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_誤譯_的文化使命與文本_來生_的重構_以建國后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為例

中國比較文學 2008年第2期(總第71期)

翻譯研究

“誤譯”的文化使命與文本“來生”的重構 ————以建國后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為例 盧玉玲

(復旦大學 外國語學院,上海 200433)摘要:在傳統翻譯理論中,“誤譯”往往只是被用來判斷譯者語言能力、或揭示譯者不忠 的“失敗”的語言轉換行為。然而,近年來隨著翻譯研究學科的不斷深入發(fā)展,人們重新 檢閱翻譯史上的“誤譯”行為,卻不斷發(fā)現這些看似“失敗”的語言轉換行為,往往是負 載著特殊文化使命的譯者對文本“來生”的重構,是具有歷史時效性的改寫行為。本文 以建國后十七年英美文學的翻譯為研究對象,通過對照新時期以來的新譯本,揭示“誤 譯”所隱含的中西文化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碰撞、扭曲與變形;而新時期以來對“誤譯”的 不斷修正,則折射出復雜變遷中的中國面對她/他者時更為自信而寬容的文化氣度。關鍵詞:誤譯;改寫;“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文化碰撞

Abstract:In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mistranslation is either regarded as a yardstick of the translator s language ability or a proof of the translator s betrayal a-gainst the author.However, with the furtherdevelopmentof translation studies, a re-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i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will reveal thatthose seeming-ly unsuccessful language transactions turn out to be the reconstructed afterlife of the texts encodedwith the special culturalmission of the translator, a rewriting effective in specific historicalperiods.Targeted at th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 aswell as the new translated editions since 1978, this paper, through a reexamination ofmistranslations, discloses the cultural conflictand distor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West in thi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and the re-visedmistranslations after 1978 reflect a different cultural attitude ofChina towards other cultureswhich ismore confident and tolerant.Key words:mistranslation;rewriting;theChinese translation ofEnglish andAmer-ican literature during 1949-1966;cultural conflict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101(2008)02-008-11 ·8·盧玉玲 “誤譯”的文化使命與文本“來生”的重構

一、引

言

一個文本的誕生往往與它生存的土壤———社會、文化、歷史、作者個人的 精神探索和美學追求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這些來自原語文化母體的諸多 因素是構成某一區(qū)域文學共性的基石,并由此形成了被我們稱之為“民族文 學”的獨特個體。在這些保持著原語民族文化個性的文學的“環(huán)球旅行”中, 其身上特有的異域痕跡既可能因其差異性而備受接受語境的尊崇,也可能被 視為對譯入語文化造成威脅的“異端分子”而備受撻伐。而這種境遇往往隨 著譯入語語境的時代變遷而發(fā)生變化。對于身處文化對峙語境中的翻譯文 學,即使是那些經過精挑細選、看似符合譯入語語境時代需求的異域文本,也 往往存在著逃逸出譯入語語境話語規(guī)范的“叛逆分子”。因此,當它們飄洋過 海接受一個全新環(huán)境的掌聲時,也往往意味著同時必須接受譯入語語境的

“移植再造”———將譯入語語境的自我需求、對“他者”的想象植入文本的血脈 之中。法國學者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談到歐洲讀者“認識”遠東作家時 這樣說過:“作者在作品中想表達的內容與讀者在作品中尋求的內容之間,可 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以致兩者毫無共同之處。于是,讀者使用的唯一辦法, 就是在自己與作品之間安置一面我們稱為神話的鏡子,這面鏡子是由讀者所 屬的社會集團提供的。歐洲讀者‘認識’大部分遠東作家就是通過這個辦 法。”[1:135]對于翻譯文學來說,埃斯卡皮所說的那面“神話的鏡子”折射出 譯入語語境的權力話語在異域文本符號中的“涂鴉”。這種“涂鴉”行為與安 德烈·勒菲弗爾(AndréLefevere)的“改寫”概念如出一轍———貫穿于具體翻 譯過程-語言轉換過程,并延伸至譯入語語境對譯品的解讀-翻譯作品研

