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葉敏磊：黨和國家話語與農村女性的聲音——以白茆山歌為例的觀察(1956—1966)

葉敏磊：黨和國家話語與農村女性的聲音——以白茆山歌為例的觀察（1956—1966）

作者：葉敏磊 來源：《婦女研究論叢》2006年第3期 來源日期：2007-1-9 本站發布時間：2007-1-9 11:19:49 閱讀量：229次

「作者簡介」葉敏磊（1981—），女，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南京大學歷史系，江蘇南京210093

「內容提要」本文以江蘇常熟的白茆山歌為例，考察在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中，國家、女性、民間文藝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國家以民歌這種傳統民間文藝形式動員農村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勞動，但女性仍然可以通過積極回應、消極對抗和反面形象的言說等三種策略利用民歌來拓展女性空間，彰顯女性意識。

「英文摘要」This paper uses Baimao folksongs in Changshu，Jiangsuto discuss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of the government，women and folkculture during the 1958new folksong movement.The government encouraged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use of folksongs，a form of traditional culture.Women used folksongsto exercise three strategies，namely，to respond to the governmentactively，resist passively or to talk about negative images so as toexpand women's space and promote women's awareness.「關鍵詞」黨和國家話語/女性的聲音/白茆山歌party-state discourse/voiceof women/Baimao folksongs

1988年，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提出了一個問題：下屬群體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她本人的回答是下屬群體不能說話，尤其是在數重關系中處于下層地位的第三世界女性群體更是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1]（P66—111）具體到中國社會，處在邊緣地位的農村婦女的聲音更是支離破碎、模糊不清。作為一個從農村開始立足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早在1920年代就注意到被長期忽視的農村婦女對革命的重要意義。農村婦女的“解放運動”是與共產主義革命及黨和國家的話語緊密聯系在一起，①特別是進入1949年以后，當農村成為毛澤東時代革命的中心，農村婦女與國家的關系成為聚焦國家／個人、現代／傳統、男性／女性等復雜問題的中心。本文試圖通過考察一個名叫白茆的江南小鎮深入展開農村女性與國家的復雜關系。

目前有關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村婦女的研究，多從政府、知識分子、政治家、革命者、男性筆頭記錄下來的史料發掘女性的歷史經驗，或者使用口述歷史的方法，②而忽略了民間文化這個重要資源。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從江西政權（1927—1934）時代就開始利用民間文化，特別是民歌，發動農村婦女參加革命。在延安時期（1935—1947），共產黨文藝干部搜集了大量陜北民歌信天游，并利用信天游的形式編寫反映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新民歌，進行政治宣傳和動員。而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無疑是國家以政治力量改造民間文化最深入最廣泛的嘗試。[2]另一方面，戲曲戲劇、民歌民謠等民間文化形式是農村女性認識世界和表達自身的重要途徑，以及保持和擴展自我空間的重要領域。[3]（P89—95）本文試圖通過考察兩個問題揭示以民歌為代表的鄉民象征世界中，國家與女性之間的互動關系：第一，在新民歌運動中，國家如何通過民歌這種民間文藝形式動員農村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勞動；第二，當民間文化遭遇最深刻的“改造”之時，農村女性能否發聲？如何發聲？

本文所說的“黨和國家話語”，是指1949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國家政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和國家的體制（party-state system），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理論為基礎，形成了一整套的意識形態解釋體系，將黨和國家的一切實踐合法化。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它強調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突出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集體、地方服從中央的集體主義思想，根除“小農意識”的個人主義，力求建立一個政府主導的、突出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

本文集中關注的白茆鎮是江蘇省常熟縣下屬一個鄉鎮，總面積47.98平方公里，耕地面積33078畝（約2216公頃），1950年代末的人口是19813人，多從事農業（水稻和小麥）和漁業，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江南農村。[4]（P3）本文之所以選擇白茆鎮作為研究的案例，是因為在1949年新中國建立之后，該地的民歌運動被國家樹立為先進典型，向全國示范。1958年9月23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劉少奇視察該鎮，同年12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授予白茆“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的稱號。對白茆鎮的研究將有助于考察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國家權力如何對女性進行影響和動員，以及女性在此過程中的回應。

