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基礎設施投資情況及應對

日本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基礎設施投資情況及應對

摘要：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抓手和優先發展方向。日本在“一帶一路”沿線，尤其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根植多年，積累深厚，與中國的競爭態勢明顯。本文以20年來日本私人部門在“一帶一路”沿線的77個基建投資項目為依據，關注其以大型商社為龍頭，政策性優惠金融為支撐，“產、官、學”協同發力的對外基建投資模式及最新發展動向，并提出相關應對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日本

良好完善的基礎設施是“一帶一路”沿線社會經濟發展、區域溝通融合不可或缺且亟需提升的硬件基礎。亞洲開發銀行二月最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報告顯示，2016―2030年間，亞洲需26萬億美元基建投資，即每年1.7萬億，而目前年投入僅8810億美元。另有研究顯示，2016―2020年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建投資（不含中國）將達3.6―4.8萬億美元。巨大資金需求需要多元融資渠道，然而，發展中國家的基建投資因規模大、周期長、收益低、風險多等特點，常使投資者望而卻步。日本在“一帶一路”沿線基建投資領域根植多年，是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其相關經驗值得一究。

一、日本私人部門對“一帶一路”沿線基建投資特點

根據Infradeal數據庫及其他公開信息統計，1996年至今20年中，日本私人部門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本文統計66個國家）參與或計劃參與的基礎設施項目共77個，覆蓋21個國家的電力、可再生能源、環境和交通4個領域（見表1）。

二、幾點觀察

（一）日本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領域耕植多年，積累深厚

二戰后，日本通過援助方式提供戰爭賠款，廣泛參與亞洲國家的社會經濟建設。70年代后，日本為利用廉價勞動力加大投資亞洲，并通過政府開發援助（ODA）方式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90年代，日本在保持歐美市場同時，進一步加大對亞洲投資。21世紀后，因海外基建需求增加及日本國內經濟低迷、市場飽和等困境，日本大力加強對外基建投資力度。

一方面，日本區域經貿往來與基建投資的時間早，歷史長，積累深，日本官員津津樂道的建設案例，包括日本如何于60年前在緬甸猛獸出沒的密林中建造出供給緬全國電力20%的巴魯橋水電站；三井物產早在27年前即在印尼建設亞洲第一個獨立發電項目Paition，為爪哇島1.4億人提供10%的電力；如何在過去30年投入1800億日元低息貸款，幫助泰國臨海工業區打造汽車產業的“東方底特律”等。

另一方面，作為資源匱乏型國家，日本進口需求巨大，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印尼、文萊（及其投資較多的阿曼、沙特等）都是日本重要資源原產地，與之保持穩定密切經濟關系關乎日本的戰略安全，同時再疊加維護自身地緣勢力的考量，亞洲基礎設施市場已成為日本于政于商都不容丟失的核心陣地。

（二）綜合商社等大型企業領銜對外基建投資，項目多集中于電力、水務等穩定收益類型，道路等交通項目少有涉獵

在日本私人部門對外基建投資中，股權、債權人多是綜合商社等巨無霸企業，鮮見中小企業身影。一方面，日本綜合商社擁有產業多元的綜合優勢，業務橫跨能源、金屬、化工、機械、基礎設施、農業、生活等諸多領域，融合貿易、產業、投資、金融、信息等復合功能，基建項目涉及的各個環節，如設備生產供貨、項目設計開發、工程建設、資金融通、燃料籌措、運營管理等大多可通過內設部門“一站式”解決，尤其在基建看重的融資方面優勢明顯，許多商社自帶金融機構，全力保駕護航，如三菱商社的項目大都有三菱日聯金融集團的貸款支持。

另一方面，電力、基礎設施等領域已成為不少商社的重要利潤來源，例如丸紅商社2016年電力項目組凈收益664億美元，為五個業務板塊中最高，而因其他版塊的虧損，公司總利潤才623億美元，而電力組中，國內發電量僅408兆瓦，海外發電量高達10541兆瓦。在當前日本推行電力體系改革，國內競爭加劇、利潤收窄的壓力下，日本大企業更有緊迫感對外擴寬財路。

此外，投資項目多為電力、水務類，交通類僅3個，且都是與當地政府簽訂長期購買協議的機場、港口項目，未收錄任何道路項目。發展中國家道路項目如無政府支付協議保障，常因使用流量低、付費習慣差等問題難以滿足投資者的盈利需要。

（三）日政策性機構積極通過“優惠金融”手段助力日本企業對外投資

日本通過國際合作銀行（JBIC，提供優惠貸款）、日本國際合作署（JICA，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和亞洲開發銀行（ADB）三大途徑為日企出海提供優惠金融支持。56個已完成財務收尾的項目中，JBIC提供貸款的達20個，債股比多在75：25以上，例如阿聯酋Taweelah發電及海水淡化項目，JBIC提供20年貸款12億美元，剩余9.11億由15家商行分擔；印尼Donggi-Senoro液化天然氣項目，JBIC提供11.17年貸款7.63億美元，利息僅Libor+1%，低于4家商行Libor+1.2%和韓國進出口銀行Libor+2.05%水平。除出資外，JBIC還會早期介入項目形成，與當地政府溝通項目設計、可行性研究和風險管控，并在綠地項目達成運營后，將前期貸款通過證券化吸引更多私人部門參與。

