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臺灣地區電視媒體省臺和新聞報道經驗》

福建省廣播影視集團2009年新聞業務培訓班材料

臺灣地區電視媒體省臺和新聞報道經驗

臺灣東森亞洲新聞臺總編輯林天瓊

各位好。先做個自我介紹，我姓林，林這個姓走到哪里都靈光，走在福建最靈光，我也是福建人，而且我還是福州人，我的祖籍在臺灣都寫成福建林森，其實就是福州的閩侯縣，我的祖父告訴我家就在洪山橋。我今天跟大家做一個介紹，有的人可能去過臺灣，也有的人以后有機會去臺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臺灣的媒體的情況，大家目前最想問的就是臺灣的電視臺的經營情況，臺灣的電視到底是長什么樣子。我通過一個影片來跟大家報道一下，你從臺灣頭走到臺灣尾看到的電視都一樣的，不像你從福州到泉州看的電視不一樣，臺灣的100個頻道里面有85個頻道不變，而且順序都不動的，臺灣有網絡業者的互相協調，順序都不變的，那是因為臺灣的網絡業者進行過一個協調工作，臺灣基本上有四百多萬戶的有線系統，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網絡，整個臺灣有2300萬人，有四百多萬戶的有線系統。這是你看到的，某一家有線系統排出來的節目表，會告訴你我的表的節目是怎么樣的。

大家現在看到是第二頻道，臺灣的第三、第四頻道基本不值得一看，第五頻道是CNN，臺灣不喜歡看國際新聞，現在看到的是民視。我先透過一張表，讓大家了解一下臺灣電視臺直播新聞節目的情況，你們看到無線電視臺是根據超高頻或者高頻的頻率來發射的，這里有幾家，臺視、中視、華視、民視、公視，廈門的人很多不小心都會看到臺灣的電視臺，所以臺灣人到廈門非常地親切。臺灣也有幾家新聞頻道，像TVBS，東森、中點、三立、民視、年代、非凡，還有臺灣為了保障少數的族群而設的電視臺，有客家電視臺，還有原住民電視臺。

補充一下剛才的話題，我是福建人，但是當年差一點因為是福建人進不了電視臺，因為我會講閩南話，因為在電視臺要強調普通話標準，會講閩南話的人講話舌頭卷不起來，所以我那時候進電視臺是我們地方最大的奇跡，我那時候在報 1 社做事，我的主編說你國語講成這樣子都能夠進電視臺，真是奇跡。我今年進電視臺已經19年了，所以我說因為我是福建人差一點不能進電視臺，就是這樣的原因，后來進了電視臺之后，就慢慢去糾正自己的發音。什么人做電視最好，就是北京人，但是他們卷得太過分了，已經不適合當電視記者了，而要去說相聲。

回過來看這個電視，民視這個頻道是第六頻道，就是一個無線電視臺，這個是第七頻道，是宗教電視臺，臺灣有兩個非常有名的宗教電視臺，這是臺視，這是我以前的老板，我在90年的時候進入臺灣電視公司，各位可能很難理解，臺灣電視公司在臺灣新聞圈的地位，那時候我進入這個電視臺，很多人說我是祖上有德才能夠進去。因為當年的臺灣電視臺是屬于壟斷，全臺灣只有三個頻道，臺視、中視、華視，你要看就看，不看拉倒。我當時進入這個電視臺的時候，曾經問過一個的同事，他大學畢業第一年的年薪已經是100萬新臺幣，這還是二十年前，那時候他的人生不知道怎么辦了，因為他覺得哪有這么好的工作。當然現在的情況被打破了，臺灣的電視已經風起云涌了，那時候做廣告是一些業者抱著錢要求你上廣告，那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有這么多的頻道。這個臺是臺灣第一家電視臺，它是在1962年成立的，那時候臺灣沒有電視臺，于是國民黨就跟日本人合作，創辦了第一家電視臺，那個電視臺很厲害，還會自己生產電視，因為觀眾們沒有電視啊，所以電視臺同時賣電視給觀眾，于是就賺大錢了。但是這個電視臺到今年已經四十多年了，現在已經越來越沒落了，需要經濟重整。

剛才我們看到有一個和尚，是佛光電視臺，這是大愛電視臺，你不要小看臺灣的佛教頻道，去這樣的頻道不會倒，因為永遠有信徒捐錢給電視臺。過了臺視，中視是第二家的臺灣電視臺。這是霹靂電視臺，是專門演布袋戲、歌仔戲，這是經過協商的，把它放在兩個重要的頻道中間。接下來是華視，臺視、中視、華視是三個臺灣最重要的電視臺。我直接就告訴大家臺灣的新聞頻道在哪里，臺灣有六個滾動的新聞頻道每天播放新聞給大家看。我們知道電視臺的內容無非可以區隔成三個部分，一個就是做新聞，一個有是電視劇，還有一個綜藝節目的，臺灣的電視臺也無非是這樣的。那東森最大的一個奇跡就是賣東西，各位可以想象，賣東西一年可以賣到三百多億臺幣是什么樣的情況。電視購物最喜歡碰到流感、2 非典、臺風這樣的情況，新聞頻道也是這樣的，如果碰到臺風你們一定很高興，因為有臺風你們有去采訪，收視率就會拉高。所以人家都說做定時節目的就是上輩子缺德的人。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受，如果有事故發生，你一定會很冷漠地問，死幾個人，回答說死一個人，你說死一個算了吧，不值得采訪。所以做電視的人就要承受這樣的罪名。

