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

正確認識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我們已經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過上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不過，在人們整體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么應如何正確看待當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制度的新變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對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的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主要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實行這樣一種分配制度，是由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質和結構所決定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就是說，一個社會采取什么樣的分配方式，取決于該社會的生產力狀況，取決于所有制性質和結構。我國是在生產力比較落后的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由此決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必須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一切為我國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同時，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都參與了社會財富的創造，應當參與收益分配，根據它們在商品生產中貢獻的大小取得相應的報酬。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雖然我們反對平均主義，提倡按勞分配，但在實際生活中，這一分配原則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特別是一些人還誤認為平均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特征。結果，在這一認識支配下，按勞分配的原則得不到很好貫徹，導致嚴重的“吃大鍋飯”現象，挫傷了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我們又誤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資本主義的作法，一概加以排斥，結果抑制了經濟效率的提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分配制度方面進行了改革和調整，在堅持按勞分配為主的同時，積極探索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積極性，促進了勞動效率的提高，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整體收入水平明顯提高。從1978年到2001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從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從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億元，2001年達到73762億元。市場商品豐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條件明顯改善。可以說，如果沒有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可能還依舊在平均主義的束縛下，吃著“大鍋飯”，打發著窮日子。這一點，所有經歷過這20多年歷史性變遷的人們，都能深深感受到。收入差距面面觀 隨著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確立，知識、技術、資本、經營管理、土地房屋等生產要素也參與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現出多種類型、多種形式。在我國社會中，由于擁有生產要素不同，因而獲得的收入也會不同，這就容易產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術成果作價入股，按有關規定，可達到公司或企業注冊資本的35％，只要雙方同意，還可以超過這個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轉化過程中，有關單位可以從轉化的凈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或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作價金額20％的股份，獎勵成果完成和成果轉化的有功人員。這樣就難免會有少部分人成為高收入群體，而與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收入拉開差距。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還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體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業搞壟斷性經營，取得了過高收入。——地域差別造成的差距。由于區位環境、歷史文化、基礎條件、人口素質、生產力水平等差異以及政策因素，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從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特別是西部地區發展較慢。——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領域中，無論是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還是對低收入者的保護都還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較大差距緩解比較慢。——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給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別是存在著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嚴重腐敗問題，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販私、偷稅漏稅、投機欺詐等各種非法手段獲取高額收入等現象。面對差距如何看 應該說，合理且適度的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義。改變那種“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的狀況，使那些對社會貢獻較大的人得到相應的收入報酬，更好地發揮收入分配的激勵作用。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會的勞動，鼓勵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在我國建設中的創業活動，保護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三是有利于鼓勵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允許知識、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調動廣大科技人員創新的積極性。四是有利于發揮多種經濟成份的積極作用。比如，改革開放后，許多先富起來的人們，大都把資本轉向投資建廠、辦企業。而資產一旦進入經濟運行的大系統，就會帶來國家稅收增加，就業渠道擴大，國家財富總量增長，從而有力地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五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當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也包括人才的競爭。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各大跨國公司紛紛拿出各種優厚的待遇和條件，同我們爭奪人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盡快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證優秀人才能夠獲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積極意義的同時，必須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對于不合法的收入，則必須堅決取締。所謂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獲取的收入。這種現象的存在，危害極大，很容易引發人們的不滿情緒，動搖對改革的信心，影響社會穩定。調控手段要加強 黨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視收入差距的調節問題，明確提出了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時要看到，有效調控收入差距，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在許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當前主要應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發展，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調節收入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當然也離不開發展。無論遇到什么情況，發生什么問題，都要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不遺余力地發展生產力。二是要積極擴大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有就業才有收入。一批人就業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費，消費就會促進生產和銷售，另一些人的就業機會也就增多了。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關系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擴大就業作為我國當前和今后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當前，要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分配政策，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差距趨向合理，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收入分配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當前影響社會穩定的的一個重大因素，我們需要理性地看待我國的分配狀況和出現的問題，從根源上分析其原因，盡快制訂相應的改革措施。

正確認識我國目前的收入狀況要澄清一個誤區，即把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同。收入差距指的是不同階層、行業、地區等收入群體之間收入數量的不均等現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指的是收入分配狀況的社會價值判斷，當一種收入分配格局得到絕大多數社會群體的認同時，我們認為這種分配是合理的；反之，則是不合理的。我國目前絕大多數領域的收入分配關系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致使社會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導致我國的分配關系惡化。由于我國經濟處在加速工業化和市場化時期，社會正在急劇轉型，利益分配關系的調整往往落后于現實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因此，對于某些分配領域表現出來的一些不合理分配狀況，國家必須進行及時有效的調整，不能使這些不合理的關系制度化和長期化，否則，會超越社會公眾的容忍程度，在其思想意識中形成對改革措施的誤解，進而影響到社會的團結和穩定。

