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佛道教文化該如何生存立足

城市佛道教文化該如何生存立足

一、案由

城市人才匯聚，信息流暢，媒體發達，高校集中，經濟繁榮，文化活躍。城市是文化生存、發展、弘揚的主要空間，任何文化離開城市這個空間都可能被邊緣化，最終走向衰亡。

中國宗教文化既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要精神支柱，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優秀的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根基，缺少了這個根基，先進文化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儒道佛三教，它們都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積淀，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又能推動世界文明和進步，特別在構建和諧社會，規范社會道德，穩定社會秩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百多年來，由于政治、經濟、宗教、社會秩序、社會制度、城市發展等原因，以佛道教寺觀為載體的佛道教文化生存空間受到嚴重擠壓，若不引起高度重視，加以妥善解決，勢必影響國家文化戰略建設，影響國家“軟實力”，影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案據

十八大報告強調：“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目前制約佛道教文化傳承、發展、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承載城市佛道教文化載體的佛道教寺觀數量少、規模小，滿足不了信教群眾和佛道教文化愛好者的需要。究其原因——

其一，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與本土文化碰撞、吸納、嬗變，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被歷代統治者所推崇，成為中華民族的主要信仰、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據清康熙六年（1667年）禮部統計，當時全國有寺廟79622處。清末至民國由于戰爭、動蕩、廟產興學、外來宗教的傳播等原因，寺產流失，廟宇坍塌，信眾減少。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和城市社會主義改造，將寺院經濟等同于封建地主階級經濟，僧道人員屬于被改造的革命對象，寺觀土地、房產被沒收，分給當地群眾或劃歸集體所有，多數僧道人員還俗，回原籍務農或到當地工廠做工，只有少數歷史悠久、規模較大、文化底蘊豐厚的重點寺觀被保留下來。在“徹底消滅封建與迷信”和“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宗教作為“封建階級的好朋友”和“迷信的代表”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僅有的寺觀也被改作他用。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家落實宗教房產政策相繼出臺，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的房產落實給了各宗教團體。佛道教房產（除163處重點寺觀外）因不在落實政策范圍，大部分房產土地沒有得到落實，這成為城市佛道教寺觀數量嚴重不足的原因之一。其二，《宗教事務條例》正式頒布實施之前，佛道教活動場所審批登記開放比其他三教高出兩個級別。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由縣級人民政府審批登記開放，而佛道教活動場所則要由省級人民政府審批，因其審批開放規格高、層次多、要求嚴，寺觀舊址恢復開放難度大，新建寺觀則是不可能。新中國成立前夕，佛道教活動場所數量遠遠多于其他宗教活動場所，而現在其他宗教活動場所數量遠遠多于佛道教活動場所。以鄭州為例，鄭州市目前登記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500余處，其中基督教活動場所300余處，而佛道教活動場所只有70余處。近幾年雖然五大教審批登記開放在同一層面上，但由于佛道教寺觀原有基數太小，加之城市獲取土地困難，成為城市佛道教寺觀數量少的另一個原因。

其三，近二十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數量越來越多。據資料顯示，改革開放前，全國有標準化城市193個，城市人口比例為17.33%，到2012年城市數量達到661個（含縣級市），城市化率達到50%。現在城市人口、城區面積都是改革開放前的數倍，甚至數十倍，而承載佛道教文化的載體佛道教寺觀卻很少增加，形成巨大反差。仍以鄭州為例，新中國建國前夕，鄭州市人口不足二十萬人，城市面積不足二十平方公里，佛道教寺觀十余處。現在鄭州市區人口四百多萬人，城區面積近三百平方公里，而市區登記開放的寺院僅有兩處，總面積不足一萬平方米，道教宮觀一處也沒有。每逢佛教節日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寺院人滿為患，很多信眾由于擠不到寺院內，而在大街上燒香禮佛，給城市管理帶來一定難度。

由于佛道教寺觀數量嚴重不足，給佛道教信眾的宗教生活帶來困難，制約了佛道教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同時，也給宗教事務管理帶來很多新問題——

一是五教發展不平衡。很多民眾開始接觸某一宗教，多數無目的性，受好奇心理、功利思想、隨眾觀念及家庭親朋信仰影響等因素接觸宗教，接觸宗教的方式以簡單方便為首選。由于個別宗教城市活動場所多、房產多、經濟條件好，宗教禮儀簡單成為快速發展的有利條件。從歷史經驗看，一教做大，不是社會之福，它將打破信仰生態平衡，甚至會帶來后患。

二是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宗教對我國滲透活動加劇，利用空中傳教、網絡傳教、旅游傳教、文化傳教等花樣不斷翻新。而作為抵御境外宗教滲透的傳統宗教信仰卻因活動場所少、信眾少等原因，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是由于傳統文化的回歸，傳統宗教信仰全面復蘇，信仰佛道教或認同佛道教文化的人群快速增加。為解決佛道教寺觀少的矛盾，部分信仰佛道教的民營、個體業主利用自有的房舍，設立念佛堂、禪堂，成立居士林或念佛小組，開展宗教活動。這樣不利于正法正道的弘揚，也為一些非法教會的滋生提供了條件。

三、建議 中國傳統宗教一個突出的歷史特點是重視個人修行，佛教追求解脫生死，道教以致逍遙無為，從而達到精神上的自在。同時影響民眾行善積德和道德教化，把去惡為善放在宗教教義與宗教活動的首位，作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給予傳統宗教相應的自由發展空間，讓他們更多地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有利于促進宗教和睦，社會和諧，有利于實現中國文化戰略。

一、將城市佛道教寺觀布局納入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是人類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趨勢之一。城市化的結果是城市越來越多，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城市的功能越來越齊全。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有1300萬人口從農村轉入城鎮。中國傳統宗教經過60多年的與社會主義相適應，已不再僅僅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更是一種傳統文化模式、傳統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已成為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在城市化進程中，合理規劃佛道教寺觀，給傳統宗教文化提供生存空間，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在設區的市，每區都應規劃有傳統宗教寺院或道觀。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選擇信仰最自由的時代，滿足信教群眾和傳統文化愛好者要求，有利于保持信仰多元化生態的平衡，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