臺灣的電視購物有好幾種，這是49臺，我跟大家介紹一下臺灣的新聞頻道，在臺灣的滾動新聞頻道一共有這幾個，TVBS、東森、中天、三立、民視、年代、非凡。臺灣的新聞頻道都擠在一塊，頻道順序是不變的。所以你在全臺灣的新聞頻道是不會動的，這是50頻道是年代新聞，年代公司有兩個頻道，一個是年代新聞，一個是娛樂頻道，51頻道就是東森新聞，這也是臺灣最典型的一種叫鏡面，臺灣的記者很花俏，如果你看到電視的畫面很干凈，你會嚇一跳，會以為電視機壞了，所以這個鏡面提供了很多的信息給你，這邊告訴你是什么臺，這邊告訴發生了什么大事情，下面提供一些服務類的電話，還有新聞的標題和時間等等。那52頻道是中天新聞，我把這些錄下來的時候是下午三點多的時候，臺灣人很奇怪，很喜歡聽政治節目，臺灣每個人都是政治評論家，你到臺灣隨便一個地方，他們都可以告訴你一大堆政治人物怎么樣怎么樣，這是臺灣很特殊的現象，所以臺灣也培養了很多的名嘴出來，53頻道是民視新聞，54是三立新聞，55頻道是TVBS。

看這張圖，臺灣這么小，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就有六個滾動的新聞頻道在操作，如果福建的新聞頻道搬到臺灣去，就有六個競爭對手在競爭。那臺灣的新聞一般怎么操作，一般24小時里會有19小時會直播，臺灣的新聞一般不會做延遲播出，所以經常出錯誤，臺灣的新聞很愛做SNG聯線。我有個記者朋友叫朱凱翔，我們都叫他豬大腸，有一天和他連線的時候就習慣性地叫豬大腸，那時候記者在轉播車前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不知道是應還是不應。另外一種就是衛星聯線的時候講錯話，現在臺灣的年輕人的中文修養不怎么好，經常講錯字，有人講發生一些災害，家屬看到死者的遺體熱淚盈眶，熱淚盈眶是很高興的情況，怎么去形容人家看到死者的感覺呢？還有死者捧著家屬的骨灰回到了臺灣等等的笑話。臺灣 3 在2001年發生一個很大的澎湖空難，大概有200多人死亡，我們就把SNG運過去，我們的記者就說臺灣的飛機魚雁往返于臺灣與澎湖之間來搬運尸體，他不知道什么叫魚雁往返，還以為飛機也可以用這個成語來形容。好像昨天，TVBS一條新聞下面寫“總統腐”，是腐敗的腐。類似這樣的錯誤比比皆是。

一共有六個滾動新聞提供19小時的直播，從每天的凌晨六點開始，一直到晚上的凌晨六點首播，接下去的五個小時是重播，但是碰到大事情的時候，比如像臺風，像特殊的政治事件時候，我們就24小時一直播，在人力上的負擔就很大。臺灣除了這六個新聞頻道之外，還有兩個財經頻道，這兩個財經頻道也是趨勢，也有人認為說，財經頻道是電視非常重要的主流區，比新聞更重要，比如像現在金融危機，大家都很關心，57頻道就是東森新聞，另外就是58頻道就是非凡新聞，這兩個就是純粹的財經新聞頻道，那臺灣就有八個新聞頻道，其中六個是滾動新聞頻道，兩個是專門的財經新聞頻道。這兩個財經新聞頻道從早上六點到下午一點半是股市，一點半過后是股市的分析報道。我們看過來臺灣一共有八個新聞頻道，投入在整個臺灣的新聞制作里面，也是臺灣的電視新聞里最大的跟大陸地區的差別。我們知道，電視臺最大的區塊要不就是電視劇、要不就是新聞，要不就是綜藝節目，臺灣也有這樣的分工，但是把這樣的頻道分得很清楚，所有的新聞頻道聚在一塊，所有的少兒頻道放在一塊，所有的電視劇放在一塊。

講到電視新聞，要做新聞頻道，免不了要提到SNG了，這是支撐電視新聞最大的功臣，說到SNG對于臺灣的新聞圈的幫助，臺灣什么時候開始SNG，臺灣是1993年8月28日出現第一部SNG車，應該是兩岸三地第一部SNG車，為什么我喜歡講這個故事，因為這個稿子是我寫的，我那天沒有工作，我回到電視臺之后，我的主管問我，你今天做什么，我說沒事做，他說你到樓下，看那部車去寫一個稿子出來，于是我就跑了下去看著那部SNG車，寫了一個稿子出來。這個畫面我跟大家做一個介紹，這個畫面改變了臺灣的電視狀況，這是幾個人站在水里的畫面，是在2000年的時候，叫巴掌溪事件，那時候臺灣新聞界趕在政府救難人員之前到了現場，有四個農民在做事，剛好是水壩防水，水壩一放水這四個人就出不來了，但是政府的救難人員來了說沒有辦法救，那就是臺灣第一次活生生的人 4 在電視觀眾的面前水沖走。所以自從那一次之后，一些非常高層的政府人員下臺了，另外在政府的新聞辦公室里每天就架五個電視，政府的工作人員天天看新聞。所以我們每天報道的新聞被政府盯著看，政府給我們很大的壓力，我們也給政府壓力。

這是1993年8月28日的新聞影片，影片有點舊，但是反映了最真實的情況。1993年的時候臺視很神氣地告訴大家我們有SNG車了，我有這樣一個武器來了，當時還鬧了一個笑話，臺視買了三部SNG，說是從日本原裝進口的。但是政府說不知道這屬于什么樣的車，于是臺視派里三種類型的司機去開，有開小貨車、大貨車和小轎車的司機，但是到了海關，那個海關的官員說我也不知道這是屬于什么類的車，該由什么司機來開，那個官員很聰明，他說你們用吊車吊回去吧，所以最后就用一個吊車吊回來了。