究。從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來看,譯入語語境中的專業(yè)人士包括譯者、批評 者、評論者、教師等人形成了對翻譯作品意義重構的“闡釋鏈條”[2: 14]。因 此,我們必須弄清楚,在這一文本意義重構的過程中,“譯者添加了什么,遺漏 了什么,對語詞的選擇和他/她是如何處置這些語詞的。因為他/她的每一次 選擇都是一種自覺的行為,這些自覺的行為揭示了譯者個人的歷史和他周遭 的社會-政治語境;換言之,就是他/她自身生存的文化。”[3:5] 在對文本“來生”的重構中,譯者對于原文本的干預形式多種多樣,其

中潛藏于字里行間的語詞的扭曲、變形———語詞的“誤譯”尤其令人難以覺 察。在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中,語詞的“誤譯”無疑是一個常為人詬病的大 忌。因此,在建基于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的中西方傳統翻譯理論中,“誤 譯”往往被視作判斷譯者語言能力、或揭示譯者不忠的證據。然而,近年來 隨著翻譯研究學科的不斷深入發(fā)展,人們不再把翻譯視為純粹的語言符號 ·9·中國比較文學 2008年第2期(總第71期)的轉換行為,重新檢閱翻譯史上的“誤譯”行為,卻不斷發(fā)現這些看似“失 敗”的語言轉換行為背后潛藏的歷史隱情。由此,“誤譯”被賦予了文化意 義上的價值,成為重新反思歷史的話語手段。謝天振在談到“誤譯”之于比 較文學的意義時指出,“對于比較文學來說,誤譯有時候有著非同一般的研 究價值,因為誤譯反映了譯者對另一種文化的誤解和誤釋,是文化或文學交 流中的阻滯點。誤譯特別鮮明、突出地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碰撞、扭曲 與變形。”[4: 151]由此可見,“誤譯”常常是譯者自覺地,或在權力贊助者干 預下對原作的有意改寫。譯本中語詞的改寫往往因其不留痕跡的“鬼斧神 工”而將譯入語語境的社會集團關于“她/他者”的那面“神話的鏡子”交給 譯入語語境的讀者。對于缺乏對原作真實世界足夠認識的讀者來說,這面 “神話的鏡子”往往是行之有效的。只有當譯入語語境的時代話語發(fā)生根 本性的轉變,這面“神話的鏡子”才會現出原形。

本文以處于中西文化對峙時期的建國后“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為

例,深入探討“誤譯”所負載的文化使命與文本“來生”的重構問題。中西 文化對峙的局面導致建國后“十七年”對英美文學翻譯的選擇十分嚴格, 而那些有幸被選中的文本盡管有著“十七年”中國翻譯語境所需的某些 特質,但是這些在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母體中成長起來的文學作品不可

避免地存在著諸多與“十七年”翻譯外國文學的主要目的:“捍衛(wèi)、建設新 型的社會主義民族國家這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性工程”[5: 109]相互 牾的“雜質”。因此,如何在利用這些來自異域的文本為自己言說的同時 根除那些糾纏在文本中的“雜質”,成了重構文本意義的各種改寫者必須 面對的任務。根除“雜質”也就意味著對原文本的背離。在新時期中西 文化重新展開對話的歷史語境中,當我們重新翻開那些被歷史塵封的譯 本,在原作與新譯本的比照下,那些反映其間政治文化碰撞的語詞扭曲才 躍然紙上。這些語詞的扭曲既有譯者在時代話語的干預下自覺的選擇, 亦有譯者在規(guī)避時代話語干預下的“戴著鐐銬的舞蹈”。以下將通過分 析兩個個案在歷史流動中的變化,來揭示“十七年”間英美文學作品中語 詞翻譯所隱含的歷史玄機。

