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布羅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布羅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

布羅茨基:逆自己的痛苦而行日期：[2008年9月21日] 版次：[GB19] 版名：[閱讀周刊 關注] 稿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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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羅茨基傳》,劉文飛著,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0月版,28.00元。

《文明的孩子》,布羅茨基著,劉文飛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5月版,18.00元。

《見證》,所羅門·伏爾科夫著,葉瓊芳譯,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23.00。

《布羅茨基談話錄》,約瑟夫·布羅茨基、所羅門·沃爾科夫著,馬海甸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4月版,39.00元。

約瑟夫·布羅茨基15歲便退學進入社會，先后當過火車司爐工、板金工、醫院陳尸房工人、地質勘探隊的雜務工等。1955年開始寫詩。1964年，布羅茨基被法庭以“社會寄生蟲”罪判處5年徒刑。服刑18個月后，經過一些蘇聯著名作家和藝術家的干預和努力而被釋放。1972年被蘇聯驅逐出境。不久，他接受美國密執安大學的邀請，擔任住校詩人，1977年，加入美國國籍。

僑居國外期間，布羅茨基又以十多種語言出版了他的選集，1987年，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文學上及敏感問題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他廣闊的思想和濃郁的詩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996年1月28日，布羅茨基因心臟病發作，在睡眠中逝世，享年55歲。

布羅茨基在前蘇聯被關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國的受迫害的經歷，讀者多少知道一點，但沒有一本書有這本談話錄講得那樣詳細，甚至比他到美國后撰寫的自傳散文《小于一》還要細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風度和驕傲，布羅茨基顯然簡化了自己受虐的過程和情節，而是致力于分析這種痛苦。

有如即興創作的談話

看一個作家的作品和與他交談，是兩種全然不同的體驗。通常，寫作———哪怕是不那么出色的寫作，也會給人留下較為嚴謹的印象，你可以清晰感受到作者思考揣摩的痕跡，你可以發現他在挑選一個準確詞語時的煞費苦心。可是當你和他面對面談話的時候，那種凝重的感覺將會減弱許多，他甚至可能是一個風趣的妙語連珠的人，或者相反他也有可能讓我們大失所望，竟然是一個悶葫蘆。因為很簡單，當我們交談時，留給我們思考的時間是如此之少，比如當你的談話對象結束一個提問，正常情況下你得在數秒內給出回答，否則那將是一段讓談話者雙方都倍感壓力的沉默，當然也許你是一個極為謹慎的作家，那么你可以通過支支吾吾換來多幾秒鐘的遣詞造句的時間，可是對比于你獨自在屋子里的寫作（你甚至可以為一個合適的句子，平心靜氣地斟酌一個鐘頭），談話永遠是倉促的。也因為這個原因，作家的作品集似乎總是要比他的談話錄更有價值，但是另一方面在談話中倒是更容易見出一個作家的性情———他用不著或是來不及在自己談話的同時迅速地打量自身，以便以自己較好的一面展示于人。高質量的談話經常會使參與者道出令他們自己都覺得驚訝的看法和結論，在某種程度上，談話就是一次即興創作，狀態好的時候，那種瞬間的爆發力也是那種苦心積慮的思考無法企及的。

具體到《布羅茨基談話錄》，這無疑是一部有魅力的談話錄，訪問者沃爾科夫本身是一位音樂家和文化史家，熟悉乃至精通俄羅斯詩歌和文學史，1978年秋天，他去聽布羅茨基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講座，深受震動，遂產生編撰《布羅茨基談話錄》的動機，并很快征得布羅茨基的同意。兩人的談話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斷斷續續持續到1996年布羅茨基心臟病發辭世。這一“耗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的工作”顯然沒有辜負兩位談話者的苦心，這是不可多得的精彩的談話錄。《布羅茨基談話錄》有兩個基本主題：一是詩歌，具體地說是布羅茨基一直推崇的幾位詩人———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奧登、弗羅斯特等，這幾個詩人書中都專章談到；一是布羅茨基個人的近乎傳奇般的經歷，他在前蘇聯被關押被流放最后被逐出祖國的受迫害的經歷，讀者多少知道一點，但沒有一本書有這本談話錄講得那樣詳細，甚至比他到美國后撰寫的自傳散文《小于一》還要細致，在自己的文章中出于風度和驕傲，布羅茨基顯然簡化了自己受虐的過程和情節，而是致力于分析這種痛苦。

