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揭秘朝鮮戰爭中陣亡級別最高的中國軍官
揭秘朝鮮戰爭中陣亡級別最高的中國軍官
蔡正國這個名字對于今天很多人而言很陌生，但這是一個不應該被遺忘的名字。他是志愿軍第五十軍副軍長(五十軍當時唯一的副軍長)，1953年在朝鮮戰場犧牲，是志愿軍烈士中兩個級別最高的指揮員之一，另外一位犧牲在朝鮮的軍級干部是第三十九軍副軍長吳國璋。
“常勝師長”蔡正國
蔡正國1932年4月在江西永新縣報名參加紅軍，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紅三軍團教導營一連支部書記。在貴州土城戰斗中，一顆子彈鉆進了蔡正國頸喉肩窩部的深處。在沒有醫生沒有任何治療藥物的情況下，蔡正國讓戰友們把他按在門板上，用刺刀生生地挑出了肩窩深處的子彈。他的傷口不可避免地感染了，他發起了高燒。蔡正國忍著傷口的劇痛，忍著難耐的高燒，艱難地跟隨著部隊繼續行軍。一天清晨，他從昏睡中醒來時，發覺周圍一片寂靜，不由一驚，四下張望，這才知道部隊早已出發了。當他在鋪板下面發現了幾塊大洋后，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這是組織上留給他的，一定是組織上看他的傷勢太重，怕他無法堅持下去，就留下了路費讓他在老鄉家養傷。他知道，如果留下養傷，傷好后他就再也無法找到部隊，只能返回家鄉了。他坐在空蕩蕩的鋪板上思索了一會兒，不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他不想就這樣放棄自己的革命理想，決心去追趕部隊，就是死也要死在部隊。他搖搖晃晃地爬起來，把那幾塊大洋藏進貼心的口袋里，一刻也不敢耽擱，咬著牙向部隊行進的方向趕去。那一路，他是靠著超人的毅力走過來的。沿途遇到哪個部隊，他就跟著哪個部隊走，邊走邊打聽自己的部隊。蔡正國后來在《自傳》里寫道：“幸好傷在頸喉肩窩部，自己勉強咬緊牙關，忍受痛苦，跟隊前進，部隊每日走六十里我可走四十里，部隊若停止行軍休息一兩天，我又跟上部隊，每晚宿營時靠到哪個部隊就到他們那里去換換藥，如果是傷在腿上，就很難想象。”蔡正國的傷口，竟在追趕部隊的路上奇跡般地愈合了。一個多月后，蔡正國終于追上了自己的部隊。
1937年七七事變后，蔡正國參加了平型關戰斗，后任八路軍一一五師補充團參謀長、一一五師獨立支隊第一團參謀長。1939年，蔡正國隨部隊挺進山東，歷任團長、參謀長等職。1945年9月，蔡正國擔任山東軍區第六師副師長兼參謀長，率部沖破敵人阻攔，從海路挺進東北，進至遼寧的安東(丹東)地區。在東北的黑土地上，蔡正國歷任第二縱隊參謀長、四縱十一師師長、十師師長，參與指揮了營口、海城、桓仁、新開嶺、梅河口、“四保臨江”、鞍山等戰斗，為解放這些城市立下了赫赫戰功。特別是在1946年冬天，蔡正國奉命率領一個師留守遼東地區，在敵后獨立作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攻，受到遼東軍區通令表揚，蔡正國本人也被稱為“常勝師長”。
1948年9月遼沈戰役開始后，蔡正國率部向北寧鐵路線附近集結。東北野戰軍首長給第十師下達的任務是：隨第四縱隊其他兩師，迅速轉向錦州以南，隨后切斷錦西、興城之間敵人的聯系。9月20日，蔡正國率部繞過錦州以南敵軍控制區，直插錦西、興城地區。9月23日夜，蔡正國指揮第十師二十九團，拿下興城東北郊的白馬石高地后，轉向首山山口，與第十一師、第十二師協同作戰，在以后兩天的戰斗中，第十師的部隊發動勇猛沖鋒，先后攻克了干柴嶺北高地、韓家溝火車站。9月27日，第十師主力又向興城火車站和興城古城外圍之敵發起攻擊，至次日早晨將其全部肅清。
9月29日拂曉，第十師三十團在東城門附近實施爆破，而后炸開城門;二十九團緊隨其后，在炮兵配合下架起云梯登城，經反復沖鋒，占領魁星樓;二十八團在北城門實施爆破成功，炸開城門后沖入城內。經過3個多小時的激戰，第十師部隊全殲城內的國民黨守軍3200多人，解放了這座古城。
興城解放后，蔡正國顧不得休息，投入了下一步作戰的準備之中。10月21日，東北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員程子華考慮到四縱十二師自10月10日塔山阻擊戰開始以來一直擔任正面阻擊任務，戰斗傷亡減員很大，決定調十師二十八團接替十二團負責防守塔山以東陣地。10月13日，剛從華北海運到葫蘆島的國民黨精銳部隊九十五師投入戰斗，該師號稱“趙子龍師”，揚言“沒有趙子龍拿不下的陣地”。面對著敵軍的強大攻勢，十師二十八團毫無畏懼，沉著應戰，打退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戰斗打得十分殘酷。敵人在督戰隊的威逼下，不顧死活地向我陣地推進，堅守在陣地上的二十八團傷亡很大，有一個排在僅剩下9個人的情況下仍堅守陣地。蔡正國打電話向四縱隊指揮所報告前沿戰斗情況時說：“二十八團打得非常英勇，情況是很嚴重的，我們??”說到這里，電話里傳出了連續不斷的轟響，敵人的炮彈就在師指揮部附近爆炸了。縱隊司令員吳克華立即指示：“要告訴同志們，一定要死守陣地??”沒等話說完，電話就不通了。等到過一會兒電話再次接通時，蔡正國已經到了前沿陣地指揮作戰，縱隊政委莫文驊對十師政委李丙令說：“告訴蔡師長，一定要死守，敵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線，一步不能退!”10月14日，接替二十八團的十師三十團面對著敵人更加強大的攻勢，以堅強的意志死守塔山，在當天擊退了九十五師兩次大規模沖擊、八次連續沖鋒，打掉了敵軍的銳氣，而我軍的塔山陣地卻寸土未失。戰斗結束后，蔡正國麾下的十師二十八團榮獲“守備英雄團”的榮譽稱號。
遼沈戰役后，蔡正國擔任第四野戰軍第四十一軍一二一師師長，上級命令蔡正國師先行入關接管北平，后來又作為入城部隊接受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的檢閱。莫文驊后來回憶說：“我當時是四十一軍的政委兼黨委書記。因為在遼沈戰役的塔山阻擊戰中表現神勇，紀律嚴明，毛主席親自點將，派我們先遣入關，而且賦予了警備北平的任務。1月31日12點30分，我帶領一二一師出發到西直門去與國民黨軍隊交接城防。記得當時走在最前面的是前衛連，我站在一輛美式敞篷吉普車上，后面是一名戰士，手擎一面人民解放軍軍旗，隨后是一輛中型卡車，車上是警衛班，配有輕機槍、六○炮。接著是蔡正國師長、李丙令政委率領的接防部隊。隨后蔡正國率領部隊一路南下打過長江。1949年7月，蔡正國任第四十軍副軍長，參加了衡寶戰役和廣西橫縣以東戰斗，緊接著又追殲殘敵，強渡瓊州海峽，于1950年4月解放海南島。”
用計殲滅英軍精銳部隊第二十七旅
蔡正國所在的四十軍入朝不到10天，就投入第一次戰役。由副軍長蔡正國指揮的一二一師在兩水洞一線拖住了兩萬余眾的美軍，造成敵人溫井、熙川的兵力空虛。西線志愿軍司令部迅速命令兩個軍實行戰略迂回，兩天內攻取了溫井。這樣一來，價川一線的“聯合國軍”受到嚴重威脅，被迫于11月3日全線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志愿軍的第一次戰役以殲敵5。2萬人的勝利落下帷幕。這種不同尋常的表現，給彭德懷等志愿軍首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1年3月，蔡正國調任五十軍副軍長，在第五十軍到任一個來月，就趕上了第四次戰役。
第四次戰役開始前，五十軍軍長曾澤生和軍政委徐文烈赴志司開會、軍參謀長舒行回國集訓。所以在第四次戰役最初幾天，也就是五十軍漢江阻擊戰最艱難的階段，主要是蔡正國副軍長在軍副參謀長李佐等同志的協助下指揮的。
從1952年1月25日開始，“聯合國軍”在漢城以北全線發起大規模進攻。屬于正面防御的五十軍，面對的敵人是英軍第二十七旅。該旅是入朝英軍的精銳，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裝備優良，配有一個坦克營。連續兩天，英軍的坦克全部出動，在炮火支援下，以集群沖鋒的方式奪取了五十軍的三個陣地，英軍只有4輛坦克被毀。1952年1月27日上午10時，緊急作戰會議在五十軍軍部指揮所召開。蔡正國提出派遣爆破小組夜間潛入英軍陣地，炸毀敵人坦克的戰斗方案。他堅定而激動地說：“??過分依賴武器優勢的敵人，最害怕的是短兵相接的戰斗，他們一旦沒有了坦克，心里就害怕，就一切都完蛋了。我們縱使付出再大的代價，也要把英軍的坦克搞掉!”
午夜時分，由一五二師組織的12個爆破小組，借著月光接近了敵坦克陣地。隨著一聲聲沖天而起的爆炸，英軍的絕大多數坦克，變成了一堆廢鐵。參加偷襲坦克的36名志愿軍戰士，有半數以上被炸死或受了傷。
第二天清晨，五十軍向英軍發起了進攻。經過激戰，英軍第二十七旅的官兵大部分被殲。志愿軍乘隙發起反擊。2月9日，第三十八軍和第六十軍一部，經過兩番激戰，攻克了砥平里，隨即向原州方向發展。至此，志愿軍的全線防御轉為機動進攻，從而扭轉了整個戰局。
第四次戰役結束后，第五十軍的戰績得到了志愿軍總部的表彰。彭德懷等首長認為，把蔡正國放到五十軍是選對了人。
召開軍事會議時，一顆炸彈轟然爆炸
1953年2月中旬，漢江解凍。為了避免背水作戰，2月下旬，志愿軍代理司令員兼代政委鄧華下令：已越過漢江的志愿軍各部退回北岸，待機作戰。總部命令：第五十軍用8至10天時間，在南岸構筑工事，準備迎擊美軍和南朝鮮軍的尾追。第五十軍進入指定地點后不久，就被美軍飛機偵察到。事情源于五十軍開的一次運動會。全軍的運動員和指戰員黑壓壓地坐滿了兩邊的山坡。有兩架敵偵察機從空中飛來。從此，敵人知道這兒有重要的指揮機關。
4月12日晚上9時，第五十軍的坑道外的軍部駐地，即一棟磚瓦結構的民房里，正在召開軍事會議。9時40分左右，夜空里響起敵機的轟鳴。蔡正國正準備結束會議，一顆炸彈轟然爆炸。飛濺的彈片，擊中了蔡正國和他身后的作戰處處長。蔡正國的頭上和胸部多處中彈，被抬入坑道后昏迷過去。由于失血過多，當晚10時，蔡正國心臟停止了跳動。
人們從蔡正國的上衣荷包里，找到了一張字條，那是他頭天才寫好的給妻子張博的信。信中寫道：自己在朝鮮前線一切都好，部隊打的都是勝仗，讓妻子不要掛念。等這次戰役過去，他就請假回來看她和兒子。沒想到，這封信成了蔡正國的遺書。
五十軍軍部被炸事件，是志愿軍入朝作戰3年以來最嚴重的事件。在國內的彭德懷接到電報后，驚得說不出話來。同一天中午，正在午休的毛澤東，被葉子龍叫醒。在看了志愿軍總部發來的電報后，他口里失聲地“噢”了一下，剎那間臉色有些發白。毛澤東隨即神情有些木訥地站著，喃喃地說：“蔡正國，蔡正國，不幸殉國，又折我一員驍將!”