二、從《抒情十四行詩集》到《愛情十四行詩集》

愛情是“十七年”文學創(chuàng)作中不可觸碰的一個話題,同樣也是翻譯文 學的一個禁忌。在僵化而冷冰冰的革命話語試圖強行剝離一切人性溫情 的歷史語境中,任何一次溫情觸碰都將招致無情的批判。《英語學習》 ·10·盧玉玲 “誤譯”的文化使命與文本“來生”的重構

1962年第1期刊載了王佐良注譯的《讀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Son-netXVIII),這首詩是莎士比亞的第18首十四行詩,歌頌愛情和青春的永 恒。王佐良小心翼翼地做了這樣的交待:“它不僅是一首一般的抒情詩, 或通常的愛情詩———這里所說的‘美人’甚至不是一個少女,而是一個青 年男子??”[6: 4]可見,王佐良試圖通過轉移視線來規(guī)避詩中的“愛情 地雷”。然而,隨著“階級斗爭”的高漲,時代漸漸邁向文化自閉的“文革” 時期,這首詩遭到嚴厲的批判。1965年殷紅在批判《英美文學欣賞》選材 上的問題,就以這首詩為例。她說:“資產階級的理想與革命性和無產階 級的理想和革命性有著本質的差別,要青年們去熟誦這首詩,很難說對他 們的革命化有任何好的影響,相反的,倒會培養(yǎng)了藝術第一、愛情至上的 觀點。”[7: 13]該集子中的另一部作品奈希的《春天》也因涉及青年男女 談情說愛而遭批判。又如1965年《外國文學新作提要》第9期(6月20 日)的“美國黑人文學專輯”,刊載了美國黑人“進步”作家基倫斯(John OliverKillens)的小說《于是我們聽到了雷聲》(And Then WeHeard The Thunder, 1963)的節(jié)選。編者在贊揚基倫斯這部作品的革命進步性外,也 指出“小說的缺點是節(jié)外生枝的愛情描寫太多,有幾段頗為猥褻。”[8: 1] 對于這些在異域環(huán)境里成長起來的作品,即使是那些被認為是“進步”的 作品,除非徹底拒之門外,否則與譯入語語境相抵觸的愛情因素永遠存 在。因此,如何巧妙地繞過愛情“雷池”、規(guī)避時代語境的制裁,便成了譯 者不得不完成的任務。

1955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了19世紀英國著名女詩人白朗寧 夫人(Elizabeth BarrettBrowning,又譯勃朗寧夫人)的《抒情十四行詩集》。1950年代中期正逢外國文學翻譯的一個“小陽春”,這部記錄著詩人不平凡 愛情發(fā)展過程、與翻譯大時代語境并不太協調的愛情詩集也獲得陽光的沐 浴,得以走進中國讀者的視野。①白朗寧夫婦的愛情堪稱文學史上的一段 佳話。伊麗莎白·巴萊特15歲時因騎馬跌傷脊椎從此被禁錮于病床。然 而,她在詩歌上的才華令她贏得了年輕的羅伯特·白朗寧的愛情。愛情令 這位早已放棄生活希望的女詩人獲得了生命的活力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靈感與激 情。這部詩集見證了白朗寧夫婦真摯感人的愛情。

《抒情十四行詩集》依據白朗寧夫人的Sonnetsfrom thePortugese(直譯: 《葡萄牙人十四行詩集》)翻譯而成。之所以以此為名,一方面是為了遮蔽 ·11·

①這一年,同樣與時代音符不太協調的簡·奧斯丁(JaneAustin)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王科一譯)和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的《呼嘯山莊》(WutheringHeights,楊必譯)也

