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中國經濟改革：成就、經驗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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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中國經濟改

革：成就、經驗與挑戰

【導語】在三支一扶考試中，時政熱點在選擇題中和申論材料里都有可能設考點。因而小編每日發布國內國際時事政治熱點，為備考三支一扶考試的考生們提供時事政治熱點政策解讀理論觀察、時事大事記及時事政治熱點匯總等。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科學總結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分析未來需要應對的挑戰，對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在經濟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先后于1999年和2010年跨入了下中等收入國家和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我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我國97%以上的出口產品是制造業產品，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繼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之后的世界工廠。2013年，我國進口加出口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640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使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國還是到現在為止沒有出現過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而且在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短短40年間，我國經濟從很低的水平發展到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進出口額位居世界第一，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即將實現全面小康，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這樣的發展奇跡，在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我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快速發展，是因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今天中國興旺發達的大好局面。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

中國經濟改革并沒有套用任何現成理論，而是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以對經濟社會沖擊較小的漸進轉型方式啟動，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維持經濟社會穩定，提高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在不斷釋放后發優勢的過程中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并與時俱進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在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我國這種市場和計劃并存的漸進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造成的結果只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然而，結果恰恰相反，我國經濟轉型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成功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經濟發展成就令世界驚嘆。那么，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為什么能實現持續快速增長，我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是什么? 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理解后發優勢。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有賴于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而這又要求現有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讓勞動者能夠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要求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讓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得以從附加值比較低的更多公職類考試信息和資料 wenshan.offcn.com 產業配置到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須使技術不斷進步、產業不斷升級。

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后發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于世界前沿，只有發明新技術、催生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產活動采用的技術比當前這一期好，就是技術進步;只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比當前這一期高，就是產業升級。由于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平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可以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平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中來進行產業升級。

當然，利用后發優勢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后發優勢實現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13個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便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但是，如果把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后發優勢，那么，為什么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沒能利用后發優勢呢?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全國上下致力于實現民富國強。民富國強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所謂民富，就是希望我國人均收入水平可以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為此，勞動生產率水平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產業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如果要快速趕上發達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就要快速發展起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龐大的現代化產業。

然而，這些大產業都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技術上有專利保護，又跟國防安全有關，即使我國想支付專利費也買不來，只能依靠自己搞技術發明。并且，那些產業資本非常密集，我國當時又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資本非常短缺，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沒有比較優勢，這類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須依靠政府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為了保證重工業發展，需要依靠政府降低資源要素價格來降低重工業投資和生產成本，由政府直接按計劃配置資源來保證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源，采用國有制和對企業微觀經營進行直接干預的方式以保證企業按政府計劃生產。

然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讓我國快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卻導致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率非常低，在1978年時，我國人均收入水平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發展顯然不可持續，既實現不了民富的目標，也實現不了對發達國家的真正趕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從那以后，我國轉變發展思路，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目標，開始發展那些能利用我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能創造就業、吸納農村大量富余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對外出口和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出口和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也是創造利潤、積累資本的過程，這又使我國要素稟賦結構逐漸從勞動力相對豐富變成資本相對豐富，比較優勢從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逐漸變成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也就是說，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轉型，才使得我國得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

既然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快速發展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那么，為什么上世紀80、90年代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轉型，其他社會性質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都在進行跟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取得成功的卻寥寥無幾?為什么那些采用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是最優轉型方式的“休克療法”的國家，卻基本上陷入經濟崩潰、停滯和不斷發生危機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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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追趕發達國家的思想普遍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當中。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想在貧窮落后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其采用計劃經濟體制造成的問題也和我國的情形相類似。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和許多非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實現了政治獨立，也都追求在貧窮落后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資本密集型現代化大產業，在經濟運行中形成了一系列本質上跟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一樣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

上世紀80年代，在我國推動改革開放時，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在向市場經濟轉型。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各種干預同時地、一次性地取消掉。受這種觀點影響，不少國家采取了“休克療法”，其中既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非社會主義國家。但“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忽視了原體制中的政府干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果把保護和補貼都取消掉，重工業會迅速垮臺，造成大量失業，短期內就會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沖擊，遑論實現經濟發展。而且，那些重工業中有不少產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了，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和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只會比國有企業更高。大量實證研究表明，這正是蘇聯、東歐國家轉型以后的實際情形。

