂，總理衙門議準設立，并令各省現有學堂酌增礦學課程。六月二十三日（8 月10 日），光緒帝詔諭：鐵路礦務為當今切要之圖，亟應設立學堂預備人才，①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59 頁。

② 《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第90 頁。

所有各處鐵路扼要地區及開礦省份，應行增設學堂，令王文韶、張萌桓籌議辦理。五月十六日（7 月4 日），詔興農學，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諭紳民兼采中西各法興辦。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兩江總督劉坤一奏于江寧地方設立農務學堂，“聘明于種植物學、農藝化學人員為之教習”。七月二十四日（9 月9 日），準孫家鼐奏請設立醫學堂，歸京師大學兼轄。七月二十六日（9 月11 日），準刑部主事肖文昭條陳，諭于已開通商口岸及出產絲茶省份，迅速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公院。七月十日（8 月26 日），準梁啟超設立翻譯學堂于上海，編譯書籍報紙一律免稅。

在戊戌變法期間，許多省份在遵旨改書院為學堂的同時，也積極籌辦設置新式學堂，如張之洞的《設立農務工藝學堂及勸工商公所折》，黃槐森的《奏廣西籌辦學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籌辦學堂情形折》，榮祿的《奏直隸籌辦學堂情形折》，劉坤一的《奏江南籌辦學堂情形折》，張汝梅的《奏山東籌辦學堂情形折》等。

變法失敗后，清廷“下詔廢各省學校，然民間私立者尚紛紛，亦由民智已開，不可抑遏”①。可見百日維新中，新式學堂的開辦具有重大影響與歷史作用。

甲午戰爭后，因受了“國蹙患深”和維新運動的影響，清朝的官員也開始創辦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學校。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津海關道盛宣懷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創辦的“西學學堂”（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為北洋大學堂）和光緒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創辦的“南洋 公學”（為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西學學堂分頭等學堂（高等學校）和二等學堂（中學）兩級，聘請美國人丁家立為總教習，課程除“中學”外，特別注意學習機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學包括四種新型的學校教育：第一，師范院，中國近代最早的新型師范學校，學習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師范院的附屬小學，學科分國文、算學、輿地、史學、體育五科，學生分四班，學習滿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稱二等學堂，這是中學性質的學堂，分四班學習；第四，上院或稱頭等學堂，這是大學性質的學堂，也分四班學習，其中高材生升入師范院。學生人數規定：師范院40 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 班，每班30 名。辦學經費皆由招商和電報兩局眾商人及買辦所捐，故定名為南洋公學。

維新運動時期開設的新式學堂比洋務學堂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學堂的設置看，它已從專門的習西文和習西藝的培養外交軍事人材的專門學堂，發展到近代教育結構初步完善的普通學堂。如，京師大學堂、各省的實業學堂、南洋公學等。從課程的內容看，它已從偏重于理學轉向偏重于實學。如長沙創辦的時務學堂，定公法學、掌故學、格算學為專門學，把經學、諸子學降為普通學；京師大學堂設立后，把經學、理學、掌故學等列為普通學，以高等算學、格致學、農學、礦學、商學、衛生學等實學為專門學。從招生的對象看，出現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開辦了女子學堂。如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 年5 月31 日），上海電報局的經元善發起創辦經正女子學堂開學，課程分中文，西文兩種，中文課主要有《女孝經》、詩文、圖畫，醫學等；西文課主要有體操、琴學等。

①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31 頁。

戊戌運動時期新式學堂的開辦比洋務學堂開辦更重要的歷史意義是它直接沖擊了科舉取士制度，并改革了舊的書院體制。百日維新中，光緒帝下詔廢八股取士，改試策論。伴隨著廢八股，改革傳統書院體制也成為維新學堂開辦的重要內容。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學政錢駿祥上《請變通書院章程折》，主張更定書院章程，書院除講求經學理學外，也應兼習算學格致等有用之學。同年，翰林院侍講學士秦授章上《請整頓各省書院預儲人才折》，提出“定課程”，“重師道”，“核經費”等主張；對書院課程，議分經、史、掌故、輿地、算學、譯學六門，并主張以算學、譯學作為正途選拔。梁啟超也上書張之洞，議改書院課程，主張向日本學習，“以時務一門課程為諸學之歸宿”。在一片改革書院的呼聲中，同年，陜西巡撫張汝梅等在陜西創設格致實學書院，課程不限定中學西學，但求有裨實用。這是維新運動時期開創的第一所新式書院。不久，貴州學政嚴修將貴陽南書院改為經世學堂，講授經史、算學、時務、政要，首開貴州新學風氣。百日維新中，光緒帝下詔將各省、府、廳、州、縣現在之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堂。這樣，改舊書院為新學堂之風一時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 月14 日），兩江總督劉坤一同時奏請將江南舊有之儲材學堂改為江南學堂，并將舊有之鐘山、尊經、惜陰、文正、鳳池、奎光等六所書院，全部改為府縣學堂①。

留學政策的確立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和一些開明官吏在積極推進新式學堂開辦之時，也積極倡導派遣學生出洋留學。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 年2 月7 日），總理衙門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眾”，擬派同文館學生4 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國學習語言、文字、算法，以3 年為期。清廷同意照派。這是甲午戰后中國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學生。兩江總督張之洞也奏請仿照曾國藩派幼童赴美肄業。及福州船政局屢派學生赴英、法肄業成案，派江南陸軍學堂、鐵路學堂、儲才學堂中已通西文學生出洋肄業，預定中學3 年、大學6 年為期，先派40 名，請出使法國大臣慶常就便監督，由候補知縣沈翊清帶領出洋。這是維新時期地方上首次奏派留學生。光緒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 月），中國駐日公使經日本政府同意，選定唐寶鍔、戢翼翚等13 人留學日本，委托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借東京神田三崎町住戶為學校校舍，由本田 增次郎任監督，吉田、后滕任講師，教授日語、日文及普通學科。這最早的中國留日學生學校，沒有校名，辦了3 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結束，13 名留學生有6 人中途輟學，7 人畢業獲得畢業文憑。這7名畢業生中，唐寶鍔、胡宗瀛、戢翼翚3 人轉入專門學校攻讀①。此為中國正式派遣留日學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學堂選派學生6 人，由監督吳德章帶赴法國學習制造新法，是為船政學堂派學生出洋之第四屆。以上為維新運動初期留學生派遣的大致情況。

①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301—302 頁。

① 實滕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0 頁。

自光緒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學生后，一直沒有統一的派遣留學生計劃與明確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學生長期未形成風氣。直至光緒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湖廣總督張之洞著《勸學篇》，其“游學篇”大力倡導留學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學風氣的形成和清廷留學政策的逐步確立。張之洞在“游學篇”中大力宣揚：“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岳之說也。”并認為：“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

一、去華近，易考察。

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

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①隨后，日本駐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積極推動。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國政府提出建議：“該國（日本）政府擬與中國倍敦友誼，借悉中國需才孔急，倘選派學生出洋習業，該國自應支其經費..人數約以二百人為限。”②第一個贊成這一建議的是御史楊深秀。他連夜制訂《游學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請旨準行。隨著維新運動的發展，這一建議開始實現。同月，康有為上《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費省”，主張“廣勵東游，速成尤易”③。六月十五日（8 月2 日），光緒帝詔諭軍機大臣等：“出國游學，西洋不如東洋。東洋路近費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曉，且一切西書均經日本擇要翻譯。令著即擬訂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選定學生陸續咨送；各部院如有講求時務愿往游學人員，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緩④。軍機處奉旨令總理衙門提出具體方案。總理衙門復奏：“同文館東文學生，酌派數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兩廣、閩、浙各督撫，就現設學堂中，遴選年幼穎悟，粗通東文諸生，開具銜名，咨報臣衙門知照日本使臣，陸續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無庸另派監督。各生應支薪水用項，由臣衙門核定數目，提撥專款，記交出使大臣隨時支發。”①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國派遣留學生。這樣一來，留學政策開始確立，留學日本也從此成為一種國策。