政府開發援助方面，日本作為經合組織（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DAC）29個成員之一，對外援助規模長期位居世界前列。2015年ODA凈支出92億美元，在美、英、德后位居第四，其中61.5%用于基建援助。相較之，截至2009年，中國累計對外援助412億美元，2010―2012年援助約143億美元，規模遠小于日本。為競爭項目，2015年日本給出逾1萬億日元，期限50年，利率0.5%，占項目總成本81%的“超長超廉”ODA貸款，獲得印度首條高鐵“孟買―艾哈邁達巴德”線。2016年，又動用ODA給出1%低息貸款，攬下泰國第一條高鐵“曼谷―清邁”線。從對外投資總體規模看，2014年，日本對發展中國家資金總支出591.51億美元，列全球前三，而中國2015年對“一帶一路”沿?國家整體直投規模為189.3億美元。

（四）近年來日本政府支持擴大對外基礎設施投資意愿強烈，手法多樣

2012年，安倍上任后即提出“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構想，除設備外，還包括設計、建設、運營、管理的全套系統出口，目標至2020年，日企基礎設施出口訂單從2010年的10萬億增至30萬億日元。2013年6月，作為“安倍經濟學”第三只箭的“日本再興戰略”推出，由日本產業再興、戰略市場創造和國際開拓戰略三大計劃組成，其中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成為其中國際開拓戰略的重要抓手。

面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成立，安倍于2015年5月宣布名為“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投資亞洲未來”的計劃，表示日本與亞行將在未來5年向亞洲提供1100億美元基建資金，相比前五年提高30%。11月，計劃實施細則推出，包括將ODA審批時間由五年縮至最短一年半；修訂JBIC制度，允許投資風險更大（如發展中國家無政府擔保）項目；允許提供外幣貸款；與ADB設立信托基金，未來5年投資15億美元；JICA與ADB提供聯合貸款100億美元；設立美元計價交易與投資保險，保期由15年延至30年；成立海外基礎設施投資公司（JOIN）推動鐵路等基建出口，信息通信技術基金（JICT）投資海外通訊、廣播和郵政項目等。2016年的G7會議上，該計劃被再次重申且投資范圍擴至全球，規模增至2000億。

此外，安倍政府還頻繁走動周邊國家，開展頂層推動。2013年承諾緬甸9億美元ODA，并免除17.4億債務。2015年7月承諾未來3年向湄公河五國提供7500億日元基建援助，10月攜50多家企業訪問中亞五國。2016年11月，接待印度總理莫迪訪日，商談印全部高鐵使用“新干線”技術。12月，JBIC與俄直投基金在普京訪日期間簽約各出資5億美元成立合資投資銀行。2017年初訪問菲律賓，承諾提供5年86.6億美元基建援助包，成為日對單一國家最大規模援助。

三、幾點思考

（一）日本在“一帶一路”，尤其亞洲地區基建投資方面具有一定先發優勢，且不斷加碼，該領域的國家競爭在所難免

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為剖析二戰中美國敵手日本所具有的特殊民族心態所著的《菊與刀》中談到，日本高度推崇等級秩序，認為各國應“各得其所”地統一于一個國際等級秩序固定的世界中，并視自己為這一秩序的領導者。此外，對名譽的追求是日本永恒不變的目標，因此會極度敏感競爭中的失敗，但也會在認識到原先獲取榮譽的途徑不可行后，迅速轉變態度，表現出截然的現實主義，這在對戰勝國美國的接受狀況中可見一斑。日本戰后以重工業化在亞洲率先起步，幾十年來通過持續援助投資與周邊國家建立起密切經貿聯系，培植出一定地區認可度與影響力，在對外交往的規模、廣度與深度上具有先發優勢。尤其在東南亞地區，其自視為援助者和領路人，“宗主國”勢力范圍意識強烈，視不斷壯大的中國力量為秩序擾動者與戰略敵手，抵觸對抗情緒強烈。此前其拒絕參與亞投行、在高鐵出口中寧愿賠本也爭先的敏感與針鋒相對都顯露出其在中日力量發展問題上的“零和”心態。然而近日，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宣布來華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等舉動，被解讀為日本政府尋求緩和中日關系的姿態。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兼容并蓄、謀求多贏的共享式愿景，希望和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人民和平合作，互學互鑒，共享繁榮。我們不愿意對立，但也不懼怕競爭，應在穩妥處理好對日關系，積極尋求共贏合作的同時，充分認?R到基建投資領域國家競爭的現實性，并以此為策努力練好內功，打造實力，樹立權威，以強大的競爭優勢幫助日本盡量轉換心態，務實合作。

（二）中國企業需持續提升自身技術及管理能力，特別在新能源等未來重點領域樹立中國品牌聲譽

不可否認，日本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在質量保障、技術水平和運營管理等方面樹立了國際口碑，其提出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伙伴”計劃，也是旨在將其強項，如項目生命周期成本管理、安全性、抗災性、環保性等發展成為國際標準，提升競爭門檻。日本在高精尖端技術方面優勢尤為明顯，在基建涉及的諸多技術領域，如工程器械、軸承、發電用燃氣機輪、脫銷催化裝置、垃圾焚燒設備、工業水泵、海水淡化反滲透膜、高鐵超導磁懸浮等都居于世界頂尖地位。