對于自己喜歡的這幾位詩人，布羅茨基都撰文介紹過，關于茨維塔耶娃的《詩人與散文》、關于阿赫瑪托娃的《哀泣的繆斯》、關于奧登的《析奧登的〈1939年9月1日〉》、關于弗羅斯特的《悲傷與理智》。這是盡顯布羅茨基出眾的批評才華的文章，主要在詩藝上探討這幾位詩人的作品，只有在《哀泣的繆斯》一文中，才少許帶出阿赫瑪托娃的傳記資料，布羅茨基這樣描述阿赫瑪托娃的外貌：“她看上去相當漂亮。五英尺十一英寸的身材，烏黑的頭發，白皙的皮膚，雪豹一般灰藍色的眼睛，苗條的、柔軟得難以置信的身段。”但是在文章中你仍然找不到布羅茨基和阿赫瑪托娃私人交情的例證，這是可以理解的，對任何一個自尊的詩人而言，在他評述一個朋友的詩作時帶出這種友情，不僅是侮辱了這友情，通常也會影響到批評的公正，哪怕僅僅是在感覺上。可是在談話中，則有大量的交往細節，談話的確和文章所負載的道德責任不同，在談話中談及自己的朋友實在要自然得多，況且還是在另一位好奇者不斷的追問和引誘下。

布羅茨基熱愛的詩人

四位詩人中，布羅茨基和阿赫瑪托娃、奧登有過直接的交往，沒見過茨維塔耶娃和弗羅斯特，純粹是熱愛他們的詩歌，可是這熱愛也很自然令他去了解他們，那么在談話中我們仍然獲知了茨維塔耶娃和弗羅斯特生活中的某些“秘密”。可是為什么要知道這些秘密呢？眾所周知，詩人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并不存在簡單的因果邏輯關系，并不是說他蒙受了苦難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就能成為一個出色的詩人。在談話里，布羅茨基也反復談到這一點：“在文學中，就像在音樂中一樣，體驗是某種次要的東西。”“談生活———無非是貓抓自己的尾巴，瞎折騰。”可是每個作家都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作為寫作素材，那么生活和作品表面上的矛盾之處，則恰恰是值得我們細究的地方，那里面藏有寫作最深的秘密，布羅茨基顯然對此亦深有感觸，也有很深入的思考。從另一個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說，我們對一個詩人了解得越多，對他的詩也就理解得越深。

毋庸置疑，茨維塔耶娃是布羅茨基最推崇的20世紀詩人，他在談話中也反復申明此點，布羅茨基認為茨維塔耶娃是“加爾文式”的詩人，這就是一個人對自己、對自己的良心和意識的十分嚴厲的清算。沃爾科夫在此時不失時機地抖出猛料（對我而言），茨維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曾經參與過蘇聯情報機關的間諜活動，也就是對叛逃者伊格納季·列依斯的追殺，并說埃夫隆是“最陰暗的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間諜。”而茨維塔耶娃“很顯然，一直到最后都是完全接受并支持埃夫隆的”。這個猛料在他們那個圈子里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我以為布羅茨基的辯護仍然是有力的：茨維塔耶娃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愛上埃夫隆，并且一直愛她，用她自己的話說，她“像一只狗那樣”跟著埃夫隆。忠貞于自己———這就是她的行為道德。對于茨維塔耶娃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直觀的惡的教訓，而一個詩人是不會隨便拋棄這樣的教訓的。災難就是災難，在災難中可以學會很多東西。而且茨維塔耶娃對埃夫隆還有愧疚，他們有三個孩子，三個孩子模樣各不相同，他們長得不太像爸爸，至少她自己是這樣認為的，這會使她不太急于去充當埃夫隆的法官。后者會牽出茨維塔耶娃私生活的另一面，在中國也許會有刻板的道學家對此會對茨維塔耶娃大加撻伐，可是至少對布羅茨基和沃爾科夫而言，私生活的放縱的確對詩人來說根本不是一個問題，至少無關作品的優劣。