二、將佛道教寺觀房產，落實給佛道教界。《中央辦公廳調查組關于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及有關問題的調查報告》中發〔1985〕59號文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長期被國家機關、軍隊企業、事業單位管理使用；或者房屋早已倒塌、拆除，經政府批準地基已被公用的，都不在列入落實佛道教房產政策范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一政策的出臺，對全面落實國發〔1983〕60號文件精神，保持佛道教領域穩定，適應改革開放大局發揮了重要作用，無疑是正確的。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國家的政治環境、經濟條件、城市規模、信教人數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需要對佛道教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需要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再者，一些城市建國前的部分佛道教寺觀目前還保存的相當完好，山門、大殿、寮房都還存在，但卻由文物、文化、旅游、農業、林業、教育等部門占有使用，而群眾自發的宗教活動仍在進行，游離于宗教事務管理之外，造成了一定的混亂現象。在新的落實佛道教房產政策出臺之前，在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將管理使用權交給佛道教界正式登記開放，既能滿足群眾宗教活動需要，也納入了宗教事務部門的統一管理。

三、降低城市佛道教活動場所審批登記開放的門檻。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實，信仰佛道教和認同佛道教文化的人群越來越多，城市登記開放的寺觀有限，而民間自發組織的念佛堂、學佛小組已有一定的數量和規模，他們利用自有或租賃的祠堂、空閑廠房、民居開展宗教活動，傳播宗教文化，這樣做雖然不符合《宗教事務條例》規定，但也是對寺觀不足的有益補充。臺灣各種寺廟、精舍2000多處，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在民宅中。對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念佛堂、學佛小組，只要有相對固定的場所，不擾民，符合城市管理規定，愿意服從政府管理，經所在社區同意，由城市辦事處審批登記開放，報區級宗教部門備案，可以允許其開展宗教活動。

四、讓佛道教文化進社區。改革開放不僅會帶來經濟發展、社會繁榮，給群眾帶來實惠，也會帶來困惑或扭曲。社會風氣低俗，見利忘義，造假售假，強買強賣，坑蒙拐騙，賭博吸毒，貪污腐敗，行賄受賄，不守誠信，違法犯罪等丑惡現象成為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毒瘤”。這時候，需要用傳統的優秀文化去充實社會主義文化內容，而佛道教文化便是促進社會穩定，維護良好道德風尚的重要精神力量。優秀的傳統文化回歸人們的日常生活，支持思想行為，金錢至上和欺詐犯罪的現象就會減少，社會沖突也容易和解，才能從根本上抵御境外宗教滲透，制止邪教傳播。讓傳統宗教文化讀物進社區圖書閱覽室，進文化活動中心；有條件地開展傳統文化講座；傳播傳統文化養生保健功法；組織信教群眾開展助學扶貧捐贈、義務勞動等公益活動。對遵紀守法，勤勞致富，樂于助人，品德高尚的信教群眾予以宣傳表彰，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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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佛文化與企業文化

靜慮 2010-01-08 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說過：“如果有一個能夠應付現代科學需求，又能與科學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對照佛教的基本目的、理念及其精髓，我們會發現，作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思想和理論內蘊豐富，博大精深。按照黃念祖居士的話來說，佛教是哲學而超越了哲學，是宗教而超越了宗教，是科學而超越了科學。對于佛教文化和企業文化的定義，我們會發現佛教的很多理念和觀點對于我國的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

與其他宗教相比，佛教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承認人自身的偉大，從人本身去尋求真知。佛教既沒有中國傳統道教的出世觀，也沒有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原罪說。正是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才使佛教幾千年來生生不息，被上至達官顯貴下至平民庶民所接受。但佛教文化與企業文化有什么關系呢，要說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定義好什么是佛教文化，什么是企業文化。

從上述所說不難看出，佛教是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種講求以人為本的宗教派別。我們一般認為宗教是相信和崇拜超人和超能力的，而佛教認為佛陀其本身只是人類的一員，他將他的覺悟、成就及造詣，完全歸功于人的努力與才智。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并且每個人都有成佛的潛能。修行的目標就是明心。因此佛教文化可以定義為一種“強調以人為本的，用以規范人的思想、行為的一種強有力的規則體系”。

對于企業文化，我們通常理解為企業的一種共有的價值體系，可以用以規范企業人員多數情況下的行為，是一個強有力的不成文的體系。也就是說，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所形成并為企業成員普遍認可和遵守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價值觀念，是團體意識、行為規范、思維模式和共同愿景的總和。通過對于佛教文化和企業文化的定義，可以看到佛教與企業文化的許多共通點。

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經說過，企業文化越符合民族的文化，越能夠扎根久存。在具有深厚東方文化傳統的中國，在建立有中國特色的企業文化及管理模式的過程中，如果同時考慮我國人文背景的特異性，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深挖中國傳統文化的資源寶庫，將西方管理理論與我國傳統文化的“合理內核”有機地契合起來，堪稱我國企業文化建設的一條新的出路。佛教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建立和完善企業文化可以發揮重要的借鑒作用。以下即是就佛教文化對于企業文化的積極意義所作的闡述。

一、佛教傳達了一種圓融的辯證法思想

佛教的眾多經典中，都強調此岸與彼岸、現象與主體、全體與部分，乃至一多、大小、長短，隱顯、成壞等等對立與差別之間是相通互融的。禪宗主張的人即佛、佛即人、世間即出世間、煩惱即菩提等也是一種圓融無礙的思想。這些辯證法思想不僅開導了我們的思維方法，拓展了人們的思維空間，而且提高了人們的思維能力，也為人們認識整個世界提供了一個全心的視角。

佛教的圓融無礙觀作為一種觀點、一種方法、一種境界，體現了對待諸矛盾大而容之、圓而通之的精神，在當今多極化的社會里，仍然需要這種智慧和情神境界。在企業文化中，圓融同樣是極其重要不可或缺的。在企業文化中，圓融包含兩個重要思想：

1、在企業政策方針確定之后，重要的是我們的執行，但在實際運用中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我們需要創造性執行，不能僵化，需要適度的靈活。

2、在團隊內部建立一種團結合作的思想，一個圓融的團隊才是真正有執行力又不乏溫情的團隊。

二、佛教揭示了“諸行無常”這一永恒發展變化的規律

“諸行無常”說的是一切有為法，皆生滅變異，不可長往。“諸行”講的是范圍，意思是“一切”；“無常”是這句話的中心，意思是世界萬物(包括人的生命)每一剎那都處在生滅變異之中，沒有什么東西是常存不變的，相反，它們都是瞬息化、流變不止境的。無物不變、無時不變、無處不變，變化普遍存在于一切時間和空間。世間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對于企業來講，一方面要將這種“諸行無常”的發展變化觀運用到企業的經營管理當中。我們所處的市場環境在時刻變化著，市場需求在變化、競爭對手在變化、經濟環境在變化、宏觀政策在變化、世界格局在變化、小環境變化、大環境也在變化。面對這紛繁復雜的變量，就要求我們的企業管理能夠因時而變，因勢而變，以變應變，以變制變。海爾總裁張瑞敏曾說過：“每天我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另一方面，要將這種“諸行無常”的發展變化觀借鑒到企業文化建設中。企業的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由于人的心理因素的多重性和外部環境的千變萬化，價值觀念的培養是一個微妙的具有柔性的心理過程，沒有統一的標準模式可以遵循。