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體制的原因。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變，使社會分配關系從以按勞分配為主越來越轉向以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市場化分配機制。市場經濟是獎勤罰懶、獎優罰劣的競爭淘汰機制，那些適應市場規律要求的市場主體，能夠獲得越來越多的市場機會，在社會財富的份額中占有越來越多的比重；反之，對于不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市場主體，其收入比重會相對下降。因此，市場化程度和競爭力不同的地區、領域、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會逐漸拉大，這是市場法則自然選擇的結果。二是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由于經濟、社會、文化和教育發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區一直落后于東部地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的進程加劇了這種不平衡。在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期，國家出于發展戰略和國內外環境的考慮，采取工農剪刀差等措施促進了城市和工業的發展，結果是人為地制造出來了城鄉分配關系不合理的二元結構格局。這些格局在市場化改革中，不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日益嚴重，致使城鄉和工農差距越來越大。另外城市中大量下崗職工的出現，應當說是計劃經濟中隱性失業的顯性化過程。一方面，國有企業減員增效的改革措施，中小國有企業民營化的進程，都不得不大量裁減職工；另一方面下崗職工的最佳學習階段已經喪失，就業能力下降，因此幾千萬下崗職工不得不面對殘酷的歷史。三是現實的原因。中國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在傳統收入分配機制基本打破尚存殘余，新的市場化收入分配機制尚在建立的過渡時期，舊有收入分配調節機制處于失靈狀況，難以應對層出不窮的新的利益矛盾。

調節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關鍵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把經濟總量這塊蛋糕做大，讓更多的人民群眾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經驗來看,當人均國民收入處在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一般會增大，但需要國家采取相應的收入分配調節控制政策,防止可能出現兩極分化。

首先要規范初次收入分配關系，從根源上矯正不合理的一些分配關系。要打破行業襲斷，掃除行業的市場進入和退出壁壘，使不同的所有制主體能夠獲得公平的市場機會、平等的競爭關系。要規范國家行政事業單位的預算和財務管理制度，堅決制止部門制度外收入比例過大的狀況。

其次要調整收入的再分配關系，彌補初次分配的不足。要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監控力度，杜絕偷稅漏稅。要調整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減輕固定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擴大這個群體的消費能力。要盡快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鼓勵創新，防止財富過于集中。要加大對落后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差距。國家和各地區轉移支付的資金，應當主要用于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保障，同時要堅決防止挪用擠占。

第三要關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保障。除了情感上的關注之外，社會各界更應當真心投入。對于未脫貧地區的農民，國家應當從各項政策上進行傾斜。既要照顧眼前的生活脫貧，更要幫助他們實現能力脫貧，塑造自我生存和發展的本領。否則就會陷入“脫貧—返貧”的惡性循環之中。對于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大量失地和失業的農民，應當從土地流轉政策入手，把更多的土地收益還給農民，不要重復中國版的“圈地運動”。對于城市中因下崗出現的大量低收入人群，國家應當在確保最低保障的基礎上，加快養老和醫療保障的改革推進步伐，安定人心。

第四要嚴厲打擊貪污腐敗和非正常暴富。加快制訂《反貪污受賄法》，統一國家在該領域的各項規定，遏止社會風氣的下滑趨勢。國家應當盡早著手建立嚴格的財產和收入申報、登記制度，打擊非法斂財和貪污受賄等擾亂正常收入分配秩序的犯罪行為。

第五要強化媒體的監督引導作用。一方面要重視媒體對社會各類丑惡、腐化行為的約束作用，抵補法律規范的不足，發揮各類媒體輿論監督的能力。另一方面各類媒體要高揚主旋律，引導群眾更多地重視自身道德修養等優良品質的塑造。媒體不僅僅向社會提供各類資信產品，它更代表著媒體背后的一種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觀。在我國處于社會轉型的矛盾多發期，媒體要防止點燃部分群體失態的社會情緒，因為激進的公平訴求無助于公平的解決，混亂的中國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

第二篇：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

主要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當前改革思路：

1．完善個人收入分配制度。

2．完善政府財力分配制度一是通過完善稅制，加強征管，規范收費，建立財政收入與GDP合理比重增長機制，不斷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二是按照和諧社會的各項目標，依法制定、完善政府財力的預算管理體制、財力配置結構、預算執行有序的規范理財機制，保證各級政府存量、增量財力用于解決和諧社會的薄弱環節和發展中的利益失衡問題。三是建立轉移支付財力規模增長機制和中央、省、市、縣四級政府保證增長的責任機制

3．完善稅收調節分配制度。一是通過直接、間接兩種稅收模式調節壟斷行業超額利潤，可考慮實行法人所得稅超額累進稅率；二是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個人所得稅超額累進計征辦法，調整消費稅，同時，加強稅源、稅基管理，認真實施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三是對高收入階層的財產分配、生活消費兩大行為設計行為調節稅，適時開征遺產稅、贈予稅、財產交易稅、房地產超面積使用稅、高消費行為的消費稅，建議提高累進所得稅率，對最高收入者稅率可達80％，嚴格申報制度，加大逃稅處罰力度，強化管理，由此縮小與低收入者的懸殊差距；四是實行社會保障費改稅。改依規交納社會保險費為依法交納社會保險稅，確定稅基，統一稅率，同時，建立社會保險稅全社會統籌機制。

