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惟民魂是最可寶貴的——甲午戰爭之敗的國民性反思

惟民魂是最可寶貴的
——甲午戰爭之敗的國民性反思

劉新如

2014年07月30日 來源：解放軍報

“一個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我們對發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戰爭的關注，不僅在于風云激蕩的2014正值兩個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從中真正獲得刻骨銘心的歷史啟迪。這一段歷史實在是太慘痛了，這一次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關于甲午戰爭的敗因，人們從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和制度、戰略、戰術等方面進行的層剖縷析，足以構成振聾發聵的啟示長卷，但其深層原因還應從“人”——晚清中國人的國民性視角做深入的探究。因為戰爭的核心是人，現代化的核心是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崛起，不僅是經濟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軍隊的強大，首先是人的強大。當前，在我們黨帶領我們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歷史時刻，通過甲午戰爭之敗的國民性反思，鍛造強大國民，砥礪民族精神，凝聚國家力量，無疑具有非同尋常的鏡鑒意義。

國民意識祛除“奴性”“看客”等國民性中的劣根性，才能真正擺脫落后衰敗的民族命運 愛因斯坦說過：“優秀的性格和鋼鐵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國民性”，顧名思義，即一國民眾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會心理、精神特質和行為方式等，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走向。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日清戰爭的經驗時認為，日本人的國民意識是取得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一個現代國家，最主要的標志是“人”的覺醒。十九世紀中葉，同在落后國家行列掙扎的中國和日本，處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甚至比日本還略早些起跑——洋務運動比明治維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較量上，日本遠勝中國一籌。在向西方學習時，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層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號，致力“去舊更張”，打造現代國民，抓住了變革的精髓，從而后來居上，成為夷中之強。明治維新其實質是一場政治變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過建西學、改兵役、撤藩置縣、清田畝、鼓勵民間資本和開展“自由民權”運動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國民國家的基本國家模式。民眾逐步有了“清醒的個性意義上的權利意識”，在政治上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力，在經濟上有財富支配權，從而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民，萌發了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認同。戰爭爆發之后，日本國民的步調是一致的，沒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認為他們打的是“國運相賭”的國家戰爭，從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樣處在極度亢奮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帶，帶頭每天減少一頓飯，每年從內庫中撥給海軍30萬日元。廣大民眾競相仿效，解囊捐助，就連社會底層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賣身錢支援前線。當時到日本去的中國人帶回這些見聞，在京城茶樓酒肆居然被傳為笑談。甲午前夜，沉睡的中華民族尚未睜開惺忪的眼。中國自古就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大國。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稱帝起專制的歷史長達兩千多年，愈益嚴酷的皇權專制制度嚴重扼殺了國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識。看看那些清朝的宮廷劇，口口聲聲“奴才、奴才”。無論是皇親國戚、高官顯貴還是普通百姓，無不自稱“奴才”。一個“奴”字，把中國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識，表現得淋漓盡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構下，人們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求做奴隸而不得”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天長日久，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逆來順受，麻木不仁，“奴性”與“看客”心態發展成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當國家遇到危難時，老百姓自然都將自己當作“局外人”，國事任由肉食者謀之。在和日本作戰的整個過程中，居然只有李鴻章的淮軍在參戰。皇帝下了幾道詔書，調遣南方的部隊和軍艦都調而不動。當日軍攻到山東時，守土抗敵的清政府招募新軍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計劃增兵20萬，但因報名踴躍實際招了24萬多。甲午戰后，一位日本官員在湖北沙市吃驚地發現，在這座長江中游港口城市，民眾根本就不曾聽說剛剛打過的一場關乎民族命運的戰爭。尤其令人驚愕和恥笑的是，北洋艦隊船只被圍在威海衛港向日軍投降時，魚雷巡洋艦“廣丙”號管帶竟然提出，本艦屬于廣東水師，只是參加海上會操才來到威海，此時“應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國家而只是北洋水師同日本進入了戰爭狀態。這樣的歷史細節是頗有意味的！“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國家為何物”。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國民意識，可以說是當時中國與日本在近代轉型中的最大差距。撥開歷史迷霧，這才是甲午戰爭慘敗的一個“命門”。中國雖是文明古國，但國家、民族、主權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紀末才引進中國的。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嚴復主張“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憲的現代國家制度；梁啟超倡導“新民說”——“欲維新我國，當維新吾民”；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將“國民心理建設”放在首位；李大釗提出要對國家與國民進行“物心兩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有感于電影短片中中國人被砍頭時圍觀同胞的“看客”神情，憤然棄醫從文，拿起了“改造國民劣根性”的“手術刀”。甲午戰爭的慘敗終于激起了國民意識的覺醒。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變為第一個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自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時興起，北伐及大革命時代成長，“七七事變”之后的全民族抗戰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時期，正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高漲之時。倘若甲午戰爭時，國人便有這樣的覺醒，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有可能重寫。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國社會實踐相結合，塑造了全新的國民意識、國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國的旗幟下，中國從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為億萬人民之“國家”，由此演繹了波瀾壯闊的現代轉型，造就了震古爍今的歷史傳奇。國民意識的培塑，國民素質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勞永逸的。當今世界國家和地區間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的素質的競爭。因此，人的現代化“并不是現代化過程結束的副產品，而是其成功的先決條件”。沒有人本身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必將陷入困境；而人的現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國民素質特別是國民意識，并逐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正是今天重新觸摸甲午戰爭的歷史傷痕，我們應當從中獲得的深刻啟迪。