三、佛教提出了“諸法無我”的大智慧和大境界

佛教認為，天地宇宙包羅萬象的一切東西，其演化與運行遵循著自有的諸多大法，可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法有的至深至奧，有的至簡至明，有的亙古不變，有的應運生滅。但無論怎樣變化，萬物都不可能脫離大法。要達到“合于諸法”就必須首先進入“無我”——這是從第二個方面來看待“諸法無我”——因為“無我”而“法現”，因為“有我”則“蔽法”。佛法又講“無我利他。普濟眾生”。實際“無我”是人生的一種大境界和大智慧。

古人說：“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這句話的前半句意思是，心中破了“我相”，方能治理國事、世事（世事中當然包含著企業管理中的文化建設）。這句話的后半句意思是：怎樣才知道已經“無我”了呢？看看他所作所為是否已經利益眾生和他人（為客戶和社會創造了價值）便知。從企業文化和管理角度，“諸法無我”給予我們三個方面的借鑒：

1、現實的市場是客觀存在的，并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所以我們應探究市場的發展規律和需求，從而設定我們的戰略方法和戰術手段，而不能主觀的臆斷和盲目決策。

2、在與客戶和消費者的各種形式的溝通中，應以對方為中心。在現實生活中，調查證明2/3的人在處理和判斷問題時都是以自我為中心，所以我們只有“無我”的心態，才有“利他”的結果，才能使客戶接受我們產品的同時，接受我們和我們的企業文化。

3、在企業內部，我們以“無我”的精神，對待企業、工作和同仁，就能形成積極進取、團結敬業的氛圍。

四、佛教對僧團隊伍的管理功能與企業文化建設中的自我功能有相似之處

佛教僧團隊伍作為一個組織能歷幾千年而不衰，經數十代而不竭，這與佛教用清規戒律管理佛門弟子以及它組織完備的叢林（即寺廟）制度有關。作為一個團體組織，它向它的成員傳達了人人成佛的理想目標，指出只有按照“眾惡莫做，眾善奉行”的思想行事才能修成正果，并在日常的行為規范上有嚴格和詳盡的規定。另外作為佛教傳播的基地（寺廟）也建立了嚴格的組織機構。紀律嚴明、上下明晰，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這種嚴密完備的組織方式及嚴格的規章制度保障了佛教歷經幾千年流傳到今而不衰落。作為現代企業，從佛教的組織和管理中可以得到的借鑒是：必須明確企業的發展目標，必須組建合理的組織機構，建立完善的操作規程、職務說明書、行為準則等規章制度來規范和知道員工的日常工作，要有“規矩”來管理企業員工，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同時規矩的建立不是擺花架子，還需要嚴格按照規章制度執行，對任何違反規章制度的人員要嚴格懲戒，不能姑息。只有這樣才能使員工工作有章可尋、有的放矢，并以此建立責任心和自我反省能力，促進有質量的工作成果，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

這是因為，作為現代企業，其成員來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區，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他們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行為方式、不同的風俗習慣和不同的目標。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快速推進，跨國經營越來越普遍。企業的經營日益國際化，企業的成員也日漸國際化。個性和文化各異的人們聚集在同一個企業，企業成員的差異前所未有地變大，這給企業管理帶來挑戰，加劇了企業成員之間的摩擦、排斥、對立、沖突甚至對抗。這大大加大了企業溝通協調的成本，不利于企業目標的順利實現。企業文化通過建立共同的愿望，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尋找和擴大觀念共同點，不斷強化企業成員之間的合作、信任和團結，使之產生親近感和歸屬感，實現價值觀的認同和融合，達成共識，使企業具有一種巨大的耐力和凝聚力，從而協調企業全體成員齊心協力共同行動。最后，佛教用每一個人都能成佛的理念激勵著每一個崇信佛教的人們，與佛教及寺廟組織共同成長。作為現代企業要善于從佛教中吸取精華，為我所用，提升企業組織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總之，企業要順應瞬息萬變的市場，提出企業發展的愿景，用圓融無礙的辨證觀，將實現企業的社會價值，實現員工與企業的共同成長定為己任，豐富和完善企業文化，去掉“我執”，在實現企業目標的同時，實現員工個人發展的目標，實現企業與社會、企業與員工雙贏、多贏的局面。只有這樣，企業才能成為百年企業，才能在紛繁復雜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立于不敗之地，從而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當然，佛教擁有龐大的教義體系，因而全面研究、學習和應用佛教知識對于普通人而言并非易事。何況佛教自印度傳人中國，已有一千九百年的歷史，佛教的根本精神，常常因為民間固有的民俗加上神道怪誕的傳說而湮沒。一提到佛教，往往令人聯想到巫婆神漢和牛鬼神蛇的低級迷信。在現實生活中，確實也存在相當數量的迷信和盲目崇拜現象，使理性的判斷不能清醒地發揮作用。這是我們在借鑒佛教文化時應該引起注意和加以剔除的。參考文獻：

[1]南懷瑾，南懷瑾選集第八卷(M)，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2]斯蒂芬，P·羅賓斯，管理學原理，(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3]李新庚、熊鐘琪，管理學原理，中南大學出版社，2004 [4]李映輝，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作者：劉林紅

第三篇：城市該如何有效進行精準扶貧2——評《城市的勝利》

城市是貧困人口 辯證地理解城市貧困：

不是城市讓人們變得貧困，而是它們吸引了貧困人口

——評愛德華·格萊澤的《城市的勝利》

鄧智團

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規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藍圖時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正式提出到2020年更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今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脫貧攻堅形勢和更好實施精準扶貧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總書記強調，農村貧困人口如期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可以看得出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的主戰場在農村，這在說明城市貧困人口占比相對較低的同時，也表明城市本身的建設和發展有利于貧困問題的減少。

城市有助于解決貧困，正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在其2011年出版的《城市的勝利》中的重要觀點。《城市的勝利》是一本解讀城市崛起與衰落、現狀與未來的顛覆性著作，是2011年《經濟學人》雜志非虛構類最佳圖書，2011年《金融時報》最佳商業圖書提名，該書自2012年12月1日出版，21個月以來長踞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城市規劃與發展類圖書”第一！其作者是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為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世界頂尖經濟學家，也是新城市主義倡導者。本書是愛德華·格萊澤及其團隊對全球主要城市進行全面的對比研究的結果，其最重要的結論是：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與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來將決定人類的未來！

