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3月周小川即將卸任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被稱最難搞懂行長

2013年3月周小川即將卸任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被稱最難搞懂行長

他收獲了諸多贊譽。作為建國以來任期最長的央行行長，周小川任職的十年，是中國過去30年中通脹水平最低也最穩定的時期。從北美、亞洲到歐洲，多位官員和業界人士稱贊他是一位世界級央行行長。

然而謗亦隨之。他在任央行期間，央行資產負債表快速擴張，央行資產超過美聯儲成為“全球第一大行”，他因此背負了“貨幣超發”的指責。

他將帶著利率市場化和匯率改革尚未完成的遺憾卸任，也許遺憾還有更多。生平抱負是否盡展，他人無從知曉。

“周小川是中國經濟界一位杰出的思想者，他深邃的目光永遠投向中國經濟的邏輯深處。”有學者評價道。

“最難搞懂”的行長

身為央行行長，周小川常被國內媒體冠以“中國的格林斯潘”之稱。周小川說話愛繞彎子，也被市場和媒體認為是這位央行行長和格林斯潘的相似之處——鑒于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運行影響巨大，這也體現出周小川的謹慎作風和精深學識。

他的每次公開演講都備受關注。市場竭力挖掘、揣測他一字一句間可能蘊含的信息，力求追得上他的思維。2012年兩會期間，在央行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人民幣升值是否已經結束”這一問題，周小川回答了兩段話。他總結說：“我想這個事主要取決于市場供求關系，不會那么簡單。”

這一表態卻讓國際兩大頂尖財經報紙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猜測。發布會翌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發題為《中國暗示人民幣可能停止上漲》的文章。而《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是《北京暗示人民幣的上漲還未結束》。

有記者評價，央行新聞發布會上，周小川的表現“像一位老師面對期末考試前來套題的學生，既嚴肅又狡猾。”

更多時候，“學生們”沒有“套題”的機會。在兩會新聞發布會這樣的“規定動作”之外，他在公開場合極少主動提及貨幣政策。2008年12月，周小川在一個公開論壇上作了題為《擴大內需、升級換代、關注氣候、支持減排》的演講，闡述金融市場在碳配額定價中的作用。當他從全球變暖侃侃講到二氧化碳捕獲技術時，臺下眾人已經完全“石化”，習慣翻譯金融領域的同聲傳譯也磕磕巴巴，不知所云。

2010年3月4日下午，周小川在兩會政協經濟組駐地被記者圍追堵截。他微笑著比了一個“六”的手勢，意思是6日發布會上再回答問題。但幾分鐘后，網上就傳出“周小川暗示6月加息”的消息，甚至股市在尾盤時也向下跳了一跳。這場鬧劇令人啼笑皆非。

但這些或許都不是讓周小川最無奈的事情。由于中國貨幣政策對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力，周小川在國際場合也是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有時媒體甚至官方發布的新聞令人始料未及。

2012年11月，就在“釣魚島”事件成為各方關注焦點時，在墨西哥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間隙，周小川與日本財務大臣城島光力相遇。一轉身城島光力就向日本媒體高調宣布“與周小川在會議期間相遇并有談話”，并宣稱“能打一下招呼本身就有一定的含義”。城島光力還進一步推斷說，雙方將“在可能合作的領域展開合作”。

周小川的“難搞懂”更多時候可能源于他的學識精深。

他年輕時在黑龍江852農場插隊，這是一座緊鄰俄羅斯的農場，他的師傅姓楊，是山東濱州人。楊師傅說他印象最深的是，周小川非常好學，經常捧著書苦讀。后來他先后就讀于北京化工學院、機械研究院和清華大學，直至博士畢業。鮮為人知的是，2006年在852農場成立50周年之際，周小川以個人名義捐了一筆錢，回報這片自己曾灑下青春汗水的黑土地。

周小川英文流利。他平時閱讀的基本都是英文文獻材料，在車上、在機場、在無聊的會議上，隨時會掏出一篇英文論文來研讀。據說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期間，一些文件的批示中常常出現英文。那時證監會官員一有空就苦練英文，學習氣氛空前高漲。