中國企業長期比較適應“承包主導型”勞務輸出為主的基建合作模式，在成本控制、建設效率、資金人員組織等方面具有優勢，但在核心技術、綜合管理、長期運營等方面與國際水準尚有不小差距，還處于基建投資產業鏈較低端。中國企業今后應以國際競爭為鞭策，下大力氣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打造核心技術實力，提升運營管理水平，尤其在可再生能源、高精技術、環境保護等前沿領域，要抓緊追趕對手，力爭技術立身，努力打造國際一流的技術與管理能力，提升競爭力與不可替代性，實現更高附加值的基礎設施建設全產業鏈輸出。同時可在此基礎上謀求基建投資的管理與開發能力創新，通過資源能源綜合開發、周邊房地產開發、工業園區開發、城市綜合開發等方式積極謀求將基建與周邊沿線開發與產業集聚相結合，以基建為抓手帶動區域整體升級，在為自身創造更高投資回報同時，實現彼此利益的更加長期深入融合。

（三）應充分關注當地政經生態與社情民意，重視文化融合，努力樹立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

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在東南亞掠奪式開發引發當地反日游行甚至暴動，后日本吸取教訓，改變策略，才逐漸扭轉形象。當前日本基礎設施“走出去”除項目建設外，還注重與當地社會的深度融合，積極傳授管理經驗，培養技術人才，同時還會參與項目周邊社區、城市的建設規劃，藉此將日本標準與生活方式一并輸出，實現當地對日本模式與文化的整體接受。

第二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研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研究

摘要：“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沿線國家間的資本流動成為區域合作最具活力的因素。近年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投資風險案例時有發生，給國家和企業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在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特性的基礎上，從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四個方面構建國家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系統地衡量各國風險并劃分出投資風險低、中、高三個區域，為改善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效益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一帶一路”；投資風險；風險因子；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主權信用風險

中圖分類號：F1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8）04-0045-11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我國對沿線地區的直接投資有了較快增長，區域直接投資存量從2007年的97.3億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1 671.9億美元，直接投資流量從2007年的32.5億美元上漲至2017年的143.6億美元。但在總量上升的同時，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風險事件頻發，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投資環境不優，投資主體風險防范經驗不足，前期風險評估不充分是造成風險案例多發的主要原因。為促進我國對“一帶一路”投資健康快速發展，需要充分認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特征，評估各國投資風險高低，以更好地指導企業對外投資決策與實踐。

一、理論基礎及研究邏輯

世界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將風險定義為：違背主體意愿的結果事件發生的概率[1]，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則可以定義為企業在東道國的投資收益低于預期的可能性。經濟活動的發生必然面臨風險，與國內投資相比，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因素，東道國投資環境也更加復雜。楊麗梅（2006）[2]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分為商業風險和國家風險。聶名華（2009）[3]更加細致地總結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三個層面的風險：國家層面風險，如政局不穩定、政策不連續、法律法規變化、恐怖主義活動等；市場層面風險，如匯率水平、物價波動等；企業層面風險，如投資決策、項目經營、道德風險等。本文主要從國家角度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參照布歇（Bouchet等，2003）[4]的觀點，國別風險基本涵蓋了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經濟風險和企業經營風險等潛在因素，能夠較全面地反映東道國的投資風險。

學者普遍認為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包括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等。托馬斯和格羅斯（Thomas和Grosse，2001）[5]認為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開放程度和政治風險等是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主要因素。雅各布森（Jakobsen，2010）[6]認為政治風險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崔宗模和全兵南（Choi和Jeon，2007）[7]則發現匯率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關鍵因素之一。邱立成、趙成真（2012）[8]則認為法律和環境風險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是國民收入越高的東道國，法律和環境風險越嚴重。在識別了風險來源的基礎上，國外學者開始量化評估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羅博克（Robock，1971）[9]、西蒙（Simon，1982）[10]先后運用獨立和非獨立變量實證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東道國政治風險。拉梅爾（Rummel，1978）[11]和克拉爾（Kraar，1980）[12]設置了一系列指標來衡量東道國的投資風險。之后，學者開始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風險來源角度分析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金（Kim，1992）[13]從東道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環境三個角度去綜合評估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風險。

關于“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研究，以我國學者研究為主，多數學者認為“一帶一路”區域政治風險占主要地位。馬博雅（2016）[14]指出政治風險主要包括沿線政局動蕩和大國利益競合，各國戰略互信不足、領土爭端、恐怖主義等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因素使“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基礎脆弱。由于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涉及東道國關鍵領域的項目投資風險評估不到位，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直接投資存在投資質量低下、投資結構不合理、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等問題（樊增強，2015）[15]。在貨幣金融方面，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日益加深，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的加大使得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逐步加大；“一帶一路”沿線地域封閉、信息化手段落后及投融資制度不完善導致的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加劇了企業投融資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寧薛平，2016）[16]。主權信用風險方面，如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在其發布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風險報告》[17]中指出，沿線各國政治、經濟、金融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導致區域內國家主權信用水平參差不齊，易導致主權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之間的惡性循環，這對“一帶一路”投融資合作的開展尤其不利。目前關于“一帶一路”區域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研究以定性研究為主，有少數學者從量化角度衡量了投資風險：蘇馨（2017）[18]對除中國外的6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風險進行了測算，但目前已有的風險定性研究，對風險的衡量較為粗略，尤其是衡量政治風險的評價指標有限，對不同國家的不同風險特性刻畫不足。