我國采取實事求是的漸進轉型方式。既然轉型之前建立的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在轉型之后的開放性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那就應該在轉型期給予這些企業以必要的保護和補貼以維持穩定。同時，那些原來受到抑制而又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不需要保護和補貼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則應向內外資放開準入門檻;并且，針對當時我國存在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差的問題，設立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高新技術區等，集中有限資源在這些區域里把基礎設施建設好，實行一站式服務。這樣，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我國優勢產業，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帶動民營經濟快速發展，推動國民經濟整體的市場化轉軌;促進了資本積累，為啟動和深化原來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改革創造了條件。隨著資本快速積累，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從不具備比較優勢變為具備比較優勢，企業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來的保護和補貼便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也就能夠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只手有機結合，共同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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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內容-時政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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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內容-時政熱點

時事政治在考試中，是很多省份必考的內容，小編給大家整理了時事政治新聞，希望大家認真備考。

一、國內熱點新聞

熱點一：記者11月20日從中央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獲悉，今年10月，全國共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4353起，處理6190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4346人。這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首次發布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月報。從查處的問題類型看，違規發放津補貼或福利最為突出，達到1102起;其次是違規收送禮品禮金和違規配備使用公務用車問題，分別是938起、683起。這三類問題占到查處問題總數的62.6%。至10月31日，2017年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37824起，處理53195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37289人。

熱點二：問責1140人，包括廳級干部130人……日前，內蒙古、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云南、寧夏等8省區同步公開了中央環保督察組移交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問題的問責情況。記者梳理發現，自然保護區內違規開發建設、違背淘汰落后產能政策、大氣污染防治不力等問題在本次問責中“高頻”出現。在問責過程中，對“黨政雙責”“終身追責”的堅持貫穿始終，強化地方黨委政府環境保護責任意識成為突出導向。第一批8個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于2016年7月至8月對上述8省區開展環境保護督查，并于2016年11月完成督查反饋，同步移交了100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問題，要求地方進一步核實情況，嚴肅問責。據環保部網站介紹，在這100個問題中，河南最多，占20個，其次是內蒙古和黑龍江，分別有17和13個。江蘇、江西、云南各存在11個、廣西9個、寧夏8個。8省區此次共問責1140人，其中廳級干部130人，處級干部504人。河南問責人數最多，達227人，其中廳級干部10人，處級干部83人。內蒙古自治區問責的廳級干部最多，達27人，問責處級干部65人，廳、處兩級在總問責人數124人中占比約四分之三。

熱點三：11月18日，由全國市長研修學院(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干部學院)、徐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中國城市治理高峰論壇”在江蘇徐州舉辦。本次論壇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以“美麗城市共同締造”為主題，就城市治理制度創新、模式創新進行深入交流探討，以“城市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城市精細化管理與城管執法改革、智慧城管”為主題的三個平行分論壇。住房城鄉建設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倪虹，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復明，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原院長李曉江，徐州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王文生，廈門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許國華，北京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周紅云作了主題報告。蘭州市副市長唐琦、文昌市副市長何歡寶、住房城鄉建設部城市管理監督局原局長王早生，浙江財經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揚州大學等院校教授作了專題演講。北京、上海、杭州、廈門、蘭州、徐州、福清等城市管理部門負責同志，沈陽市牡丹社區居民代表介紹了經驗。

熱點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圍繞建設創新型國家，黨的十九大進行了系統部署，不僅再次強調創新發展理念的首要地位，明確了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五個強國”建設以及打造數字中國、智慧社會作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具體目標，還在任務部署上重點強調了6個方面：更加突出基礎研究、戰略支撐、戰略科技力量、企業主體和成果轉化、創新環境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如何以更大力度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制造強國建設裝上創新引擎?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工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書記、部長苗圩。