這部車在練習了一個月之后，終于第一次派上了用場了。在93年那一年大概有五六架飛機被挾持到臺灣去，SNG車第一次的運用就是采訪這個事件。這就是臺灣第一次的SNG聯線，那時候我剛好去采訪，我也很緊張，回來了之后我說了一大通，主管說我聽不懂，但是還是要我上。所以大家看這個畫面非常地粗糙，兩個人的身高也沒有配合好。我自己再看這個影片的時候我也覺得很好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講什么，這就是臺灣第一次完成了衛星直播的情況。到了1995年臺灣的新聞真正就起來了，新聞頻道出現了，過去的電視新聞是什么，過去的電視新聞是賣方市場，你要看新聞，就是早上七點、中午十二點、半夜十二點來看，但是95年的時候，電視臺成了買方市場了，新聞頻道成了滾動播出的了，觀眾5：20分回到家里，或者6：02分回到家里，他想看新聞就可以看新聞了，這是臺灣新聞圈最大的變化。這幾年臺灣的臺視、中視、華視已經遭到了淘汰，在臺灣我們常常說，好好辦好一個電視新聞欄目，一個好的電視新聞欄目就是一個永遠的連續劇，各位可以想想電視劇能演幾集，再演也不過100集吧，臺灣一個最長的電視劇《包青天》也不過300多集，但是一個好的電視新聞可以演十年，所以把一個電視新聞辦好就是永遠的電視連續劇。所以我一致認為說辦好電視新聞比你搞電視劇更好，但是怎么做好SNG呢？一定要由SNG來頂，基本上在臺灣沒 5 有SNG就不用辦新聞了，但是并不表示你有SNG就可以贏人家，如果你沒有SNG就沒有資格跟人競爭，但是它只是一個門檻而已。

臺灣的電視傳播方式還是以有線電視為主流，臺灣有400萬戶的收視戶，普及率達到98%以上，所以臺灣看到的電視都是有線電視的系統收看的，基本上在臺灣SNG車是一定要準備的材料，像東森現在有14部SNG車，這種SNG車根據它的工作、它的任務會做一些機動性的調整，今天新華社的陸老師也問我要做SNG車，問我工作人員的量，一部SNG車的操作操作人有這么多，要9個人，這其中包括了主持人（記者）、現場導播、技術攝影、司機、警衛等等，到目前為止，臺灣在做衛星聯線的時候，只要四個人就可以了，一個出境記者，一個攝影、一個導播、一個工程人員就可以了。在做衛星的時候，最大的困擾就是隔海運送和長途移動的時候，就位時間也是新聞頻道上最重要的競爭，像臺灣基本上跑新聞你什么時候該到，有一個面子的問題，我們都要求要比別人早到，在15分鐘把衛星直播車架好，要把訊號送回來。我們的衛星直播會出現的障礙就是內部怎么完成SNG的播出，包括主持人的經驗不足，攝影經驗不足，影音不同步都是我們主要的障礙。我現在播幾個影片給大家看一看SNG會出錯的情況。

我們來看全臺灣最會對付SNG的人就是這個人，他叫柯四海，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他最會鬧場，這個人不怕死，不怕打，他是怎么鬧場的，人家在做采訪的時候，他可以隨時舉牌子把這個場面破壞掉。其實他跟新聞事件本身是沒有關系的，他就是要故意搞破壞。這真是最麻煩的一個人，后來所有的記者把他聯合起來打，但是他就是不怕打。這人還有很多的崇拜者，比如有一天我兒子打開我的皮夾看見他的名片，就把它要去了，說拿他的名片比拿我的名片管用多了。這個人前兩年被抓起來了，臺灣的電視圈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但是他馬上就要出來了，大家就要不安寧了。這是一個火災的場面（視頻），第一個錯誤就是這個記者講到后來講不下去了，居然講到了消防隊員因為吸入濃煙，所以要喝牛奶、吃便當；第二就是這個記者等急了，居然罵出了三字經，全臺灣的人都聽到了。

臺灣的電視新聞的這十幾年的經驗，不敢說能夠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借鏡，但是至少可以給大家一個警惕，不要讓大家跟我們犯一樣的錯誤，包括電視的直播 6 很粗糙，還有一些盲目和錯誤，可以把我們的經驗給大家分享，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樣的問題可以提出來一起討論。

提問：你們出錯那么多臺里是怎么處理的？ 林天瓊：第一次處理，第二次處理，第三次臉皮就厚了，忍一下就過了，臺灣電視服務公司是最老牌的公司，1975年的時候蔣介石已經病重了，不能亮相了，當時臺灣都在猜蔣介石是不是快去世了，有一天臺視新聞在7點的時候播新聞，8點的時候播歌仔戲，這個歌仔戲里面的第一句臺詞是“大哥、不好了”，但是這個字模居然跑到了播新聞的時段，放蔣介石的照片的時候播出了。那時候講李登輝的時候，我們總是用一些標志來表示事件的性質，有一天不小心把一把槍跟李登輝的腦袋放在了一起。所以這是很敏感的，這也是臺灣可以提供給大家借鑒的，要很小心地處理電視新聞，電視新聞很容易給大家很強烈的印象，臺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過去電視新聞在臺灣非常多，想要從事電視新聞這個行業非常高，但是電視臺多了，門檻低了，進入這個工作市場非常容易，有的普通話講得很難聽的照樣當記者，所以這也是臺灣的頻道多了之后所面臨的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們很希望說這個可以作為大家的借鑒，千萬不要重蹈臺灣的覆轍。

提問：每天19小時進行直播很辛苦，你們記者的健康狀況怎么樣？ 林天瓊：我們的記者基本都是工作12小時以上，所以說做電視的就是上輩子缺德的，有一次勞工局的人來，我們都說工作八個小時，我常常跟新聞同仁講，你本科剛畢業你要加強學習，你就要到新聞頻道去，因為新聞頻道的壓力非常大，一般觀眾已經愛看新的新聞，如果你覺得你工作學習到一定的程度，你很想放輕松，就應該到綜合頻道去，綜合頻道可能就是一天12點一個新聞，晚上7點一個新聞，相對的壓力比較低，電視新聞工作是很累的，臺灣的新聞從業者女生比男生多，因為讀大學的時候這個專業的女生就比較多，大學畢業后去考工作的時候，女生又比男生厲害，所以電視臺的男生變成了保障名額，但是女生還是我們的主流。所以我們有這樣的說法，把女生當男生用，而把男生當豬用。