本文的“一帶一路”區域包括65個國家，參考已有的投資風險指標體系研究，結合國際知名信息公司領英（The PRS Group）出版的“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國別風險報告，從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四個角度分別衡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情況，構建風險衡量指?瞬饉愀鞴?投資風險，將各國按照風險高低進行排序，并將“一帶一路”各國分為投資風險高、中、低三個地區，以期更加全面準確地反應區域國家風險特點，為我國企業“走出去”開展“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提供參考。

二、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情況

2015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特別是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快速增長。[19]2017年，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有新增投資，合計143.6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2%，同比增長3.5個百分點。從我國對“一帶一路”區域投資的地域分布來看，地區分布比較集中，投資目的地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見圖1）。東南亞8國一直是“一帶一路”區域接受中國投資最多的地區，每年接受的中國直接投資額占“一帶一路”沿線總投資額的40%以上；俄蒙兩國、中亞、南亞和西亞北非地區近年吸引中國投資的規模逐步增長，俄羅斯更是成為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前10位的國家。由于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市場長期以來被歐洲的德國、法國和俄羅斯等國主導，距中國的空間距離較遠，中國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份額一直較小，年直接投資流量在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直接投資流量總額的占比一直不到2%，且增長速度緩慢。

與其他地區相比，“一帶一路”投資項目大多資金需求龐大、投資周期較長、涉及資本跨境合作，疊加我國對“一帶一路”區域投資地區分布集中、行業分布敏感、投資主體單一的特性，導致“一帶一路”沿線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較多。據統計，2005年1月至2016年6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生的投資風險案例共49起（占對外投資風險案例總數的28.3%），總金額777.2億美元（占26.2%），每起案例平均涉案金額15.9億美元（見表1）。從風險項目損失金額與投資總額的比值來看，經計算，2005―2016年“一帶一路”區域的比例為41.1%，高于全球38.4%的平均水平。與其他地區相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政治社會、經濟金融、法律和主權信用等方面具有一些高風險特性，下面分別進行簡單梳理。

（一）政治社會風險

巴特勒和喬奎因（Butler和Joaquin，1998）[20]將對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定義為：“東道國政府在跨國企業經營中突然改?政策規則導致投資者權益受損的可能性。”東道國的政治局勢和社會穩定程度對投資造成的損失往往大于經濟風險，是對外直接投資需要首先考慮的風險因素。“一帶一路”包括了地緣政治最為復雜的一些區域。第一是政局動蕩。東西方多種文明在“一帶一路”地區交匯，導致該區域政治宗教沖突頻繁發生，緬甸、印巴、阿富汗、烏克蘭等一些國家處于國家內部分裂或領土紛爭之中，突發性**或戰爭頻發；西亞、北非國家更是政局動蕩的集中區域，部分國家長期敵對，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等舊有沖突熱點依然發酵、戰爭頻發，阿拉伯國家的民眾抗議活動使國家局勢持續動蕩。第二是政策頻繁變更。“一帶一路”區域部分國家民主化程度較低，政權頻繁變更會導致政策缺乏連續性，當東道國以公共利益和環境保護等為借口對投資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如通過提高稅收、下達政府禁令、無故違約以及國有化政策等對外國直接投資設置壁壘時，投資項目會遭遇運營困境或被迫叫停，陷入“投資陷阱”。同時，“一帶一路”部分國家濃厚的宗教思想和較大的文化差異會加深民眾的誤解，進而引發政策變更風險，嚴重損害國外投資者的正當經濟權益。第三是大國角力形勢復雜。美國針對中亞和南亞提出并實施“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絲綢經濟帶計劃”，隨后又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強對亞太地區的政治經濟控制；歐洲實施了“歐洲―高加索―亞洲運輸走廊”計劃增強與中亞的聯系；俄羅斯2014年提出“歐亞經濟聯盟”戰略，計劃聯合中亞、獨聯體等國家成立一個超國家聯合體；日本1997年就提出了針對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并主導亞洲開發銀行通過海外投資提升其在油氣資源開發領域的權益和在該地區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印度目前在積極推動印度次大陸國家經濟合作協議（BBIN）、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和環印度洋地區的“藍色經濟合作”。來自美日俄印等大國的各種競合博弈和復雜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第三國霸權主義的干預風險。第四是恐怖主義蔓延。“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恐怖主義活動頻發，“西亞―中東一南亞一中亞”的弧形恐怖主義地帶初步形成，恐怖主義襲擊和反恐戰爭此起彼伏（周五七，2015）[21]。據美國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顯示，25%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處于危險狀態，15%的國家處于高危狀態。伊斯蘭地區極端宗教勢力猖獗，恐怖組織勢力從中東地區蔓延到中亞、南亞、東南亞甚至中東歐，敘利亞、伊拉克、也門等國家暴恐事件不斷。除了陸上恐怖主義勢力，“政治性海盜”為主的海上恐怖主義事件近年來在紅海、亞丁灣、馬六甲海峽和孟加拉灣等海域頻發。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給“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活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因素。