蔡正國的遺體被運回沈陽，安葬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志愿軍代理司令員兼代政委鄧華、志愿軍政治部主任杜平，為蔡正國的墓碑撰寫了碑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給蔡正國頒發了“獨立自由一級勛章”和“國旗一級勛章”各一枚。
作為丈夫、父親的蔡正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蔡正國是怎么想的，無從考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和常人一樣，無限眷戀著有著美好家園的世界。
犧牲前不久，蔡正國在上交組織并存入檔案的《自傳》中寫到：“最近一年以來有一種想法，可能是錯誤的想法，想轉業到地方去做點工作。年齡大了，身體也不是那樣很好，經常有病。”那個年代的革命隊伍，人們對黨組織都這樣坦白、忠誠。
蔡正國的妻子叫張博。張博1938年參加八路軍，1943年4月與蔡正國結婚后，有過三個孩子。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生在戰爭年代，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漂亮得像個洋娃娃。分娩時，部隊已經轉移，只留下一名醫生和一個警衛排。女兒一落地，用舊軍裝一裹，警衛排把產婦抬上擔架，迅速沖出村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隨即，身后響起了敵人的槍聲。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甩掉追兵，產婦才吃上產后第一頓飯———警衛排長好不容易找來的一瓢煮玉米水。沒有奶水，女兒不哭叫，只是瞪著大眼睛靜靜地望著母親。張博不由潸然淚下，只好抱去找老鄉，吃人家孩子吃剩下的奶水。戰爭年代，老鄉也窮，女兒先后共吃過24人的奶，不到一個月，還是餓死了。
蔡正國和張博喪女之痛的陰影，直到1948年第二個孩子蔡四東出生才散去。在張博的眼里，丈夫蔡正國雖然是沙場猛將，卻特別愛孩子。每次回家，總要先去抱抱兒子。一次，他剛把兒子抱起來，兒子便尿了。張博急忙要把兒子抱開，卻被蔡正國制止了：“別嚇著孩子。”讓兒子尿完了，蔡正國笑一笑，說了句：“這小子!”蔡正國在朝鮮一共給張博寫了16封家書，殷殷之情躍然紙上：“四東最近身體怎樣?你們母子身體健壯對我是最大的安慰。因此前次給你們寄去的津貼費希望作改善營養條件吃到肚子里去，不要準備買這買那，身體壞了一切好看幸福都完了。”1953年2月16日，蔡正國在信中告訴張博：“很久未通信，原因近來準備戰斗，每日忙得頭昏眼花。”2月24日，蔡正國第三個孩子在黑龍江雙城留守處出生。3月5日，蔡正國“聞訊欣喜”，在信中叮嚀張博：“過去產期得下的毛病要特別注意??”3月27日，蔡正國給小兒子取了“小東”的名字，并將2月份的津貼費給妹妹和舅舅寄去，將預支3月份的津貼費給張博和兒子寄去。蔡正國有儀表整潔的好習慣。4月11日，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訴張博，他要的鏡子收到了，并再次囑咐張博：“經常買點維他命丸吃，補助營養。”一天后，蔡正國永遠離開了他無限思戀的親人。
永遠的懷念
蔡正國戰功卓著，為人謙和，艱苦樸素。他犧牲后，五十軍的同志清理他的遺物列出的清單：馬褡子一個、解放鞋一雙、布鞋一雙、電筒一個、破大衣一件、肥皂七條半、飯盒一個、筷子一雙、白線一團、鞋油一盒共計10樣。一個勇敢、清正、廉潔的軍人形象，永遠存活在廣大指戰員的心里。
在蔡正國犧牲多年后，當年的老戰友提到他，敬仰之情溢于言表。軍委炮兵原司令員吳克華將軍回憶：蔡正國是一名優秀的參謀人員，是優秀的參謀長。他工作十分認真細致，我們在一起的合作非常好。后來蔡主動要求到一線作戰，任十一師師長，在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的戰役中，率部深入敵后，堅持了一個多月，有力地牽制住了敵方兵力，為戰役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受到了上級的通報嘉獎。軍委工程兵原副司令員胡奇才將軍說：“在新開嶺戰役中，蔡率十一師正面誘敵深入，一步步將敵人引進伏擊地域，最后殲滅敵二十五師8000余人，俘敵師長以下5000余人，開創了我軍在解放戰爭一次戰役中殲敵軍一個整師的先例。”軍政大學原副政委李丙令將軍提到和蔡正國一起戰斗的往事，動情地說：“蔡在工作上非常講求方法，注意聽取別人的意見，善于團結同志，軍事能力很強，隨時總結經驗，組織戰斗嚴謹，打仗很少吃虧。只要是他指揮打仗，別人都很服氣;而且為人謙和，從不驕傲自滿，平常非常注意學習，行軍打仗總帶著書，開會記筆記。”他又回憶道：在“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時，十一師被派到敵后牽制敵人。當時，敵人對十一師圍追堵截，部隊常常是到了一個地方，連電臺還沒來得及架起來，敵人就從后面追上來了。有一次，部隊被敵人包圍在里面，好幾天也沒與東野總部聯絡上，林彪急得整天守在電臺旁等消息，以為這個師肯定是完了，被敵人吃掉了。當時敵人也很得意，用飛機散發傳單，揚言這次一定要活捉師長蔡正國、政委李丙令。當有人拿著敵人的傳單送給蔡看時，他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笑了。原來，敵人的傳單寫錯了名字，上面寫的是：“活捉師長蔡丙令、政委李正國。”大家見師長如此鎮靜自若，心情立刻輕松下來了。原東野四縱十師政治部主任(蔡正國任師長)、后任外交部副部長的何英對蔡正國的評價是：“要求自己很嚴格，從不搞特殊化，不計較小事，也從不和上下級鬧無原則糾紛。平時說話少，是個很愛動腦子的人。蔡與各級指揮員的關系都很好，對部下要求很嚴格，但從不罵人，不說粗話，與其他軍事首長不一樣。”
1987年，張博和兒子蔡小東去北京，住在總參軍訓部副部長韓復東家。當時，總參謀長遲浩田一聽到消息，立刻提出前來看望。張博說：“您是首長，還是我去看您吧。”遲浩田說：“不，應該我去看您。我是抗大三分校的學員，是蔡校長的學生，怎么能讓您來看我呢?您在韓部長家等著，我這就去看您!”那次會面，遲浩田和張博都很激動，一起回憶著當年在抗大三分校的學習、訓練、生活情況，一起回憶著蔡正國。遲浩田是抗大三分校的學員，在抗大三分校學習訓練了三個多月后，就直接奔赴抗戰前線了。遲浩田是這樣評價當年的蔡正國的：“蔡校長很有水平，抓訓練有辦法，要求也很嚴格。但蔡校長對人卻很謙和，沒有首長架子，十分關心部下，在部隊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90年10月22日，在遲浩田的關心下，蔡小東隨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屬代表團出訪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參戰40周年紀念活動。臨走的時候，毛岸英烈士的妻子劉松林輕輕地說了一句：“不知道下次什么時候還能來??”蔡小東也感慨地說：“是啊，不知道下次什么時候還能來。”他想：“如果下次再來，一定要去青龍洞，一定要去父親最終倒下的地方看看，一定要到那里去祭奠我的父親。”
第二篇：中國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大揭秘
中國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
1950年10月中國卷入朝鮮戰爭之時，毛澤東和北京領導層的愿望是把美國人逐出整個朝鮮半島，[1]取得一次輝煌的勝利。9個月之后，戰場上嚴酷的現實，迫使北京領導層對其在朝鮮的目標進行調整。1951年7月10日，結束朝鮮沖突的談判開始在開城舉行。雖然中美雙方參戰的軍事力量最終都未能展示出壓倒對方的優勢，雙方的實際軍事陣線也從未發生過重大改變，可是，戰爭還是持續到1953年7月才告結束。
軍事沖突，如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所說，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繼續。在此意義上，朝鮮戰爭如何結束同其如何爆發一樣重要。然而，由于朝鮮戰爭的起因問題頗具政治敏感性，學者乃至公眾，均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戰爭的起源而不是它的結束。而那些確實意識到研究戰爭結束問題之重要性的學者們長期所面對的障礙是：缺少探究共產黨方面內幕的可靠資料，盡管人們對美國-聯合國方面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的確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2]可是對于中國共產黨處理停戰和談問題的詳情我們則知之甚少。[3]
本文的目的是基于中國方面新近公開的資料，對中國方面結束朝鮮戰爭戰略的制定和發展過程進行評論和回顧。首先要分析北京領導層是如何看待朝鮮危機的含義的，以及北京方面通過參與戰爭所要達到的目標。然后，將分階段探討北京的目標是如何在卷入戰爭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的，以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制定的戰略是如何一再被迫進行相應調整的。中心議題是在北京對朝鮮危機變化過程的認識形成及相應處理方面有三種互動關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共領導人從國內及國際的角度對制定朝鮮戰略的考慮，共產黨方面所采取的與美國-聯合國方面相對立的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以及北京、莫斯科與平壤對各自在朝鮮利益的認識。
北京對朝鮮的反映：
朝鮮戰爭于1950年6月25日爆發并未使北京感到意外，但是華盛頓決定既卷入朝鮮又插手臺灣事務確使北京始料不及。[4]因此，朝鮮危機使北京面對的不僅有一系列的挑戰，還有一系列的機會。一方面，朝鮮危機從不同的意義上來說威脅到北京的重要利益：它對中國，特別是中國東北地區的安全構成潛在威脅；它對北京的中共領導人于1946—1947年提出的東亞地區是“國際帝國主義鏈條上薄弱的一環”這一整體構想的正確性提出了質疑；它對臺灣海峽兩岸中共與國民黨的對峙情勢提出了挑戰；它也為依照北京的希望應遵循中國模式而發展的東亞地區革命蒙上了陰影；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戰爭的爆發給已成為剛剛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者毛澤東及中共領導層造成了極大的內部壓力。[5]
另一方面，朝鮮危機又為北京領導人提供了潛在的機遇。在審度朝鮮危機可能對中國帶來的不利影響的時候，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同事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通過在朝鮮和臺灣堅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他們將可能利用來自外部的巨大壓力推進中國人民的革命勢頭，擴大中共作為執政者的權威和聲望。這將為毛澤東的把舊中國轉變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宏偉計劃奠定基礎。就其國際影響而言，朝鮮危機的確是對亞太地區國際格局的挑戰。然而，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猛烈沖擊由西方國家主宰的國際秩序，北京領導人認為北朝鮮的勝利(最好是在中國支援下獲勝)有助于在東亞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所以在北京領導人眼里，朝鮮半島沖突的升級并非不能容忍，盡管他們并不愿意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同北朝鮮共產黨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金日成在努力同他的中國同志保持合作關系的同時，對中國的影響也保持著高度的警惕。[6]
對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來說，朝鮮戰爭的擴大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但是同時又能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機會，從而在中共亞洲革命日程表上排列在優先位置的地區擴大中國革命的影響。[7]從一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對朝鮮戰爭就有一種復雜的心情：如果不能把美國人逐出朝鮮將意謂著中國沒有安全保障，而成功則會提高中國革命的國際聲譽和影響力。
關于參戰的步驟安排
北京領導人正是根據以上考慮確定對于朝鮮危機的戰略的。到7月初，北京領導人已決定推遲有關臺灣戰役的一系列計劃，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朝鮮。[8]為了應付“最壞的情況”，北京于7月中旬組建了一支“東北邊防軍”，并于8月初在中朝邊境部署了26萬多人的中國軍隊。[9]8月18日，在經過一系列慎重考慮和調整之后，毛澤東確定9月底為中國軍隊完成入朝參戰的一切準備工作的最后期限。[10]
在國內戰線上，北京領導人發動了以“打敗美國侵略”為中心口號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北京方面利用每一種可能的手段在中國老百姓中間激起“仇恨美帝國主義”的情緒。他們著重強調的是：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進行了政治和經濟侵略，日趨沒落的資本主義美國并不像其外表顯示的那樣強大，中美兩國之間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11]同時，北京領導人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旨在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活動”的運動，并使其在數月之內中國軍隊入朝參戰時達到高潮。[12]
所有這一切均表明北京領導人在處理朝鮮危機時所采用的方式實質上是綜合性的。在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的眼中，中國的安全利益將通過保障中朝邊境的安全，提高中共在國內的權威和信譽，以及使新中國的國際威望不斷上升來得以實現。北京領導人決心同時實現這些目標。
周恩來在7月12日聲明中提出了“和平解決”朝鮮危機的五項先決條件：所有外國軍隊應撤出朝鮮；美國軍事力量應撤出臺灣海峽；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應由北京擁有；召開四國(蘇、美、英、法)會議討論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的問題。[13]在隨后的兩個月中，北京不斷地在一些其他場合重申這些條件。
這些條件的提出顯露了北京看待朝鮮危機的基本趨向：危機大大超出朝鮮沖突本身，其解決應同時包括臺灣問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然而，直到仁川登陸之前，共產黨方面扮演主角的一直是平壤和莫斯科。金日成作為一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在他認為局勢已經得到控制的情況下，并不愿讓中國人進行長時間的干預。[14]另一方面，斯大林最優先考慮的是避免同美國直接沖突，因此，采取了一種“等著瞧”的態度。在這種境況之下，北京提出的結束戰爭的條件，與其說是一種結束戰爭的具體戰略，毋寧說是為其綜合軍事準備和政治動員進行辯護的手段。
仁川登陸之后：確定中國的參戰目標及作出參戰決定
1950年9月15日美軍仁川登陸的成功改變了朝鮮戰爭的整體態勢。在北朝鮮抵抗力量逐步崩潰，聯合國軍向北推進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不得不就是否派中國軍隊入朝這一問題作出決定。
在10月份的前三個星期中，北京作出了入朝參戰的決定。作出這一決定的過程是復雜的。中國最高領導層處于嚴峻國內形勢和惡劣國際條件帶來的強大壓力之下，中央內部在是否必須參戰的問題上也未能達成一致意見。10月2日，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初步決定派中國軍隊入朝，毛并將此決定告知了斯大林。[15]然而，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此一決定時，多數中央領導人對派軍隊入朝持保留意見。在經過激烈的辯論之后，政治局才批準了這一決定。[16]
10月8日，毛澤東發出了入朝參戰的最后命令。但是，因斯大林不愿實現先前作出的蘇聯為中國入朝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掩護的承諾，毛不得不在10月12日和17日兩次推遲中國軍隊入朝的最后日期。[17]歷史學家邁克爾?亨特無疑是正確的，他認為“要想揭示毛澤東介入朝鮮危機決策幕后的真正動機，就必須進行與毛澤東所全力應付的危機同樣復雜的考慮”。[18]
然而，作出參戰決定的基本過程是清晰的。從一開始，毛澤東就傾向于參戰：在北京作出參戰決定的每一個緊要關頭他都扮演了中心角色。在10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明確表示中國必須參戰，并且促使中共中央領導人作出了最初的決定。[19]在10月4日至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利用他的權威和政治智慧保障了參戰決定得以確認和實施。[20]最后，在北京面對因莫斯科拒絕在朝鮮為中國軍隊提供直接空中支援而引起的嚴重挑戰時，毛再一次使他的同志們確信參戰是中國的唯一選擇。[21]
通過強調在朝鮮戰勝美國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毛為他的參戰決定提供了依據。在他同斯大林的函電往來及他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這位主席強調，為了“解決朝鮮問題”，中國軍隊應該參與戰爭，這意味著他們能夠“消滅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侵略者，把他們趕出(朝鮮)”。毛澤東把“解決朝鮮問題”同中國和“整個東方”聯系 一起，強調指出，中國的參戰將會加強中共對中國國家和社會的控制，促進東方的革命事業循著中國模式發展。[22]
然而，從一開始，毛的以輝煌勝利戰勝美國的雄心就受限制于他所擁有的手段，特別是斯大林未能向中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提供空中支援所帶來的后果。[23]盡管中國軍隊出現在朝鮮戰場的前六個月中準備采取守勢，但中共中央領導層還是在毛澤東的推動下決定參與戰爭。[24]10月19日，大批中國軍隊開始入朝。
拒絕談判：謀求全勝
在隨后的幾周中，聯合國軍迅速逼近中朝邊境，這給中國人造成了更大壓力，同時也向他們提供了新的機會。經毛澤東批準，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司令彭德懷采取了誘敵深入，而后集中優勢兵力從后方及兩翼圍而殲之的戰略。10月25日，志愿軍在云山地區發動了入朝后的首次戰役，迫使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撤退至清川江。[25]
這本該給聯合國軍傳遞一個嚴重警告，但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對此卻沒有在意。11月中旬，他又發起了新一輪“結束戰爭”的攻勢。彭德懷命令志愿軍各部隊后撤30公里，占據有利地勢，等待最好機會殲滅來犯之敵。[26]11月下旬，聯合國軍進入志愿軍的包圍圈。11月25日，中國軍隊開始了強有力的反擊。到12月中旬，中朝聯軍已基本控制了所有北朝鮮的國土。
