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國軍方70年碌碌無為 美國軍校和美軍高級將領的失敗

美國軍方70年碌碌無為: 美國軍校和美軍高級將領的失敗

威廉·阿斯托爾 美國空軍退役中校

發表時間：2015-08-27 觀察者

托馬斯·杰弗遜大廳——美國西點軍校的圖書館和修習中心——顯著標示了兩條引語讓學員好好思考。第一條是杰弗遜于1788年寫給喬治·華盛頓的一句話：“發動戰爭的實力經常可以用來阻止戰爭。在我們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實力發動戰爭，這會使我們對和平的渴望能夠得以實現”。第二條引語是杰弗遜于1815年寫給托馬斯·萊柏爾的一句話：“我希望隨著我們力量的增長，我們的智慧也與日俱長，這種智慧教導我們，我們越少運用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力量就變得越強大。”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弗遜，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兩個世紀以前，杰弗遜的觀點顯明清晰，今天也還是這樣：雖然美國渴望和平，它必須為發動戰爭做好準備，然而，它越是避免訴諸生硬的軍事強力，它就變得越是繁榮昌盛。

美國的軍事官員和政治家聽取這些教導了嗎？顯然沒有。21世紀，在為發動戰爭做準備方面，美國全球第一——這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在全球各地攻擊性地使用軍事力量，我們也是全球第一，這個過程在削弱我們的國家，正像杰弗遜警告的那樣。

當然，比起杰弗遜的時代，今天的世界更復雜也更擁擠。很長時間，美國都是一個地區性的力量，甚至奉行孤立主義，現在卻成了一個帝國式的全球超級大國——不夸張地說，美國在把全世界變成它的軍事基地。雖然這么說，杰弗遜講的道理仍然對我們大有裨益，尤其當你考慮如下事實——自從1945年以來，美國的軍事力量還沒有在一場主要戰爭中取得過讓世人信服的勝利。

毫無疑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但我想集中于兩點：第一，在美國軍校中，學員真正學到的是什么；第二，美國高級將領如何只謀私利——他們中很多人是軍校畢業生。盡管他們對杰弗遜的話也許耳熟能詳，但他們卻一直在忽視或者誤用這些話。這促成了目前美國戰事不斷和國家衰落的局面。

美國軍校：一方面是高尚理想，另一方面是只知計較個人得失的畢業生

就其理念來說，美國軍校是要教導和激發具有堅強個性和無懈可擊人品的領袖人物。他們要給美國青年做楷模，是彰顯為國服務的輝煌象征。其終極目的應該是培養有能力的軍事領袖，打贏美國發動的戰爭（在這里，杰弗遜或許會加上一句說，前提是這些戰爭不可避免）。那么，這些使命美國軍校完成得如何呢？

我在美國空軍學院教了6年書，跟先前的學員，以及西點陸軍學院和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軍官同事都談過。下面是針對這些軍事院校缺點的一些反思：

1.實際情況是，這三個軍事院校不成文的主要使命是把未經琢磨的學員訓練成職業軍官，獻身于他們所屬的部門。為美國人民服務最多只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更多是事后加上的一句說辭，而不是一個真實想法。雖然它被經常提到，但不是一個被一以貫之地加以培養的價值觀。

追求個人名利和只看見自己眼前一畝三分地并不是只在軍校才存在的現象。但正如一個原先的學員所說，在致力于培育“服務在前，小我在后”精神的軍校中，看到這些現象如此公開地大行其道，還是很讓人驚訝。他還說，有不在少數的同學，他們努力的動機都是為了想有一個“穩定高薪”的職位。這樣的個人目標肯定無可厚非，但由于在理論上軍校是一個獻身于無私、甚至不惜自我犧牲為他人服務的地方，這樣的個人目標很不應該提倡。

