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廣州復大腫瘤醫院：氬氦刀冷凍治療肺癌報告

廣州復大腫瘤醫院“氬氦刀冷凍治療肺癌”深受學術界關注

廣州復大腫瘤醫院副院長、廣州復大肺癌研究所所長牛立志博士在近日召開的“第三屆泛太平洋國際肺癌會議暨第三屆中國肺癌南北高峰論壇”上作大會報告：《氬氦刀冷消融治療肺癌508例經驗總結》。

來自海內外的與會專家對氬氦刀冷消融治療肺癌興趣甚濃，會后很多肺癌專家紛紛與牛立志博士探討有關問題。

據悉，“第三屆泛太平洋國際肺癌會議暨第三屆中國肺癌南北高峰論壇”是一個較高級別的學術會議，整個會議，廣東省僅幾位肺癌專家應邀在大會上作大會發言。[附]

第三屆泛太平洋國際肺癌會議暨第三屆中國肺癌南北高峰論壇

2006年10月12-15日在上海浦東國際會議中心召開

由國際肺癌研究協會IASLC、中國癌癥基金會CFC、中國抗癌協會CACA、中華醫學會CMA聯合主辦，中國抗癌協會臨床腫瘤協作中心、中華醫學會胸心血管外科學分會和呼吸病學分會協辦、上海市肺科醫院、上海市胸科醫院和上海市腫瘤醫院共同承辦的“第三屆泛太平洋國際肺癌會議暨第三屆中國肺癌南北高峰論壇” 2006年10月12-15日在上海浦東國際會議中心召開。由孫燕院士、鐘南山院士、David Jablons和程書鈞院士擔任大會主席。會議將邀請國外肺癌領域著名專家Paul Bunn、Frances A Shepherd、Rafael Rosell, Fred R.Hirsch、David Jablons、Ryosuke Tsuchiya、Harvey I.Pass、Eric Vallieres,、Jin Soo Lee和國內孫燕院士、鐘南山院士、程書鈞院士、董志偉、管忠震、廖美琳、儲大同、丁嘉安、周允中、王天佑等教授以及港澳臺嚴秉泉、莫樹錦、霍文遜、李元麒、劉會平、楊志新教授等就肺癌防治領域最新進展作專題學術報告，并就中國煙草控制與肺癌防治、肺癌多學科綜合治療和多中心臨床協作研究進行專題研討。屆時將有20余位國際上著名肺癌專家和100多位國內著名肺癌專家以及200多名全國從事肺癌臨床研究和外科手術的胸外科、呼吸科和腫瘤科主任等一批中青年專家學者出席這次肺癌防治領域的學術會議。希望能夠達到國內外專家學者加強交流、促進合作、共同推動我國肺癌防治事業的進步與發展。

牛立志博士在大會上作報告1

牛立志博士在大會上作報告2

牛立志博士與 David Jablons 教授

牛立志博士與鐘南山院士

牛立志博士與管忠震教授

牛立志博士與廖美琳教授

牛立志博士與何建行教授

牛立志博士與吳一龍教授

牛立志博士與支修益教授

第二篇：氬氦刀冷凍消融微創無痛治療腫瘤新技術

氬氦刀冷凍消融

------微創無痛治療腫瘤新技術

我院介入科在一系列的微創治療腫瘤技術的基礎上，引進國際上最先進的氬氦刀冷凍消融設備---以色列Galil CryoHit冷凍消融系統，它通過微創穿刺直接進入腫瘤內部，通過快速降溫至-100℃～-140℃直接毀損腫瘤，達到類似外科手術切除的效果，而患者不需要開刀和縫針。同時，冷凍消融過程中發生一系列自身免疫反應，可以消滅全身腫瘤、預防復發和轉移。它局部麻醉、影像引導、靶向到位，術中無疼痛、創傷小、恢復快。

癌癥已經成為威脅人類健康的第一殺手！微創治療新技術已經越來越多的用于治療各類腫瘤如肺癌、肝癌、轉移癌等。特別適用于治療早期小腫瘤及老年人不能手術或不愿手術的患者，可以避免開刀、放化療的痛苦。

纖細穿刺針

Galil CryoHit設備 消融過程

腫瘤介入專家門診：周四上午（劉玉金主任），岳陽醫院大柏樹總院門診四樓專家診區第4診室。咨詢電話65161782轉2089、6047。

第三篇：廣州復大腫瘤醫院舉行“癌癥綠色治療論壇”

海外腫瘤學研究生招生、胰腺癌冷凍治療、癌癥預防康復以及華醫學

在復大啟航

“揭牌儀式暨癌癥綠色治療論壇”在復大腫瘤醫院舉行

2014年12月6日下午，暨南大學主辦的“揭牌儀式暨癌癥綠色治療論壇”在廣州復大腫瘤醫院舉行。

中宣部新聞局副局長張文祥、暨南大學副校長林如鵬、北京301醫院和清華大學董寶瑋教授、國際冷凍治療學會榮譽主席NIKOLAI N.KORPAN教授、美國安德森癌癥中心談東風教授和Karen教授專會。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印度、菲律賓等國和中東地區的媒體朋友也參與了此次揭牌儀式及論壇。