周小川到央行之后，有一次正開著會，一位司長就匆匆跑出來。原來是周小川布置工作時用了一個頗專業的英文名詞，這位司長不明白單詞意思完全接不上話，又不好意思問，趕快跑出來找助手翻詞典。

在一些會議上，外國官員或嘉賓用英文提問甚至“刁難”，他也能用英文從容“回敬”。2010年博鰲論壇上，主持人格林伍德突然拋出一個政治涵義很濃的問題，質問周小川“中國不太愿意擔當全球領導的責任”，隨即還有意轉過頭去問印度央行行長“印度是不是更愿意在海外事務中發揮效應”。周小川用英文引用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觀點，四兩撥千斤地回應了咄咄逼人的提問，表達了中國堅持和尊重由多國共同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秩序。周小川的“高深莫測”再次派上用場。

“最時髦”的周主席

周小川在證監會的經歷頗有冰火兩重天的感覺。

周小川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證券市場至少有三件大事要追溯到周小川。一是QFII。二是股權分置改革。三是證監會放權。

2000年初，周小川擔任證監會主席。甫一到任，就提出眾多改革思路。對于之前相對封閉的資本市場來說，這些前沿的思路很有挑戰性，但也引起了“書生意氣”的質疑。

十幾年前，國家部委大批引入海歸還比較少。但當時的證監會隨便掰掰手指頭就能數出高西慶、史美倫、汪建熙等一大批有海歸背景的官員。

在他任內，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跨出一大步。證監會開始密集研究國際證券市場的經驗，華爾街、芝加哥期交所頻頻看到中國證監系統人員的面孔。證券市場引進國際會計準則也是從那時開始。2003年，QFII正式進駐中國股市。鮮有人知，在此之前，整個團隊已作了大量鋪墊。

也是在其任內，國有股減持的思路第一次開始付諸實踐，盡管由于環境條件不成熟被擱置，但為之后轟轟烈烈的股權分置改革打下了基礎。

周小川有一句名言：“證監會應該當好裁判員，不偏向、不下場”。他努力促使證券市場回歸市場化本義，整肅市場秩序。在他任內，證監會出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變“審批制”為“核準制”、出臺“退市令”、對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進行嚴厲處罰。

在2002年12月5日的一個論壇上，即將離任證監會主席的周小川做了題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組織結構》的演講，系統地闡述了他一貫的市場化的觀點。他說：“市場機制能夠調節的，就讓市場去調節，解除管制也就成為必然的趨勢。證監會取消了32項行政審批事項，就是解除管制的重要體現。”“我們將會給市場機構和自律性組織更多的空間，讓他們發展和創新。”這是他對主政證監會思路的一次總結。

證監會主席向來是坐在“火山口”上。盡管他的努力奠定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幾塊基石，但也因為B股開放套牢內地投資者、國有股減持激起流通股東反對這兩次“滑鐵盧”，引來“改革脫離證券市場發展現狀和承受能力”、“股市殺手”等批評和質疑。

也有人說，作為證監會主席，周小川的“運氣”不太好。趕上股指沖高下行，市場趨冷。還有一個遺憾是，早在他任內，深交所已經開始籌備創業板，從2000年8月到12月忙活了5個月，卻因種種原因未成行。創業板就此擱置近十年。

盡管如此，美國《商業周刊》在2001年卻將他評為“決策者之星”，理由是“他使得中國的證券市場越來越像美國的華爾街而非賭城拉斯韋加斯。”

“最靈活”的行長

作為一個思想者，周小川市場化理念最淋漓盡致的發揮還是在央行任期內。英國《金融時報》評價他是“中國最有能力的技術官僚”。

周小川剛出任央行行長時，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即正式啟動，周小川擔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此后十年時間，國有大行走出了“技術性破產”的困局，中國金融體系得以重生。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也成為周小川行長生涯中濃墨重彩的華章。

2004年1月，注資國有商業銀行方案水落石出。令業內人士大吃一驚的是，注資動用了國家外匯儲備，而不是此前傳聞的所謂財政部發債1300億元直接注資。用外匯儲備注資在當時不乏質疑聲。

“財政沒錢，或者是財政不愿掏錢注資，注資是國有銀行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骨頭。但周小川繞過了財政這環，用外匯儲備注資。這點體現了他的靈活。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有市場人士評價道。

