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天長龍華寺與梁氏祠堂的由來簡述

天長龍華寺與梁氏祠堂的由來簡述

根據傳說龍王廟（現改為龍華寺）原為梁家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位于天長市北郊便益鄉東，在明朝年間梁氏門中有一門無后代，一寡祖喬氏夫人在家里祠堂吃齋念佛看燈守節（地點在業河灣大墩子上），這大墩子也處在業河拐彎處，因長年水流轉來轉去淤土形成，某年洪水暴漲泛濫，喬氏早晨去察看水情（實際上是去打撈浪渣回來曬干燒鍋），因水勢流急形成河水漩渦大浪渣集中旋到拐彎處，同時不知什么時間從上游漂來一木制物夾在浪渣里，喬氏打撈中發現打撈的浪渣里有一個物件上來一看原來是一尊木制菩薩，吃齋人口中念佛保佑，遂將木制菩薩順水流方向撐送。第2天喬氏又來打撈浪渣發現昨天的木制菩薩又回來原處，就這樣往返幾次。這時喬氏夫人猛然覺得這菩薩是否與自已有緣（實際上是在旋渦里轉來轉去根本沒有撐送走）頓發善心，這時她把這尊菩薩請到自已的庵堂供奉。她越想越感到這尊菩薩也與梁氏有緣天賜，逐漸把這件事在梁氏門中傳開，我梁氏族下有人說既然天賜佛于我梁門，我梁氏日后定有發旺。加上喬氏信佛的心誠，經梁氏族下商定共獻良田80余畝作為公產，此后又經梁門多次捐贈集資終于建成廟宇，起名龍王廟。喬氏西游后由直真和尚接了香火，在原來的基礎上砌了后殿（大雄寶殿）供奉如來佛祖及其子弟，東西兩首是十八羅漢，院落東廂房五間是誦詩經堂（北間是由主持僧居住），西廂房五間，謂之“三賢堂”是供奉我祖先牌位，于明洪武年間所建，并建了廟前大門，門前有石獅子一對，廟內供四大金剛，大肚彌勒佛，護法神---韋陀；到清朝順治年間廟的中殿才建成，主殿兩旁東有閻王殿，西有龍王殿，外有土地祠，總共有49間房屋。曾擁有廟田80余畝（解放后被土改），只剩下古寺四周竹園一片，大樹幾十株，仍歸寺廟所有。是一座有幾百年歷史的古老寺院，是皖東一大名寺。年年有家祭（每年清明節也就是梁門后代對祖先的哀思），天天有香客,佛事頻頻,名聲久遠。

龍王廟曾兩次遭劫，第一次是在1937年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期間，1939年中國共產黨在天長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石梁區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設在龍王廟，梁姓不少人參加了抗日戰爭，以辦民校為名，實際上是共產黨宣傳革命，培養天長乃至皖東地區革命志士場所，我地繆文謂、李世農、宗士誠等革命前輩更是往來穿梭其間，由此處培養的有詹卓、劉錫章、徐速之、梁明典等人，烈士梁明倫、胡國章等也都是由此走向革命道路的，天長縣城西鄉的抗日運動如火如荼，搞得侵略者如坐針氈，不得安寧，于1941年2月23日掃蕩中，日本鬼子放火燒了龍王廟一部分建筑，其中供奉梁家祖先牌位及家譜的西廂旁殿被燒光，蕩然無存。1942年國內革命戰爭期間拆除了廟宇前廟門，中殿改作公立小學之用；第二次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造反派打毀了所有佛像，拆除了僅有的中進廟殿，房屋，建紅旗中學用，將一座數百年古廟夷為平地，僅存竹子和樹木，這在當時誰也不敢阻攔，人們只能痛在心里，從此龍王廟便空有其名了。解放后廟產一直歸縣財政局管理。