一、農村貧困是城市貧困存在的根本原因

貧困問題的普通存在，已經成為當前世界范圍內，制約經濟社會整體水平提升的主要短板。從貧困的空間分布來看，國家與國家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都有廣泛的分布。貧困并不是只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農村，事實上，農村貧困廣泛存在，城市貧困也同樣存在。格拉澤引用了柏拉圖的話說：“任何一座城市，不論它的規模有多小，其實都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窮人的城市，另一部分是富人的城市”。

城市貧困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城市，事實上，城市貧困的存在正是城市優越性的直接反映。根據格拉澤的觀點，“城市充滿了貧困人口，并不是城市讓人們變得貧窮，而是城市吸引來了貧困人口。”可以說，城市貧困人口的存在，根本原因是因為農村貧困的存在。在一個自由移動的區域，人們選擇居住地的依據來自于自身的理性決策，因為信息收集、信息處理的門檻存在，即使貧困人口不能作為經濟理性進行自由遷移，但從社會經濟人的角度來看，貧困人口“懷著城市可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及城市有原來居住地沒有的優勢（就業機會、公共服務、教育）”，他們也有一個從發展機會少的地方向發展機會多的地方遷移的動力。即使遷移到了城市貧民窟，相比農村貧困而言，“城市貧民窟的生活仍然要好于貧困農村里單調乏味的生活，城市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經濟機遇、公共服務和樂趣。”

二、城市的發展是減輕農村貧困的一個重要途徑

由于城市貧困、城市擁堵等城市問題的廣泛存在，城市被看作是“不平等和被剝奪的地方”，由于巴西里約熱內盧和印度孟買等特大城市大規模貧民窟的存在，讓大量研究人員認為，超大城市的貧民窟問題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最大挑戰和最嚴重危機。但城市貧困并不是僅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里，即使是紐約和倫敦這樣的頂級全球城市，在集聚大量億萬富翁的同時，也大量集聚了貧困中的孩子。

但城市貧困的解決，并非由城市本身決定。當城市政府，通過完善公共服務和交通設施來改善城市貧困地區生活環境時，這個貧困地區不會立即消失，反而會吸引更多的農村貧困人口到該城市，從而可能產生新的貧困區域。這里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城市的生活環境即使是城市貧困的生活環境，要相對好于農村貧困地區所導致的。格拉澤引用了一項研究成果作為支撐，“90%的里約熱內盧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但東北部農村地區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這一貧困線以上。”加爾各答也被認為是“一個嚴重被剝奪的地方”，但這座城市的貧困率為11%，而西孟加拉邦農村地區的貧困率則為24%。

與此同時，城市也是減輕城市貧困的重要路徑。格拉澤說：“城市貧民窟可能作為跨入中產階級的跳板，同時貧民窟中偶爾會有激勵人心的成功事跡，貧民窟的一些人通過自己的努力走出貧民窟，步入社會中上階層。”而且，往往城市貧民區經常出現“令人驚嘆的成功故事”，城市里的貧民窟成為貧困人口跨入中產階級的跳板。由于城市貧困地區環境的改善，其附帶結果是將吸引更多的貧困人口涌入，進而對城市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帶來壓力。其結果可能是，“任何試圖降低某一座城市貧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會弄巧成拙，因為更多的貧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會提高這座城市的貧困水平。”，格拉澤認為，“城市里充滿了貧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讓人們變得更加貧困，而是城市利用將會提高他們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來了貧困人口。”這給我們認識發展中國家中超大城市廣泛存在的貧民區提供新的認識視角。從這個角度來看，要真正地徹底解決城市貧民區，其前提是要消滅農村貧困。

三、“幫助貧困人口，而非貧困地區”能提升解決貧困問題的效率

在能夠自由遷徙的時候，人們既可以選擇留在原地，也可以選擇通過遷移來改變自己的生活軌跡。在這樣的情況下，由于貧困人口的自由移動，從有效性來看，解決貧困人口的最關鍵路徑，最好是幫助貧困人口而不是幫助貧困地區。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時候，一個比較自然的想法是，“看到較為貧窮的超大城市中實際存在的問題，然后認為人們應該返回他們原來所在的農村地區”

——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將會拯救發展中國家的恰恰是城市，而非農村。許多貧窮國家存在著土壤質量不佳的問題，這是導致他們貧窮的原因之一。因此，它們不可能成為全球農業領域的領導者。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通常需要采用新技術，而新技術的應用又會減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的數量。正是由于這種原因，農業的發展不可能導致普遍的繁榮。貧窮國家農村地區的開發存在著內在的困難，因為大量地提供基礎設施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貧窮的農村似乎可以看作是一個了解遙遠過去的窗口，千年以來，它們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城市是風力強勁的旋風，它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它給一些人帶來了財富，也給另外一些人帶來了痛苦。城市給人帶來的可能是一顆子彈，但它也提供了一個讓人過上更加富裕、健康與快樂生活的機會，這種機會可能來自于與全球各地的緊密聯系。農村里的生活可能比貧民窟更加安全，但那是一種讓世世代代永遠受窮的安全。全球最貧窮地區的現狀是非常可怕的。正因如此，城市必須有所作為，尤其是因為城市可以傳播各國在融入全球經濟過程中需要具備的知識。

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肯定會給城市的基礎設施帶來壓力，這是反對發展超大城市的最為常見的論據之一。盡管新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城市原有居民道路和供水質量的下降，但新移民從幾乎沒有任何基礎設施的地方來到了城市，他們享受到了完善的交通與公共設施帶給他們的所有好處。通過阻止人們使用來維持城市基礎設施優質與高效的做法是錯誤的。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讓更多的人能從中受益，這是更加合乎道義的做法。對于整個國家來說，這也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原則。