2005年7月，央行“出其不意”宣布開啟匯改，并一次性升值2%，人民幣匯率從此“浮”起來。當時也不乏反對之聲，甚至有專家當面對他提出批評。尤其是外部對中國施加升值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實起到了反作用。

2010年9月，奧巴馬前顧問薩默斯跟周小川在北京打了一場網球雙打賽。據傳，他們開玩笑地打賭，說中美之間的匯率將由勝者決定。結果薩默斯輸了。

2012年11月，即將卸任央行行長的周小川曾總結匯改，無疑，他對匯改成果總體是滿意的。

但是，作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制定者，更多時候是無奈。最近十年是貨幣政策工具運用最“靈活”的時期，可這并非有意為之。

2008年以后，為應對金融危機，“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中國的信貸和投資都進入高速擴張期，地方政府的債務杠桿快速上升。面對高通[微博]脹，又無法貿然加息，央行的貨幣政策被擠到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將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21.5%——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高度。“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要體會靈活二字，央行其實早就說了，存準率沒有天花板。”市場人士解讀說。

2010年11月，周小川在北京大學一次演講中，拋出了“池子關熱錢”的提法。他說：“短期投機資金進來了，我希望把它放在一個池子里，而不是放到整個中國的經濟中去。等它需撤退時，將其從池子里放出，讓它走。這樣能在宏觀上減少資本流動對中國經濟造成的沖擊。”

說起來，“池子說”的面世頗為掙扎：當時會議主辦方北京大學嚴禁記者報道，但周小川演講結束后，在場幾位記者商議認為這一提法意義重大，在北大教室過道上一起“拍板”決定令其見諸報端。

直到2011年，大家終于明白周行長心中的池子就是存款準備金。

早在2004年，周小川便提出“金融生態”的概念，其核心是拋出疑問——到底是誰在累積中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今天人們終于可以領會他八年前提出這一概念時，其內心所蘊含的深深的憂慮。

2010年以來，周小川在多個場合不斷釋放信息，要為地方公共投資的融資機制“開前門而關后門”。其實是希望為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找一個對沖安排，不能全壓在國有銀行的身上，否則，在軟預算約束的框架下，最終可能全部由中央銀行“埋單”。

“對他的話，聽者當時往往很難領會其意思，但一段時間后，可能會恍然大悟其深意。”央行有關人士如是說。

“最難追”的行長

周小川大概是中國內地部長中被媒體圍追堵截最多的一位，無論何時何地現身都尾隨著龐大的記者隊伍。由于長年周旋于記者包圍圈，再加上自身身高腿長，慣于打網球和羽毛球，周小川的身手十分敏捷，跑動迅速，被記者們公認為“最難追的部長”。

2009年兩會上，周小川的滿頭銀發成為媒體們關注的焦點。一名臺灣女記者很關切地問，是否因為應對金融危機工作太辛苦，以致頭發都灰白了。周小川回答說，在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每天得到的信息較此前增加幾倍，而且很難用過去經驗、分析框架來對待今次問題，挑戰很大，“因此，可以說央行的工作還是蠻操勞的”。

香港《文匯報》刊出了題為“行長解困忙操勞添白發”的文章。香港《經濟日報》的標題是“行長黑發變白成壓力指標”。在“政策制定者缺乏前瞻性，對次貸危機認識不足”的質疑聲中，周小川確實飽受壓力。

周小川雖然和藹，但面對媒體提問是有“門檻”的。有時候他會反問媒體：“這個問題??你再想想？”意思是記者提的問題不夠專業，等記者琢磨他的話時，周小川已大步流星地快速擺脫包圍圈。有一次記者追著他問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是否會調整，他笑著說：“你知道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的。”

當然也有例外。2012年兩會，周小川如往常一樣被記者追著，記者們拋出一大堆市場關心的問題，他都大步前行避而不答。但當中國證券報記者問道“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是否應進一步加大”時，他停下腳步說：“這個問題可以回答一下。”

會后不久，央行便宣布擴大人民幣兌美元日波幅至百分之一。

他的精力充沛驚人，行程總是滿滿的。例如，他經常在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后抵達國外某城市參加數小時的國際會議，隨后不停歇地再飛十幾小時趕回北京。落地在北京的清晨，周小川會隨即趕往辦公室開始辦公，往往迎接他的是一場會議、一次外事活動或者還有一個演講。