2．軍校課程是為了學員能做好準備，應對他們第一份工作中會遇到的技術要求，這使軍校課程完全側重于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這些學科。雖然軍校有“學員榮譽守則”，但人文學科和倫理方面的教學在學員的知性和道德成長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3.學員們很快就知道了要在畢業后得到大家都垂涎的好機會——包括少之又少的飛行員職位、特種兵學校，以及類似的地方——最有把握的途徑是在體制中表現優秀。從教育角度來說，學員的驅動力是得到提升，這不需要獨立特出，只要你遵守隨大流的標準——已經被院校和部門規定好了。一個獎勵積極隨大流的體制很容易導致平庸和精于算計。一個原先的學員對我說的，“在軍校中，有些什么潛藏得更深，也更不對勁：那些在院校領導眼中前程遠大的學員得到大家垂涎的好職位，但他們憤世嫉俗的同伴往往痛恨他們。憤世嫉俗好像成了軍校生涯的主旋律。”

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典禮

一個我先前的同事說：“軍校不出產偉大人物，它們也不總是使好人變得更好。我倒是看到軍校讓幾個真正優秀的人失去了對它先前的興趣。”

4.因為軍校被看作是受人尊崇的機構，也是正直的象征，它們的聲譽總是受到考驗，所以，院校在維護名譽方面很少冒險。行為不當的事經常被壓下去，秘而不宣，理由是“為了學校好”。因為沒有被公開和誠實地得到處理，涉及到舞弊、性侵和宗教歧視的事經常變得更嚴重。對這種情況，學員們知道得很清楚，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從軍校出來變得憤世嫉俗，對學院照理應該灌輸的高尚理想嗤之以鼻。

5.作為學校，軍校非常像孤島，裝作好像對軍校知根知底的那些東西由誰來決定呢？經常是由那些目標偏于狹隘，有時甚至鼠目寸光到了怪異程度的人來決定。比如，我知道一個空軍學院校長（一位三星中將），他的首要目標是有一個能贏球賽的足球隊。在這一點上，他確實反映了美國社會：一般大學校長也有同樣的期望。但軍校按理說應該培養領袖，而不是贏球賽獎杯，這兩者之間的聯系微乎其微——不管多少次威靈頓公爵被錯誤地引用說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公學的球場上贏的。

6.最后一點，所有軍校都注重一件事——讓學員忙個不停。這種情況發展到了如此地步——學員經常睡眠不足，走進教室都搖搖晃晃，尤其在第一年。從理論上說，這樣設計是為了考驗他們是否對從軍義無反顧，以及他們應付壓力的能力。在課堂上魂不守舍或者睡意朦朧，他們是否學到了任何有意義的東西——這沒被提出來討論。這么做能否培養出富于創造力、心智堅強的領袖？這也沒被院校加以考慮。

一個原先的學員說，忙忙碌碌和嚴格的儀式有時做得太過，變成了威脅或者羞辱，在軍校訓導中，它們被看做是像“成人禮”一樣的東西得到提倡。學員們會想，“我們受了不少罪，我們熬過來了。”這種想法成了一種心理上佩戴的榮譽勛章，其影響力極大，促成了學員的驕傲和自信（或者傲慢自大）。

接受思想教化和技能訓練，在教室里忙忙碌碌，還想在重要的校際體育比賽中表現優異——這些加起來使得軍校出產的畢業生有一定數目的忠實信徒，他們具有高度的積極性，但大部分都是隨大流的犬儒主義者——他們學會了把自己的懷疑和憂慮納入一個更寬泛的范疇，甚至在看風使舵的時候都這樣。

軍校鼓勵學員跟他們所屬的院校和部門極度認同，也驅動他們把自己看作是“勇士”——一個與平民分隔開來、比平民高超的精英分子。至于說美國是建立在軍隊由民眾掌控的基礎之上，這也只是說說而已。在這個時代——當美國國家安全越來越是一個問題——軍校教育所傳達的更深層次的情緒變得距離普通大眾更遙遠了——在美國所從事的戰爭中，普通大眾的角色幾近于零。