阿赫瑪托娃則是20世紀俄羅斯詩歌另一個傳奇。她的前夫是古米廖夫，20世紀初重要的藝術流派阿克梅派的領袖，后被莫須有的罪名被處以極刑，她和茨維塔耶娃及曼杰什坦姆都是至交，她一生中都不乏仰慕者和追求者（著名的有莫迪利阿尼、以賽亞·柏林），說她是白銀時代的皇后也許是恰當的稱謂。在阿赫瑪托娃晚年，她周圍又聚攏了一群出色的年輕詩人，奈曼、萊茵、博貝舍夫和布羅茨基，他們常常去圣彼得堡郊區阿赫瑪托娃的住處拜訪她，而阿赫瑪托娃會給他們朗誦自己的近作，聽取這些年輕詩人的意見。有一個冬天，布羅茨基甚至在阿赫瑪托娃住處附近租了間別墅，那時“我確實每天都去看望她，話題完全和文學無涉，談的是人們之間———我斗膽說一句———是相互的依戀”。在談話中，狡猾的提問者沃爾科夫提到，阿赫瑪托娃對自己兒子的命運是否帶有某些冷漠？布羅茨基幾乎是條件反射般地給予了精彩的回答：“不，生活中恰好沒有冷漠。冷漠———如果這句話在這兒一般來說是適用的話———它與創作與生俱來……你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努力營造悲劇的效果，似乎在用這種或那種詩行無意地違背真理，逆自己的痛苦而行。”這當然也是布羅茨基自己對待生活的態度。

超越苦難

讀者多少了解布羅茨基因為“社會寄生蟲”的罪名被捕入獄，他和庭審法官的對話曾經在西方廣為流傳，后來又有學者對“布羅茨基案件”做了詳細調查，還出版了專著，事件中的黑色幽默色彩盡顯專制制度的荒謬可笑，可是對當事人來說，這是不折不扣的災難。在談話錄中，我們知道布羅茨基初次被捕時的恐懼，“第一次抓我時我很害怕，通常抓人都很早，早上六點鐘”。也更詳細地知道他在精神病院中所受的折磨：“第一晚，我旁邊單人床上的那個人就自殺了，他切斷了血管。”“在那兒人們用各種愚蠢的念頭刺激你，將一些藥硬塞給你吃。”“你躺著在閱讀，突然來了兩個護理員，從床上拽起你，用床單捆上浸到浴缸里，然后把你從浴缸拽起，但不解開床單，這種床單就在你身上結成硬塊。”“他們用拳頭敲你，搧你嘴巴。”難怪阿赫瑪托娃曾經感嘆道：“他們給我們這個紅頭發小伙（指布羅茨基）制造了怎樣一份傳記阿！這經歷他似乎是從什么人那兒租用來的。”

關鍵是如何對待這些———我們暫且說是苦難吧，有人正視它，比如同樣有過勞改營經歷的索爾仁尼琴，他的小說《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島》等堪稱是那個時代的史詩，一種直接的對抗。布羅茨基有自己的方式，那就是從更高的角度去觀察和俯視乃至蔑視它。詩人米沃什曾經準確地評論過，布羅茨基“不是一個政治詩人，他不會跟幾乎不配享有跟他辯論特權的對手爭辯。他卻介入一種活動形式，被時間的暴君們解開腳鐐的詩藝”。布羅茨基善于從道德和倫理的角度思考這些生活中不期然的苦難或者說惡，1984年在布羅茨基任教的威廉斯學院畢業典禮上布羅茨基做了《畢業典禮致辭》的演講，對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惡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不用說那些磨難給他的思考增添了韌性：“世上最容易翻轉過來并從里到外碰得焦頭爛額的，無過于我們有關社會公義、公民良心、美好未來之類的概念了。”“對抗惡的最切實的辦法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獨創性的思想、異想天開，甚至———如果你愿意———怪僻。”1987年在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中，布羅茨基再進一步，將善惡問題歸屬于美學的門下———美學是倫理學之母，提出“‘好’和‘壞’的概念首先是美學的概念，它們先于‘善’和‘惡’的概念”。