被譯成中文出版。中國比較文學 2008年第2期(總第71期)詩人的女性身份①,另一方面是因為白朗寧夫人曾寫過關于一對葡萄牙愛 人的抒情詩,白朗寧很愛這首詩,常稱妻子“小葡萄牙人”[9: 32]。1920年 代,白朗寧夫人的詩歌就已經被介紹到中國,深受新月派詩人的喜愛。1928 年,《新月》創(chuàng)刊號和第2號(1928年3月10日)刊登了聞一多、徐志摩翻譯 的《白朗寧夫人的情詩》[10: 239]。但是在1955年版詩集中,方平沒有像 聞一多、徐志摩那樣張揚地把這本詩集的題目譯成“情詩”,也沒有直譯為 《葡萄牙人十四行詩集》,因為對于不諳其中曲折內幕的中國讀者來說,這 樣的直白不僅對讀者的理解毫無幫助,而且也遮蔽了詩集所要傳達的熾熱 愛情。因此,方平只是在“關于這本詩集”這一部分對原書題目的原委作了 交代。方平用了看似“政治正確”的“抒情”②二字,既部分傳達了詩集的內 涵,也避免了原題目隱晦的含義。盡管如此,詩集中無法遏制的愛情火苗, 那一聲聲發(fā)自肺腑的愛的宣言,還是令身處陰晴不定的歷史語境中的譯者 感到不安,不得不主動要求出版社停印。方平在新時期這本詩集的第一次 重印本(1982年版)中回憶了這段不堪的歷史:“拙譯本在1955年出版,因 原名生澀,為了方便,改稱《抒情十四行詩集》。沒想到這個小冊子在我當 時幾種譯本中卻是印數最多、最受歡迎的一種。但它的出版生命很短促,只 不過兩三年罷了———那是多么值得懷念、而消失得太快的兩三年啊。1958 年,這個譯本還準備印第四版,但那時候,肅殺的氣氛越來越令人不安,知識 分子感到的精神壓力越來越沉重。我只得要求出版社停印此書。”[11: 188-9]這個版本出現于新時期之初,方平在交待詩集改名的原因時還是顯得 小心翼翼。不過,盡管1982版的詩集譯名與1955年版是一樣的,但翻開書 的扉頁,就可以覺察到在新的陽光下愛情終于可以言說了。這一點從兩個 版本的“目次”差異上就一目了然:

1955年版

1982年版 目次目次

詩人小傳她的詩和她的愛情

關于這本詩集

———女詩人伊麗莎白·白朗寧的小傳 抒情十四行詩集關于這本詩集 ·12· ① ②

19世紀初的英國,女性作家還備受歧視,因此,很多女作家為了作品順利出版,往往改用男

性名字,以避免評論界、讀者的性別偏見。夏洛蒂·勃朗特(《簡愛》以男性假名Currer Bell出版)和喬治·愛略特(George Eliot,原名MaryAnn Evans)就是兩個有名的例子。

無獨有偶, 1950年代,查良錚翻譯的拜倫與雪萊的詩選也以“抒情”命名:《拜倫抒情詩選》(1955年)和《雪萊抒情詩選》(1958年)。盧玉玲 “誤譯”的文化使命與文本“來生”的重構

附錄

———寫作和發(fā)表的經過 最初的書信抒情十四行詩集 后記淺釋十二首詩 注解

附錄:情書選譯 譯后記 “情詩”、“情書”終于不用再遮遮掩掩。不過,在關于詩人身份的交待上,譯 者還帶著剛剛走出的那個時代的話語烙印,稱女詩人“生于富裕的資產階 級家庭”[12: 1]。1997年版(上海譯文出版社版)不僅修正了這個“政治烙 印”①,而且將“愛情”光明磊落地擺上書的封面:《愛情十四行詩集》。但是 在陳述1955年書名譯法的原因上依然沒有作變動。直到2005年收錄于 《歐美文學研究十論》的《愛情戰(zhàn)勝死亡·序〈愛情十四行詩集〉》,方平終 于道出改名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顧慮,當時不敢直書‘愛情’”[13: 101]。身處愛情“見光死”年代的譯者不得已以“抒情”取而代之,這種無奈是 在時代鐐銬之下的“舞蹈”,竟也在歷史的曲線中帶給那個時代渴望溫情的 讀者一些可貴的慰藉,這一點從該書出版后一版再版的情形中就可以窺探 到。譯者方平的良苦用心在1955年版的《后記》中十分隱晦:“但愿將來我 們有系統地介紹各國的詩歌時會有更有才能和修養(yǎng)的同志,用完美的形式 把這部詩集重新譯過來,并給這部詩集以一個恰當的評價———這是譯者所 十分盼望的。”[14: 144]從“抒情”到“愛情”,譯者當年的期望終于在新時 期翻譯的春天中實現了!

