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普通老百姓為什么不敢消費文庫

過去30年，中國經濟成就斐然，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國經濟失衡越來越嚴重，核心問題是國內消費不足。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每況愈下，由改革開放之初的45%下降到了近年的35%左右，而發達國家一般都在70%以上，中等國家一般是60%。

分配決定消費，消費決定生產，中國居民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老百姓有錢不花，而是可支配收入不足，這與國民收入分配體制嚴重失衡有著直接關系。“十二五”期間，在出口導向模式和投資主導不可持續的特定背景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出路在于把提高百姓收入作為“十二五”重點，加快推進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千方百計提高老百姓收入水平，擴大居民消費、構建消費大國。

首先，在發展理念上，各級政府必須由經濟增長的發展目標向居民收入增長的發展目標轉變，要把城鄉居民收入提高水平作為各級政府一項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進行重點考核，改變目前單純以“GDP”指標為導向的發展理念。

其次，加快稅制改革步伐。目前，老百姓意見最大的是個稅成了“人頭稅”，工薪階層繳納了大部分個稅，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因為收入來源復雜、稅收征管不嚴，卻少繳稅或很容易避稅。時至今日，要解決或緩解中國收入分配矛盾，個稅改革已經不容再拖。除了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外，還要整個稅制在制度設計上進行全方位的更新，改革目前中國實行的分類所得稅制為國際上流行的綜合稅制，同時加強稅收征管。

第三，加大初次分配改革力度。主要應采取以下措施：加強企業工會建設，積極穩妥推進勞動者集體談判制度；建立勞動者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有計劃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采取切實有效措施，限制壟斷行業高收入；降低中小企業稅收，激勵企業為員工加薪等。

第四，盡快提高國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確保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讓國民無后顧之憂。除了要在農村更加積極地推進農村社保制度建設、在城市建立面向農民工的社保制度之外，還應考慮在社會保障制度中設立專門面向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村貧困人口的教育基金，支持低收入群體的后代，提高人力資本質量，避免貧困代際傳遞。

第五，積極增加居民的資本性收入來源。未來，只要是有盈利、能賺錢、政府規劃必須要搞的各類項目，應通過各種金融創新，開設各種金融產品，鼓勵民間資金直接與間接參與投資，盡可能減少地方政府發債或者不發債。

第六，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分紅資金統一納入各級財政預算，專項補貼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或全體居民的消費水平。

第七，加快推進“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改革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及城鄉公共資源配置方式，打破城鄉二元的體制機制，走以城鄉一體化為目標的健康城市化道路，為改善民生奠定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要盡快制定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全國性規劃，盡快統一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公共服務體制，并由此加大基本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力爭把城鄉、區域人均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投入差距控制在2倍以內，在實現制度公平的基礎上使全體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大致相當。

分配問題

前不久，胡錦濤同志在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開發部長級會議開幕式致辭中，首次公開倡導“包容性增長”。從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到如今胡錦濤同志公開倡導，一時間“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包容性增長”含義十分豐富。在新的發展階段，胡錦濤同志公開倡導“包容性增長”，對我國今后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首都社會建設有其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

一、“包容性增長”的由來及其背景

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包容性增長”這個概念是2007年由亞行首先提出來的，也是國際組織近年間逐漸完善的一個概念，是基于中國加入WTO以后，經濟增長迅猛的事實提出來的。據統計，2002年至2007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速高達11.65%，尤其是2004、2005年這一輪增長比較明顯，甚至超過10%以上，2006年、2007年更是達了12.7%和14.2%。當時大家都在談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過程卻出現了一些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收入分配不公。雖然經濟增長了，但并非所有人都受益，有的人受益多，有的人受益少，特別是貧困人口受益更少。同時，中國GDP如繼續保持在兩位數以上增長，資源、環境壓力會增大，由增長本身不均衡導致的矛盾也會增多。當時，導致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投資、出口拉動，消費的比重偏低，在產業方面重工業比重高，服務業比重偏低；經濟和社會相比較，社會領域發展相對差一些，特別是收入分配結構、收入分配狀況、城鄉差距比較大。針對這種不利于長期可持續均衡的增長，2005年由亞行贊助支持，亞行經濟研究局和駐中國代表處聯合開展了“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研究課題，同時邀請林毅夫、樊綱等國內位知名學者參與研究。與此同時，黨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2007年，由林毅夫主編，莊巨忠、湯敏等學者編寫的《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一書正式出版。該書分析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增長特點，收入差距擴大原因和所帶來問題及挑戰，探討通過實現共享式增長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選擇。這本書英文版當時譯成中文時，使用了“共享式增長”一詞，實際上也有人將其譯成“包容性增長”。業內人士認為，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包容性增長”被逐漸認同的助推器。