提問：你們在出鏡記者的培訓方面有什么樣的經驗？ 林天瓊：我們在內地幾個電視臺其實對出鏡記者特別訓練了一批，臺灣過去長期 7 以來都是你負責采訪你就出鏡，因為人力有限，現在我們覺得并不是個個都可以出鏡，過去我們考電視臺的時候，第一關就是要試播試鏡，第一要看你的發音標準不標準，第二要看你的臉型適合不適合上電視，這幾年的門檻低了，也沒有那么多的要求，所以大家看到臺灣電視的記者，胖的、瘦的、矮的、高的都出來了。有一些電視臺會限制一些人不準露臉，因為有的人鏡頭一拍就慌了，所以等他有能力出鏡的時候再出鏡，我們也在訓練出鏡記者，把一個記者放在火車站前面教你講話，放在人來人往最多的地方叫他講三分鐘的話，看他有沒有膽量說話，就算是很多人看著也要說。所以這就是訓練的過程。

第二篇：微博營銷和電視媒體的比較

微博營銷和電視媒體的比較.txt你不能讓所有人滿意，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B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為我會眼睜睜看著你去送死嗎？我會閉上眼睛的微博營銷和電視媒體的比較

微博是個什么東西，有人說它是微型博客，它是一個互動信息平臺。說的都對，但我認為它就是一個媒體。所謂媒體，是指傳播信息的介紹，通俗的說就是宣傳的載體或平臺，能為信息的傳播提供平臺的就可以稱為媒體了。我們在網絡上玩微博不就是利用這個平臺發布自己的信息嗎，這點和電視媒體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微博營銷就是帶著目的的去玩微博，微博營銷和電視媒體雖然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是有共同點的。今天就來進行微博營銷和電視媒體的一個比較。

首先，它們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點微博營銷的免費特點。現在我們做微博營銷只要有一個賬號就可以做了，但對于電視媒體來說想要免費發布廣告那是沒門的事。恰恰相反，在我們身邊的例子是要電視媒體發布廣告的價格是匪夷所思的，近些年春晚植入的廣告哪一個不是天價，在黃金時段插入的廣告也是很驚人的數字。還有，微博營銷在發布信息的具有自主性和隨意性，信息是我們自己發出去操控權在自己的手上。而采用電視媒體需要的事物就比較繁瑣了，有時候還要運用到人際關系。

其次，在面向的觀眾上。微博營銷是進行在互聯網上，雖然網絡已經得到很大一部分的普及但還是有一些區別的。可以看見我們每一家都會有電視機也許還不止一臺，但大家可以肯定每一家都有電腦嗎。要不然大街上也不會有那么多網吧了。同樣，電視機觀眾可以有不同層次，老少都可以，而網絡受眾的群體就沒有電視那么廣了，主要集中在青壯年人群中和一些群體當中，需要我們開拓的市場空間要大。

還有在用戶體驗上，微博營銷的選擇權較大，電視媒體給我們的選擇空間是比較小的。例如，我是在主機的在微博上發布美國主機ixwebhosting中文導購等方面的信息，當有人想去了解國內主機是他就可以不去關注。它可以選擇自己所想關注的東西，電視媒體則是強制的，沒有你選擇的空間，要么換臺，要么關掉電視。

但是縱觀營銷來說，微博營銷和電視媒體有一共同點就是積極的去樹立和建立品牌效應，從而更好的達到銷售的目的。在電視媒體中成就了很多的品牌，這也是很多商品打造自己品牌的主要手段之一。微博營銷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來說，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也是使自己邁向成功的重要一步。

微博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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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談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給電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傳統電視面臨巨大挑戰的同時，也給傳統電視帶來了機遇。

一方面傳統電視受眾遭遇新媒體的分流，特別是網絡新媒體。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21次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止2007年12月底，我國寬帶網民達到1.62億，已經超過有線電視用戶數。30歲及以下的網民比例達到69%，意味著電視觀

眾的老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在網民獲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徑中，網絡所占比例達到或超過電視，意味著電視傳遞信息功能在網民中已失去主導地位。網民上網的高峰時間段之一是20:00至22:00，與電視觀看黃金時段形成直接沖突。特別是網民對網絡音樂、網絡影視功能的使用增長很快，已從第19次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36.3%、34.4%增長到本次統計報告的86.6%76.9%，意味著網民的娛樂方式也已發生重大改變。另外，根據美國對8至15歲兒童視聽消費習慣統計，2005年到2007年，看電視或dvd的比例從50%降到38%，上網的比例從47%升至52%。在美國，有75%的網民在觀看網絡視頻。以2007年9月為例，用戶觀看在線視頻的平均時間達到181分鐘，平均觀看視頻數量68個，每天平均超過2個。顯然，廣播電視受眾遭遇網體媒體分流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另一方面，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也給傳統電視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2008年1月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包括廣電、電信等6大部委聯合制定的《關于鼓勵數字電視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鼓勵廣電和電信兩大行業相互融合滲透，更明確了雙方可進入的領域，其中就包括iptv、手機電視和數字電視。政策的調整進一步拓寬了廣播電視的發展領域和空間。