從傳統上來看，政府在解決城市貧困問題上所付出的努力——如果并非總是足夠的話——遠遠多于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上所付出的努力。這種情況在巴西已經存在了100多年。里約熱內盧在1960年之前畢竟是巴西的首都，而且貧民窟距離巴西各界精英的官邸很近。自20世紀初開始，巴西開展了一項旨在讓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更加健康的公共衛生運動。政府發起了一場接種疫苗的活動，并最終在貧民窟里設立了學校和某些醫療保健機構。“上帝之城”是政府為改善貧民窟居民的居住條件而采取的一項舉措，它為一部講述里約熱內盧貧困生活的電影提供了素材。維持治安一直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不過貧民窟中的犯罪起碼已經被視為需要中央政府去解決的一個全國性問題。因此，一些資源被投入到改善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方面，但很難一見的農村地區的貧困人口仍然沒有得到多少關注。這些改善里約熱內盧貧困人口生活的努力獲得了具有諷刺意義的結果：更多的貧困人口涌入了貧民窟，從而形成了城市貧困的悖論。如果政府只在城市里提供醫療保健和教育，而沒有擴展到農村地區，那么這些服務將會吸引更多的貧困人口涌入到城市中來。任何試圖降低某一座城市貧困水平的努力都有可能會弄巧成拙，因為更多的貧困人口受到吸引，反而會提高這座城市的貧困水平。

Chapter3貧民窟有何好處？（6）

進步的平臺對貧民窟的臟亂感到震驚的美國人已經忘記了他們自己城市的過去。這種極端的貧困和富裕在19世紀的美國城市中是很常見的現象。逃避饑餓的愛爾蘭移民經常居住在貧民區里，如紐約的“地獄廚房”。它位于曼哈頓西區第34街到59街之間，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追求時尚、引導潮流的街區。曼哈頓上東區從第59街延伸至96街，位于第五大道與東河之間的區域，如今擁有一些非常昂貴的住宅房產，但在19世紀時也曾充斥著愛爾蘭人的簡陋棚屋。上東區兵工廠的位置顯得很不協調，它的周圍是聳立在公園大道旁邊的高級公寓，貪圖享受的士兵當初就是為了保護城市的精英們免受狂放不羈的移民的襲擾而駐扎在這里。

除了紐約之外，波士頓也被認為是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母親城。在20世紀40年代，紐約實際接納的愛爾蘭移民要多于波士頓，但紐約的愛爾蘭移民后來被來自東歐和其他地區的大量移民淹沒了。在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期間，波士頓接收了大量的愛爾蘭移民，但它所接收的后來成為移民主流的其他種族的移民卻很少。波士頓的愛爾蘭特色肯定是興旺發達的帆船時代的產物。19世紀40年代，在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期間，前往波士頓比前往紐約更加便捷，如果不是更加便宜的話。如果你們是一個貧窮的、缺少食物的愛爾蘭家庭，那么前往波士頓并在那里定居，往往是非常明智的做法。30年之后，蒸汽機代替了船帆；前往波士頓的船只大幅度減少，19世紀末的移民大量地涌向了紐約。前往波士頓的移民減少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十年中，這座城市將會為美國人與愛爾蘭人之間的沖突所困擾。

波士頓作為一座愛爾蘭裔美國人城市的聲名與一個家族——肯尼迪家族——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這個家族的故事可以說明城市的貧困是如何轉化為機遇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823年出生于愛爾蘭的韋克斯福德縣，他接受的教育很少。貧困的農村地區通常很少提供教育服務。當他出生的時候，禁止在愛爾蘭提供天主教教育的規定依然在實行著。年輕時的肯尼迪在他哥哥的農場里工作，種植馬鈴薯和糧食。他所掌握的一項與農業無關的技能來自于一位更加靠近城市的朋友——帕特里克·巴倫。巴倫在一家釀酒廠工作，把制作酒桶的技術傳授給了肯尼迪。

發生在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給肯尼迪一家慘淡經營的農場造成了沉重的打擊。面對饑餓的威脅，帕特里克·肯尼迪跟隨巴倫來到了波士頓，巴倫幫助他在東波士頓找到了一份制桶工人的工作。波士頓提供了經濟機遇，因為它擁有市場，肯尼迪可以在這里向擁有資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勞動力。波士頓提供了一個成熟的酒桶市場，因為這里是交通樞紐，當然也是釀酒中心。

正如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一樣，東波士頓的人口密度為貧困人口出售他們的勞動力提供了可能，同時也為細菌的傳播提供了方便。帕特里克·肯尼迪在一場霍亂中不幸去世。不過，肯尼迪的兒子——也叫做“帕特里克”——成長了起來。他最初在碼頭上干苦力，并用積攢下來的辛苦錢購買了一家酒館。他很快擁有了第二家和第三家酒吧，并逐漸偏重于為更加富裕的波士頓本地人提供服務。通過進口威士忌，他實現了自己企業的垂直一體化。

Chapter3貧民窟有何好處？（7）

帕特里克·肯尼迪采用了前馬薩諸塞州州長山姆·亞當斯的模式，即把酒精與政治結合在一起。1884年，他第一次被選入馬薩諸塞州的立法機構，并多次當選為州眾議員與參議員。1888年，這個來自貧窮移民家庭的兒子獲得了相當高的地位，他在民主黨的全國大會上發表了演講。憑借著不斷增加的財富，他把自己非常聰明的兒子約瑟夫送進了哈佛大學。鑒于帕特里克·肯尼迪的政治關系，他的兒子迎娶了波士頓市長約翰·F.“親愛的菲茲”·菲茲杰拉德的漂亮女兒，人們都認為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約瑟夫·肯尼迪的第一份工作是受政府指派的銀行審查員，后來他接管了一家其父持有大量股份的銀行。20世紀20年代，他通過基本上值得尊敬的方式在華爾街賺取了巨額的財富。同樣重要的是，他適時地退出了華爾街，并找到了其他有利可圖的生意，如投資房地產和進口英國烈性酒。當然，他的兒子們開創了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王朝之一。

城市對于像帕特里克·肯尼迪這樣的移民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截至2008年，36%的紐約人是在國外出生的，48%的紐約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整個美國與此相對應的數字分別是13%和20%。正如城市給移民帶來了好處一樣，移民也讓城市受益匪淺。波士頓非常感激肯尼迪家族，正如紐約非常感激從安德魯·卡耐基到艾爾·喬爾森再到祖賓·梅塔等移民一樣。事實上，從1891年到2009年的118年間，除了12年以外，紐約交響樂團一直依賴那些在國外出生的音樂總監。毋庸諱言，紐約文化中那些更為流行的元素也是移民的產物，如百吉餅、比薩和宮保雞丁。

