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在范冰冰偷逃稅案件中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予以問責

對在范冰冰偷逃稅案件中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予以問責

新華社南京10月8日電記者 從國家稅務總局江蘇省稅務局獲悉，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和《稅收違法違紀行為處分規定》，國家稅務總局責成江蘇省稅務局對在范冰冰偷逃稅案件中，因管理不力、負有領導責任的相關單位和人員，依規依紀進行了問責。

責令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稅務局作出深刻檢查，并采取切實措施整改；

對原無錫市地方稅務局局長、現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稅務局局長丁源給予行政警告處分；

對原無錫市地方稅務局總會計師、現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稅務局總會計師李青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對原無錫市地方稅務局第六稅務分局局長、現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濱湖區稅務局副局長鐘小新給予行政記過處分，并免去其現任領導職務；

對原無錫市地方稅務局第六稅務分局副局長、現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梁溪區稅務局副局長沈治國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對原無錫市國家稅務局第二稅務分局局長、現國家稅務總局無錫市稅務局干部許崇金給予誡勉談話處理；

對其他有關責任人也按規定給予了相應處理。目前，尚未發現上述人員存在其他違法違紀行為。

第二篇：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從源頭上治理涉訴信訪

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 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涉訴信訪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健全和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良好的物質、文化和經濟基礎為人民群眾法律水平的不斷提高夯實了基礎，同時也為人民群眾積極參與民商事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隨之而衍生的矛盾糾紛也成為社會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障礙。在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糾紛時，人們往往會選擇訴訟進行處理。當有某些矛盾糾紛因為程序或實體問題不能及時有效進行解決或是不能達到當事人期望的目的和某種目標時，部分當事人或參與人會選擇向收案法院所在地黨委、人大以及上級黨委及相關部門進行信訪、上訪，以求所反映問題得到解決或加快解決力度。在社會主義法治不斷健全的今天，這種做法不能不說是中國法治的一種無奈。但同時，又是人民法院傾聽人民群眾呼聲，發現自身存在問題以便及時改正，推進法院工作不斷向前發展的一條重要途徑和手段。涉訴信訪案件的解決成為法院開展各項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但與此同時所產生的不利因素同樣制約了人民法院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使人民群眾對法院的公信力和依法獨立辦案的職責產生懷疑和不信任。

一、涉訴信訪案件的多發性有其一定的歷史原因和社

會背景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的國家，其中封建歷史有著千年的“悠久歲月”。受傳統觀念的潛移默化，在人們思想和意識形態留下的“官本位”思想還十分嚴重，“人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遠遠高于“法治”。當出現問題時人們關注是有無“包青天”似的執法者，而忽視有無讓執法者據以執法的“范本”――法律、法規，而當今作為法律宣傳報道的重要途徑的新聞傳媒、網絡、報紙在對司法領域的報道中也有失偏頗，多也以謳歌先進人物、報道典型案件為主，也使人們不自主的忽視了法典的重視。

第二、立法思想的嚴肅性和立法程序的繁瑣性，使得中國立法與現社會的實際情況在銜接方面還不十分協調，存在有矛盾。僅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來講，自1998年開始起草至2001年底由全國人大法工委產生《物權法》征求意見稿至2006年12月提請人大常委會進行第一次審議，最終到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前后共計近10年時間。而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使得某些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現實問題日益突現，要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這些問題就使我們面臨著“無法可依”的尷尬局面，這彰顯出了中國的法治建設相對滯后的現狀。

第三、普法工作的片面性和狹隘性造成矛盾得不到有效、及時解決。近年來，通過廣大普法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

辛勤工作，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有了普遍性的提高，出現問題和發生矛盾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也成為人們的首選。但在肯定普法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普法過程中存在著局限性。各部門在普法方面往往是“各搭各的臺，各唱各的戲”，造成廣大人民群眾對法律問題及解決問題所走法律途徑的一知半解，往往出現問題時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注重發生問題、矛盾時的表象而忽視根源、本質，致使矛盾在無形中產生、堆積，最終使一些本可避免的矛盾、糾紛暴發，影響社會穩定。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各個部門自身服務范圍和職能范圍所限，只是片面追求短期效應，無法形成普法合力。