傳統的軍事和民事之間的紐帶是要服務于民主，增進民主的發展。在我們的時代，這樣的紐帶出了一些問題——這應該不會讓任何人感到吃驚。不管怎么說，艾森豪威爾早在1961年就警示過我們要發生的事。高級將領太經常地成了軍備產業的工具（也就是艾森豪威爾的“軍工復合體”）——即使他們幾乎只見他們所屬服務部門的局部利益，情況也還是這樣。過去是這樣，現在還這樣。加上21世紀的軍校又特別強調學員要成為“勇士”，而不是“公民戰士”，由此生成了一種自我更生的、只追求自身利益的軍國主義，而不是軍隊為政府和公眾服務。

而軍校不但沒能夠抑制這種行為，還從根本上鼓勵它。到了這種地步，它們正與我們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馳。

美軍高級將領：很多帶綬帶的勛章，但沒有勝利的甜蜜

在2007年我為TomDispatch寫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寫了美國高級軍事領袖，像著名的戴維·彼得雷烏斯。當穿上鑲滿各種顏色大小不同的綬帶、獎章、勛章的軍服，他們給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甚至覺得他們像國王一樣威武，但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并不讓人想起密密麻麻的帶綬帶的勛章。那時我覺得很奇怪，現在也還是搞不懂——為什么美軍高級將領到處贏得掌聲和喝彩？他們做了什么使他們胸前掛滿榮譽勛章，使他們在華盛頓和美國其他地方受到沒完沒了的稱贊？

戴維·彼得雷烏斯，美國陸軍四星上將，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因性丑聞辭職。夸贊軍事指揮官（還熱情地一次又一次感謝打仗的部隊）——這么做也許使我們成功抑制了一種美國式的背后捅刀子的理論——那個古老又危險的神話說，只有在被公眾出賣了的情況下，部隊才會輸掉戰爭。然而，我們這么做相當于是給他們開了一張空白支票。我們賦予他們指揮權，卻不向他們問責。他們發動了以“我們”為名義的戰爭（而且極少打贏），卻從來不用為失敗的后果承擔責任。這不像杜魯門總統在他桌上放一個標志，上面寫著“承擔最終責任的人在此”，責任從不落在他們身上。

讓我們想一想21世紀美國最有名的兩位將軍，彼得雷烏斯和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他們是怎樣在公眾眼中一落千丈。兩人都是西點軍校畢業，都被尊為“英雄”，盡管事實證明他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勝利難于維系，而且是可逆轉的。他們從高處跌落不過是因為彼得雷烏斯與一個巴結諂媚的傳記作者的婚外情被曝光，而麥克里斯特爾與總統發生了沖突——因為他允許在部隊中發展出一種氛圍，這種氛圍在削弱總統在民事方面的領導威權。

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美國陸軍四星上將，曾任駐阿富汗美軍和北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

最高指揮官

這里我們看到最最奇怪的事——即使當美國所從事的戰爭在有氣無力地繼續，沒有一個身居高位的將領站出來承擔責任或提出抗議。要找到實話實說和有勇氣挑戰體制的人，你必須到級別低的軍官中去找——中校和上尉，還有專家（就切爾西·曼寧的事來說，你找到一個三等兵）。你能舉出一個身居高位的陸軍或海軍上將不再能容忍美國發動的戰爭都以失利告終，站出來承擔責任或引咎辭職嗎？是啊——我也做不到這樣。

給予指揮權又不問責，那就沒人來承擔責任。如果沒人承擔責任，這個體制就能繼續費力轟隆向前，無論發生什么，路線都大多不變。這些年來，這個體制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正是這么做的。

我們能否把這歸咎于軍校教育的欠缺？追求個人名利。眼界狹小。技術至上的傾向。精英主義。把關注點放在表象而不是實質上。忙忙碌碌，沒完沒了贊揚我們苦行的勇士英雄，結果如何，誰去管它。傾向于抱團而不是擔責。推卸責任，不去挑戰體制。就想著畢業后得到最好的位置，就想著“退休”后能到一個有油水的公司董事會和顧問機構，就別提作為軍事專家，頭面光鮮地出現在主要電視臺和有限電視網中了。