此后，張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學習陸軍者4 人，又在浙江求是學院派出志愿學習文科者5 人（1 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學。各省總督也跟著派遣學生留學日本。綜計此時派遣赴日留學生共有64 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0 名，浙江4 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東京成立成城學校和日華學堂，分別接受以陸軍為志愿和以文科為志愿的中國留日學生。在另一方面，維新人士羅振玉在上海開設東文學社，陳寶箴在福州開設東文學堂，教授日語及普通學科。自此以后，同類學校在日本和中國不斷增加。戊戌政變后，清廷下令廢除維新之法，但百日維新中確立的留學政策并未廢除。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 年9 月1 日），光緒帝秉承懿意，詔諭軍機處與總理衙門制定“出洋學生應如何分入各國農工商等學校專門肄業，以備回國傳授”的詳細章程。總理衙門遵旨議定出洋學生肄業實學章程六條，即：“一請飭出使大臣就現派出洋學生，督令各肄專門之學；一請飭選拔農工商礦務書，刪繁舉要使人人易于通曉；一請飭疆吏寬籌常年經費，續派高等學生出洋肄業；一出使參贊隨員，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習各學；一俟學生業成回華，分派各省農工等藝學堂以開風氣；一請將業成回華得有文憑之學生，甄別優劣，分發委用，量予官職以資鼓勵。”①但因義和團運動，使這一章程未能實行，所以，這時期派遣的留學生仍以軍事為主。光緒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學日本的64 名留學生中，有45 名學生 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畢業于東京成城學校，成為這所陸軍士官學校的預科學校的第一屆畢業生。隨后升入陸軍士官學校。

① 《勸學篇·外篇》，第5—6頁。

②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3 頁。

③ 《戊戌變法》第2 冊，第222—225 頁。

④ 《清德宗實錄》卷422。

① 《約章成案匯覽·游學門》乙篇卷32 上，第24 頁。

這時期留學生派遣與洋務時期留學生派遣比較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由留學西洋轉為留學東洋。此外，有一個極為重要的新情況是政治流亡學生的出現。戊戌政變后，維新運動失敗，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其門人弟子亦紛紛到日本。次年，梁啟超與橫濱華僑商議后，在東京牛噫東五軒町籌設東京大同學校，最初有學生18 人，多數是流亡日本的維新人士，包括蔡鍔和范源濂等原長沙時務學堂學生②。光緒二十五年（1899），康有為離日本赴美之后，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章炳麟后亦來相會，政治流亡學生與自費留日學生也隨即增多。

① 《約章成案匯覽》乙篇卷32 上，第21—28 頁。

②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28 頁。

第三節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新政學堂的開辦

科舉制度的廢除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1900 年8 月），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01 年1 月），慈禧太后指示，光緒帝在西安發布上諭，宣稱：中國過去向外國學的只是表面的語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級官員“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等情，向上奏報，以備朝廷實行新政時采納①。次年，政務處創立，成為實行新政的指揮部。

辦理新政，首先需要人才。當時積極贊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凱、張之洞，趙爾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認為：“人才之興賴乎學校”，然而“科舉一日不停”，“學校決無大興之望”②。于是，這時期新式學堂的開辦，其矛頭直接指向了清末科舉取士制度。從這點而論，新政學堂的開辦是維新學堂的繼承與發展。

清末科舉取士制度的廢除，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對科舉取士內容的改革。戊戌變法中，曾一度明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取士，因戊戌政變而被取消。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迫于形勢，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并同時下旨廢除武舉。為了破格選拔人才，這年還仿博學鴻詞科例，詔開經濟特科，定于癸卯（光緒二十九年）會試后正式舉行③。

其次，對科舉中及第人數的遞減。光緒二十七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聯名上《會奏變法自強第一折》，認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設學堂，分門講求實學，考取有據，體用兼賅，方為有裨世用”。然而，學堂畢業難于取得功名，這樣聰穎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議“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必當使舉人、進士作為學堂出身，以勵濟世之人才”①。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又會同張百熙、榮慶上《奏遞減科舉折》，把遞減辦法具體化，建議“從下屆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科起，每科遞減中額三分之一”②，奏定9 年內分三科減盡。

最后，對科舉取士制度的全部廢除。時代洪流難以阻擋，不待9 年，僅僅兩年之后，光緒三十一年（1905），許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端方等人聯名奏請立停科舉。他 們認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所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擬請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八月，光緒帝下詔“立停科舉以廣學校”，自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③。這樣，從隋朝開創的在中國實行了1300 年之久的科舉制度，至此完全廢除。這是中國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① 《光緒朝東華錄》卷157。

② 《光緒政要》卷30，第57 頁。

③ 《光緒朝東華錄》卷180。

①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②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新式學校的興辦和新學制的頒布廢科舉的同時，清廷通令全國興辦學堂。光緒二十七年（1901），光緒帝詔諭各省督撫將本省所存書院于省城改為大學堂，各省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除教讀四書五經外，主要學習中外政治、歷史、藝學。一時新式學堂越辦越多，但各地學堂的課程設置和學習年限差別甚大，弊端不少。為此，光緒二十八年（1902），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上《進呈學堂章程折》，主張“各省督撫責成地方官核實興辦。凡名是實非之學堂及庸濫充數之教習，一律整頓從嚴，以無負朝廷興學育才之盛心”①。張百熙還擬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系統的學制——“壬寅學制”。該學制分學校為七級：蒙學堂四年，尋常小學堂三年，高等小學堂三年，中學堂四年，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三年，大學堂三年，大學院無定期。兒童六歲入學至大學畢業共計二十年，還不包括大學院的年限。此外，與中學堂并行的有中等實業學堂和中學堂附設的師范學堂，與高等學堂并行的有高等專門實業學堂、仕學館和師范館。“壬寅學制”曾于當年頒布，但因學制本身的不夠完備和清廷對學制的擬訂人張百熙存有猜忌而沒有實行。

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感到有統一學校標準的必要，于是發出上諭：“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將現辦大學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實商訂；并將各省學堂章程，一律厘定，詳悉具奏。”②十一月，張之洞等人以日本學堂管理規章為模式，擬訂《奏定學堂章程》，經正式頒布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新學制稱為“癸卯學制”。它的頒行，對近代中國學校教育制度在組織與形式上影響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學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為據。“癸卯學制”共分三段七級，長達29 到30 年。第一段為初等教育：分為蒙養院4 年，初等小學5 年（七歲入小學），高等小學4 年，共三級13 年；第二段為中等教育：設中學堂一級共5 年；第三段為高等教育：分為高等學堂或大學預備科3 年，分科大學堂3 到4 年，通儒院5 年，共三級11 到12 年。與上述體系的各級學校并行的，還設有高級師范教育和實業教育兩系：師范教育分初級師范學堂（中等教育）及優級師范教育（高等教育）兩等，修學年限共8 年；實業教育分初等實業學堂（高等小學）、中等實業學堂（中等教育）、高等實業學堂（高等教育）三等，修業年限合計15 年。學制規定：通儒院或分科大學的畢業生被授予進士功名；高等學堂畢業生被授予舉人功名；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則取得生員（秀才）的功名。保證了新式學堂的畢業生取得正規官員候補者的資格。

清廷在紙面上定下這一制度后，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建立了學部，作為朝廷的教育行政機構，并將舊有的國子監并入，學部最高長官為尚書，其次則為左右侍郎，均為政務官。在尚書、侍郎之下，設各項事務官分管五司十二科。此外，還設有視學官，輪流出京視察全國各省教育。在過去，禮部曾負責科舉考試以及與此有關的傳統教育事項，而在甲午戰爭之后開辦的一些西式學堂的行政權沒有授權禮部管理。光緒二十四年（1898）京師大學堂已經成立，由它負責管理新式學堂。事實上，京師大學堂是集大學和學部組織于一身的機構。由于新式學堂的數量增加得太快，京師大學堂已不可能起到管理學堂的最高機構的作用。學部成立后，京師大學堂交出了管理全國新式學堂的職權，被定為當時最高學府。

③ 《光緒政要》第27 冊卷31，第57—59 頁。

①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96 頁。

②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第197 頁。

關于清廷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以后改設和新建學堂的數字，缺乏確切的統計資料。但從一些零星文獻記載已可看出，就全國范圍而言，雖然說不上學堂普遍興起，但在一些通都大邑確已粗具規模。如武昌，原兩湖書院改為兩湖高等學堂，自強學堂改為文普通高等學堂，武備學堂改為武高等學堂，經心書院改為勤成學堂；此外，還辦有普通中學堂、師范學堂、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農學堂、工藝學堂、方言學堂、仕學堂等，總數在七八十所以上。湖北由于張之洞多年提倡，所以各類學堂“粗有基址”，超過其他地區。江蘇的近代教育也發展較快，有各類學堂99 所，僅蘇州就設有高等學堂、優級初級師范學堂、武備學堂，以及40 所初級小學堂。同一期間，四川省各類學堂150 余所。①長沙城內有各類新式學校共34 所，“官立者..十五所，民立者..十九所”②。光緒三十一年（1905）以后，興學之風更為盛行。以光緒三十三年（1907）學部統計為例，京師有學堂127 所，直隸4591所，吉林1526 所，湖北1298 所，河南2692 所③，出現了“上有各府州縣學堂之設立，下有愛國志士熱心教育蒙學女學各種私學堂之設立”④的繁盛局面。光緒三十年（1904），學堂總數為4222 所，學生總數為9.2169 萬人；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學校總數達3.7888 萬所，學生總數為102.4988萬人⑤。