2012年末一個普通的周末，周小川出席了三個論壇并發表了三場公開演講。其中一場演講的題目是《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的十個特點》。他指出，由于中國處于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中國通脹過熱的沖動始終多于通縮。”

利率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或許是他的一大遺憾。對于利率決策的自由度從始至終都困擾著央行。在2012年博鰲亞洲論壇上，周小川在回答“如何看待應該下調貸款利率的建議”時坦言，“我對這一塊的評價不一定合適。首先我表示一條，我們鼓勵各種研究機構、經濟學家都參與政策討論，提出各種評價，提出各種建議，這對貨幣政策的形成有好處，對改革開放也有好處。”

盡管媒體認為他“很難追”，但身邊的人評價他“心胸開闊，境界很高”，比起很多“難伺候”的官員，周小川對很多小事并不計較。有一次在國外開會，會后周小川與外國官員交談幾句，出來時接送的車已經走了，隨行人員很緊張，他卻說沒事，乘其他車返回駐地。

央行某官員開了一個實名微博，粉絲很多。有一次周小川對他說，“聽說你的粉絲有好幾萬。”這位官員很忐忑，擔心被批評不務正業，但周小川轉而和他討論其他問題了。

剛過65歲生日的周小川，其下一步的去向有眾多版本。愛好打網球的他，下一個“球”將揮向何處？

第二篇：央行行長周小川（寫寫幫推薦）

央行行長周小川：探索民間融資陽光化途徑

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暢通民間投資渠道，改善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

本報訊 據央行網站消息，為指導和協調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周小川行長率領中國人民銀行調研組一行赴浙江溫州深入了解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建設有關工作情況。

昨日上午，在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工作座談會上，周小川發表講話稱，在溫州推進金融綜合改革，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暢通民間投資渠道，改善小微企業和“三農”金融服務，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維護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通過金融綜合改革，有效提升民間資金向產業資本轉化的能力，完善專注于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產品創新體系，增強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優化地方金融生態環境。

周小川強調，溫州金融綜合改革要解決溫州當前經濟金融運行中存在的“兩多兩

難”(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突出問題，有利于充分發揮溫州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金充裕、民間金融活躍的優勢，探索民間融資規范化和陽光化途徑，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要點和重點在于“減少管制、支持創新、鼓勵民營、服務基層、支持實體經濟、配套協調、安全穩定”。

相關新聞：周小川調研溫州金融改革 “減少管制”、“對于那些基本具備條件的改革任務，成熟一項，就啟動一項”，這是央行行長周小川昨天就溫州金融改革作出最新表態。據了解，周小川已于4月9日率央行調研組赴溫州調研。溫州金融改革怎么改、開放到什么程度已經在學界引起熱議。

第三篇：恒豐銀行兩任行長被曝無實權 高管稱董事長一人說了算

恒豐銀行兩任行長被曝無實權 高管稱董事長一人說了算

2017年01月04日07:28 新京報

誰的恒豐銀行？

公司“三會一層”邊界被指模糊不清，兩任行長權力疑遭架空；部分授信超出銀監會規定額度

持續了大半年的恒豐銀行亂局，并非無本之木。

據媒體報道，恒豐銀行高管通過各種手法，將逾430億元的銀行受托資金借道多個外部機構，以實現對恒豐銀行持股。一旦運作成功，恒豐銀行高管將絕對控股這家銀行。

2016年12月以來，多位恒豐銀行內部人士向新京報記者報料稱，恒豐銀行一系列**背后的根本，系存在“三會一層”邊界不清晰等公司治理問題，董事會下設經營管理部門，人、財、物、風險均由董事長蔡國華說了算，作為經營層的行長被“架空”。

公司治理亂象之下，一系列不合規行為浮出水面。新京報記者獲取的一份恒豐銀行對云南實力控股的授信通知書顯示，一筆金額為280億元的授信，有 156.35億元超出銀監會規定授信額度。同時，2016年3月以來，銀監會陸續公布13條對恒豐銀行分支機構的處罰信息，包括辦理無真實貿易背景的票據 業務、虛增存貸款等違規行為。