中國人在軍事上的勝利使北京領導人在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方面處于有利地位，如果北京愿意這樣做的話。12月8日，以印度為首的13個非西方國家向北京提出了一項和平建議。他們建議中國在三八線停止進攻。在停火的基礎上，召開對朝鮮問題感興趣的大國會議討論最終解決朝鮮危機問題。6天之后，聯合國成立了一個尋求“停火基礎”的三人小組。為了使北京認識到停火符合其利益，印度不斷地向中國人保證，13國的建議并不是由西方策劃的，為換取北京接受停火，他們還保證將中國的其他利益也考慮在內。[27]
然而，北京領導人除獲取全面勝利之外對其他概不考慮。12月8日，中國外交部高級官員陳家康質問印度人為什么13國停火建議不在美軍-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時提出，而在中朝聯軍向前挺進時提出,[28]3天后，周恩來在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時強調指出，由于三八線已經被美國人所破壞，中國人無需再去尊重它。[29]
中國在戰場上的指揮員，特別是彭德懷，對中國軍隊是否應繼續進攻持保留意見。他們很清楚，盡管中國軍隊已在反擊聯合國軍的作戰中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由于后勤系統薄弱和缺乏空中支援，這支軍隊還是脆弱的。彭因此認為中國人在獲得國內增援以使其地面及空中劣勢得以改善之前不應再繼續進攻。[30]
然而，毛澤東在志愿軍前兩次戰役輝煌戰果的鼓舞下，依然堅持最初制定的“消滅敵軍，把美國人趕出朝鮮半島”的目標。這位主席在12月4日指出，中國在前兩次戰役中取得的勝利已使戰爭形勢變得對中國有利。主席推測，在中國的壓力下，美國會要求停火。如果情況如此，他將要求美國人保證從朝鮮半島撤軍，作為實現停火的第一步，美國軍隊必須撤退至三八線以南。在對敵作戰取得更為決定性的勝利之前，他拒絕考慮通過談判結束朝鮮沖突的任何建議。12月21日，他命令彭德懷“發動另一次戰役”并“跨過三八線”。[31]第二天，北京正式拒絕了13國的停火建議。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國軍隊開始了第三次戰役，聯合國軍繼續后撤。1951年1月4日漢城落入中朝聯軍之手。1月8日，中朝聯軍先頭部隊抵達三七線。[32]
此時，聯合國三人停火小組于1月11日提出了解決朝鮮沖突的五項原則。在建議立即實現停火的同時，這些原則許諾外國軍隊將逐步撤離朝鮮，召開一次四大國(蘇聯、美國、英國、中國)會議解決遠東重大問題，臺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也一并列入四大國會議議程。[33]
現在回顧起來，這一決議案很可能給北京提供了一次結束戰爭的良機。雖然中朝聯軍在第三次戰役中取得了令人難忘的戰果，但由于他們的補給線過長，傷亡不斷增加，進攻的潛力已近枯竭。由于擔心繼續前進會使中朝聯軍的側翼置于敵軍的進攻之下，彭德懷命令停止進攻行動，鞏固現有戰果。[34]即刻停火可使共產黨人占據已有的地盤，如果停火失敗亦可使他們獲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潛力。[35]
此外，共產黨人方面若接受這一議案將肯定能把華盛頓置于兩難境地。盡管華盛頓并
不完全同意13國議案的所有原則，但美國還是了贊成票。正如艾奇遜后來所說，華盛頓面對一種困難的選擇：支持該議案的結果是“失去朝鮮人并會在國會和新聞界引起震怒”，不支持該議案則會導致“在聯合國中失去多數的支持”。艾奇遜承認，做出支持該建議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望中國會拒絕接受它。[36]
北京領導人決定拒絕此議案。1月17日，周恩來指出該議案是“為美軍在朝鮮贏得喘息的時間”，他提出了北京方面的談判條件。他呼吁在中國召開七大國會議，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代表中國在聯合國中獲得席位，并要求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和臺灣。[37]在當時這些條件使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成為不可能。
北京的不妥協態度是建立在幾個關鍵性因素之上的。首先，毛澤東認為中朝聯軍在戰場上仍占據上風。雖然彭德懷及在朝鮮的其他中國戰地指揮員發現繼續向前進攻對他們的部隊來說是困難的，但毛在北京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以自己在中國內戰中所獲的經驗觀察朝鮮沖突，確信中國軍隊在數量和士氣上都勝過敵方，肯定能擴大戰果。在1月14日致彭德懷的電報中，毛提出了美軍-聯合國軍未來行動的兩種可能性：“(1)在強大的中朝聯軍的壓力下，(敵人)在進行象征性抵抗之后，可能會從南朝鮮撤退??(2)敵人可能在大邱和釜山頑抗，但在我們耗盡他們的潛力之后，最終將從朝鮮撤退。”[38]很明顯，這位主席相信中國人能夠將美國人趕出朝鮮。
需要同北朝鮮保持團結是北京采取不妥協態度的另一個原因。北朝鮮領導人，包括金日成和樸憲永在內，都希望能使朝鮮半島得到統一，他們不相信彭德懷關于中朝聯軍已無力繼續進攻的看法。[39]他們向毛澤東和斯大林抱怨彭德懷。[40]北京的最高領導層在意識到同北朝鮮保持協調一致的必要性之后，于1月14日致電金日成,表明了中國的官方立場。這封電報強調，立即停火在共產黨一方是不能接受的。只有當美國-聯合國一方對諸如從朝鮮撤出全部外國軍隊、解決臺灣問題、把其他遠東重要問題提上議事日程等重要條件表示同意之后，北京才能同意進行談判。北朝鮮對這一反饋感到滿意并于1月16日復電表示同意。[41]3天之后，毛澤東指示中國人民志愿軍向北朝鮮人民、政府、黨，特別是向“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同志”致以“衷心敬意”。[42]在這一背景之下，周恩來于1月17日拒絕了13國建議。
從更深的層次上去理解，毛澤東尋求在朝鮮獲取全面勝利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勝利，按照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將對中國人民進行的政治動員向前推進。中國對朝鮮戰爭的參與，如北京領導人所期待的，在中國人民中間掀起了愛國主義和革命民族主義的新浪潮。對“抗美援朝偉大運動”的宣傳很快便超越了最初關于“保家衛國”的宣傳重點，而進入了一個強調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強大而自豪的“新中國”的新階段。毛澤東及其他北京領導人清楚地意識到，共產黨在朝鮮戰場上繼續獲勝將會使這場運動更加廣泛深入。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在全國各階層推動抗美援朝運動的通知”。文件號召全黨全國以更廣泛深入地開展”抗美援朝偉大愛國運動”來響應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所取得的勝利。文件特別強調了要把運動引向“提高對美帝國主義的警惕和憎恨”，同時“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方向。北京領導人希望將這一運動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使中國人民從靈魂深處擁護“毛主席、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43]兩周之后，根據毛的意見，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強調了在全國開展“抗美援朝偉大運動”的重要性，以使每一個中國人都能通過參加這一運動而受到“再教育”。[44]因此，對北京方面來說，此時實現停火是不受歡迎的。
然而，中朝聯軍缺乏將北京的雄心變成現實的力量。出乎中國人意料的是，聯合國軍于1月25日開始進行反攻。彭德懷明白他的部隊缺少彈藥和食品，于是在27日向毛澤東提出撤退的建議。[45]毛并不準備放棄奪取全面勝利的設想，于次日命令彭德懷以中國人的反擊來回敬美國人的進攻。他甚至相信中國人民志愿軍有力量打到三七或三六線。[46]彭德懷不得不再次服從毛的命令；而中國人的反擊，如彭所預料，很快就被聯合國軍擊退。2月下旬，彭德懷回到北京向毛澤東當面報告戰場實情。彭認為志愿軍應采取守勢，并應派遣新部隊入朝去把那些傷亡嚴重的部隊換下來，為開展春季大反攻做好準備。[47]
根據彭德懷的報告，毛對中國在朝鮮戰場應該采取的戰略的看法開始出現了微妙轉變。他現在承認戰爭將會長期化，中國的最佳戰略應是派遣部隊輪番入朝作戰。然而，毛依舊相信中國人能夠通過不斷殲滅美國增援部隊而最終把聯合國軍趕出朝鮮。[48]
經過兩個月的調整準備，中朝聯軍最高統帥部集結了12個軍于4月下旬發起了進攻，希望能擊潰大部分聯合國軍，在戰場上為共產黨方面贏得明顯優勢。在4月19日向參戰部隊發出的動員令中，志愿軍指揮員們指出“這是一次決定朝鮮戰爭命運以及結束戰爭的戰役”。[49]然而，由于沒有適當的空中掩護和可靠的后勤支援，這次進攻又失敗了。在戰役的最后階段,幾支過于深入聯合國軍陣線的中國部隊受到反擊的聯合國軍的包圍。中國的180師幾乎全軍覆沒。[50]
來到談判桌前
共產黨方面在第五次戰役中的失利迫使毛澤東及其他北京領導人重新考慮他們在朝鮮戰場上要實現的目標。在意識到中國在朝部隊的能力與北京為他們確立的雄心勃勃的目標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之后，毛澤東開始愿意在中朝聯軍未獲全勝的情況下結束戰爭了。[51]1951年5月下旬，北京的軍事計劃者們根據毛的指示對中國在朝鮮的戰略進行了一次全面回顧。
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概括此次回顧的過程和后果時是這樣寫的：“第五次戰役之后，中央委員會開會對下一步應如何走進行了研究。多數人的意見是我們的部隊應停止在三八線，邊談邊打，爭取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我本人也同意這種意見。我認為，把敵人趕出北朝鮮，我們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在三八線停止前進，意味著恢復到戰前狀態，有關各方都容易接受。”[52]此外，在重新評估停戰對中國國內形勢和國際格局可能帶來的影響時，毛澤東及其同事們認識到中國軍隊把美國-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到三八線附近，這一成功足以證明中國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53]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領導人決定中國在5月底改用新的戰略，其重點是“邊談邊打”。據此，中國的作戰目標被重新界定為通過恢復朝鮮戰前狀態謀求停戰。[54]
為了讓北朝鮮方面了解這一新的戰略，中國領導人邀請金日成于6月初訪問北京。[55]中國目前已公開的資料沒有提供毛同金之間討論的詳情，但是跡象表明，金日成并不情愿接受中國方面關于以恢復戰前狀態為條件謀求停戰的建議，這使得中國方面很為難。金日成認為，中朝聯軍在戰場上依然占有優勢，最好是把談判拖延到殲滅大部分敵軍之后再舉行。然而，毛澤東強調的是，如果談判是要討論諸如從朝鮮逐步撤出外國軍隊以及解決朝鮮沖突等問題，中朝方面就沒有理由不坐到談判桌前。[56]
由于中國軍隊是朝鮮戰場的主要戰斗力量，金日成自身沒有能力單獨對聯合國軍作戰，所以他不得不贊同中國的新戰略。最后，毛澤東與金日成達成一項協議，以在三八線停戰為原則同美國人開始正式談判，至少在今后兩三個月中，中朝聯軍不再發動新的戰略進攻。[57]6月中旬，毛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從今以后，中國要采取的戰略是“準備打一場持久戰，同時努力通過和平談判結束戰爭”。[58]
或許是因為金日成并未被北京完全說服，6月中旬，高崗代表北京、金日成代表北朝鮮，二人一同去莫斯科面見斯大林進行磋商，他們剛一抵達即受到斯大林接見。他們的討論集中在三個重要問題上：(1)戰場上的真實形勢如何?(2)將雙方實力進行對此，中朝聯軍是否依然占據優勢?(3)敵方是否正在策劃反攻?如若敵方確在進行策劃，中朝聯軍能否將之粉碎?簡言之，蘇聯、中國及北朝鮮領導人希望能搞清楚中朝聯軍是否仍舊處于有利地位，進而決定是立即謀求停火，還是繼續作戰。在向斯大林陳述見解的過程中，高崗和金日成似乎混用了“停戰”、“和解”、“停火”、“休戰”及“和平協定”等詞匯。斯大林因此要求他們明確解釋這些詞匯的含義以便他能明了討論所要達到的目的。高崗和金日成最后一致認為中國和北朝鮮想要尋求的是以停火為基礎的停戰。結果，在斯大林的認可之下，雙方最終達成一致，決定為通過談判實現停火而努力，并把恢復戰前狀態作為談判的基點。[59]
在斯大林、高崗、金日成三人會議作出決定之后，馬立克緊接著于6月23日正式呼吁實現“停火，并以雙方軍隊從三八線后撤為條件實現停戰”。北京立即表示贊同蘇聯的提議。[60]美國-聯合國方面對共產黨方面的和談呼吁也給予積極的響應。6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發表談話表示希望盡早開始停戰談判。次日，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愿意參加導致朝鮮停戰的談判。7月初，雙方同意于7月10日在開城舉行談判。
確立中國的談判戰略
同美國人進行談判是對北京領導人的一次新的挑戰。1944年至1946年，中共方面在同國民黨為防止內戰舉行和談期間曾多次與美國人接觸，但當時并未經歷過中共與美國的直接談判。為了保證能對談判進程直接控制，北京最高領導層層立即著手組織了中國的談判小組，朝鮮人民軍南日將軍，中國人民志愿軍鄧華將軍和解方將軍是中朝聯軍的公開談判代表，其背后還有一個“談判指導小組”負責確保談判能“遵循北京制定的正確戰略和策略”。長期擔任中共軍事情報機構首腦并在當時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李克農、40年代即開始與美國人打交道的外交部國際司司長喬冠華被任命為指導小組負責人。[61]李和喬離開北京之前，毛澤東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談話，向他們強調要把即將開始的談判作為一場“政治戰爭”，要時刻遵循北京制定的政治路線。毛還指示他們要每天用電報同北京最高領導層保持聯系。[62]7月6日清晨該小組抵達金日成的指揮部。北朝鮮方面同意談判活動將在以李克農為“組長”、喬冠華為“指導員”的指導小組領導下進行。[63]
北京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將結束戰爭的新戰略傳達給中國人民。7月3日，中共中央委員會發出了“關于朝鮮和平談判宣傳問題的通知”。文件指出，“我們一向贊同通過和平方式解決朝鮮爭端，實現和平是中國人民解放參加朝鮮反侵略戰爭的真正目的”。文件還指出，在過去8個月中，“抗美援朝戰爭”不僅成功地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同時也成功地“迫使美國人放棄了原定侵略計劃并領教了中國人民的力量”。中共中央強調指出，談判和停戰的請求是由美國人先提出的。不論談判能否導致和平，中共中央認為，中國已經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動。[64]
至于談判將進行多久，北京的看法是停戰協定短期內(可能數周之內)即可達成。毛澤東在7月2日致彭德懷、高崗(抄送金日成)的電報中預言“要進行10至14天的談判準備和談判工作”。他命令高崗“盡最大努力”在10天之內把志愿軍增援部隊、武器、彈藥運送到北朝鮮??以備應付協議達成之后不得再運輸人員及物資的局面”。[65]包括李克農、喬冠華在內的中方赴朝談判代表們隨身只帶有夏季的衣物，他們均認為在冬季來臨之前談判工作即可結束。[66]
由于確信中朝聯軍在戰場上仍對美軍-聯合國軍占有相對優勢，使得談判很快就可結束的推斷更引人注目。雖然志愿軍在第五次戰役中遭受挫折已使北京領導人及志愿軍指戰員們認識到中國不可能在朝鮮取得完全軍事勝利，但他們還是認為過去8個月的戰況應已使美國人懂得聯合國軍獲勝也同樣是不可能的。況且，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所提出的停戰條件——恢復戰前狀態，即雙方軍事力量撤至三八線——應可為美國人所接受(如果不是受到歡迎的話)。此外，北京領導人還認為，這一解決辦法是先由美國人建議的，它使雙方都可聲稱自己并未戰敗。[67]在北京看來，最困難的挑戰并不是達成停戰協定，而是從朝鮮撤出所有外國軍隊、解決臺灣問題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北京領導人現在愿意贊同把這些棘手的問題放到協議達成之后再解決。因此，他們盼望實現停戰的談判不要耗時過久。
然而，鑒于中國內戰中的經驗教訓，北京領導人也不摒棄其他見解。他們明白只有在戰場上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在談判桌前才能獲得最好的談判結果，談判依然有可能長期化，因此在軍事上保持強大是十分必要的。當談判日期和地點確定之后，北京領導人及志愿軍指揮員們便開始籌劃第六次戰役。7月2日，彭德懷命令所有志愿軍部隊對敵“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他們可能會借和談掩護發動突然進攻。他強調指出“沒有艱苦的斗爭就不可能得到和平”。[68]當晚，毛澤東命令志愿軍做好一些準備，隨時準備轉入進攻，嚴懲來犯之敵。[69]
根據毛的指示，志愿軍司令部參謀機構于7月初開始制定第六次戰役的計劃。基本的考慮是一旦談判不能依共產黨方面預想的線路進行而重開戰端，那么就要再次發動進攻給敵人施加壓力。志愿軍指揮員們計劃集中13個中國軍和4個北朝鮮軍，在22個蘇聯和中國航空大隊的支援下，全殲聯合國軍兩個師，并把東線的聯合國軍趕回到三八線以南。7月8日，志愿軍司令部下令開始戰役準備(又稱9月戰役)。[70]
在開城進行的談判很快就遇到了一系列困難。在開始兩周中，雙方未能就談判議程達成協議。中朝談判代表提出，除停火之外，“撤退所有的外國軍隊”也應是停戰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聯合國的代表則堅持只應討論與停止朝鮮沖突有關的軍事問題。直到7月26日，雙方才就一項包括5個部分的談判議程達成協議：(1)通過議程；(2)劃定一條軍事分界線；(3)對朝鮮停戰作出具體安排；(4)對戰俘問題作出安排；(5)就有關問題向雙方政府提出建議。[71]
第二階段的談判更為曲折。7月26日之后，雙方開始把討論集中于議程的第二項，即劃定軍事分界線及建立非軍事區。中朝方面根據北京、平壤、莫斯科三方達成的協議，提出應以三八線為基準劃定軍事分界線。但是，美國-聯合國方面反駁說應基本上沿平壤、元山一線劃定，大約從雙方目前的前線位置向北推20—30(有些地方為40)公里，要求共產黨方面放棄仍在他們控制之下的13000多平方公里領土。[72]為了證明這樣一條非常有利于美國-聯合國一方的劃線是合情合理的，其首席談判代表查爾斯?特納?喬伊海軍上將辯解說鑒于聯合國軍控制了朝鮮全部領空及朝鮮半島周圍海域，所以應在停戰協定中多劃得一些領土。[73]美國人試圖利用這樣的協定進行討價還價，以求得到最有利的解決，但北京領導人則將這一切視為華盛頓方面對達成停戰協議缺乏興趣的證據。
談判進展緩慢，在志愿軍指揮員和中共談判代表之間引起了不同反響。彭德懷認為，除非中朝聯軍能在戰場上對美國人施加新的壓力，否則談判無望繼續。在7月24日電報中他向毛澤東陳述，美國人是否真的愿于此刻達成停戰協議很值得懷疑。他認為，為了實現停戰，共產黨軍隊要連打“幾個勝仗，并前進到三八線以南地區”。彭建議，“然后，我們可以退至三八線，并同(敵人)開始談判，以使在朝鮮的所有外國軍隊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逐步撤退”。彭因此建議共產黨軍隊應于8月中旬完成反攻的準備，如果敵方屆時不發動另一次進攻，可于9月向敵人攻擊。[74]兩天后，毛澤東批準了彭的方案。這位主席強調“我方軍隊積極準備于9月進攻是絕對必要的”。[75]8月1日，毛澤東批準派20軍入朝增援中國軍隊。他還指示志愿軍貯存足夠的彈藥以備9月戰役之需。[76]