二、“包容性增長”的內涵及其目的意義

“包容性增長”譯自英語復合名詞“Inclusive Growth”，其中心詞是“ Growth（增長）”，“Inclusive”應包含“社會包容”或“社會融合”之意。“包容性增長”這個概念，與中央提出的“全面小康社會”、“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等創新理論是一脈相承的，也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等一系列重大戰略的應有之義。一般認為，“包容性增長”就其內涵而言，須強調兩個方面，即“參與”和“共享”。換句話說，只有在所有社會成員能夠“參與”和“共享”時，經濟增長才具有積極意義，才能促進社會發展。因此，“包容性增長”的含義在于，不能只單純發展經濟，而應該經濟社會更加全面、均衡地發展，使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改善同步進行。這樣的增長，才是發展的根本目的，才能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亞行當時在中國提倡“包容性增長”，比較重要的一點是：保持較快經濟增長的同時，增長也要可持續和協調，同時也應更多地關注社會領域發展。這種增長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應考慮到其他方面尤其是社會領域，使更多的老百姓能夠共享這種發展成果。可以說，“包容性增長”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經濟增長與其他方面的增長應該是互相協調的。從國內方面來講，首先，增長是和諧增長、可持續增長和科學增長；其次，增長的同時，財富公平分配，不造成貧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傾斜，使所有人都從增長中獲益；再次，這種增長有利于社會發展、公共服務和精神文明建設。從國際方面來講，“包容性增長”應該是某國增長了，不損害或抑制另一國增長，不給對方帶來危害，國家間協調、和諧增長，在共贏多贏中實現共同發展。一般來說，“包容性增長”主要還是在一個國家范圍內，而各國之間的“包容性增長”，更多的是指貧困國家在全球區域性增長過程中能夠受益更多。

胡錦濤同志強調，實現包容性增長，根本目的是讓經濟全球化和經濟發展成果惠及所有國家和地區、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我們應該堅持發展經濟，著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增加社會財富，不斷為全體人民逐步過上富裕生活創造物質基礎；堅持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人人平等獲得發展機會，不斷消除人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的障礙；堅持以人為本，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一論述科學闡明了包容性增長的深刻內涵和目的意義。這就告訴我們“包容性增長”包括民生、環保、社會和諧等諸多方面，其核心要義是經濟增長讓低收入人群和弱勢群體受益且多受益。也就是說，“包容性增長”最終要惠及更多的貧困人口和弱勢群體，惠及更多的普通勞動者，惠及社會的大多數人，讓他們的收入增長更多更快一些，并且不僅僅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還要作為一種價值導向和理念向全社會倡導。正像溫家寶總理所強調的，要讓人民過上一種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讓社會更公正、更和諧，這就是“包容性增長”所要達到的目的，而不是過多地強調GDP增長。胡錦濤同志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倡導這一理念，應該是向外界傳遞一種信息和價值導向，即中國現有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需要改變和完善，只有這樣今后的發展才能可持續、協調與和諧，今后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等各方面都需要“包容性增長”。

三、當前社會建設亟待“包容性發展”

社會建設承載著人民幸福安康，關系到社會和諧穩定與國家長治久安。當前，北京人均GDP已突破1萬美元大關，首都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建設世界城市的發展戰略，要求北京在經濟高端發展的同時，還應該民生幸福、環境宜居、開放包容、社會文明、和諧穩定。包容性增長的邏輯延伸就是包容性發展。“包容性”增長與發展，體現了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共同增長、制度公平等內涵。這就要求我們，當前不但要經濟、文化、環境等方面“包容性增長”，尤其是在社會建設中更需要倡導這一理念，從包容性增長到包容性發展，堅持以人為本與科學發展，推進和實現每個人、每個群體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和諧包容，確保社會建設包容性發展和全面進步，從而實現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社會和諧的統籌兼顧和相互推動。當前，加快推進社會建設“包容性發展”，需要著力把握和突出以下幾個重點：

一是始終堅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當前，經濟社會“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亟待解決，把社會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使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協調可持續，這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和考驗，更是我們必須擔當的歷史使命和重大任務。因此，必須按照“包容性增長”的要求，著力解決社會建設這個短板，深化社會領域改革，加快推進社會包容性發展，努力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二是不斷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是已被國內外發展實踐所證明的實現現代化和社會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只有這樣，中產階級或中等收入者才會增加，社會才會形成一個中間多、兩頭少的“橄欖型”結構。這樣的社會結構包容性最強，社會最穩定，社會能不斷發展進步。為此，必須堅定不移地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在首都率先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