1月3日，新京報記者向恒豐銀行發去采訪函，截至發稿，未獲得回復。

恒豐銀行陷“股權迷局”

恒豐銀行的積弊，在2016年一系列**中爆發。

據《財新》2016年11月發布的《恒豐銀行股權控制術》報道，恒豐銀行高管通過各種手法，將逾430億元的銀行受托資金體外循環，借道多個外部機構，以實現對恒豐銀行持股。

公開資料顯示，恒豐銀行前身為成立于1987年的煙臺住房儲蓄銀行。2003年改制為恒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2013年，蔡國華接替姜喜運，出任恒豐銀行董事長。此前，蔡國華為煙臺分管國資的副市長，也是恒豐銀行的主管上級領導。

恒豐銀行2015年年報數據顯示，在恒豐銀行前五大股東中，江蘇匯金持有13億股，較2014年末增加6.57億股，持股比例增加到11.01%，為第 三大股東。此外，一個新增加的股東是上海佐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數量為9億股，持股比例為7.63%，位列第五大股東。

《財新》報 道稱，430億元的體外資金循環，主要是通過江蘇匯金和上海佐基持有恒豐銀行股份。其中，江蘇匯金已經聽命于蔡國華，佐基系主要包括蔡國華接手恒豐銀行后 成立了上海佐基及相關的“佐系”公司，作為平臺逐步承接原江蘇匯金等老股東的股份，亦作為高管持股平臺。另外，恒豐銀行還有計劃引入君康人壽作為股東。

近一年多，上海佐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進行了暴增。新京報記者查閱工商信息獲悉，2015年10月29日，其注冊資本由1億元變更為6.475億元，2015年12月25日，再次變更為89億元。

“從2014年下半年起，江蘇匯金便配合恒豐銀行做了不少匪夷所思的增資和股權騰挪等安排。而以上海佐基及一系列‘佐系’殼公司為工具，加上新管理層引入的新‘合作方’重慶房地產商人王玉強的企業等，開始了新一輪恒豐銀行股權控制術。”報道稱。

新京報記者從恒豐銀行內部人士獲得的一份授信通知書顯示，恒豐銀行向杉杉控股授信280億元，擬用于分兩次購買君康人壽44.65億股權，這部分股權在君康人壽總股本中的占比達到了71.44%。

《財新》報道顯示，恒豐銀行的“體外循環”包括了對江蘇匯金和上海佐基的154億元增資、對控股君康人壽280億元的資金安排，這些銀行股東的融資均來自恒豐銀行安排的銀行資管計劃，并指定了代持機構。一旦運作成功，恒豐銀行高管將絕對控股恒豐銀行。

不過，報道稱，此前恒豐銀行安排的員工持股計劃已被監管部門叫停，運作君康人壽也引發監管關注而遭遇“擱淺”。

公司“三會一層”邊界引質疑

“一個仙女，落入凡間，頭朝地。”恒豐銀行高層齊勝（化名）如此描述公司近一年多的執行力。

齊勝說，恒豐銀行有一本書描述各個部門職責和崗位設置，非常清晰，但恒豐銀行執行很差，完全走樣。在齊勝看來，出現前述問題的根源，在于恒豐銀行“三會一層”（董事會、監事會、股東大會及高管層）邊界不清晰。

新京報記者獲取的一份恒豐銀行章程要求，董事長應當在法律、法規、規章及章程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職權，不得違反議事制度和決策程序，越權干預高級管理層的經營管理活動。

但據恒豐銀行人力資源部人士提供的一份恒豐銀行組織架構圖顯示，董事會架構下，除了常規的董事會委員會外，還有“董事會層面部門”，下轄組織人力部、審計部、國內機構發展部等。而在其他銀行，很少將“組織人力部”“審計部”等經營管理部門直接下設在董事會。

盈科律師事務所全球合伙人王光英告訴新京報記者，委員會是董事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成員由董事擔任，而部門屬于管理機構，不能設在董事會架構之下。“在股份制公司中，部門與委員會是不能平級，該設置在公司法中亦不合法。”