美國和它的城市從移民人才潮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德國裔美國人領導了擊敗德國和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賈斯特·尼米茲。蘇格蘭人幫助我們建立了工業，如安德魯·卡耐基和安德魯·梅隆。愛爾蘭裔美國人已經成為了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如肯尼迪家族、艾爾·史密斯和芝加哥的戴利家族。一位肯尼亞人的兒子坐進了橢圓形辦公室。美國不再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家，而是一個由來自全球各地的人組成的集體，他們主要是在大城市里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很難說美國是唯一一個讓移民發了大財的國家。羅伯特·凱恩和他的家人離開貧窮的家鄉愛爾蘭去了利物浦，當時他還是一個孩子。長大之后，他去海邊做了一名制桶工人。19世紀40年代，他在利物浦定居，并利用自己的積蓄創辦了一家中等規模的釀酒廠。他發了大財，他的兒子最后進入了英國國會上議院。卡洛斯·斯利姆可能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他是墨西哥城一位黎巴嫩移民的兒子，他父親是靠一家紡織品商店起家的。正如這

些以及許多不太著名的案例所證明的一樣，世界各地的城市讓人們從一貧如洗走向了大富大貴，也有人走到了介乎兩者之間的任意一點上。長期以來，城市里的勞動力市場為沒有土地、牲畜或設備的人找到一份工作提供了方便。肯尼迪家族曾先后以勞方和資方的身份出現在勞動力市場上。當身無分文的帕特里克·肯尼迪剛到美國的時候，他可以向擁有資本的雇主出售他的勞動力。他的兒子在年輕時也是一樣，但在長大成人并積攢了資本以后，又可以轉而雇用別人。資本家和工人經常被看作是敵人。他們的確是敵人，如在罷工期間。但在更多的情況下，資本提高了勞動力的收入，正是城市里的資本使得城市對窮人產生了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城市不僅把缺少資本的工人與擁有大量資本的雇主聯系在一起，還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工作機會，讓窮人（事實上是每一個人）發現自己所擁有的原本可能永遠也無法被知曉的才能。芝加哥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曾經寫道：“在愚昧無知的政權統治下，恩里科·費米將成為一名花匠，馮·諾依曼將成為藥店里的一位收銀員。”斯蒂格勒對這兩位20世紀的偉人的設想是令人震驚的。幸運的是，他們兩人都在大城市里長大，都具有相當優越的背景；而且，他們的數學與科學才華在年輕的時候就被人發現了。同樣，波士頓以一種愛爾蘭農村根本不可能有的方式讓帕特里克·肯尼迪展示了自己的才華。

城市的勝利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于2011年底出版了一本新書《城市的勝利》，引起了從經濟學人到紐約時報等元素國際媒體的廣泛注意。

關于城市貧苦

在格萊澤看來，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僅有利于保護自然生態，而且還能刺激創新。但是戰后美國的都市化實際上是在否定城市勝利所，因為郊區化稀釋了城市人口，造成了大多數的貧困和犯罪等諸多社會問題。城市的貧民窟和郊區的世外桃源，彼此老死不相往來，使富裕和貧困都是帶花，美國原有的高社會流動性消失了。

在西方較為富裕的國家城市已經度過了工業化時代喧囂嘈雜的末期，現在變得更加富裕健康和迷人，在較為貧窮的國家或地區城市正在急劇的擴張，因為城市的人口密度為人們從貧困走向繁榮提供了最為便捷的途徑。

城市已經取得了勝利，但是正如我們許多人通過自身的經驗所看到的一樣，城市的道路有時會通向地獄城市，可能會獲勝，但居住在城市里的市民似乎往往會遭遇失敗，每一個在城市里長大的孩子都會受到獨特的人物和經歷的影響，每出現一條第五大道就會有一座孟買的貧民窟，每出現一所索邦大學就會有一所依靠金屬探測器來保證安全的哥倫比亞特區中學。

格萊澤發現研究城市問題是很有意思的，他說因為他們面臨著吸引人關注意義重大而且經常會產生麻煩的問題。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最為富裕的人口往往會以最為貧窮的人口比鄰而居曾經盛極一時的城市如何衰落的，為什么某些情景會反復的出現？

在本書中格萊澤深入研究的問題是，為什么說城市是我們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城市是人員和公司之間物理距離的消失，它們代表了接近性人口密度和親近性。

在美國在大城市的大都會區工作的收入比不在大都會區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這些高出的工資被較高的生活成本所抵消，但這并不能改變高工資體現出高生產效率的事實。公司之所以能夠承受設在城市所帶來的更高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的理由是城市能夠帶來足以抵消這些成本的生產效率優勢。生活在居民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大都會區里的美國人，比那些生活在規模較小的都會區你的美國人的生產效率平均高出50%以上。在其他富裕國家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同樣巨大，在較為貧窮的國家這一差距甚至更為明顯。

在哥那者看來，圣雄甘地當時說的話是錯誤的。圣雄甘地曾經說過在印度為數不多的幾個城市里根本無法找到真正的印度人，真正的印度人生活在70萬個村莊里和印度的發展并非依賴城市，而是依賴村莊。圣雄甘地對于當時的反城市化運動詩詞贊賞態度的。然而現在的發展來看，這位偉人是錯了，印度的發展幾乎完全依賴他的城市，印度的城市化與繁榮發展之間存在著近乎完美的關系。平均來看，印度的城市人口每增長10%，人均產值就會增長30%。

有一種說法認為即使城市促進了經濟的繁榮，等他還是會讓城市人口感到痛苦。但是就各個國家而言，即使考慮到本國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生活的滿意度也是隨著城市人口比例的提高而提高的。比如在城市人口超過50%的國家有30%的人口認為他們非常幸福，有17%的人認為他們不是很幸福或者一點也不幸福。在農村人口超過50%的國家，有25%的人口認為他們很幸福，有22%的人口認為他們不幸福。

紐約和班加羅爾的生機和活力，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城市都會取得成功。1950年底特律是美國的第五大城市，擁有185萬人口，到2008年人口只剩下77.7萬，還不到以前的一半。底特律和其他許多工業城市的失敗，與其說是城市存在著任何整體性弱點，還不如說那事因為那些與重新振興的必備要素失去聯系的城市出現了衰落。