4．完善轉移支付分配制度。一是明確財政轉移支付規模逐年增長，困難領域、困難地區、困難群體與先進領域、先進地區、富裕階層實現利益同步增長的政府法律責任，建立公眾共享發展成果的法律機制；二是明確價格轉移支付對壟斷行業、高收入階層收入的調節作用，以此發揮對政府轉移支付的補充作用。政府通過制定價格政策，引導價格收入所產生的價格收益用于保護低收入群體的基本消費利益；三是運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擔轉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實名制存款限額差別利率政策，用以調節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群體間在存款收益上出現的分配差距。

5．完善社會保障分配制度。

6．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第三篇：關于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問題及分配制度的討論

關于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問題及分配制度的討論

隨著我國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的進行，我國的經濟水平明顯地的高速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同時也相應的暴露出許多問題，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隨著國家的消費水平越來越高，貧困家庭的生活壓力增大，沒有多余的經濟能力來改變這種貧困局面，因此只有越來越窮。而富人則恰恰相反，變得越來越富。而這種情況還是直接影響以后幾代的。這相當于惡性循環，使國家的經濟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按勞分配以外的多種分配方式，其實質就是按對生產要素的占有狀況進行分配。我感覺這種制度在現階段非常適合我國的基本國情。況且政府也在積極地采取措施來改變貧富差距變大的局勢。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差距的呢？

總的來說，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結果，其中也存在許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許多不平等的競爭，如最為突出的各種形式的行業壟斷的存在；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嚴重不足，例如對高收入調節不力，對低收入階層缺乏有效保護；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敗等非法收入問題突出，打擊力度遠遠不夠；其四，由于地域差別的存在，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收入高，地區收入差距拉大。

但并不是沒有收入差距就是我們改革的最終目的。合理且適度的收入差距是貫徹黨和國家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重大方針的必然要求，對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總之，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發展經濟是根本途徑，“三個有利于”體現得越充分，消除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條件就越具備，就越能增強利用稅收、財政等手段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我們既不能搞平均主義，也要防止出現兩極分化，既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要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第四篇：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1、起點差距。人是三六九等的，從出生，就打上戶口的烙印。

2、教育差距。不同的受教育程序直接影響人的收入。

3、制度差距。政府的政策、投資傾向影響收入差異。

4、政府、官員腐敗。肯定影響收入。

5、按勞分配、按知分配、按資分配、按權分配的多樣分配影響收入。

6、按勞分配沒

負擔沉重的“中間階層”

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認為他們屬于“中等收入群體”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陳先生，前幾天剛收到稅務部門寄來的2009年個人所得稅完稅證明。雖然平時對每月繳多

少稅都有數，但一看到去年近2萬元的納稅額，他的心里還是感覺有些異樣。

他告訴記者，在北京打拼已經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過1萬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萬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萬元左右。聽起來這個數字相當不錯，但他卻覺得每天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每月五六千的房貸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贍養，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手頭很少寬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繳的個人所得稅，加起來在2.5萬元左右，對全

家來說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是調整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一個重要方面。按社會學觀點，中間階層的壯大，使原來對立的貧富兩極變成了一個連續性的排列，這就讓每一名社會成員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緩和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對立情緒。通常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一個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結構，其穩定性要遠

高于“啞鈴型”或“金字塔型”結構。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陳先生一樣，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認為他們屬于“中等收入群體”。以個人所得稅為例，就存著相互矛盾的觀點。一方面，盡管近年來個稅起征點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覺得稅負太重，要求提高起征點的呼聲不絕于耳；另一方面，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絕大多數工薪階層并不用繳納個稅，與國外相比，我國的個稅繳納

群體所占比例要小很多。

專家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矛盾，與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在收入調節方向和力度上的問題有關。比如對于生計費用的扣除，沒有考慮納稅人的家庭人口、贍養系數、家庭總收入、物價上升等因素對個人開支的影響。在計征辦法上，實行分項課征，造成所得來源渠道多和隱蔽性強、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不納稅或少納稅，而所得來源渠道少、收入相對集中的納稅人多納稅。正是由于這樣的稅負不公平，才導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覺得個稅負擔沉重。

稅收是否存在“逆調節”

過重的負擔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員工的收入增長

在長期從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看來，不僅是個人所得稅，稅收杠桿在很多時候對收入分配都是“

逆向”調節的作用。

“這首先表現在中小企業的稅負過重。”周天勇分析，企業需要承擔的稅收包括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等，但據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對于小企業都采取按營業收入的13%“包稅”，過重的負擔擠占了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不