活動現場

總院長徐克成教授致歡迎詞，并攜手暨南大學副校長林如鵬主持了“暨南大學-復大腫瘤國際研究生培養基地”的揭牌儀式。林如鵬副校長發表致辭，表示未來國家將給予獎學金，用于在復大培養碩士、博士。

左圖：徐克成教授（左）和林如鵬副校長為“暨南大學-復大腫瘤國際研究生培養基地”揭牌

右圖：暨南大學副校長林如鵬致辭

在緊接著的“國際胰腺癌冷凍治療中心（中奧日合作）”、“復大腫瘤預防與康復中心（中美合作）”及“李朝龍華醫學研究中心”的揭牌儀式上，徐克成教授、NIKOLAI N.KORPAN教授、KAREN BASEN-ENQUIST教授、李朝龍教授同時拉下了牌匾上掩蓋的紅布，三個中心正式落成。

徐克成教授（左）、NIKOLAI N.KORPAN教授（左二）、李朝龍教授（右二）、KAREN BASEN-ENQUIST

教授（右）共同為三個中心揭牌

北京301醫院和清華大學董寶瑋教授、中宣部新聞局副局長張文祥就揭牌儀式分別致辭，表示祝賀。

北京301醫院董寶瑋教授（左）、中宣部新聞局副局長張文祥（右）分別致辭

揭牌儀式后，奧地利、美國及國內5位專家圍繞論壇主題——癌癥預防治療和康復展作了專題演講。

國際冷凍治療學會榮譽主席NIKOLAI N.KORPAN教授以“胰腺癌冷凍的基礎與展望”為題發表演講。作為在世界上第一個創新性地提出并應用冷凍治療胰腺癌的專家，他提到，胰腺癌為“癌王之王”，長久以來傳統療法對胰腺癌并無顯著成效，而冷凍消融技術的出現，使胰腺癌患者的生存率明顯提高、生存期延長。特別是復大腫瘤醫院，數據顯示經皮冷凍消融聯合碘粒子植入使患者1年總生存率達到63%，中位生存時間15個月。他贊賞復大腫瘤醫院更率先引進消融新技術納米刀——不可逆電穿孔技術，并于 2013年 8月12日開展亞洲第一例納米刀治療胰腺癌手術，該療法具有消融徹底、時間短、不受熱效應影響、不傷及胃腸道、血管及神經等優勢。

美國MD Anderson癌癥中心病理和分子病理科談東風教授講述了“與癌共存”。談教授建議重視癌癥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幫助民眾了解預防和早期診斷的重要性，樂意接受更有效的癌癥規范化治療，達到與癌共存的目的。

左圖：NIKOLAI N.KORPAN教授；中圖：談東風教授；右圖：Karen Basen Engquist教授

來自美國安德森醫院癌癥預防和營養學專家Karen Basen Engquist教授講述了營養和運動在癌癥預防與康復方面的寶貴經驗，并表示愿意生命之光的作深入的交流和開展項目合作。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喬友林教授發表了“中國宮頸癌轉化預防醫學研究”的演講。其中介紹了HPV由于其高敏感、高重復性及強客觀性，可用于宮頸癌初篩。HPV檢測和液基細胞學檢查是目前最有效的宮頸癌初篩手段。且第一個以臨床結局為終點的CareHPV研究顯示，CareHPV檢測的準確性高于VIA，與HC-2 接近，有望成為資源貧乏地區公共衛生子宮頸癌預防計劃中可負擔的初篩方法。子宮頸癌也將由此可能成為人類通過注射疫苗、篩查和早診早治來全面預防以致消除的第一個惡性腫瘤。

復大腫瘤醫院名譽院長、首席外科專家李朝龍教授是華醫學的創始人，在演講中，他著重講述了華醫學與現代的腫瘤治療。華醫學是一門新的醫學理論體系，重在研究活體的功能狀態，動態變化規律及自我調節方法，為現代人的養生、保健和疾病防治提供了以自然植物為主體的理論基礎和簡易方法。

左圖：喬友林教授；右圖：李朝龍教授

第四篇：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廣州復大腫瘤醫院合作會議

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廣州復大腫瘤醫院合作會議作工作會議順利召開。

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暨廣州復大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復大腫瘤醫院2011科研合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以下簡稱中廣院)與廣州復大醫療股份有限公司復大腫瘤醫院(復大腫瘤醫院)2011科研合作工作會議于2011年2月19日在廣州市珠江帝景大酒店召開。復大醫院王懷東董事長、左建生總經理、徐克成總院長、牛立志執行院長、劉建國副總經理及部分科室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中，雙方回顧了自2009年開始的科研合作歷程，大家一致認為：雙方合作宗旨明確、渠道暢通，在神經纖維瘤干細胞的研究及腫瘤生物標記物的研究等方面已取得可喜的進展。