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與女子學堂的開辦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及女子學堂的開辦，是新政學堂開辦時期具有歷史意義的內容。中國近代最早設立的女子學校，是維新人士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創辦的“務本女學”（吳懷疚）和“經正女學”（經元善）等（不包括外國傳教士創辦的女子基督教學校）。戊戌政變后，這些學校被勒令停辦。新政之初，婦女仍被規定不許受新式教育。然而，婦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還是得到了承認，并于是年制訂了關于《女子師范學堂章程》6 章36 條和《女子小學堂章程》4 章26 條。章程規定：女子比男子修業期限各縮短一年。這是中國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學堂教育制度的開始。次年六月六日（7 月4 日），學部奏準設立女子師范學堂于京師，派傅增湘為總理；并咨各省督撫提學使酌于省城府城設立女子師范學堂①，女子學堂由此在全國興辦。

① 《東方雜志》第1 年第10、11 號。

②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志》第1 年第5 號。

③ 《東方雜志》第4 年第4、11、7 號；第5 年第3 號。

④ 《論教育》，《時報》甲辰七月初四日。

⑤ 《學部官報·奏章》第4 冊，第122 期。

① 《光緒朝東華錄》卷217。

新政時期，是我國近代新式學堂開辦的完善時期。這不僅僅表現在學制的制定、科舉的廢除、學部的設立和女子教育的厘定等制度與機構上，同時也表現在各級學校的開辦和各級教育結構的形成上。以高等學堂開辦為例，在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901 年8 月2 日）清帝詔諭的推動下，中國官立大學開始發展。光緒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撫岑春煊奏設山西大學堂，將籌 備中的中西大學堂并入，這是省立大學的開始。到宣統元年（1909），全國官立高等學校開辦，情況如下：學部制宣統元年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校別校數學生數大學3 749省立高等學堂23 3963高等農科學校5 530高等工科學校7 1136高等商科學校1 24特種法政學校47 12282高等文科學校19 2546高等理科學校3 211高等醫科學校8 336高等工藝學校7 485總數123 22262 人此外，依據宣統二年（1910）的統計數字，清廷共設立各類師范學校415所，學生共2.8572 萬人。

留學高潮的出現自科舉制度廢除后，新學制取代了傳統的教育，一時學校供不應求；即使清廷加緊開辦各級新式學校，然而，具有新知識的師資力量不足，于是留學教育驟然進入高潮。戊戌時期，清廷雖已確定了留學生的派遣制度，但沒有完整的計劃與章程。伴隨著科舉制度的改革與廢除，一套完整的留學生派遣制度逐步制定。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1901 年8 月），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合奏《復議新政折》（江楚會奏第三折），大力主張留學，特別是到日本留學，并論述積極與消極的獎勵辦法。在積極方面，給予優秀的自費留學生進士、舉人等資格；在消極方面，即使具有進士、舉人等資格，如無留學經歷則不授官職①。同年八月初四日（9 月16 日），清廷批準張、劉二人的《復議新政折》，令各省選派學生出洋留學，并責成各省訂立獎勵及限制辦法以督促之。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 年2 月1 日），復命選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學。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02 年10 月5 日），慈禧太后、光緒帝從西安回京不久，又急忙督促各省督撫籌款派學生赴西洋游學。十月一日（10 月31 日），派汪大燮為日本游學生總監督。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 日），清廷批準外務部議復《派赴出洋游學辦法章程》。章程規定：派①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4。

遣出洋游學的留學生，“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學，將派出洋之時，務畢普通之學，既派出洋之后，精求專門之學”。派遣出洋的學生分為三類：“一曰貴胄學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此項學生，應仿照日本、暹羅王子辦法，送入高等學堂，如英國伊敦夏魯學堂之類，恪守堂規，隨班受課，不得有挾貴挾賢之意，一切稽察調考，仍歸出使大臣辦理。如不安分鬧事過犯者，責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實注劣咨送回華”。“一曰官派學生，如京師大學堂及各省督撫學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應于各學堂中擇其已畢普通學之業，而又中學優長，器宇純粹，年在三十歲以下者”，經過考查后再派遣。這類留學生“功課行為，由該監督（使館參贊一人為之）隨時稽察切實稟報，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親自考校。其季考三次，即委令該監督代考（核）”。學成獲文憑畢業后，還須回國通過復試。以上兩類留學生嚴令“不準剪薙發辮”。“一曰游學學生，如民間自備資斧出洋者皆是。該生等既系自籌經費，自不必限以年歲，除到館報名留學書住址以便查詢保護外，如無不安本分及別有過犯，使館即無庸過為刻核。欲附民間何學，聽其自擇”。章程還規定：“各項學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憂事故”，“酌予奏恤，所有用費作正開銷”。留學生在“肄業期內，一概不準充當使館差使”，以免影響學業。該章程與以往清朝留學生派遣的制度比較有個最大的改進，就是取消了中文教習的隨派，沒有規定留學生在留學期間還要從中文教習學習“四書”、“五經”等經典。章程認為：留學生都是“未出洋之前，中學精通，而普通學又已畢業者”，所以出洋后，應“更習專門”，否則，“即使來洋肄業，亦僅得其皮毛”。對考得外國學位的留學生，“應由使臣隨時咨明外務部立案，以便將來從優獎勵”①。光緒二十九年（1903）初，留日學生運動興起。這年四月初三日（4 月29 日），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500 余人集會于錦輝館，聲討沙俄侵占東北的罪行，激昂奮發，決議成立拒俄義勇隊。次日，京師大學堂師范、化學館學生“鳴鐘上堂”，也發起全校大會，聲討沙俄侵略罪行，拒俄愛國學生運動由此興起。鑒于這一情況，八月十六日（10 月6 日），張之洞應慈禧太后懿旨“以出洋學生流弊甚多，飭籌防范之法”，上《籌議約束鼓勵游學生章程折》，附《出洋學生約束章程》十款、《獎勵章程》十款及《自行酌辦立案章程》七款。《約束章程》十款，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以后續往日本 游學學生，無論官費生私費生，并無論日本官設學堂私設學堂，均非出使大臣總監督公文保送不準收學”；其二，“妄發議論”、“干預政治”、“品行不端”、“不安分之事者”，一律退學，“嚴加裁制”。《獎勵章程》十款，主要內容為：“

一、中國游學生在日本各學堂畢業者，視所學等差，給以獎勵。..一、在普通中學堂五年畢業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以拔貢出身..一、..高等學堂即程度相等之各項實業學堂三年畢業得有優等文憑者，給以舉人出身。..一、在大學堂未學某一科或數科，畢業后得有選科及變通選科畢業文憑者，給以進士出身。”此外，獲得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升階的優待。《立案章程》七款，主要內容為：

一、“保送學生入日本各學堂，除農工商各項實業學堂及文科、醫科各專門不限人數外，其政治法律武備之門，宜分別限定名數，每年只準保送若干名”。其中“武備一門，非官派學生不準保送”。

二、“凡各省選派官費學生出洋游學，俟畢業回國后，無論得何獎勵，均須在本省當差五年以盡義務。

① 《約章成案匯覽》2 篇，卷32 上，第28—34 頁。

五年期內，概不準另就他省差使，他省亦不得遽請調往差委”。張之洞上奏的章程由外務部補充《咨文》而頒行。《咨文》給章程作了如下三點補充：

一、“中國留學生非在照辦約束留學生章程之日本學堂畢業者，概不給本章所定獎勵”；

二、留學生畢業后，由“該官私學堂自行收留者，將來畢業后概不給以獎勵”；

三、對品行不端之留學生，如日本官私學堂仍聽其留學者，“畢業后亦概不給以獎勵”①。光緒三十年（1904），練兵處奏定《選派陸軍學生分班游學章程》十六條，章程規定：

一、“選派學生，須分年派往，擬以四班為一輪，每年選送一班，每班一百名。”