1980年改革開放，政清星辰輝彩，國定日月生輝，在共產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引下，梁氏門人作為寄托情思，凝聚眾心，振興中華。進行醞釀宣傳動員，重建廟建祠修家譜，打下思想準備，在梁文遠、梁明庚主持下，由梁明成、梁明安、梁明津、梁明仕、梁明舉、梁明超、梁明鼐、梁后培等人，并吸收兩游僧參與組成班子開展工作，當時一邊向有關單位申請，一邊集資，1993年經過市統戰部、宗教局批準建寺，定名龍華寺，又經梁氏門下眾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下，在社會各界及大廟附近的十數個鄉鎮領導，信佛者的支持下，歷經幾年共獲得集資款105000元（其中梁姓資額達50%左右），1995年2月15日梁氏開始修編家譜，各門各支具體情況均由族長梁文遠提供，梁文遠，梁明庚率班子成員到各處各戶核對。1997年春天龍華寺落成。1999年家譜匯編成冊后由梁文旭（字兆明）加譜序，交由經辦人交印刷企業印刷裝訂成冊向家族各支各戶發行300余冊。2006年由梁氏獨資興建了梁家祠堂（即西廂房3間），現在西廂房北邊一間是存放祖宗牌位，中間和南邊兩間是放祖先畫像和開會廳。后又由梁氏獨資添置放在廟前的天香爐；現已初具規模成為每年農歷正月12日梁門集中會面攀談交流整修家譜的地點。值得一提的是龍華寺建成及梁氏家譜發放后，發現存在不少不妥之處，有待再次續譜時加以改進。

第二篇：葛馬沖梁氏祠堂修繕倡議書

葛麻沖梁氏宗親祠堂修繕倡議書

尊敬的葛麻沖梁氏宗親、兄弟姐妹、梁氏后人：

葛麻沖梁氏祠堂位于廣西貴港市港南區木格鎮陸化村良客塘中西面。此祠堂乃我梁氏先人，于清朝末期建造，歷經清朝、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三個歷史朝代。自此梁氏后人“尊族恒于斯，亦睦族恒于斯。”她已成為我們葛麻沖梁氏族人傳承先祖美德，激勵后世團結上進的“精神糧倉”。

歲月滄桑，時光流轉，該祠堂建成至今已經歷了一二百年的風雨浸蝕。昔日莊嚴肅穆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已成殘垣斷壁，滿目瘡痍。前門坍塌，祠堂兩面廂房也相繼坍塌，周圍四面舊房及圍墻已不復存在。主祠堂也由于年久失修而搖搖欲墜，先人們辛苦創建的祠堂即將毀于一旦。我梁氏族人無不看在眼里，痛在心頭。

“子孫孝則祠堂興，祠堂興則宗族榮。”國家修史，知其興替；地方修志，知其沿革；家族修祠，知其根源。鑒于梁氏宗祠的重要意義，修繕祠堂，梁裔子孫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經眾人商討及推薦并成立了梁氏理事會。成立了以梁俊富為首的祠堂修繕領導小組。現在修繕工作正式啟動。

修復宗祠，重建祖基，秉承和發揚祖宗遺德，此為善事，更屬義舉。祠堂修繕工程繁雜，事務冗余。望全體族親同心同德、慷慨解囊，踴躍捐資，上酬祖思，下蔭兒孫。熱忱歡迎各界人士互相轉告，續薪相助，添磚加瓦！為使葛麻沖梁氏宗祠重現昔日風采，福佑子孫，在此特倡議如下：

一、望我梁氏宗親，不分男女，不分地域，為重修祠堂排憂解難，奉獻敬祖之心，盡力捐資。特別是年滿十八歲的梁氏男丁更應積極響應，做有責任有擔當的梁氏子孫。

二、望有影響力的宗親，事業有成的有識之士，理事會成員起模范帶頭作用，多做貢獻。

三、本次捐資活動不分先后，可多次認捐。原則上所有現葛麻沖在籍人口人均捐款不低于1500元/人，其他人員或已外搬遷戶酌情，均上不封頂。企盼社會各界賢達之士慷慨解囊！附件一 芳名錄

梁氏祠堂理事會將按捐資多少分別以特定方式予以鳴謝：社會贊助200元以上均刻碑鳴謝，余者以刊登紀念冊予以褒揚，永作紀念。捐資者的英名將流芳百世，德昭后代；捐款者的善舉定能得到祖宗福澤，永保全家平安幸福！附件二 祠堂修繕原則

1、此次祠堂重修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工程分為主體物、附屬物、院落景觀三部分，按資金狀況逐步實施。