一、新民歌運動與黨和國家對民間文化的改造

1928年以前白茆沒有國家行政組織，除了向國家交納財稅，以及不經常出現的訴訟案件以外，農民很少與國家政權直接接觸，處在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鄉村自治社會中。民國時代這里曾先后設白茆鄉議事會、行政局和區公所。1937年11月15日，日本軍隊進入白茆，設日偽維持會。1945年國民黨重建白茆鎮，并派駐軍隊。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早在1939年5月就已展開，新四軍第六團以江南抗日義勇軍的名義在常熟地區活動，不久，共產黨派民運干部在白茆錢家橋、李市一帶以教書做掩護進行抗日活動。1940年4月成立的白茆塢丘黨支部有五六位黨員，第二年在日偽清鄉運動中被迫解散。1942年重建黨支部，并在塢丘山、李市、山涇等地發展新黨員。1945年9月，蘇常太地區大部分黨員北撤，白茆保留了三人秘密黨組織，后與上級失去聯系直到共產黨政權進入白茆。1949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常熟，隨后建立白茆鎮人民政府，建立行政村、組，各鄉建立黨支部。1951年7月，歷時近一年的土地改革結束。1952年，上塘村農民陸福興組織8戶農民成立白茆鄉第一個互助組，4年后發展為全鄉第一個農業高級社，按高級社建立黨支部。1957年，中共白茆鄉委員會（后改中共白茆公社委員會）成立。1958年9月15日，常熟縣第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和平人民公社（后稱白茆人民公社）成立，包括14個農業合作社，4700戶人家。

1949年，共產黨一進入白茆，就注意加強對農民的宣傳和動員。其時出現了歡慶解放、控訴舊社會、歌頌新社會、歌頌黨、支持黨的政策等內容的新民歌。為了加強黨的宣傳，地方基層領導根據在江西和延安的經驗，建立起一套黨的文藝宣傳機構。1957年，白茆鄉文化站成立，工作人員利用黑板報、畫廊、文藝宣傳隊等方式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組織群眾性文娛體育活動。1958年8月建立的常熟縣白茆鄉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白茆文聯）是在新民歌運動高峰時期負責地方文藝工作的主要機構，由鄉黨委副書記姜祖根兼任主任，包括委員8人，會員303人。文聯在全鄉組建了190個創作組，參加人員有303人，包括233名男性和70名女性。與此同時組建的白茆鄉文工團包括團員29人，他們自編自演戲劇、相聲、舞蹈、歌曲共14個節目在全鄉巡回演出，并創作快板、小調等演出材料五十多篇。

國家在農村的宣傳方式既包括早期城市斗爭經驗發展出來的新形式，也利用民間本身的文藝形式。1955年開始，白茆共建立一百七十多個農業俱樂部，通過出黑板報、讀報、創作、文明戲、幻燈、小型圖片實物展覽、勞動狀元臺、跑馬競賽欄等形式宣傳黨的主張，激發民眾對新社會的認同感。[5]公社還成立了廣播站、圖書館、生產快報、博物館配合大躍進運動。但最受群眾歡迎的新文化形式無疑是每月兩次（市鎮）或一次（農村大隊）的電影放映活動，除了《董存瑞》、《上甘嶺》、《歷史的一頁》、《蘇聯的一個集體農莊》等革命故事片和反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的新電影以外，另一類群眾百看不厭的片子是《梁山伯與祝英臺》、《天仙配》等從民間文化演化出來的傳統片。顯然共產黨也意識到民間文化在這個江南農村根深蒂固的影響力，并非常注意利用民間文化的舊形式講述新故事。1958年9月，鄉黨委為了慶祝白茆公社成立舉辦了一次龍舟賽。作為水鄉常見的一種民間文化活動，劃龍船的比賽并非罕見，一般一年一次甚至兩次。此次比賽的不同之處在于，龍船上有男有女（舊時認為女人不干凈不能上龍船，否則會帶來霉運），而且取消了保佑本隊獲勝的菩薩。類似對傳統民間文化形式的改造還包括評彈、書話、地方戲（錫劇、京戲、越劇等）、打腰鼓等，包括推廣從北方引入的秧歌，但這些努力的成效非常有限，最有效也是基層黨領導最著力的改造項目是民歌。