美方在劃定分界線問題上采取的進攻性姿態使彭德懷及其同志們更加相信如若不給美國人“另一次教訓”[77]朝鮮沖突的“合理解決”就不會實現。8月8日，彭德懷致電毛澤東，報告他志愿軍已開始第六次戰役的動員工作，這次戰役要殲滅美軍第3師和南朝鮮第2師，把前線推進到三八線以南。8月17日，志愿軍指揮部發出了開始第六次戰役的初步命令。[78]
然而，鄧華及其他一些志愿軍指揮員的看法是中國方面用軍事力量提高在談判桌前地位的意愿將面對美國方面同樣的決心和反應。華盛頓的決策者們看來是要在最壞的境況下冒著使談判破裂的風險來力保按他們所提條件達成停戰協定。8月中旬，在志愿軍開始第六次戰役之前，美軍-聯合國軍地面部隊開始了進攻。與此同時，美國空軍加強了對共產黨軍隊補給線的轟炸。共產黨軍隊陣線向北緩慢退移。面對這一情況，鄧華于8月20日給彭德懷發了一封電報，向他強調志愿軍發動第六次戰役將面臨很大危險。他指出美軍-聯合國軍已建立了很堅固的防御體系，如果志愿軍再一次發動進攻，很可能遭受另一次重大失敗，這樣會使中-朝聯軍在戰場上和談判桌前均陷于很不利的境地。鄧華建議志愿軍最好采取守勢，迫使敵人先發動進攻，而后擊潰之。[79]
鄧的見解與在開城的中國談判代表們的見解極為吻合。8月中旬，包括李克農、喬冠華、解方在內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對談判前景進行了一次討論。他們均認為“鑒于對方自談判開始以來的一貫態度及談判桌以外的整個局勢”，尚無跡象表明美方會同意中朝方面關于沿三八線劃線停戰的建議。他們認為美方的底牌是按現狀劃線停戰，另做一些小的調整。如果中朝一方堅持按三八線劃線，那么談判將會破裂。為了實現停戰，他們認為中朝方面需改變立場，同意按現狀停火。8月22日，他們直接向北京建議應采取以按現狀停火為基礎的新立場。[80]北京領導人不得不重新考慮如何確定中國結束戰爭的最佳戰略。早在8月10日，毛澤東就指示周恩來和聶榮臻審定志愿軍第六次戰役的計劃，重點審定志愿軍指揮員們所制定的戰役目標的可行性。8月18日，即志愿軍發出第六次戰役動員令的第二天，北京領導人開會仔細考慮了有關第六次戰役的各方面因素。8月19日，中央軍委向志愿軍發出長電，指示其指揮員們對戰役計劃重新考慮。在電報的開始部分對朝鮮局勢和華盛頓的意圖進行了分析。中央軍委認為，美國人反對以三八線劃定分界線主要是基于政治考慮而不是軍事考慮：一方面，朝鮮局勢持續緊張會有助于保持美國同其盟國之間的團結；另一方面，華盛頓在同日本訂立和約之前不想解決朝鮮問題。因此，中央軍委推斷，雖然華盛頓不像是要讓談判完全破裂或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因為那樣會引起華盛頓與倫敦和巴黎的嚴重矛盾)，但是把停戰談判的進程延長是可能的。根據這些觀察和推測，中央軍委指示志愿軍指揮員重新考慮進行第六次戰役的必要性。中央軍委特別強調指出，除非志愿軍指揮員確信第六次戰役能殲滅敵人兩個師，或至少不導致中朝聯軍的另一次軍事撤退，否則，戰役計劃最好取消。[81]
正當中國人重新考慮結束戰爭的戰略之際，在開城發生了一系列事件。8月4日，一隊中國武裝軍人“誤入”停戰談判地點所在地。兩周后，即8月19日，中國軍隊一名排長在開城中立區內被擊斃。三天后，中朝聯軍一方宣稱一架聯合國飛機轟炸了會場。[82]8月23日，即最后一次事件發生的次日，北京最高領導層層指示中國談判代表對美國人的暴行予以“堅決回擊，即使冒使談判延長甚至破裂之風險也在所不惜”。[83]根據北京的指示，中朝方面立即中斷了談判。[84]
中國人此時退出談判并不意味著北京對通過談判結束戰爭不再感興趣；也不單純是為提高討價還價的實力而作出的姿態。北京領導人作出這一決定是為給自己一個重新評估在戰場上及談判桌前所處地位的機會，以便使他們在必要情況下，能夠澄清中國的談判戰略并依據在前40天的停戰談判中所獲得的經驗，以便重新修訂談判戰略。
在隨后的兩個月中，北京最高領導層層、志愿軍高級指揮員及在朝鮮的中國談判代表團把對談判戰略的回顧集中在三個關鍵問題上：(1)什么原因使美國人在談判桌前持貌似強硬的態度?(2)中朝方面通過談判能夠得到的最好條件是什么，應持什么底牌?(3)把保持北京底牌的需要同可行的手段聯系在一起進行考慮，中朝方面能采取的最佳戰略是什么?在評估中國戰略的過程中，北京領導人意識到他們最初對如何進行談判的各種考慮過于簡單也過于樂觀。除此之外，北京領導人也清楚地感覺到美國人在談判桌前表現出的傲慢系出于其對美軍-聯合國軍在戰場上占有優勢的強烈意識，如果不能戰勝美國人的傲慢，談判就不可能按中國人的條件進行。[85]況且，7個星期同美國人交鋒的經歷也清楚地說明，雙方談判的結果都含有“面子”問題。在這一“嚴肅政治斗爭”中如讓美國人占了上風，北京領導人相信，中共當局在國內外的信譽和影響，即中國出兵朝鮮考慮的兩個主要方面，都將受到危害。[86]北京領導人的結論是他們承受不起這場意志之戰的失敗。
然而，北京最高領導層層和志愿軍指揮員們現在均已意識到在朝鮮戰場上中朝方面確實處于劣勢地位。即使把計劃已久的中國空軍于1951年9月入朝參戰也計算在內，美軍-聯合國軍一方依然牢牢控制著朝鮮領空，因此脆弱的補給線繼續限制著志愿軍的戰斗力。除此之外，聯合國軍通過控制海域，完全有可能在中朝聯軍的后方進行兩棲登陸作戰，瓦解中朝一方的任何攻勢。考慮到以上諸因素，北京領導人及志愿軍指揮員們一致認為試圖通過擴大戰爭來向美國人施加更多壓力并不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87]1951年10月，他們決定取消第六次戰役。
作為此次綜合性評估的結果，制定一系列更為明確的中國談判及戰爭戰略在9月底10月初時成為關注的焦點。“準備長期作戰，同時爭取和談結束戰爭”將是中國戰略的主旨，志愿軍放棄了通過大規模進攻行動迫使敵人接受中方條件的計劃。中國人現在采取了在戰場上采用進攻性防御的戰略，寄希望于在無休止的戰斗中不斷增加的傷亡最終迫使美軍-聯合國軍一方在談判桌前同意北京的最低條件。換句話說，北京領導人相信，只要中國軍隊在朝鮮不被打敗，他們就會處于宣告勝利的地位。[88]中國人現在已準備重新回到談判桌前。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舉行。
盡管北京領導人不斷談論“長期談判”的可能性，他們依然盼望盡快結束戰爭。1951年11月14日，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就停戰談判戰略發出綜合性指示。指示認為，由于10月25日在板門店重開談判，美國便面對著來自國內和國際要求停止朝鮮戰爭、增進和平機會的壓力。因此，北京領導人認為，中國方面采取新戰略，接受以雙方實際接觸線為基礎劃定停火線，已經掃除了此一問題上的主要障礙。他們還認為，在中立國名單中加進瑞典等國家行停火監督，將能使這一問題得以解決，戰俘問題則可通過采取停戰后遣返所有戰俘的原則加以解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因此相信在年底之前有可能實現停戰。然而，指示中也命令中國談判代表不要顯得過分渴望停戰，應準備戰爭再延長六個月乃至一年。指示中強調中國人的基本方針應該是“如能實現和平最好，如果戰爭延續我們也不怕”。[89]
中國談判指導小組于11月20日討論了這些指示。小組中多數人認為，如果能就分界線問題達成協議，便可為年底締結停戰協議奠定良機；鑒于敵軍方面已表現出無力打破中朝防線，那么便有理由認為在近期內便可劃定分界線。只有喬冠華提出戰俘問題可能引起麻煩。[90]
在一段時間里，中國人的樂觀主義似乎是有其根據的。復會兩天之后，雙方便就劃定分界線的原則達到了一項協議。11月27日談判代表們一致同意接受雙方之間的實際接觸線。至此，停戰似乎是臨近了。
僵局：戰俘問題
然而，認為戰爭會很快結束的樂觀情緒并未持續多久。當雙方參謀人員在地圖上劃定分界線的時候，美國人附加了一項條件：只有在談判中所涉及的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于30日之內得以解決的情況下分界線方能劃定。
要為所有遺留問題都找出答案，這一時限顯然太短。
對第三項議程(為停戰作出具體安排)的討論于11月27日開始，在12月27日最后期限到來之際，在這一問題上只勉強獲得邊緣性的進展。分界線因此不能生效。在第二年5月初之前，雙方未能為與此一議程相關的問題找出解決辦法。為了加快談判進程，有關第五項議程(就有關問題向雙方政府提出建議)的討論于1952年1月31日開始進行。2月19日，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于停戰協議簽字后90天之內召開一次政治會議討論從朝鮮撤出所有外國軍隊問題以及同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相關的一般性問題。 然而，雙方不久便認識到真正的障礙是議程的第四項，即戰俘問題。1951年12月11日開始為解決此一問題進行談判，在后來的17個月中未能找到解決辦法。
中國人沒有預料到把停戰談判引向僵局的竟是戰俘問題。參戰初期，依循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內戰中的經驗，志愿軍指揮員們在毛澤東的批準下，釋放了幾批聯合國軍戰俘，希望此舉會有助于瓦解敵軍的士氣。[91]事先未料及戰俘問題會在結束戰爭之際變得如此重要，毛澤東甚至把決定釋放戰俘的時間及數量的權力也交到了志愿軍指揮員手里，允許他們自行決定，無需上報北京。[92]
甚至在停戰談判開始之后，毛澤東和北京領導人也未能認真對待戰俘問題。在7月份發給志愿軍指揮員及中國談判代表的幾封電報中，毛均視戰俘問題為容易解決的問題，認為找到其他“重大問題”的解決辦法之后，戰俘問題將依以交換所有戰俘的原則很快得以解決。[93]遲至1951年11月14日，在對華盛頓談判戰略進行分析的時候，毛澤東依然相信中朝方面所持的停戰后交換所有戰俘的立場會被美國人所接受。[94]然有一些中國談判代表如喬冠華，感覺到解決戰俘問題會比較復雜，但北京領導人及中方談判代表總體上仍把這一問題列為次要問題。[95]
然而，出乎中國人的意料之外，當所有其他問題的解決逐漸顯出眉目之際，戰俘問題卻陷入了僵局。1951年12月中旬，雙方在互詢被對方監押的戰俘數量的時候，發生了第一次大的沖突：美國人發現只有25%的美方失蹤人員被列在共方提交的名單上，中朝代表也要求對方解釋為什么聯合國軍司令部從原提交的共方戰俘名單上減掉了37000人。由于在澄清這些問題時進展甚微，中朝方面愈加懷疑，并聲稱美國-聯合國一方企圖將大量共方戰俘扣留。[96]這一懷疑后來在1952年1月2日得到印證，那天，美國-聯合國一方正式建議戰俘的遣返應在自愿基礎上進行，那些不愿意返回本國的人員可以不再持武器參加朝鮮戰爭為條件得到釋放。[97]
美國人以這一問題涉及基本人權為由為其在戰俘問題上的立場辯護。[98]事實上，美方這一政治路線是幾種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政治意義上說，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認識到如果大量共方戰俘選擇留在“自由世界”，美國-聯合國一方將會在反共宣傳戰中占據極有利地位。從軍事意義上說，美國軍事策劃者們認為，共方戰俘在數量上約為美國-聯合國一方戰俘的10倍，如將他們全部遣回，定會為共產主義戰爭機器輸入新的血液，因此是不可取的。在論及戰俘問題對美國在談判桌前討價還價實力的影響時，任何人也不能忽視美國-聯合國一方手中的戰俘大大多于中朝一方這一事實。后來，李承晚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更加妨礙了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的靈活性。在這種狀況下，美國人堅持其在1952年1月初提出的不強迫遣返的立場。4月28日，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提出了一項“最后”一攬子建議，其關鍵部分是戰俘不得被強迫遣返，中朝方面被遣返的戰俘將為70000人，而不再是先前提出的112000人。[99]
面對這一始料不及的復雜情況，北京最高領導層層和中國談判代表把注意力集中在戰俘問題的政治方面。1952年5月初，在對美國-聯合國方面4月28日所提一攬子建議的實質進行分析時，中國談判代表團指導小組成員認為美國人的目的在于取得政治上的優勢。此外，李克農還指出，杜魯門政府此時并不想結束戰爭系出于兩方面原因：第一，在總統大選之年，杜魯門擔心一種較弱的形象會危害民主黨獲勝的機會；第二，為在1953年預算中增加軍費開支，朝鮮戰爭須繼續進行。[100]
當戰俘戰略如何制定這一問題擺在北京最高領導層層面前的時候，他們更著重強調這一問題實質上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1952年7月12日，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提出了一項建議，將欲以遣返的中朝戰俘總數從70000人提高到83000人。李克農及其他中方代表于7月13日和14日兩次向北京發報，提議接受對方這一建議，作為解決戰俘問題的基礎，因為83000這一數字與中方代表提出的90000這一底線數字相距不算太遠。[101]但是，毛澤東立即駁回了這一建議，并嚴厲批評了李克農和他的同志們。這位主席指出，提出這一建議表明中國談判代表在政治上很幼稚。他強調說，關鍵問題并不在于有多少中朝聯軍的戰俘被遣返，而在于這樣的安排將會使哪一方占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有利地位。如果中國接受了美國-聯合國方面的建議，這位主席警告說，就意味著他們已屈從于敵人的政治和軍事壓力而接受了條件。因此，對這一建議是不能接受的。[102]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朝談判代表們于7月8日拒絕了對方的建議。
在此背景之下，北京領導人于1952年夏重新審度了中國結束戰爭的戰略。他們決定放棄任何對戰爭會早日結束的幻想，同美國人在政治戰場上和軍事戰場上均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毛明確表示，只有當中朝方面在軍事反政治上均處于有利地位時，北京再行考慮怎樣同美國-聯合國一方就戰俘問題達成妥協。[103]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領導人戲劇性地把宣傳活動升溫，譴責華盛頓在北朝鮮和中國東北搞“卑鄙的細菌戰”。據中國方面的消息，早在1952年1月28日志愿軍就首次報告了美國人有可能在北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跡象。[104]經過深思熟慮和相互磋商后，北京和平壤決定將事態公布于眾。1952年2月22日北朝鮮外務相樸憲永發表正式聲明譴責“美帝國主義對朝鮮人民進行細菌戰的罪行”。兩天后，周恩來發表了同樣的聲明。隨后，中國和北朝鮮共產黨人發動了一次“反美”運動，抨擊這一被他們指控的罪行，并呼吁進行國際調查。[105]
回顧往事，1951年冬至1952年在朝鮮發生的事情必須被視為朝鮮戰爭史上一個最為神秘的問題：在查閱北京的文獻資料時，我發現了足夠的證據表明在1952年初志愿軍指揮員和北京領導人確實相信美國人曾對中國人和北朝鮮人使用過細菌武器。例如，聶榮臻于2月18日發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報告中指出，現有確鑿證據表明美國人在朝鮮進行了細菌戰。[106]次日，毛澤東談到這封電報并指示周恩來“密切注意事態并采取適當手段”。[107]然而，并未見到任何證據表明美國對中國的說法予以過確認或對事情真相做過任何解釋。
總之，北京方而的確將此事視為其對抗華盛頓方面欲利用戰俘問題獲取政治優勢的有利武器。當第四項議程的討論僵持不下時，北京盡一切努力將對“美國進行細菌戰”的譴責運動擴大到全國乃至全世界。從3月底至9月初，北京和平壤邀請了三個“國際調查組”到北朝鮮和中國東北“收集美國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的證據”。[108]1952年5月開始，北京陸續公布了25名被俘美軍飛行員的“懺悔書”，他們均被指控參加了針對中國和北朝鮮的“細菌戰”。[109]“譴責美國”的運動于1952年底至1953初達到高潮。
與此同時，北京領導人積極努力加強共產黨方面在朝鮮戰場上的軍事地位。1952年8—9月間，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他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請蘇聯增加對華軍事援助。[110]1952年9月開始，在首先努力取得戰場上的優勢，而后再謀求同美國人就戰俘問題達妥協這一政策指引下，毛澤東和北京領導人采取了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措施以提高共產黨方面在朝鮮的軍事地位。首先，加速對中國入朝部隊實行輪換。第23、24和49軍于1952年秋季入朝，第1、16、21和54軍于1953年1月份入朝。至1953年初，中國在朝鮮的部隊總數已達135萬人(包括后勤部隊)，為中國入朝參戰以來的最高水平。[111]
其次，以更大的努力保障中朝聯軍的后勤供給。周恩來1952年8月至9月訪蘇期間，斯大林同意增派5個蘇軍防空炮團赴朝參戰。[112]1952年底至1953年初，北京派出6個鐵道兵師赴朝鮮搶建新鐵路并對現有鐵路進行維修。1952年冬至1953年春，志愿軍后勤部儲備了12萬多噸彈藥和24萬8千噸糧食。[113]第三，北京領導人格外關注在朝鮮東西海岸修筑堅固的防御體系，以防美國-聯合國軍可能在中朝聯軍背后進行登陸。1952年11月至12月，如何應付敵軍可能的登陸作戰問題成為志愿軍日程表上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毛澤東認為“如果我們能挫敗敵人這一企圖，敵軍將無路可走，定敗無疑”。[114]
中國在戰俘問題上持強硬態度的原因是中國人相信自己在打持久戰方面比美國人有優勢。毛澤東在1952年8月4日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做的報告中強調指出，美國在朝鮮打持久戰存在三個最根本的弱點：第一，戰爭持續下去會使美國消耗更多生命，而美國人口比中國少得多。第二，長期化的戰爭會使華盛頓背上沉重的包袱。第三，美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在朝鮮打持久戰會持續干擾美國人的全球戰略安排。[115]10月17日，中共中央向志愿軍指揮員發出一系列指示，強調指出，美國人如果繼續朝鮮戰爭，定會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與此相反，中國在持久戰中會處于轉強地位。北京領導人的理由是，美國人一向習慣于驅使別國為他們的利益去打仗，但是朝鮮戰爭則不同——從戰爭一開始，美國人就直接卷入了。而且，北京領導人再次表明，因為美國把全球戰略重點放在歐洲，持續朝鮮戰爭將使美國的主要軍事力量陷在朝鮮。在這種情況下，北京領導人對美國人怎么可能打得起這樣一場持久戰提出了質疑。[116]
沒有證據表明北京領導人在制定這一強硬戰略的時候認真考慮過美國人是否會在朝鮮使用核武器的問題。雖然北京軍事決策人員大概想到了美國人可能會在朝鮮對戰術目標使用核武器，但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堅定相信最后解決朝鮮沖突還是要靠地面戰爭，而不是靠使用原子彈這樣的非常規武器。[117]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分析華盛頓向共產黨方面施加壓力可能會利用何種手段時，甚至不屑于提及原子彈。
中國的針鋒相對戰略同美國的僵硬態度合到一起，把板門店會談推向了僵局。1952年5月以后，雙方均宣布戰俘問題的談判已陷入僵局，當時板門店進行的會談經常會連續幾個星期中斷。1952年10月8日，美國-聯合國一方有關戰俘問題的“最后建議”被共產黨人拒絕，美國-聯合國談判代表宣布談判無限期休會。結束戰爭看來還很遙遠。
打破僵局
戰俘問題上的僵局是在何時以及如何被打破的?許多研究朝鮮戰爭史的學者注意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中國和北朝鮮的立場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3月27日，共產黨方面對美國-聯合國方面提出先交換傷病戰俘的建議給予了積極的響應。3天后，周恩來提出那些不愿被遣返的戰俘應被送到一個中立國“以便確保對他們的遣返問題得以公正解決”。[118]這一聲明重新打開了停戰的大門，解決戰俘問題的討論也于4月底開始恢復。一些學者就因此推測斯大林的逝世肯定在緩和共產黨方面對解決戰俘問題的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如果不是決定性的)作用，在此推測的基礎上得出的一個符合邏輯的論點是，中國人對待戰俘問題的強硬態度反映了斯大林并不愿意結束朝鮮戰爭。