二、“選派學生各省須有定額：京旗、直隸、江蘇、湖北、四川、廣東各六名；奉天、山東、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甘肅、廣西、貴州各三名；江寧、杭州、福州、荊州、西安、寧夏、成都、廣州、綏遠城、熱河、察哈爾、密云、青州十三處駐防各一名。計共一百名，為第一班；以后三年均照第一年辦理。如各省旗有愿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于原派之數”。十六條規定：“學生在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充見習士官期滿，除考入學校及各專門學校外，其余回國，由練兵處就其歷年所學一一考試，最優者奏請授職守備，次者授千總，再次者授把總”①。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907 年12 月5 日），學部和外務部奏準了《貴胄游學章程》十二條。學部成立后，除增訂了一些留學生的派遣等項章程外，還擬定了對留學生的考驗獎勵章程。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906 年5 月15 日），學部奏定《考試游學畢業生期限片》，規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舉行考驗游學畢業生一次。八月十五日（10 月2 日），學部復奏定《考驗游學畢業生章程》五條，規定：凡在東西各國正式高等以上學堂畢業，回國后須接受政府按照留學生所習學科，分門考試。考試分兩場：第一場就各畢業生文憑所注學科，擇要命題考驗；第二場試中國文、外國文。考列最優等者，給予進士出身，考列優等及中等者，給予舉人出身②。同月，學部第一次舉行留學生考試制度，有53 名留學生參加考試，共考了兩天，結果考取的有32 名，其中9 人被賜予進士出身，23 人給予舉人出身。此后，每年舉行一次，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這種考試。

隨著清廷留學制度的不斷完善，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05—1906）間，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出國留學高潮。光緒三十二年，僅留日學生人數就達到一萬三四千人①。在這期間，出現了女子留學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日本東京有女留學生10 余名。這些女留學生都是跟隨其父兄或夫婿一齊留學日本的。光緒三十一年，湖南省首次官派20 名女學生赴日讀速成師范科，此為官費女留學生留學日本之始。緊接著奉天省遣派熊希齡到日本視察教育后，與東京華族女學校的校監，同時也是實踐女子學校和女子工藝學校的創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約定每年遣派15 名女學生到實踐女子學校肄業。光緒三十三年（1907），奉天女子師范學堂派出21 名學生到實踐女子學校讀師范科。到年底，僅在東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國女留學生，并組成了留日女生會組織②。江蘇省舉行留學生考試，共取13 人，其中女生3 人，赴美國威爾士利女學就讀，是為官費女留學生留學西方之始③。

① 《張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頁。

①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14 冊。

② 《學部奏咨輯要》卷2；《光緒朝東華錄》卷202。

①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36 頁。

宣統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 年7 月10 日），因美國退回庚子賠款一部分，外務部與學部會奏，以美國“減收賠款”，選派學生赴美留學，先在京師設立游美學務處，并附設肆業館一所，學生名額按各省賠款數目分攤。周自齊為督辦，唐國安、范源濂為幫辦④。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 月4 日、5 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學生，八月初三日（9 月16 日）發榜，錄取程義法等47 名學生⑤。十五日（28 日），外務部奏準，建游美肄業館于清華園。當時規定辦學宗旨為先在國內招考學生，經過訓練，“擇其學行優美，資性純篤者”，隨時送往美國肄業①。次年三月，學部特制訂《各省考選游美學生辦法》五章，并專設駐美留學監督。同月，學部又奏定《管理歐洲游學生監督處章程》三十一條和《游美學務處津貼在美自費生章程》十六條，加緊了對歐美留學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清末民初，尤其是對辛亥革命起了“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就這點而論，晚清新式學堂的開辦與留學運動都應給予歷史的肯定。

② 《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第54—56 頁。

③ 《東方雜志》第2 卷第9 期。

④ 《東方雜志》第6 卷第8 期。

⑤ 《教育雜志》第1 卷第8、9 期。

① 《文史資料選輯》第71 輯。

第三篇：民國時期的監獄立法與新式監獄管理模式的構建

民國時期的監獄立法與新式監獄管理模式的構建

? 中國刑罰與監獄史? 中國監獄學刊 年第 期 民國時期的監獄立法與新式監獄管理模式的構建 李永宏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北京市

摘 要:清末到民國時期是中國從傳統監獄法制向近代的轉型時期。民國時期的監獄管理制度突破了傳統監獄管理的模式,引進了歐

美各國的分房獨居監禁、階級監禁等形式,有效地避免了使監獄成為傳播和交流犯罪經驗的地方;在強制犯人從事作業方面,民國時期的

監獄管理更多地融入了對囚犯技能知識的培養,為囚犯將來出獄后的生活和就業提供了保障;在對罪犯進行教育教誨方面,不僅注重對罪

犯文化知識的教育,更加注重對罪犯心靈的教誨,使其轉變思想,重新做人;在犯人被釋放出獄后,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動員全社會的力

量,共同關心出獄人的生活和就業,避免其出獄后再走上犯罪的道路。關鍵詞:監獄 立法 勞役 假釋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 民國時期的監獄管理制度突破了傳統監獄管理的模 長。王元增通曉中外監獄管理制度,曾為朝陽大學法律科

式,引進了歐美國家的監獄制度。本文就民國時期的監獄 講授 《監獄學》 課程,他先后協助北京政府草創了一系列 立法與新式監獄管理模式的構建進行探討。

監獄制度。北洋政府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在監獄法體系的 一、民國時期的監獄立法概述 構建上還是做了許多工作,如制定了 《監獄處務規則》;年 月 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

制定了監獄建筑圖式,使改良監獄的基礎得以穩固;公布

總統, 年 月 日,清帝退位, 月 日,南京臨 了 《監獄專科學校規程》和 《看守所暫行規程》;為了監

時政府頒布了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一系列的事件標 督及約束被假釋人的行動,又訂立了 《假釋管理規則》;為了促使出獄人保護事業的發展及為出獄之人謀生活保 志著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從 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初, 到 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潰敗,中華民國在大陸延續了 障,制定了 《出獄人保護事業獎勵規則》;為保障獄務管

近二十七年的時間。在這短短的時間里,又可細分為中華 理正常進行,頒布了 《監獄官制》;年制定了 《監獄

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 北洋政府 和南京國民政 報告規則》等。府三個時期。《監獄規則》是北洋政府時期于 年 月 日由

民國時期是中國法律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時期,該時 司法部制定并公布的監獄法規,也是北洋政府時期最重要

期不僅構建了較為完善的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訴 的一部監獄法規。該規則共分為十五章一百零三條。其中

訟法體系,在監獄法方面也頗有建樹。概而言之,民國時 第一章是總則,共有十四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了監獄的

期的監獄法又可細分為兩個層次:其一為國家制定頒布的 隸屬、監獄的管轄及適用、收監的范圍、監獄犯人的申訴 基本監獄法典;其二為具體的司法部門制定的監獄規章。制度、監獄參觀和視察制度等內容。《監獄規則》第一條

一 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時期的監獄立法的變 規定:“監獄屬司法部管轄”。第二條規定:“監獄為監禁

董

被處徒刑及拘役者之所。有不得已時,看守所得代用為監

獄。”對于監禁的范圍,第三條規定:“未滿十八歲者,監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根據 《中華

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改法部為司法部,典獄司為監獄 禁于幼年監,但滿十八歲后,三個月內刑期即可終結者, 司,任命許世英為司法部長,畢業于日本警監學校的田荊 其殘刑期問,仍得繼續監禁之。因精神身體發育情形認為

華為監獄司長,掌管全國獄政。袁世凱繼任中國民國臨時 必要時,適用前項,得不拘定年齡。”?