在1957年文化站致力于推廣新民歌之前，傳統民歌一直在白茆民間文化中占據主要地位。新民歌的出現大多并非民間自發，而是受到黨的直接或間接領導。30年代就開始利用五更調等民間文化形式進行抗日宣傳活動的工會成員鄒振庭編寫了一些民歌、小演唱和兒歌，包括《鳴放》、《小麥狀元出五社》、《新婚夫妻比干勁》等，都是根據黨的中心工作創作的。他說：“鄉里領導人要啥內容，給材料，我來編??我寫的《鳴放》，就是聽了鄉領導人報告后寫的。”[4]（P67—68）

作為有著悠久唱山歌傳統的白茆，民歌無疑是對群眾影響最大的民間文化形式。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公社黨委書記萬祖祥把編唱、推廣新山歌視為推動生產、搞好政治工作的主要鼓動工具。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引發了全國性的民歌運動。白茆公社黨委配合大躍進運動不遺余力地利用各種形式促進新民歌的創作和傳播，提出“人人能唱歌，學會五只歌；人人都創作，每人寫五篇；人人能表演，隊隊有演出”的目標。[6]為了讓白茆到處飄揚新山歌，黨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干部帶頭。公社黨委8個委員中有5個經常編新歌，大隊干部4／5能編歌，小隊干部一半能編歌。（2）推出新宣傳手段。當時白茆有墻頭詩欄2500處，發表新歌5000首；鼓動牌20000塊，一塊一首歌；民歌展覽會約300次，展出新歌1000首；躍進門口號詩歌約200首；大字報發表新歌40000首。[4]（P69、137）（3）利用賽歌會的舊形式傳播新山歌。（見表1）（4）組織山歌訓練班、農村俱樂部、民校等教唱新民歌。（5）發現尖子，重點培養新歌手。（6）召開業余文藝骨干訓練班。1957年冬至1959年初，白茆人民共創作新民歌八萬多首，參加創作的有5000多人，占全社人口1／4以上。[4]（P41）到1958年，白茆已經“路有宣傳牌，村有躍進門，詩畫滿墻頭，遍地是歌聲”。

表11956—1966年白茆公社賽山歌活動與山歌隊情況

1956年8月對山歌

1957年8月對山歌

1958年萬人對歌會，并成立第一支山歌隊

1959年秋萬人山歌會，并成立第一支白茆山歌創作隊

1960年9月龍王廟門前白茆塘兩岸山歌會

1961年9月白茆大禮堂山歌晚會

1962年3月白茆小學操場山歌晚會

1963年白茆小學操場山歌晚會

1964年9月15日白茆塘畔慶祝白茆公社建社六周年萬人山歌會

1965年新曲調“水鄉新歌”完成，并組建第二支白茆山歌隊

二、新山歌與婦女動員

中國傳統觀念強調“男主外、女主內”、“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的活動在政府和文化精英的觀念里是被嚴格限制在家庭之內的。共產黨進入農村以后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農村女性的國家意識、階級意識、政黨意識比較薄弱，她們更關心個人生活，對參加集體勞動馬虎敷衍。1956年白茆公社開展三查三比運動之前，社員掙工分、干活粗糙的現象普遍存在，[7]甚至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并不熱衷。面對這些困難，共產黨如何以新山歌的形式動員女性呢？

首先，黨委鼓勵婦女通過新山歌憶苦思甜，突出社會主義制度下女性翻身得解放的幸福。通過傳唱“過去婦女不是人，如今婦女翻了身”[8]（P74）的觀念，新山歌描述公社女性從煩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可以沒有掛礙一心投入生產勞動，通過勞動體現自己的價值。公社開辦幼兒園、托兒所、洗衣組、食堂，女性不用洗衣做飯、燒水帶小孩，生小孩有產院，產后還有1個月產假，工資照發。[9]比較下面兩首山歌，舊社會苦媳婦的形象和新社會當家作主的女性形象形成鮮明對比，社會主義時代下的女性怎能不倍感幸福？