三、誰是麥琪? 美國著名短篇小說家歐·亨利(O.Henry,原名William Sydney Porter, 1862-1910,又譯奧·亨利,本文除個別引用之處外,均用歐·亨利)素有“美 國的莫泊桑”之稱。他的短篇小說貼近普通人的生活,情節(jié)曲折,懸念迭起, 語言生動樸實,幽默中帶著辛辣的諷刺。他一生中創(chuàng)作了300多部短篇小說, TheGift oftheMagi是其中的一篇杰作。小說講述的是一對貧賤夫妻感人肺 腑的愛的故事。互贈禮物是西方圣誕節(jié)的一大習俗,小說中的年輕夫婦德拉(Della)和吉姆(Jim)卻因經濟上的捉襟見肘而為圣誕禮物暗自發(fā)愁。為了給 ·13·

①1997年譯文版的新版序言關于作者的介紹上完全刪除了“資產階級身份”一說。中國比較文學 2008年第2期(總第71期)自己心愛的人買一件相稱的禮物,在圣誕節(jié)前夕,德拉背著吉姆忍痛剪去瀑 布似的漂亮長發(fā),換來白金表鏈,用來搭配吉姆從祖上傳下的珍貴的手表,而 同樣,吉姆偷偷賣掉珍貴的家傳手表,為妻子買回一整套梳理心愛長發(fā)的梳 子。兩件看似無用的禮物見證了德拉與吉姆為了心愛的人而作的自我犧牲, 傳達了愛的力量。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了王仲年翻譯的《奧·亨利短篇小 說選集》,其中就收錄了TheGift oftheMagi,譯為《麥琪的禮物》。1958年,人 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文學小叢書”《麥琪的禮物》,收集了歐·亨利包括 TheGiftoftheMagi在內的10篇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麥琪的禮物》也成了 歐·亨利最為中國讀者熟知的短篇故事之一。因此,可以說王仲年是新中國 第一個將《麥琪的禮物》帶給讀者的譯者。

《中華讀書報》2005年9月7日刊載了黃源深的文章《是“麥琪的禮

物”嗎?》,對《麥琪的禮物》的翻譯提出了質疑。黃源深的質疑針對的是篇 名中“theMagi”的翻譯。他從詞源學的角度,分析了“Magi”一詞所隱含的 《圣經》含義。他說,“Magi是M' agus 的復數。此詞源自《圣經》,見于‘新 約’中‘馬太福音’第二章。耶穌誕生后,東方三博士(又稱三賢人)‘在東 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看見小孩子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那孩 子,揭開寶盒,拿黃金、乳香為禮物獻給他。’也就是說,Magi意為贈送禮物 的‘賢人’。而歐·亨利這里之所以使用Magus的復數Magi一詞,是要通 過《圣經》典故,贊揚男女兩位主人公都是賢人,都具有賢人的品格。”[15] 更確切地說,除了《圣經》中的含義,“theMagi”也指古波斯的教士(或僧侶)[16: 1075]。因此,總的來說,把“theMagi”譯成“麥琪”顯然只是音譯,沒有 傳達出弦外之音,因而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黃源深認為,“把‘Magi 譯成 “麥琪”的不妥之處還在于:

一、‘麥琪’成了人名,成了專有名詞,而原文 ‘theMagi 中有定冠詞‘the ,因此‘Magi 不可能是人名,不可能是專有名詞, 因為除了特殊情況,專有名詞前是不能加定冠詞的;

