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典判決走心,這份刑事判決書詮釋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理法交融～一起交通肇事案

經典判決走心，這份刑事判決書詮釋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理

法交融～一起交通肇事案

來源/刑事法律圈（zhxsbhw）

整理/智豪律師 編者按：一份說理透徹的判決書不常見，一份情理法交融的判決書更是罕見。這是迄今為止筆者認為中國最帶有人文關懷且說理透徹的判決書。該份判決不僅數次引用刑法大家的名言，更是將合議庭成員的情感與法律的艱難抉擇的心理路程刻畫出來，聞者均能體會到法官內心對罪刑法定原則與個人情感接受度之間的沖突。附 李某醉酒駕駛案判決書抗訴機關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檢察院。

上訴人（原審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某某，男，系被害人張某之父。

原審被告人李某，男，1992年4月6日出生。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13年9月23日被羈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同年10月30日被逮捕。一審查明

2013年9月23日晚，被告人李某與劉某等人一起飲酒后，由李某的同學駕駛被告人李某的速騰牌轎車（車牌號：京P7NX28）將李某送回家。之后，被告人李某不聽李某的同學言語勸阻，又駕駛汽車到舜澤園小區接上高某向延慶縣第七中學方向行駛。

當晚21時10分左右，被告人李某超速行駛到延慶縣第七中學門口處時，恰逢學生下晚自習，大量學生陸續走出校園，李某未避讓行人，其車輛前部將走人行橫道過公路的北京市延慶縣第一中學高三學生張某撞飛，致張某受傷。被告人李某發現發生事故后，駕車從道路前方斷口處返回，將車輛停在道路北側非機動車道上，用自己手機撥打120，說自己在第七中學門口撞人，后來到事故現場。民警和急救車趕到現場后，將張某送往北京市延慶縣醫院急救。李某向民警承認是其飲酒后駕車撞人。后被張某因閉合性顱腦損傷經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經鑒定，被告人李某在案發當時其體內血液的酒精含量為227.1mg／100ml。被告人李某負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

證據摘錄

被告人李某的供述，證實2013年9月23日20時左右，在體育場小區一飯店內與他人喝了有半斤白酒，后別人將其送回家，后自己開車到舜澤園小區接上高×，準備去第七中學西側公路邊上聊天（在法庭供述為兜風）。大約21時10分，行駛至第七中學大門口時，其車前部與一個由南向北橫過道路的女孩子相撞。之后就減速然后將車頭東尾西停在路北側非機動車道內。下車后讓高×走了，之后到達現場撥打120，找急救車。警察和急救車先后到達現場，就告訴警察是其撞了人，喝酒了。后被警察帶到警車上。第一次供述：（1）那個女孩跑著橫過公路；（2）開著遠光燈由東向西大約以80公里／小時的速度在內側機動車道行駛；（3）當時按喇叭了，我認為別人應該讓我，所以就沒有減速；（4）當時自己車內就其一個人；（5）我覺得自己沒有喝多酒，就想開車出去玩。一審認定

根據以上事實及證據，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李某違反交通管理法規，在道路上醉酒超速駕駛機動車，遇行人通過人行橫道，未采取措施避讓，致一人死亡，負事故全部責任，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依法應予刑罰處罰。

延慶縣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醉酒駕駛，致一人死亡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認定被告人李某的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指控，證據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故判決：

一、被告人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一個月。

二、被告人李某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某、閆×總計人民幣九十四萬零二百零七元八角四分。提出抗訴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訴的意見為：李某酒后在人流密集的限速道路上高速行駛，與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一樣，都對不特定多數人造成了嚴重的生命威脅；李某不聽他人勸阻執意酒駕，駕車過程中明知延慶七中附近有前往學校的提示標志和限速40公里的標志，仍然沒有按照交通提示行駛，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沒有采取任何避免措施，且案發地能見度高、人流密集，李某沒有對此予以重視，強行高速通過，結合案發前后的表現，可以證明李某在明知危害后果可能發生的情況下，沒有采取任何避免措施，放任危害結果發生，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間接故意，故李某的行為應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非交通肇事罪。二審查明