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cmmb）作為廣播電視一種新的傳播形態，不僅深受廣大消費者喜愛，而且已經成為拉動我國消費電子市場一股重要的力量。據不完全調查，目前我國帶顯示屏的消費電子產品生產企業中，有82%的企業已經開始生產cmmb終端。在我國開展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業務，用戶數量預計會超過1.5億，按照每一個終端1000元計算，1.5億用戶購買終端可帶來1500億元的直接消費市場。隨著cmmb覆蓋網的建設，將會逐漸形成更大規模的用戶終端市場，進一步推動我國消費電子產品制造業的發展，拉動我國消費內需，降低目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的突破，網絡電視、手機電視等新媒體發展迅速，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移動多媒體廣播（cmmb）的技術研發、標準體系建立、設備產業化和規模技術試驗等工作取得巨大進展。據統計，我國cmmb在今年6月成熟接收終端投放市場，9月底全國有100萬的用戶超過cmmb收看電視節目。到10月初，cmmb終端數量達到120萬部左右。未來計劃在2009年達到1000萬部，2010年的目標是5000萬部。但目前，新媒體普遍存在著內容建設匱乏的問題。廣電系統應立足內容生產的優勢，充分運用品牌戰略、藍海戰略和聯盟戰略，通過競爭、兼并（對外）、整合（對內）等手段，積極發展媒體業務，加快技術創新，開拓運營模式，實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優勢互補、融合發展，為我臺廣電創造新的發展空間。