中國和俄羅斯新近公開的資料表明這些推測有一定的基礎。根據中國的資料，周恩來在3月7日至24日參加斯大林葬禮期間，曾同新的蘇聯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討論。3月21日晚，周恩來同包括馬林科夫、赫魯曉夫、貝利亞、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在內的新蘇聯領導人進行了長時間會晤，討論解決朝鮮戰爭的最佳途徑。討論的結果是一致認為“中國和北朝鮮方面目前正處于在與敵人合理妥協的基礎上結束戰爭的地位”。[119]近期公開的俄羅斯檔案也確認了周恩來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葬禮期間，中國和蘇聯確定了在朝鮮“加速談判和締結停戰協議”的共同立場。[120]
然而，把中國在戰俘問題上轉變態度的原因完全歸結到斯大林的逝世上是沒有道理的。目前可見到的中國文獻資料說明北京方面采用更為和解的方式有其自身的邏輯，這個問題只能在更廣泛、更復雜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有確鑿證據表明，即使斯大林在1953年3月初沒有去世，根據北京的計劃，也要于1953年謀求在朝鮮停戰。
北京在戰俘問題上采取強硬態度并不是要關上停戰的大門，而是想在坐到談判桌旁之前先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有利地位。這一立場當然同北京對待朝鮮危機的整體安排是一致的，從一開始，北京所強調的就是這場危機中所蘊含的國內及國際的政治意義。因此，北京在戰俘問題上的不屈服立場更應該被理解為是對美國人利用戰俘問題把北京迫于守勢的作法的反應，而不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所作出的一種不情愿的姿態。
在中國目前開放的文獻資料中尚無證據表明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這段時間里，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在如何結束戰爭這一問題上有過嚴重的分岐。根據師哲的回憶，1952年8月中旬，周恩來率領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討論內容之一就是共產黨方面結束戰爭的戰略。周的代表團8月17日抵達莫斯科。4天之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與周會晤。周向斯大林簡要介紹了中國的國內形勢，國際地位以及朝鮮戰場最近的局勢發展。他告訴斯大林中國愿意根據可以接受的條件結束戰爭，但不會屈服于美國人的不合理條件。他告訴斯大林，毛澤東的看法是如果共產黨方面能夠表現出比美國人更具有持久的耐心，那么敵人遲早會作出更大的讓步。周恩來特別強調，毛澤東相信在停戰談判中共產黨方面的堅定立場會延長朝鮮戰爭，但不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相反，毛澤東認為，朝鮮沖突已經暴露了美國的弱點，會延遲新的世界大戰的來臨。不過，周還是提到了中國在現有條件下繼續作戰有很多困難，特別是美國人所擁有的大炮是共產黨方面的9倍。[121]
討論的焦點隨后又轉向中國和北朝鮮方面在談判中應以什么為底線，如何保住這一底線。在制定中國-北朝鮮談判戰略方面斯大林提出了詳細的建議。他提出中朝方面在戰俘問題上對付美國人時應分三步走。第一，如敵人堅持留下30%的中朝戰俘，中朝方面可以留下13%的敵人戰俘來予以回敬。此建議的目的是迫使美國人改變態度。第二，如果第一方案不能實現，中朝方面可以建議先停火，然后交換戰俘。第三，如果第二建議不為美國人所接受，中朝方面可以提出下一個建議：如果有一些戰俘確實不愿被遣返，他們可暫時停留在中立的第三國，待詢問過他們自己的意愿之后，再行決定是予以釋放還是遣返。為了加強中朝方面在談判桌前的地位，斯大林同意派5個蘇聯高射炮團入朝。然而，他告誡中國人不要在三八線附近使用蘇聯空軍。他確信，由于美國人不可能在朝鮮打一場持久戰，如果中朝方面能耐心進行談判，同時在戰場上保持強有力的地位，美國人遲早將會接受以上所提到的共產黨方面三個方案之中的一個。[122]
為進一步協調共產黨方面在朝鮮作戰及談判的戰略，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斯大林同意接受一個志愿軍和北朝鮮聯合組成的高級代表團訪問莫斯科。[123]1952年9月1日，彭德懷、金日成和樸憲永抵達莫斯科同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進行磋商。斯大林于3天后會見了他們。會談的中心問題是蘇聯向中國和北朝鮮提供軍事援助的問題。斯大林許諾蘇聯將加強中朝聯軍的防空體系。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安排于9月14日再次同斯大林會談，中蘇達成一致意見，在中朝方面的政治和軍事狀況得到進一步改善之前，不向美國人作出任何讓步。[124]
在戰俘問題采取不妥協的態度基本上是北京自己的選擇，這一點可在兩份重要文件中清楚地看出來。1952年12月16日，在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簽署的一封電報中，北京領導人論述了朝鮮的整體局勢及中國的戰略。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認為“停戰談判已陷入僵局，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為一年)里，朝鮮的戰爭會加劇”。他們做此估計的主要依據是“美國在朝鮮所損失的軍隊還未達到足以迫使他們停止戰爭的程度”。此外，毛和周想等著看一看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后會有什么舉動。他們認為，美國人手中唯一的一張牌是“在我軍背后進行東西海岸登陸作戰”，對中朝聯軍的重大考驗可能在1953年春季來臨。他們暗示，過了那時中國的政策可能改變，因為屆時朝鮮的軍事形勢定會轉而對他們有利。[125]
1953年2月19日，喬冠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向北京發送了一份報告，簡述了中國代表團對形勢的分析和中方當時的戰略。報告認為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采取新的重大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不大，艾森豪威爾政府制定在臺灣海峽“放蔣”的新政策是為向中國施加更大壓力，這個壓力大于允許蔣試圖反攻大陸(換句話說，中國談判代表團認為中朝聯軍已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相對優勢)。但是，由于美國已再次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審議，又由于美國軍方并沒有放棄聯合國軍會在戰場上進一步獲得軍事優勢的幻想，所以美國人不會很快地回到板門店談判桌前。報告推測，如果中國在此情況下建議無條件重開板門店談判，美國人會以此為中國軟弱的表現。因此，報告建議中國可靜等美國人提出下一個動議。毛澤東和周恩來均同意這一分析。毛澤東甚至預言，美國人可能會去找蘇聯人提出動議。[126]很顯然，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中國人已準備緩和他們在戰俘問題上的立場，但是他們想要美國人先邁出第一步。[127]
若把中國于1953年3月下旬對戰俘問題態度的改變放到以上背景下考慮，這樣一種改變就顯得很合乎邏輯，并不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具有戲劇性。斯大林的逝世可會對發生此一變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歸根結底，這一變化應主要歸因于北京以往根據中國領導人對局勢變化的估計而制定的政策，并非僅僅是對外部環境變化所作出的反應。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討論1953年春夏兩季的一些大事。在這段時間里，中美雙方都準備接受停戰。4月26日恢復停戰談判之后，進展是順利的。雖然雙方為防備談判可能再度中斷都沒有放棄軍事上的準備，但是，雙方談判代表還是就戰俘問題在自愿遣返的原則上于6月8日達成了一項協議。周恩來以個人名義打電話給李克農向中國參加板門店會談的代表團成員表示祝賀。[128]6月15日，雙方軍事參謀人員最后劃定了軍事分界線。在經歷23個月的艱苦談判之后，和平的曙光終于顯露出來。當日18時，彭德懷以中朝聯合指揮部司令員的名義，命令所有部隊于6月16日停止攻擊行動。[129]6月18日凌晨，局勢發生突變，李承晚釋放了25000多名由南朝鮮軍隊監押的北朝鮮反共的戰俘。[130]當日下午，北京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對這一局勢進行了分析。在次日發給志愿軍和中國談判代表團的電報中，毛澤東表示，美國人不大會支持李承晚拖延達成最后協定的企圖，因為這樣將會使華盛頓在國內、國外都受到“巨大壓力”。這位主席的見解是，最大的可能是美國人迫使李承晚接受停戰。毛此時認為中國的戰略應該是“在美國同南朝鮮的矛盾中坐收漁利”。[131]
此刻，彭德懷正在從北京返回朝鮮前線去簽署停戰協定的途中。出于確信李承晚的行為為共產黨軍隊提供了在最終停戰之前打一次大勝仗的機會，彭德懷6月20日致電毛澤東，建議“根據目前形勢，如果停戰簽字能拖延至月底會對我們更為有利；為加深敵人之間的矛盾，我們計劃對李承晚偽軍進行另一次打擊，殲滅李偽軍15000人。”[132]毛澤東于次日同意了這一建議，[133]雖然金日成對于在戰爭最后階段發動一次進攻的必要性持保留態度，彭德懷還是發出了作戰命令。[134]
經過三個星期的準備，中國軍隊于7月13日開始進攻，旨在對李承晚和南朝鮮進行一次懲罰。這一次攻擊在南朝鮮軍隊穩住陣角之前重創了首都師和第三師。[135]7天之后，停戰協定最后簽字，持續三年之久的朝鮮戰爭終告結束。結論
中國于1950年10月加入朝鮮戰爭，為的是保衛國家安全，更重要的是要取得對美國指揮的聯合國軍的輝煌勝利。這樣做的思想基礎是北京領導人渴望把朝鮮危機所帶來的挑戰和威脅轉變為共產黨人控制國家與社會并提高共產黨中國的國際威望和影響的原動力。因此，中國為結束戰爭所采取的戰略就其實質而言是帶有進攻性的。
然而，中國人從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在朝鮮的經歷使北京領導人清楚認識到中國的作戰能力無法實現其雄心勃勃的目標，北京領導人有必要對戰爭的目的及結束戰爭的戰略進行根本調整。經過對中國在朝鮮的得失重新進行審度并與莫斯科和平壤協商之后，北京領導人改變了對“中國在朝鮮取勝”的定義(北京領導人認為他們有資格宣稱已在朝鮮獲勝)，并于1950年7月坐到談判桌前，希望停戰能迅速實現。
談判的過程表明比北京領導人所期待的要復雜得多。在談判日程上沒有一個問題可以輕易得解決，而且，出乎北京領導人意料的是戰俘問題成為障礙，使談判陷入僵局。北京領導人發現，所有這些都同中國介入朝鮮沖突的實質問題密切相關，因此下決心絕不能輸掉這場“嚴肅的政治斗爭”。結果，他們在談判中采取了針鋒相對的作法，并繼續戰場上的軍事行動。后來，這一作法同美國同樣僵化的政策碰在一處，使朝鮮戰爭趨于長期化。
眾多因素，包括如何認識當時的緊張局勢及美國人的力量，如何與莫斯科和平壤進行協調，如何綜合估價中國在停戰協定中政治及軍事方面的得失，把北京變化不定的政策引向致力于結束戰爭。但是，歸根結底，北京結束戰爭的決心是由其對國家與社會變革及提高國際威望和影響的理性認識所決定的。回首往事，毛澤東及其他北京領導人可以宣稱他們已經在實現國際及國內目標方面獲得成功(盡管代價太高)。[136]這一成功的經歷也鼓勵了毛澤東和北京領導人把共產黨中國的外交政策作為中國“繼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朝鮮戰爭的結束因此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種革命力量崛起于世界之林的見證。
-----------------[1] 見陳兼：“1950年至1951年中國對朝鮮戰爭目標的變化”，《美國與東亞關系雜志》1992年第1期，第8—41頁，特別是19—20頁。
[2] 有關這一問題的最佳研究包括羅斯瑪麗?福特的《替代勝利：朝鮮停戰談判中締造和平的政治問題》(伊薩卡1990年)，及威廉?斯德克的《必要的戰爭：朝鮮戰爭中的國際關系史》(普林斯頓1995年)。
[3] 唯一主要涉及這一問題的著述見張曙光的《威懾和戰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對峙》(依薩卡1992年)第5章“朝鮮戰爭的結束”。不過，張的著作集中在問題的軍事方面.[4] 雖然北朝鮮共產黨人很可能沒有告訴北京領導人入侵南朝鮮的確切日期和安排，但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北京與平壤之間已有頻繁來往。見陳兼：《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沖突的形成，1948—1950》(紐約1994年)第4章。
[5] 更為詳細的探討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5章。
[6] 對金日成及北朝鮮共產黨與中共之間錯綜復雜的合作關系的探討，見卡明斯的《朝鮮戰爭的起源》(紐約1990年)第2卷第11章。
[7]見沈宗洪和孟照輝：《中國人民志愿早軍抗美援朝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7頁；另見周恩來1950年8月26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國軍事檔案館。
[8] 《肖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楊國玉等：《當代中國的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41頁。
[9] 1950年7月7日毛澤東致聶榮臻電，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428頁；韓渙之和譚旌樵：《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449—450頁。
[10] 1950年8月18日毛澤東致高崗電，見《毛文稿》第1卷，第499頁；另見1950年8月5日毛澤東致高崗電，前引書，第454頁，第17—21頁。
[11] 《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7—8頁。
[12] 1950年7月23日，國務院和最高法院發布了“鎮壓反革命活動通告”，見《建國以來重要文件選編》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58—360頁；張民：建國初期鎮壓反革命斗爭初探”，《黨的文獻》1988年第2期。
[13] 柴成文、趙永田：《抗美援朝紀實》，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47頁。
[14]除于7月中旬派一個軍事情報小組以外交官身份去平壤外，北京沒有再派高級軍事觀察員去朝鮮。見柴成文、趙永田：《板門店談判》，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35—
36、37頁；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2版，第8—9頁。
[15] 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見《毛文稿》第1卷，第539—540頁；張希：《任命彭德懷為入朝部隊司令前后》，《中共黨史資料》1989年第31期，第123—125頁。
[16]詳細論述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6章。
[17] 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關于組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見《毛文稿》第1卷，第544頁；10月1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電，見前引書，第567頁。
[18]麥克爾?亨特：“北京和朝鮮危機，1950年6月—1951年6月”，見《政治學季刊》1992年第107卷第3期，第463頁。
[19] 《任命彭德懷》，第125—126頁。
[20]見《任命彭德懷》，第128—198頁；《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6章。
[21]對北京決定參與朝鮮戰爭之詳情研究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7章；李海文：“中國派軍隊入朝決策始末”，《朝鮮與世界事務》1994年第18卷第1期。
[22] 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見《毛文稿》第1卷，第539—540、556頁。
[23] 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周恩來致中共中央委員會電，引自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98頁；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引自“中國派軍隊入朝決策始末”。
[24] 1950年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毛文稿》第1卷，第556頁；《任命彭德懷》，第150—151頁。，[25]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9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37—38頁。根據中國的統計，約有15000名南朝鮮士兵被擊斃。
[26] 《彭德懷自述》，第259—260頁。
[27] 《替代勝利》，第28—29頁；《抗美援朝紀實》，第70—71頁。
[28] 《抗美援朝紀實》，第69頁；齊德學：《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99頁。
[29]抗美援朝紀實》，第70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99頁。
[30] 1950年12月19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
[31] 1950年12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1卷，731—732頁。
[32]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64頁。
[33]該建議全文見《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64頁。該建議的中文本見《抗美援朝紀實》，第75頁。
[34] 《抗美援朝戰爭回憶》，第109—110頁；譚旌樵等：《抗美援朝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00頁。
[35]一種較有道理的記述見徐焰：“朝鮮戰爭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6]艾奇遜：《創世親歷記：我在國務院的歲月》，紐約1969年，第513頁；《替代勝利》，第31—32頁。
