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盜伐私有林場能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盜伐私有林場能否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諶平

【案情】

2008年7月27日，被告人劉某伙同高某、曾某竄至廣昌縣頭陂鎮塘背村管竹坑組“烏東坑”陳某山場，擅自砍伐杉木4.4489立方米，并制成原木銷售得款1917元。被害人陳某要求向本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被告人劉某賠償其經濟損失，其理由是：被盜伐的樹木很小，還處在生長過程當中，給其造成了較大的經濟損失。

【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理由是：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2000年12月19日實施)第一條第一款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及第二條 “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為已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

持此種觀點的認為，物質損失有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之說。直接損失，是指已經存在的財產和利益是減損，間接損失，是指預期得到的利益的減損，即失去將來能夠增加的利益。《刑事訴訟法》對物質損失是直接損失還是間接損失，并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從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出發，只要是被害人因為犯罪行為造成損失的都應當賠償。被害人陳某的林木被盜伐，是由于犯罪行為致使其原有林木的價值遠遠減小，屬于間接損失，即預期得到的利益減損了。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當不予受理被害人的附帶民事訴訟請求。理由是：被害人陳某的請求不符合附帶民事訴訟提起要件。

【分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1、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2000年12月19日實施)第五條第一款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法院在對此案受理后，可以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以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由此可見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的物質損失，不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2、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二條規定“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為已經遭受的實際損失和必然遭受的損失”。筆者認為，本案根本不存在間接損失的問題，也不是法條所規定的“必然遭受的損失”。如果按照第一種觀點對間接損失的解釋，就會把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無限制的擴大，因為絕大部分犯罪行為都可能涉及到對財產的損害問題，但是財產的“預期”利益又是很難確定的。

3、此處 “必然遭受的損失”應當指的是在案件受理過程當中可以明確確定的且能夠立即統計出來的損失，同時要求與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兩者存在一種內在、必然的聯系。如果僅僅是一種可能得到或者要通過一定努力才能得到的利益，這些損失與犯罪行為之間不存在必然因果關系，不能作為“物質損失”納入附帶民事賠償范圍。被害人陳某提出的賠償要求屬于可能得到或者要通過一定努力才能得到的利益，所以不能作為“物質損失”納入附帶民事賠償范圍。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應當不予受理被害人的附帶民事訴訟請求。

第二篇：納稅人能否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姜明安：納稅人能否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發布日期：2008-06-26 文章來源： 互聯網

1、在我國，納稅人基于其納稅人和公民身份，對國家機關使用政府資金如何監督？

在我國，納稅人基于其納稅人和公民身份，對國家機關使用政府資金的監督途徑主要有三：其一，通過自己選舉的人民代表對國家預算、決算進行審查，發現國家財政資金被違法或不當使用時可通過自己選舉的人民代表提出質詢，要求人民代表機關組織調查和追究違法者的責任；其二，向國家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提出檢舉、舉報，要求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進行檢查、調查、審計，如經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檢查、調查、審計，認定檢舉、舉報的違法事實成立，可要求其追究違法機關及其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其三，以納稅人的身份（非一般公民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確認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不當使用國家資金的行為違法。

2、納稅人認為國家機關違規使用政府資金時，是否可以通過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行使監督權？

實踐中這種案例很少，但從法律上看是可以的，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礙。《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國家財政資金主要源于納稅人的稅款，其違法、不當使用當然侵犯了納稅人的合法財產權益，依法其應享有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當然，行政訴訟的性質主要是救濟性的，其監督性是第二位的，因此，納稅人一般不能僅以監督者的身份起訴，其起訴時，應多少證明自己的利益比一般其他納稅人的利益更多地受到相應被訴行政行為的不利影響。在美國，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聯邦最高法院即開始承認納稅人的訴訟原告資格，日本則于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訴訟法》確立的民眾訴訟制度中的“居民訴訟”中允許居民（一般為納稅人）就地方政府“與財務會計有關的行為”提起訴訟。

3、公益行政訴訟在我國是否具有存在的法律依據，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和條件是什么？