二、‘麥琪的禮物’容易 給讀者造成錯誤印象,以為‘麥琪’是小說中男主人公的妻子。我問過不少 文化層次相當高的朋友,‘麥琪的禮物’中的‘麥琪’是誰?他們幾乎都不假 思索地說,就是那個為了給丈夫買禮物、忍痛剪去漂亮長發(fā)的女人。其實妻 子的名字不叫‘麥琪’,而叫‘德拉’,更何況小說中贈送禮物的不僅僅是妻 子,還包括丈夫,雙方都是煞費苦心互贈禮物的。譯成‘麥琪的禮物’就把 丈夫撇開了,這顯然與原作的內容不符;

三、把‘Magi’譯成‘麥琪’,閹割了 原作的《圣經》背景,抹去了篇名的影射意義,淺化了小說的內涵。”[15] 黃源深的質疑有理有據,不僅令人對最初的翻譯產生許多疑問。難道

當年王仲年沒有覺察到theMagi中的弦外之音?然而翻閱1954版的《麥琪 的禮物》,這種疑問更加復雜化了。王仲年對theMagi的弦外之音顯然了然 ·14·盧玉玲 “誤譯”的文化使命與文本“來生”的重構

于心。雖然篇名是《麥琪的禮物》,但是頁末的注解把theMagi的含義說明 得清清楚楚:“麥琪(Magi):指基督出生時來送禮物的三賢人,又說是東方 的三王:茂爾契埃(Melchior光明之王),贈送黃金表示尊貴;加斯巴(Gasp-ard潔白者),贈送乳香代表神圣;巴爾賽石(Balthazar),贈送沒藥預示基督 日后遭人迫害而死。”[17: 118]除了篇名外,“theMagi”還在小說中出現過 3次:

第1次: The magi brought valuable gifts, but thatwas not among them.[18: 30] 王仲年的翻譯是:麥琪帶來了寶貴的禮物,但是其中沒有那件東西 [17: 124]。

第2、3次在小說結尾處: The mag,i as you know, were wise men———wonderfully wise men———who brought gifts to the Babe in the manger......Everywhere they arewises.t They are themag.i [18: 31] 王仲年的翻譯是:那三位麥琪,諸位知道,都是有智慧的賢人———

非常有智慧的———他們帶來禮物送給生在馬槽里的圣子耶穌??無論 在什么地方,他們都是最聰明的。他們就是麥琪[17: 125]。

因此,從篇名的注解到結尾處的點睛之筆可以看出,用“麥琪”音譯“the Magi”,“閹割了原作的《圣經》背景,抹去了篇名的影射意義”,顯然有客觀 的“隱情”。

首先, 1950年代,把歐·亨利介紹給中國讀者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讓

他來灌輸《圣經》中傳達的愛的力量。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奧·亨利 短篇小說選》是依據1951年莫斯科外語出版社的ShortStories andMoreO.Henry翻譯出來的。書中附帶蘇聯學者鮑·康捷爾所作的“序”,就把蘇聯 人“酷愛”歐·亨利的理由交代得很清楚。他說,歐·亨利的短篇小說“描 寫了資本主義的野獸世界,以及它的猙獰的法律、貧乏的生活理念、苦難和 貧困的壓迫。作家并沒有涉及美國現實的另一些特征:例如美帝國主義在 其他國家的無恥主宰、政府機構的貪污腐化、企業(yè)集團和幫會、警察甚至和 罪犯的勾結;他的小說只反映了勞動人民艱苦生活。奧·亨利雖然沒有積 極地揭發(fā)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循用杰克·倫敦和西奧道·德萊塞的批評現 實主義,雖然沒有提出社會制度可能改變的問題,他的短篇小說仍然暴露了 美國‘民主’的特征、掠奪搶劫的社會,在那兒,野蠻的法律主宰一切,而幸 福的唯一標準只是金元??蘇聯讀者藉了奧·亨利的短篇小說的幫助,能 夠更鮮明地想象出過去和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美國。”[19: 3-6]蘇聯學者康 ·15·中國比較文學 2008年第2期(總第71期)捷爾對歐·亨利的解讀強行加入了蘇聯模式。通過比較美國本土對歐·亨 利作品的解讀,我們會發(fā)現蘇聯式解讀所隱含的政治性判斷非常明顯。《歐·亨利讀本:佳作20》(An O.HenryReader: TwentyBestStories,初版于 1953,本文參照的是1980年版)的“序言”這樣介紹歐·亨利的短篇小說: “在這些故事中,你會遇到各種不同的角色...他們有些人很貧窮,有些人 則非常富裕。但是歐·亨利告訴我們,不管一個人貧窮還是富有,我們都有 相同的情感:愛、抱負和忠誠。歐·亨利的大部分故事發(fā)生于1900年代的 紐約市...盡管他所描繪的世界似乎離我們很遙遠,但不管世事如何變換, 我們仍然能夠認出歐·亨利中的人物。這也是歐·亨利至今依然被我們閱 讀的原因———盡管他的故事忠實于他的時代,但他描寫的是人性中永恒的 東西。”[18: 31]由此可見,《麥琪的禮物》在原語世界中旨在傳達一個永恒 的人性美德:普通貧賤夫妻感人的愛情,在譯入語語境中卻被用來反映資本 主義社會被壓迫的下層人民的艱辛生活,以達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 判”。