2、此次工程招標方式分為兩種：⑴競標；⑵約標。附件三 資金管理

所集財物，專款專用，專人管理，收發賬目，公開透明，分期公示，接受捐助人及社會各界的查詢、監督。

理事會會議推選葛麻沖屯：梁俊富、梁德全、梁觀展、梁明華、梁觀強、梁永健、梁橋南 饅頭嶺： 等人為宗祠修繕領導小組，全面主持梁氏祠堂修繕事宜。

葛麻沖梁氏宗祠理事會

2015年9月1日

第三篇：桃山謝氏祠堂與明清揭陽祠堂文化

桃山謝氏祠堂與明清揭陽祠堂文化

謝若秋

揭陽桃山謝氏祠堂有謝氏家廟、東社祖祠和吳公祠等，均為明清時期潮汕傳統的祠堂建筑。桃山謝氏家廟（即桃山謝氏宗祠）位于炮臺鎮桃山村，面積9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為三進二天井二火巷的灰石木結構祠堂。這座謝氏宗祠在明清期間經歷了從祖祠到家廟的沿革。據載，元代末年，祖居玉滘翔龍的謝宗文（謝翱四世孫，桃山謝氏一世祖）與庶母石氏逃至桃山村避難。謝宗文后來考中秀才，收回祖業，遂于桃山村建造宅舍，開設私塾，教育鄉鄰子弟，開基創業（清版《揭陽縣志》有傳）。據說，謝宗文在桃山村尚未營建祠堂（其祖屋中后來設有專祀石氏祖婆的“婆廳”，在今舊潘界內）。謝宗文之子謝廉靜增創祖業，家產殷實，晚年開始“建祠堂以尊祖先”，但未就而卒（享年69歲）。謝廉靜之子謝玉山（文林郎，其長子謝恭仕福建壽寧縣知縣）業增百頃，繼承父志，約公元1451年主持建成二進“四點金”的桃山謝氏祠堂（永思堂），特祀梅叟公（謝宗文之號）為不遷之祖，這就是桃山謝氏的祖祠。清朝康熙庚子（1720）謝學圣（桃山謝氏十二世祖，仕山西交城縣知縣）中試解元，其宗師俞鴻圖得知謝氏自開基桃山以來有多人出仕知州、知縣等官職，乃官宦人家，遂建議謝學圣將祖祠營建成家廟以光前裕后。于是謝學圣恭請俞鴻圖為祠堂題寫門匾“謝氏家廟”，康熙辛丑年（1721）率族眾對桃山謝氏祖祠重修并拓建為三進二天井二火巷大型院落的謝氏家廟。其間，明正德十二年（1517）桃山舉人謝天經（桃山謝氏五世祖，朝列大夫，其子謝廷統仕潼川知州）為激勵家鄉子弟好學上進，于祠堂前左側驛道上建造“躍禹門坊”，此坊與后來清朝乾隆十九年建于家廟右前側的“升平人瑞坊”（俗稱“百歲坊”）并列，同為謝氏家廟兩個前側翼形勝，分別象征耕讀文化和耆壽文化，與家廟渾然一體，蔚為壯觀。

謝氏家廟還有一道獨特人文的景觀——其祭廳正龕上首自建成后就供奉著一位特殊女性的神主，這位女性就是桃山謝氏一世祖謝宗文的庶母石氏祖婆。在封建時代廟祭文化中，嫡庶尊卑分明，有嚴格的“庶妾不廟祀”規定，潮汕民間就有“赤腳孬入祠”的說法（“赤腳”即男主人正妻之外的側室或婢妾，屬庶系）。石氏祖婆是謝宗文庶母，當初逃難時棄親女而保四閱月嫡男謝宗文，辛苦鞠養，又傾力收復祖業，沒有石氏祖婆就沒有桃山謝族，石氏祖婆義薄云天。因此，明朝中期桃山謝氏祖祠建成后，在宗廟祭祀上打破了傳統宗法觀念，率其他族姓之先，將石氏祖婆神主從祖屋“婆廳”移至祖祠（永思堂）正龕上位，奉祀為開基祖（婆）。這在古代潮汕地區乃至古代中國社會是極為罕見的，這種舉措無疑是對封建宗法制度的大膽挑戰，也可見桃山謝氏對這位祖婆的敬重。據說，明代中期以后，潮汕地區有極少數的祠堂也先后出現“阿婆入祠”合祀的現象。如桃山謝氏鄰村西淇村的陳氏宗祠，也先后有二位有功于族的阿婆入祠奉祀。這種新的廟祭方式的出現是古代揭陽乃至中國祠堂文化的新變化和獨特現象，從中也許可管窺出其時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已經漸漸地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