第四篇：開放和控制之間危機傳播基本準則和尺度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經驗和解讀

開放和控制之間危機傳播基本準則和尺度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經驗和意義

關鍵詞： 危機傳播 汶川地震 面對5月12日發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國媒體迅速出擊，譜寫了感人肺腑的“災難新聞進行曲”，及時、透明、全面、豐富地呈現了地震所造成的巨大災難，呈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立即奔赴災區組織指揮抗震救災的過程，呈現了災區人民和全國軍民在抗震救災過程中的空前團結與骨肉同胞之情……從而贏得了中外輿論的一致好評。對于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報道，我國學界作了及時的分析評論，高度評價“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必將載入國史！”[1]通常，人們把關于地震的報道納入“災害報道”或“災難新聞”或“重大突發事件報道”的范疇加以探討。在業務操作層面上，這是相當準確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不過，這些范疇基本上局限于媒體的新聞報道視角，理論概括或理論抽象的程度不足，大大限制了理論分析的拓展空間。在社會學的視域中，無論是“災害”或“災難”，還是“重大突發事件”，相對于常態的社會運行來說，往往都是產生重要影響乃至破壞作用的“危機”。而危機信息的發布，危機處理的報道，就構成了危機傳播的基本使命。比較而言，“危機傳播”這一范疇比“災害報道”或“災難新聞”或“重大突發事件報道”更具有理論的概括力與解釋力。危機傳播至少包含了兩個具有密切聯系的傳播主體及其傳播行為，一是作為解決危機的責任主體——政府及其信息發布，一是作為報道危機解決過程的傳播主體——媒體及其新聞報道。正是這兩個主體的相互配合與信息博弈，危機傳播才能有效地促進危機的解決。如何開展危機傳播？邁克爾·里杰斯特在《危機公關》一書中根據大量的案例經驗，提出了著名的“3T”原則：Tell it your own（以我為主提供情況）；Tell it fast（盡快提供情況）；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況）。“3T”原則是對西方國家危機傳播的經驗總結，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如果進一步從理論上加以概括，我以為危機傳播的首要準則就是“開放”。5月24日，溫家寶總理在映秀鎮廢墟上主持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這次救災采取了開放的方針。”其實，“開放”不僅是汶川大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大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至少可以分析出三個層面。第一，信息開放。救災主體，也即危機處理的責任主體——各級政府遵循信息公開的原則，及時發布地震災情。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在地震發生10多分鐘就發出了第一條快訊，播發的英文快訊領先于所有外電，比法新社早6分鐘，比美聯社早8分鐘。第二，媒體開放——允許記者自由前往災區采訪，允許媒體自由進行救災報道，甚至允許外國記者前往災區采訪和報道，所有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開放舉措。唯其如此，中央的媒體，四川的媒體，全國各地的媒體，外國的媒體，平面媒體，廣播電視媒體，網絡媒體，……眾多的媒體一齊上陣，以文字、圖片、視頻、博客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體化報道抗震救災的全過程。第三，救災開放——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黨和國家不僅積極組織抗震救災，而且允許自愿者、允許非政府組織、允許外國救援隊前往救災，從而使救災行動獲得了最為廣泛的社會動員與國際支持。從危機處理的角度看，這種讓社會各界參與危機解決過程的救災開放，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開放。除了救災行動的社會開放而外，信息開放與媒體開放構成了危機傳播開放原則的基本內涵。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之所以受到高度評價，一個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集中、最全面、最生動、最充分地體現了危機傳播的開放性原則，從而開啟了當代中國災難新聞或危機傳播的新紀元。在當代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災難發生后的責任主體與傳播主體都把災難當成所謂的“負面新聞”而刻意回避，20世紀50年代王中教授“災害不是新聞，抗災救災才是新聞”[2]的說法，就深刻地折射出災難發生時的“不聞”（不報道）策略。只有災難已經平復，才公開具體的災情。于是，“新聞”也就變成了“舊聞”。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的事實，直到事隔三年之后的1979年底才首次披露；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大地震死亡15621人，直到2000年1月5日舉行30周年祭時才首次公布。1987年，黨的十三大確定了“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的公開性原則。此后又經過二十年的努力，特別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終于在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或許是歷史的巧合，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報道正是在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十余天后進行的。由此可見，危機傳播的開放性原則在當代中國已取得了合法性。應當充分認識到，危機傳播的開放性原則是由現代社會的諸多社會歷史條件促成的。首先，這是民主社會中滿足公眾安全與知情權進而激發民眾參與危機處理的必然要求；其次，這是信息社會或者說媒介社會中各種傳播媒體高度發達而又相互競爭的必然要求；再次，這也是風險社會中危機的責任主體重新塑造良好形象、傳播主體打造公信力的必然要求。當我們為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從事實上確立了危機傳播的開放性原則而歡欣鼓舞之時，我們不能只強調開放，否則，“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3]這是因為，危機傳播的最終目的是促成危機的化解，而危機的解決過程又必然要求危機傳播在開放的同時要加以必要且適當的控制。如果說開放是危機傳播的首要原則，那么必要而適當的控制則是危機傳播的內在要求，是危機傳播的重要原則。荷蘭萊登大學危機研究專家烏里爾·羅森塔爾（Rosenthal）認為：危機就是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并且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關鍵決策的事件。[4]羅森塔爾的定義實際上涵蓋了危機事件的三個本質特點：首先，危機事件的時間壓力：突發性與緊急性；其次，危機事件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最后，危機事件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社會性。正是這種高度的不確定性與影響的社會性，危機很可能“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準則架構產生嚴重威脅”，造成新的風險與危機。因此，任何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都必須對有關的信息進行卓有成效的管理，使危機傳播有利于危機的解決。在危機事件的解決過程中，控制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信息發布的控制。危機的責任主體——各級政府在發布災情的過程中，既要及時發布真實的災情信息，又要對災難中可能產生或正在出現的傳言乃至謠言給予高度重視，及時澄清事實真相，穩定人心，保障抗災救災的順利進行。在汶川抗震救災過程中，政府部門對于各種不實謠傳及時召開新聞發布會以正視聽，從而有效制止了謠言的擴散，就是十分成功的經驗。其次，是媒體傳播的控制。媒體對災難新聞的報道，必須努力實踐真實、全面、客觀、公正的新聞準則，對一切不利于抗災救災的報道加以嚴格的審查，形成萬眾一心共同救災的輿論環境。汶川地震發生后，有論者和媒體發表所謂“天譴”的無稽之論，受到國人的一致譴責，不正表明了媒體傳播控制的必要性嗎？再次，是救災參與的控制。各種社會力量介入救災的過程必須是幫忙而不是添亂，為此，災難或危機的責任主體與傳播主體對于社會各界自發的救援行動要加以必要的引導，從而形成救災的有效合力。在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中，就一度出現自愿者準備不足反而需要救援的尷尬情形，幸虧政府部門和媒體及時加以引導，才避免了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顯然，除了救災參與的控制，信息發布的控制與媒體傳播的控制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的基本內涵。應當認識到，對危機傳播進行必要的控制，并非是要回到過去刻意回避災難、“報喜不報憂”的傳播模式，而是要求信息發布與媒體傳播做到最大程度的有序化，避免出現因危機傳播失誤而引發新的社會風險或危機事件。像地震之類的災難，從根本上說是人類無法避免而只能預防和救助的“天災”，但“天災”中也可能包含了“人禍”，譬如政府官員對抗震救災組織不力而導致受災群眾未能得到及時救助而死亡，譬如社會各界支援災區的捐款沒有得到合理使用甚至被挪用而引發新的社會問題。對于這一類救災時期的“敏感”信息，媒體可以而且應當予以批評，但這種批評必須講究時機，適可而止，不能任意放大，否則就會引起新的問題，干擾抗震救災的中心工作。研究表明，在當代風險社會中，如果單個組織及其成員只對本組織或本部門負責，就可能造成風險影響范圍的擴散、影響后果的擴大，出現所謂“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5]。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任何國家在解決重大危機事件的過程中都會加強對危機傳播的控制。在2001年“9·11”事件中，美國之音電臺臺長惠特沃恩以及國際廣播局局長不顧美國國務院官員警告，較早播出了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領袖奧馬爾的專訪，結果在10 月1 日被撤銷職務。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從理論上說，重大危機事件的產生和解決過程，其實是整個國家與社會的非常時期。在非常時期，媒體傳播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危機事件的妥善解決，既要接受危機的責任主體——政府的必要控制，又要加強自律，強化社會責任，及時化解現實危機與可能出現的新的社會風險。當然，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必須建立在開放性原則的基礎之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在這里，控制就是“加以規范”，或者說是“使其符合規范”，而這個規范是指社會良性運行的規范。因此，“控制”與過去那種對信息發布、對媒體傳播的全面“管制”或“禁止”不可同日而語。當然，只要是“規范”，就含有某種程度的“約束”之意。如此，“控制”與“開放”具有某種程度的對立性。危機傳播一方面必須承認這種對立性，一方面又必須把握其內在的統一性。有人認為，“所謂危機傳播，是指針對社會的危機現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大眾傳媒及其他手段，對社會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傳播活動。它的目的在于，按照社會傳播和新聞傳播規律，對危機處理過程進行干預和影響，使危機向好的方向轉化。”[6]如此定義危機傳播，意味著危機傳播必須在“開放”與“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與內在的統一。問題在于，危機傳播如何在實踐中把這種必要的張力與內在的統一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我看來，主要是在以下兩個方面達成有機的結合。首先，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達成“開放”與“控制”的有機結合。一般地說，危機應對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前期的危機預警，中期的危機處理，后期的危機調控。相應地，危機傳播也就包含了三個不同的階段，即：危機預警傳播、危機處理傳播和危機反思傳播。當然，某些危機，譬如地震、海嘯很可能突然暴發，人們還來不及預警就已經發生了，所以危機預警傳播可能很短暫，也可能處于缺失狀態，汶川大地震的新聞報道，就沒有預警傳播環節，而以危機暴發為起點。顯然，不同階段的危機傳播具有不同的側重點。在報道汶川大地震的過程中，有學者指出傳媒一定要有“報道階段”的意識，譬如在迅速報道了地震災情之后，隨著死亡人數的上升，如何穩妥地報道，如何撫慰公眾的心靈，便是傳媒要做的第二步工作的重心。同時，還要想到第三步、第四步，以便主動、靈活地協助抗震救災的諸多工作。[7]這種“報道階段”的意識，實際上要求媒體在不同的階段突出某些信息，同時又自覺地控制某些信息。這樣一種做法，用傳播學的術語來說，就是議程設置過程。而這樣的議程設置過程，正體現了“開放”與“控制”的有機統一。其次，在危機傳播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開放”與“控制”的有機結合。危機事件的發生與解決千頭萬緒，危機傳播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內容，每一個方面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都需要適可而止。像汶川大地震中過分悲慘的場面就不宜渲染，對地震中剛被解救出來的受災者特別是老人與兒童的內心感受不宜過分追問，對抗震救災過程中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應當有節制地歌頌，……諸如此類的報道程度或力度，其實就把危機傳播的“開放”與“控制”有效地統一起來了。總體上，汶川大地震報道體現出中國主流媒體“勇敢地正視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迅速抵達災害發生的現場，準確描述災害的真實情態，及時跟蹤災害的變化過程，全力溝通政府與公眾之間的聯系，鼓舞人民抵御災害的信心和勇氣，提供抗災搶險的實用方法，努力降低災害引起的社會震蕩”的專業行動路線[8]，在開放與控制的有機統一上取得了相當扎實的成就與經驗。但是，某些具體的采訪報道則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譬如，為了追求電視直播效果而干擾救援行動，一味追問獲救人員特別兒童的心理感受。這樣的例子表明，我們的某些媒體和記者對災情的報道、對災民的采訪還不懂得節制。人民時評文章說得好：“災難前，節制是記者采訪的一種美德”[9]。所謂“節制”，不正是“開放”與“控制”的有機結合嗎？ [注釋] [1]尹韻公：《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必將載入國史！》，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1455/124046/7337535.html [2]王益民主編：《中國當代精彩新聞評說》，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51頁。[3]《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7頁。[4]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危機管理與對策研究中心：《國際危機管理概論》，時事出版社，2003年。[5]張鋒：《高科技風險與社會責任》，《自然辯證法》2006年第12期。[6]方雪琴：《信息公開與媒體理性——試論危機傳播中的輿論引導策略》，《中州學刊》2004年第6期。[7]陳力丹：《傳媒一定要有“報道階段”的意識》，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1455/124046/7337546.html [8]高鋼：《四川汶川大地震新聞報道的精神解讀》，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1455/124046/7337546.html [9]秦寧：《災難前 節制是記者采訪的一種美德》，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7287821.htm

