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尋訪塵封50年的知青檔案 撈起1000多名浙江人逝去的青春

尋訪塵封50年的知青檔案 撈起1000多名浙江人逝去的青

春

2018-01-17 文明浙江袁敏苦苦尋找的知青檔案。

當六本泛黃的檔案從一堆被廢棄的文件中被翻出來時，袁敏只有一種感覺：激動。她掏出手機，快速地一頁頁翻過，拍照，仿佛耽擱一秒，這些檔案就會從眼前消失。袁敏是浙江省作協副主席、作家、資深出版人，這6本檔案中記載的是50年前，插隊到黑龍江富錦的1000多名浙江知青。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50周年。50年前，那場席卷全國的運動，改變了全國1600萬年輕人的命運。袁敏關于知青檔案的這次尋訪，前后花費了近一年時間。這6本幾近失蹤的珍貴檔案被她重新打撈出來，它們印證并記錄了那一代浙江年輕人上山下鄉的歷史足跡，而這么完整的知青檔案，也是袁敏從未見過的。本月，最新出版的《收獲》雜志上，隨著袁敏開設的專欄面市，她向記者獨家透露了這批檔案浮出水面的過程。記憶中的知青檔案厚厚的檔案上，每個名字后面都有一段故事。在袁敏的追訪中，這些故事隨之浮現。對袁敏來說，關注知青這個群體，并非一時興起。早在30多年前，袁敏就曾發表過和知青有關的小說《深深的大草甸》。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袁敏姐姐的中學同學，一位插隊落戶在北大荒的女知青。“這只是一個知青的故事，她的背后是一個群體，我想用文字記錄他們的故事。”袁敏覺得那一代人的青春不應該被淹沒。袁敏的尋訪是從當年的富錦興隆公社開始的。為了創作，袁敏也多次去過當地。“尋訪開始前，不斷有人向我提到有一份知青檔案。”第一位向袁敏提及此事的是一位叫于小平的杭州知青，他是上個世紀70年代全軍模范紅九連的副指導員，當年也是興隆公社的插隊知青。“他因為辦理退休，需要一份證明知青身份的材料，這樣才能計算工齡。他輾轉找到一份當年的知青登記表，托人復印了寫有他名字的那一頁。”看到于小平發來的這張復印件照片時，袁敏一下子被擊中了，“上面記載的個人信息很全，最后一欄是‘有何政治問題’，一頁上大概10個人，每人的這欄上面都寫著父母有各種問題，比如叛徒、特務、大右派等，都是各種政治帽子。”那一刻，袁敏感到了歷史的某種荒謬。直覺告訴她，有記錄的應該不只是這10個人。不久之后，第二個人印證了她的推測。一位留在東北的杭州知青，七八年前也受人之托，找到過這樣一份知青登記表。“這位知青說當時他費盡周折，才在富錦勞動就業局一個廢棄的鐵皮柜里找到檔案。”據他回憶，當時看到一共有7本。這個說法讓袁敏受到了鼓舞，因為據她了解，富錦下面當年有7個公社，也就是說，每個公社都有一本這樣的知青檔案。被遺忘的鐵皮柜袁敏迫切地想找到這份完整的知青檔案。“我相信它一定還留存在世，這是見證一段重要歷史的文物，需要搶救。”2017年2月初，袁敏訂了杭州飛往佳木斯的機票，又轉車到富錦，開始了她的正式尋訪，陪她一起尋訪的，就是那位曾親眼見到7本原始檔案的杭州知青。袁敏到達富錦后，在這位知青陪同下，直奔富錦勞動就業局。上個世紀60年代，知青運動開始后，各地都有知青辦，但1978年之后，知青辦陸續撤銷，它保管的所有東西都轉到勞動就業局。“對方蠻客氣，但覺得為難，說這去哪里找啊，都這么多年過去了，問誰都不知道。”幾經輾轉，最終，在富錦勞動就業局的一個辦公室里，袁敏見到了這個自己聽說過的鐵皮柜。“在一個辦公室的角落里，一人多高，灰色的文件柜，里面的人說，這個柜子從他來這上班開始就在，但從沒打開過。”和文件柜一樣斑駁的是它的鑰匙，因為長久不用，已經生銹。“一開始插進去根本打不開，我用隨身帶的潤膚露涂了四五次，才咔嚓一聲打開。”袁敏記得，柜門拉開的一瞬間，發出嘭的一聲，緊接著，里面的東西嘩啦一下全倒了出來，塞得太滿。“屋里立刻揚起一陣灰塵。可以想象，這么多年，一直沒開過。”檔案中杭州知青的資料。檔案里的故事