實事求是地說，布羅茨基的散文和詩歌要比這本談話錄更有文學價值，談話錄中的精辟觀點在他那些著名的散文中多半更為系統地論述過。但是談話錄仍然很吸引我，因為那些詩人們的故事，詩歌和別的文學門類有點不同，一旦你喜歡某人的詩歌，很自然地就會對某人本身發生興趣，想象他的模樣和言談，想象他的喜悅和悲傷，仿佛就是我們自己的喜悅和悲傷。詩歌也許就是人的靈魂的外衣吧，詩歌有多絢爛似乎那位詩人就應該多有魅力，布羅茨基的談話為此添加了新的證明。布羅茨基喜歡的幾位詩人，我也都喜歡，以前只是沉浸在他們各自的文本中，而藉由布羅茨基的談話，這些人物被串聯在一起，恍惚舞臺上原本孤立的演員開始發生互動，他們的面目、表情和體態也就愈發清晰了。就像一幅木刻，他們的形象最終凸顯在原本平整的木板上，幾乎觸手可及。

□凌越（詩人，廣州）

第二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

劉波

2013-1-9 20:26:25 來源：《西伯利亞研究》2005年第5期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所,黑龍江哈爾濱150018)

[中圖分類號] K833/837.512.825.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0961(2005)05-0067-04

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僅對得主是莫大的殊榮,而且對于得主的民族也是最大的榮譽。給俄羅斯民族帶來殊榮的諾貝爾獎得主迄今一共有五人:普寧(1870—1953),1953年獲獎;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1958年獲獎,由于他受到當局的壓力,不得不拒絕領獎;肖洛霍夫(1905—1984),1965年獲獎;索爾仁尼琴(1918—),1970年獲獎;布羅茨基(1940—1996),1987年獲獎。這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現今只有一人還健在,他就是索爾仁尼琴。應指出的是,布氏在1991年還被推舉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桂冠詩人。

布羅茨基是1987年獲獎的,這年他還不到五十歲。布羅茨基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超越時空限制,無論在文學上及敏感問題方面,都充分顯示出他廣闊的思想和濃郁的詩意”(授獎的評語)。布羅茨基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時身在境外,但那時蘇聯尚未解體,當然對此十分忌諱,不會做任何宣傳。

縱觀布羅茨基的一生,可以說他的人生是一出悲劇:他剛出生不久蘇德戰爭爆發,童年就遇此事變;上學后由于自己是猶太裔的俄羅斯人,于是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就蒙上一層陰影;十五歲時,因為和上學的環境格格不入,就不得不過早輟學;他如此早地走入社會,干了好些自己并不喜歡的工作;他自己醉心于詩歌,不是寫就是閱讀,這必然不容于當局,于是給他羅織莫須有“寄生蟲”的罪名,送去勞改;后來被驅逐出境,由此詩人才從逆境轉入順境:他執教于美國諸多大學;此后獲諾貝爾文學獎;繼而加冕為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桂冠詩人;最后他是在睡夢中因心臟病突發猝然辭世的,那么安祥,毫無一點痛苦!