大總統后,于 年頒布了 《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規 第二章是收監,共七條法律條文,包括收監的程序, 對婦女攜帶年幼子女收監的限制,不適合收監的囚犯類型, 定自由刑為徒刑、拘役兩種,皆采用勞役制。同年 月, 在京師設立模范監獄,由著名監獄學家王元增擔任典獄 以及對囚犯身體檢查的規定等。其中第十六條規定:“收

收稿日期:? ? 作者簡介:李永宏 一 ,男,河南駐馬店市人,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級法律史博士研究生。中國刑罰與監獄史? 中國監獄學刊 年第 期 監婦女有請攜帶其子女者,非認為不得已時,不得許之。者有左列各款行為,得賞給二十元以下之金錢:

一、告密

許攜帶子女,以滿一歲為限,在監內分娩之子女亦同。但 在監者為逃走、暴行之預謀或將為逃走暴行;

二、救護人

該子女已達限制年齡,若無相當領受人又無在外安置方法 命或捕獲逃走中之在監者;

三、天災事變或傳染或傳染病

時,得延至三歲。”第十八條規定了不能收監的情形:“精 流行服監獄事務有勞績者。”第八十二條規定了對囚犯的

神喪失或因監禁有不能保其生命之虞者,懷孕七月以上及 懲罰措施:“在監者違反監獄紀律時,得處以左列刑罰: 一、面責;

二、停止發受書信、接見及閱讀書籍;

三、減 分娩未滿一月者,罹激性傳染病者。”

第三章是監禁,共有四條法律條文,但內容十分重 食,減食每餐減去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三;

四、停止運動;要,主要規定了施行西方監獄法中的分房制、教誨制和雜

五、圈室監禁;

六、酌減賞與金。”

居制等內容。如第二十二條規定:“在監者概以分房監禁 第十二章是赦免和假釋,共有八條條文,主要規定了

對囚犯的赦免及假釋制度。如第八十七條規定:“在監者 為原則,但因精神身體認為不適當者,不在此限。”第二

十四條規定:“監獄長官及教誨師,至少每十日一次,訪 雖達假釋期,若非監獄長官確認其有悛悔實據并得監獄長

問分房之在監者。看守長須常訪問之。” 官會議多數同意,不得聲請假釋。” 第十三章是釋放,共有六條條文,主要規定了釋放的 第四章是戒護,共有九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了對有

逃走、暴行、自殺傾向的罪囚施加戒具,監獄官在何種情 法律程序。第九十三條規定:“釋放在監者,須依赦免假

況下可以使用刀槍,以及應對突發性自然災害、囚犯逃跑 釋之命令或期滿之次日午前行之。”第九十六條規定:“被

等緊急性措施。如第三十條規定:“當天災事變,認為必 釋放者無歸鄉旅費及衣類時,得酌給之。”

第十四章是死亡,共有五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了在 要時,得令在監者就應急事務,并得請求軍隊警察等署之

援助。” 監囚犯死亡的檢驗程序及埋葬程序。凡 “在監者死亡,監 第五章是勞役,共有十三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了囚 獄長官須會同檢察官檢驗其尸體”;“病死者,醫士應記明

犯每日服勞役的時間、服勞役者的賞金,以及服勞役期間 其病名、病歷、死 因及死亡年月日時于死亡簿,簽名蓋

受傷或死亡的待遇等內容。如第四十四條規定:“賞與金 印”;“死亡經過二十四小時,無請領尸體者埋葬之。埋葬

額,徒刑囚不得過該地方普通傭工價十分之三,拘役囚不 處應立木標,記明死亡者姓名及死亡年月日。”

得過該地方普通傭工價十分之五。” 北洋政府時期頒布的 《監獄規則》總共實施了十五

年,并對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民國十七年年 新頒布 第六章是教誨及教育,共有九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 了受教育的對象、教育內容等。如第五十條規定:“教育 的 《監獄規則》產生了重要影響。

除了民國二年頒布的 《監獄規則》,北洋政府統治期 每星期二十四小時以內,依小學程度,教以讀書、習字、算學、作文及其他必要學科,有同等學力者,依其程度設 間還頒布了許多單行法規,主要有: 年 月頒布的

相當補習科。” 《監獄看守考試規則》八條,同年 月頒布的 《監獄看守 第七章是給養,共有五條條文,主要規定了囚犯的囚 使用公物規則》七條,《司法部監獄看守教練規則》七條;服、生活待遇等問題。凡 “在監者,禁用煙酒”;“在監者年 月頒布的《看守所暫行規則》五十一條,《視察

給予灰色獄衣,除一定衣外,所有衣被茍無礙于紀律及衛 監獄規則》八條,《監獄處務規則》二十九條,《監獄教誨

師教師醫士藥劑士處務規則》五十四條,《管獄員考試暫 生者,得許在監者自備”。

第八章是衛生及醫治,共有十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 行章程》九條,《監獄看守服務規則》一百四十九條,《監

了對監獄囚犯的衛生管理,囚犯患病后的醫治等內容。如 獄看守點檢規》二十六條,《參觀監獄規則》八條;年頒布的 《改定各省模范監獄名稱勸文》,《監獄報告規 第五十八條規定:“在監者須令其沐浴。沐浴次數,由監

獄長官斟酌勞役種類,及其他情形定之。但四月至九月至 則》九條,《管收所暫行章程》十七條, 《監獄鈐記定

式》,《監獄作業調查表》等法規文件。上述這些法規文件 少三日一次,十月至三月至少七日一次。”第六十條規定: “在監者罹疾病時,速加治療,病重者收入病室。” 與前述的《監獄規則》,共同構成了北洋政府時期監獄法

第九章是接見及書信,共有七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 的完整體系。了囚犯接待的對象、時間,以及對囚犯書信的管理等內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監獄立法的變革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遵照孫中山 “五權憲法”和 容。如第六十七條規定:“在監者只許與其家族人接見, 但有特別理由時,得許與家族以外之人接見。”第六十八 “權能分治”的理論,建立了五院制的政治體制。在司法

條規定:“拘役囚接見每十日一次,徒刑囚每月一次,其 領域,以三民主義作 為立法的理論基礎,廣泛參考了西方

接見時間,不得過三十分鐘,但監獄長官認為有不得已情 最新的刑法理論,編纂新式刑法,更加注重司法獨立的精

形者,不在此限。” 神。在監獄法方面,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監獄法規,使南 第十章是保管,共有五條條文,主要涉及對在監犯人 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監獄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財產的管理。如第七十四條規定:“在監者之物品,檢查 年 月制定公布的 《監獄規則》是南京國民政

保管之。無保存價值或不適于保存之物品,不得為保管。” 府時期最重要的監獄法規,該規則共十五章一百零九條。第十一章是賞罰,共有五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了對 其中第一章是總則,共有十四條條文,其主要內容基本上 在監囚犯的獎勵和懲罰制度。如第八十一條規定:“在監 是沿襲民國二年的《監獄規則》,只是在個別地方作了文? 中國刑罰與監獄史中國監獄學刊 年第 期

字上的修改。如第二條規定: “監獄分為左列二種:

一、是在個別地方有所修改和增補。

徒刑監,為監禁被處徒刑者之所;

二、拘役監,為監禁被年 月頒布的 《看守所暫行規則》是關于在判決

處拘役者之所。”第二章是收監,共有七條法律條文,規 之前對刑事案件被告人羈押場所管理的法規。《看守所暫

定了收監的法律程序,“入監者監獄官非認定具備適法之 行規則》共有十四 章五十七條,其中第一章是總綱,有五

公文,不得收之。”第二十條規定:“入監者之身體衣類及 條法律條文,主要規定了看守所設立的目的、管轄機構、攜帶物品須檢查之,并調查其體格及個人關系。”第三章 被告人的待遇等內容。其中規定:“高等以下法院,為羈

監禁,有三條條文,與民國二年的 《監獄規則》相比,省 押刑事被告人設立看守所”;“受死刑之喻知者,于看守所

略了 “滿十八歲者,分房三年后,非本人情愿,不得繼續 羈押之。被處徒刑或拘役者,依監獄法令暫禁于看守所

分房;未滿十八歲者,分房一年后亦同。”第四章是戒護, 時,準用監獄法令之規定”;“看守所待遇被告人,須與平

民同,但有礙于審判進行及所中紀律者,不在此限。” 第 有九條條文,與北洋政府時期的 《監獄規則》相同。第五 章是勞役,共有十三條條文,與民國二年的 《監獄規則》 二章是執掌,有四條條文,第三章是各項表冊及遵守事

相比,勞役的時間有所變化,規定:“勞役時間于八小時 項,有五條條文,規定看守所所長掌管全所事務;“所長

以上十小時以下之范圍內,斟酌時令地方情形監獄構造及 或所官應作看守所人數月報表,按月呈由該管法院院長轉

勞役種類定之。” 對于免除勞役日的規定方面, 年的 報司法行政部”。第四章是入所及處所,有九條條文,如

《監獄規則》第三十九條省略了 “節日”免除勞役的條款。第十五條規定: “看守所非奉有法院或檢察官正式公文, 第六章是教誨及教育,有五條條文,與民國二年的 《監獄 不得收入被告人或釋放之。其非刑事被告人而暫行留置者