三是加快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當前正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關鍵期，政府應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增加投入，尤其是加大城鄉結合部和郊區農村的投入力度，為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均等的公共服務。加快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加大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建立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提供公共服務的體制機制，滿足廣大群眾多樣化的服務需求。

四是努力實現社會保障全覆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網，也是社會包容的重要體現。我們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圍繞實現“人人享有社會保障”的目標，建立覆蓋城鄉全體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能轉移，加強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與社會慈善事業的銜接和協調，不斷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五是科學調整收入分配關系。貧富差距勢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是改革的不到位，收入分配不公正，分配制度不完善。這就需要加快推進深化改革，縮小貧富差距，踐行包容性增長。尤其是調整政府、企業和百姓的收入分配結構關系，讓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快一點。此外，還要調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間的關系，讓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得更快一點，促進共同富裕，共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

六是著力完善基層民主管理。基層民主、公眾參與，事關社會包容與生機活力。首先，創新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模式，擴大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推動基層黨務、政務、社會事務公開和民主參與。其次，創新社會組織服務管理模式，提高社會組織化程度和公眾參與率。第三，正確處理社會矛盾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基層構建“大調解”格局的同時，堅持把最廣大群眾利益作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源頭上控制和減少矛盾的發生。第四，堅持寓管理于服務、以服務促管理，不斷創新社會服務管理，實現社會服務管理全覆蓋。

七是始終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社會建設的核心價值，最具包容性特點。著力促進人人平等獲得發展機會，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和機制，消除人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發展成果的障礙，形成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堅持以人為本和改善民生，大力解決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重點問題，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社會包容、和諧與公正。

我們殷切期待“包容性增長”成為“十二五”時期的我國的主導發展理念，包容性發展成為“十二五”時期社會建設的主導思想，在包容性增長和協調持續發展中，加快推進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和世界城市建設，努力實現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協調發展與相得益彰，讓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讓社會更和諧、更公正。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重在建機制增渠道

收入分配是關系民生的一個重要問題，歷來為黨和政府所重視。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調節收入分配，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還遠未得到解決，對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帶來了不利影響。這說明，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需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抓住關鍵，對癥下藥。

收入分配問題主要緣于調節手段不足

很多人把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歸因于經濟體制轉軌，但深入分析可以發現，經濟體制轉軌固然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原因，但可能并非實質性和根本性原因，因為在經濟體制轉軌國家中也可找到收入差距雖有所擴大但并不明顯、基尼系數并不算高的例子，如匈牙利、捷克；也不宜把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完全歸結于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因為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中也有對收入分配問題處理得比較好的例子。

其實，人們常說的收入分配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分配差距，主要是指分配的結果；另一個是分配不公，主要是指對造成分配結果不平等的原因判斷，如機會不均等。這兩個問題存在于人類社會所經歷過的所有經濟體制和所有發展階段，有所差異的不過是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和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所采用或依賴的調節機制和渠道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要以什么樣的調節機制和渠道去應對收入分配差距和分配不公問題。

這就是說，倘若我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問題果真有什么特殊之處，那么，這種特殊性只能歸之于現實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以不夠完善的現實市場經濟體制為線索審視我國當前收入分配運行格局，可以觀察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政府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不可謂不重視、不可謂決心不大，但一旦付諸行動，卻往往是找不準下手的地方和有效的工具，或者政策雖好但落實不下去。機制欠缺，渠道不暢，或許正是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主要癥結所在。當務之急是構建新的調節機制和渠道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曾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和渠道。那一套機制和渠道的主要支柱，就是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和城市職工八級工資制。在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條件下，農民剩余的農副產品只能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統一賣給國有商業部門。在城市職工八級工資制條件下，不僅城市職工被區分為若干類別，每一類都由政府規定相應的工資級別和標準，而且什么時候漲工資、漲多少工資也由政府說了算。在那個時候，農民獲取貨幣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剩余農副產品的銷售，城市職工獲取貨幣收入幾乎唯一的渠道就是工資。因而，只要把農民的農副產品銷售渠道和城市職工的工資渠道管住了，全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就基本確定了。