（二）經濟風險

經濟風險主要指東道國經濟形勢變化或經濟政策調整導致對外投資收益降低的可能性。“一帶一路”沿線多數國家經濟基礎較薄弱，市場經濟制度不健全，經濟結構單一，經濟穩定性較差；金融系統較為脆弱，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容易受到世界經濟低迷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影響。因此，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市場風險和運營風險較為突出。市場風險主要表現在匯率風險和利率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存在通貨膨脹問題，俄蒙兩國的平均通脹率高達10.42%，中亞、西亞北非和南亞地區的平均通脹率也超過了6%（吳舒鈺，2017）[22]，2017年烏克蘭和伊朗的通貨膨脹率更是分別高達11.5%和11.2%。匯率風險主要涉及東道國本幣匯率的穩定性、貨幣自由兌換程度和外匯管制情況等。“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欠發達國家較多，幣種偏小，國際流通性較差，匯率制度不健全，本幣匯率頻繁波動情況時有發生。2008年以來，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和匯率機制僵化導致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經歷了貨幣較大幅度貶值情況：南亞國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蒙古和獨聯體等國家的貨幣顯著貶值。在許多國家實行較為嚴格的匯率管制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很難在利用當地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來對沖匯率風險。這將增加“一帶一路”項目的貨幣風險點，提高分散風險的難度。資金運營風險，一方面指企業做出投資決策過程中對成本收益預估失誤，另一方面指融資渠道出現阻礙導致資金不能保證項目正常運營等情況發生的可能性。由于目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項目資金需求大、建設周期長，加上“一帶一路”大部分國家存在金融市場發展成熟度不高、金融產品不豐富、資金可獲得性低、市場監管能力不足等問題，對外投資的資金不可持續性風險大大增強。

（三）法律風險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司法環境各異，法律法規、稅收政策、辦事流程差異較大，許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存在法律不完善乃至朝令夕改等問題。沿線地區國家的法律分屬大陸法系、海洋法系、宗教法系和具有當地特色混合法系等，對當地法律的不熟悉往往會面臨法律費用和經營成本增加的挑戰。第一，一些東道國相關法制欠缺，在投融資、產業政策、勞動力和土地等方面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較為隨意；部分法律對境外投資者設置法律壁壘，對跨境投資實施反壟斷審查，給對外直接投資造成較大阻力。第二，企業不了解當地一些特殊的法律法規而造成投資損失，其中勞資關系糾紛、知識產權糾紛和生態環境破壞糾紛是主要方面。第三，“一帶一路”投資仲裁機制不統一。目前我國已經與沿線56個國家簽訂《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之間投資爭議公約》，但沒有覆蓋全部沿線國家，仲裁結果的執行也主要依靠國際社會壓力，法律強制性較弱。同時，沿線有15個國家不是WTO成?T，其國內法律法規可能與WTO法律制度、RTA爭端解決機制存在沖突，多重爭端解決機制相互交叉加劇了法律保障難度。

（四）主權信用風險

東道國政府違反合約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容忽視，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東道國政府的違約風險，主權信用評級越高，投資面臨損失的可能性就越小。根據聯合信用評級有限公司發布的《2017年“一帶一路”國家主權信用風險展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權信用風險主要表現在：信用等級跨度大，包括等級為AAA的新加坡和剛走出違約狀態等級的烏克蘭；主權信用風險水平各地區分布不平衡，中東歐地區國家主權信用風險整體較低；東南亞地區國家主權信用風險整體不高；南亞和北非地區的國家政府償債壓力較大但信用風險整體可控；中亞和西亞地區主權信用風險較大。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做出的主權信用評級結果與以上分析也基本一致（見表2）。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評估實證分析

（一）評價方法與評價指標

1.評價方法。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融資風險涉及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等多個風險類別，風險判定指標較多、計算過程繁瑣，盡量運用比較少的綜合指標代表原有指標，全面準確地刻畫“一帶一路”國家投資風險是我們的目標。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具有較強的國別特征，有的國家政治風險突出，有的國家則主要由于經濟發展潛力不足造成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有的國家則是在政治、經濟、法律等因素共同交織下存在較大風險，需要分類討論。針對上述問題，選擇因子分析方法來對各國的投融資風險進行實證評價。因子分析以丟失最少信息為前提，將所有變量按照相關性綜合成幾個綜合因子進行分析，各因子間線性關系不顯著，既有較好的解釋功能，又能減少計算工作量（薛薇，2014）[23]。依據因子分析理論和步驟，首先考察各風險變量是否具有因子分析的基礎，即各變量是否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其次，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選取累計貢獻率超過80%的綜合因子、確定因子個數，并通過正交旋轉確定因子載荷矩陣；最后，根據各綜合因子得分評估各國投資風險大小。在評估投資風險時，將變量作逆向化處理后，利用因子綜合得分公式（1），計算各國家的風險因子得分，再按照因子綜合得分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排名，排名越靠前的國家投資風險越小。

因子綜合得分=（因子1×因子1方差貢獻率+因子2×因子2方差貢獻率+…+因子n×因子n方差貢獻率）/累計方差貢獻率（1）

2.評價指標與數據來源。參考已有投資風險研究成果在風險衡量指標上的選取方法，結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風險特點和統計數據的可得性，筆者選擇了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4個一級指標、26個二級指標，建立了“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含義和數據來源見表3。筆者選取了除去巴勒斯坦的64個樣本國家在2012―2016年的平均值作為風險評價數據。一方面，可以避免部分變量在某一年份確實對實證分析造成的影響，另一方面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一段時期內各國的風險特征。

筆者選擇spss統計軟件進行因子分析，該軟件會自動對不同量綱的原始變量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通過線性變換使數據結果處于[0，1]區間。由于數據經過標準化處理，最終計算出的各國風險因子得分是以0為平均值，正值表示風險水平較低，負值則表示該國風險高于平均水平。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所選取的26個指標變量有的和投資風險呈正相關關系，有的呈負相關關系，為使綜合因子得分正確反映各國相對風險的大小，筆者在因子分析前對所有正向變量進行了逆向化處理，即所有變量值越大，代表投資風險越小。