1940年5月24日,約瑟夫·布羅茨基誕生在蘇聯的列寧格勒。他出生的具體地方是列寧格勒彼斯捷爾街與鑄造街交界處的28號樓二層上的一間半房子里,總共面積不過40來米。這一間半房子是在一座六層摩爾風格的大樓里,這幢大樓建成于1903年。布羅茨基在這里住到他被驅逐出境(1972年)流亡到外國為止(含他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勞動改造的時間),前后在這一間半房子里居住了32年。現在這里成為了布羅茨基博物館。他的父親亞力山大·布羅茨基是猶太裔人,1903年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位畫店老板家里。后來他先就讀于列寧格勒大學地理系,又到紅色新聞學院學習,畢業后參軍,在海軍服役,參加過蘇聯的衛國戰爭。其間,他曾到過中國和一些別的地方。布羅茨基的母親瑪麗亞·沃爾帕特是拉脫維亞人,出生于商人家庭。她童年是在深受德國影響的拉脫維亞度過的,因此德語很好。

布羅茨基出生才一年多,蘇德戰爭爆發了,不久他隨母親被疏散出了列寧格勒。歷經了不少艱難險阻,十分幸運,他安全地活下來了。二戰結束后,布羅茨基回到列寧格勒,在那里他上了學。在學校里由于自己是猶太裔人,他總感到格格不入,讀到八年級就自動輟學了。這時他的父親也被迫退伍回家了。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布氏走入社會,到工廠和別的地方干活了。他換過十多樣工種:司爐工、實驗室里的雜工、搬運工、醫院太平間的看守及地質勘探隊員等。布羅茨基自幼酷愛詩歌,他15歲不上學以后孜孜石乞石乞自修,大量閱讀了俄文詩作。他自己曾說在兩三年的時間里,“讀盡了”俄國著名詩人所有的作品。在此期間他自學了英文和波蘭文,并著手翻譯這兩種語言的詩作。也是在這段時間,他加入了列寧格勒作家協會翻譯組,并在1957年自己開始寫詩。他的詩作1960年首次發表在地下“自版文學”刊物《句法》上。為了全身心地投入詩歌創作,他離開了地質勘探隊回到列寧格勒。這一年他的詩作在列寧格勒的正式期刊《篝火》上登出了。

1961年,布羅茨基剛20歲出頭,他經青年詩歌愛好者萊茵的引薦認識了當時還健在的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壇最后的盟主阿赫瑪托娃。他和其他三位青年詩歌愛好者:萊茵、奈曼及博貝舍夫受到女詩人的器重。他們也對女詩人特別尊敬。布羅茨基在列寧格勒時,特別是1962至1963年間,不斷地拜訪女詩人求教,而女詩人對他也是悉心勖助。對此,布羅茨基難以忘懷,因此他寫了一首題名為《幸福冬天之歌》的詩,這確乎是他詩歌創作生涯中的“幸福冬天”!1963年,對布羅茨基是極為重要的年份,因為在這年他創作了《獻給約翰·鄧恩的大哀歌》一詩,全詩208行。鄧恩(John Donne,1572—1631)是英國著名的一位玄學派(Metaphysical Poets)詩人,他們創作的詩歌包含奇想、詭譎的內容,并富有哲理的思辨,這些與布羅茨基在思想上暗合,產生了共鳴。此前,在蘇聯除了專門從事英國文學研究的學者之外,俄蘇詩人是很少注意到這派詩人的。這首詩寫成后,布羅茨基曾在不同的場合下對不同的聽眾朗誦,反響極大。隨后這首詩在列寧格勒的地下“自版文學”刊物登載出來了,并傳出蘇聯國外,到了西方。由于這首《大哀歌》所獻給的是一位英國詩人,這樣就引起了西方學界的注意,為布羅茨基在西方贏得了一定的聲譽。