祠堂文化是中國古代宗法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置和演革主要受到國家政令制度的影響制約。據載，先秦時期廟祭祖先已有嚴格的制度：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則祭于寢（《禮記·王制》）。那時平民百姓不得建廟宇，只能在家中正屋（“寢”）祭祀祖先。東漢時期，平民祭祖已成為普遍的禮俗。其時祭拜祖先的專用建筑叫“祠”，乃建于祖先墓地旁邊的小屋（即墓祠），后來民間祭祖的建筑取名“祠堂”即緣于此。在潮汕地區，唐代已有祠堂出現，宋元以后，建造祠堂追祀先祖的官宦人家越來越多，庶民祭祖仍“于寢之北為龕”，即在自家正屋北部設龕奉祭祖先。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封建宗法制度的強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祠堂建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潮汕地區也不例外。嘉靖年間（1522-1566）“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以“化民成俗”，這是中國古代民間祭祖禮制的一次重大變革。于是，潮汕出現了“望族營造屋廬，必建立家廟”的現象（清乾隆《潮州府志》），清版《揭陽縣志》亦載：“舊志云：士族重喪祭，營宮室先立祠堂、祭田以供祀事。”可見其時揭陽民間極為重視祠堂建設。不少官宦人家的祠堂或為祖祠拓建、或為新建，多為規模宏大的家廟建制，成為所在地區最漂亮、最重要的建筑。揭陽地區這類家廟為數不少，除桃山謝氏家廟外，就其鄰鄉近里而言，就有東嶺村的“陸氏家廟”（南宋名相陸秀夫裔孫于嘉靖十年建造）、南潮村的“吳氏家廟”（為潮州前七賢之一北宋吳復古故居，其裔孫將其故居改為“祖祠”，明代中期拓建為“家廟”）、仙橋古溪的“陳氏家廟”（嘉靖年間建古溪陳氏祖祠，后于雍正年間購得今址拓建為三進二天井的“家廟”）、漁湖潮尾袁的“袁氏家廟”（明清之際將建于宋末的袁氏祖祠“積慶堂”拓建而成為“家廟”）等。

在明朝“聯宗立廟”等政令影響下，潮汕各地族姓的聯宗活動也推動了當地祠堂的建設。明朝中期，揭陽玉滘翔龍和桃山謝氏考稽兩族源流一脈，均為宋末咨議參軍、著名愛國詩人謝翱裔孫，于是，嘉靖六年（1527）桃山謝玉川（謝翱第八世裔孫，桃山謝氏五世祖，仕四川梁山縣知縣）和玉滘翔龍謝雪梅（謝翱第八世裔孫）等倡議聯宗并捐建翔龍謝氏永思祠堂。翔龍謝氏永思堂為揭陽謝氏宗祠，奉祀謝翱為揭陽謝氏開基祖。康熙九年（1670）清朝頒布的《上諭十六條》，進一步確定了宗族的功能。雍正年間又頒布《圣諭廣訓》，突出了宗族自身的建設。于是有上述康熙辛丑年（1721）桃山謝氏祠堂拓建為謝氏家廟、玉滘揭陽謝氏宗祠于乾隆和光緒年間先后重修等舉措，重在敦親睦族。其時，宗族內一支系分衍超過五代可自立房派，建置小宗祠。如光緒年間（約1896年）桃山謝氏八世祖謝和毅所屬三個房派裔孫在桃山嶺仔（今新明社區）營建二進“四點金”的“東社祖祠”（光裕堂），奉祀謝和毅為共祖。該祠堂是古代桃山謝氏祠堂中至今保存較好的小宗祠。

桃山謝氏至今還在村中保存著一座名為“吳公祠”的特殊的祠堂。該祠堂位于桃山謝氏家廟西南側原桃山墟市中，為二進“下山虎”院落。它是一座清代乾隆元年（1736）揭陽桃山和玉滘翔龍謝氏為感謝潮陽知縣吳廷翰依法判還謝氏入揭始祖謝翱等祖墓而為其建造的生祠。在清代，這兩地謝氏依時祭拜，共同演繹著一個廣為傳頌的感恩故事。據清版《揭陽縣志》和孫淑彥《揭陽歷代縣長考論》記載，在明清時期，縣治榕城先后出現約十所生祠，如“馮侯祠”、“潘李祠”等，主要是民間百姓為紀念和褒揚政績佳彰或官德清廉的邑令而設。目前，除桃山村外，尚未發現古代揭陽其他鄉村族姓有營建生祠的相關記載。據說，吳公祠可能是潮汕地區至今唯一尚存的古代生祠建筑。立生祠始見于漢代，是祠堂“報本崇德”文化的衍化。立生祠為古代揭陽祠堂文化增添了人文新氣象，又給其時我國封建社會吏治建設注入了一股源于民間的正能量。

可以說，桃山謝氏祠堂的建置和沿革是明清時期揭陽祠堂文化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