因為不能直面美國軍事的這些問題，我們大多規避軍方領導人和民事領袖之間的不和，就別提美國公眾了。但問題正在于此——從二戰算起，70年碌碌無為，從9/11算起，14年的失敗，這些應該已經引發反戰示威，國會聽證會和公共論戰。這些應該已經引起公憤，就像在越戰期間一樣——那時，反政府是一個健康民主制度的標志，也說明公眾對國家事務很投入。今天，沒有抗議，我們聽到贊揚、喝彩，很多“謝謝你”，再接上又一聲虛夸的“上帝保佑美國”。讓我們直面這些吧。我們的軍隊讓我們失望了，但我們是否也讓它失望了呢？

重新聆聽杰弗遜的教誨

美國軍校應該教育培養有資質的領袖。如果它們沒在這么做，那是為什么？美軍高級將領該打勝仗，而不是總打敗仗（如果你能想起一次美國軍隊最近打過的大勝仗，請在這里提出來）。那么，為什么我們奉他們為偶像？為什么我們不能夠向他們問責？

這些問題不光是一種修辭，它們切中了一種美國文化的要害處。這種文化揄揚軍校學員，把他們看作美國最優秀的年輕公民，這種文化盛贊軍事將領，即使他們沒能夠對輸掉的戰爭負責——如果好好想想，這些戰爭就是總也打不完。

前方的路？我不需要指出道路，杰弗遜已經指出了。只要讀一讀西點軍校圖書館中的引言就知道了：我們需要重新變回到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我們需要如此行動——把戰爭看作是不得已采取的最后舉措，而不是最開始就沖動地發動戰爭，我們需要認識到，戰爭對民主制度是腐蝕性的，我們越多訴諸軍事力量，作為一個民主社會，我們就變得越虛弱。

在西點軍校，杰弗遜的智慧被奉為神圣，它不應該被埋葬在那兒。我們需要新一代的軍校學員和一些跟我一輩的不隨大流的將領——這些將領不是通過戰爭來為我們服務，這些將領知道，對于民主制度來說，軍隊是一個負擔——即使它打贏了。尤其在打不贏的時候，它更是一個負擔。如果沒有新一代的軍校學員和這樣的將領，我們會陷入麻煩。

觀察者網金莉譯自TomDispatch.com

第二篇：美國軍方70年碌碌無為：美國軍校和美軍高級將領的失敗

美國軍方70年碌碌無為：美國軍校和美軍高級將領的失敗

托馬斯·杰弗遜大廳——美國西點軍校的圖書館和修習中心——顯著標示了兩條引語讓學員好好思考。第一條是杰弗遜于1788年寫給喬治·華盛頓的一句話：“發動戰爭的實力經常可以用來阻止戰爭。在我們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實力發動戰爭，這會使我們對和平的渴望能夠得以實現”。第二條引語是杰弗遜于1815年寫給托馬斯·萊柏爾的一句話：“我希望隨著我們力量的增長，我們的智慧也與日俱長，這種智慧教導我們，我們越少運用我們的力量，我們的力量就變得越強大。”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弗遜，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

兩個世紀以前，杰弗遜的觀點顯明清晰，今天也還是這樣：雖然美國渴望和平，它必須為發動戰爭做好準備，然而，它越是避免訴諸生硬的軍事強力，它就變得越是繁榮昌盛。

美國的軍事官員和政治家聽取這些教導了嗎？顯然沒有。21世紀，在為發動戰爭做準備方面，美國全球第一——這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在全球各地攻擊性地使用軍事力量，我們也是全球第一，這個過程在削弱我們的國家，正像杰弗遜警告的那樣。

當然，比起杰弗遜的時代，今天的世界更復雜也更擁擠。很長時間，美國都是一個地區性的力量，甚至奉行孤立主義，現在卻成了一個帝國式的全球超級大國——不夸張地說，美國在把全世界變成它的軍事基地。雖然這么說，杰弗遜講的道理仍然對我們大有裨益，尤其當你考慮如下事實——自從1945年以來，美國的軍事力量還沒有在一場主要戰爭中取得過讓世人信服的勝利。

毫無疑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但我想集中于兩點：

第一，在美國軍校中，學員真正學到的是什么； 第二，美國高級將領如何只謀私利——他們中很多人是軍校畢業生。盡管他們對杰弗遜的話也許耳熟能詳，但他們卻一直在忽視或者誤用這些話。這促成了目前美國戰事不斷和國家衰落的局面。