其二是《麥琪的禮物》所蘊含的宗教含義在“十七年”中國譯入語語境 中是一個遭禁忌的話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在《共同綱領》 中明確規(guī)定中國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時宗教信仰自由也寫入頒布于 1954年9月20日的憲法中。但是1949年之后,天主教教皇所在的梵蒂岡 在意識形態(tài)上出于對共產主義的一貫偏見和敵視,拒不承認中國政府。中 國天主教會中的一些人與外國勢力勾結反對新生的共和國。因此,在1950 年代初,中國天主教會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愛國運動”,目的在于 肅清天主教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20: 252]。所以,西方文學中涉及到的宗

教問題在“十七年”語境中尤為敏感。例如,“十七年”期間中國翻譯了英國 科幻小說家H.G.威爾斯的4部小說,作為批判英國資本主義現實的素材, 盡管如此,威爾斯復雜多樣的創(chuàng)作難以為譯入語語境全部接受。其中他在 “一戰(zhàn)”期間創(chuàng)作的許多宗教題材作品就遭到蘇聯學者亞·扎蘇爾斯基的 嚴厲批評。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年代里,在威爾斯的創(chuàng)作中出現了危 機。他寫了許多充滿神秘色彩、宣揚信奉上帝的長篇小說(如‘上帝是看不 見的國王’、‘主教的靈魂’、‘約翰和彼得’、‘不滅的火焰’)。威爾斯在這 些年代里企圖鉆進宗教世界的原因可以這樣來解釋:他沒有看出戰(zhàn)勝現存 秩序的種種腐敗現象(他曾和它們作過斗爭)的任何合理的方法??”[21: 18]“十七年”中國翻譯界當然也就沒有選擇威爾斯這一時期涉及宗教的 小說。而那些主題“健康”但難免帶些宗教習氣的作品在翻譯時也必須加 以“修正”。例如,英國19世紀詩人、小說家查爾斯·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 1819-75)的《希臘英雄傳》(TheHeroes orGreekFairyTales, 1856)·16·盧玉玲 “誤譯”的文化使命與文本“來生”的重構

是根據古希臘神話改寫的書。譯者在“前言”中作了這樣的交待:本書是一 部古典文學作品,原作者是一個宗教徒,所以在他的文章里個別地方難免有 些宗教氣息。為了適合我國少年們閱讀起見,有兩三處被我們刪除了,特此 聲明。”[22: 2]因此,在宗教話題成為禁忌的歷史語境中,譯者王仲年只能 無奈地淡化《麥琪的禮物》中的《圣經》意義,在文本之外,通過注解的方式 隱蔽作者的原初意義。

所幸的是,王仲年的無奈只是一個時代的無奈。在1998年譯林出版社

出版的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集《警察和贊美詩》(王楫、康明強譯)中收錄的 “TheGiftOf theMagi”中,譯者直接將篇名譯為《賢人的禮物》,并加入注