[37] 《抗美援朝紀實》，第76頁。
[38]引自《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67頁。
[39]見1950年1月10日彭德懷致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電。彭在電報中報告說，北朝鮮對他下命令停止進攻很不高興，并通過駐北朝鮮的蘇聯顧問提出報怨。《抗美援朝紀實》，第74—75頁記載，1951年1月10日和11月“根據金日成建議”，彭會見了金日成和樸憲永。
[40]見《彭德懷自述》，第349—350頁；王亞志：“聶榮臻將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兩次談話”，《黨史研究資料》1992年第11期，第1—2頁。
[41] 《抗美援朝紀實》，第76頁。
[42] 1951年1月19日毛澤東講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66頁。
[43]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在全國各界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通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986年第19期，第242—243頁。
[44] 1951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要點，見《毛文稿》第2卷，第126頁。
[45] 1951年1月27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電報原稿現存中國軍事檔案館。
[46] 1951年1月28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與彭交換意見的詳情研究見陳兼：“朝鮮戰爭期間中國目標的變化”，第31—33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116—119頁。
[47]王焰等：《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451—453頁；《抗美援朝紀實》，第15頁。
[48] 1951年3月1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毛文稿》第2卷，第151—153頁；“朝鮮戰爭期間中國目標的變化”，第34—36頁。
[49]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93頁。
[50]關于第五次戰役的過程，見《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94—109頁；對志愿軍在五次戰役中未能實現原定目標所產生的影響的詳細論述，見“朝鮮戰爭期間中國目標的變化”，第37—38頁。
[51] 1951年5月25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31—332頁。在此電報中，毛承認志愿軍在一次戰斗中不可能殲滅美軍一個師，甚至不能全殲美軍一個整編團。“美軍此刻依然有強烈的作戰愿望和自信心”。
[52]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741—742頁。
[53]見1951年7月3日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朝鮮和談宣傳問題的通知”；《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188頁。
[54]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第268頁。
[55] 1951年6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2卷，第350頁。
[56] 《板門店談判》，第115頁。
[57] 《板門店談判》，第115—116頁；1951年6月1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55頁；《抗美援朝戰爭》，第165頁。
[58] 《抗美援朝戰爭》，第165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18頁。
[59]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06—507頁；1992年8月采訪師哲記錄。
[60]見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報》；《板門店談判》，第126頁。
[61]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金日成和高崗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79—38頁；《板門店談判》第118—119頁；杜平：《在志愿軍總部》，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260—270頁。
[62] 《板門店談判》，第119頁；1992年8月對接觸到檔案的中國研究人員的訪談記錄。毛澤東本人指導制定了開城談判的方略。他甚至口述了中國代表團的新聞發布稿。1951年7月9日、11日、14日毛澤東致李克農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90、392、415頁。
[63] 《板門店談判》，第119—120，124頁；《在志愿軍總部》，第270頁。
[64]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188頁。
[65]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并轉金日成電，見《毛文稿》第2卷，第381頁。
[66] 《板門店談判》，第150—151頁；第169—170頁。
[67] 《板門店談判》，第167—168頁；《聶榮臻回憶錄》，第742頁。
[68]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2頁；《彭德懷傳》，第472—473頁。
[69]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并轉金日成電，《毛文稿》第2卷，第381頁.[70]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3頁。
[71]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1年第7卷，第735頁。
[72] 《板門店談判》，第167—170頁。
[73] 《替代勝利》，第47頁；《板門店談判》，第167頁。
[74] 1951年7月24日彭德懷致毛澤東電，引自《毛文稿》第2卷，第426頁注二。
[75] 1951年7月26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前引書，第426頁。
[76] 1951年8月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前引書，第428頁。
[77] 1951年7月31日鄧華、謝方致彭德懷電，引自《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4頁。
[78]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4—205頁。
[79] 《在志愿軍總部》，第277—278頁；鄧華：《論抗美援朝戰爭的作戰指導》，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25—34頁。
[80]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17—218頁。
[81]同上，第205—206頁。
[82] 《替代勝利》，第48頁；《板門店談判》，第148—149頁。
[83] 《在志愿軍總部》，第369頁。
[84] 《板門店談判》，第148頁；《在志愿軍總部》，第369—370頁。
[85] 1951年8月25日鄧華的報告，見《在志愿軍總部》，第375頁。
[86]見前引書，第375—378頁。
[87]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06頁。
[88] 《抗美援朝紀實》，第159—160頁；《在志愿軍總部》，第387—388頁。
[89] 抗美援朝紀實》，第109—110頁；《第一次較量》，第277頁。
[90] 《板門店談判》，第179—183頁。
[91] 1950年11月18日、24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1卷，第672、685頁。
[92] 1950年11月18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毛文稿》第1卷，第672頁。
[93] 1951年7月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高崗電，《毛文稿》第2卷，第381—382頁；1951年7月16日彭德懷致李克農、鄧華、解方電，《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13—414頁。
[94] 《第一次較量》，第277—279頁；《板門店談判》，第183頁。
[95] 《板門店談判》，第183頁。
[96] 《第一次較量》，第281—282頁。
[97]見《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1952—1954年第15卷，第6頁；《替代勝利》，第96頁；《抗美援朝紀實》，第116頁。根據北京的指示，中朝談判代表于1月8日斷然拒絕了美國-聯合國非強制遣返的建議，指出該建議破壞了日內瓦公約，根據該公約，所有戰俘應于敵對狀態結束后立即釋放，而此建議會使這一軍事問題政治化。
[98]例如在5月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杜魯門總統強調指出，對現在由聯合國監押的戰俘實行強制性遣返將會“違背我們在朝鮮作戰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和人道主義原則”。引自《替代勝利》，第108頁。
[99]對美國在戰俘問題上的立場及其邏輯基礎的頗有道理的討論，見《替代勝利》第5章。
[100] 《在志愿軍總部》，第465頁；《第一次較量》，第279—289頁。
[101] 《在志愿軍總部》，第473頁。
[102] 《在志愿軍總部》，第474頁；《第一次較量》，第285—286頁。
[103] 《在志愿軍總部》，第474—475頁。
[104]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80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49—150
頁。
[105]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50頁。
[106] 1952年2月18日聶榮臻給周恩來、毛澤東的報告，見《聶榮臻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365—366頁。該書編輯將此報告日期寫為2月28日，但根據其他資料，此日期應為2月18日。
[107] 1952年2月19日毛澤東在聶榮臻報告上的批示，見《毛文稿》第3卷，第239頁。
[108] 《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149—152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82頁；1952年3月26日彭德懷在歡迎“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國際調查團”儀式上的講話，見《彭德懷軍事文選》，第435—436頁。
[109]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285頁。
[110]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511頁。
[111]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6—
317、319頁。
[112]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2頁。
[113] 1952年12月11日毛澤東對聶榮臻報告的批示，見《毛文稿》第3卷，第640—641頁；《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8頁。
[114]毛澤東起草的195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引自《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4—315頁；進一步的論述見張曙光：《威懾與戰略文化》，第131—137頁。)
[115] 1952年8月4日毛澤東在政協第38次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17—318頁。
[116] 《抗美援朝紀實》，第138頁。
[117]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4頁。
[118] 《抗美援朝紀實》，第148頁；《替代勝利》，第168頁。
[119]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所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
，第44頁。
[120]蘇聯外交部1966年8月9日“關于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英譯文見威瑟斯比在《美國與東亞關系雜志》1993年第2卷第4期上發表的文章。
[121]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頁。
[122]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511頁；1992年8月對師哲的訪談記錄。
[123]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0—511頁。
[124] 1952年9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毛文稿》第3卷，第544—545頁；《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11—512頁；《彭德懷傳》，第480頁。
[125]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13—314頁。
[126]板門店談判》，第250頁；《抗美援朝紀實》，第147頁；《第一次較量》，第288頁。
[127] 3月23日，在共產黨方面對美國-聯合國所提出的交換傷、病員戰俘的建議作出積極反應4天之前，毛澤東認為美國作出這一建議可能是因為艾森豪威爾希望改變美國在板門店的強硬姿態。見1953年3月23日毛澤東致丁國鈺并轉金日成、彭德懷電，引自《毛文稿》第4卷，第148—149頁。
[128] 《板門店談判》，第260頁。
[129]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40頁；《彭德懷傳》第483—484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4頁。
[130] 《替代勝利》，第183—184頁。
[131] 1953年6月19日毛澤東致志愿軍指揮員及中國談判代表團電，引自《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44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7頁。
[132] 《朝鮮戰爭決策內幕》，第345頁；《彭德懷傳》，第484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7—308頁。
[133] 1953年6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50頁。
[134]見《彭德懷自述》(內部本)，第352頁。金日成對發動攻擊有所保留這一點以往已為學者們所知。這可能是因為當時他正在清洗北朝鮮黨內樸憲永、樸一禹及其他反對派領導人，因此他不想看到戰爭進一步打下去。
[135] 《替代勝利》，第186—187頁；《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第205—213頁；《抗美援朝戰爭》，第305—325頁。
[136]詳細的分析見《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第220—222頁。
陳兼的《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一書，盡管采用了學者的晦澀表達方式，但是觀點很明確，就是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是出于獲取世界革命領導權的目的，參戰是既定的方針——這就否認了70年代因中美和解、每股偶左派歷史學家所謂“修正學派”的觀點：中國參戰是一個誤會、一個意外事件，是因為美國愚蠢的過于靠近中朝邊界的緣故。
另外，陳兼還強調這場戰爭的國內政治因素，就是利用這場戰爭，大力推進專政，徹底拋棄原來那層“新民主主義”偽裝，迅速建成斯大林式國家
另外，陳兼還強調這場戰爭的國內政治因素，就是利用這場戰爭，大力推進專政，徹底拋棄原來那層“新民主主義”偽裝，迅速建成斯大林式國家 老木匠 發表于 2013-7-25 19:53
楊奎松寫五反運動寫到﹐毛澤東對羅瑞清說﹐打仗是個好機會﹐你們要抓緊向資產階級動手﹐只有這一次機會﹐劉少奇說得更明確﹕要沒有朝鮮戰爭﹐我們很難動資產階級﹐殺幾個人就不得了﹐現在一打仗﹐是好機會﹐再大動作也不明顯﹐大概是這意思。
所以 52年1月三反運動﹐一個月後就轉向五反﹐2月28日盧作孚自殺。2-4月三個月中﹐上海資本家自殺 900人﹐冠生園老闆冼冠生69歲高血壓被斗四日四夜﹐在南京東路冠生園總店跳樓﹐金城銀行經理殷紀常﹐在水門汀地上跪了五天五夜﹐從金城銀行五樓跳下﹐在江西路肝腦涂地。
第三篇：中國級別最高的腐敗官員名單
中國級別最高的腐敗官員名單
政治局委員
1、陳希同：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98年7月以貪污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6年。
2、陳良宇：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2007年7月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3、成克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央委員，2000年9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省委書記
4、劉方仁：貴州省委書記，中央委員，2004年6月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5、程維高：河北省委書記，中央委員，2003年8月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省長、直轄市、省人大主任、政協主席