（山歌一）

公社食堂真靈光，編歌來把食堂唱：

專人做飯不慌忙，按時上工心定當，婦女勞力大解放。

從前婦女真苦惱，天勿亮起身把飯燒，三頓茶飯忙下來，干活辰光沒多少，上工常常要遲到。

感謝毛主席好章程，辦起食堂最稱心，婦女姊妹齊出勤，生產個個爭躍進，今年畝產超千斤。[8]（P15—16）

（山歌二）

天窗里亮光光就起身，頭光滑面出房門，銅勺菜刀輕輕放，勿要鬧天鬧地鬧公婆。

掃地輕輕掃，勿要碰天碰地碰家生。

提水要提七八分，勿要擱漿擱水進大門。

囤里搬米問聲婆，基上拔柴問聲公。[4]（P97—98）

其次，通過勞動競賽，增強女性作為主人翁的自豪感。大躍進中一首廣為傳唱的新山歌是通過比賽激發婦女的勞動熱情：“白茆女英雄，干勁沖破天；行動賽火箭，智謀勝神仙，水稻奪高產；秋后北京見。”[8]（P52）1964年，項寶英等11名婦女組成白茆公社婦女競賽小組，與其它公社的婦女比賽勞動干勁和勞動成果，她們不怕累不怕苦，和男人一樣干活，被人們稱為賽過穆桂英的女英雄。[10]全公社11400多位婦女組織了19個婦代會，在婦聯的領導下真正顯示出“婦女能頂半邊”的巨大威力。在農忙季節中，蒔秧、拔秧等農活大部分由婦女承擔了下來，而且婦女心細，干活質量好，棵棵秧蒔得整，像五大隊“七仙女”蒔秧小組蒔得人人說好。[11]甚至新山歌中的情歌也表現出你追我趕、愛情基于勞動、勞動美化愛情、躍進成功再結婚等主題，而不是像傳統私情山歌強調對方英俊伶俐、善于調情、通過山歌締結姻緣等敘述。

再次，樹立先進典型，鼓勵落后女性。在大躍進運動中，白茆黨委提出“三麥趕水稻，水稻翻一番”的口號，發動社員挑河積肥，并在宣傳中推出了女英雄榜樣，動員廣大婦女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1958年的國際婦女節，《新華日報》的記者在參觀白茆后發表了一篇文章：

這里有三個女英雄，她們是周阿林、顧鳳英、羅杏英。在冰天雪地里，她們赤腳做肥料倉庫，腳上出血也不喊疼，四天做了八十多畝。她們干活和男子漢一樣，人們稱她們是女中英雄。??英雄中還有老太太。一個右眼失明的何老太，今年六十八歲了。在這次大躍進中，青年婦女挑燈夜戰，她也來參加。老太太能來參加，青年婦女還不干得更起勁嗎？就是這樣，青年婦女積肥的熱潮掀起來了。[12]

接著，公社又隆重推出“萬斤大嫂陸彩英”的光輝形象。十大隊副隊長陸彩英在爛腳又發燒、身體虛弱的情況下，仍然帶領社員在零下11度的嚴寒天氣敲冰挖塘泥，她領導的小麥試驗田和水稻試驗田都取得了高產量。在黨委書記創作新山歌的號召下，陸彩英盡管識字不多，仍然堅持創作，在大躍進高潮的一年多時間里就創作了一百多首新民歌，其中《要得水稻翻一番》傳播提高產量的種稻新技術。其他典型還有苦干實干的陳金妹、1天割草300斤的婦女狀元周金金、新婚期間帶領婦女隊連夜赤腳挑塘的董妹和及其丈夫。