袁敏在這一堆文件中翻找。“扒出一個大牛皮信封，信封上印著三個大字：資料袋。下面有一行鋼筆字：杭州知青登記表。我抽出來一看，厚厚一摞裝訂好的登記表，每本前面都寫著公社的名字，我一眼就看到了興隆公社。”袁敏當時的感覺就是興奮，“我一頁頁翻，先拿手機拍，怕不清楚，又拿出相機拍。”陪她同去的知青咦的一聲，說不對啊，還缺一本啊。“這位知青七八年前幫人找過嘛，他當時看到還是7本。”缺失的這一本去了哪里？什么時候不見的？在場的工作人員沒人能回答。“失蹤了一本，余下的六本就更顯得珍貴。”袁敏說。袁敏小心翻開這些被遺忘的檔案，有的紙張已經粘連，即使再小心，還是會被撕破，有的字跡模糊，紙張邊緣已經發黃。6本檔案中的1000多名知青全部來自浙江，其中興隆公社這一本，記載的有300多人，基本都來自杭州，大部分都是學生。袁敏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是很多人的成分一欄填寫的是“貪農”，“其實是貧農，大概當時抄寫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寫錯了。”二是不少學生的學校一欄寫的是五七中學，“但杭州根本沒這個學校，也是問了很多人才知道，其實是杭女中，那個年代認為女子中學是修正主義的產物，就改了。”找到檔案的袁敏，接下來的時間，依照興隆公社這一本上的名錄，尋訪了80多人，通過他們口述回憶那段過往歲月，慢慢走近一代知青的血淚青春，燦爛芳華。嘗過苦難，依然明朗在這一年的追訪中，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擾著袁敏。“我參加過很多次知青的聚會，也和他們有深入的交談，雖然聽起來有許多不堪回首的經歷，但他們依然懷念那段歲月。”袁敏看過知青們給她提供的當年的照片，“有的住在馬廄里，有的睡在茅草土坯屋里，很多人插隊前家境優渥，根本沒吃過這種苦頭。我一開始不理解，他們想起過往，不應該聲淚俱下嗎？”但是漸漸地，袁敏找到了答案。“因為那是青春，對每個人來說，青春就是最蓬勃最有生命的。從那些老照片上能看出，他們臉上的笑是發自內心的，是真正的快樂。”當年的興隆公社中，有一個頗有名氣的說法： 東風夜話。那是一個大隊里的10多位知青給自己的深夜臥談起的名字。這些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白天繁重的勞動結束后，就湊在煤油燈下讀書，然后激烈地爭論。簡陋的茅草屋，沒有什么吃的，就煮一鍋土豆。在袁敏的敘述中，這是一群有抱負的熱血青年，雖然一下子被甩到最底層，卻關心著祖國的命運。他們對國家的未來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讓人動容。“東風夜話的成員，有很多人如今都在各自領域有頗高的建樹。他們懷念那段經歷，并刻骨銘心，將這段經歷看做自己人生的基石。”袁敏說。除此之外，在和興隆公社的知青們接觸時，袁敏感覺到，他們也很少抱怨苦難，無論在什么境遇中，都能做到堅韌、隱忍而執著。“吃過了那樣的苦，什么難題都不算事了。時代給他們帶來了苦難，他們身在其中，得到歷練，反而變得明朗。”有苦難，有血淚，有意氣風發的豪情，有堅定的信仰追求，知青一代身上打著深刻的歷史烙印，每一個個體的故事都帶著時代的影子，他們的經歷讓人五味雜陳。“這份檔案，以及檔案中的人，能帶我們重新審視那個時代，并挖掘出可以觀照當下的精神價值。”這是吸引袁敏的地方，也是她不停追尋和記錄的原因。新聞深讀那些身在異鄉的女知青6本檔案中興隆公社這一本，記載的有300多人，基本都來自杭州。“大部分都是學生，杭一中、杭女中、鐵路中學、十一中、十二中。還有大概10個是來自杭州市福利院的孤兒。幾乎每個知青的父母都有政治問題，包括孤兒。”有些人名，袁敏已經很熟悉，“之前接觸、走訪過。”迄今為止，袁敏已走訪了其中的80多人。他們各自人生的故事曲折悲壯，殘酷中有溫情，有的在當時戛然而止，有的則延續至今，卻無一不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特征。當年杭州知青的生活照。（袁敏提供）