（二）投資風險實證評估

選取表3四大風險類別下的所有26個指標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風險進行因子分析。由于文萊、東帝汶和敘利亞的經濟風險指標和主權信用風險指標數據確實嚴重，故剔除這3個國家對61個沿線國家進行分析。KMO值為0.75，可以進行因子分析（見表4）。公因子方差基本大于80%（見表5）。根據風險因子解釋的總方差表格和碎石圖（見表

6、圖2），提取9個主因子，9個公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接近85%，能夠較好地代表所有風險衡量指標。將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之后（見表7），9個因子的含義較為明確：第一個因子可視為政治經濟綜合因子，代表一國政府執政能力和經濟現代化水平，國家民主化進程和執政能力影響經濟開放程度和發展速度，經濟發展水平制約政治體制改革，政治和經濟因素相互交融相輔相成；第二個因子為社會法律綜合因子，代表對外直接投資受社會傳統和法律法規的影響程度，一國對社會傳統的重視往往體現在法律法規上面，進而共同對投資行為形成約束；第三個因子是營商環境因子，包括物權登記是否便利、合同執行是否嚴格、投資者合法權利是否得到保障等，衡量一國在打造投資優質環境方面的能力；第四個因子是經濟波動指數，衡量一國經濟增長的波動情況；第五個因子為政治局勢因子，主要衡量一國包括內部矛盾、外部沖突在內的政治局勢的穩定狀況；第六到第九個因子則主要衡量一國的國家資產負債情況、主權信用情況和政府財政狀況。最后，根據表8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評估出“一帶一路”各國總體投資風險的評分與排名情況（見表9）。

從投資綜合風險來看，新加坡、愛沙尼亞、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蘭、斯洛文尼亞、阿聯酋、拉脫維亞和斯洛伐克等10個國家風險最低；除去文萊、東帝汶和敘利亞，老撾、烏克蘭、尼泊爾、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緬甸、阿富汗和也門等10國風險最高。按照沿線各國的經濟地理分區，制作了投資風險的分區域分布情況（見圖3）。除了獨聯體的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國之外，中東歐區域國家金融體系相對完備，投資安全程度整體較高。俄蒙兩國整體風險高于平均水平，兩國經濟風險尤其突出，社會安全系數較低。中亞5國的投資風險整體較高，主要源于其落后的經濟條件、動蕩的政治局勢和較弱的政府治理能力。西亞和北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國家間風險程度呈現較大分化：西亞和北非地區除以色列、阿聯酋、卡塔爾、格魯吉亞等國外，其他國家投資風險較高，如也門、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由于民族和宗教沖突頻繁、恐怖主義勢力猖獗，導致經濟、社會、法律、主權信用等諸多指標落后，投資風險飆升；南亞地區不丹和印度投資風險較小，其中印度作為南亞地區的大國，經濟增速較快且增速平穩，投資的經濟風險較小，其他國家經濟體量小、政府執政能力不強、經濟開放度不高、法律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導致投資風險較高，阿富汗的突出政治風險問題則需要特別重視；東南亞地區，新加坡是區域內投資最安全的國家，其他國家基本處于經濟轉型期，雖然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但經濟制度不完善、營商環境不佳、主權信用評級較低，疊加國內政治社會不穩定因素，投資整體風險較高。

（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綜合投資風險分區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不同國家風險特征并不相同，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測算了各國國別風險程度之后，需要更客觀地將國家風險進行分區。筆者采取聚類分析方法，選取歐氏距離計算變量個體間距離，將61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分為4類風險區。第一類是低風險國家，包括：新加坡、愛沙尼亞、立陶宛、以色列、捷克、波蘭、斯洛文尼亞、阿聯酋、拉脫維亞、斯洛伐克、不丹、克羅地亞、羅馬尼亞、格魯吉亞、保加利亞、沙特阿拉伯、匈牙利、馬來西亞、卡塔爾和黑山。第二類是中風險國家，包括塞爾維亞、馬其頓、土耳其、阿曼、印度、印度尼西亞、阿爾巴尼亞、巴林、菲律賓、科威特、蒙古、波黑、伊朗、亞美尼亞、泰國、土庫曼斯坦、摩爾多瓦、約旦、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第三類是高風險國家，越南、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伊拉克、黎巴嫩、柬埔寨、埃及、巴基斯坦、老撾、烏克蘭、尼泊爾、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和緬甸。第四類是極高風險國家，包括阿富汗和也門。

四、結論

筆者分別從政治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法律風險和主權信用風險四個分項維度構建指標體系評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得出如下結論：

1.總體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偏高，中高風險國家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總數的2/3。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進行投資決策過程中，應充分考慮東道國的風險水平，以保證投資收益。

2.政治?濟綜合因子對一國的整體投資風險影響最大，可見對于“一帶一路”區域來說，政府執政能力和經濟現代化水平具有較強相關性，二者相互交織成為決定國家投資風險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社會法律條件、營商環境、經濟波動情況，政局穩定程度和主權信用狀況都是對外直接投資決策需要考慮的因素。

3.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綜合投資風險分區與2005―2016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情況進行對比，我們發現，我國大量投資集中在東南亞的緬甸、柬埔寨、馬來西亞、老撾，南亞的巴基斯坦，中亞5國和俄羅斯、蒙古等國，而這些國家大部分都屬于高風險區域，對中東歐等低風險國家的投資則較少。未來我國對“一帶一路”區域的投資應著力完善區域分布結構，謹慎選擇投資目的地，減少對高風險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增加與中東歐國家的投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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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uan1，Wang Hongju2