最后，黨和政府的相關部門引導女性編唱新歌，歌頌社會主義新生活。回鄉知識青年王鳳英在公社黨委書記萬祖祥的幫助下逐漸學會了編新山歌，勞動技術和政治思想也有很大進步，被評為公社“五好”團員和文藝標兵。她能編能唱，成為有名的新歌手。她通過山歌表達女性解放的自豪感：“女性有雙解放手，又拿槍桿又拿鋤，舞鋤刨開金銀庫，扛槍捍衛祖國好山河。”[13]原先一字不識的朱阿炳在掃盲班的幫助下脫去了文盲帽子，并且開始編唱新山歌：“三月桃花紅噴噴，女性翻身做主人。秋后歡慶豐收年，女將也要上北京。”[14]

通過新山歌動員婦女參加集體勞動，熱愛新生活，培養積極向上、奮勇向前的精神，黨和政府塑造和宣傳了一大批健康向上、充滿活力的女性形象，1959年，參觀白茆公社的呂博然、曾傳炬看到這樣的景象：

白茆女性一個個都是自由自在的快活人。??這就是她們一天的生活，這種從未有過的生活方式，對她們來說是如此自然，而又如此稱心滿意，好像生活本來就應該這樣似的。

怎能不高興呢！她們成了生活的主人，對勞動充滿了熾熱的感情，在晨曦未明的時候，她們就在田里操作了。

她們用繩子牽在田里，然后像繡花似的蒔起秧來，蒔得又快又直，只一眨眼，田里的水就被秧苗映得綠生生的了。

有人領頭唱了一只山歌，馬上四面八方就應和起來。她們唱勞動的歌，也唱纏綿的情歌，但是這里面沒有舊中國女性的悲愴哀怨，而是每字每句都滲透了無比的歡愉。[15]（P14—17）

三、新山歌中女性的聲音

盡管中國共產黨利用新山歌動員婦女的直接目的是動員婦女為大躍進建設服務，但新山歌中是否沒有女性自發的聲音？事實上，女性積極利用黨和國家的話語講述自己的故事，在被納入國家敘事的同時，保留了自己的空間。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黨和國家話語與女性話語在婦女解放的層面上構成一種共謀互惠關系。

1957年白茆鄉召開訓練女鄉長大會，三社的殷二男說：“過去我常被丈夫打，辦了社我和男人都當了社長，有話有商量，家里有權，隊里有主，社里有名，大家看得起。”黨和國家把農村女性納入婦女解放的軌道是要婦女走出家庭，頂起社會主義建設的半邊天，而這里女性卻利用婦女解放的契機首先在家庭內部爭得了主控權。在白茆鄉4個社53個女干部中，過去在家庭內部有經濟權的僅14個占26％，現在有39個當家掌權，占73.6％，還有14個年輕的雖不當家，但有用錢的自由。婦女支持合作社更直接和重要的原因是從中獲得了直接的好處，三社的周秀珍說：“我們婦女過去死活沒人問，我養了兩個小孩，不到三天下田生產，腰酸背痛生病，入了社我生第三個小孩，社里補貼我工分，我安心休息二十天，爹親娘親合作社更親。”[16]

為了避免涉及“不健康”的內容，新山歌大多描寫社會主義生產勞動或歌頌新生活，情歌占的比例非常小，這些少量的新情歌力主表現男女在勞動中你追我趕、相互競賽，最后雙雙成為勞動模范，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女情愛成為鼓動生產激發勞動干勁的次要因素。而在傳統山歌中，情愛（私情）是主要內容，男女相悅讓雙方陷入一種恍惚狀態，常常因為貪看對方的面容或聲音，不能繼續手里的活計甚至發生一點小意外。但是比較下面兩首情歌，無論是新情歌還是舊情歌都表現出了男女相戀過程中的某些要素：美麗伶俐干活麻利、相互觀看、相互應答（或暗答）、牽手并行的結局。

五、六十年代的女性之所以熱衷于演唱“滲透了無比的歡愉”的新情歌，是因為這些歌喚起了與傳統私情山歌非常類似的心理感知——男女相戀初時的甜蜜愉悅。在黨和國家話語系統內部，一些與傳統山歌類似的因子獲得了女性的認可。共產黨可以堅持社會主義勞動的敘事并占據主流地位，女性也可以默默地堅持自己的理想，互不相擾甚至相互激發。