通過交流，中廣院和廣州復大醫院在科研架構上，都認同源頭創新、技術研發、產業化的理念;在發展路徑上，雙方都認同“先做強、后做大”的理念。基于雙方的共同愿景，中廣院和廣州復大腫瘤醫院將在干細胞技術、轉化醫學、癌癥的檢測與治療等方面展開深入合作。

雙方一致相信，在互相合作的廣度及深度方面都有很大空間，今后在保持不同級別定期會議的基礎上，加強聯系，一定會取得更多合作成果。

第五篇：一位抗癌患者在廣州復大腫瘤醫院的事跡

一位抗癌患者在廣州復大腫瘤醫院的事跡轉載如下：

胡曉梅

2009年9月2日《健康報》第4版整版報道了著名電臺主持人胡曉梅在抗癌救父路上心得和感言，現

1971年12月24日生于江西, 著名電臺主持人、暢銷書作者。1992年—2007年主持的電臺節目《夜空不寂寞》在深圳保持了連續15年的最高收聽率紀錄，被譽為“中國南方的廣播奇跡”。她的職業生涯中獲得兩項國內的行業最高大獎：全國主持人“金話筒”金獎、“全國首屆十佳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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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比清楚地記得，2008年4月的一天早上，接到電話說父親患癌的那一刻，我正擠在電臺人頭攢動的電梯里，如五雷轟頂，眼前一陣發黑，伸手扶住了身邊的人才站穩。腦子里即刻閃現的是好朋友小趙的父親，被肝癌化療折騰得只剩六十多斤。他是腸癌肝轉移后，肛門切除，掛著糞袋每天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無法進食，只能靠輸營養液維持，每天最大的期盼是早晚兩次家人把他抱上輪椅，推到門口抽一支煙。受盡折磨卻無比頑強的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依然在努力抓住生的希望，對女兒說：“再做一次化療吧，再來一次!我頂得住!”

從老人確診到離世的兩年時間，小趙和她的媽媽已經欲哭無淚。人生最痛莫過于此，眼睜睜地看著最親的人被病魔摧殘至死，心都碎了卻無能為力，更無從安慰。這個極端痛苦的煎熬過程把小趙和她母親也幾乎擊垮，無論從經濟上和心理上，都處于崩潰的邊緣。而我這個旁聽者能給予的也只是傾聽和同情。根本不能想象，這么恐怖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的家庭!

在手足無措的時候，第一個趕到身邊安慰我的，是小趙。我問她，治療一定要那么痛苦嗎?她說是，醫院沒有更好的辦法。

懷著滿心的焦慮和恐懼，可在父親面前我們卻要假裝輕松，極力隱瞞，警覺的父親小心翼翼地從我們的眼睛里尋找著蛛絲馬跡。我們抱著僥幸四處奔波求助，但幾乎所有的醫生都下了同一個判決：原發性肝癌，晚期，多發，無法手術，只能介入化療，最多撐四到六個月。

我開始晚晚從噩夢中尖叫驚醒，萬般無奈之下，突然想起了一個人——廣州復大腫瘤醫院的徐克成院長。我記得多年前曾在電臺節目中幫助他醫院的兩個腫瘤病人向社會募捐。我打電話向徐教授描述了父親的癥狀，征詢他的意見。當時正在國外講學的徐教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了一句話：“曉梅，無論你選擇哪家醫院，你記住，象你父親這種情況，原有慢性肝病，肝功能不會好，一定不要輕易化療。”

當時的我，非常困惑，當今醫院對癌癥的治療，除了手術切除，就是化療、放療。手術不能做，化放療不能選，那還能做什么?!

雖然充滿困惑，但我相信他說的話。記得10多年前，他曾經同樣語重心長地在我的電臺直播節目里告誡廣大聽眾不要相信什么能使大小三陽轉陰的“基因療法”，說那都是騙人的鬼話!為此他走出電臺大門就遭人圍攻恐嚇：“徐教授，我們知道你說的是科學。但你不要擋人財路，小心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這樣一個說實話的醫生，在他60歲的時候出來創辦醫院，是緣于十幾年前，一位他非常敬重的領導和專家，在因癌癥而死亡前，建議他辦一所醫院，“好好做人，好好為病人做事”;更是因為心愿未了——1970年，在他還是中國南通大學附屬醫院一名年輕的內科醫生時，他的母親患肝癌去世，喪母之痛促使他走上癌癥研究之路。他本人也曾是一位癌癥患者。作為患者兼醫者，我相信他因為切身體會，定然更能了解病人和家屬的感受和需求。

我等待著徐教授回國，鄭重地將父親交給他。身邊的親朋好友紛紛質疑我的決定，為什么要選擇一家規模不大的醫院?