（1.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00，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rategy，Beijing 102400，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the capital flow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In recent years，while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line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investment risks，which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economic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 enterprises.On the analysis of risk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way，the author built the country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four aspects，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measure risk of various countries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 off three regions of low investment risk，medium risk and high risk，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our country's investment benefit on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vestment risk，risk factors，political and social risk，economic risk，legal risk，sovereign credit risk

第三篇：2016印尼基礎設施建設暨“一帶一路”投資峰會專題

自印尼總統佐科上任后，新政府在2015年推出43項基建工程項目，總投資額高達520億美元，就此宣布印尼基建產業發展迎來黃金五年。去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訪問期間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并獲得印尼駐華大使蘇更一致同意。印尼總統佐科日前在雅加達會見中國外長王毅時也表示，印尼提出建立海洋強國，中國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者高度契合，雙方可以積極開展合作。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和印尼“互通互聯”戰略的共同推進，兩國經濟合作迎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鑒于此2016印尼基礎設施建設暨“一帶一路” 投資峰會將于10月20日至21日在雅加達盛大召開，以“項目與合作對接”為主題，邀請印度尼西亞政府、國有企業、行業協會、承包商等企業和機構的業內領袖和專家共聚一堂，通過主題演講、平行論壇、案例分析、小組討論、產品展示、會后考察等多元化溝通方式，深入探討產業發展大趨勢，為廣大業內人士提供全面交流和溝通的平臺。本次論壇內容涉及印尼基礎設施建設相關政策解析、投融資渠道、合作戰略與項目對接、交通運輸項目合作與技術創新等熱點話題。

本次峰會議題：

政策解析與市場展望

“互通互聯”戰略構想下，印尼基建產業未來發展機遇

優化公私合作模式，助力印尼交通運輸項目產業化發展

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發展新機遇與外企、國營企業的合作模式

資金渠道與項目管理

商業銀行在印尼軌交項目建設中的作用

印尼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風險的評估與項目管理

印尼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期待新突破

戰略合作與項目對接

公私合作模式優勢下的印尼機場建設

中國“一帶一路”對接印尼“互通互聯”

軌道交通產業升級轉型與未來新高地

海港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及如何賦予海港高標準、國際化

項目合作與技術創新

建立新橋梁網以支持印尼軌道與公路建設

加速印尼機場建設以支持區域性航空市場需求

印尼城市建設下的下一站地鐵建設新區域

峰會概況：當前，中國在市政建設的規模和建設速度上居世界前列，中國愿同沿線國家一道，構建“一帶一路”互利合作網絡、共創新型合作模式、開拓多元合作平臺、推進重點領域項目，攜手打造“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智力絲綢之路”和“和平絲綢之路”，造福沿線國家和人民。2016印尼基建合作峰會論壇為兩國的企業對話交流、務實合作提供了一個平臺，也希望這次峰會為推動國家關系發展、溝通民心民意、深化理解互信方面積極有為，為“一帶一路”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第四篇：工商銀行：“一帶一路”投資及金融合作論壇在土耳其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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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銀行：“一帶一路”投資及金融合作論壇在土耳

其舉行

安卡拉當地時間7月26日，由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資源部聯合主辦的“一帶一路”投資及金融合作論壇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郁紅陽、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資源部部長法蒂丹米茲等土耳其政府部門官員及150多家中土企業代表參加了論壇。本次論壇旨在為中土兩國企業家和投資者搭建一個溝通和交流的平臺，幫助兩國工商業界把握機遇，促進兩國經貿投資與合作。期間，工商銀行在土耳其子行——工銀土耳其與土耳其有關方面分別簽署了伊斯坦布爾第三海峽大橋及北馬爾馬拉高速公路的再融資銀團安排行委任函、天然氣地下儲庫擴建項目金融合作備忘錄。

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在致辭中表示，工商銀行高度重視土耳其市場，工銀土耳其作為工商銀行重點海外機構，依托廣泛網絡布局、全面金融服務和優秀服務團隊，為土耳其基礎設施、社會民生項目提供了大量的優質金融服務。未來，工商銀行愿與土耳其各界深化對話交流、加強戰略合作，按照市場化、商業化原則，推動建立常態化合作機制，為中土多層次、多領域、多形式的合作提供更全面、更豐富的金融支持。同時，工商銀行還將繼續發揮集團優勢，推動更多中國企業赴土耳其投資創業，帶動更多土耳其企業在華順利發展。

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郁紅陽指出，土耳其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土方提出的“中間走廊”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契合，雙方合作潛力很大。近年來，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土關系取得了很多實實在在的成就。特別是工商銀行自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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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進入土耳其市場以來，積極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支持土國內包括港口、交通、能源、醫院、通信、航空等領域的一大批重點基礎設施項目，累計發放貸款逾50億美元。

土耳其能源部長法蒂丹米茲表示，土耳其擁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經濟基礎，致力于發展成為地區性經濟強國和地區性能源大國。土耳其將為投資者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中土雙方合作前景廣闊。