第四、部分地區行政干預或干涉，使涉訴信訪案件有上升苗頭。近年來，國家為使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基層，確保基層民生問題，出臺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對地方各級、部門考核時，因上訪或越級信訪實行“一票否決”。這本身是為了激勵基層解決矛盾的機制。但在執行過程中，部分群眾抓住了政府擔心因上訪或越級信訪而使自己全年工作被一票否決的心理，對部分已判決生效案件進行上訪或“鬧訪”，迫使當地黨委、政府通過行政干預或干涉使其中一些案件進入到再審程序，直接達到了某些小群體人的意圖。而這種方式產生的負面效應就是在訴訟、執行過程中，人們為了快速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就寄希望于通過行政干

預，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催生了涉訴信訪案件的發生。

二、涉訴信訪案件的多發性與人民法院改革不到位、不完善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

涉訴信訪案件之所以呈上升趨勢，在我們分析外因的同時，人民法院自身改革的不到位、不完善也是一個重要的內因，直接影響和決定了涉訴信訪案件的產生。

首先是判后釋法工作不到位。人民群眾參加訴訟以此為解決其個人與個人、個人與企業或其他組織的人身、財產、所有權之間的糾紛，是寄希望于法律的法定性、嚴肅性。同時，又希望通過法院判決或是調解來了解掌握一些法律道理。這時，作為審判機構的人民法院在充分、依法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審判職能的同時，應當盡可能做好法律適用的解釋工作，以此讓當事人“贏得清清楚楚，輸得明明白白”。然而，人民法院在裁判階段過分強調裁判文書適用法學術語及其格式，對沒有接受過正規法律知識，特別是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農牧民而言，裁判文書讓他們有一種“霧里看花”般的迷惘感覺。如在某案中，在庭審過程中，詢問一方當事人對對方證據“有無異議”時，被詢問人明確表示沒有異議，但在判決后，當事人對對方證據被采用表示不滿，并表示自己在庭審過程中認為對方證據“沒有意義”而非“沒有異議”。在裁判文書表達中“本院認為……”將法官理解及所引用法律的意思表示完之后，直接引出法律條文作出判

決。而當事人大多數人并不清楚這些條文什么意思，就算看到條文后，由于知識水平所限，對其中含義并不能完全理解也會產生歧義，從而埋下了上訴或信訪的伏筆。

其次是審判監督工作落實不到位，審判監督改革不完善，審判監督工作以法律形式固定為“事后監督”即對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書的監督。使人民法院在訴訟、執行過程中，過分依賴甚至可以說是過分信賴這種事后監督體制。致使案件在審判流程管理過程中，失去有效監督，特別是在審判階段，審判員自由裁量權過大（對審判員手中這種過分的自由裁量權目前尚無有效監督、制約手段），審判監督在這方面出現空檔，無形中讓本可以在審判階段避免的產生涉訴信訪的因素加大、增多。而對于生效裁判文書的審判監督，由于再審啟動程序的繁雜性，必然導致了當事人通過涉法信訪的模式進行解決，如此來說，這倒是依法訴訟的一種“悲哀”。

再者，人事制度改革未完全達到適應社會形勢和人民法院開展工作的需要，甚至可以說，法院人事制度已制約了人民法院各項工作前進的腳步。一是法院人事制度無法突出一線審判工作者的重要性，對審判人員的重視只是停留在表面，而部分法院對審判人員的待遇提高也是根據本單位自身實際，無法起到以點帶面，推動全社會對法官工作和社會地位的普遍承認。最起碼來說，國家在要求擔任法官必須具備

較高標準的同時，沒有對法官的職能待遇作出相應規定，這可以說是在當前社會發展趨勢下，人民法院人事制度的一處“敗筆”。二是法院人事制度與國家公務員制度沒有本質區別，可以說沒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人事管理制度，對審判人員的績效考評沒有區別于公務員考核的特點，無法突出人民法院審判、執行工作的特色，特別是在法官等級方面，就對社會而言，人民法院的法官等級不被承認為帶有技術含量，故不能稱之為“職稱”，所以法官在社會方面不算是技術人才。三是法院人事制度的平庸，無法形成有效的獎懲機制，法官沒有榮譽感，一線審判人員與后勤服務人員的工資、職級、待遇之間不存在差異或是差異不大，無法調動一線廣大審判人員的工作熱情和積極性。四是基層法院，特別是西部基層法院一方面，多年來，隨著案件的大量增加，每名審判人員辦理案件數也呈上升趨勢，壓力加大，無暇參加法律知識的更新培訓，疲于辦案;另一方面由于受現有人事管理體制的限制、約束，優秀的法律人才無法進入法院工作，而在法院工作的年青骨干也由于自身待遇得不到解決而流失。這兩個方面的原因互相交替，造成一線審判人員極缺，辦案質量不高。這也是造成當事人不斷進行涉訴信訪的一個重要誘因。

