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務員考試時事政治：大學過分功利對社會是禍害

公務員考試時事政治：大學過分功利對社會是禍害

談大學面臨問題

臺大校長李嗣涔：

臺灣高校在為生源驟減而苦惱

“2016年將是臺灣高校的一個坎，因為1998年臺灣的人口出生數從33萬下降到27萬，這意味著18年后，也就是2016年，生源會驟然減少6萬，相當于一下減少了20%，而臺灣目前有163所高校，每年的招生人數在25萬左右，可以想見相當一部分高校面臨轉型或合并。而生源數還在持續下降，這幾年出生人數只有20萬左右，未來高校面臨的狀況更嚴峻。”臺灣大學的李嗣涔校長表示了對臺灣生源逐年減少的擔憂。

“如果這個缺口沒有補起來的話，臺灣的163所大學不知道有多少要倒掉。”李嗣涔說，增加招收外籍學生和大陸學生也是方法之一。“現在臺灣在招收大陸學生時有‘三限六不’政策，三限是指限制采認高等學校、限制赴臺陸生總量、限制學歷采認領域;六不則是不涉及加分優待、不影響臺灣島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臺就業和不得報考公職。這樣的政策對臺灣大學的發展不利，所以2011年大陸學生總共只有928人最終注冊，2012年錄取了1328人，但估計只有七八成的報到率。我想，臺灣適時會對‘三限六不’政策‘松綁’，以鼓勵更多陸生赴臺讀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香港高校今年首改4年制

和臺灣的生源下降相反，香港中文大學的沈祖堯校長笑稱，自己正為今年新學期突然要增加的3000新生犯愁，“我們的副校長跟我說，他要天天睡在學校里了。圖書館、教室、食堂都要擴容，目前我們正在完成圖書館地下擴建工程。”原來，從2009年起，香港高中學制改為3年，而大學由3年改為4年。“也就是說2006年9月就讀中一的學生，會在完成六年中學教育后，于2012年考進大學。因此今年這一年是相當重要的一年。不僅是人數突然變多，整個課程也要改變，這些都是過去從未考慮過的問題。”

而和學制改革同時進行的，還有香港的升學考試。“7月20日，是香港首次DSE考試放榜的時間，香港媒體稱這是香港教育改革的里程碑。”沈祖堯校長介紹，DSE考試是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試的四個核心科目為語文、英語、數學及通識教育。“教育改革的內容之一是減少考試，過去高中畢業需要有兩次考試，一次是中五的會考，一次是中七的A—Level考試。現在則只有一個DSE考試，通識教育是其中新增的考試內容，主要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溝通能力以及社會責任感等。”

談高等教育改革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

“大學過于功利，大學校長過于功利，對社會將是個禍害。”復旦大學楊玉良校長說，人類對知識的崇拜已經超過了對思想的崇拜，“然而知識也是雙刃劍，比如化學家可以合成藥物，也能合成毒品，大學過分追求技術主義，對國家并非有利。撒切爾夫人曾有個論斷，認為中國不會成為世界強國，因為近代中國沒有獨立的、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的確，中國近代開始就沒有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家了，我們輸出的只是制造業的產品，而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流的思想家，這會是個悲哀。

我們常說，要建立學習型社會，學習雖然重要，但思想更為重要，如果一個社會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思考，才能真正強大。而在這一點上，大學應當起到引領的作用。”

南京大學校長陳駿：

港校“掐尖”會促進良性競爭

在談及高校教育改革時，南京大學校長陳駿表示，目前南大正努力在課程設置上進行改革，將課程體系與國際一流大學對接。陳駿認為，大學高等教育改革要與中學改革銜接，就本科教育階段而言，還應該與研究生教育相銜接。

近幾年，港校在內地不斷增加招生計劃，以國際化教學環境、優渥的獎學金等優勢每年“搶”走越來越多的尖子生。港校來內地“掐尖”，是否已經對內地重點高校生源形成了威脅?對此，陳駿表示，內地優質生源龐大，被港校錄取的尖子生數量并不多，因此并不會對內地高校招生造成影響。相反，他認為這種與香港、臺灣等地的高校進行“比拼”的招生模式，會在高校中形成良性競爭，促進內地高校教育的改革和發展。陳駿表示，與港臺大學相比，內地高校應該“沉下心”去，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

第二篇：公務員考試面試時事政治：大學師生要敢于對“潛規則”說不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5月5日晚，網上一篇《武漢大學素質教育講堂成員集體辭職書》的日志剛一貼出，就在武漢大學引起了反響。這封源自該校品牌項目“素質教育講堂”主頁的辭職書，與一個小時前學校社聯網站的部長級干部公示名單針鋒相對。信中寫道，日前學校學生社團聯合會(以下簡稱“社聯”)舉行的部長級干部競聘中，共有6名同學參與了素質教育講堂(以下簡稱“素講”)項目部部長和常務副部長的面試，但是在校社聯網站上發布的公示名單，當選素講部長的人卻并沒有從6名競聘人中產生。(《中國青年報》5月9日)