就在這時,布羅茨基由于對詩歌的摯愛,辭去了勘探隊的工作,返回列寧格勒專事詩歌創作。也因為他的詩人氣質,在舉止上有所不拘,我行我素;加之他與外國人有所往來、他的詩作又在地下“自版文學”刊物上發表以及他與阿赫瑪托娃過從甚密等,當局必然要對他加以注意了。接著,由當局編導的“布羅茨基案件”粉墨登場了。在1963年11月9日,《列寧格勒晚報》發表了一篇題名為《文學寄生蟲》的署名文章,給布羅茨基羅織的“罪名”是“不勞而獲”,進而指出列寧格勒沒有這種人的容生之地。1964年2月的一天,在街上,布羅茨基被人塞進一輛汽車帶到了警察局。后來開庭,是一位女法官主持審判,法庭給布羅茨基羅織的莫須有的指控被一一駁倒了。但隨即卻給布羅茨基栽上“具有性格上的精神變態特征,??”的所謂病名,在第二次庭審時宣判:五年流放,地點是蘇聯北部邊遠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州科諾沙區諾倫斯卡婭村。在那里,人們都十分善良,加之也沒有什么農活好干,布羅茨基雖然有些寂寞,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詩歌創作,寫出了不少好的詩篇。由此,這位詩人就更為成熟了!他還通過某一渠道,將自己的詩作《黎明的拖拉機》發表在當地的一份名叫《號召》的報紙上。由于當時蘇聯文化界許多人士的奔走呼吁、斡旋和營救,布羅茨基僅在流放地呆了20個月就被允許返回列寧格勒了,時間是在1965年11月。

20世紀60年代,詩人布羅茨基寫過一些愛情詩,但這類作品不多,總共只有十幾首。這些詩篇帶有“致М·Б·”的字樣。這兩個字母是他的初戀情人瑪麗亞·巴斯瑪諾娃的俄文字母的縮寫。直到1971年2月,詩人創作了一首直接以《愛情》為題名的詩作。無疑,在這首詩中,有普希金同名的《愛情》詩的溶影,但二者之間卻又有差別,各有特點。同樣,布羅茨基這首《愛情》詩也受到女詩人阿赫馬托娃所寫的愛情詩的影響,然而也有所不同:女詩人所表現的是“失戀的記憶”,布氏則是有一種自嘲的意味。他的愛情觀即是這樣:他寫的愛情詩句,正如他自己所說:“人類全部擁抱所包含的愛,還頂不過耶穌展開的雙臂”,這也是他自己對愛情詩最好的注腳。

20世紀60年代中期,布羅茨基返回列寧格勒后,他的第一部詩集,題名為《長短詩集》在美國由國際語言文學學會出版。隨即,他的第一部英文版詩集《〈獻給約翰·鄧恩的大哀歌〉及其他》在倫敦出版。1970年,紐約的契訶夫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集《荒野中的停留》。這些給詩人帶來國際聲譽。在這段時期中,列寧格勒的女畫家瑪麗亞·巴斯瑪諾娃與詩人相戀,并生下一個孩子。詩人布羅茨基雖然經營救后返回了列寧格勒,但仍我行我素,寫詩不輟,而且還是地下文學圈中的重要成員,所有這些,當然不容于當局,把他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強迫他出境,于是他不得不離開他所心愛的城市列寧格勒和俄羅斯,流亡到境外,而且一去就不曾返回!由于布羅茨基是猶太裔,當局要他流亡到猶太人的國家以色列,據說護照的簽證都給準備好了。但詩人卻選擇了西方,乘飛機先到了奧地利。在那里,著名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給予他援手,將布氏引薦給了西方的新聞界和文學界,他隨即在倫敦和奧登一起出席了在伊麗莎白女王大廳舉辦的國際詩歌節。兩周以后,詩人飛往大洋彼岸的美國,就在那里定居下來,成為密執根大學的駐校詩人,并在那里執教,講授俄語和英語詩歌。他課余也寫些詩歌,但收獲不多。詩人到美國的第二年,即1973年,他的英文《詩選》在倫敦出版。《詩選》的序是奧登寫的,這部集子收入《企鵝版現代歐洲詩人叢書》中。布羅茨基抽煙很猛,加之有心臟病,1976年他第一次出現心肌梗塞,在這一年就先后動過兩次心臟手術。翌年,布羅茨基加入美國國籍。此后,他在美國居住,一直到他辭世為止,前后共24年。