6、張國光：湖北省長，中央委員，2004年1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7、李嘉廷：云南省長，2003年7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8、倪獻策：江西省長，1987年4月因徇私舞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
9、梁 湘：海南省長，1989年9月因以權謀私被撤職。
10、韓桂芝：黑龍江省政協主席，2005年1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11、宋平順：天津市政協主席，2007年6月涉嫌犯罪，自殺。
省委副委書記
12、侯伍杰：山西省委副書記，2006年3月因涉嫌受賄被起訴，此前已被雙開。
13、王昭耀：安徽省委副書記，2006年9月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
14、石兆彬：福建省委副書記，中央候補委員，2002年3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15、杜世成：山東省委副書記、青島市委書記，2006年12月涉嫌犯罪被雙規。國務院部長、局長、副部長
16、田鳳山：國土資源部長，中央委員，2005年1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17、鄭筱萸：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2007年7月因受賄、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死刑。
18、李紀周：公安部副部長，2001年10月以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19、羅云光：鐵道部副部長，1990年因收受賄賂立案偵查，被免于起訴。
20、張辛泰：鐵道部副部長，中央候補委員,1992年6月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21、鄭光迪：交通部副部長，中央候補委員,2002年9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省政府副省長
22、許運鴻：浙江省副省長，中央候補委員,2000年10月以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23、王懷忠：安徽省副省長，2003年12月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
24、叢福奎：河北省副省長，2003年6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25、朱 川：遼寧省副省長，2000年4月，因嚴重違紀，被留黨察看２年。
26、劉克田：遼寧省副省長，2005年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27、何閩旭：安徽省副省長，2006年6月因涉嫌腐敗被雙。
28、胡長清：江西省副省長，2000年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29、丘廣鐘：福建省副省長，2001年11月被罷免職務。.30、呂德彬：河南省副省長，2005年9月因買兇殺妻被判處死刑。.31、孟慶平：湖北省副省長，1999年12月,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32、陳水文：湖北省副省長，1995年7月因違紀炒股被撤職。、33、邱曉華：國家統計局長，涉嫌嚴重違紀對其進行審查。
34、楊匯泉：湖南省副省長，因官僚主義及涉嫌違紀等被罷免職務。
35、李達昌：四川省副省長，2005年1月涉嫌濫用職權罪被逮捕。
36、劉長貴：貴州省副省長，2004年4月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37、王鐘麓：浙江省副省長，2004年8月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38、托乎提沙比爾：新疆政府副主席，1989年9月因腐化墮落被撤職開除黨籍免于起訴。
39、阿曼哈吉：新疆政府副主席，2004年10月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已涉嫌犯罪。
40、徐炳松：廣西政府副主席，1999年8月,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41、劉知炳：廣西政府副主席，2002年6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42、王寶森：北京市副市長，1995年4月因經濟犯罪畏罪自殺。
43、劉志華：北京市副市長，2006年6月因生活腐化墮落被撤職立案審查。
44、劉維明：廣東省副省長，因嚴重違紀被撤職。
45、孫 瑜：廣西政府副主席，2007年受賄、生活腐化墮落被雙規。
省人大副主任
46、張 凱：廣東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月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并撤職。
47、歐陽德：廣東省人大副主任，1996年4月,以受賄罪被判處徒刑15年。
48、韋澤芳：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7年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49、辛業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6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50、王厚宏：海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違紀被終止人大代表職務。
51、韓福才：青海省人大副主任，1991年11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
52、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1月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53、陳維席：安徽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10月因失職被撤職,降為正廳級巡視員。
54、王有杰：河南省人大副主任，2005年9月,因涉嫌受賄被雙開。
55、鐵 英：北京市人大副主任，1997年8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56、秦昌典：重慶市人大副主任，2002年6月以玩忽職守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
57、王武龍：江蘇省人大副主任，原南京市委書記涉嫌重大違紀問題被調查。
58、于 飛：廣東省人大副主任，1998年10月因以權謀私被開除黨籍。
59、段義和：濟南市人大主任，2007年7月雇兇殺人、受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省政協副主席
60、潘廣田：山東省政協副主席，2004年4月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61、常 征：貴州省政協副主席，1999年7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62、周文吉：寧夏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2000年8月因以權謀私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63、馬烈孫：寧夏政協副主席，1994年因教派沖突指使殺人而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64、黃紀誠：北京市政協副主席，1997年8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65、王式惠：重慶市政協副主席，2000年5月玩忽職守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66、龐家鈺、陜西省政協副主席，2007年1月受賄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國務院各委.辦.署.協會.ｘｘ長
67、王雪冰：建行行長，中央候補委員，2003年1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68、張恩照：建行行長，中紀委委員,2005年3月因涉嫌犯罪辭職,接受審查。
69、吳文英：紡織總會會長，中央委員,2000年10月因違紀收受股票被撤職留黨查看。
70、李效時：國家科委副主任，1994年3月,以受賄罪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
71、徐鵬航：國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央候補委員,2000年10月因違紀收受股票被撤職。
72、王樂毅：海關總署副署長，2001年9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73、邊少斌：民航總局副局長，1997年8月因受賄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74、魯家善：中國交通銀行副行長，1998年6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75、金德琴：中信公司副董事長，原中行行長,2000年6月以挪用公款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76、朱小華：光大公司董事長，2002年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77、劉金寶：中行副董事長，2005年被判處死緩。
78、李大強：神華公司副董事長，湖北省副省長,2000年9月以違法違紀受賄被雙開。
79、查克明：華能公司副董事長，電力部副部長,2001年9月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80、沈 圖：民航總局局長，中央委員,1987年7月因以權謀私被撤職。
81、高 嚴：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2002年9月失蹤.2003年11月因涉嫌經濟犯罪被雙開。
副省級ｘｘ長
82、慕綏新：沈陽市長，2001年10月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
83、田鳳岐：遼寧省高法院長，2003年5月以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84、平義杰：河北省高法院長，1995年5月因違紀被撤銷黨內外職務。
85、吳振漢：湖南省高法院長，2004年6月因違紀并涉嫌犯罪被雙開。
86、麥崇楷：廣東省高法院長，2003年1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87、孫小虹：云南省高法院長，1999年12月因嚴重違紀被撤職。
88、丁鑫發：江西省高檢檢察長，2006年1月以受賄罪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
89、徐國健：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2006年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90、荊福生：福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2006年7月因嚴重違法違紀被雙開。
91、張宗海：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2005年5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92、柴王群：云南省委宣傳部長，2004年3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
93、李恩潮：廣西區委常委紀委書記，中紀委委員,因違紀被開除黨籍。
94、洪清源：安徽省委常委秘書長，1987年2月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95、陳 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司令，2000年2月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96、李寶金：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涉嫌經濟問題，被中紀委“雙規”。自殺
軍 隊
97、王守業：海軍副司令員,中將,2006年4月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
98、劉連昆：原總后勤部軍械部部長劉連昆少將間諜案，同年8月執行死刑。
99、孫晉美：海軍北海艦隊航空兵原副司令員少將受賄案，100、邵松高：第38集團軍原政治委員邵松高少將貪污受賄案，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
101、肖懷樞：蘭州軍區原副政治委員中將貪污受賄案，有關媒體報道說肖被判處14年徒刑。
102、劉廣智：空軍指揮學院原院長少將受賄案，消息說劉廣智因收受賄賂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103、姬勝德：總參二部部長，少將，2001年以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市委書記、市（副）長、廳（局）長（犯罪居多只列舉部分死刑者）104、馬向東：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貪污罪、受賄罪，死刑
105、李 真：河北省國稅局黨組書記、局長，受賄罪，死刑。
106、戚火貴：海南東方市原書記，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死刑。107、李成龍：廣西貴港市副市長，受賄罪，死刑。
108、鄭道訪：四川省交通廳原副廳長，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死刑。109、陳羅榮：原海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受賄罪、挪用公款罪，死刑。
110、金鑒培：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原主任，挪用公款，死刑。
111、楊前線：廈門海關原關長，受賄罪和放縱走私罪，死刑。
112、周北方：北京首鋼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受賄罪行賄罪，死刑。113、葉季湛：廈門市工商銀行原行長，受賄罪，死刑。
114、盧萬里：貴州省交通廳原廳長，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偷越國境罪，死刑。
115、官有仁：廣東發展銀行分行行長，貪污罪，死刑。
116、李友燦：河北省外經貿廳副廳長，受賄罪，死刑。
第四篇：中央直屬企業名單【中國級別最高的169家企業】
中央直屬企業名單【中國級別最高的169家企業】
以下這169家中央企業，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是中國級別最高的企業，享受國務院財政撥款。這些企業招聘門檻較高，很多只要一類學校畢業生。序號并非排名，除壟斷行業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待遇未必有一些知名外企高，但是只要你在這些企業呆過，你想跳槽的話競爭力肯定比一般公司出來的強得多。這些公司的管理者都具有行政級別（總經理是正廳級），如果在這些企業能夠謀得一官半職，將會享受與同級別政府官員的待遇。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2 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3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4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5 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6 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7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8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9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10 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11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12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13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14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15 國家電網公司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17 中國華能集團公司18 中國大唐集團公司19 中國華電集團公司中國國電集團公司21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22 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4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25 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26 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27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28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29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30 東風汽車公司
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32 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33 哈爾濱電站設備集團公司34 中國東方電氣集團公司35 鞍山鋼鐵集團公司36 上海寶鋼集團有限公司37 武漢鋼鐵（集團）公司38 中國鋁業公司
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