我國《行政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行政公益訴訟，也沒有明確排除行政公益訴訟，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條確立的行政訴訟目的和宗旨：“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應該是允許行政公益訴訟存在的。行政公益訴訟的主體既可以是《行政訴訟法》第2條規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也可以是《行政訴訟法》第10條規定的人民檢察院。前者起訴的條件應該是“認為其合法權益（如納稅人權、環境權、信息權、正當法律程序權等）受到侵犯”，后者起訴的條件應該是在其他法律監督途徑（如人大監督、監察監督、審計監督等）已經窮盡的前提下“實行監察法律監督”。

4、憲法規定公民享有對國家機關提出批評、建議、申訴、控告和檢舉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否足以保障公民監督國家事務管理，共構和諧社會？如何具體落實？？

憲法規定公民對國家機關提出批評、建議和申訴、控告、檢舉的權利是否保障公民監督國家事務管理，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更不是唯一條件。為了有效保障公民對國家事務管理的監督和構建和諧社會，憲法和法律還必須加強和完善有關公民訴權（包括行政公益訴權）、知情權、參與權、結社權等權利的規定

背景材料：《中青報核心調查：財政局憑什么超預算購買豪華車？》

——一名普通納稅人的公益訴訟

2006年04月05日

超出預算購買兩臺小車，讓財政局成了被告。

4月3日上午，湖南常寧的一位村主任蔣石林，以一名普通納稅人的身份將常寧市（縣級市，隸屬于湖南省衡陽市）財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認定該市財政局超出財政預算購買兩臺小車的行為違法，并將違法購置的轎車收歸國庫，以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超標車引發奇特訴訟

4月3日上午，蔣石林快步走進常寧市人民法院，將手中的起訴狀遞進了立案庭。蔣是常寧市蔭田鎮爺塘村村委會主任，被他推上被告席的是常寧市財政局。

蔣起訴的理由是：他認為市財政局在2005違反常寧市的財政預算，違規購買了兩臺小車。他以一個納稅人的名義起訴，要求法院認定財政局的這一行為違法，并且將兩臺車收歸國庫，以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一個村主任為何將市里的財政“管家”推上法庭呢？

蔣稱，他經常到縣里辦事。去年年初，他在市財政局發現多了兩臺小車，聽說是單位購買的。而此前，他知道該局已有3臺小車。

“一個單位可以買多少車？什么標準？”和人聊天時，蔣常問及此事，但都沒有答案。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從一位人大代表處看到了常寧市2005的市本級預算，發現2005的預算里，財政局根本沒有購車的指標。經向人問詢，他心中的疑問得到了回答。

有人告訴他，按照規定，“政府采購應當嚴格按照批準的預算執行”。因為，除了購車款，兩臺車司機的費用和養車的費用都是不小的開支。

他查證財政局買的兩臺車，一臺是別克SMG7200型，一臺是長安福特汽車公司生產的蒙迪歐CAF7200A型，價格不菲。

“他們為什么敢這樣亂花錢？”蔣說，他一直想搞個明白，但朋友都說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因此猶豫不決。

2006年2月28日，蔣給常寧市財政局寄了一封《關于要求常寧市財政局對違法購車進行答復的申請》。信中稱，根據《憲法》規定的權利，他有權利要求財政局將對此事的處理情況及其他相關事宜給予答復。

但此信石沉大海，未有回音。

沒有得到正式答復的蔣被激怒了，他聘請了衡陽市天戈律師事務所羅秋林律師，準備對此事起訴。這位律師曾經幫他打過行政官司，并贏回了村主任的烏紗帽。

律師的調查結論是，常寧市財政局2005年購買的兩臺車價值近40萬元，而且這兩臺車超出了科級干部配車標準。并且，他從衡陽市車輛管理所得知，常寧市財政局一共有5臺車，而財政局的車輛編制只有4臺。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后，4月3日，蔣石林來到了法院。當天下午，常寧市人民法院立案庭簽收了訴狀。法官告訴他，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他們會在收到訴狀后的7個工作日內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決定。