解。故事中出現的2處“theMagi”也高調地將原文隱含的《圣經》意義張揚 出來。前文所提到的第1處譯為:《圣經》里講的三位賢人給圣嬰帶來了寶 貴的禮物,但這件禮物不在其內[23: 5]。第2、3處譯為:你知道,《圣經》里 說的三個賢人都是聰明人———絕頂聰明的人,他們帶了禮物送給生在馬槽 里的圣嬰.......他倆到哪里都是聰明的。這兩個人就是《圣經》里提到的 賢人[23: 6-7]。

四、結語

從《抒情十四行詩集》到《愛情十四行詩集》,從《麥琪的禮物》中《圣 經》意義的遮蔽到回歸,其間的曲折既折射了中國在復雜變遷的歷史曲線 中截然不同的文化面貌,也見證了中國社會語境在時代變遷中面對她/他者 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中西文化對峙的“十七年”中國翻譯語境在文本符號轉 換過程中,通過“誤譯”對文本重新“拗造型”,構建一個符合“十七年”時代 需求的英美文本的“來生”:一個忠于自我的她/他者的來生,揭示的是一種 粗暴而怯弱的文化偏執(zhí)。而新時期以來新版本、新譯本的逐漸“脫胎換 骨”,一步一步地回歸原文本,構建的是一個忠于她/他者的來生,揭示的是 一種更為坦蕩自信的文化氣度。參考文獻: [ 1 ] 羅貝爾·埃斯卡皮.文學社會學[M].王美華,于沛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1987.[ 2 ] 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Manipulation ofLiteraryFame[M].London: Routledge, 1992.[ 3 ] Román Alvarez andM.Carmen-áfrica Vida.l“Translating: A PoliticalAct”[A].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C].ed.Román Alvarez and M.Carmen-áfrica Vidal Clevedon PhiladelphiaAdelaide: MultilingualMattersLTD, 1996.·17·中國比較文學 2008年第2期(總第71期)[ 4 ] 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9.[ 5 ] 方長安.建國后17年譯介外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J].學術研究, 2003(1).[ 6 ] 王佐良.讀莎士比亞的一首十四行詩[J].英語學習, 1962(1).[ 7 ] 殷紅.評《英美文學欣賞》(第一集)[J].英語學習, 1965(4).[ 8 ] 基倫斯.于是我們聽到了雷聲[ J].外國文學新作提要(內部發(fā)行).北京:版社, 1965(9).[ 9 ] 方平.關于這本詩集———表的經過[A].白朗寧夫人.抒情十四行詩集[Z].方平譯.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0] 謝天振,查明建.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 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4.[11] 方平.譯后記[A].白朗寧夫人.抒情十四行詩集[Z].方平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2] 方平.她的詩和她的愛情—女詩人伊麗莎白·白朗寧的小傳[A].白朗寧夫人..抒情十 四行詩集[Z].方平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13] 方平.歐美文學研究十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14] 方平.后記[A].白朗寧夫人.抒情十四行詩集[Z].方平譯.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1955.[15] 黃源深.是“麥琪的禮物”? [N].中華讀書報, 2005-9-7.[16] 陸谷孫.英漢大詞典[Z],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3.[17] 奧·亨利.奧·亨利短篇小說選[Z].王仲年譯.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4.[18] O.Henry.AnO.HenryReader:TwentyBestStories[M], ed.Lou P.Bunce.GlobeBookCom-pany, Inc.1980.[19] 鮑·康捷爾.序[A].奧·亨利短篇小說選集[Z].王仲年譯.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4.[20] 晏可佳.中國天主教簡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21] 亞·扎蘇爾斯基.序言[A].白祖云譯.威爾斯.隱身人[Z].華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 社, 1956.[22] 呂天石,黃衡一.前言[A].查·金斯萊.希臘英雄傳[Z].呂天石,黃衡一譯.上海:兒童 讀物出版社, 1955.[23] 歐·亨利.警察與贊美詩[Z].王楫,明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19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