隨著從計劃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農副產品統購統銷和城市職工八級工資制逐步被打破。原有的調節機制和渠道既已不復存在，自然就要以新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和渠道去“換防”。這無疑要經歷一個“摸著石頭過河”般的探索過程。迄今為止，曾經有不少辦法先后被采用，但從總體上看，由于缺乏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性或適應性不夠，這些辦法大多未能取得預期的成效。調節機制和渠道的重新構建問題，始終未能獲得根本解決。

那么，究竟有沒有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和渠道？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土壤中能否找到適當且有效的調節機制和渠道？隨著實踐的深入，人們的認識變得越來越清晰：調節收入分配的擔子已經不可能指望曾經行之有效的傳統行政手段來承擔。法律手段如實行和提升最低工資標準等，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圍內發揮作用，但畢竟是有限的、輔助或補充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有較大作為空間的，主要是經濟手段。

在理論上，收入分配可以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面。初次分配是基礎環節，基礎打不牢，其他便很難談起。但這一層面的問題多屬于市場體系，政府的作用空間相當有限。政府既不能直接調整非國有制企業的職工工資，也不宜過多干預國有企業的職工工資。政府所能做且可見效的，至多是規范市場分配秩序。除此之外，可作調節之用、具有調節之效的經濟手段只能或主要來自再分配層面。

再分配的靈魂或實質就是調節過高收入，并用從富人那里得來的錢去接濟窮人。在現實的中國，“濟貧”似不難，因為畢竟有機制、有渠道——在既有財政支出結構的框架內，完全可以在不動存量、僅靠增量（呈穩定增長之勢的財政收入）的前提下，實現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支援的目標。相比之下，調節過高收入則有難度，因為這既缺機制又缺渠道。政府所能運用的調節過高收入的手段基本上就是稅收，而現行稅制體系下的稅收顯然勝任不了這樣的使命。

比如，就整個稅制體系的布局而言，稅收調節過高收入的功能要同直接稅而非間接稅相對接。瀏覽一下2009年全國稅收收入的格局便會看到，在由18種稅所構成的現行稅制體系中，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在內的各種流轉稅收入占到70%左右。且不說流轉稅終歸要通過各種途徑全部或部分轉嫁出去，稅收的最終承擔主體難以把握，單就其被歸結為累退稅（高收入者所納稅款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少于低收入者）而言，它所可能帶來的調節作用也屬逆向性質。

又如，就直接稅的布局來說，目前能夠納入直接稅體系的主要是處于流量層面的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2009年，兩者的占比分別為21%和7%。盡管企業所得稅也具有調節功能，但它調節的畢竟主要是企業或行業，而非居民個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本應充當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但由于所占份額偏低，其作用極為有限。不僅如此，在實行分類所得稅制的條件下，將個人所得劃分為若干類別、分別就不同類別征稅，甚至分別適用不同的稅制規定，而不是在綜合計算其所有收入的基礎上實施調節，其有限的作用就又被打了折扣。

再如，作為直接稅的一個重要類別——處于存量層面、針對居民個人征收的財產稅，仍是我國現行稅制體系中的一個空白。這又意味著，面對由流量和存量兩個層面所構成的收入差距，現實稅收所能實施的調節至多觸及流量，而不能觸及存量。鑒于存量是基礎并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流量，可以進一步認定，現實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只能觸及皮毛，而不能牽動筋骨。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判斷：面對日趨嚴峻的收入分配形勢，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建立健全一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和渠道。由重新構建機制和渠道入手，謀求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有所作為，是我們當前應當也必須作出的一個重要抉擇。

打造功能齊全的現代稅制體系

構建調節機制和渠道，應從最薄弱的環節開始。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發現，如果說政府實施收入分配調節的經濟手段只能或主要來自再分配層面，那么，作為再分配層面的兩個著力點，調節過高收入與“濟貧”相比，難不在“濟貧”，而在調節過高收入。因此，當前應著手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構建調節過高收入的機制和渠道。

調節過高收入要靠直接稅而非間接稅。所以，按照現代稅收的功能標準，跳出相對偏重稅收收入的單一功能格局，構建一個融實現稅收收入與調節收入分配、穩定經濟功能于一身的功能齊全的稅制體系，是必需的。而構建這樣一個稅制體系的出路，就在于增加直接稅的份額。這需要通過啟動一系列增加直接稅并相應調減間接稅比重的稅制改革，調整并重構現行稅制體系的總體布局。