財政局長的疑問：農民是納稅人嗎？

常寧市財政局是否在2005年違規購買了這兩臺小車呢？記者在財政局和法院的大院里，看到了兩臺被控違規購買的別克和蒙迪歐小車。頗新的車身證實其“服役”期確實不長。

常寧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工委副主任鄧桂平介紹說，在2005年常寧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市本級財政預算中，市財政局的預算經費是62萬元，其中包括兩萬元的教育經費，里面沒有購買車輛的項目。

“要是有安排，應該會細化到具體項目的。”他補充說，市財政局如果添置了車輛，也有可能是通過其他渠道添置的，比如上一級財政部門或其他部門撥下來的車輛。“市財政局目前核定的車輛編制是4輛。”鄧桂平說，如果超過編制購買是不允許的，但是具體情況他不太清楚。

在常寧市財政局辦公室，記者見到該局局長周年貴。他承認添置了兩臺小車，但沒有違規，理由是此事得到了常寧市委同意。其中的一臺，是上級部門給予的獎勵。

關于車輛超出核定編制的問題，周解釋說，局里有一臺桑塔納車已經老化，上個月賣給了下面的鄉鎮。記者問是否已過戶時，他說，因鄉政府不愿意過戶，所以還沒有辦理。

而據律師提供的證據，常寧市財政局有5臺小車，分別是一臺蒙迪歐，一臺別克，一臺獵豹，兩臺桑塔納。蒙迪歐、別克的初次登記日期分別是2005年7月和5月。這兩臺車中，一臺是

通過政府采購購買的，一臺未經過政府采購。

常寧市財政局局長周年貴認為：蔣的這種起訴應該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該局沒有違規購車。他反問，如果每個人都起訴，那豈不是給購車的單位帶來很多的麻煩？

他同時質疑，原告蔣時林是一個農民，現在已經取消農業稅，他是否具有納稅人的資格呢？

當記者告訴他，蔣時林在取消農業稅之前每年都繳農業稅，去年和今年也繳過勞務稅等其他的稅之后，他再次提出疑問：“他繳的稅到底夠不夠買一臺車，夠不夠發工資呢？”

納稅人意識與制度缺失

在當地，蔣石林的行為令人費解。但記者了解到的一個背景是，1999年，常寧市蔭田鎮爺塘村第一次海選，全村近500張選票中有404張投向了蔣石林。

當選為該村第一任“海選”主任后不到兩年，由于他“擅自”減少稅收額等行為，蔣被鎮黨委、政府罷免了村委會主任職務。

在多次找上級政府要求糾正鎮黨委、政府這一違法行為而無效果的情況下，他一紙訴訟將鎮黨委、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終，法院依法判決撤銷了鎮黨委、政府的決定，蔣得以復職。（本報1版曾兩次報道此事）

幾經波折的蔣由此認識到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另一個事實是，作為被告的常寧市財政局，兩三年前，其干部職工在該市一家賓館用餐，簽下200多份欠賬單，欠下數萬元費用一直不還，導致賓館負責人采取了扣押該局車輛的手段，并引發糾紛。此事最后在湖南省委領導的關注下得以解決。（本報去年2月特別報道版刊發）

但蔣此次破天荒的訴訟，成了當地干部群眾飯后的談資。

一位常寧市政府的干部說，蔣時林的做法純屬“多管閑事”，因為這些事情有人大監督，有黨委、政府部門管理，有紀檢、司法部門查處，還需要一個普通公民來直接“叫板”嗎？

也有人認為，這種較真雖然比較突兀，但政府部門應有面對來自納稅人個體監督的正確心態。“這些錢，難道就沒有納稅人的血汗在里面嗎？所以多對他們監督是有必要的。

常寧市人大常委會一些干部的態度則頗為開明。“這說明我們納稅人的權利意識提高了，是社會的一種進步。”常寧市人大常委會財經工委副主任鄧桂平說。

他說，納稅人對稅款的使用應該有知情權，這些錢用到哪里去了，用去干什么了，應該有個了解。他認為起訴也是一種合理的要求。

南華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羅萬里認為，本案的意義非常重大。他說，此案中“納稅人”的概念，可以引申為“公民”的概念，因為《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但是，這項權利目前沒有具體的司法程序來支持，公民無法通過行政訴訟的途徑來實現，只能依靠人大、政府以及黨委、紀委和司法機關的監督、內部督查和查處等公權力來監管。