那些血淚經歷被他們藏在心底從尋訪開始，袁敏就多次參加知青們大大小小的各種聚會。“聚會上，大家回憶的都是當年的開心、快樂，很少提及苦難。”在慢慢地接觸和深聊中，袁敏才發現，那些帶著血淚的經歷，每個人都是把它藏在心底，不說，但卻并沒忘記。當年的興隆公社里，有一位19歲的女孩，父親是杭大老師，她的母親早已去世，兩個哥哥疾病在身，父親一直將聰明伶俐的女兒視為掌上明珠。這個女孩多才多藝，會吹笛能唱歌，和當時很多年輕人一樣，懷著一腔熱血插隊下鄉接受改造學習。女孩下鄉第19天，和同伴們出去砍柴，返回時，一行人坐在馬車高高的柴垛上，藍天，白云，年輕人們高聲放歌。這群從城里剛剛下來的年輕人，干農活的經驗并不足，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捆綁的柴垛并不牢固，而這種不牢固在崎嶇的山路上就是一種隱患。果然，馬車下坡時，木柴翻滾下來，這位19歲的女孩一下子被從馬車上甩了出去，就在這一瞬間，失控的馬車從她胸前硬生生碾壓過去……在那樣的小山村里，幾乎談不上什么醫療條件，即便是最近的衛生院，也要輾轉幾個小時才能到達。當被送到醫院時，女孩反復地問同伴，我會死嗎？我會死嗎？同伴拉著她的手說，不會，你看你都沒有流血，你不會死的。其實，女孩的肺已經被馬踩爛，肋骨全部踩斷，在同伴的鼓勵聲中，女孩還是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女孩出事后一周，父親的第一封家書才從江南輾轉送到公社，信里滿滿都是鼓舞的話：你要好好表現。“和她一起下鄉的都是她的同學，當時所有人的感覺就是懵了，哭不出來，傻在那里。對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這個刺激太大了，這大概是她們第一次直面死亡。”多年以后，當年的見證者們再說起此事時，都還記得每一個細節。因為下鄉時間太短，女孩連張照片都沒有留下，那場追悼會上，是同去的知青們素描了一張她的畫像作為遺照……對知青一代來說，不少人都在那段歲月中，直視過這樣慘痛的事件。“但又很少看到他們沉溺其中，苦難反而會讓人變得更加堅韌，這大概也是那一代人的紀念方式。”袁敏說。當年杭州知青的生活照。（袁敏提供）苦到絕望時恨不得馬上嫁人插隊的生活有多苦？袁敏走訪中，不少女知青都這么說：“如果當時有人能幫忙在垅上干活，或者有人能給口吃的，恨不得嫁給對方。”繁重的體力勞動、終日填不飽肚子，對于這群不足20歲的年輕人來說，日子并不好過。袁敏接觸過一對姐妹，姐姐當時18 歲，妹妹16歲。妹妹下鄉沒多久，受不了這種苦，動了嫁人的念頭。“當地不少小伙子都會追求女知青，用的方法就是幫忙干農活，特別是一些大嬸大媽，想找媳婦，會時不時給這些女孩端點吃的，一個煮雞蛋，一碗棒渣粥，就會讓女孩子覺得溫暖，以為找到家了。”袁敏說。妹妹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想要嫁人，“畢竟結了婚，就能有飯吃，填飽肚子。”姐姐知道后，極力反對，甚至不惜動手打了妹妹。但是這樣的反對，在殘酷的生存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妹妹就這么倉促做了決定。事實如姐姐所料，結了婚的妹妹并不幸福，夫妻之間基本沒什么交流溝通，兩天小打一架，三天大打一場。知青可以返城之后，姐姐很快回了杭州，妹妹因為已經在當地結婚，無法回來，但幾年之后，因為無法和老公生活下去，拋下戶口，帶著孩子回杭。因為勤儉能干，妹妹勉強維持生計，誰想到不久后，老公還是從東北追了過來。“雖然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一個屋檐，兩口鍋，三個房間，吃飯分開做，水電費AA。”袁敏見過妹妹，她對當年的決定后悔不已，但在那種際遇下，大概很難判定自己的決定合不合適。一位如今事業有成的女制片人，在和袁敏交談時，說自己當年也有過嫁人的一閃念。面對一望無際的垅，真是覺得絕望和弱小，這個時候如果有人來幫忙，恨不得立刻嫁了。“那種境況讓你放下原來的心高氣傲，讓你覺得自己連選擇的資格都沒有。”當年杭州知青的生活照。（袁敏提供）這些南方孩子終究是要回去的在袁敏的追訪中，像妹妹這樣的大有人在，而因為婚姻留下的，很多都并不幸福。