“在恒豐銀行三會一層上，實際上是董事長一個人說了算。”2016年12月29日，恒豐銀行前任高層田偉（化名）等人透露。

“雖然公司法、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都有規定，但是在行里，蔡國華是董事長、黨委書記，又是經營的第一責任人，全行經營管理的人、財、物、風險等都是蔡親自抓。”2016年12月22日，齊勝向新京報記者表示。

恒豐銀行年報顯示，作為行長，林治洪并未進入恒豐銀行董事會。新京報記者注意到，2015年膠東在線網站公布的《煙臺市人民政府關于推薦林治洪職務的通知》顯示：推薦林治洪為恒豐銀行董事會董事、行長人選。

兩任行長被曝無實權

在蔡國華擔任董事長后，恒豐銀行已更換了兩任行長。

2009年，欒永泰作為恒豐銀行第一副行長全面主持工作。2013年底，蔡國華擔任董事長后，聘請欒永泰為恒豐銀行行長。2014年，欒永泰以身體不適為由提出辭去行長職務。2015年8月，恒豐銀行董事會通過議案，聘任林治洪擔任行長。

“林治洪擔任行長后，人力、財務、風險管理、后勤、審計、稽查等全部歸董事長管，行長無任何權力，甚至任免一個新員工的權力也沒有。”2016年12月29日，一位恒豐銀行內部人士向新京報記者表示。

2016年12月9日，恒豐銀行宣布，董事會于當日通過了議案，解除林治洪行長職務。這距離林治洪上任僅一年零四個月。

另據媒體報道，欒永泰擔任恒豐銀行行長期間，其權力也是幾乎被架空。

2016年9月，接近欒永泰的人士向新京報記者透露，作為總行行長，欒永泰沒有具體的分管工作，沒有分行行長、副行長甚至支行行長等人員任免權力。“調入、調出一個普通員工都是蔡國華說了算。”

此外，齊勝等多位高管均表示，自己進入恒豐銀行在被蔡國華面試時，對方均會提出三句話，意為“表忠心”，其中一句是“忠誠于恒豐，忠誠于我”，另一句是“有沒有我手機號”。

個別貸款余額超出監管“紅線”

在“三會一層”之外，恒豐銀行的授信問題也曾引發質疑。

新京報記者從恒豐銀行內部人士獲得一份恒豐銀行對云南實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簡稱“云南實力控股”）的授信通知書顯示，授信金額為人民幣280億元，起始日期為2016年7月27日，授信額度有效期為60個月。

銀監會于2009年8月頒布的《貸款公司管理規定》的通知要求，貸款公司對單一集團企業客戶的授信余額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15%。

恒豐銀行2015年年報顯示，恒豐銀行2015年資本凈額為824.31億元，按照銀監會的解釋，恒豐銀行貸款余額不能超過123.65億元。而前述對云南實力控股的授信，有156.35億元超出銀監會規定授信額度。

這樣一筆貸款是如何發放的？田偉于2016年12月29日對新京報記者表示，自己并未見過這筆貸款審批。前述內部人士表示，作為行長的林治洪也毫不知情。

因業務不規范多次遭監管處罰

在蔡國華治下，2015年底恒豐銀行資產規模突破萬億元大關，達到1.06萬億元，三年增長了近70%。

同時，分行或支行在全國迅速鋪開。恒豐銀行官網稱，截至2015年底，新增分支機構74家，與上年相比實現翻番。恒豐銀行2015年年報顯示，總行所轄分支機構256家，其中包括14家一級分行。

進入2016年，恒豐銀行分支機構開設進度并沒有停滯。銀監會官網搜索顯示，2016年，關于恒豐銀行分支機構籌建或開業的消息達到35條。

在加速擴張的同時，分支機構的業務不規范浮出水面。2016年3月開始，銀監會官網陸續公布13條關于恒豐銀行分支機構的處罰信息。

在銀監會公布的處罰信息中，恒豐銀行的主要違規事項為違規辦理信貸、票據業務。2016年3月，重慶銀監局宣布，恒豐銀行重慶分行因違規辦理信貸、存款業務，累計被罰70萬元。在此之外，恒豐銀行福州分行、杭州分行、煙臺分行也因多起違規事件遭到當地銀監部門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