“這是制度的一種缺失。”羅萬里認為，此案說明公民對行使國家當家做主權利的要求已越來越高，它讓現行的行政訴訟受案制度、行政審判權法定范圍受到了挑戰，說明建立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要求日益迫切。這對于及時糾正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具有現實的意義。

編后：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兩會上，有人大代表指出，2004年，全國至少有公車400萬輛，公車消費財政資源4085億元，大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13％以上。這么龐大的公車消費開支，顯然遠遠超出了根據工作需要和級別配備公務車輛的規定。那么，如此多的超標車，是如何一輛輛得到批準或默許的呢？發生在湖南常寧的這樁“民告官”訴訟，觸動了這一不正常現象的冰山一角。

在這一案件中，我們的預算執行制度、預算監督制度、行政答復制度、人大監督制度，似乎都失靈了，最后竟要靠普通納稅人通過公益訴訟的途徑，才能把監督權落實到位。這又是為什么呢？

檢察日報·洪克非 徐亮

第三篇：合同約定管轄地后能否提起管轄權異議

合同約定管轄地后能否提起管轄權異議

【要點提示】

甲乙雙方在合作協議中約定“如乙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甲方可向西峰區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甲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乙方可向長武縣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乙方向其住所地法院起訴該法院對本案是否有管轄權？

【案情簡介】

2006年3月2日甲方（慶陽市富康果品有限責任公司）與乙方（原長武縣果品套袋廠）簽訂合作協議書，協議書約定：聯合組建“慶陽市富康果品套袋廠”

一、合作辦法及雙方責任：??四.如乙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甲方可向西峰區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甲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乙方可向長武縣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以法解決，望雙方盡職盡責，共同遵守。2007年1月至今被告再未組織生產果袋，亦未通知原告不生產果袋。2009年7月訴訟法院后，經雙方協商私下處理這一糾紛，原告撤回了訴訟。協商未果原告（乙方）又于2011年4月14日向長武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被告在答辯期間內提出管轄權異議申請書。

【評析】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在答辯期間內提出管轄權異議，并認為合同的簽訂地、履行地均在慶陽市西峰區，故本案應移送慶陽市西峰區人民法院。原告與被告在合作協議中約定“如乙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甲方可向西峰區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甲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乙方可向長武縣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金利公司與金海公司經濟糾紛案件管轄問題的復函 法函【1995】89號“如甲、乙雙方發生爭議，有守約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該約定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應認定協議管轄的條款無效。本案應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本案中甲乙雙方合伙協議的約定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應認定該協議管轄無效。依法應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確定管轄，故應由被告住所地慶陽市西峰區人民法院管轄。本案裁定移送慶陽市西峰區人民法院處理。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在答辯期間內提出管轄權異議, 但原告與被告在合作協議中約定“如乙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甲方可向西峰區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甲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乙方可向長武縣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該約定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協議管轄，同時沒有違反民訴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原、被告的約定合法、有效，原告在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訴，長武縣人民法院對該案有管轄權，故應依法駁回被告的管轄權異議。

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行為。合同是發生、變更、消滅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合同是兩方以上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為。合同是以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為的目的的法律行為。本案中，原、被告通過充分的協商達成一致的意思表示的法律行為簽訂了合作協議書，協議書對發生糾紛的管轄約定：“如乙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甲方可向西峰區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甲方違背以上任何條款，乙方可向長武縣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訴，”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五條協議管轄，同時沒有違反民訴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原、被告達成的合伙協議約定合法、有效，原告向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訴，長武縣人民法院對該案有管轄權，故本案應按第二種意見處理。

文章來源：免費法律咨詢

第四篇：勞動者能否直接提起民事訴訟主張工傷保險待遇

未經勞動仲裁勞動者能否直接提起 民事訴訟主張工傷保險待遇

——解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 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四）、（五）項的規定

【裁判要旨】

勞動爭議案件應當按照《勞動法》第七十九條的規定，若未經勞動仲裁前置程序，當事人直接提起訴訟要求按照工傷賠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經受理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