許多來自遭遇困境的城市的官員錯誤的認為通過實施一些大型的建設項目，比如一個新的體育館或輕軌系統一個會議中心或者一個建筑住宅項目，他們就可以領導他們的城市重新再現昔日的輝煌，我們絕不能忽視生活在鐵銹地帶的貧困人們的需要，但公共政策應該幫助那些貧困的人們，而非貧困的地區。開發新的地產項目可能會為一座城市日益衰退的城市涂上一層亮色，但無法解決其深層次的問題。城市日益衰退的標志是它們擁有相對于其經濟實力來說，過多的住宅和基礎設施鑒于供應過剩而需求不足，利用公共資金建設新的項目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以開發建設為中心的城市振興計劃是非常愚蠢的，它提示我們：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在卡特里娜颶風之后重建的擁護者，希望投入數千億美元來重建新奧爾良，但是如果將2000億美元分配給在這里居住的人們，他們每人將獲得40萬美元，足以支持他們遷移到其他城市或接受教育或購買更好的住所。新奧爾良的偉大之處一直在于它的人民，而不在于它的建筑，認真的考慮聯邦政府的開支，怎樣才能更好的造福卡特里娜颶風的幸存者，難道不是更有意義嗎？哪怕是讓他們遷移到其他地區。總之，市政府的職責不是為根本無法彌補成本的建筑或鐵路項目提供資金，而是關愛它們的居民。一個能夠為這座城市里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他們能夠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機會的市長是成功的，其實這個城市的規模在不斷的縮小。底特律以及那些相似的城市中存在的難以擺脫的貧困是城市的不幸，但城市的貧困并非都是壞事，顯然，在一位參觀者見到加爾各答的貧民窟之后，他可能會贊同甘地的意見，至于大規模的城市化是否明智，但是城市的貧困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不是城市讓人們變得貧困，只是它們吸引了貧困人口。弱勢人群流向里約熱內盧鹿特丹等城市，證明了城市的優勢，而非弱勢。城市的結構可以幾個世紀保持不變，但城市人口是流動的1/10以上的曼哈頓居民，五年之前并不住在那里，貧困人口不斷的來到紐約圣保羅和孟買，其目的是尋求某種更好的東西，這是一種值得欣慰的城市生活的寫照。城市貧困與否不應該基于城市的富裕作出判斷，而應該基于農村的貧困作出判斷，與一片繁榮的繁華的芝加哥市郊相比里約熱內盧的貧民區可能看起來十分寒酸，但是里約熱內盧的貧困人口的比例遠遠低于巴西西北部的農村地區，貧困人口沒有辦法迅速的富裕起來，但他們可以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做作出選擇，其中許多人明智的選擇了城市。

富裕人口和貧困人口擁入城市，使得城市地區充滿了活力。但是貧困人口集中所帶來的成本是難以避免的。接近性，為理念和商品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它同時也方便了細菌的傳播和錢包的盜竊。全球所有較為古老的城市都已經遇到了城市生活的痼疾疾病，犯罪擁擠，這些問題從未因為消極的接受現狀或愚蠢地依賴只有市場而得到解決。美國的城市在20世紀初期之所以變得更加健康，是因為他們在供水問題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幾乎相當于聯邦政府除軍事和郵政以外的全部開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在21世紀可能會重復歐洲和美國城市的巨大變化，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推動全球的城市化。紐約市的健康狀況現在大大好于美國的總體水平，但1900年出生的紐約孩子的預期壽命曾經要比其他地區的美國孩子低七歲。

三、城市勝利的政策隱喻：城市的勝利，人類的勝利

1、貧困的普遍性

2、城市是解決貧困的重要手段

3、城市的勝利是人類的勝利

城市讓人類變得親密，讓極大地促進了思想撞擊、文化交流與科技創新；城市鼓勵創業，帶給人們前所未有的工作機會；城市中密集的高層建筑、發達的公共交通、大幅度降低了人均碳排量，實現了保護環境的偉大目標；城市清潔的水源、良好的排污與完善的醫療系統等維護了人們的健康與安全，提高了人類整體的生活質量。

關于全球生產網絡

全球化一方面消除了紐約作為一個制造業中心的優勢，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它又提升了這座城市在創新理念方面的優勢。盡管紐約不再生產多少服裝，但大量的卡爾文克萊恩和唐納卡蘭的設計仍然是在紐約完成的。

關于新城市主義

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機使人們意識到田園資本主義的能源平靜，環保運動的崛起也使人們對汽車社會開始反省。于是，1980年代初期，新城市主義興起了，其要旨是回歸汽車社會以前的城市設計原則，比如注重創造步行空間與公共交通，特別是輪軌通勤設施為核心來設計城市，強調密集型的發展，最大限度的減少汽車的運用等。這樣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主要的衛星城，彼此高輪軌連接輪軌車站盛維都市和衛星城的中心地帶，各種商業和公共設施林立，大部分人口可以步行或騎自行車到達這樣的中心地帶。如今，新城市主義已經成為城市理論的主流，其建筑和規劃師承擔著越來越多的社區和城市設計工作。

第四篇：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設備購置專項資金管理辦法

財政部 文化部

關于印發《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

設備購置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

2009年12月14日 財教[2009]447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文化廳(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務局、文化局：

為規范和加強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設備購置專項資金管理，我們制定了《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設備購置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現印發你們，請遵照執行。

附件：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設備購置專項資金管理辦法

抄送：財政部駐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

附件：

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設備購置專項資金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加強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設備購置專項資金(以下簡稱專項資金)的管理，切實發揮資金使用效益，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國家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結合我國城市社區文化中心(文化活動室)建

于每年4月30日前將申請文件上報財政部和文化部。

第九條 文化部負責審核匯總中西部地區資金申請文件，提出專項資金分配建議，同時根據東部地區上項目實施情況提出本年是否予以獎勵以及獎勵經費分配建議，匯總后將分配方案報財政部。

第十條 財政部對文化部報來的分配方案進行審核后會同文化部下達專項資金預算。

第十一條 各地財政廳(局)、文化廳(局)應密切配合，嚴格按照政府采購有關規定，規范設備購置工作。

第十二條 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相關設備購置由各地文化廳(局)根據文化部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建設管理中心確定的備選設備參數及詳細目錄，選擇適合本地區的方案統一組織實施。基本業務設備購置，由各地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采取適當方式自行組織實施。

第十三條 各地應加強對已購設備的維護和管理，提高使用效益，切實發揮已購設備的功能和作用。

第十四條 文化部應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辦法，于每年6月底前，向社會公告上一本部門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規模、資助項目、執行情況和實際效果等。

第十五條 對專項資金購置設備形成的固定資產，應按照國家資產管理有關規定切實加強管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財政部、文化部將適時對專項資金使用、設備購置和使用情況進行督查。

第十六條 各地要切實做好資金使用的監督檢查工作，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財政部將暫停核批補助資金，收回已撥經費，并根據有關規定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一)虛報項目規劃數量，騙取補助資金；