據了解，工商銀行于2015年進入土耳其市場，成立工銀土耳其子公司，是土耳其首家中資營業性金融機構。該行按照“立足本地，輻射周邊，聯通歐亞”的戰略定位，充分發揮集團的客戶、資金、管理及服務網絡優勢，推進本地化經營，目前已發展成為持有銀行、證券投行、資產管理業務牌照的綜合金融機構，能夠提供各類存貸款、貿易融資、匯款結算、IPO、重組并購顧問、資產管理等全面的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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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東大亂局及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的應對心得

《中東大亂局及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的應對》講座心得

在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可以說是隨著世界潮流應運而生。“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提出不僅是契合中國面臨的新的發展機遇期的重大舉措，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

當今世界早已不是當初那個處于相互隔絕狀態的世界，也不是東西方相互對立的兩極世界，而是日益緊密聯系的相互交往合作的世界。各個地區、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必然會變得愈加緊密。不論是經濟合作，還是政治文化的交流，都日益蓬勃發展。中國面對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緊緊抓住機遇，不失時機的提出“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志在促進自身與各國的共同發展，為人類謀求更多福祉。

中東處于“一帶一路”的中心環節，因此隨著“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不斷深入實施開展，中國與中東的聯系也將更加密切。但是中東這一地區由于其歷史上特殊的位置，長期以來是大國爭奪的焦點。同時又是能源聚集地，加之自身存在多種矛盾，如宗教沖突、資源爭奪等，造成地區局勢十分復雜動蕩。這必將給“一帶一路”的開展帶來負面影響。

鄧小平曾經總結過，世界的問題可以總結為四個字，即東西南北。東西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矛盾，屬于和平問題。南北則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矛盾，屬于發展問題。其中南北問題，也就是發展問題是最根本的。要解決中東問題，也必須依靠發展來實現，但是發展又必須要有良好的內外環境。二者是相互促進的。

國家的穩定是發展的基本前提。中東國家目前的動蕩局勢，是阻礙其發展的最重要制約因素。中東地理位置優越，地處歐亞非交匯處。又有著豐富的資源，尤其是其能源資源在世界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這一地區是人類文明誕生地之一，歷史悠久，人口眾多，是一個十分有發展潛力的國際市場。擁有如此多的天然優勢，中東本可以是世界上發展前景最好的地區之一，但是由于自身內部重重矛盾，如宗教、民族矛盾等，加之大國干預，造成了今天這樣一個四分五裂的動蕩局面。中東要取得整體性發展，就目前看來是不可能的。中國曾經遭受過類似的苦難，可以說是感同身受。因此更要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和平，盡可能抓住一切機遇大力發展自身

中國要在“一帶一路”大戰略條件下與中東開展合作，就必須針對其具體的情況，作出合理的政策調整。利用“一帶一路”與其互聯互通。要優先與那些較為穩定的國家或地區展開合作，打通和穩固“一帶一路”的中間站。突出雙邊合作，具體國家具體對待，注重區域合作。如可以與伊朗、土耳其、沙特等海灣國家、甚至伊拉克局勢相對較為穩定的南部地區展開各項合作。至于局勢動蕩的敘利亞和伊拉克北部等地區，則要根據自身戰略需要，相機采取行動。亂中也存在機遇，以“三不”原則為遵循，不失時機地加大介入中東事務。

中東局勢動蕩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民族、宗教因素。民族和宗教問題在中東是時常聯系在一起的。這里生活著波斯、庫爾德、突厥、阿拉伯、猶太等幾大古老的民族，以及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三大宗教匯聚于此，民族矛盾、宗教沖突不斷，尤其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民族沖突十分嚴重，甚至導致了幾次戰爭。同時阿拉伯人信奉的伊斯蘭教，其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宗派林立，其中又以什葉派和遜尼派的爭斗十分激烈，為恐怖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宗教土壤。如此復雜嚴重的民族宗教沖突，可謂世所罕見。

中國也有著眾多的民族，許多少數民族也有著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要格外注重民族和宗教問題。尤其是面對如今與中國聯系日益緊密的中東，我們更要注意西北局勢的穩定。中國在西北有著大量的伊斯蘭教眾，可以說中東的穩定與否與我們也有著越來越多的利益關聯。中國要加大與中東的反恐合作，特別是針對“東突”勢力的打擊上，要與土耳其等國做好工作。保持西北的穩定，是關系“一帶一路”暢通的重要條件。

怎樣解決中東困局呢？除了政治因素以外，經濟發展更為重要。使中東人民感受到“一帶一路”帶來的好處，加深中東各國經濟利益聯系，那么對于解決中東困局會有重大幫助。

“一帶一路”對于沿線國家來說是機遇，是一個發展自身的大機遇，中東也不例外。但能否抓好這個機遇，以及怎樣去抓住這個機遇，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點。中國本著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提出了“一帶一路”，并付諸實踐，必然會在其中擔任引領角色。中國會積極主動與各國真誠交往合作，各國也應該拿出真心實意來支持中國。那么這樣才能達到最終的雙贏。

當前中東自身的局勢決定其不能作為一個整體參與“一帶一路”，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國家、地區存在著不同的情況。一方面，中國重視區域、雙邊合作，另一方面，中東國家也可以結合自身實際，搭載“一帶一路”這輛發展的快速列車。

經濟全球化推動世界經濟向進一步開放的方向發展，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的轉型期，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實行積極的走出去戰略，依托“一帶一路”，抓住中東這塊潛在的市場，對于我們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同時，中國對于中東資源的依賴度也在不斷上升，那么針對當前中東國家的困局，幫助其化解困局，對于我們的自身安全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