【問題提出】

甲公司承建某工程的玻璃安裝工程后，又將該工程轉包給了李某，李某招用王某等人進行施工。王某在施工過程中，不慎從樓上摔下受傷。現王某直接提起訴訟，要求參照工傷賠償的規定，由李某、甲公司連帶賠償醫療費、停工留薪期間的工資、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一次性醫療補助金等各項損失共計30余萬元。

【裁判】

經審理后裁定駁回王某要求工傷賠償的起訴。【評析】

實踐中，部分法律工作者認為“在特殊情形下，勞動者可以

不經過勞動仲裁，直接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用人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其法律依據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四）、（五）項的規定，即“用人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將承包業務轉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者自然人，該組織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職工從事承包業務時因工傷亡的，用人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個人掛靠其他單位隊伍經營，其聘用的人員因工傷亡的，被掛靠單位為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

但筆者不認同上述觀點，理由如下：

1、首先應明確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及權利基礎，如果當事人選擇按照一般的侵權責任糾紛提起訴訟，則只需符合起訴條件，法院即可直接受理；如果當事人按照勞動爭議糾紛提起訴訟，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勞動爭議發生后，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即“勞動仲裁前置程序”，未經前置仲裁，法院則不應受理；工傷保險糾紛屬于勞動爭議，因此也應經仲裁前置程序方能進入訴訟程序；

2、《規定》前言即明確“為正確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2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工傷保險條例》及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結合行政審判實際，制定本規定”。顯然，《規定》針對的對象為“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而非民事案件；

3、從法的位階上看，《勞動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實施的，如需修改，則應由立法法規定的主體和程序來實施，而《規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某一類型案件過程中作出的、屬于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司法解釋，《勞動法》位階高于《規定》，且《規定》絕非也不可能是對《勞動法》的修改；

4、《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四）、（五）項的規定，與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第四條：建筑施工、礦山企業等用人單位將工程（業務）或經營權發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自然人，對該組織或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由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發包方承擔用工主體責任；《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執行﹤工傷保險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人社部發（2013）34號）第七條：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將承包業務轉包、分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者自然人，該組織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勞動者從事承包業務時因工傷亡的，由該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承包單位承擔用人單位依法應承擔的工傷保險責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于車輛掛靠其他單位經營車輛實際所有人聘用的司機工作中傷亡能否認定為工傷問 3 題的答復》（[2006]行他字第17號）等法律規范內容相一致，體現了法律邏輯的一致性，體現的原則均是在特殊情形下的勞動爭議案件中對勞動者的保護；

5、《規定》第三條第一款第（四）、（五）項出臺的意義在于：對于在轉包關系和掛靠關系中，無用工主體資格組織或者個人聘用的人從事發包工程遭受工傷情況下的用人單位確認，此類確認不以是否存在真實勞動關系為前提，應當說是對工傷保險條例將勞動關系作為認定工傷前提的一般規定之外的特殊情形處理，即在特殊情形下，勞動行政部門認定工傷不以職工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應注意的是，在轉包關系和掛靠關系中，職工與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之間并不存在真實的勞動關系，對職工造成傷害的實際侵權人仍然是不具有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自然人，《規定》以有利于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為原則，確定了用工單位和掛靠單位作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用人單位，但會出現免除實際侵權人賠償責任的不公平現象，因此，為解決責任承擔這一問題，《規定》第三條第二款明確了“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承擔賠償責任或者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從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工傷保險待遇后”，有向實際侵權人追償的權利；

如果當事人未經勞動仲裁，直接起訴要求實際侵權人和用工單位承擔工傷賠償責任的，如前所述，不僅違反了法律程序規定，且在實體上，按照一般侵權法律關系的指引，應當適用《侵權責 4 任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侵權類法律規范，但此類規范中沒有能夠支持當事人要求按照工傷賠償的請求的法律條文。