但事實證明我是對的。在無法手術，沒做化放療的情況下，父親從懸崖上被拉了回來，不僅遠遠超越了當初醫生所判決的時間，并且面色紅潤、勁頭十足地生活著，肝腫瘤標志甲胎蛋白降至正常，他老人家上午公園吹笛，下午會所打球，周末釣魚打牌，幾乎沒人相信他是一位晚期癌癥患者。其實，父親肝臟上的腫瘤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被有效地抑制了，不影響日常生活。而這正是徐教授強調“以人為本”“帶瘤生存”的治療思路。

在這驚心動魄的抗癌之路上，作為患者家屬，我深切地了解到，抗癌是一場持久戰，不是腫瘤存在就萬念俱灰，也不是腫瘤消失就萬事大吉。傅彪、羅京、臺灣首富郭臺銘的弟弟郭臺成，都曾采用了昂貴的藥物和技術，但“最新科技”卻卻無法阻止癌癥的復發和轉移，拯救他們的生命。而對于癌癥病人來說，希求的是生命的延長和保持常人的生活質量。

相形之下，我家是多么幸運，除了一次介入、一次冷凍，父親就只用“復合免疫療法”有效地控制著病情。痛苦小，費用低，并且不用長期住院，每念及此，母親都忍不住對我說：“曉梅，這真是你的福報啊。你十幾年在電臺節目里幫助別人，現在回報在你爸爸身上。”我知道母親是在用這種“唯心”的方式表達心中幾乎不能置信的喜悅，我更知道的是，這一切是因為我們遇到了一個醫德和醫術同樣超群的醫生。

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也作為一個幸運的患者家屬，我采訪了徐克成教授，記錄下這位孜孜不倦戰斗了近50年的醫生的抗癌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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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梅(以下簡稱胡)：徐教授，有個問題我一直想問您，為什么當初您不建議我為父親選擇化放療?

徐克成(以下簡稱徐)：首先我要說明，不主張你父親化療，不等于我反對化療。化療對有些腫瘤有很好療效，而且是首選，例如淋巴瘤、睪丸癌、絨毛膜上皮癌等。但我反對不分青紅皂白的化療和過度治療。跟你說件事吧。有一位“大家”生了肺癌，發現時就有骨轉移和腦轉移。“大家”找“大家”專家治療。她接受了各種方案的化療。半年后，腫瘤幾乎沒有改變。丈夫是她同學，恩愛無比。無奈之下，住到我院。我看了病人，面色蒼白，臥床不起，查了免疫細胞，全部低于正常。她丈夫問我能否再用什么特殊藥物?我說：她的免疫功能已被摧毀，現在要千方百計提高免疫力;任何一種輕微感染均足以致命。果然，1周后發生感冒，第二天肺炎，第三天肺功能衰竭，迅速轉往最好的專治肺疾病的醫院。幾天后我去外面開會，她丈夫來電話：他夫人希望死在我院。我問為什么?當時我院新大樓尚未啟用。她丈夫說：她是研究哲學的。原來治病也有哲學。他說：“你是第一個讓她明白這個道理的人。”

我在2006年底，曾經在醫院召開一次醫患大會，一些生存了5年或5年以上的中晚期癌癥病人講述了自己“死去活來”的經歷之后，一位中年人走上講臺，說：“我是XX醫院的腫瘤科主任、主任醫師、博士。我很慚愧，因為在我院，病人入了院，不管是否適合，就給化療、化療、一直化療到死……”。然后，又有一位年齡稍大的醫生上臺說：“我是XX大學附屬XX醫院放療科主任。病人入了我們科，就是放療。即使不合適的病人，也是放療，因為這是我們的正規武器，是合法的治療，至于病人能否生存下去，我們醫生只能管'病'不能管'命'。” 聽了今天這些病人的講話，我深深體會到，醫生要有良心。”

胡：你不主張我父親化療。你本人也沒有化療。是不是化療就不能用于肝癌?

徐：肝癌細胞對化療藥不敏感;與其他器官不同，肝細胞具有再生能力。刺激肝細胞再生的主要因素是肝細胞壞死。化療藥會引起肝細胞壞死，因此不僅不能殺滅肝癌細胞，反而可促進肝癌發展。另外，你爸爸的肝癌發生在原有肝病的基礎上，肝本來有損害，化療后會促發肝衰竭。因此，我們的治療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這就是“個體化治療”，“量身定做”。

胡：我父親的肝癌是多發性，兩葉肝均有。醫院給我父親做了一次微創冷凍手術。你院在這方面從治療例數看，世界領先。這個技術起多大作用?