(二)擅自改變補助項目內容；

第五篇：構建海洋文化為城市主題文化的青島城市品牌

構建海洋文化為城市主題文化的青島城市品牌

作者：未知 文章來源：中國城市主題文化網 更新日期： 2007-7-10

城市是文明的產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和文化的土壤，而現代化城市的發展一刻也離不開文化。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結晶又是民族發展的動力源泉，獨具特色的城市文化能為一個城市在綜合競爭中提供巨大優勢和不竭動力。因此，城市文化在現代城市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塑造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地位，彰顯城市魅力，培育城市特色，發掘城市文化，構筑城市理念是將城市文化理念融入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必經之路。

步入21世紀，我國各大城市逐步融入現代化發展的大潮中，開始面對面地競爭資金、人才和市場。在這一社會背景的深刻影響下，“經營城市”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構建城市品牌也正在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著力點。當前，青島已經擁有相當數量的知名品牌，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有深遠影響。有人說青島的工業知名品牌要遠遠大于城市品牌，這固然是青島城市經營中的優勢和成就。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在激烈的角逐中，一個城市核心競爭力的大小將直接決定這個城市的經濟活力與繁榮程度，也最終決定這一城市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優勢，因此構建強大的城市品牌與發展品牌城市雙管齊下，才能夠更好地發揮青島的優勢，推動青島早日躋身世界名城行列。

縱觀青島的歷史和現實，可以說青島是在海洋文化產生之后才發展壯大起來的。青島文化從產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養，具有明顯的海洋文化特色。雖然目前青島的文化積淀還不夠深厚，但青島文化中所包含的海洋文化特色，順應了世界范圍內的文化發展潮流，有利于青島文化的未來發展。因此，在建設青島城市品牌的過程中，發揚海洋文化優勢、構建以海洋文化為中心的青島城市品牌對于青島未來的發展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得天獨厚的歷史條件和自然優勢

青島的海洋文化由來已久，經歷了長期的發展演變，形成了鮮明的特色，為今天青島發展以海洋文化為核心的主題文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歷史上看，青島的文化在發展中融入了海洋文化、異國文化和移民文化，使其具有源的雙重性和流的多樣性。從文化淵源講，青島的文化源自于儒家與道家文化，在既往的文化歷史上深受大陸文化影響。青

島地處齊魯之邦，與儒家圣地曲阜相距不遠，在地域上有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便利條件。從遠古至近代，青島地區出現了三次大的文化交流，東夷文化與夏商文化的交流，以儒家文化為主的齊魯文化與道家、佛家文化的交流，近代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綿綿不絕的文化交流形成青島儒、道、釋，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各大宗教以及中西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獨特文化格局，青島的歷史幾乎是中國歷史的完整縮影，卻更集中更典型地反映出其獨特的多元文化格局。

從居民構成上來看，早期的青島移民，也大多來自山東省內，他們的子孫后代，在思想深處始終有儒家思想的痕跡。地域上的便利和移民主體的本土化特點決定了儒家文化是青島文化的淵源之一。但由于青島地處沿海，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使青島較之內陸地區更多地接受了海洋文化的甘霖。同時，青島早期的移民，還有少量來自沿海和內地的其它省份，他們共同形成了青島早期的移民文化。對于外來文化和移民的接收、涵納恰恰反映了青島文化中具有海洋文化開放性、融合性的特點。

從自然條件看，青島坐擁碧海青山，是我國北方天然良港。城市的三大支柱經濟：港口經濟、旅游經濟、海洋經濟無不與海洋文明息息相關。因此，海洋文化對青島城市精神層次上的影響也日漸突出。青島山、海、城渾然一體，海洋文化已經融入了青島的城市建設、城市生活和城市精神當中。

二、發展海洋文化的積極意義

正如企業經營靠企業文化，城市經營要靠城市主題文化。追溯一個城市在其發展歷程中的文化淵源和文化背景，不僅可以尋覓到城市精神的文化內核，還可使城市精神植根于豐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從而提升城市精神的文化內涵。城市主題文化屬于經營城市的一門最前瞻的學科——政府軟科學技術設計系統。根據城市歷史發展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區域經濟環境等特質，通過系統分析、科學論證、戰略決策對城市的各種景觀特質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形成城市主題文化。從而有利于形成城市文化良好的發展態勢、科學的發展格局、打造城市的核心競爭力，使之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品牌。由此使整個城市的經濟、文化在城市主題文化的宏觀調控和微觀運作下科學、有機地運轉，在城市之間的激烈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青島現在適時地提出增強海洋意識，弘揚、研究海洋文化，對于構建積極合理的城市主題文化具有重大意義。歷史已經證明，海洋從未間斷地給我國帶來“漁鹽之利、舟楫之便”的經濟利益。中外文化的交往，亦多通過海洋而來。在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中，海洋文化也是重要的一部分。縱觀當今世界上的大中城市，凡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大多是位于大陸腹地和海洋腹地的交接點。今天，面對全球多極化發展的時代，青島要實現與世界的接軌，海洋仍然是重要通道。對此，青島近些年來適時提出的海洋強市的新觀念就是基

于海洋文化的理念。但是“海洋強市”應該是海洋經濟、海洋科技、海洋軍事和海洋文化實力的綜合體現，而目前對于青島來說，海洋文化基礎構筑還是遠遠不夠的，尚未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青島要建設海洋強市，就十分有必要深刻認識、總結和研究海洋文化，逐漸構筑堅實的海洋文化基礎，將海洋文化打造成青島閃亮的城市品牌。

三、深化海洋文化主題，打造青島海洋文化品牌

城市品牌戰略規劃并非綜合性的整體規劃，它是在功能層面與經濟、環境、社會、政府等戰略平行，并協同作為城市發展戰略職能的一部分，在實現自身目標的同時，促進城市發展目標的實現。城市品牌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建設：整體品牌和旅游品牌。整體品牌是對某一地理位置的政治、經濟、人文、自然等多方面的綜合，以提煉出城市品牌核心，并以之對全體品牌受眾，進行品牌體驗管理。旅游品牌從功能角度出發，為某區域的旅游產業發展戰略服務，其體現的是一個地區的自然風光、人文風俗的獨特吸引力，進而對旅游業經營者、游客的整體體驗進行管理。城市品牌戰略是城市有目的的通過物質手段作用于受眾的精神以及心理層面的所有方法、手段的整合，而社會、經濟、環境、政府等城市戰略則在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建設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環境以及物質財富，與品牌戰略的緊密結合構成城市發展戰略形成城市的核心競爭力，進而實現城市的近期、中期、遠期發展目標。

青島具有鮮明的海洋經濟比較優勢，港口經濟、海洋旅游、海產品養殖加工、海洋藥物等領域都具有相當規模，是城市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