6、《規定》支持勞動者在特殊情形下要求用工單位和被掛靠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不意味著承認雙方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勞動關系中勞動者權利包含范圍較廣，除工傷待遇外，還包括休息權、同工同酬、社會保險等各種權利，而《規定》僅僅規定了用工單位和被掛靠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并未規定用工單位和被掛靠單位承擔其他責任，因此不宜做擴大解釋。同時，若確認用工單位和被掛靠單位與工傷勞動者存在勞動關系，則勞動者提出補交社會保險費用、同工同酬等訴訟請求同樣成立。另根據同案同判的原則，與未受工傷的同單位的其他勞動者亦有可能提起確認勞動關系的訴訟，并要求享受同工同酬、補交社會保險費用等權利，由此帶來的后果將嚴重沖擊當前的經濟秩序。

綜上，司法解釋出臺的初衷是為了規范一些特殊行業、領域的勞動用工亂象，保障勞動者受到職業傷害時能夠及時得到救濟。在用人單位將工程或業務非法轉包、分包給不具有施工資質的組織或自然人，以規避勞動法上用工主體法律責任時，勞動行政部門則不必須以存在實際勞動關系為前提，即可認定用人單位承擔工傷保險責任。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勞動者不因非法用工而喪失相應的工傷保險待遇，避免用工單位通過非法轉包等行為 5 逃避所應承擔的工傷保險責任。因此，認為司法解釋突破了法律規定，支持勞動者通過民事訴訟實現工傷賠償的主張是錯誤的。

第五篇：針對勞動爭議仲裁能否提起反請求

針對勞動爭議仲裁能否提起反請求

反請求是指在仲裁程序中，被申請人向申請人提出的，旨在抵銷或吞并申請人的仲裁請求的，與仲裁請求之標的和理由有牽連的，保護自己的民事權利和合法權益的獨立的請求。反請求是被申請人對抗申請人以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法律手段。

從法律地位來分析，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既然申請人具有提出申請的權利，那么被申請人也具有提出反請求的權利。根據《勞動人事爭議仲裁辦案規則》第三十五條的規定：“被申請人可以在答辯期間提出反申請，仲裁委員會應當自收到被申請人反申請之日起五日內決定是否受理并通知被申請人。”該反申請是對被申請人權利的保護，這和在訴訟中在原告提出訴訟后，被告可以提出反訴是同樣的道理。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對提出反請求的條件沒有作出具體、明確規定。根據仲裁理論，反請求應該具備以下5個條件：

1、反請求只能是由被申請人提起。如果被申請人向仲裁委員會提起不以申請人為指向對象的仲裁請求，否則不成立反請求。

2、反請求只能向受理仲裁申請的仲裁委員會提起。

3、反請求與仲裁請求屬于同一仲裁協議約定的仲裁事項范圍，否則，仲裁委員會對被申請人的反請求無權管轄。

4、反請求與仲裁請求必須有事實或法律上的聯系。

5、反請求應該以書面形式提出，格式與仲裁申請書一樣。

6、反請求應該在仲裁答辯期內提出。從理論上來說，只要被申請人在仲裁答辯期內提出符合上述要求的請求，就成立反請求。在實踐中，反請求被受理后，由于反請求本身與本請求是基于同樣法律關 系，并且當事人也相同，因此，為了節省時間、費用、有利于審理方便，仲裁庭往往將申請人提起的本請求與被申請人提起的反請求合并審理。如果出現提出仲裁申請的申請人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撤回仲裁申請的情況，也不影響反請求的繼續審理。以上是可以提起反請求的情況。

具體到一些個案，典型的如工傷賠償，單位就不能就此提出反請求。如果就此提出，就可能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這個原則強調的是“事實”，而不是看提起仲裁的主體，以工傷賠償為例，員工主張工傷賠償，如果單位又提出反請求，要求員工承擔所謂“員工違章操作”造成的經濟損失，那么單位提起反請求的事實仍然是“員工遭受工傷傷害”，這就明顯與員工提起工傷賠償的事實和理由一致了，只是申請主體不同而已。這有悖于“一事不再理”原則。另外，工傷損害賠償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無論員工在工傷事件中是否存在過錯，除非用人單位能夠證明工傷系由員工故意造成，否則，用人單位均應承擔法定賠償責任。所以在工傷賠償中，用人單位不得再提起反請求。

綜上所述，在勞動爭議仲裁中能否提起反請求，我們不能以偏概全，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