布羅茨基到美國后主要在大學任教,他講授 過的大學近十所:先是在密執根大學、后又到馬薩諸塞的五大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皇后學院、紐約市立大學及紐約大學等。另外,他還在別的一些大學或學院開過講座,他還短期訪問過一些別的大學或學院。他是以文學教授的身份在這些大學執教的。他所講授的課程是:《19世紀的俄國詩歌》、《古羅馬詩人》、《17世紀英國詩歌》及《比較詩歌》等。他還開了《俄羅斯語文》課程。詩人雖然只上過八年學,但他通過刻苦自學,加之記憶力又好,因此知識面廣而淵。他講課時十分投入,旁征博引,脫口而出,深得學生的歡迎與信賴。他要求學生既要學習詩歌,又要求他們加深自身的學養。

布羅茨基自從離開蘇聯后,連續執教于美國的多所大學,生活安定,生計也有所保證。他的俄、英文版著作不斷地在歐美出版,如他的兩部詩集《美好時代的終結》(收入他在1964年至1971年間所創作的詩篇)和《話語的部分》(收入他1972年至1976年間所寫的詩歌)等在美國出版。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他的詩作《羅馬哀歌》、《獻給奧古斯都的新篇》、劇作《大理石》及散文集《較一小》等也在美國出版。到了上世紀90年代,他的詩集《訓言集》(收入他1962—1989年間的詩作)和《布羅茨基詩集》先后在列寧格勒出版。布羅茨基著作的第一部漢譯文集《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1990年在中國出版。上世紀90年代初,布氏的詩文集,如《一艘小拖船的故事》、《給一位羅馬朋友的信》、《丘陵》、《絕癥患者們的濱河街》、兩卷本的詩文集《時間的形式》等在圣彼得堡及莫斯科出版。從1992年開始,多卷本的《布羅茨基文集》陸續在圣彼得堡出版。這一年,《布羅茨基論阿赫瑪托娃》在莫斯科出版。1995年,他的另一本英文散文集《悲傷與理智》也出版了。布羅茨基是1996年初去世的,而在這之后,還出版了他的幾部著作,含詩歌與論作等,如《水的印跡》、英文詩集《如此等等》及《布羅茨基論茨維塔耶娃》。在布 羅茨基從逆境走向順境的過程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不斷地獲得各種榮譽:1978年,美國耶魯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1979年,他被推舉為美國藝術科學院成員;1981年,他獲麥克阿瑟獎;最為重要的是,1987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而且是獲得這一獎項的最年輕的得主之一;也是在1987年,他的英文版散文集《較一小》榮獲美國全國圖書獎;1991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授予布羅茨基“桂冠詩人”稱號;1991年,他獲得英國牛津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多少榮譽集于一身啊!1992年,他與意大利裔姑娘瑪麗亞·索扎尼結合,1993年他倆的女兒安娜出生。1993年,俄羅斯宣布恢復布羅茨基的國籍,但詩人并沒有返回那里。1996年1月28日布羅茨基在紐約安然辭世。詩人病逝后,先葬于紐約近郊。按詩人的遺愿,后來遷葬到意大利威尼斯城的米歇爾公墓。威尼斯是他夫人瑪麗亞·索扎尼的故鄉。詩人的去世俄羅斯新聞界稱之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隕落了”,可見評價之高,也當之無愧!