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制約了企業員工的收入增長、福利增長。

由于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居多，其發展對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義。周天勇說，通過分析比較可以發現，一個國家或地區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數量多少，與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成反比，數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較多。反之，數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大。

相比較而言，由于財產稅的空缺，富人承擔的稅負與其納稅能力相比，就顯得很輕。“目前，房產稅、遺產稅都還沒有開征，個人所得稅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過很多方式達到逃稅、避稅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積累得越多，稅

收杠桿的調節作用沒有得到體現。”

資源稅的調節作用也沒有得到體現。周天勇說，在國外，對于電信企業使用的空間頻道資源都會征稅，我們在這方面是空白，本該屬于國家的稅收變成了相關電信企業的利潤，也成了這些行業畸高收入的一個來源。煤炭等礦產資

源近些年來已經成為暴富的源頭，稅收在這方面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橄欖型”社會怎么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

我們離“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還有多遠？

有測算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存在著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較大的城鄉 1

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達62%。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農村，占農村總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國現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結構，類似于一個寬底座的金字塔，與“橄欖型”收入分布還有不小的距

離。

針對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我國前幾年提出了“提低、擴中、調高”的思路。周天勇認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構建“橄欖型”分配格局的關鍵。而中低收入者絕大多數是主要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擴大

就業。與直接“給錢”、讓利相比，讓低收入者安居樂業，收入快速增長，才是更加可持續的方式。

周天勇說，“擴中”則需要大力鼓勵創業，發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業的小企業，以改善創造和分配財

富的結構，讓更多“小老板”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專家認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通過發揮財稅政策的收入轉移作用，確保財政的公共性和滿足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有關方面的發展目標。通過加大二次分配領域的調控力度，將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

服務的重點，逐步轉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廣大農民，更好地滿足人們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讓高收入者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例如，加強針對高收入者的稅源監控和稅收征管，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適時開征物業稅、遺產稅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擔的新稅種，鼓勵高收入者發展社會慈善事業等。

同時，要調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

在稅收杠桿中，消費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也應當得到重視。2006年，我國對消費稅稅目、稅率進行了調整，新增了實木地板、游艇、高爾夫球及球具、高檔手表等稅目，但對一些新出現的高檔消費項目如高檔娛樂設施，健身類、保健類設施，高檔住宅仍未列入征稅范圍。有專家建議，應當對消費稅稅目和征收范圍進行適時適當調整，增強其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摘要】收入分配制度與方式是市場經濟政策和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收入分配政策從單一的按勞分配到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演變過程，使中國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邁進,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基本形成，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國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步建立，讓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

【關鍵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分配問題在經濟理論體系中始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種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生產和消費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而且在于它能夠揭示一定社會制度下各種經濟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并反映出這種利益關系背后的各種決定因素。分配關系是否合理、分配制度是否有效，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能否持續、快速和健康穩定地發展，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近來表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應該成為經濟工作中重要問題。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做客強國論壇，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宏觀經濟形勢為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

賀鏗表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應該成為經濟工作中重要問題。收入分配問題解決不好，中國經濟增長就不可能健康地增長，許多社會問題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不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一個什么精神，都應該成為經濟工作一個中心問題，一個大家應該關心的問題。

由此，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處于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那么，要做好它，我們就得先來了解一下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歷程。

2.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

2.1改革開放前的收入分配制度

1949年新中國在城市沒收官僚資本和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后，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基礎上，實行了“公

私兼顧、勞資兩利”、“低工資、多就業”和“勞動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城市，建立了以國營經濟、集體經濟為主體包括少量個體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絕大多數就業居民從國家手中領取工資并享受大量的隱性收入和福利。

農村經歷了從家庭經營的個體經濟轉變為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進行集體生產經營、按勞分配的高級生產合作社；后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實行高度公有化、“按需分配”和“共產風”；再到“政社合一”、集體生產經營、按勞分配的人民公社體制，這種體制與戶籍制度、國家對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和政策相配合，就使得農民基本上被束縛于農業和集體生產中，不僅其分配制度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而且通過掌握工農業產品價格和購銷，控制了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

2.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加速，市場機制已基本取代了傳統的計劃分配方式，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各種生產要素共同參與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經歷了五個階段。

2.2.1按勞分配原則的重新啟用

于1978年至1987年期間，分配理論上主要是恢復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認識到在現階段我國并不具備實現馬克思設想的按勞分配，在個人收入分配方面引入和體現利益機制，否定了在分配體制上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義分配方式，并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概念，這對分配理論產生重大的影響。在農村，普遍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收入同勞動成果掛鉤，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2.2.2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為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方式

1987年黨的十三大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前，這一階段在分配理論上主要是進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方式的探索。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指出當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同時十三大還確立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收入分配方面強調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方式為補充，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勞動收入。

2.2.3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

1992年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前，這一階段在分配理論上主要是探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首先是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理論，明確了分配體制改革的客觀評判依據和最終實現目標。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使分配體制的改革走上了一條既遵循宏觀經濟規律又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提出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從而明確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地位，是對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具體化。