規則》相比,有較大變化,如第五十條規定:“在監者許 亦同。”第五章是衣食,有二條條文;第六章是書信,有

其閱讀書籍,但私有之書籍,除本規則有特別規定,或經 四條條文;第七章是接見,有五條條文;第八章是送入

監獄長官許可者外,不得閱讀”,增加了閱讀私人書籍的 品,有一條條文。這四章主要規定了被告人的衣食、書信

限制條款。第五十二條規定:“在監者請在監房使用紙墨 管理、接見時間地點、對外送物品的檢查等內容。第九章

是懲罰,僅一條條文,對于報告人違反所中紀律,處以 筆硯,得斟酌情形許之。”該項內容系新增加的條款。第 “ 一、七章是給養,有五條條文,與民國二年的 《監獄規則》第 面責,二、二月以內停止閱讀書籍,三、七日以內

五十五條 “監房及其他在監者之處所,于極寒時,得設暖 停止運動,四、減削工資之一部或全部,五、三日以內固

房,但病室設備暖房之時間,由監獄長官定之”相比,新 室監禁”。第十章是檢束,有七條條文,主要對被告人進

《監獄規則》第五十五條規定:“監房、工廠、病室等處于 行看守和檢查的規定。第十一章是習業,有四條條文,規

天寒時須有相當溫度。”說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監獄犯 定:“看守所得依被告人之情愿,酌量情形許其工作。但

人的生活待遇略有改善。第八章是衛生及醫治,有十一條 以無妨礙訴訟之進行者為限。”第十二章是衛生和醫治, 條文,與民國二年的 《監獄規則》相比,該章增加了第六 主要是對所內房間衛生以及被告人患病醫治的法律規定。

十六條 “罹精神病傳染病或其他之疾病,認為監獄內不能 第十三章是死亡。對于被告人在看守所內死亡,法律規定

施適當之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呈請監督官署許可,保外 應通知其親屬,“所長或所官應據醫士醫治簿詳敘死亡原

醫治,或移送醫院。”第九章是接見及書信,共有七條條 因,呈報法院或檢察官,由檢察官檢驗,一面填具死亡證

文,與北洋政府時期 《監獄規則》第七十三條相比,新規 書,呈由監督官署轉報司法行政部。”第十四章是附則, 則第七十四條的內容更加詳細,“在監者發受書信費用應 有二條條文,第五十六條規定:“未設法院地方之看守所, 歸自備,但對于監督官署、法院及其他官公署之書信無力 凡本規則所有所長或所官之職權,以管獄員行之。”第五

自備時,其費用由監獄支給”。第十章是保管,有八條條 十七條規定了該規則實施的時間。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除了繼續適用 《監獄規則》外,還 文,與北洋政府時期的 《監獄規則》相比,該章規定: “保管之金錢及有價證券,不論何時,不得令在監者持有” 制定了許多有關監獄管理方面的法令法規,主要有:的條款。第十一章是賞罰,有五條條文,與民國二年的 年 月頒布的 《監獄經費保管規則》十一條;年 月

司法部公布的 《假釋管束規則》二十條,《假釋者須知事 《監獄規則》相比,該章變化較大,如第八十四條關于獎

勵的內容中,新增加了 “許其閱讀私有書籍”的條款;第 項》十二條,《修正舊監獄呈請假釋辦法》四條;年

月公布的 《出獄人保護事務獎勵規則》五條;年

八十六條新增加了 “三月以內停止賞遇”、“二月以內慎

獨”等內容。第十二章是赦免與假釋,有八條條文,第十 月頒布的 《法院監獄看守所辦理司法統計考成規則》十九

條, 《看守所暫行規則》五十七條;年 月公布的 三章是釋放,有六條條文,其內容與民國二年的 《監獄規

則》基本相同。第十四章是死亡,有七條條文,除了增加 《監獄作業規則》四十條,《出獄人保護會組織大綱》七

條,《在監人五品保管辦法》九條,《監獄慈惠費管理辦 了合葬的條款 “浮葬經過十年后,得合葬之”外,第一百

零八條是關于死刑執行的規定:“死刑于監獄內行刑場執 法》八條,《在監人金錢保管頒發》,《監犯保外服役暫行

辦法》八條;年 月公布、年修正的 《徒刑人

行之。國慶日、紀念日、節日、十二月卅一日、一月一日 犯移墾暫行條例》十二條,《監犯外役規則》二十三條;至三日,不執行死刑。”第十五章是附則一條,規定了該

規則實施的時間。總之,民國十七年新頒布的 《監獄規年公布的《疏通監獄暫行條例》七條,《修正縣監所

協進委員會暫行章程》十六條等。這些監獄法規連同上述 則》基本上沿襲了北洋政府時期制定的 《監獄規則》,只? 中國刑罰與監獄史? 中國監獄學刊 年第 期 的《監獄規則》共同構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監獄法的完 臥具及日用所需物件,其不能自備者由所貸與之。”?糾

整體系。關于囚犯服刑期滿后的釋放,民國時期的法律也充分

二、民國時期新式監獄管理模式的構建 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年頒布的《監獄規則》第九十

民國時期的監獄法繼承了清末以來司法改革的成果, 六條規定:“被釋放者無歸鄉旅費及衣類時,得酌給之。”

突破了以往傳統監獄法的立法宗旨,把監獄由過去單純強 第九十七條規定:“被釋放者若罹重病,請在監醫療時, 調懲戒囚犯的功能,轉變成為對囚犯進行教育教誨、勞動 依其情狀得許之。”年 月頒布的《出獄人保護會 自新和執行刑罰的場所。古代的監獄設立的宗旨,重視威 組織大綱》第二條規定:“凡出獄人之貧無所依,確有自

嚇和懲戒,監獄成為摧殘犯人之地。世紀以后,受西方 新實據者,得享左列 之保護:介紹,量其所習職業介紹于

人道主義和民權主義思想的影響,一些法學家認識到了監 各處;資送,遇有出獄人之為異籍必須回籍者,得設法資

獄不僅是懲戒犯罪人的場所,也是教育教誨囚犯,培養他 送之;飲助,借貸衣食費俟其得有職業后歸償;調查,隨

們的勞動意識,遵守國家法律意識,健康文明意識的地 時調查其品行等項以為指導之資。”

方,使他們在出獄之后能改過自新,自食其力,從而達到 二 重視監獄管理隊伍的建設

國家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自民國建立之初,無論是 眾所周知,監獄管理人員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對囚

北京政府還是南京國民政府,都注重吸收和借鑒西方最新 犯改造的優劣程度,因此,無論是 匕京政府還是南京國民 的刑罰精神,加強對監獄的管理。概而言之,民國時期的 政府都十分重視對監獄管理人員的選拔和培養,以建設一

監獄立法精神體現了如下幾個方面: 支具有較高素質的管理隊伍。年 月,北洋政府司法

一 對囚犯實施人道主義的管理措施 部頒布了 《監獄學校規程》十一條,規定了培養監獄人才

人道主義是古今中外立法和司法的一個重要準則。民 的辦學目標、辦學宗旨、課程開設等內容。如該規程第一 國時期的監獄立法始終遵循著人道主義的法律精神。如

條規定:“監獄學校,以養成監獄人才為宗旨。”無論是年的《監獄規則》第十六條規定:“收監婦女有請攜 “公立私立監獄學校,均須呈報司法總長,得其認可”。監

帶其子女者,非認為不得已時,不得許之。許攜帶之子 獄學校的學制為兩年,關于監獄學校的課程設置,第七條

女,以滿一歲為限。在監內分娩之子女亦同。但該子女已 規定:“法學通論、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編制

達限制年齡,若無相當領受人又無在外安置方法時,得延 法、監獄學、監獄法、監獄法實施細則、監獄實務、刑事 至三歲。”

政策、感化院制度、出獄人保護制度、民法大意、警察

對囚犯的生活管理遵循人道主義的原則。如關于飲食 學、社會學、衛生學、心理學、統計學、建筑學、指紋

學、體操。”

方面, 年制定的 《監獄規則》第五十二條規定:“對

于在監者,須斟酌其體質年齡勞役及地方氣候等項,給與 民國時期的法律對于監獄執法人員的錄用選拔也規定

必要之飲食衣類及其他用具。”

了嚴格的法律程序。凡 “民國男子,年在二十一歲以上, 為了保障監獄犯人的身體健康,在監者須令其沐浴, 有左列各款資格之一者,得應管獄員考試。但有文官考試

對于那些年老體弱的囚犯,法律作了特別的規定:“年老 法草案第二條所列 各款之一者,不在此限”。””監獄管理 或廢疾者,經長官許可時,得使其在特別浴室入浴。”” 若 員的考試分筆試和口述。筆述合格者,才能進行口述。筆