布羅茨基的詩歌創作并非無源之水,而是淵源有自。關于這一點,他在他的《諾貝爾演講》中有所說明:他說他要感謝他的五位詩歌導師———其中兩名是英語文詩人,即羅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和奧登。布羅茨基與前者并未謀面,當然不可能親炙他的教誨,但當他22歲時,從友人處借到一冊弗洛斯特的譯詩,弗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氏的婉約的風格、深藏的、受到克制的恐懼等完全征服了布羅茨基,有關詩歌的理解,他是從弗氏開始的。可以說,弗洛斯特是布羅茨基在詩歌這一領域的啟蒙老師。美國詩人奧登在布羅茨基最困難的時候伸出了援手,并將他推薦給西方詩壇,自此布氏逐步登上頂峰。布氏從奧登那里吸取了許多的營養,如對世界所持的悲觀立場及冷靜態度、捍衛詩人的神圣使命及追求詩歌的張力等方面,都源自奧登。為此,布羅茨基稱奧登是“20世紀最偉大的英語文詩人”。布氏還受惠于三位俄羅斯詩人,他們是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1892—1941)和曼德里施塔姆(ОсипМадельштам,1891—1938)。關于阿赫瑪托娃,前面已經談過了,這里不再贅述。茨維塔耶娃是著名的蘇聯俄羅斯女詩人,其作品的主題是有關愛情、死亡等,俄國十月革命后曾一度流寓西歐,后來返回蘇聯,但她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于是她苦悶、徘徊、無法解脫。這些都表現在她的詩中,另外,在她的詩中布滿了問號和感嘆號,借此表白自身的內心世界。最后,她無以自拔,以死為歸宿,自殺身亡。所有這些,無不感染布羅茨基。另一位影響布羅茨基的是曼德里施塔姆,他是蘇聯持不同政見詩人,他的身世與布羅茨基有許多相似之處:他曾兩次被流放,最終埋骨西伯利亞。這兩位詩人能不同病相憐么!布羅茨基其人其事具有什么意義呢?他一身兼二職,既是蘇聯俄羅斯詩人,又是美國國籍的西方詩人。為此,他一方面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白銀時代詩歌的傳統同圣彼得堡的詩歌傳統,另一方面他又從西方詩歌中吸取養分,如他對英國玄學派詩歌的喜愛與模仿。對這兩方面的文學傳統,他不僅是簡單的繼承,而是將二者密切地結合起來,并且將之發揚光大。再者,在布羅茨基的詩作中,也是在他的心中,并非全是“寒冷與黑暗”及絕望,其中也蘊藏著一抹陽光,一絲亮色,這就是他對藝術的極高評價。

末了,不妨談一談詩人布羅茨基的中國情結。布氏的父親在海軍中服役時曾到過中國,1948年他退役歸來,帶回三只好大的柳條箱,箱子的上面同四周有好些大的像章魚樣的漢字,箱子里面裝了不少從中國帶回來的東西,如中國的絲綢、字畫、寶劍及瓷器等。這些東西后來就放在家里,或掛在墻上,使這一空間具有極其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氛圍。布羅茨基孩提時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由此他必然對中國及其傳統文化有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再有,據詩人自己講,他在地質勘探隊工作時,一個偶然的機會在阿穆爾河(黑龍江)上遇到大雨,船靠到右岸(中國這一邊),因而在中國這一邊呆了一會兒。這真是與中國有緣!在布羅茨基的詩作中,有一首題名為《明代書簡》(1974)是以中國為主題的,分兩部分,即兩通信扎。第一通,是明代宮中的人所寫,轉述皇帝的驕奢淫逸、昏庸、殘忍和百無聊賴。第二通是寫一位望夫歸來的婦人(有可能是孟姜女)的家書。現將第二通信,及詩的第二部分引述如下:

俗話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可惜,那歸途卻遠不止千里呀，并不始于足下,尤其

當你每次都從零算起。

一千里亦罷,兩千里亦罷，反正這時你遠離你的家，語言無用,數字更于事無濟，尤其是零,無疑是一場瘟疫。

布羅茨基的《明代書簡》不禁使人想起法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的《波斯人信札》,它們所敘述的都是東方的事,布氏是否是受到孟德斯鳩的影響呢?詩人具有極其強烈的中國情結,晚年他曾認真、刻苦地學過漢語,他遺留下的許多筆記證明了這點。可是天未假以年,這一愿望未能實現,多么遺憾啊!換位考慮,我國,即中國,對布羅茨基也是情有獨鐘,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就兩三年,他的著作即被譯為漢文在中國出版,后來又出版了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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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波(1963-),女,黑龍江牡丹江人,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