美國軍校：一方面是高尚理想，另一方面是只知計較個人得失的畢業生

就其理念來說，美國軍校是要教導和激發具有堅強個性和無懈可擊人品的領袖人物。他們要給美國青年做楷模，是彰顯為國服務的輝煌象征。其終極目的應該是培養有能力的軍事領袖，打贏美國發動的戰爭（在這里，杰弗遜或許會加上一句說，前提是這些戰爭不可避免）。那么，這些使命美國軍校完成得如何呢？

我在美國空軍學院教了6年書，跟先前的學員，以及西點陸軍學院和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的軍官同事都談過。下面是針對這些軍事院校缺點的一些反思：

1.實際情況是，這三個軍事院校不成文的主要使命是把未經琢磨的學員訓練成職業軍官，獻身于他們所屬的部門。為美國人民服務最多只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更多是事后加上的一句說辭，而不是一個真實想法。雖然它被經常提到，但不是一個被一以貫之地加以培養的價值觀。

追求個人名利和只看見自己眼前一畝三分地并不是只在軍校才存在的現象。但正如一個原先的學員所說，在致力于培育“服務在前，小我在后”精神的軍校中，看到這些現象如此公開地大行其道，還是很讓人驚訝。他還說，有不在少數的同學，他們努力的動機都是為了想有一個“穩定高薪”的職位。這樣的個人目標肯定無可厚非，但由于在理論上軍校是一個獻身于無私、甚至不惜自我犧牲為他人服務的地方，這樣的個人目標很不應該提倡。

2．軍校課程是為了學員能做好準備，應對他們第一份工作中會遇到的技術要求，這使軍校課程完全側重于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這些學科。雖然軍校有“學員榮譽守則”，但人文學科和倫理方面的教學在學員的知性和道德成長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3.學員們很快就知道了要在畢業后得到大家都垂涎的好機會——包括少之又少的飛行員職位、特種兵學校，以及類似的地方——最有把握的途徑是在體制中表現優秀。從教育角度來說，學員的驅動力是得到提升，這不需要獨立特出，只要你遵守隨大流的標準——已經被院校和部門規定好了。一個獎勵積極隨大流的體制很容易導致平庸和精于算計。一個原先的學員對我說的，“在軍校中，有些什么潛藏得更深，也更不對勁：那些在院校領導眼中前程遠大的學員得到大家垂涎的好職位，但他們憤世嫉俗的同伴往往痛恨他們。憤世嫉俗好像成了軍校生涯的主旋律。”

美國西點軍校畢業典禮

一個我先前的同事說：“軍校不出產偉大人物，它們也不總是使好人變得更好。我倒是看到軍校讓幾個真正優秀的人失去了對它先前的興趣。”

4.因為軍校被看作是受人尊崇的機構，也是正直的象征，它們的聲譽總是受到考驗，所以，院校在維護名譽方面很少冒險。行為不當的事經常被壓下去，秘而不宣，理由是“為了學校好”。因為沒有被公開和誠實地得到處理，涉及到舞弊、性侵和宗教歧視的事經常變得更嚴重。對這種情況，學員們知道得很清楚，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從軍校出來變得憤世嫉俗，對學院照理應該灌輸的高尚理想嗤之以鼻。

5.作為學校，軍校非常像孤島，裝作好像對軍校知根知底的那些東西由誰來決定呢？經常是由那些目標偏于狹隘，有時甚至鼠目寸光到了怪異程度的人來決定。比如，我知道一個空軍學院校長（一位三星中將），他的首要目標是有一個能贏球賽的足球隊。在這一點上，他確實反映了美國社會：一般大學校長也有同樣的期望。但軍校按理說應該培養領袖，而不是贏球賽獎杯，這兩者之間的聯系微乎其微——不管多少次威靈頓公爵被錯誤地引用說滑鐵盧戰役是在伊頓公學的球場上贏的。