對于學生的集體辭職，可以有多種解讀，諸如，高校社團管理的行政化，有關職能部門不尊重學生的權利，漠視公平公正;高校學生管理要講民主，而民主必須遵守基本的游戲規則——最終當選者居然不來自應聘者，這完全是不把規則當回事。而筆者更關注的是，這一行為富有學生自治的色彩，是對學生權利實行救贖的一種方式。

如果沒有這封集體請辭信，這件事不會“鬧”得這么大，也不會引起社會的關注。而學校社聯的負責人們，也可能沒有想到學生會做出這種舉動——往往，顧慮到上級領導的權威，學生們大多會選擇息事寧人，而不會與上級領導“對著干”，但這次學生們沒有屈服，而是站了起來，大膽地說“不”。

我們說現代大學要有“學生自治”，真正的學生自治，就該是這種對自身權利的堅決捍衛，不容忍公平、正義被踐踏。但這在現實中很少發生，相反，我國大學的學生組織越來越官僚化，學生干部也充滿官氣，深諳官場規則，在學生會、學生社團干部選拔中，“潛規則”盛行，而大家對此也見怪不怪。武漢大學學生的請辭，能鬧出這么大的動靜，是因為這種行為在高校中太少見了。

維護自身權利，當然不只請辭這種方式，還有起訴、協商、溝通等途徑，但請辭在現實中有其積極價值，鮮明地傳遞了學生的反對意見，是對底線原則的堅持。同時，也會通過這一行動，引起社會關注，進而促進事情的解決，就像現在，武漢大學校社聯的不規范運作被公之于世，學校有關部門就會認真對待。

針對我國大學的教育、學術問題，當前迫切需要這種說“不”的勇氣和行動。近年來，我國大學教育腐敗、學術不端頻發，很多教授對大學的管理模式、考評體系嚴重不滿，可是，鮮見有教授站出來明確反對，對學校的行政管理、決策說“不”。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行政權力過于強大，行政權力可以輕易打擊說不的教授，讓其邊緣化，因此，教授選擇不說。二

是教授們各有各的利益盤算，總擔心自己的利益因堅持原則而受到傷害，于是在維護大家的權利時普遍“退縮”，久而久之，行政的力量越來越強大，高校的行政化就是這么加劇的。

現代大學除學生自治外，更重要的是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因此，需要形成學術共同體，包括在大學組建獨立的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負責教育和學術事務的決策。在面對行政對教育、學術的不當干預時，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應該站出來維護教育和學術的尊嚴，對行政力量說“不”。

要推進我國教育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教育管辦評分離，需要行政部門壯士斷腕的勇氣，也需要一線師生爭取教育權、學術權的骨氣。

第三篇：2014山東公務員面試時事政治：大學師生要敢于對“潛規則”說不

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5月5日晚，網上一篇《武漢大學素質教育講堂成員集體辭職書》的日志剛一貼出，就在武漢大學引起了反響。這封源自該校品牌項目“素質教育講堂”主頁的辭職書，與一個小時前學校社聯網站的部長級干部公示名單針鋒相對。信中寫道，日前學校學生社團聯合會(以下簡稱“社聯”)舉行的部長級干部競聘中，共有6名同學參與了素質教育講堂(以下簡稱“素講”)項目部部長和常務副部長的面試，但是在校社聯網站上發布的公示名單，當選素講部長的人卻并沒有從6名競聘人中產生。(《中國青年報》5月9日)

對于學生的集體辭職，可以有多種解讀，諸如，高校社團管理的行政化，有關職能部門不尊重學生的權利，漠視公平公正;高校學生管理要講民主，而民主必須遵守基本的游戲規則——最終當選者居然不來自應聘者，這完全是不把規則當回事。而筆者更關注的是，這一行為富有學生自治的色彩，是對學生權利實行救贖的一種方式。

如果沒有這封集體請辭信，這件事不會“鬧”得這么大，也不會引起社會的關注。而學校社聯的負責人們，也可能沒有想到學生會做出這種舉動——往往，顧慮到上級領導的權威，學生們大多會選擇息事寧人，而不會與上級領導“對著干”，但這次學生們沒有屈服，而是站了起來，大膽地說“不”。

我們說現代大學要有“學生自治”，真正的學生自治，就該是這種對自身權利的堅決捍衛，不容忍公平、正義被踐踏。但這在現實中很少發生，相反，我國大學的學生組織越來越官僚化，學生干部也充滿官氣，深諳官場規則，在學生會、學生社團干部選拔中，“潛規則”盛行，而大家對此也見怪不怪。武漢大學學生的請辭，能鬧出這么大的動靜，是因為這種行為在高校中太少見了。

維護自身權利，當然不只請辭這種方式，還有起訴、協商、溝通等途徑，但請辭在現實中有其積極價值，鮮明地傳遞了學生的反對意見，是對底線原則的堅持。同時，也會通過這一行動，引起社會關注，進而促進事情的解決，就像現在，武漢大學校社聯的不規范運作被公之于世，學校有關部門就會認真對待。