徐：這是一種“氬氦刀”冷凍技術。上世紀末再美國發明后，除前列腺外，最早就是應用于肝癌。肝癌早期無特殊癥狀，一旦發現，絕大部分已非“小肝癌”，不能手術切除。如何治療這些不能手術切除的肝癌，一直是醫學界探討的課題。直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美國首先批準應用“氬氦刀”冷凍技術。我是在2000年從美國引進了氬氦刀，迄今已治療近5000例。除治療肝癌，也用它來治療肺癌、胰腺癌等其他癌癥，尤其對巨大的多發性肝癌、中央型肺癌和局部進展性胰腺癌，效果相對較好，讓一些不能手術切除的腫瘤獲得治療甚至根治機會，對病人的侵襲卻比手術小得多。冷凍治療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可以去除腫瘤組織，減少瘤負荷，另一方面可激發抗腫瘤免疫。冷凍免疫愈來愈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已證明，腫瘤細胞冷凍后，留在原處，原先隱蔽的腫瘤抗原被激發及暴露，細胞表面抗原發生質和量的變化，細胞膜蛋白濃度增加并均質化，從而增加抗原決定簇的濃度和利用度，促發體內產生抗腫瘤性抗體，誘發淋巴細胞殺滅腫瘤細胞。對你父親，我們用冷凍去除了肝上三個較大的腫瘤，目的在于消滅“主力”，讓冷凍激發的免疫去消滅其他小的腫瘤，至少讓這些“小瘤”的癌細胞“休眠”。

胡：你給我父親用了 “復合免疫治療”，是不是就是為了讓那些“小瘤”“休眠”?據我所知，免疫治療的方法很多，你的復合免疫有什么特點?

徐：癌細胞雖然由正常細胞變來，但與正常細胞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遺傳學不穩定性。癌細胞復制時，不能像正常細胞那樣將其遺傳信息完美無缺的復制到下一代細胞，復制到后代的細胞常常改變，進而導致腫瘤細胞行為發生顯著變化，分化出難以計數的不同細胞的混合體。因此，僅針對某一類型癌細胞或癌細胞上某一靶點的藥物，顯然不能消滅所有癌細胞。

針對癌細胞的多樣性和多變性，顯然用單一種方法不能將其消滅，就是說，要“千軍萬馬”，“機動靈活”，這個過程不能單靠體外輸入，必須由人體自身完成。這就是通常說的“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采用非特異性免疫刺激劑，不是代替人體免疫，而是“動員”“激發”人體免疫，尤其是先天性免疫。復合免疫是采用多種疫苗成藥，激活不同種類免疫細胞，消滅不同類型癌細胞，從而產生相加或協同的作用。

我們在臨床上觀察到不少癌癥患者長期“帶瘤生存”，即雖有癌腫存在，但患者可健康地生存幾年乃至數年。業已證實，癌細胞可長期停留在血液、淋巴結、骨髓和腹腔內，處于“休眠”(dormancy)狀態。不僅血液腫瘤如淋巴瘤、白血病如此，實體腫瘤如乳腺癌、結腸癌、前列腺癌、胰腺癌、黑色素瘤、非小細胞性肺癌、軟組織肉瘤等，都觀察到腫瘤細胞的“休眠”。機體的免疫功能在“強迫”癌細胞處于休眠狀態中起重要作用。你父親的肝癌就是處于“休眠”狀態。

胡：徐教授，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原本醫院對患者實行手術、放療或化療，目的是為了治愈該患者，消滅腫瘤只是治愈該患者的手段，可是結果卻常常為了消滅腫瘤而把患者這個“人”也一起消滅掉了。您的意思是，只要能讓患者好好活下去，癌細胞并非一定要斬盡殺絕。

徐：是的，我們對你父親的治療就是這樣。他的腫瘤沒有完全消失，但一年多來只有消退沒有進展，是他的免疫系統抑制了腫瘤的生長。他的AFP一點點下降，直到正常，說明癌細胞已不發揮功能了。他如常地生活著，這是最重要的，比癌細胞消失更重要。免疫療法的目的，就是允許患者和腫瘤長期共生，不只是設法消滅它。

胡：我知道其實我們每個人的體內都有癌細胞，只要我們體內的免疫系統夠強大，它們就無法作亂。所以我理解，過度化療毒殺了癌細胞，但也同時毒殺了人體的好細胞，這就象是拆除了人體的所有防火墻，只要尚存少量的癌細胞火種，火勢就會迅速全面蔓延。這也就是為什么患者往往一邊化療，一邊轉移。而免疫療法剛好相反，它不斷提升人體的免疫力，不斷增添保護屏障，通過強大自體的免疫系統來監管和控制癌細胞，令其長期休眠。