二、國際熱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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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一：日媒稱，日本內閣府10月27日公布了關于釣魚島的輿論調查結果。回答“關心”和“比較關心”釣魚島的受訪者比例為62.2%，較2014年11月實施的上次調查大幅下降12.3個百分點。對釣魚島“不關心”及“不太關心”的總計34.8%，為2013年調查以來關心度最低。《日本經濟新聞》網站11月20日報道稱，為什么人們對釣魚島的關心度在今年的調查中下降?釣魚島問題可以看作整個中日關系和日本人對中國印象的一個風向標，這種日本人意識的變化，主要與日本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有關。報道稱，有一個巧合是，日本內閣府在2013、2014、2017年這三次調查釣魚島輿論的前后，日本都進行了眾議院選舉。眾議院選舉是日本各黨派進行激烈的內政外交爭論的舞臺，各政黨必須最大限度汲取民意才有可能獲勝，因此競選期間爭論的問題最能反映這個時期前后國民所最關心的事情及其意識變化。

熱點二：據外媒報道，德國總理默克爾20日表示，她傾向于為德國選擇提前選舉而非少數黨政府，因為提前選舉會帶來更多的穩定性。默克爾同時承諾，若她當選會再做滿一屆總理。據報道，當地時間19日晚，默克爾與聯合政府談判破裂，其后她發表了上述評論。報道稱，該談判結果給歐洲最大經濟體的穩定性和默克爾本人的政治前途蒙上疑云。據默克爾表示，她的計劃中沒有少數黨政府的選項，但現在必須拭目以待未來幾天事態的發展。默克爾稱，唯一的潛在聯合執政伙伴社會民主黨已排除了談判的可能性，她接受該黨做出的這一決定，并補充說若社會民主黨改變態度，她仍愿意繼續談判。與此同時，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對各政黨表示，他們應對選民負責，嘗試組建一個新政府。他的言論似乎針對FDP和社會民主黨(SPD)，這兩黨20日都排除了與保守派商議組成“大聯盟”的可能性。

熱點三：6日開幕的聯合國波恩氣候變化大會經過各方艱苦談判，18日清晨落下帷幕。大會通過了名為“斐濟實施動力”的一系列成果，就《巴黎協定》實施涉及的各方面問題形成了談判案文，進一步明確了2018年促進性對話的組織方式，通過了加速2020年前氣候行動的一系列安排。本次大會是在全球氣候行動迫在眉睫和全球氣候談判進入關鍵時期的背景下召開的，主要任務是落實《巴黎協定》規定的各項任務，為2018年完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的談判奠定基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帕特里夏·埃斯皮諾薩強調，全球數以百萬計的人正在承受極端天氣帶來的嚴重后果，“全球氣候行動的緊迫感前所未有”。本次大會主席國是受氣候變化影響嚴重的太平洋島國斐濟。斐濟總理弗蘭克·姆拜尼馬拉馬說，氣候變化導致的各種威脅不斷增多，“無論生活在何處，人類都是脆弱的”，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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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當好黨的助手和后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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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當好黨的助手和后備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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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在同團中央新一屆領導班子成員集體談話時指出，“共青團是黨的助手和后備軍，這體現了我們黨對共青團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團的所有工作，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當好這個助手和后備軍。”這深刻指明了共青團在黨領導的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組織定位，指明了共青團工作在黨的事業中最根本的價值所在。我們要牢牢銘記黨的殷切期望，緊緊抓住總書記對共青團提出的三個根本性問題，全面聚焦、全力抓好團的主責主業，真正做好黨的助手和后備軍。

抓牢根本任務，共青團要致力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傳承、引導、塑造，是青年工作的主題詞。“形體其身，精神其心”，每個國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來培養人的。共青團就是要用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青年思想，幫助青年堅定理想信念，堅定傳承紅色基因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長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要大力加強和改進青年理論武裝工作，引導廣大青年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分析問題，尤其要深入推進“青年大學習”行動，引導青年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構筑強大精神支柱，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聽黨話、跟黨走的人生追求。要加強中國夢宣傳教育，加強近代史、黨史和國情政策教育，讓青年深刻把握歷史經驗，深刻認識現實成就，大力增強“四個自信”。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踐行，讓廣大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用青春活力為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增光添彩。