針對我國大學的教育、學術問題，當前迫切需要這種說“不”的勇氣和行動。近年來，我國大學教育腐敗、學術不端頻發，很多教授對大學的管理模式、考評體系嚴重不滿，可是，鮮見有教授站出來明確反對，對學校的行政管理、決策說“不”。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行政權力過于強大，行政權力可以輕易打擊說不的教授，讓其邊緣化，因此，教授選擇不說。二

是教授們各有各的利益盤算，總擔心自己的利益因堅持原則而受到傷害，于是在維護大家的權利時普遍“退縮”，久而久之，行政的力量越來越強大，高校的行政化就是這么加劇的。

現代大學除學生自治外，更重要的是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因此，需要形成學術共同體，包括在大學組建獨立的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負責教育和學術事務的決策。在面對行政對教育、學術的不當干預時，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應該站出來維護教育和學術的尊嚴，對行政力量說“不”。

要推進我國教育改革，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的教育管辦評分離，需要行政部門壯士斷腕的勇氣，也需要一線師生爭取教育權、學術權的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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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天津公務員考試時事政治：搶窮帽子對扶貧模式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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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天津公務員考試時事政治：搶窮帽子對扶貧模式應反

這種單純的輸血式扶貧模式，極有可能讓地方官員有更多的資源支配權，使貧困地區的政府先富起來，而不會真正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也不會實現民生方面切實的改善

近日，審計署公布了19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財政扶貧資金審計結果。記者統計發現，有11個縣存在貪污侵占扶貧資金的問題;10個縣違規支出招待費用于請客、送禮、旅游等，違規總金額接近1110萬元;17個縣存在各種騙取扶貧資金的事實，總額超過了2150萬元。

近年來，樂當貧困縣，不愿摘窮帽子，在一些地方成為不爭的事實。如在湖南省新邵縣曾出現“熱烈祝賀成功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橫幅，不失為耐人尋味的黑色幽默。又如黑龍江省海倫市為了達到國家級貧困縣標準，不惜弄虛作假，有意壓低相關數據，把全市農民原本年人均純收入的6695元調為不足1300元，為了戴上窮帽子，他們還到處拉關系、托人情。去年國家對592個貧困縣名單進行11年來的首次調整，導致各地對貧困縣窮帽子的爭奪異常激烈，而有人申請加入卻無人請求退出的尷尬，更成為對現行扶貧機制的一次拷問。

發展才是硬道理。或許在多數人眼里，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沒人再以貧為榮了。的確，假如只是一頂窮帽子，當然不至于讓一些地方如此這般趨之若鶩。之所以這頂窮帽子不僅沒人嫌棄，反而還被爭之唯恐不及，以戴窮帽子為榮，其實這不僅僅是一頂帽子，它意味著將能得到許多實質性的財政支持與實惠。時下，一些地方對窮帽子確有沾沾自喜的理由，因為一旦入選貧困縣，便能擁有看見或看不見的實惠。據報道，國家每年下撥巨資用于貧困縣的扶貧開發，至于其他好處也自不待言，比如東西扶貧協作，即發達的東部地區對口支援，再比如社會力量的扶貧。如此看來，一些地方對于戴窮帽子樂此不疲，屬于“人之常情”。

貧困本不可怕，怕的是人窮志短，怕的是權力思維、政績觀念、發展理念貧困。當窮帽子成了一場利益爭奪戰，貧困地區的認定恐怕已不僅僅是基于當地財力和民眾收入這些樸素單純因素來作出，相關領導的公關能力、與上級財政和評定部門的關系如何，也必然會影響貧困地區的認定。這樣一來，最終勝出的究竟是不是需要扶貧的地區，就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現實中，很多地方之所以已經發展了卻仍不愿意脫掉貧困縣的帽子，還有一些地方，在已經戴了很多年窮帽子后還想繼續再戴窮帽子，都源于他們嘗到了扶貧政策帶來的好處。而這里面最實際的一項好處就是來自國家財政撥款的真金白銀。由此也引發不少地方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爭搶貧困縣帽子的怪象。

國家級貧困縣的評定，發端于1986年的國家扶貧開發政策，現已走過了27個年頭，目前中國共有590多個國家級貧困縣(旗、市)。這種以縣為單元進行資源分配的扶貧模式，對改善貧困縣人口的生活境遇無疑大有裨益。但這種以貧困縣為主導的分配扶貧資源的方式是否要改進，卻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方面，從各地爭搶窮帽子的怪象背后，可以反向論證現行扶貧評估體系的缺陷以及扶貧資源分配中存在的普惠性不夠、精準度較差而隨意度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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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

另一方面，假如貧困地區一味等待國家給資金、給優惠，必然失去發展的動力，尤其是這種單純的輸血式扶貧模式，極有可能讓地方官員有更多的資源支配權，使貧困地區的政府先富起來，而不會真正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也不會實現民生方面切實的改善。

常言說，扶貧先扶志。從這種意義上講，國家創新扶貧的體制機制，推行開拓式扶貧勢在必行，由輸血式轉變為造血式，在資金、政策、機會和合作等方面幫助貧困地區，才能增強貧困地區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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