（山歌一）

墻頭上畫畫一朵云，畫出罱泥船上好恩情；

船頭上哥哥擺動罱篙金鐘響，妹妹搖船賽過鳳凰鳴。

墻頭上畫畫一朵云，畫出秧田好恩情，哥哥蒔秧又快又好六棵六條線，妹妹又齊又快答郎情。

墻頭上畫畫一朵云，畫出除草田里好恩情，哥哥揮動雙手眼觀六棵棵里稗，妹妹緊跟哥哥雙手除草、眼觀六棵、有說有笑好恩情。

墻頭上畫畫一朵云，畫出公社豐收的好光景，哥哥妹妹喜笑盈盈同上光榮榜，光榮榜旁邊糧山稻囤接白云。[8]（P63—64）

（山歌二）

姐勒三層樓里繡鴛鴦，眼窺塘里有船行，新戴珍珠勿要看，要看吊繃做櫓好后生。

姐勒看郎針戳手，郎勒看姐船要橫，十指尖尖擦眼淚，跳下船頭一道行。[17]（P76）

在白茆，女性積極回應新民歌運動的典型人物是共青團員陸瑞英（1932—）。陸瑞英從小隨祖母、親戚、鄰居學習山歌，“肚里山歌萬萬千”，是白茆繼承傳統民歌最多的人。作為文藝活動的積極分子，她是鄉俱樂部宣傳組的成員，經常用山歌、演戲等形式宣傳普選、肅反、合作化等政治運動。她還擔任過鄉婦聯主任、婦女委員、“劉胡蘭突擊隊”隊長等職務。在新民歌運動中，陸瑞英積極編唱新山歌，帶領14個中小學生組成山歌訓練隊，一邊勞動一邊教唱新山歌，并多次組織參與對山歌活動，成為白茆著名的山歌手。編唱和傳播新民歌，對陸瑞英來說是獲得了進入白茆社會活動中心的好時機。只有在黨領導的新民歌運動中，山歌的地位才提升到一個空前的政治高度，山歌手也隨之獲得了空前的承認。盡管在一次對山歌活動中陸瑞英的嗓子唱壞了，但其作為老山歌手的形象并沒有消退，直到今天還是白茆山歌的一塊牌子。[4]（P63—65）[17]（P475—476）

另一方面，有些女性對新山歌沒有興趣也不會唱，舊山歌又不能唱了，就“悶聲不響”。有些青年則“對山歌聽不慣，覺得不好聽”。[13]即便是女干部亦并非必然積極響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新民歌運動。1957年7月31日到8月1日，白茆鄉召開全鄉女隊長訓練大會，這次大會的目的是激發女隊長的工作熱情，但開會時有90％以上的干部都抓了花邊（常熟女性最重要的副業之一），顯然把繡花邊當成真正的正事。開會前的調查顯示，88個女干部中有56個不高興工作，五社10個女干部全部不高興工作。[16]十大隊副隊長陸彩英原來也不唱歌，大躍進運動中在黨委書記的啟發下才開始編唱新山歌，但有些女性并非如陸彩英那樣積極回應新山歌運動。1959年時，白茆公社共有19813人，男9771人，女10043人，但在創作新民歌的5000多人中，男性反而比女性多，分別為2750人和2250人。在創作骨干27人中，女性占的比例更小。[4]（P138—140）