抓牢政治責任，共青團要把最大多數青年緊緊凝聚在黨的周圍。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鞏固和擴大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是共青團的政治責任。我們要常常思考怎樣才能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效地找到青年、聯系青年、影響青年、服務青年，努力讓最廣大的青年通過團組織聽到黨的聲音、認同黨的主張、感受黨的關懷、實踐黨的要求。總書記指出，“青年在哪里，團組織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團組織就要開展有針對性的工作。”我們要按照這樣的方向，努力擴大共青團對青年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在鞏固傳統領域青年工作基礎上，積極加強對青年社會組織、新興青年群體的聯系、服務和引導，大力加強對網上“無形對象”的工作;要以貫徹國家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為“總抓手”，著力加強服務青年工作，打通“最后一公里”，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全團上下要最大限度地為黨聚攏青年的“人”、凝聚青年的“力”、贏得青年的“心”，讓黨執政的青年群眾基礎堅如磐石，讓共青團的政治功能得到充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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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牢工作主線，共青團要組織帶領廣大青年奮勇建功新時代。“道不可坐論”。引領青年思想、鞏固青年群眾基礎的成效，都要體現到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上來。共青團就是要善于做好“轉化”的工作，善于促進組織力、引導力、服務力相互轉化，既努力把黨的要求轉化為青年的思想，又努力把青年理想上的堅定、價值觀上的執著、對黨的感情轉化為投身國家建設的前進動力和實際行動。要按照黨的十九大確定的各項任務部署，圍繞“三大攻堅戰”“四個全面”“五位一體”，找準團的工作的切入點、結合點、著力點，找準新時代青年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作用的渠道和方式，拓展團的各項建功品牌的時代內涵，廣泛、精準、有效地組織帶領青年服務大局，奏響青春建功新時代的最強音。

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無比宏偉，做好新時代黨的助手和后備軍光榮而艱巨。全團要不忘跟黨初心，奮發擔當進取，堅決擔負起黨賦予的神圣使命!本報評論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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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8云南大理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農產品與高校對接,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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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大理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農產品與高

校對接，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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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10所高校食堂分別開設了“精準扶貧”定點窗口，精準對接貧困地區的特色農產品。一年來，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對“農校對接精準扶貧窗口”的運行進行了完善，梳理出了一套可復制的窗口運行機制，將精準扶貧窗口推廣至全國高校。(7月16日央視網)“農校對接”顧名思義，就是農產品與高校食堂直接對接。“農校對接精準扶貧窗口”，通過整合高校后勤市場資源，建立貧困地區農產品直供高校的銷售渠道，解決貧困地區部分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形成精準扶貧產業鏈。這種產銷直接對接模式，既可以減少流通環節，降低流通成本，又可以增加貧困地區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增收、學生受益這一雙贏局面。

近年來，各高校為了響應國家政策，紛紛開展“農校對接”項目，已從“試點”逐漸發展成為“推廣”，但是在推廣過程中卻容易出現“農校對接叫好不叫座”的現象。農校對接牽涉各方利益，如食品安全、質量問題、價格問題、數量問題，讓農校雙方都擔心、抗拒、不接受，步履維艱。

之所以出現“農校對接叫好不叫座”現象，一方面是由于農校對接政策支持不足，政府對學校和農校的相關保障不到位，對參與農校對接的學校和相關農戶、合作社，補助和優惠政策太少;另一方面，受市場環境影響，采購模式和供應模式的矛盾。高校食堂需求不穩定，影響農產品價格;采購時間限制，關乎農產品的食品安全。這些是農校對接“叫好不叫座”的直接原因。

農校對接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生產模式、銷售模式、物流模式、產品質量和系統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推廣“農校對接精準扶貧窗口”模式，實現農校雙贏，需要政府、農、校三方共同努力，搭建互利共贏的平臺，助力精準扶貧。