第五篇：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和經驗

ＸＸ省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省委、省政府的關心和重視下，各地認真落實“縣直接領導，鄉鎮組織，村具體操作，部門搞好服務”的工作機制，積極采取各種有效措施，順利推進改革。截至7月底，全省已有6693個村基本完成改革任務，占有改革任務村總數的57.7%；完成改革面積5077萬畝，占集體商品林應改革面積的65.8%；完成集體商品林林權登記3006.1萬畝。在前期集體林經營體制改革基礎上，南平、三明兩市積極開展林改“回頭看”，不斷完善改革成果，鞏固改革成效，共完成“回頭看”面積2413萬畝。

一、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林業發展的產權不清、權責不明問題，變革、調整了林業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了林業生產力，使ＸＸ省的林業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一是社會投資造林持續升溫。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進一步明確了林業經營主體的法律地位，使林業經營者對林木享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解除了林農發展林業的后顧之憂。通過林木林地流轉，盤活了林木林地資產，解決了森林資源經營周期長、效益兌現慢、生產風險大的問題，提高了林農的生產積極性，也實現了林業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森林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了林業的規模經營、集約經營，提高了林業經營效益。以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林業稅費、林政資源管理、林木種苗等配套改革，優化了林業發展環境。所有這些變化，進一步增強了社會各界發展林業的信心，刺激了林業的快速發展。實踐證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林業發展活力大大增強，社會投資造林持續升溫。各地造林營林投入逐步由過去的集體為主、國家補助，向外資、個體、聯合體等多種經濟成份并舉的多元化格局轉變。全省新造林中非公有制比重已超過50%。南平市個人造林比重從1998年的不足25％提高到去年的65.6%。龍巖市新羅區和漳州市南靖縣今春造林個人的比重都在90％以上。

二是森林資源得到有效保護。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使過去的“干部林”如今變成了農民的“自家林”，林農對林業的經營管理更加關心，森林資源保護責任感明顯增強。改革后，各地森林資源管護力量大大增強，管護面積大大擴展，盜砍濫伐林木現象得到較好遏制；林農對森林病蟲害防治的投入也明顯增加，群眾自發開展森林防火積極性顯著提高。一些長期從事林業管理工作的干部深有體會地說，過去森林資源是少數人在看管，現在則是千家萬戶在監督。過去森林火災是“老人放火、干部打火、群眾觀火、領導惱火”，現在是群眾一見山火，就主動往山上沖。如尤溪縣，群眾自發成立了護林防火協會，每年每畝按0.2元交納聯防費，專項用于森林火災的撲救開支。永安市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森林案件呈逐年下降趨勢。2002年全市林政案件為1251起，刑事案件64起；2003年林政案件下降到920起，刑事案件下降到48起；2004年前6個月，林政案件僅260起，刑事案件21起。

三是林農收入穩步增加。改革后，廣大林農對林業有了經營自主權、產品處置權和收益權，許多竹產區農民“把山當地耕，把竹當菜種”，林農耕山有責、務林有利、致富有門，既吸納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減少了林區不安定因素，而且進一步拓寬了農民的增收渠道，林農收入穩步增加。通過林木林地流轉，一些不善和不愿經營林業的農戶，通過轉讓山林經營獲得資金，干起了種養業、運輸業、服務業等，促進了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據永安市統計，2003年，全市農民人均從林業中獲得收入1913元，占農民人均收入的47.6%。永安市洪田村賴蘭亭等聯戶經營組對達到主伐年齡的150畝馬尾松、273畝杉木林流轉給他人，獲得收入43萬元，除留下必要的造林費用外，人均分得6130元。林業對解決農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村集體收入有了保證。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使林地所有權在經濟意義上得到了體現。通過收取林地使用費，分成部分林木產品收益，使村集體有了長期、穩定的收入，既維持了日常管理的必要開支，而且解決了單家獨戶辦不了的公益事業，保障了農村基層組織作用的發揮，推動了農村各項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武平縣捷文村，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前，村里每年林業的收入不足4000元，農民對林業的分紅想都不敢想。現在一年村集體林業收入可達58萬元。村里3個五保戶，每年都得到定量口糧供應和生活、看病等補助，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林權制度改革，為解決“三農”問題找到了途徑和抓手，為農村社會經濟的長效發展找到了出路。