囚犯在羈押期間患病,有關機構要積極救治。年頒布 試的內容主要是刑法和監獄法的內容,包括:“

一、暫行 的《看守所暫行規則》第四十二條規定:“被告人病時, 新刑律,二、監獄學,三、監獄現行法規,四、刑事訴訟

由醫士醫治。病重者移入病室,病危時須通知其親屬及審 法大意,五、刑事政策大意。”其中第一至第三為主要科, 判檢察廳”。第四十三條規定:“被告人疾病,非在所外不 分數不及格者,余科分數雖多,也不得錄取。

能醫治痊愈者,如得審判檢察廳之許可,得取保出所醫 另有一些監獄管理人員可以不經過考試的途徑進入監

治。” 年的《監獄規則》第六十條規定:“在監者罹 獄管理階層,譬如 “歷辦監獄事務,滿一年以上有成績

疾病時,速加治療,有必要情形者,收入病室。”年 者;在新監獄充看守二年以上有成績者;依各縣地方幫審

頒布的 《監獄教誨師教師醫士藥劑士處務規則》第二十五 員考試章程,有第五條所列各款之一者”。如果 “在監獄

條規定:“醫士于勞役種類及方法,認為有害囚人健康時, 或警察學校一年以上畢業者;在設有監獄學科之法政法律

須陳述意見于典獄長管。”第二十九條規定:“對于囚人之 學校,二年以上得 有修業文憑者;曾在新監獄充看守半年

健康,宜隨時就其居所視察,關于分房者,尤須特別視察 以上者”,也可進入到監獄管理行列。對于免考及考試合 之。”第三十條規定:“對于囚人之健康訪斷,每半年至少 格者,由縣知事呈請司法籌備處長委任,但因必要情形, 須行二次,并記載其實況于健康診斷簿。若認為有診察之 由司法籌備處長委任。必要時,得不拘前項之次數。” 三 依法加強監獄管理

對于囚犯在羈押期間衣被等生活用品的來源,法律也 監獄不僅是國家執行刑罰的場所,也是向犯罪人員宣

有明確規定。年頒布的 《看守所暫行規則》第二十四 傳法律知識、使囚犯養成守法意識的場所,因此,作為執

條、二十五條規定:“被告人得自備飲食,其不能自備者, 法者的監獄管理人員首先要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制度。民

由所給與之。”如果囚犯在外服役,“設置宿食處所時,另 國時期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監獄法律體系,對監獄管理人員

編一隊,專服炊爨及洗滌等役”。【“ “被告人得自備衣類 的日常行為加以規范。中國刑罰與監獄史中國監獄學刊 年第 期

早在 年 月,北洋政府就頒布了 《監獄官制》, 大多數刑法學家認為,引發犯罪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

對于監獄的管理體系和監獄管理人員的職責作了明確的規 于行為人的懶惰 和不務正業,因此,若想從根本上消滅犯

定。監獄隸屬于司法部,“司法部因監督各監獄,得臨時 罪,使犯罪者養成一個勞動的習慣頗為重要。使在監人員

派員視察”。“監獄設典獄長一人,看守長三人,技士一 服勞役,并非有歧視之意思,勞動實乃人類生存的一種必 人”。”引民國時期的 《監獄處務規則》,對典獄長的職責范 要訓練。民國時期的許多學者都認識到培養 “犯人之作

圍作了明確規定:“典獄長應嚴守關于監獄之一切法令, 業”和加強 “精神訓練”的意義。如曾擔任過南京國民政

府司法院院長、司法行政部部長的居正認為:“監獄之目 并督率其他官吏使之遵行。”《監獄教誨師教師醫士藥劑士

處務規則》則對教誨師的職責及教誨形式作了明確規定, 的,在養成罪犯勞動之習慣,授以謀生之技術,使能自食

如第一條:“教誨師承典獄長之命令,對于囚人專從事于 其力,不致復陷于惡,故作業之事,只為重要。”

培養道德之任務。”第十三條:“教誨師須常巡視監房工 民國時期自由刑的執行遵循科學管理的方法。年

廠,詳察囚人之狀況,并記錄其大要,以備隨時雖事之教 頒布的 《監獄作業規則》第二條規定:“作業之科目,應

誨。”

呈請司法行政部核準:

一、工作種類,二、施工方法,年制定的 《監獄經費保管規則》對監獄的經費支

三、就役人數及其類別,四、課程及賞與金,五、就業

場

所及機械器具材料之設備等。”年 月頒布的 《看守 出和使用作了明確的規定。其中第一條規定:“監獄經費

除法令別有規定外,依本規則保管之。”第七條:“購買物 所暫行規則》第四十四條規定:“看守所得依被告人之情

品其價值在五十元以上者,應用投標法,或比較價格法, 愿酌量情形許其作工,??作業者應遵守規定時間,受看 但系一家專有,或一公司專賣之物品,不在此限。” 守暨工師之指導,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罷業或改業。”

對于違反監獄管理行為者,民國時期的法律規定了相年 月頒布的 《監犯外役規則》對服役犯人的勞動時

應的處罰措施。懲戒措施包括申誡、記過、記大過、降 間也有明確的規定:“工作時間每日七小時以上十小時以

級、免職等處分。如民國二十年頒布的 《法院監獄看守所 下,由該監獄長官斟酌時令及地方情形定之。”民國時期

辦理司法統計考成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辦理統計表冊 的監獄管理,通過勞役的形式矯正囚犯不勞而獲的懶惰惡

具有左列事實之一者應予記過:

一、無故延宕月報逾二十習,為其將來重新走向社會謀生奠定了基礎。

日,季報逾限一月,年表逾限二月者;有前條第二款及第 為了使囚犯出獄后能夠到社會上自謀生計,必須使其

三款情事之一受申誡處分二次以上仍不悛改者;填報表冊 有一個健康的體 魄,因此,監獄管理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改

無故遺漏或填報不全者。” 變囚犯的生活惡習,使其養成健康衛生的生活習慣。民國

民國時期的監獄法甚至對在押人員的工作種類也作了 時期的監獄法對囚犯的衛生和運動皆有明確的規定。

詳細的規定。如 年頒布的 《監犯外役規則》對監獄 年的 《監獄規則》第五十七條規定:“監獄須灑掃潔凈, 犯人所應從事的勞役范圍進行了明確規定:“各省新舊監 房間及衣類雜具廁所便器等類,須定次數清潔之。”第五 獄人犯,具備左列各款條件者,得令服浚河、筑路、建筑 十八條規定:“在監者須令其沐浴,沐浴次數,由監獄長

等項外役。

一、年齡滿二十歲以上,品行較良,身體強 官斟酌勞役種類及其他情形定之。但四月至九月至少三日

一

健;

二、入監前之職業適于外役。”

次,十月至三月至少七日一次。”第五十九條規定:“在

四 提倡囚犯人格矯正與健康習慣的養成 監者除有不得已事由外,須每日運動半小時。但因勞役種

類,認為無運動之必要者,不在此限。”年制定的 古今中外的犯罪都是由犯罪人的人格缺陷造成的。根

據犯罪學學者的研究,犯罪是由內因和外因兩個方面作用 《看守所暫行規則》第四十八條、四十九條也規定:“所內

形成的。犯罪內因,屬于犯人所特有者,即個人性格。有 房間及衣類、雜具、廁所、便器等類,應注意清潔,按時

些學者將其歸納為十五類:.性狡猾而好偽;.性無賴 灑掃洗滌。”“被告人須令其沐浴運動。沐浴次數,由所長

又游惰不務正業;.欲望過奢,慣謀不正當之利益;.酌量氣候定之。運動時間每日以半小時為限。”年

慣為竊盜,流而成癖;.專騖虛榮,有徼幸之癖;.性 頒布的 《監獄教誨師教師醫士藥劑士處務規則》第三章

質粗暴,易生憤怒;.性格慘酷,而幸災樂禍;.性陰 “醫士之職務”規定了監獄醫士的一項重要職責,是督飭

囚犯的衛生,第二十六條規定:“囚人之身體衣被及攜帶 險,而有忌刻之癖;.性嗜酒,而醉后無自制能力;.之物品須注意使其清潔。關于沐浴浣滌薰曬等之規定,須 性質愚昧,而易被人誘惑;.竦狂放蕩,易生過失;.熱心功名,有不以犯罪為意之癖;.心神尚未十分發達;隨時督飭遵行。”.心神耗弱;.其他。犯罪的外因,屬于社會或他人的 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指出:“預防犯罪的最