女性的聲音也有與黨和國家的話語不協調的地方，這樣的聲音很多沒有被記載下來，并很快被人遺忘了，但幸運的是，筆者在一些報告和文件中發現了作為反面形象的女性刺耳的聲音。這些女性用新民歌或口號的形式直接質疑黨和國家的話語，表達了自我感知和生活體驗。1957年下半年，白茆鄉和平一社黨委發動女社員參加大放大鳴大爭運動，有些女性借此機會表達了對黨和國家政策的不滿情緒：有人認為520斤口糧標準太緊，實行統購統銷忙煞婦女、餓煞婦女、凍煞婦女、做煞婦女；下中農毛老太講統購統銷使她“早上無不喂雞食，晚上無不老鼠糧”；有人說加入合作社不如單干，入了社以后婦女有三多五煞，三多即“婦女病多，擔子挑得多，身體壞得多”，五煞即“小囡在家餓煞，落雨婦女滴煞，吃了冷水撒煞，風大凍煞，生活做煞”；③有人反映布不夠穿，油不夠用，人民政府來一樣都買不到，樣樣要計劃，太不自由。同時工業品價格高，農產品價格低，農民一世不翻身，賺點錢明里來暗里去。[18]大躍進時期，公社黨委提出“三麥趕水稻，水稻翻一番，麥五百，稻一千”的指標，有些人認為這個指標高得離譜，通過漫畫和山歌表達反對意見：“梔子花開心里青，黨委號召大躍進。指標定了一千斤，一步登天要跌死人。”這些口號、順口溜和山歌中，發出了另一面的女性的聲音。

和其它地區的民歌一樣，傳統白茆山歌也以情歌為主，所謂“無姐無郎不成歌”。解放以后，少部分情歌被定義為“爭取婚姻自由、反封建”的好歌，大多數情歌則被認為是“黃色的”、“不健康的”。公社黨委書記萬祖祥在接受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和江蘇省文聯工作人員的采訪時說：“過去的山歌，講私情，黃色的很多，譬如‘夾河看見好佳女，眉毛彎彎像我妻’，‘一位大姐面皮青，十八歲無郎算啥個人？’這種不健康的山歌在解放前滿普遍。它促使婦女和青年走下坡路。”[4]（P113）萬祖祥強調自己人很老實，從小不唱黃色山歌。但是，黃色山歌的定義非常模糊，哪些山歌是黃色的？哪些是反封建的？政府的文件、報紙中頻頻提到黃色歌謠，在1957年下半年至1958年還發起了一個反對黃色歌謠的高潮，但是我們在這些文件中看不到對黃色歌謠的確切定義。正因為黃色山歌是一個政治正確、定義含混的詞語，人們為了保持安全性，必須盡可能遠離一切可能被定義為黃色的山歌，實際上，許多人都認為只要是涉及男女戀情的歌，都是不好公開唱的。2001年，筆者在采訪70歲的鄒雪英阿婆時要求她唱情歌，她一開始說黃色山歌不好在陌生人面前唱。

盡管有被定義為黃色山歌的危險，情歌在解放后的白茆地區仍然很流行，即便到1958年新民歌運動的高峰時期，部分地區仍然有舊山歌活動的陣地，這就是為什么黨委書記還要三番五次地強調共產黨干部的工作之一是要“反掉過去的黃色山歌，使正面山歌傳播，使下一代成為共產主義的新人”。[4]（P113）

對女性來說，情歌特別重要，因為私情山歌表現了女性在情愛中的復雜心情和性別意識，性別特征最明顯。黃色山歌的概念提出來以后，女性并未完全停止演唱私情山歌，只是這種演唱變得更加小心翼翼。

郎在河邊唱山歌，姐在房中暗思量，唱仔山歌娘要罵，勿唱山歌要斷啊私情。

郎要斷情西湖里河干水淺船難過；

姐要斷情常熟山翻過來種紅菱。[17]（P75）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唱私情山歌是在相對封閉和隱秘的場合，大多是在做家務活或三姑六婆聚在一起繡花邊、紡黃紗、乘涼聊天的時候相互交流演唱。陸瑞英的情歌就是在繡花邊時向隔壁鄰居老太學的。繡花邊是常熟地區非常普遍的副業之一，1950年代和1960年代，絕大部分女性或多或少都以繡花邊補貼家用或賺點私房錢。女性在勞動之余繡花邊，一條能賺五至七厘，一天下來大約能賺四至五角。1958年白茆公社花邊收入共8萬元，有1200人參加繡花邊的手工勞動，平均每人收入66.6元。[4]（P5）也有個別男性繡花邊的，但他們一般不和女性扎堆，而女人做手工喜歡扎堆，一邊做事一邊聊天。老年女性視力下降，不能繡花邊就紡黃紗，塢丘山河村有100多臺夏布織機。[19]（P185）通過繡花邊和紡黃紗，女性獲得了一個合法的相對獨立封閉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她們可以講述黨和國家話語之外的自己的故事，用私情山歌表達自己的情愛想象、抒發抱怨、交流持家理財的技巧或者通過自己的人生經驗告誡小輩生活的復雜。這些“女人說話”④不是公開的可以大聲說出的，一旦發現無意或有意闖入的男性，她們就默然不語了。在這個意義上，黨和國家話語不曾完全淹沒女性的聲音，女性用這種默默的、小心翼翼的方式頑強地保留著自己的言說陣地。