經二審審理查明的事實、證據與一審相同，本院經審核予以確認。

事實及證據認定方面

首先，關于案發現場的狀況。延慶縣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對此描述為“大量學生涌出校園”，而延慶縣人民法院在一審判決書中則描述為“大量學生陸續走出校園”。二審庭審中，上訴人及其代理人對一審判決的這一表述提出異議，認為當時案發現場的狀況是大量學生晚自習后涌出校園，原審被告人李某駕車沖撞人群。對此，合議庭經對一審庭審舉證、質證的現場證人證言、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及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及延慶縣第七中學門前監控視頻資料進行分析認為，從現場勘查情況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可見，延慶縣第七中學大門外為一條東西走向的道路，上下行各有兩條機動車道（每條3.8米）和一條非機動車道（6.2米），道路兩側設有機非隔離帶（2米）。

案發時雖確有大量學生晚自習后陸續從學校大門出門，但通過學校門前監控視頻可以看出，學生出校門后并未在校門前滯留、聚集形成密集人群，而是沿不同方向離開，大部分學生的行動軌跡是騎自行車或步行沿非機動車道向東邊延慶縣城方向，另有一部分學生向西行走，僅有為數不多的學生陸續由南向北沿人行橫道過馬路。而李某駕車是在機動車道內由東向西行駛，撞擊被×的地點也位于機動車道內，不存在駕車沖向人員密集的人群的情況。故合議庭認為，一審判決書對于案發現場狀況的描述更加客觀。

其次，關于李某駕車過程中是否打電話。上訴人在二審庭審中曾提出，李某案發前駕車過程中一直瘋狂打電話，導致撞人。但根據公安機關調取的李某手機的通話記錄顯示，李某于21時03分37秒通話3分30秒后，直至案發后21時11分26秒撥打120，期間沒有其他通話記錄，不存在因其案發前仍在打電話導致發生事故的情形，上訴人的上述意見缺乏事實和證據依據。

第三，關于李某是否構成肇事后逃逸。上訴人在二審庭審中對延慶縣公安局交通大隊于案發后出具的《研究工作記錄》提出異議，認為不應憑該證據認定李某不構成逃逸。上訴人及代理人均在庭審中提出李某撞人后繼續向西行駛60余米，已離開現場大部分人視線，應認定為肇事后逃逸。對此問題，首先應明確一點，一審判決中并未采納上訴人提出異議的《研究工作記錄》作為定案依據，更未僅依據該證據認定李某不構成逃逸。關于何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非如上訴人的代理人在二審庭審中所述沒有法律或司法解釋規定，相反，早在2000年11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三條就已明確規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即構成逃逸要求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逃離現場的行為，主觀上逃離現場的目的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

本案中，現有證據可以證明，李某駕車撞人后未采取制動措施而是繼續向西行駛了60余米，隨后駕車掉頭將車停放在北側非機動車道，李某讓同車人高×離開后用自己的手機撥打了120并返回案發現場。根據監控視頻，李某駕車撞人的時間發生在21時10分以后，而通話記錄顯示，李某撥打120電話的時間是21時11分26秒，證明從李某駕車撞人至其返回現場撥打120中間僅間隔約1分鐘，整個過程是一個連貫的行為；且李某撥打120后一直在現場等候，并在民警趕到后主動向民警表示是自己酒駕撞人，并沒有逃避法律追究的行為。故李某的行為不構成肇事后逃逸，一審判決未認定李某肇事后逃逸是符合事實和法律規定的。

量刑情節方面 首先，關于李某是否構成自首。上訴人在二審庭審中提出不應對李某認定自首。根據證人王×1的證言、李某手機的通話記錄和公安機關出具的出警記錄可以證明，李某在發生事故后于21時11分26秒撥打了120，此后一直在案發現場等候并曾向周圍群眾表示是自己撞的人，在民警出警時，李某主動向民警表示自己酒后撞人，到案后至一審庭審也一直如實供述醉酒超速駕車撞人的基本犯罪事實，其行為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及相關司法解釋關于“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情形，一審判決認定李某構成自首符合法律規定。