徐：化療和免疫各有其責，從本身的作用來說，是對立的。醫生的技巧在于如何恰到好處的應用。擯棄“戰爭”模式，爭取“和平共處”，這是癌癥治療的一個新觀念。全世界抗癌大戰打了30幾年，投入癌癥經費2000億美元，發表論文156萬篇，研制的化療藥和分子靶向藥物以最快的速度獲得批準，投放了市場。癌癥患者的生存期是比過去延長了，但這種延長是以月而不是以年計的。美國西雅圖癌癥研究中心指出，如果把肺癌、腸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等幾大癌癥按確診的不同階段，即按癌細胞是否擴散和擴散程度分析，那33年來中晚期癌癥患者的5年生存率幾乎沒有變化。2004年3月22日，美國《財富》雜志發表了一篇文章“為什么我們輸掉這場抗癌之戰”，認為當前存在一種有問題的“癌癥文化”，就是一種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驅動下，成千上萬的醫生和科學家都在尋求癌癥治療的點滴改進，卻不是追求真正的突破;這種思維方式導致各自為戰，重復研究而不是合作，把學術成果和論文的發表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

可以說，癌癥治療正在陷入一種奇怪的邏輯。第一，明知常規治療對某種癌癥無效，但有些醫生仍毫不留情地為病人實施，而對這種治療能否給病人帶來實際益處，是否會讓病人“人財兩空”，就很少考慮了，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常規，是“合法”的治療;第二，將腫瘤縮小看來是治療產生效果的主要依據，一旦腫瘤縮小了，就認為“成功”，盡管病人不久死去，成果也被寫成論文，在權威雜志上發表;第三，醫生或病人，特別是醫生，追求新、貴、奇的藥物治療，雖然這些藥物比低價的“老”藥物或“母藥”可能僅使病人延長1-2個月的中位生存期，但他們寧愿花費比后者貴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價格，孤注一擲;第四，醫生，也可能有病人，過于迷信世界上權威的機構和會議，而對能使病人生命延長的方法，如果不是出自權威機構，則不屑一顧，認為是“偶然”的結果，無學術價值。在他們眼里，學術的權威高于人的生命價值。癌癥治療現在陷入了“腫瘤-化療—放療—死亡”的怪圈。

現在已經是刻不容緩了，腫瘤醫學界和學術界必須聯合作戰，用新的思維、新的觀念研究癌細胞的毀滅。正如被公認為癌癥研究教父的西德尼法伯醫生所說：“我們不能等待對癌癥的透徹理解。癌癥病人不能等待。我們沒有必要追求在基礎研究領域所有問題都獲得圓滿的答案。人類醫學史上有很多案例，往在獲得成功療法以后幾年、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才理解其機制，比如牛痘、洋地黃、阿司匹林都是如此。”

我們現在是將冷凍作為主要的局部治療手段，再結合多種免疫治療技術，作為癌腫治療的主要策略，從而達到局部治療和全身治療相輔相成的效果，強調“以人為本”，維持和強化免疫功能，令患者長期帶瘤生存。也就是說，面對一位腫瘤病人時，醫生不能只看到腫瘤，而要看到一個患者整體，不能只看到“病”，而要看到“命”。在給患者治療時，不能僅著眼于腫瘤的縮小和消失，更要認識到癌癥是全身性疾病，既要局部消滅癌腫，至少減少瘤負荷量，同時更重要的是，使病人獲得臨床受益(生活質量改善)和生存受益(延長無進展生存期和無病生存期)。真正做到世界衛生組織所宣稱的，癌癥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病。

胡：我父親正是這一治療方法的受益者。我很想知道是否還有其他患者有這樣的效果?

徐：我舉幾個例子。08年6月份，丹麥最大的日報以兩整版報道了一位胰腺癌患者Gurlin在我們醫院的治療經歷，同時丹麥最大的電視臺TV2 也對Gurlin在我們醫院的治療做了跟蹤報道。媒體之所以如此重視，是因為Gurlin患的是胰腺癌，像她這樣伴肝轉移者屬第四期，中位生存期2.8個月。當時Gurlin的女兒查閱了世界文獻，發現對她母親這樣的胰腺癌，除了化療還是化療，生存期最長就是三到六個月。最終通過網絡搜尋資料，Gurlin選擇了中國的復大腫瘤醫院，接受了冷凍和免疫治療。08年10月15日，Gurlin回到丹麥醫院接受復查，PET-CT報告的結論是：未發現任何癌腫存在證據。今年3月份回到我院復查PET-CT，也是“無癌癥癥狀”。胡：據我所知，胰腺癌被稱為癌王之王，能手術切除不超過5%，即使切除，能生存一年者不超過20%。你們用冷凍-免疫治療的胰腺癌患者生存期多長?