三、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的必要性。

首先，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是實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要求我們政法機關，按照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要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工作中切實做到以人為本、執法公正、一心為民，堅持“三個至上”。司法為民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執政理念對政法工作的必然要求，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在政法工作的具體體現，是政法工作始終保持正確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證。因此當人民群眾在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或侵害，通過訴訟渠道解決自己的糾紛時，人民法院只有依法辦案，才能切實保障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使群眾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只有進一步建立和完善涉訴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才能促使人民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始終以人民群眾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依法辦案、公平、公正辦案，堅持把握社會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機統一，從源頭上治理涉訴信訪的發生，最終做到“案結事了、息訴罷訴”是真正落實司法為民的重要舉措，是落實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1其次，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是法院樹立司法權威和形象的重要舉措。

：引自中國長安出版社《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讀本（簡編版）》第12－13頁

作為國家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只有通過以審判為中心的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最大限度的方便當事人訴訟，最大化的解決與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讓群眾的訴求得以解決，合法權益受到保護，才能彰顯司法權威和法院形象。通過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能夠最大限度的保證審判人員切實提高自身的法律知識和業務素質，從而為依法辦案夯實理論基礎，同時，涉訴信訪責任追究和問責制的建立和完善，能夠極大的提高審判、執行案件的質量，形成對審判、執行工作的監督、制約機制，使人民群眾進入訴訟渠道解決的矛盾和糾紛真正的解決在法院。從而使人民群眾相信法院依法辦案的公信力，杜絕了當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放棄法律途徑而尋求其他途徑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通過對以身試法的不法分子的打擊、對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不誠信自然人、企業或其他組織的懲處，在整個社會起到了警示和教育的作用，使廣大人民群眾意識到只有自己依法工作、生活，人民法院就能保護自己不受非法侵害，從而真正使法院樹立起司法權威和形象。

再者，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是從源頭上預防司法腐敗發生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在探究涉訴信訪問題產生的同時，我們也應當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涉訴信訪案件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案件產

生的根源就是司法腐敗導致。造成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但受不到法律的保護，而且還受到了司法腐敗的傷害。這對當事人為說無疑于“雪上加霜”。而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將對出現涉訴信訪案件出現的原因進行探查，在分析涉訴信訪案件發生的成因及根源的基礎上，加大對法院受理各類案件的監督力度，發現審判人員在審理、執行案件過程中，確實存在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依法給予審判人員政法、黨紀處分，有徇私枉法、腐敗舞弊行為，并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也是人民法院廉政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人民法院開展司法廉政教育的一種重要手段，只有敢于從自身動手，對法院審判人員存在的不良行為和違法犯罪進行制止和追究，才能從源頭上鏟除產生腐敗的土壤，也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監督、制約和規范審判人員、執行人員嚴格按照《人民法院審判人員行為規范》和法律、法規的要求，認真履行自己的審判職責，嚴格依法辦案，對違法犯罪“不敢為、不愿為”。從而在源頭上遏止涉訴信訪案件的發生。

四、如何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

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首先是強化審判監督工作。

就筆者在以上文中所述，現有的審判監督工作，重要的

是在對判決生效后裁判文書的審判監督工作，而審判監督的重點則是對審判環節。那么應當如何強化審判監督工作，筆者認為：

一是選調精通業務，有較強理論水平和政治素養的人充實到審判監督工作第一線。

加強審判監督工作的前提，首先是有一支德才兼備的審判監督工作者隊伍。作為審判業務單位，具備較強的業務素質是開展各項工作的前提條件。只有具備了較強的業務素質才能勝任法院工作，才能夠發現在審判活動過程中存在有什么問題，判決、執行程序是否合法，處理結果是否合法。便于及時發現問題，能夠在最恰當的時候，迅速介入或提出監督意見，對涉訴信訪案件的發生防患予未然。

二是擴大審判監督工件的范圍，進一步增強審判監督部門的職責。

如前所述，人民法院在審判監督方面可以在審判流程方面監督，這是程序方向性的監督，那么對于實體是否可以擺脫事后監督的桎棝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相對于啟動再審程序的繁雜和困難而言，在裁判文書還尚未生效的情況下，對有可能存在的發生錯案或造成當事人涉訴信訪的案件進行監督而改正就顯得相對容易。但是，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工作并無這一項內容，能夠供現實操作，這就需要國家立法擴大審判監督工作的范圍，能夠使審判監督工作的覆蓋面更加全