增加直接稅份額需要創造條件，將已經納入稅制改革規劃但久拖未決的直接稅項目付諸實施。這至少包括兩個稅種：個人所得稅和物業稅。

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要走“綜合與分類相結合”之路，是早在“十五”計劃中就已確立的改革目標。然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主要是由于稅收征管上難以跨越的障礙，我們在這方面并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進展。時至今日，收入分配的嚴峻形勢已經不容我們再拖。故而，盡快推動一場稅收征管上的深刻變革并由此破解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的重重障礙，讓建立在綜合計征基礎上的個人所得稅制“落戶”中國，已成為迫在眉睫之舉。

物業稅之所以總是與“開征”二字相連，是因為它是被嚴格界定為對居民個人所擁有的房產或房地產所征的稅，而這樣的稅種在現行稅制體系中并不存在。從2003年10月將其納入稅制改革規劃至今已有7年時間。7年之久的難產經歷告訴我們，無論是將其作為抑制房價的手段還是作為地方政府的主體稅種，都難以成為開征物業稅的充足理由，都難以打破開征物業稅道路上的種種障礙。可以說，它們都是開征物業稅的理由，但并非最重要的理由。只有在將其置于解決當前收入分配矛盾之中并作為調節收入分配和縮小收入差距的手段加以使用時，開征物業稅才有可能獲得廣泛支持。一旦物業稅開征并由此為遺產稅以及其他屬于財產稅系列的稅種鋪平道路，那么，結束我國現行稅制格局中財產稅缺失狀態，從而建立起從收入、消費、財產等各個環節全方位調節收入差距的現代稅制體系便會成為現實。

同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情形相似，開征物業稅的最大難題主要來源于稅收征管機制的制約。總體而言，現實稅收征管機制尚停留于“間接＋截流”的水平。所謂“間接”，指的是它基本上只能征間接稅，而不能征直接稅。所謂“截留”，指的是它基本上只能征以現金流為前提的稅，而不能征存量環節的稅。擬議開征的物業稅既是直接稅，又是存量稅。所以，稅務機關能征直接稅和存量稅，是開征物業稅的基本條件。這又要求我們采取各種有效舉措，抓緊突破現實稅收征管機制的瓶頸制約，為開征物業稅提供條件。

第二篇：普通老百姓傷殘鑒定的補充

第十七條 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或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日內，向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遇有特殊情況，經報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同意，申請時限可以適當延長。

用人單位未按前款規定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工傷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工會組織在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1年內，可以直接向用人單位所在地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

按照本條第一款規定應當由省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進行工傷認定的事項，根據屬地原則由用人單位所在地的設區的市級勞動保障行政部門辦理。

用人單位未在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時限內提交工傷認定申請，在此期間發生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工傷待遇等有關費用由該用人單位負擔

第十八條 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一）工傷認定申請表；

（二）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包括事實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

（三）醫療診斷證明或者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或者職業病診斷鑒定書）。工傷認定申請表應當包括事故發生的時間、地點、原因以及職工傷害程度等基本情況。

工傷認定申請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應當一次性書面告知工傷認定申請人需要補正的全部材料。申請人按照書面告知要求補正材料后，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應當受理。

第五章 工傷保險待遇

第二十九條 職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進行治療，享受工傷醫療待遇。

職工治療工傷應當在簽訂服務協議的醫療機構就醫，情況緊急時可以先到就近的醫療機構急救。

治療工傷所需費用符合工傷保險診療項目目錄、工傷保險藥品目錄、工傷保險住院服務標準的，從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工傷保險診療項目目錄、工傷保險藥品目錄、工傷保險住院服務標準，由國務院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等部門規定。

職工住院治療工傷的，由所在單位按照本單位因公出差伙食補助標準的70％發給住院伙食補助費；經醫療機構出具證明，報經辦機構同意，工傷職工到統籌地區以外就醫的，所需交通、食宿費用由所在單位按照本單位職工因公出差標準報銷。

工傷職工治療非工傷引發的疾病，不享受工傷醫療待遇，按照基本醫療保險辦法處理。

工傷職工到簽訂服務協議的醫療機構進行康復性治療的費用，符合本條第三款規定的，從工傷保險基金支付。

第三十條 工傷職工因日常生活或者就業需要，經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確認，可以安裝假肢、矯形器、假眼、假牙和配置輪椅等輔助器具，所需費用按照國家規定的標準從工傷保險基金支付。

第三十一條 職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需要暫停工作接受工傷醫療的，在停工留薪期內，原工資福利待遇不變，由所在單位按月支付。