“農校對接精準扶貧窗口”旨在探索從“田頭”到“餐桌”惠農惠校的直銷模式，需要政府完善保障體系。以法律合約制約農校雙方，規范供需雙方行為;加大項目、資金扶持力度，保障雙方利益;建立農校對接信息服務平臺，讓各供給方和需要方能夠快速發布生產信息、需求信息;支持建立全程實施質量監督監測體系，確保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可追溯性，也為高校的規模采購、陽光采購、安全采購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農產品供應方，應該根據學校需要，積極發展訂單式農業，以零散生產為主的貧困戶應該主動加強與學校溝通，以適當方式直接進入高校后勤采購環節，減少流通環節，向高校提供質量安全可靠的農產品，進而提高貧困戶收入。

高校應該建立暢通的采購渠道，積極創新工作方法，加強與貧困農戶對接，優先支持貧困農戶供貨，選擇性采購質優價廉的產品，讓貧困戶的高質量農產品真正意義上送進高校食堂，使農校對接真正成為精準扶貧的有效政策，從而實現“農校對接叫好又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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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四項指標讀懂中國經濟“半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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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云南文山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四項指標讀懂中國經濟“半年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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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論中國經濟的短期狀態還是長期發展，都廣受關注。2018年7月1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經濟運行情況顯示，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41896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6.8%，二季度增長6.7%，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6.7%—6.9%的區間。基于發布的一系列數據，我們可以歸納中國經濟表現出的四個新特征：經濟運行穩中向好，經濟效益逐步改善;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創新發展不斷前進;宏觀調控邁入新階段，政策舉措效果更加明顯;系統性經濟風險的防范與化解持續推進。

穩速增效

穩定的經濟增速是所有大型經濟體追求的發展目標。中國當前正在著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面臨轉型發展的任務目標，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速不僅必要而且重要。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年均GDP增速超過9%。但高增長背后的重數量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的做法還有待繼續改善。適當降低經濟增長有利于資源的重新配置，也為創新發展提供了可能。從新發布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新舊動能正在轉換，效益不斷增長的情況。2018年上半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6%，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同時，企業利潤保持比較快的增長，1—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16.5%，規模以上服務業營業利潤增長9%。

產業轉型

中國經濟增長依然能保持中高速，很大程度源于經濟效益的逐步改善，尤其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加快。上半年，第一產業增加值22087億元，同比增長3.2%;第二產業增加值169299億元，增長6.1%;第三產業增加值227576億元，增長7.6%。通過分析宏觀數據，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新情況。一是在鄉村振興戰略的指引下，農業發展質量不斷提升，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確保了農產品價格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二是工業增長總體平穩，基本與GDP增幅保持同步，同時高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增加值較快，顯示出工業結構繼續優化。三是服務業增長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那個部分，上半年，全國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8.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個百分點，保持較快增速。其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保持較快增長，新興服務業的成長和業態發展呈現出加快的趨勢。

調控升級

改進宏觀調控方式，提升宏觀調控質量，是經濟轉型的必要手段。當前，中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促進了民生福利增進，還推動了經濟發展方式的加快轉變。上半年，財政收入與支出的規模都在10萬億上下。扶貧攻堅、生態治理等主要改革任務，背后都有賴于財政政策的鼎力支持。為了應對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財政政策在“減負”上面下足了功夫。標志性的政策調整包括，2018年5月1日，國家實施增值稅新政,降低增值稅稅率，統一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標準;2018年7月16日，政府又將小微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上限提至100萬元。不僅如此，進出口環節的稅費下調、擴大市場準入、開放金融與服務業市場等，都是宏觀調控的升級舉措。此外，為了創新轉型，中國加大了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也努力與先進國家展開技術合作。全面擴大開放為宏觀調控開辟了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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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防范

經濟活動復雜性增加帶來了新風險。保持經濟平穩運行，風險防范是所有經濟體都需要面對挑戰之一。中國防范經濟風險的意識非常強烈。為了“去桿杠”“降風險”，財政、金融乃至經濟社會的各部門開始逐步清理“負債”，縮減“支出”。然而，即使在這樣的背景下，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97316億元，同比增長6.0%，增速比一季度僅回落1.5個百分點。其中，民間投資184539億元，同比增長8.4%，比上年同期加快1.2個百分點。應該說，中國并沒有因為風險而束縛發展的步伐，現局面來之不易。

來源：海外網

作者：何代欣(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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