因素,又可分為如下幾種情況:第一,生計困難的因素, 可靠但也是最艱難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通過情感的

捷徑,把年輕的心靈引向道德。” 所以,對囚犯的教育 包括負累過重,力不足以自給;無業失業,或勞力不足;天災、地異,或他災厄;受刑失信,不得正業。第二,為 教誨也是監獄管理中 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民國時期許多

他人所誘致,包括因挑撥而生憤怒;為詭謀所誘惑;為恩 法學家都十分重視 對罪犯進行 “精神訓練”,培養其愛國

愛社會的心理。如在 年頒布的 《監獄規則》第六章 義愛情所牽制。第三,為惡劣社會所濡染,包括生長于浮 中的四條是關于對囚犯教育教誨的內容。其中第四十八條 躁社會,交無良友;因受刑失信,惟刑余之人與之相交;規定:“在監者一律施教誨。”對于未滿十八歲的囚犯,一 家庭不良;迷信。

第四篇：論“繼承”與“推翻”——創新式人才的培養

論“繼承”與“推翻”——創新式人才的培養

著名的物理學家丁肇中曾經說過：人生在于推翻，而不在于繼承。我認為這句話的真正內涵就是讓從事各種活動的人們要學會去創新。

由于受名人名言的啟示，我對人才的培養談幾點看法：

首先，創新意識要強烈。

目前，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創新是其主要特征。也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原動力——即內力。

只有創新，才能掌握市場競爭優勢，也能擁有一定量的社會財富，而創新人才的培養，就是培養學生的創造欲望和好奇心理，使他們的創新意識有一個新的發展：即從創新的興趣愛好到創新的意志品質。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要打破或者說是推翻那種傳統的教育教學觀念，掙托那種不適應現代教育教學的繩索，用不斷更新的方法去教學生，尊重和熱愛學生的創新精神，塑造其創新的個性心理品質。對他們要刻璞見玉，善于引導，著力培養其強烈的探索動機和創新意識，鼓勵學生追根問底，舉一反三，凡接觸同類事物，要有解決問題的新方法和解決途徑。

其次，思維方法具有科學性、思想性。

創新人才培養的最根本問題，在于培養創造性思維，這種思維是指人們為取得創新的思維成果所運用的思維方法。它是多種思維的有機結合，即求異思維、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有機結合，在教育教學實踐活動中，要注意引導學生走出傳統思維，注重分析、綜合、比較、抽象、概括、具體化，歸納與演繹法的思維素質的培養。從問題的多端性，可以產生大量的新假設；從問題的伸縮性，可以改變思維方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事物，正如古詩中所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這種感受性思維；從問題的新奇性，去探索與傳統觀念不同的新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最后講的是獲取知識要有主動性。

任何人在創新之前，他都應具備一定的能力，這里也包含占有豐富知識的不可缺少的一面，知識是創新的基礎，也是創新的工具，還是創新活動成功的必要條件，知識含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約束和限制創造成果，以及其價值的高低，創造活動的成功與否。這是固為創造活動的本質所在，也都是在已有的知識信息的從新組合來進行的，知識越多，構成事物的基本元素就越多。如，一個不懂得電學原理的人，他就不可能發明有價值的電力設備。在實施新課程改革的今天，重要的是讓學生由學會發展到會學、會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培養學生主動獲取知識的能力，鼓勵他們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結合自己的興趣、愛好大膽的去創造新的有價值的新事物，不斷爭強學生科學文化素質。

總之，培養人才的工程量是繁重的、巨大的，正如前人所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培養創新人才則是一個很復雜的系統工程，首先要轉變觀念，擺脫或掙脫“應試教育”的枷鎖的束縛，把培養創新素質作為素質教育的重點來抓；其次，要想培養創新人才，教育工作者本身應具有創新意識和能力，這就應該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努力提高教師隊伍素質，形成創造性的教風和學風；再次，應以培養學生創新素質的目標，開展各項教育改革，最終實現教育教學的觀念更新過程與方法的設計與運用，知識的傳授和能力的培養、農遠設備的利用以及各種技術的合理處理等。使學生創造情趣得以培養，創新素質得到提高。

第五篇：傳統留置胃管固定方法與新式留置胃管固定方法的探討(精)

傳統留置胃管固定方法與新式留置胃管

固定方法的探討

【摘要】目的探討傳統胃管固定方法與新的固定方法（膠管、寸帶法）差異，選擇即牢固又簡單易行的方法，減少病人意外脫管率，解除病人留置胃管帶來的心理負擔，消除膠布對固定胃管處皮膚的刺激，減少護士工作量。方法分析比較我院2009年3月~2009年6月分別采用傳統固定方法（109例）與新固定方法（127例）的意外脫管率、固定胃管處皮膚受損情況及病人擔心脫管的心理負擔。結果新固定方法意外脫管率、固定胃管處皮膚受損發生率及病人的心理負擔狀況明顯降低，傳統固定方法（109例）與新固定方法（127例）有顯著差異（P＜0.05)。結論新的固定方法固定牢固、取材方便、簡單易行，在我院使用受到廣泛認可。

【關鍵詞】胃管固定意外脫管皮膚受損情況擔心脫管的心理負擔

留置胃管的固定是一直困擾我們的一個難題，臨床上我們在使用傳統的固定方式的同時也進行了較多的探索[1]，近年來，許多護理 文獻 也報道過各種嘗試，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存在胃管固定不牢，或固定方法復雜等不足[2]，工作中經過反復思索我們 總結 出一種制作簡單、適用的固定方法。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我院于2009年3月～2009年6月普外科留置胃管人數236例，隨機分為兩組，傳統固定方法（A組）109例與新固定方法（B組）127例，胃管均采用揚州市新星硅膠廠生產的一次性使用硅橡膠胃管，規格型號16號。1.2方法

1.2.1傳統方法置入胃管后分別用膠布將其固定于鼻翼和臉頰處[3]； 1.2.2膠管、寸帶的固定方法

材料：寸帶一根（80cm長0.8cm寬），膠管(日常輸液用的止血帶）一根（1.6cm長、內徑0.5cm）。

制作方法：在膠管中間處剪直徑0.4cm的孔道（胃管恰可通過此孔道貫穿膠管且非人力作用胃管不能移動），將寸帶從膠管中間縱向穿過，胃管盲端穿過膠管中間剪好的孔，滑到60cm處,常規置入胃管后，將膠管移至鼻尖處，寸帶分別從兩側耳廓上緣系于枕后，松緊以能容納兩指為宜。1.2.3統計方法數據采用χ2檢驗，觀察有無顯著差異性 1.3評價指標（1）意外脫管率

（2）固定胃管處皮膚受損狀況

(3)固定后病人是否存在擔心胃管脫出的心理狀況。2結果

在2009年3月～2009年6月，我院采用新固定方法意外脫管率、固定胃管處皮膚受損情況及心理負擔情況均明顯小于傳統固定方法（P＜0.05）3結論

3.1膠管、寸帶固定方法使意外脫管率降低

由于病人活動、出汗和皮膚油脂分泌，膠布固定不牢固，傳統方法固定胃管需反復更換膠布，增加意外脫管的風險和護理人員的工作量[4]。采用膠管、寸帶固定方法明顯將低脫管率，且減輕了護理人員的工作量。3.2膠管、寸帶固定方法固定處皮膚無受損

傳統固定方法使用的膠布刺激皮膚易引起過敏、水泡等皮膚受損情況，而新的固定方法無需膠布，且膠管有一定的寬度，牽拉力量由面頰沿耳上共同承載至枕后[4]，對側鼻孔皮膚不受壓，無過敏、水泡等皮膚受損問題。

3.3傳統固定方法易發生意外脫管，病人由于擔心胃管脫出，減少很多活動，不利于外科病人疾病恢復。膠管、寸帶固定方法外觀就給病人一種安全感，病人無心理負擔且取材方便，制作簡單。

參考文獻

[1]鄭微艷，葉飛.三打結、三膠布胃管固定方法[J].實用護理雜志，2000，16（5）：30.[2]李玲，肖艷秋，白琳.介紹一種胃管固定法[J].中華護理雜志，2007，42（4）：346.[3]李小寒，尚少梅．基礎護 理學（第四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6．210．

[4]呂娟，祝賀.改良鼻胃管固定方法介紹[J].護理研究，2007，21（12）：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