工傷事故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類型？

關于工傷事故，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稱謂。第13次國際勞動統計會議使用了雇用事故的定義，它是指由雇用引起或在雇用過程中發生的事故（工業事故和上下班事故）。我國國家標準《企業職工傷亡事故分類標準》（GB 6441—86）中指出，傷亡事故指企業職工在生產勞動過程中發生的人身傷害、急性中毒。

根據《企業職工傷亡事故分類標準》的規定及《工傷保險條例》的基本精神，工傷事故應該是指適用《工傷保險條例》的所有用人單位的職工在工作過程中發生的人身傷害和急性中毒事故。即職工在本崗位工作，或雖不在本崗位工作，但由于其所在單位的設備和設施不安全、管理不善，以及本單位領導指派到本單位以外從事工作時，所發生的人身傷害和急性中毒事故。其本質特征是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間接造成的傷害和急性中毒事故。

根據損傷原因劃分，工傷事故類型可以分為物體打擊、車輛傷害、機械傷害、起重傷害、觸電、淹溺、灼燙、火災、高處墜落、坍塌、冒頂片幫、透水、放炮、火藥爆炸、瓦斯爆炸、鍋爐爆炸、容器爆炸、其他爆炸、中毒、窒息以及其他傷害。

根據傷害程度，工傷事故可以分為輕傷事故、重傷事故和死亡事故。輕傷事故是指一般傷害不太嚴重，造成職工肢體傷殘或從些器官功能性或器質性輕度損傷，表現為勞動能力輕度或暫時喪失的傷害。

關于重傷事故，按照勞動部《關于重傷事故范圍的意見（試行）》（〔60〕中勞護久字第56號）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均為重傷事故：（1）經醫生診斷為殘廢或可能成為殘廢的。（2）傷勢嚴重，需要進行較大的手術才能挽救的。（3）人體要害部位嚴重的灼傷、燙傷或非要害部位的灼傷、燙傷占全身面積的1／3以上。（4）嚴重骨折（胸骨、肋骨、脊椎骨、鎖骨、肩脾骨、腕骨、腿骨和腳骨等因受傷引起骨折）、嚴重腦震蕩等。（5）眼部受傷較劇，有失明可能。（6）手部傷害。大拇指軋斷一節，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任何一只軋斷兩節或任何兩只各軋斷一節的；局部肌腱受傷甚劇，引起機能障礙，有不能自由伸曲的殘廢可能的。（7）腳部傷害。腳趾軋斷3只以上的；局部肌腱受傷甚劇，引起機能障礙，不能行走自如，可能殘廢的。（8）內部傷害。內障損傷，內出血或傷及腹膜等。（9）凡不在上述范圍內的傷害，經醫生診斷后，認為受傷較重，可根據實際情況參考上述各點審查確定。

職工發生工傷事故和患職業病后，用人單位應當及時采取哪些措施以履行救治義務？

工傷救治是工傷保險的基本內容。由于工傷的發生現場大多在用人單位，因此，主要是由用人單位承擔及時救治的責任。《工傷保險條例》第4條第3款規定，職工發生工傷時，用人單位應當采取措施使工傷職工得到及時救治。對受傷

較輕的；可以到本單位的內部醫療機構進行簡單處理；但對傷害嚴重的，應當將傷者盡快送到附近有相應處理能力的醫療機構進行搶救。一方面，用人單位的搶救要搶時間，以滿足緊急救治工傷職工的需要；另一方面，用人單位在運送傷員時，要運用科學的衛生防護手段和技術，使傷情得以控制，而不加重病情。此外，根據1991年國務院制定的《企業職工傷亡事故報告和處理規定》，用人單位要及時地向有關部門報告，否則要受相應的處罰

第三篇：白酒營銷,消費為王

白酒營銷，消費為王

未來白酒品牌的競爭，最終將是對消費者心智資源的爭奪。

在白酒營銷進程中，最終企業將要形成重拉輕推的營銷模式，渠道策略只能作為階段性領先策略，構建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必須要在消費者需求多樣化和傳播效率日益降低的背景下，實現品牌對于消費者的獨特印記，品牌力將最終成為酒水企業全國化競爭中是否能夠穩定發展的核心決定要素。從近幾年的品牌的訴求規律來看：

對于高檔白酒而言，基于資源稀缺性的品質概念的深入挖掘是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門，符合此種類型的企業比較缺失，對于不具備資源稀缺型的企業，在此方面需要思考限量方面，創造物以稀為貴；