信仰一個國家、民族的強大，不能沒有共同的精神支柱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對取勝“天朝上國”并無多大把握，最終下定開戰的決心，有一份情報起了重要作用。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在中國潛伏多年的基礎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詳盡的奏章《中國大勢之傾向》，直指大清國的“軟肋”——“人心腐敗”。奏章分析認為，中國的腐敗并非只是官場獨有，而是全民喪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風靡”“人心腐敗已達極點”。“察一國，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體??近清國之外形雖日新月異，實是一虛腫之人，元氣委靡，不堪一擊”。這位王牌間諜還引用孟子的話為中國下了斷語：“上下交征利，則國危”。小太郎此論分析之透徹、認識之深刻，可謂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發人深省。談到舊中國的國民性,人們常譏之為“一盤散沙”。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社會生態，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沒有共同的社會信仰、統一的國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撐，人們各為其主，各謀其私，各爭其利。甲午戰敗，某種程度上同樣敗在一個“散”字。在權力中樞，有帝黨和后黨之爭，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兩派為最高統治權明爭暗斗；在朝廷內部，有主戰與主和之爭，朝中大臣從各自既得利益出發，偏執一詞，導致清廷對日決策忽東忽西，朝令夕改。以李鴻章、左宗棠分別為首的兩黨，不顧外敵壓境，在“窩里斗”方面不遺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葉志超等無能之輩去前敵“挑大梁”，而其他派系軍事力量作壁上觀。國內外學者將甲午之戰稱之為“李鴻章一個人的戰爭”，是頗有見地的。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來是整體，但內部卻是各自分離的，凝聚不起國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夠打贏一場攸關國家命運的戰爭？據載，甲午海戰后期，北洋海軍在威海一帶形成防御，日軍一時無法攻擊，便給了當地鄉民一點兒錢，只為區區蠅頭小利，鄉民竟把敵人自引家園。甲午平壤之戰結束后，日軍在清理清軍遺棄物品時，發現抗日將領衛汝貴妻子給他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于財，宜自頤養。且年事已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衛汝貴正是將家室安逸置于國家安危之上，開赴前線之前已將23萬兩餉銀運回家中，戰爭打響之后便和葉志超棄城狂逃五百里而“勿當前敵”。此信后來竟被日本作為敗軍亡國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國人。在取得甲午之戰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之后，當時的日本天皇說，最想感謝的就是小學教師。為什么呢？因為日本士兵大多受過小學教育，文化提升了他們的思想，提升了他們的戰斗力。而中國士兵和俄國士兵則多是文盲，當兵只是為了混口飯吃，沒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美國詩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沒有信仰，就沒有名副其實的品行和生命；沒有信仰，就沒有名副其實的國土。”把“信仰”與“國土”聯系在一起，看來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國人多唯金錢、好處是瞻，甚至不惜當漢奸也無所謂，我們民族利益還有保障嗎？我們國家還有真正的邊界嗎？一個人不能缺失信仰，沒有信仰的人等于沒有靈魂；一個國家不能丟棄信仰，沒有信仰的國家不會自主強大；一支軍隊不能淡化信仰，沒有信仰的軍隊就會一擊即潰。從亞歷山大帝國到羅馬帝國，從阿拉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從波斯帝國到蒙古帝國，一個民族的興旺發達離不開精神和信念的激勵，而從興盛到衰落，也無不是從精神萎靡、信念失落開始的。自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以高度的自覺肩負起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的使命，并將為老百姓謀幸福的信仰化作頑強的精神信念。正是為信仰而戰，為正義而戰，為民族解放而戰，使我軍將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覺悟，從而書寫了戰爭史上氣壯山河的不朽詩篇。回望百年中國史，幾代共產黨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義不僅在于完成了救亡圖存、國家富強的歷史使命，更在于她用“信仰”的力量將中華民族空前地組織起來，為之后中國一切發展奠定了堅實根基。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和民族，貧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虛。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線，再豐裕的物質生活，也難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人民有信仰，國家才有力量。只有鑄牢國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從根本上杜絕甲午戰爭失敗悲劇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