6.最后一點，所有軍校都注重一件事——讓學員忙個不停。這種情況發展到了如此地步——學員經常睡眠不足，走進教室都搖搖晃晃，尤其在第一年。從理論上說，這樣設計是為了考驗他們是否對從軍義無反顧，以及他們應付壓力的能力。在課堂上魂不守舍或者睡意朦朧，他們是否學到了任何有意義的東西——這沒被提出來討論。這么做能否培養出富于創造力、心智堅強的領袖？這也沒被院校加以考慮。

美國西點軍校技能訓練

一個原先的學員說，忙忙碌碌和嚴格的儀式有時做得太過，變成了威脅或者羞辱，在軍校訓導中，它們被看做是像“成人禮”一樣的東西得到提倡。學員們會想，“我們受了不少罪，我們熬過來了。”這種想法成了一種心理上佩戴的榮譽勛章，其影響力極大，促成了學員的驕傲和自信（或者傲慢自大）。

接受思想教化和技能訓練，在教室里忙忙碌碌，還想在重要的校際體育比賽中表現優異——這些加起來使得軍校出產的畢業生有一定數目的忠實信徒，他們具有高度的積極性，但大部分都是隨大流的犬儒主義者——他們學會了把自己的懷疑和憂慮納入一個更寬泛的范疇，甚至在看風使舵的時候都這樣。

軍校鼓勵學員跟他們所屬的院校和部門極度認同，也驅動他們把自己看作是“勇士”——一個與平民分隔開來、比平民高超的精英分子。至于說美國是建立在軍隊由民眾掌控的基礎之上，這也只是說說而已。在這個時代——當美國國家安全越來越是一個問題——軍校教育所傳達的更深層次的情緒變得距離普通大眾更遙遠了——在美國所從事的戰爭中，普通大眾的角色幾近于零。

傳統的軍事和民事之間的紐帶是要服務于民主，增進民主的發展。在我們的時代，這樣的紐帶出了一些問題——這應該不會讓任何人感到吃驚。不管怎么說，艾森豪威爾早在1961年就警示過我們要發生的事。高級將領太經常地成了軍備產業的工具（也就是艾森豪威爾的“軍工復合體”）——即使他們幾乎只見他們所屬服務部門的局部利益，情況也還是這樣。過去是這樣，現在還這樣。加上21世紀的軍校又特別強調學員要成為“勇士”，而不是“公民戰士”，由此生成了一種自我更生的、只追求自身利益的軍國主義，而不是軍隊為政府和公眾服務。

而軍校不但沒能夠抑制這種行為，還從根本上鼓勵它。到了這種地步，它們正與我們的民主制度背道而馳。

美軍高級將領：很多帶綬帶的勛章，但沒有勝利的甜蜜

在2007年我為TomDispatch寫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寫了美國高級軍事領袖，像著名的戴維·彼得雷烏斯。當穿上鑲滿各種顏色大小不同的綬帶、獎章、勛章的軍服，他們給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甚至覺得他們像國王一樣威武，但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并不讓人想起密密麻麻的帶綬帶的勛章。那時我覺得很奇怪，現在也還是搞不懂——為什么美軍高級將領到處贏得掌聲和喝彩？他們做了什么使他們胸前掛滿榮譽勛章，使他們在華盛頓和美國其他地方受到沒完沒了的稱贊？

戴維·彼得雷烏斯，美國陸軍四星上將，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因性丑聞辭職。

夸贊軍事指揮官（還熱情地一次又一次感謝打仗的部隊）——這么做也許使我們成功抑制了一種美國式的背后捅刀子的理論——那個古老又危險的神話說，只有在被公眾出賣了的情況下，部隊才會輸掉戰爭。然而，我們這么做相當于是給他們開了一張空白支票。我們賦予他們指揮權，卻不向他們問責。他們發動了以“我們”為名義的戰爭（而且極少打贏），卻從來不用為失敗的后果承擔責任。這不像杜魯門總統在他桌上放一個標志，上面寫著“承擔最終責任的人在此”，責任從不落在他們身上。