徐：中位生存期20個月。最長已生存52個月。

胡：徐教授，很欣佩你。使我感動的還有一位和我父親幾乎同時接受免疫治療的林奶奶，89歲了，肺癌晚期，大量的胸水，冷凍消除瘤負荷，再注射疫苗幾個月后，被女兒林小姐接回香港復查，香港的醫生看著CT搖頭說：“大陸的醫生搞錯了，你母親根本沒得癌癥!”因為CT上未發現癌腫存在證據。今年她的女兒在深圳隆重的為她做了90大壽。

胡：聽說你們對腹腔脂肪肉瘤治療很有特色，治好了我國一位“大家”。

徐：不能說是“治好”，只能講控制。腹腔脂肪肉瘤治療的困難在于其復發。有人說第一次手術后尚未拆線，就要準備開第二刀了。我們治療了21例腹腔脂肪肉瘤，最長已3年未有大的復發。今年初我們治療一位“大家”，壓力很大。切除了腫瘤數公斤雖然是成績，但更重要的是術后復發。謝謝老天，5個月了，未復發。有位領導來看他，對我說：你們創造了奇跡。我說不能這樣說，因為時間尚早。如果再有5個月不復發，可能就是奇跡了，因為文獻中象他那樣的巨大肉瘤，最長無復發間期僅6個月。不知病人和我們有無這樣的運氣?

胡：從以上的談話，我想最重要的是“以人為本”。如何真正做到呢?

徐：要在醫療中實施以人為本，并非易事。幾年前，我到西方一發達國家訪問，在一所很先進的腫瘤醫院，巧遇一位天津移民。他患直腸癌，1年前手術，3個月前復發。他趕緊“投資移民”來到這個國家，希望挽救生命。他在門診接受化療，每天一次。看到我，雖不相識，但是“家鄉人”，千求萬求要我陪他化療半天。沒有床，坐在椅子上。護士給他掛上針，就離開了。他肛門部陣陣疼痛，按電鈕，護士來了，說將為他電話找疼痛科醫生;他胃口不好，護士說：給他預約營養科醫生;白細胞低，護士說：預約3天后去血液病門診……。看到老鄉那因為疼痛的痛苦樣子，我一陣陣心痛。老鄉拉著我的手，要我接納他到廣州住院。回國后一周，老鄉的朋友打電話給我，說他已不能起身了。曉梅，你說這樣看病能“以人為本”嗎?所以我說，以人為本是體制、服務和技術的結合。

胡：我在你院看到很多白人，來自歐洲。他們是不是奔著“以人為本”而來?

徐：正是如此。去年有一百幾十名白人來住院，都是一些被認為不能治療生命不會超過幾個月的癌癥患者。但雖然病人歡迎我們，那些國家醫生卻非議我們。他們說，你們的治療沒有循證醫學證據;你們為什么不設安慰劑對照;你們幾種方法一起用不行，要分開一樣一樣試驗……。去年底，我訪問那個國家一所腫瘤中心。剛坐下，一位教授一邊拿出他的論文list，一邊問我“治愈”(cure)了多少他們國家的病人。我說：“治愈”是你們媒體說的，我們僅是“改善”。他問：你們治的病人最后還是死，有必要去你們國家嗎?我說：人總要死的，問題是什么時間死。我打開電腦讓他看一張CT片。那是曾在他們醫院治療的胰腺癌病人，胰腺頭體部腫瘤7.5厘米大。這位教授一看是他們醫院的CT，馬上問：病人在哪里?還活著嗎?我說：“她已活了近一年了。她現在就在你院門外等我。昨天在你院查了PET-CT，腫瘤縮小了70%。”教授愕然，因為正是他們醫院一年前告訴病人治療“nothing”了。

曉梅，我現在才真正體會到西方國家的人權是什么含義。

胡：幾年來，中央電視臺曾對你院作過近20次專題報道。新華社為你院發過2次特稿和1次“內參”，人民日報發過3篇整版報道。07年復大救治了湖南郴州面長“超級巨瘤”的患者黃春才，僅第一次手術切下的腫瘤即重達12公斤半。手術當日中央電視臺即在“午間新聞”作了報道，國內外數十家媒體包括路透社、美聯社都作了報道，當時路透社報道的題目是“對腫瘤的突破性手術”。在2008年11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日本低溫醫學35屆年會上，您報告的胰腺癌冷凍治療的論文，獲大會頒發的唯一金獎。您是該會創建35年來，唯一獲此殊榮的非日本亞洲人。中央電視臺《科技人生》欄目主要通常采訪院士級專家，您是以非院士身份接受采訪的極少數專家之一。應該說，您和您率領的團隊，成就早已有目共睹。為何您今天仍要以近七十歲的高齡戰斗在第一線?