對于中檔、中高檔品牌而言，基于品質面的訴求是較為有效的方式； 對于中低檔、低檔產品而言，更多的是一種情感面的訴求；

而從未來來看，酒水品牌的訴求需要致力于以下三個方面能力的提高。

一、中國白酒面對需求的多樣性，如何成功的把品牌變成品類的代表，才是重點。

首先，從消費者購買動機來看，消費者先形成品類需求，后才能產生品牌購買決策，往往消費者會將品牌進行品類歸屬，占據品類前兩名的品牌將留下長期記憶；

其次，從目前酒水行業品牌發展歷史來看，從高到低能夠形成對品類的獨特占有的品牌更為安全。

二、在品牌建設方面，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進行品類構建的思考：

1、構建新品類，并力爭實現現有成熟品類的前兩名；

2、從企業自身特點分析，結合消費需求（香型、口感、文化、工藝、度數、容量、消費場所……），創新新興品類，形成標準，逐步培育；

3、在已有成熟品類中，重新對消費需求進行排列組合形成亞品類概念（如霸王醉依托清香型高度原漿創造其品牌價值和高度）。

三、在品牌推廣方面，相對于單向的媒體傳播而言，要更為聚焦的，互動的消費者體驗活動將為品牌的塑造提供更為有利的武器

1、主題鮮明的公關活動將有利的提高消費者的品牌喜好度（生態旅游、公益活動等）；

2、小型品鑒會對消費者的溝通更加深入，增強了其消費者對品質的理解與品牌的忠誠，有利于作為社交載體的白酒在固定消費圈的流行；

3、體驗性更強專賣店、終端專柜的建設，以及線上傳播、線下體驗的互動式的消費者體驗活動；

4、網絡軟性新聞傳播的應用，網絡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失元素之一，網絡推廣在白酒營銷中地位比重亦會升級，但推廣形式與內容至關重要，如何讓對位的消費群體充分參與與體驗，成為企業未來推廣傳播中不可缺失的元素；

5、包裝的創新也成為消費者體驗的重要載體，如何充分跨界在包裝元素融入與品牌定位相吻合的元素，增強品牌文化韻味將會很關鍵；

6、對歷史文化要素的時尚化提煉，牽強附會的歷史文化、傳統文化堆積，根本無法擊中消費者心智需求，如何把歷史、傳統文化與消費現在的時代需求緊密緊密結合，這將是企業在未來品牌塑造上必須下足功夫；

7、簡約、直接的理念將會深入人心。簡約而不簡單，體現品牌、產品的內在涵養，花哨的涂鴉與拼湊，只會讓品牌、產品價值混亂，失去競爭力；

8、低成本差異化的應用，競爭優勢建立絕對不是在運營效率的比拼，而是差異化，唯有差異化，才可在競爭中真正體現低成本，方可創造持續性競爭力。本文節選自朱志明老師2012年寫的《中國白酒警示錄》部分內容。

第四篇：職務消費為何能如此瀟灑

職務消費為何能如此瀟灑？

紅網 [微博] 武潔2013-10-16 08:

武潔 時評作者

中秋國慶期間，中央再次嚴令禁止用公款送月餅送節禮，嚴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與公務無關的宴請。隨之，禮品生意冷清了，大閘蟹“退燒”了，高檔餐飲降價了。然而，媒體調查發現，仍有部分月餅、購物卡等在辦公用品名義下被公款消費掉了，打著職務消費名義的腐敗行為還在蔓延。專家調查顯示，某些地市級領導干部每年職務消費在40萬元以上，經濟發達的地市則要100萬元以上。（10月14日《人民日報》）