2.2.4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和明確按要素分配的模式

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后，在分配理論上主要是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明確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兩個注重”原則。首先明確了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是基本的生產要素，同時也沒有否認知識、資源、信息等生產要素在財富創造中的積極作用；其次明確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也對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作出了清晰的回答：“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2.2.5“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模式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胡錦濤總書記的報告中關于收入分配的論述有一個重要亮點：“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非常正式地回答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問題，即初次分配應該在維護公平的基礎上更注重追求效率，再分配則應該以維護公平為更重要的目標。報告明確提出讓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這意味著老百姓的收入將不僅來自工資，國家還將創造條件增加百姓的多元化收入，從而使大多數人成為中等收入者，這與報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新要求相契合。

3.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給居民及企業經濟帶來的益處

縱觀中國分配制度的改革演變，對新中國分配制度的變遷績效也作一個分析。中國在改革前或改革之初，分配制度總的特點是平均與不平均分配并存。平均分配的表現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比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要低，城市和農村的基尼系數都很低，因此，可以說我國在改革以前是一個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會，但這不是我們追求的均

衡收入分配，而是一種單一化、固定化的低效分配。

但就近期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情況來看，相對改革前及改革初期有了很大的變化。給全國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及企業經濟帶來了一些新的氣象。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初步建立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地調整了各種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讓人民群眾更好地共享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可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帶動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

首先分配制度改革是由農村開始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積極性。農民收入多少直接取決于他的勞動成果。從1978年到1984年，農民人均全年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5元，年均增長率為14.9％。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農民外出務工成為增收的重要途徑。農民分配方式更加多樣，收入來源進一步多元化。同時，近年來公共財政加大了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力度，農村學生開始享受到免費義務教育。

其次是城鎮的分配制度改革也在不斷繼續深化中。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進一步深化了國有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不斷完善多種工資收入形成機制。在工資分配調控方面，國家調控手段不斷增加，初步建立了以工資指導線制度、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制度和人工成本預測預警制度為核心的工資管理與調控體系。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有機結合起來，承認了各種非按勞分配的合法性，調動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再者，事業單位實行崗位也實行績效工資制度，在核定的績效工資總量內，按照規范的程序和要求，自主分配。為加大對高層次人才的激勵力度，事業單位繼續實行政府特殊津貼制度，建立重要人才國家投保制度，采取一次性重獎以及協議工資等靈活多樣的分配形式和辦法，逐步完善高層次人才分配激勵機制。

總之，在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帶動下，全國居民總體收入水平在快速增長，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在不斷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得初次分配充分發揮了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優化了資源配置，提高了經濟效率。

4.當前分配制度引發的一些問題

前文中可見我國的分配制度改革給這個經濟社會帶來了不少的發展，但是，同時它也有自己的不足之處，有利也有弊，在帶來進步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問題，現在分析如下：

4.1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一些國有壟斷行業的收入水平過高。這些是目前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以2008年統計公報為例，城鄉之間，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1:3.3；地區之間，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例，西部的貴州與東部的浙江之比為1:3.3；行業之間，最高的金融業收入水平達40312元，是全國平均工資的2倍，其29.6%的增速也居各行業之首，比全國平均增幅高11.3個百分點。

4.2分配不公平。

處于壟斷性領域的企業中，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造成企業內部的分配不公；而普通崗位的工資收入高于勞動力市場價位，比其他行業同工種職工的收入高出很多，因而在全社會范圍內造成分配不公。此外，分配不公在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也很嚴重，表現為工資分配上的平均主義。

4.3分配格局不合理。

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正在對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由于收入差距擴大，城鄉居民的收入分層很明顯，分配格局就像一個洋蔥頭，這樣的分配格局對保持社會穩定是極為不利的。應當從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對現有分配格局進行及時調整，逐步形成紡錘型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問題已經直接影響到了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而且關系著當前擴大內需政策能否有效啟動，更事關社會穩定，已成為當前改革的焦點問題之一。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收入分配的改革重點一直放在再分配上。再分配調整有利于加強社會保障、補充民生欠賬，無疑很有必要，但再分配只是對初次分配的調整和補充，在初次分配中出現的較大收入差距則很難依靠事后的修修補補加以糾正。

5.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些建議

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應該把著力點放在對分配政策的調整上。調整分配政策不僅要改進不合理的地方，而且要充分發揮其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進行調節的功能。尤其要通過再分配政策的導向和措施化解制度因素和市場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使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分配趨向和諧。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是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的主要途

徑，具體應在以下幾方面加強分配政策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

5.1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當前社會低收入群體的面比較廣、人數比較多，這是造成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從分配實施的主體看，包括：一是政府保障救濟分配形式，通過政府保障、政府救濟，對低收入或無收入的貧困者提供必要的經濟幫助和物質救濟，以使他們獲取一定的國民收入。二是社會保險救助分配形式，以社會為實施主體，通過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自我調劑等，主要使收入較少的貧困者得到一些經濟物質上的幫助乃至改善，在生存生活苦難時獲取一些收入，如家庭個人積累保障形式、保險公司商業保險形式、社會慈善機構救助形式等。