但也有當地人，在女知青們堅持不住時，適時提醒了她們，讓她們感恩至今。袁敏講了一個她走訪到的故事：當時在興隆公社，有兩位領導是堅決反對當地的小伙子追求女知青的。他們說的最多的就是，這些閨女都是南方孩子，終究是要回去的，在這里安家就被綁住了。那位女制片人就是這樣被拉回來的，“他們在當時開明地看到了城鄉差別，看到了地域差異對人的作用和影響，認識到家庭出生帶來的或多或少的烙印。”時至今日，兩位當年的公社領導，一位已經去世，但每年都會有知青去給他掃墓。“我這次到富錦，也去了他的墓地，擺著花圈和祭品，一看就是經常有人拜祭的。”袁敏說。對知青們來說，這些大概就是殘酷歲月中的溫情。而這種溫情一直延續至今，返城之后的知青，10多年前，集資在富錦當地修了路。還組織起來幫助當地的農戶銷售大米、豆油等農產品。“那里的大米品質很好，但是農民缺乏包裝和營銷意識，在杭州的這些知青就通過網絡幫他們宣傳，推廣。”袁敏說，這樣的事例在她的追訪中，比比皆是，“知青離開之后，雙方的情誼未斷，這也是能讓他們一直感念那段歲月的原因之一。”新聞+杭州一群老知青的30年人群陸陸續續到來：有人端著保溫杯，有人兜來自家新炒的花生，一位腦中風后行動不便的老人，被他的老伙計們小心翼翼攙扶進包廂。看上去，這些老人衣著樸素，但精神矍鑠。大家相互用杭州話問好，場面活躍而熱絡……2017年末，一場知青聚會在西湖邊一家老飯店舉行。他們都是老杭州，曾于上世紀“上山下鄉”的特殊歷史時期，先后到當時的余杭縣三墩鄉雙橋公社紅福大隊（現西湖區三墩鎮繞城村）插隊。上世紀70年代，陸續回城后，他們聯絡上彼此。懷著共同情結，自1986年起，他們開始聚會，30多年來不曾間斷。聚會上，他們笑逐顏開，似乎看不到風霜的影子。曾被時代洪流裹挾的他們，如今逐漸衰老。而當年那段知青經歷，是他們這代人無法磨滅的烙印。繞城村。黃小星 攝

當年最怕的就是“雙搶”“如果當時有兩條路，我們選了其中一條，那肯定多少有些后悔，可是所有人就只有一條路好走，沒得選擇，”聚會上，一邊剝著花生，一位女知青的話，引開大家的話匣子。上世紀60年代，大多初中畢業的他們沒有升學深造的機會，響應“廣闊天地大有可為”的號召，到農村接受鍛煉。據不完全統計，從1964年到1976年間，到雙橋公社插隊的知青，有1000多人。當時家住杭州望江門的臧賢臣一家，是時代的典型縮影。他家兄弟姐妹四個，除了老大臧賢臣，一個妹妹去了黑龍江插隊、一個妹妹去了喬司建設兵團。兄妹的“犧牲”，成全了最小的弟弟，他得以留在杭州民生藥廠做工。在農村，臧賢臣從頭學起。他搖著船，從三墩出發，沿著彎彎繞繞的水系，一直開到賣魚橋，運送淤泥回來，給田里增肥。一個冬天，天空飄起雪子，他挑著近180斤的淤泥，過跳板時腳下一滑，連人帶扁擔一齊掉進運河里。雖然會游泳，但河水冰冷刺骨，還是讓臧賢臣生了一場病。在知青何財良的記憶里，當時的三墩鄉雙橋公社，水田間穿插低矮農房，生活拮據而單調。唯一值得稱道的，是“純天然無污染”的自然環境：早起，稻田里升起薄霧，水鳥翩翩飛翔，水田里滿是青蛙、黃鱔、泥鰍，有時還會突然竄出一條蛇，把女知青嚇得哇哇大叫。“苦”是這群知青的共同記憶。農業靠天吃飯，他們最怕每年“雙搶（搶收早稻搶種晚稻）”。何財良說，每天起早摸黑地插秧、掘田、翻耕、收割，一天要干12小時以上，待收工回家，還要自己做飯。有天，累了一天回來，掀開冰冷的爐灶，他竟哭了出來。割稻子時，何財良弄傷腿，沒有聲張，自己扎了布條止血，第二天，公社大喇叭里傳出他的名字，贊揚他“輕傷不下火線”。至今談起來，何財良仍覺得臉上有榮光。也有從沒干過家務的女知青鬧出笑話。何財良說，她們想煮兩斤米飯，就老老實實地舀了兩斤生米下鍋，結果煮出一大鍋飯，幾口人好多天才吃光。臧賢臣當年住的房子（老照片翻拍）有的返城，有的留了下來上世紀70年代，知青們陸續返城。也有人選擇了另一條路：同樣參加聚會的沈云祥和臧賢臣在同一街道長大，也在同一天下鄉。高中畢業的他一到村里，就被相中做老師。他所在的農戶家有三個女兒，其中一個和他日久生情愫，他們結婚了。此后，沈云祥在三墩教了一輩子書，也把家安在這里。回城的知青，大多被分配進杭州各家工廠，暫時安穩下來。“我們當知青時，就只有很簡單的愿望，有個穩定的飯碗，有個安定的住所，”知青陳浩說。