讓我們想一想21世紀美國最有名的兩位將軍，彼得雷烏斯和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他們是怎樣在公眾眼中一落千丈。兩人都是西點軍校畢業，都被尊為“英雄”，盡管事實證明他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勝利難于維系，而且是可逆轉的。他們從高處跌落不過是因為彼得雷烏斯與一個巴結諂媚的傳記作者的婚外情被曝光，而麥克里斯特爾與總統發生了沖突——因為他允許在部隊中發展出一種氛圍，這種氛圍在削弱總統在民事方面的領導威權。

斯坦利·麥克里斯特爾，美國陸軍四星上將，曾任駐阿富汗美軍和北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最

高指揮官

這里我們看到最最奇怪的事——即使當美國所從事的戰爭在有氣無力地繼續，沒有一個身居高位的將領站出來承擔責任或提出抗議。要找到實話實說和有勇氣挑戰體制的人，你必須到級別低的軍官中去找——中校和上尉，還有專家（就切爾西·曼寧的事來說，你找到一個三等兵）。你能舉出一個身居高位的陸軍或海軍上將不再能容忍美國發動的戰爭都以失利告終，站出來承擔責任或引咎辭職嗎？是啊——我也做不到這樣。

給予指揮權又不問責，那就沒人來承擔責任。如果沒人承擔責任，這個體制就能繼續費力轟隆向前，無論發生什么，路線都大多不變。這些年來，這個體制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正是這么做的。

我們能否把這歸咎于軍校教育的欠缺？追求個人名利。眼界狹小。技術至上的傾向。精英主義。把關注點放在表象而不是實質上。忙忙碌碌，沒完沒了贊揚我們苦行的勇士英雄，結果如何，誰去管它。傾向于抱團而不是擔責。推卸責任，不去挑戰體制。就想著畢業后得到最好的位置，就想著“退休”后能到一個有油水的公司董事會和顧問機構，就別提作為軍事專家，頭面光鮮地出現在主要電視臺和有限電視網中了。

因為不能直面美國軍事的這些問題，我們大多規避軍方領導人和民事領袖之間的不和，就別提美國公眾了。但問題正在于此——從二戰算起，70年碌碌無為，從9/11算起，14年的失敗，這些應該已經引發反戰示威，國會聽證會和公共論戰。這些應該已經引起公憤，就像在越戰期間一樣——那時，反政府是一個健康民主制度的標志，也說明公眾對國家事務很投入。今天，沒有抗議，我們聽到贊揚、喝彩，很多“謝謝你”，再接上又一聲虛夸的“上帝保佑美國”。讓我們直面這些吧。我們的軍隊讓我們失望了，但我們是否也讓它失望了呢？

重新聆聽杰弗遜的教誨

美國軍校應該教育培養有資質的領袖。如果它們沒在這么做，那是為什么？美軍高級將領該打勝仗，而不是總打敗仗（如果你能想起一次美國軍隊最近打過的大勝仗，請在這里提出來）。那么，為什么我們奉他們為偶像？為什么我們不能夠向他們問責？

這些問題不光是一種修辭，它們切中了一種美國文化的要害處。這種文化揄揚軍校學員，把他們看作美國最優秀的年輕公民，這種文化盛贊軍事將領，即使他們沒能夠對輸掉的戰爭負責——如果好好想想，這些戰爭就是總也打不完。

前方的路？我不需要指出道路，杰弗遜已經指出了。只要讀一讀西點軍校圖書館中的引言就知道了：我們需要重新變回到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我們需要如此行動——把戰爭看作是不得已采取的最后舉措，而不是最開始就沖動地發動戰爭，我們需要認識到，戰爭對民主制度是腐蝕性的，我們越多訴諸軍事力量，作為一個民主社會，我們就變得越虛弱。

在西點軍校，杰弗遜的智慧被奉為神圣，它不應該被埋葬在那兒。我們需要新一代的軍校學員和一些跟我一輩的不隨大流的將領——這些將領不是通過戰爭來為我們服務，這些將領知道，對于民主制度來說，軍隊是一個負擔——即使它打贏了。尤其在打不贏的時候，它更是一個負擔。如果沒有新一代的軍校學員和這樣的將領，我們會陷入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