5.2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農業始終處于弱勢產業的地位，農民也處在相對弱勢的地位，通過市場規律的作用和力量來改變這種狀況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就需發借助政府的力量，政府應采取減免稅收和給予更多財政補貼的雙重政策，提高農民收入水平。

5.3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

通過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來縮小社會收入的差距，是各國普遍采用的調節方法。除了要出臺更加科學合理的個人所得稅政策外，還要對一些壟斷性行業的收入開征特別稅，使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經過再分配政策調節以后有較明顯的變化。這種分配方式以政府為主體，政府掌握分配權力、承擔分配責任，財政財稅調節分配形式相對體現集中規范性與強制性。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通過稅收對高額收入予以調節，擴大轉移支付，縮小收入過大差距，是合法和合理的。

5.4要按社會效益來分配

對于如城市清潔工、農民工、交通協警等從事“臟、苦、累”的勞動者和在極其惡劣環境下從業的工作者，應該提高他們的工資待遇。他們的工作條件艱苦但十分重要，產生了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和正的外部性，付出與所得極不相稱，國家應加強宣傳力度，提高并確保他們的工資底線。當然這些工作領域進入門檻低，隨著工資待遇的提高，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勞動分工變化。但更為激烈的競爭可以帶來工作效率的改進，增加社會效益。

第五篇：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淺談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摘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對收入分配制度進行了改革和調整，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擴大，這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因此必須采取措施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開放的成果為廣大人民共享，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收入分配 差距 擴大

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其目的之一是為了打破“平均主義”造成的不公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對所有制結構進行改革的同時,對分配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與調整,主要是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調整,調動了方方面面的積極性,促進了勞動效率的提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也應該清醒認識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收入分配制度已經相對滯后，社會成員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一些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分配秩序比較混亂。有學者指出,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都嚴重偏大,甚至已經接近或達到世界公認的風險水平。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還未根本扭轉。”這句話就告訴我們，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確實是一個客觀現實，而且呈現出擴大趨勢。特別是近年來，民生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來越重要，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充分發揮,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抓好。如何解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一、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現狀

基尼系數是測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按照國際標準，基尼系數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介于0.2-0.3之間表示收入分配比較平均，介于0.3-0.4之間表示基本合理，0.4是國際警戒線，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超過0.5就表示出現兩極分化。我國的基尼系數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經超過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達到0.473。這說明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從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曲線來看,仍呈繼續擴大的趨勢,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基尼系數拉大主要與收入分配不公有關。衡量居民收入總體差距的另一個指標是實際收入。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在黨的富民政策的引導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標準,年末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標準,年末農村低收入人口為4977萬。城市依靠各種救濟維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萬人。我國現行的絕對貧困標準為恩格爾系數80%左右,而國際標準為60%。若按聯合國規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費1美元的標準計算,世界銀行估計我國的貧困人口還有2.12億。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已經成為困擾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它既不利于經濟發展，也影響社會穩定、和諧。

二、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具體表現

㈠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懸殊

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擴大的變化過程，近年來擴大頻率加快。城鄉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為2.51：1，1997年為2.47：1，1998年為2.51：1，1999年為2.65：1，2000年為2.79：1，2001年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擴大到3.36：1.另有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近幾年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一倍多，目前農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鎮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組分別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開的四次全國范圍住戶調查表明，中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趨勢，從1997年開始又逐步擴大，2001年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經達到了3.3倍。但這個結論還不能真實的反映城鄉之間的實際收入的差別。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如果把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實物性補貼，如醫療、教育、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費救濟等考慮進去，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達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反應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的差距擴大上。據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擴大了5.39倍，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擴大了6.07倍，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西部地區為4302元；到200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從分省的情況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東部地區，分別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廣東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據2005年6月的統計數據，全國城鎮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貴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國上海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達到20667.91元，為全國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從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的速度來看，中部地區達9.9%，超過了東部地區的9.4%，而西部地區只增長了6.1%，其增幅遠遠落后于全國9.0%的平均速度。從地區收入差距貢獻率來看，目前我過地區間收入差距貢獻率已從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高達58.3%，東部地區為37%。

㈢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

收入因“行”而異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從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來講，1978年我國行業的平均工資倍數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劇上升。特別是壟斷行業也非壟斷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一些壟斷性行業以各種名目發放補貼和物資，更拉大了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營企業里，工人每月收入僅400-600元左右，而且沒有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同樣八小時工作制，同工不同酬。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勞動力市場對個人受教育程度的回報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著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據調查統計，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從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進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趨勢非常明顯。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鎮個人教育收益率存在著明顯的遞增性，而且其遞增幅度是不斷上升的，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顯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別變得越來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將從事的管理層與中低等教育者所處的員工層之間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懸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職工的15倍以上。據某人力資源薪酬績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上海外企高層管理人員與操作工之間年薪差距2007年為15·2倍,進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響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三、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影響