如果因履職而產生的費用，卻要個人去自掏腰包，當然說不過去。對于官員而言，因公差旅產生的交通、食宿開支，當然是為了公務履職，這筆費用自然應被計入職務消費，而沒理由讓官員自己埋單。可見，假如看到“職務消費”，便懷疑“假公濟私”，甚至認定“濫用公款”，其實也是一種誤解。既然級別越高的官員，往往責任越大，對應的職務消費額度高，要說也在情理之中。不過，職務消費固然有其存在的必要與合理性，但假如職務消費成了一個“筐”，啥都可以往里裝。職務消費成為“假公濟私”、“濫用公款”的幌子，也就絕非杞人憂天。現實中，當“住酒店要五星級”、“坐飛機要頭等艙”均可被冠以“職務消費”的名頭，甚至動輒一位基層領導每年的職務消費，便可達百萬元之巨，職務消費的“黑洞化”，淪為“不落腰包的腐敗”，也就絕非戲謔。而按理來說，“職務消費”，顧名思義，當然僅止于履職之需的費用，既然如此，即便不去事無巨細的列出細則，職務消費的范疇與邊界其實也不難基于常識得出。那么，何以現實中的職務消費，卻可以大肚能容，無所不包呢？更為可笑的是，此前甚至曾有部委發文，嚴禁職務消費被用于高檔娛樂活動，以及個人住宅和裝修。這里面的滑稽之處在于，明明與履職毫無關系，竟然還要專門發文禁止，職務消費中的亂象，由此可見一斑，而如此后知后覺的堵漏法，恐怕永遠也趕不上“職務消費”創新的步伐。之所以“職務消費”可以如此兼容并包，來者不拒。職務消費缺乏起碼的監督與制約機制，恐怕才是根本原因。現實中，各級地方政府的職務消費，往往只需領導簽字即可，財務部門通常只有照單全收的份，而并不能對領導的消費提出異議。即便是有著后續的審計，也終究是掛一漏萬，不可能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監督與約束機制的付之闕如，自然壯了職務亂消費的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員職務消費的“待遇化”，更是成了公開的秘密。既然每年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職務消費額度，自然是“不用白不用”，職務消費完全脫離職務之需，徹底成為官員的個人消費、家庭消費，也就并不意外。當各種五花八門的私人消費，只需大筆一揮，便紛紛可以從職務消費中報賬，“不落腰包的腐敗”還真是既安全隱蔽又瀟灑自如。

同樣是職務消費，何以國外官員不僅瀟灑不起來，甚至常常戰戰兢兢呢？例如，即便是公務差旅，假如順帶家人同行的話，國外官員更愿意選擇自掏腰包，寧可讓公家占點便宜，也斷不能犯了占職務消費便宜的大忌。背后的原因，當然在于職務消費的監督與透明，以及懲處機制，讓職務消費既難有空子，更難有膽子。從這個角度來看，當職務消費完全成了官員自說自話，官場的黑箱操作，缺乏透明與監督的職務消費，其實注定難受制約，尤其當職務消費披上了“待遇化”的外衣，淪為一個啥都可以往里裝的“筐”，也就在所難免。既然如此，遏制職務消費亂象，也就更亟待從“透明化”與“去待遇化”做起。

第五篇：不想、不能、不敢腐敗

不想、不能、不敢腐敗

——《鏡鑒》讀后感

一流的企業要靠一流的干部隊伍。《鏡鑒》中的許多案例，生動地闡述了個別干部職工在生產經營管理中發生的違紀違法案件，教育和警示了廣大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從制度上、教育上、法律上對相關案例進行了剖析，我深深感到，要真正做到一流企業，干部隊伍必須是清正廉潔，做到不想、不能、不敢腐敗。

不想腐敗，就是要以書中的各類典型案例教育警示，常反思，常學習，防微杜漸。縱觀書中案例，領導干部腐敗案件都是因為放松了學習、理想信念動搖導致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扭曲，對自身要求出現了“只講實惠不講理想；只講索取不講奉獻；只講錢財不講原則”不良信念，最終走上犯罪道路。作為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加強學習，不斷提高管理、業務能力，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端正思想作風，提升思想境界，恪守國家和企業有關廉潔從業的各項規定。不僅自己做到，還要帶領好自己的團隊，通過各種途徑經常性地對科員進行教育，做到廉潔從業。

不能腐敗，主要是從制度建設上，不斷健全和完善，從制度的執行及事務的流程上加強檢查和監督，使其無空可鉆，不能腐敗。工程建設行業歷來都是腐敗滋生的重災區，加強工程系統制度建設作為反腐倡廉的保障至關重要，對于礦工程系統應以工程監理的標準進行建設工程管理，加強制度建設如敏感崗位定期交流辦法、工程招投標管理規定、工程簽證多方確認制度、工程預結算互審措施等，堵塞管理漏洞。在一些重要崗位，不能只靠個人覺悟來規范其行為，必須靠制度來進行約束，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嚴格執行，才能有效遏制犯罪，使之不能腐敗。

不敢腐敗，書中從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重要崗位管理人員、各類窩案串案案例三個層面角度，概括了其違法犯罪的嚴重后果，這些涉案人員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毀掉了家庭的幸福。三年前，科里原領導和預算主管受賄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深刻案例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要從這些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訓，并以此為戒，時時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因小節不保而釀成大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是勞動所得就不要拿，要堅守好自己的職業操守，要用健康的體魄、良好的心態去干好本職的工作，獲取我們應得的勞動所得。牢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