五是林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得到新的發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催生了新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使一些傳統的林業行政管理方式逐步被社會中介服務組織所取代。永安市成立了林權登記管理中心，集林權登記、產權交易、市場信息服務于一體，與市林業局人、財、物脫鉤，自負盈虧，有效提高了服務質量，極大地方便了群眾，使林權管理與產權交易實現了規范有序運作。改革也使林權證的內在價值得到了體現。尤溪縣成立了森信林業擔保有限公司，注冊資金100萬元。目前，已受理林木抵押擔保貸款24筆，發放貸款470萬元，為擴大林業經營規模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資金保證。

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成功經驗

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能在ＸＸ省健康、穩步、有序推進，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是ＸＸ省堅持“舉改革旗，走創新路，千方百計激活ＸＸ林業”的成功實踐，也是ＸＸ省各級黨政領導高度重視，廣大群眾積極參與的成果。綜合ＸＸ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工作，主要有以下一些成功經驗：

（一）加強組織領導，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關鍵。集體林權制度是一項涉及多方利益再調整的復雜工程，需要各級黨政領導的高度重視，需要各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心支持和積極參與。ＸＸ省將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列入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省主要領導親自參加動員部署會議，分管領導親自部署安排改革工作，并多次專題聽取匯報，研究推進改革的方法。各市、縣（區）、鄉（鎮）黨政領導都多次深入基層調研改革工作，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具體問題，并抽調懂法律、懂政策、懂技術、有農村工作經驗的同志充實到改革第一線，加強相關政策、法律和業務培訓，加大改革經費的投入和監管，保證了改革質量和進度，確保了改革成效。

（二）明晰林業產權，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根本。一“權”激起千層浪。ＸＸ省以明晰產權為紐帶引發整個林業的改革，抓住了林業的核心，找到了林業發展的突破口，帶動了整個農村經濟的大發展。明晰林業產權，是ＸＸ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根本。從林業發展歷史來看，長期以來，南方集體林區林業產權關系不明，農民并不能從村集體林業經營中得到收益，林業生產經營粗放，森林資源質量不高，林業經營效益低下。林業產權關系不清，已成為制約集體林區林業發展的最大障礙。要加快集體林區林業發展，必須明晰林業產權，明確林業經營的權責利關系。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正是從明晰林業產權這一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入手，抓住了林業產權這個牛鼻子，從而牽出了整個林業改革的“牛身子”，實現了林業的全面快速發展。

（三）充分依靠群眾，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基礎。群眾是改革的主體。ＸＸ省在實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時，充分尊重群眾意愿，強調各地要嚴格執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級改革方案、招投標方案、收入分配方案等各項重大改革事項必須經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通過后實施。在具體操作時，要求各地要保證村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定權，做到改革程序、方法、內容三公開，嚴禁暗箱操作。對各地在改革中出現的疑難問題，允許在不違反法律法規政策的前提下，從群眾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發揮集體智慧，探討多種解決途徑。充分依靠群眾，既增進了廣大群眾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政策的了解，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群眾參與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來，推動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工作的順利進展，而且保證了群眾的利益，確保了改革質量，為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四）堅持分類指導，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證。ＸＸ省各地地理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對林業的依賴程度也不同。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ＸＸ省并未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本著因地制宜，形式多樣的原則，始終堅持分類指導。在群眾對山地依賴性強的地方，堅持做到實物意義上的“耕者有其山”，原則上進行均山，解決群眾就業和收入問題；在群眾對山地依賴性一般，集體又有一定面積山地的地方，則采取多種形式，本著先村內、后村外的原則，在保證有耕山意愿的農民有山可耕的前提下，允許集體內部或外村能人、經濟組織參與承包山林；在群眾對山地依賴性不強，或沒有什么依賴性的地方，則允許由企業或大戶采取承包、租賃等形式實行規模經營，明晰林權，一步到位，實現貨幣形式的“耕者有其山”。

（五）依法登記發證，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后盾。作為確認林木林地權屬的唯一法律憑證，ＸＸ省將開展林權登記，發換林權證作為檢驗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完成的主要標志，要求及時對權屬明晰的林木林地進行林權登記，發換全國統一式樣的林權證，維護林業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實踐證明，依法登記發證，將林木林地權屬用法律的形式予以體現，使集體林經營管理納入了法制化軌道，讓群眾吃下了“定心丸”，減少了涉林糾紛。同時，林權證到戶后，農民更加愛惜自己的林子，把山林當作命根子，把看管林子看作是自己的事，自覺維權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大大增強，營林造林積極性普遍提高。依法登記發證，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堅強后盾，維護了林業經營者的權益，堅定了廣大群眾參與改革、發展林業的信心，確保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工作的順利推進和取得明顯成效。

（六）實施配套改革，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保障。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只是解決了林業產權這一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還需要開展一系列的配套改革為其保駕護航。只有以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中心，積極開展相關配套改革，才能有效解決改革中存在的林地林木流轉、森林防火和病蟲害防治、生態公益林保護、林業規模經營等各種問題，才能推動改革健康有序進行，提高改革成效。ＸＸ省在實施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這個綜合改革時，積極進行了生態公益林管護和限制性利用試點、國有林業企事業單位改革、林業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等六個單項改革，并在部分地區積極創新森林防火機制和林業投融資體制，開展林政資源管理體制等相關配套改革，不斷優化林業發展環境，還權于民，讓利于民，形成了全社會辦林業的格局，促進了森林資源總量的壯大和質量的提高，增加了林業經營收入。以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為核心，不斷深化相關配套改革，是ＸＸ省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切實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