四、余論

1966年，江青指出民歌全是情哥郎子情哥妹妹非常不健康，使中國共產黨多樣性的文藝宣傳讓位于單調的八個樣板戲，在常熟，白茆山歌的地位很快就無法與名聞全國的阿慶嫂相提并論。盡管白茆山歌依然被當地人民傳唱著，山歌已經走出了歷史的中心舞臺，直到1976年，重新組織的萬人山歌會標志著白茆山歌的回潮。2000年5月，白茆被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

1970年代以后，黨和國家話語并未完全消失。可作為例證的是70年代后創作、現在仍然是各場山歌活動保留曲目的新民歌《白茆人民愛山歌》仍然保留了毛澤東時代黨和國家話語的痕跡：“白茆人民愛山歌，首首山歌黨教我。千人唱來萬人和，聲聲句句震山河。”除了少數經典作品，大躍進時代創作的數量繁多（1960年統計有8萬首）的新民歌完全被人遺忘了，白茆傳統山歌的再次崛起是作為一種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

雖然中國共產黨把“婦女解放”視為實現社會主義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但國家尚未真正把性別關系納入社會變革，而僅僅是將“婦女解放”作為衡量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取得成功的標志。[20]新民歌運動集中體現了國家如何利用“革命通俗文藝”（revolutionary popular art）[21]（P64）的形式發動婦女參加社會主義生產。通過新民歌運動，白茆女性被建構成一種無私奉獻、熱心勞動的社會主義新女性形象。在與黨和國家話語的關系方面，一方面，她們在黨和國家話語體系內講述自己的經驗，與黨和國家話語保持一定的同謀互惠關系；另一方面，她們小心翼翼地避開主流話語，在自己的女性圈子里言說。

有待進一步考察的問題還有很多。如：農村女性和國家之間的這種權力互動是如何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的婦女解放話語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農村女性的言說？1978年開始的市場化改革使黨和國家話語逐漸變化，農村女性的言說策略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注釋：

①李小江認為近代以來的中國女性解放與民族國家緊密相連，而不是像西方那樣由女權主義運動所啟動。見李小江等：《身臨“奇”境——性別、學問、人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頁。

②例如Laurel Bossen.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Sixty Yearsof Change in Lu Village，Yunnan，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寶森桂著，胡玉坤譯：《中國婦女與農村發展：云南祿村六十年的變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Gail Hershatter，“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1950s，Signs 28（1）：43—72；AnneE.McLaren，”The Grievance Rhetoric of Chinese Women ：From Lamentationto Revolution，Intersections：Gender，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Asian Context，No.4（September 2000），見網頁http://wwwsshe.murdoch.edu.au/intersections/issue4/mclaren.html.③常熟方言，意思是因為婦女必須下田勞動，不能照顧家里的孩子，孩子在家里挨餓；下雨天婦女還得勞動，更辛苦；沒有熱水喝，喝不衛生的涼水很容易生病；大風天在田里勞動身體容易凍傷；勞動任務又特別繁重。

④常熟方言，女人之間的話。

「參考文獻」

[1]Gayatri C.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A].Patrick Williamsand Laura Chrisman ed.，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2]Barbara Mittler.Dangerous Tunes：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usicin Hong Kong，Taiwan，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3]Schimmelpennick，Antoinet.Chinese Folk Songs and Folk Singers-Shan'ge Traditions in Southern Jiangsu[M].Leiden ：the Chime Foundation，1997.[4]路工等。白茆公社新民歌調查[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