下鄉鍛煉了他們的自強能力。陳浩說，回城后，他們個個“上得廳堂下得廚房，自己做飯、縫衣服，全都會，”由此，他們成了“最吃苦耐勞，最無怨無悔”的一代人。當然，也有遺憾。1977年恢復高考，陳浩也想參加。初中時，他平均成績能達到97分，物理和俄語最拿手。但其時他已成家，兒子一歲了。也有和陳浩一起下鄉的熟人，為了改變命運，拋妻棄子，決然參加考試。如今，那位熟人已是一家知名高校的教授。通過上世紀80年代尚不發達的通信條件，他們把散落的彼此一個個聯系起來。知青們的聚會，像是時代的晴雨表。1986年，朝陽飯店，來了5桌人。當時，這些知青大多40歲出頭，正值壯年，有人還穿著中山裝，有人已換上新派西服；到了90年代，有人來參加聚會時愁眉不展，一問，是下崗了；2014年，萬松嶺，雙橋公社知青大聚會，來了200多人。此時，大多數人已經退休，拿著智能手機，他們建立起名為“五十多年知青情”的微信群。那些打撈記憶的人“知青上山下鄉這段歷史值得記錄和保存，使后人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杭州知識青年歷史文化研究會秘書長鄭建平說。2015年開始，他們發起并組織實施《杭州知青名錄》征集和編制工作，計劃用二至三年時間征集杭州市屬各中學畢業赴黑龍江、內蒙、寧夏兵團、農場、林場以及浙江建設兵團、浙江農村插隊的知青的基本信息資料。鄭建平估計，13年間，杭州市有20余萬名知青響應政府號召，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如今，臧賢臣也成了打撈記憶的人。7年多前，他生了重病，為了留住記憶，他開始在杭州一家本地論壇書寫他的知青歲月，迄今一共寫了300多篇文章。1月4日，臧賢臣前往繞城村，尋訪他當年插隊所在的農戶高家。昔日的三墩鄉雙橋公社，如今變成了“美麗鄉村”繞城村。低矮的平房，被整齊劃一的三層小樓取代，他曾經撐船運泥的小河邊，修起休閑親水步道，油菜花和紫云英等待破土而出。村支書陸彬順接待了臧賢臣，帶他去看村里新修的長廊、涼亭、拱橋，根據規劃，這里還將引入臺灣一家公司的產業布局，發展花卉種植基地、農家樂、親子游等。高家也被作為生態環境改善的典型登上報紙：幾米開外，就是村里小公園的荷塘，河岸緊貼著高家院子，親水平臺宛如是他家的私家花園。臧賢臣拿手機不停拍下照片，在知青群里“直播”，誘惑群友常回繞城村看看。雖然頂著“知青”名頭，似乎還和“青年”有著天然聯系，這群老知青，如今大多已經年逾花甲。這些年，他們也相繼送走十多位伙伴。每次聚會，他們都會定一個主題，有時是豐富老年生活，有時趕上家庭困難的知青生重病，主題就定為“幫困扶貧”。2017年末的這場聚會上，他們謀劃著，新年再組織一場規模更大的相聚。“到了我們這個年齡，聚會真是聚一次少一次，我們現在就是不要爭，不要比，不要斗，要比就比誰的身體好、比誰更開心，”陳浩的話引來一片喝彩。有人舉起酒杯，有人舉起熱氣騰騰的玉米汁，一道道菜肴端上桌來，歡樂的筵席開始了。新聞背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本年度高校招生推遲半年。由于“停課鬧革命”，高校從1966年至1969年四年停止招生。1970年后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66年至1979年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00多萬人。●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在城市積極開辟新領域、新行業，為更多的城鎮中學畢業生創造就業和升學條件，逐步縮小上山下鄉的范圍，有安置條件的城市不再動員下鄉。●1981年11月國務院知青辦并入國家勞動總局，歷經20余年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結束。

摘自新華社《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