徐：有一部美國電影叫“生命如屋”(life as a house)，講的是一個癌癥患者在他生命的最后4個月，以瘋狂的熱情拆毀和重建了他的房子，將他的生命保存在他的屋中。我已走上人生的最后一程了，我深深感到許多事還沒有做，許多事沒有做好，許多事想做而力不從心。我希望為他人、為社會做更多的事，做好更多的事，以填充我的生命之屋，那是我的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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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克成教授的兒子徐宏匯，不知為何從小立志不當醫生。有一次他笑談往事，對我說：“念書時逃避學醫，是因為看見父親太苦，不是在醫院看病，就是在案前寫書，永遠沒有時間陪伴家人。小時侯我對自己說以后絕不當這樣的人，不要過這樣的日子。長大后我才發現，原來不是所有的醫生都像父親這樣……”

就是這樣一位孜孜不倦的醫生，四十多年來沒有時間陪伴家人，卻為無數病人爭取了更多的時間享受天倫。記得有一次閑聊時他隨口說：“我現在希望能多幫幾個身邊的人，想好友們能都多活些年頭。”我的眼淚奪眶而出，這位仁心仁術的老人，不斷追趕時間的腳步，卻也不免會感慨時間的易逝。他身體力行履行著醫生最神圣的職責，賦予了醫者最崇高的定義，他的生命小屋里早已滿是感恩之心—— “曉梅姐，昨晚爸爸的主治醫生王博士發短信，說爸爸周一化驗的甲胎蛋白結果是4!我們不敢相信，反復向他核實。真是上天的眷顧，遇到徐院長。這樣的成果太令人振奮，雖然防復發的路途還遙遠，但我們彼此作伴，還有叔叔和院長作榜樣，我的心很踏實。”(鳳凰衛視李貞貞)“曉梅，你好。我父親在徐教授醫院才住五天，半年多來不能平躺，不能睡覺，老發燒，5天內都得到了解決，他好開心，一個人在房間唱歌，晚上一覺睡到天亮了。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父親走過的路!”“曉梅，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父親今天要東西吃了，以前什么營養東西做盡他都不吃，只有我在跟前才勉強吃點，今天他竟然要吃雞肉，我好開心!心里好感謝徐教授對他的關心!我父親去復大之前，在當地住院的20多天里，醫生看他發燒，咳血，就發抖，幾個人就手忙腳亂，最終只得到一時的控制，實在沒有辦法我們把他帶回了家，3天后把他送到徐教授手里，幾方面奇跡般地好了起來。我多開心!今天徐教授一下飛機就去看他，非常感激，會永遠記住你們的好!”(韶關小唐)

后記

自從父親患病以來，我身不由己地踏進了癌癥患者的生活圈，日漸接觸到愈來愈多的病友和家屬。我看到了疾病帶給每一個家庭無比深重的苦難，看到了每一個生命以驚人的求生意志苦苦掙扎在生死的邊緣，看盡了人世間的恐懼、希望、淚水和重生的喜悅，也看清了被病魔所侵蝕和扭曲的觸目驚心的人性。我和那些素昧平生的“戰友們”彼此安慰打氣、也相互分擔照應，“同是天涯淪落人”，情義的支撐尤為珍貴!而分別，是這個團體最不愿面對的事——每當送走一個戰斗到最后的勇士，每個人都心中悲戚，感覺到切膚之痛。有時我在家中神情凝重，我先生就知道又發生了什么，嘆一口氣對我說：“如果承受不了，就不要接觸太多。”

是的，這是非常非常艱難的體驗——既希望看到戰勝病魔的英雄，他們的希望就是我父親的希望;又害怕看見倒下的戰友，他們的離去會讓我們的希望也變得遙遠。這人生難以承受之重，徐教授已經體會了太多年：“我是一個醫生。從醫46年，目睹許多病人因為病情太重或迄今尚無治療手段，不幸去世。作為一個醫生，面對一個病人的死亡，似乎必須要有點“鐵石心腸”。但奇怪的是，我近年來，心態有了很大改變，常常為癌癥病人的不治而十分痛苦。有時凌晨三、四點醒來，就考慮醫院里病人的事，如果有病人處于病危狀態，這一夜就再也睡不著了。”就這樣在痛苦和希望的兩極擺蕩，一個人要有怎樣的心志和毅力，才能繼續頑強地上路?

徐克成教授現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研究一種有效的無毒性的價廉的治療療法，可以普救老百姓，可以幫助那些瀕臨崩潰的家庭。中科院院士、深圳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倪嘉纘陪著患癌的老伴，走了多年抗癌路程，深深體會到抗癌的艱辛，說：“我們這樣的人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怎么辦?”在親身感受了徐教授的治療策略和實踐后，在校領導支持下，近期深圳大學成立了創新藥物研究所，他親任所長，徐教授被聘為副所長兼客座教授，國內四位院士被聘為顧問。研究新的抗癌疫苗就此開始。在研究所成立大會上，倪院士和徐教授不約而同說出幾乎同樣的話：“我們也許看不到我們的研究成果了，但我們相信我們的年輕同道肯定會成功。”

癌癥，正以驚人的速度在人類社會無情地蔓延，全世界每天超過2萬人死于癌癥，未來每3個人中就將有一個癌癥患者。時間，對于徐教授這位近70歲的醫生是多么地珍貴，那意味著有機會拯救更多的生命!

這位仁心仁術的醫者，慷慨而無私，他贈予我的不僅有救父之恩，更有對于人生的教誨和啟迪;他奉獻給社會的生命之光，照亮了人們希冀著健康和幸福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