其次，關于是否認定賠償這一從輕處罰情節。上訴人及代理人在二審庭審中提出不應以法院強制執行財產作為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情節。對此問題，延慶縣人民法院在一審審理期間確實根據被×家屬的申請對李某駕駛的肇事車輛采取了保全措施，但目前在案的人民幣742500元系李某的家屬于一審審理期間主動向一審法院交納作為賠償款，該款項并非一審法院通過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手段執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五十七條的規定，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人民法院應當結合被告人賠償被×物質損失的情況認定其悔罪表現，并在量刑時予以考慮。一審判決將這一賠償情節作為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情節并無不當。法律適用方面 二審庭審中，抗訴機關的抗訴意見、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的支持抗訴意見以及上訴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主要圍繞對李某的行為究竟應當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交通肇事罪所展開，故合議庭認為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是二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本案是一起醉酒超速駕車發生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對于該類案件被告人的主觀心態究竟是過失還是故意，需要結合案件具體分析。

首先，應當明確一點，本案不存在被告人為發泄不滿、報復社會而故意駕車沖撞人群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故意，且李某作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應當能夠認識到其醉酒超速駕車發生危害后果的可能性，而且證人李某的同學的證言證明曾勸說過李某不要酒后駕車，因此本案也不存在被告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后果因疏忽大意沒有預見的疏忽大意的過失。故關于本案法律適用的焦點問題在于案發時李某究竟是持放任危害后果發生的間接故意，還是持輕信能夠避免發生危害后果的過于自信的過失。

在刑法理論中，對于間接故意和過于自信的過失的區分一直是一個難點問題，正如德國刑法學家漢斯·韋爾策爾所總結：“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分界問題是刑法最困難和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難在意欲是一種原始的、終極的心理現象，它無法從其他感性或知性的心理流程中探索出來，因而只能描述它，無法定義它。” 在刑事審判實踐中，考慮到被告人犯罪時的主觀心態只存在于其本人主觀意識之中，要證明其主觀心態只能通過行為人的認知水平、行為時間、地點、對象、力度、使用的工具以及事發后表現等外在的客觀表象，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運用經驗規則與邏輯規則形成判斷，以此來推定行為人的主觀心態。

這種推定，正如我國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所言，“是在被告人的主觀意圖認定中經常采用的一種司法技術。”也正是基于此點，合議庭完全贊同檢察員在二審法庭辯論階段發表的以下意見：

“認定行為人的主觀心態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必須綜合全案證據，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全部情節予以判斷，僅以事后的表現作出判斷有失偏頗。”

具體到本案被告人李某的主觀心態究竟是間接故意還是過于自信的過失，繼而對李某的行為究竟應定性為交通肇事罪還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合議庭認為應做如下分析：

根據刑法理論，罪過由兩項因素組成：一是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會引發危害社會后果的認知，即認識因素；二是在認識因素基礎上對該危害后果所持的態度，即意志因素。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的過失在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兩方面均存在區別：按照我國《刑法》第十四條和十五條的規定，間接故意的認識因素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過于自信的過失則是“已經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所謂“明知”和“會”，是指清楚明確地知道發生危害后果的必然性，而“已經預見”和“可能”則只是行為人對危害后果可能性的一種認知。

正如我國刑法學家王作富教授所概括：“間接故意是明知危害結果發生的現實可能性，過于自信的過失是預見到危害結果發生的假定可能性”；在意志因素方面，二者的區別更加明顯，間接故意是放任危害結果發生，即行為人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并不反對，不持排斥的態度，而過于自信的過失則是行為人輕信能夠避免發生危害后果，其對危害后果的發生持反對和排斥的態度。以此為切入點，具體到本案，原審被告人李某案發前大量飲酒處于醉酒狀態，而且超速駕駛，此外，李某對于案發地周邊的環境是熟悉的，由此是否可以推定李某對于發生撞人事故在主觀上已經認識到了現實的可能性，并且放任這一結果發生？