㈠降低消費需求，妨礙經濟增長

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購買力并在長期上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力。在我國,消費需求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正越來越顯著。需求的構成包括最終消費、投資和出口。我國經濟體的規模巨大,使得我國不能像東南亞的國家一樣,依靠出口擴大來實現經濟的騰飛。而在決定需求的另外兩個因素中,投資的增長,或者說供給能力的增加,歸根結底是來自出口和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能力的要求,在我國,主要是指國內消費需求對供給的消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終消費品,滿足消費需求的中間產品。因此經濟界基本達成的共識:我國的長期的經濟發展動力只能依靠我國的內需,而近年來內需增長達不到預期的水平,價格水平持續走低(當然價格走低與供求關系有關,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長期穩定適當的增長,必須有一個相當規模的中產階級。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應該是菱形的,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比重小,中產收入的人群比重大,這樣,才能形成穩定消費市場,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但是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占總人口60%的農村居民只消費不到30%的商品。農民購買力低導致了廣大農村市場啟而不動，農村消費需求無法擴大。就全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狀況而言，一般來說，高收入階層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滿足，用于消費方面的支出會相對減少，他們的消費拉動作用已經十分微弱。而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階層，由于受購買力的制約，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維持基本消費，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終會制約經濟增長。

㈡妨礙產業結構的調整

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一第二產業的比重會下降,第三產業會在經濟結構中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在發達國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產業，即服務業,其次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我國經濟要發展到這一階段,還需要很長的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工業將在長期中占據經濟的主導地位。因此要促進經濟的發展,就要重視工業的發展和結構調整。從目前我國工業產品在世界的競爭力來看,我國的比較優勢很大程度體現在傳統的制造業部門,如造船、電視,冰箱,洗衣機等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因此,在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也有必要繼續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促進經濟的發展。何況,第三產業從創立,到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也不是短時間能實現的。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要求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持續發展的對該類產品的市場需求。但是,我國的制造業面臨的一個重大困難是絕大部分產品面臨過剩的危機,在很多行業都存在著過度競爭的狀況,這一點,在電視,空調等產品上表現的特別明顯,其負面效應有目共睹。但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這種“過剩”是相對的,這些產品,只是相對于大部分城鎮居民是飽和的,而在廣大的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很多產品沒有,尤其是耐用消費品的普及率并不高,這類消費品在這些地區的潛在市場需求遠遠大于實際的市場需求。中西部的市場規模和其人口,國土面積及不相稱。目前這些產品之所以沒有達到應有的市場規模,是因為這些地區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費能力弱,所以未能轉化成現實的市場需求。這就影響了制造業的繼續發展，也會妨礙將來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

㈢影響社會和諧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而致富的，他們的致富過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認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舊體制轉軌過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體系的不完善，通過“權力尋租”、“壟斷”、非法經營等手段攫取財富，成為暴富者。這部分暴富者不僅直接損害了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更使得低收入者產生不公平感，不僅低收入者強烈不滿，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經營者也極為不滿。但是現實中人們很難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與非法致富者區分開來，于是一部分社會成員對所有富人的財產的合法性都持懷疑態度。而且由于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況下出現“富者更富，窮著更窮”的情況。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來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們無法從高收入者中識別出非法致富者而導致對整個高收入人群的不滿，如果他們的不滿情緒和消極心態不斷發展，就有可能采取過激行為，甚至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四、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與制度性因素

我國是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導致農村發展明顯落后于城市。后來隨著城鄉體制分割性的日益嚴重，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限制，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歧視，公共財政資源和社會資源向城鎮的過度傾斜，導致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來越大。這一點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表現尤為明顯。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家在發展戰略的選擇上實行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推進的傾斜政策。國家對東南沿海地區實行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的重點在東南沿海地區,同時在財政、稅收、外貿、金融等各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待遇,給東部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機遇,而中西部地區則只能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發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資在內的大量投資資金流入一些較為發達的地區，加上外資的涌入，導致了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而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務分配體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約，并沒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縮小地區之間可支配財力的差別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的障礙，特別是勞動力就業的自由選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市場機制對地區之間收入差別的調節作用，使得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出現縮小的跡象，反而變得越來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體系不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徹底,導致行業壟斷現象仍然存在。銀行、電力、煤氣、郵電通訊、房地產等壟斷性行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使其從業人員的收入遠遠高于社會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現行政策法規的不完善、不配套,給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現行法律規定條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稅制不健全或實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監管手段落后等獲取的收入，如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腐敗問題，如偷稅漏稅、走私、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團消費轉化為個人消費、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會總收入中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