面，人民法院的審判監督工作能夠覆蓋到審判、執行工作的各個方面和各個環節。使審判監督工作能夠更能體現新形勢下人民法院工作開展的需要。

三是進一步明確審判監督部門內部職權。使審判監督部門在監督審判、執行環節時，能夠強化自身的約束。

審判監督部門在工作中，應當實施權責分離，將對程序與對實體的監督由不同的兩組人進行啟動，實行監督權、調查權的分離。監督權由監督組負責，在審判、執行階段，對各案按照程序與實體兩個方面進行監督，發現存在有問題的案件，及時向院審委會（或另行成立領導小組）反饋，討論決定是否啟動審判監督調查程序。也可以首先由監督組先行就問題嚴重性進行前期工作，如果只是程序存在暇疵，可以直接由審判監督部門口頭或書面予以建議糾正。如果審判人員在具體操作中可能涉及違法犯罪的，由法院紀檢監察部門介入共同調查，對最后調查結果報院審委會（或另行成立的專門機構），由其最終決定是否處理。

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其次是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使涉案信訪責任追究和問現做到“有章可循”。沒有規距不成方圓，對于涉訴信訪案件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同樣有用。必須要建立涉訴信訪案件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的一整套完整的相關制度。這套制度中必須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對發生涉訴信訪案件的審判、執行人員的責任追究和問責的“罰制”

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應當注重對審判、執行人員發生涉訴信訪案件的“罰”，這一套制度中應當詳細規定，對于審判人員、執行人員由于自己承辦的案件發生涉訴信訪案件的，根據不同性質和程度對其追究黨紀、政紀和刑事責任。凡是造成信訪案件發生的，如存在違紀情形的，應當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及開除處分。而構成犯罪的，則堅決對其追究刑事責任。

二是為保證制度的平衡性，在追求罰的同時，對于能夠嚴予律已，良好、模范遵守法律規定，全年無涉訴信訪案件發生，辦案質量得到領導及當事人肯定的辦案人員，給予一定的物質或精神獎勵。真正做到制度的“寬嚴相濟”，在監督約束審判人員的同時，對于審判人員的工作要給予肯定，實行“高獎”，只有獎、罰相當，才能最大限度的調動廣大審判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才能真正保證審判人員在不敢為的同時，也不愿為或不屑為。正、反兩面的相互作用，才能最終確保審判、執行人員在工作中不偏不依，嚴格依法辦案。

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機制，最后是必須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能夠突出法院工作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

一是要突出審判人員的工作特色和重要性。

人民法院主要工作就是審判業務和執行工作，而審判和執行工作不僅在人民法院工作所占比重較大，而且所面臨的工作壓力和執業風險也遠遠大于其他工作人員，同樣，其面臨的誘惑也大于其他工作人員。由于審判、執行人員手中的裁判和執行權很大，最終可能導致涉訴信訪案件的發生也遠遠大于其他人員。但現有法院人事制度的管理并未突出審判業務和執行工作這一特點，而對于所有工作人員“一視同仁”：審判員與書記員一個樣，一線業務人員與二線后勤人員的待遇一個樣，干多和干少一個樣。殊不知正是這種平均化，造成了審判人員工作思想的消極和被動，工作沒有積極性和主動性，案件質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而人事制度的改革則是改變這種現狀的必經之路，必須緊密結合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實際和特色，注重突出審判和執行業務，實行對業務人員和二線后勤保障人員的分級管理。進一步提高一線審判人員的待遇，要讓一線審判人員的地位從制度上得到保障。增強業務人員的使命感和榮譽感，在待遇和職級上向一線業務人員傾斜。

二是注重對人民法院業務人員，尤其是一線審判、執行人員的思想教育，從思想上夯實依法辦案、廉政辦案的基礎。

加強審判、執行人員的培訓教育工作不應當是一句空話，就近幾年自治區高院組織的培訓而言，對業務人員的輪

訓或培訓可以說是相對較少，一線審判人員、執行人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業務素質直接決定著涉訴信訪案件的產生和產生的數量，因此，強化對一線業務人員的培訓也是從源頭治理涉訴信訪案件的一項重要手段。

小結：我們也應當認識到建立和完善涉訴信訪案件的責任追究和問責制不可以一蹴而就，這不但需要我們人民法院從內部管理入手，從自身建設出發，還需要黨委、人大的支持，需要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配合，這是一個完整而龐大的體系工程。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走出這一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從源頭上治理涉訴信訪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