首先，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一百一十五條的規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的“其他危險方法”應當與“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具有同等破壞性、危險性，必須性質相當。而醉酒超速駕車與發生事故之間聯系的緊密性遠遠低于放火、決水、爆炸等引發危害后果的危險性，而且醉酒超速駕車的情況下，既有可能發生本案這種撞擊他人的事故，也有可能發生撞擊其他車輛或翻車的事故，而一旦發生事故，駕駛者本人有很大可能自身也在事故中受到人身傷害，根據上述一般經驗常識可以推斷，李某在實施醉酒超速駕車行為時，雖然意識到有發生事故的可能性，但出于避免自身傷害的目的也不希望發生事故； 其次，從李某當時駕車出行目的看，李某本人供述和同車證人高×的證言均證明二人是要開車出去玩，在這種情況下，按照正常邏輯，李某此時也是不希望發生事故的；第三，根據李某到案后的第一次供述，他當時開著遠光燈由東向西以80公里的時速在內側機動車道內行駛，通過校門口時按了喇叭，他認為別人應該讓他，所以沒有減速，發現被×時來不及躲閃發生相撞。李某的這一供述反映其判斷可以避免發生危害后果的依據是認為行人會避讓車輛，符合其當時的主觀心態；第四，雖然不能單純以事后行為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心態，但行為人事發后即時的行為在推定其主觀心態過程中，也是必須加以考量的因素之一。從李某案發后行為看，其及時返回現場撥打120，并向周圍群眾和出警的民警承認是自己醉酒駕車撞人，此點也可以作為推斷李某主觀上對于發生危害后果持反對態度的依據之一。

綜上分析，從本案被告人李某駕車撞人事前、事中及事后的證據看，只能證明其對違反交通法規是故意的，但不能證明其在主觀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故應按照過失犯罪處理。對于這一邏輯推理的過程、方法和結論，在刑法學理論界已經取得共識，德國刑法學家克勞斯·羅克辛在其著作《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中就曾有過如下總結：“在駕駛員不顧同車人的警告，以危險的方式超車并因此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況下，這樣的案件在通常情況下都不會是故意的，而僅僅是有意識的過失，盡管行為人認識到了可能發生的結果，甚至有人還向他提醒了這一點。區別在于，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的汽車駕駛員，雖然有風險的意識，但是通常都相信，憑借自己的駕駛技術能夠避免這種結果，否則，在其他情況下，由于他本身會是自己行為的第一位被×，這位駕駛員是會放棄自己的行為的。這種比軟弱無力的希望更多一些的對好結果的相信，不能導致反對受保護的法益的決定。” 基于上述刑法學一般理論及本案的證據情況，合議庭認為，只要有理由相信被告人不愿意看見危害結果的發生，就應當認為其心態屬于有認識的過失而非間接故意，而不能只強調對發生危害后果的可能性有無認識。只有在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違章駕車的動機已經偏離了駕車本身并具有利用機動車輛實施加害行為的情況下，才能認定被告人主觀上具有故意并認定其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反之還是應當以交通肇事罪處理。至于醉酒及超速，只是交通肇事中違反交通法規的程度不同，這些情節都只能作為量刑情節考慮而不能作為影響定罪的因素。

此外，還需特別指出，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對于醉酒駕車致人傷亡類案件區分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明確的認定標準。根據2000年11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即該類案件原則上應以交通肇事罪定罪。但不可否認，在審判實踐中，對于此類案件也有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決的案例，如2007年廣東省佛山市黎景全案及2009年四川省成都市孫偉銘案等。為統一該類案件的法律適用標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1日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醉酒駕車犯罪法律適用問題指導意見及相關典型案例的通知》，其中規定，“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違法、醉酒駕車會危害公共安全，卻無視法律醉酒駕車，特別是在肇事后繼續駕車沖撞，造成重大傷亡，說明行為人主觀上對持續發生的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對此類醉酒駕車造成重大傷亡的，應依法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上述司法解釋從立法層面對此類案件明確了具體的法律適用認定標準，即：僅一次碰撞行為的，除非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放任態度，否則難以認定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直接或間接故意，只能認定為過失，以交通肇事罪論處；有二次碰撞行為的，說明行為人出于逃逸等目的，將他人的生命置于高度危險之中，其本人已沒有能力對這種危險予以控制，危險隨時會發生，但依然不管不顧，主觀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間接故意，應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從審判實踐看，包括上述黎景全案、孫偉銘案在內的二次碰撞案件，均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通過前文對本案事實及證據的梳理，本案不存在二次碰撞的情形，且現有證據亦不能證明李某具有直接或間接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觀故意，故一審判決認定其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符合刑法理論及現行法律規定。情與法的抉擇