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41 中國航空集團公司42 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43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公司44 中國中化集團公司45 中國糧油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五礦集團公司47 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49 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50 國家開發投資公司51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53 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54 中國節能投資公司55 中國高新投資集團公司56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57 中谷糧油集團公司58 中國包裝總公司59 中商企業集團公司60 中國華孚貿易發展集團公司61 中國誠通控股公司62 中國華星集團公司63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公司64 煤炭科學研究總院65 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66 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公司67 機械科學研究院
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69 中國中鋼集團公司70 中國冶金建設集團公司71 鋼鐵研究總院72 冶金自動化研究設計院73 中國化工集團公司74 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公司75 中國化工供銷（集團）總公司
中國化工建設總公司77 中國輕工集團公司78 中國輕工業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
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公司80 中國鹽業總公司81 華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82 中國恒天集團公司83 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84 中國材料工業科工集團公司85 中國建筑材料集團公司
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87 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88 北京礦冶研究總院89 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公司90 中國遠東國際貿易總公司91 中國國際企業合作公司92 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有限公司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94 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公司95 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96 中國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公司
中國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公司
中國鐵路通信信號集團公司99 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100 中國鐵道建筑總公司101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普天信息產業集團公司
中國郵電器材集團公司104 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105 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106 中國水利投資公司107 中國農業發展集團總公司108 中國農墾（集團）總公司109 中國種子集團公司110 中國中紡集團公司111 中國工藝品進出口總公司112 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
中國絲綢進出口總公司114 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
中國成套設備進出口（集團）總公司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總公司117 中國生物技術集團公司118 中國唱片總公司
中國林業國際合作集團公司
中國福馬林業機械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122 中國國旅集團公司123 中國中旅（集團）公司124 中國新興（集團）總公司125 中國保利集團公司126 中國新時代控股（集團）公司
珠海振戎公司128 中國海洋航空集團公司129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130 中國電子工程設計院131 中煤國際工程設計研究總院
中國海誠國際工程投資總院
中國紡織工業設計院134 中國冶金地質勘查工程總局
中國煤炭地質總局136 新興鑄管集團有限公司137 中國民航信息集團公司138 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139 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集團公司
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公司
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公
司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
中國黃金集團公司144 中國儲備棉管理總公司145 中國印刷集團公司146 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147 魯中冶金礦業集團公司148 長沙礦冶研究院149 中國樂凱膠片集團公司150 沈陽化工研究院151 中國華源集團有限公司152 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
153 中國寰島（集團）公司154 中國長江航運（集團）總公司
155 長江口航道建設有限公司156 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所157 中國華錄集團有限公司158 上海貝爾阿爾卡特股份有限公司
159 彩虹集團公司160 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161 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162 華僑城集團公司163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164 中訊郵電咨詢設計院165 西安電力機械制造公司166 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167 三九企業集團（深圳南方制藥廠）※
168 中國鐵路物資總公司169 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
第五篇：中央直屬企業名單(中國級別最高的169家企業)
中央直屬企業名單(中國級別最高的 家企業)中央直屬企業名單 中國級別最高的 169 家企業)
以下這 169 家中央企業,隸屬于國務院國資委,是中國級別最高的企業,享受國務院財政 撥款.這些企業招聘門檻較高,很多只要一類學校畢業生.序號并非排名,除壟斷行業公司 外的其他公司待遇未必有一些知名外企高, 但是只要你在這些企業呆過, 你想跳槽的話競爭 力肯定比一般公司出來的強得多.這些公司的管理者都具有行政級別(總經理是正廳級), 如果在這些企業能夠謀得一官半職,將會享受與同級別政府官員的待遇.1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 2 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 3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4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 5 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 6 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 7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公司 8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 9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 10 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 11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 12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13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 14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15 國家電網公司 16 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 17 中國華能集團公司 18 中國大唐集團公司 19 中國華電集團公司 20 中國國電集團公司 21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 22 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 23 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24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25 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 26 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 27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28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公司 29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 30 東風汽車公司 31 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公司 32 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 33 哈爾濱電站設備集團公司 34 中國東方電氣集團公司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鞍山鋼鐵集團公司 上海寶鋼集團有限公司 武漢鋼鐵(集團)公司 中國鋁業公司 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 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 中國航空集團公司 中國東方航空集團公司 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公司 中國中化集團公司 中國糧油食品(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五礦集團公司 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建筑工程總公司 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 國家開發投資公司 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旅(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節能投資公司 中國高新投資集團公司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 中谷糧油集團公司 中國包裝總公司 中商企業集團公司 中國華孚貿易發展集團公司 中國誠通控股公司 中國華星集團公司 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公司 煤炭科學研究總院 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 中國機械工業集團公司 機械科學研究院 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 中國中鋼集團公司 中國冶金建設集團公司 鋼鐵研究
總院 冶金自動化研究設計院 中國化工集團公司 中國化學工程集團公司 中國化工供銷(集團)總公司 中國化工建設總公司 中國輕工集團公司 中國輕工業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
79 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公司 80 中國鹽業總公司 81 華誠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82 中國恒天集團公司 83 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 84 中國材料工業科工集團公司 85 中國建筑材料集團公司 86 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87 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 88 北京礦冶研究總院 89 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公司 90 中國遠東國際貿易總公司 91 中國國際企業合作公司 92 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有限公司 93 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 94 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公司 95 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 96 中國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公司 97 中國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公司 98 中國鐵路通信信號集團公司 99 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 100 中國鐵道建筑總公司 101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102 中國普天信息產業集團公司 103 中國郵電器材集團公司 104 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 105 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 106 中國水利投資公司 107 中國農業發展集團總公司 108 中國農墾(集團)總公司 109 中國種子集團公司 110 中國中紡集團公司 111 中國工藝品進出口總公司 112 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 113 中國絲綢進出口總公司 114 中國輕工業品進出口總公司 115 中國成套設備進出口(集團)總公司 116 中國出國人員服務總公司 117 中國生物技術集團公司 118 中國唱片總公司 119 中國林業國際合作集團公司 120 中國福馬林業機械集團有限公司 121 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 122 中國國旅集團公司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中國中旅(集團)公司 中國新興(集團)總公司 中國保利集團公司 中國新時代控股(集團)公司 珠海振戎公司 中國海洋航空集團公司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 中國電子工程設計院 中煤國際工程設計研究總院 中國海誠國際工程投資總院 中國紡織工業設計院 中國冶金地質勘查工程總局 中國煤炭地質總局 新興鑄管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民航信息集團公司 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 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集團公司 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公司 中國水電工程顧問集團公司 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公司 中國黃金集團公司 中國儲備棉管理總公司 中國印刷集團公司 攀枝花鋼鐵(集團)公司 魯中冶金礦業集團公司 長沙礦冶研究院 中國樂凱膠片集團公司 沈陽化工研究院 中國華源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寰島(集團)公司 中國長江航運(集團)總公司 長江口航道建設有
限公司 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所 中國華錄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貝爾阿爾卡特股份有限公司 彩虹集團公司 武漢郵電科學研究院 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 華僑城集團公司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中訊郵電咨詢設計院 西安電力機械制造公司 中國葛洲壩集團公司
167 三九企業集團(深圳南方制藥廠)※ 168 中國鐵路物資總公司 169 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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