社會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過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方面的運作，縮小 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減少社會部穩定因素。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還很不健全,存在著保障水平比較低、覆蓋面不廣、法律不夠健全、監察執法不嚴等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具體來講,主要有:對高收入階層的調節不力,對低收入階層的保護不夠有力,公共產品的分配也存在著向高收入人群傾斜的現象等。隨著市場競爭和風險的增加,貧困人口增多,而相應的社會保障卻沒有配套建立起來。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中的中方員工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享受到社保福利。這種在社會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響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項重要因素。大量資料顯示,由于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識水平和技能,會直接導致個人的就業機會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條件相同時,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越強,而個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業與謀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機會的不同導致不同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有所不同,進而使不同地區居民的收入產生差距。我國目前教育投資明顯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西部地區，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資不多，而教育投資的不足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之間，以及東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五、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對策措施

㈠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縮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2/3,但消費支出還不到整體的1/3。要縮小城鄉差距,就必須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業要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農業和農村的發展。二是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加強扶貧開發工作,穩定、完善、強化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促進農民持續增收。三是大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重點辦好“水、路、電、氣”四件大事,解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改善人居環境。四是大力發展教育、衛生、文化、金融、信息、技術等各項社會事業,加快農村城市化的進程。五是建立覆蓋農村的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貧困群體的生活條件和生存環境。六是切實加強領導,動員全黨全社會關心、支持和參與新農村建設。

㈡優化產業結構，增加就業崗位，擴大中層收入者比重

就業是民生之本,也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徑。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發展吸納就業較多的傳統服務業和社區服務業;要加快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以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鼓勵和扶持包括失業人員、各類中高等院校畢業生、企事業單位分流人員和農民等自主創業;還要調整產業政策,放寬產業的準入門檻,引導鼓勵社會資金投資創辦經濟實體,增加就業機會,使更多的失業人員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階層。中等收入者階層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堅力量。因此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僅有利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㈢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規范收入分配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無論是初始分配領域還是再分配領域，都要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配套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國家法律制度體系，以各種法律和經濟的手段來規范收入分配渠道，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法律制度，規范和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改變市場的無序和紊亂狀況。首先要加強執法力度，提高執法效率，取締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業壟斷，整頓不合理的壟斷收入，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強廉政建設，減少“權錢交易”活動的空間。政法不僅要制定經濟法規，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實施這些法規，只有切實貫徹落實這些制度法規才能有效規范收入分配。

㈣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樹立公平的分配觀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屬于價值觀的范疇，它們有一部分內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機會的平等、條件的平等都屬于公平的范圍。同時公平與平等又是不同的價值觀。平等強調的是某種“同”，公平強調的是某種“異”，公平是以承認差異為前提的，所謂公平就是一種合理的差異。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長期以來，我們都強調初次分配講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問題。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試圖通過再分配來“調節”或“扭轉”的話，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當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進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調節力度搞得過大，出現獎懶罰勤效應，就會既損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從而也會損害效率，反過來會影響再分配的調節能力和社會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進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才能促進國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確立公平的分配觀。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機制和體制

“科教興國”是我國的基本國策，我國憲法明確規定，接受義務教育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長期以來，政府在這方面的投入遠遠不夠。因此，要增加國家財政對教育經費的投入并實現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調整好國家教育資源的內部分配、城鄉分配和區域分配,改變過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點學校的局面。要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責任,普及和鞏固農村的義務教育,為民眾的“起點公平”奠定基礎。要堅持教育的公益性質,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教育,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只有實現教育公平,給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機會,使他們提高生產能力,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分享到更多經濟增長的成果,這樣才真正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否則，教育上的不平等，勢必進一步導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黨的“十六大”報告，尤其是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后，社會保障問題作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成為專家學者們非常關注的話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健全、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保障體系，是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項浩大工程。它關系到企業經營機制轉換，是保障國家和政治安定，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穩定機制。因此，要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快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健全失業保險制度,積極推進醫療保險體制改革,全面落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積極探索建立農村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級政府要調整支出結構,盡可能增加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同時,還要通過健全法制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監管力度,健全社會保障基金的運行機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務的社會化水平,讓更多的城鄉居民分享到改革和發展的成果,逐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參考文獻：

[1]葛霖生.試論我國基尼系數適度界限的設定與保障措施[J].太平洋學報, 2002(4): 83-89.[2]何小波.貧富差距原因與對策分析[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 2004, 6(4): 51-57.[3]張亞靜.貧富差距:一個不可回避的時代性問題[J].遼寧工業大學學報, 2008, 10(6): 32-34.[4]李月波.貧富差距的原因與對策分析[J].黨史博采, 2006(4): 31-32.[5]岳昌君.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差異對教育資源配置的影響[J].教育與分析, 2003(1): 35-41.[6]楊強.中國個人收入的公平分配[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7).[7]薛進軍.中國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研究[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1）.[8]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周文興.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3）.[10]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R],2007 [11]王小魯.中國收入分配向何處去?[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6,(1).[12]李實,趙人偉.收入差距還會持續擴大嗎?[J].中國改革,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