雖然在法律層面上，本案只是一起典型的醉酒超速駕車發生事故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件，但在情感方面，本案被害人張某是一名對未來人生充滿美好憧憬、正在努力準備高考的高三女生。可以想象，當這個正值花樣年華的少女在完成一天繁重的課業，準備通過人行橫道過馬路返回家中享受父母的呵護時，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自己那本該精彩的人生、尚未綻放的生命，會終結在一個素昧平生的醉酒司機手中。而更加殘酷的是，本案被害人母親當時正在馬路另一側準備迎接自己的女兒。近在咫尺的母親目睹女兒被車撞擊的過程，此時這對母女之間的距離也許就是人世間最近卻又最遙遠的距離。這一場景對于任何具有正常情感和同情心的人來說，都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為悲傷的畫面之一。正因如此，在本案二審審理過程中，特別是在面對正處中年卻已早生華發的被害人之母以及沉默寡言的被害人之父張某時，合議庭法官同樣經歷了最為痛楚的心路歷程。如果基于一般的社會情感及其體現出的情緒評價，一審判決對被告人李某科處的刑罰可能無法與被害人父母遭受的痛苦相匹配。但基于前文對本案事實、證據認定及法律適用方面的分析，這種失衡并非源于一審判決在事實、證據認定或法律適用方面存在錯誤，而是源于罪刑法定原則與個人情感接受度之間的沖突。在面對內心悲傷情緒激動的被害人親屬時，合議庭也曾經多次討論過是否要為了追求被害人親屬的情感接受度與刑罰的高度契合，而改變本案的定罪與量刑。但法官不應是情緒化的法律人，而應是能夠遵守法律規定，嚴守法律底線，在法律框架內從事審判活動的理性法律人，不能以個人同情之心去突破法律規定和司法認知界限。

因此，在經歷情感與法律的艱難抉擇后，合議庭一致認為，對于案件的審判只能以法律為唯一標準和底線。雖然尊重被害人親屬的情感是司法聯系人民群眾的重要紐帶，更是司法裁判合法性及正當性的基礎，是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依托，但是司法對于當事人情感的尊重不能是盲目的和隨意的，必須是基于理性而非感性，必須遵循司法規律而非個人道德觀念，必須保證堅守法律界限而非個人價值選擇，必須堅持公正立場而非袒護一方。

無論是根據法律，還是司法規律，刑事審判都應該堅持以罪定刑，如果僅僅為追求最終刑罰后果與被害人親屬情感的契合來決定案件罪名，就會演變為以刑定罪，不僅會使刑事責任失去確定性，而且會使刑事法律規范也失去確定性，其代價就是犧牲刑法的基本原則和法治的基本精神。

也許，在個案角度，突破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選擇適用重罪罪名得出的刑罰結果可以滿足被害人親屬情感對個案公正的需求，但在這種情況下，定罪淪為量刑的裝飾，司法權力堂而皇之的擺脫了制約，甚至會導致司法權篡奪立法權；更加危險的是，這種思路勢必導致審判結果更多取決于法官個人道德觀念或是并不穩定的當事人情緒，司法很容易為個人情感所左右，法律的尊嚴終將喪失殆盡，民眾對于法律尚未堅固的信仰會轟然坍塌，建設法治化國家的努力也將付諸東流。若此，何談依法治國？因此，無論怎樣追求罪刑均衡，均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則的底線。面對本案這樣一起對被害人一家造成嚴重傷害的悲劇，合議庭法官完全能夠理解被害人親屬，特別是被害人父母在本案訴訟過程中，多次強烈表達訴求的心情，也深知如何嚴謹的邏輯論證也不能挽回被害人的生命，如何專業的法律分析也不能撫平被被害人親屬的悲傷。也許在被害人親屬看來，上述判決理由過于冰冷無情，但可以確定的是，本案的裁判結果是合議庭法官經歷對情與法的糾結和掙扎后，嚴格依據法律所作，而且也是合議庭唯一能夠作出的裁判結果。二審裁判結果

駁回北京市延慶縣人民檢察院的抗訴及上訴人張某、閆×的上訴，維持原判。本裁定為終審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