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 - - 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的幾點思考

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連會有律師，男，法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大學法學教師，現為河北省級優秀律師事務所、河北省級文明律師事務所—河北盛譽律師事務所律師（保定市火車站對面燕趙大酒店北門二層連會有律師辦公室），同時具有律師資格證和企業法律顧問資格證。連律師既在大學從事法學教學研究又在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業務，在國家法學學術核心期刊公開發表論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學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有較一般律師不可比擬的優勢，這為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創造了更好更扎實的條件。現為多家單位的法律顧問。連律師擅長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控告、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收集、調取證據、取保候審、質證、辯論等業務。座右銘為：誠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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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刑事訴訟人權保障為視角

從十八世紀人權運動興起以來，人權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范圍內的熱點話題，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對人權的保護。通常，人權的內容一般被認為有三大類，即人身權、財產權（包括生命權、生存權、人身安全權、人格尊嚴權等等）；政治自由和權利；經濟、文化、社會權利。其中人身權是享有其他權利的前提和基礎，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及其引申出的“疑罪從無”理念，標志著我國在刑事訴訟中，已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符合我國國情的人權保護體制。但筆者認為，我國無罪推定原則未能充分地得到貫徹，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特別是人身權的保護方面仍然存在問題。本文對無罪推定原則對人權保護的價值、刑事司法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進行粗淺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議。

一、無罪推定原則的淵源、內涵及價值

（一）無罪推定原則的內涵。

無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對稱，起源于古羅馬訴訟中的“有疑，為被告人利益”的原則，由于古代刑民不分，故又稱之為無責任推定，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任何被懷疑為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經司法程序最終確認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應假定其無罪或者推定其無罪。無罪推定原則最基本的內涵是，任何人非經專門機關，依照法定程序被確定有罪之前，不能被認定為有罪，享有被認為無罪的權利。除此之外，無罪推定還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內涵：（1）、追訴者與被追訴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2）、偵查、追訴及審判機關負有全面調查收集和提供證據的職責，所調查收集的證據必須具有證明有罪的可靠程度，排除合理懷疑。（3）被追訴人享有訴訟保障的權利，禁止對被追訴人和證人采取刑訊逼供、騙供、誘供等措施，非法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二）無罪推定原則的淵源。

最早表述無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他在1764年所著的《論犯罪和刑罰》中指出：“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稱為罪犯，任何人，當他的罪行沒有得到證明的時候，根據法律他應當被看作無罪的人。”此后，無罪推定原則逐漸法律化，至今已成為國際公認的司法原則之一。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第9條規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之前，應當被假定為無罪，即使認為必須予以逮捕。”此后，無罪推定原則被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所重視。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第1項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判證明其有罪前應視為無罪。”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項規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之前，應假定其無罪。”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罪推定原則也得到認可，前南斯拉夫《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為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確定之前，不認為是犯罪的人。”1978年前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的決議中指出：“被告人（受審人）在其罪責未依法定程序被證明并被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所確定之前，被視為無罪。”我國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12條也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世界上很多國家將無罪推定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而被歸定在憲法中，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和第14條修正案規定：“非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1982年《加拿大憲法》第11條規定：“在獨立的、不偏袒的法庭舉行公開審判中，依法證明有罪之前，應推定為無罪。”《土耳其憲法》第2章第38條第4款規定：“任何人在未被法院證明有罪以前，應推定為無罪。”《越南憲法》第5章第72條第1款規定：“在沒有具備法律效力的法院判決書的時候，任何人都不被看作有罪并要受刑罰。”《俄羅斯聯邦憲法》第2章第49條規定：“每個被控告有罪的人，在其罪行未被聯邦法律所規定的程序證明和未被法院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之前，都被視為無罪。”

（三）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

無罪推定原則的價值，突出表現在其在人權保護方面的價值。無罪推定原則以人權思想和人權理論的發展為契機，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針對封建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蠻、殘酷，在“天賦人權”的思想下提出的，無罪推定原則本身孕含了人權思想。無罪推定原則也必將推動人權保護的發展，它能夠有效避免冤假錯案、刑訊逼供的發生，從而切實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保障公民的身體健康權利，保障公民的名譽、人格尊嚴等權利，對人權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因而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相關法律文件中稱為“人權保障的基石”。法學家們也對無罪推定原則給予了高度評價，美國訴訟學家羅納德。伊斯利爾認為無罪推定原則“體現了人人享有的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的權利”。前蘇聯法學家斯特羅戈維奇認為“無罪推定是最高的人道主義，是民主的訴訟原則，它在性質上具有十分深刻的道德、倫理內容，將無罪推定作為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是基于對人和人的美德的尊重，以及作為關心人和人的名譽這一前提的人格價值”。前蘇聯學者蒂里切夫則認為“無罪推定是蘇維埃刑事訴訟所反映的真正社會主義民主、人道主義和法制原則”。

二、對我國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原因分析

無罪推定原則不能在實踐中得到切實，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國古代傳統法律制度中，刑事司法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則，傳統的偵查、審判模式和觀念根深蒂固，一時不能得到改變。二是意識形態理論的影響，認為“封建社會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則，資產階級針對有罪推定，提出了無罪推定。我們堅決反對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國家那種無罪推定，而是以客觀事實為根據。” 從而確立了“以事實為依據，以刑事法律為準繩”的刑事司法原則。三是長期以來，刑事訴訟價值取向側重于控制和懲罰犯罪，以維護社會秩序，許多制度設計簡單、粗糙、不合理，忽視涉訟公民的人權等相關權益的保護。

（二）問題表現

無罪推定原則得不到充分貫徹的突出表現就是自證其罪、重視口供、刑訊逼供，以及濫用待審羈押措施和超期羈押。

1、“自證其罪”，重視口供為定案依據。偵查、追訴及審判機關負有全面調查收集和提供證據的職責，所調查收集的證據必須具有證明有罪的可靠程度，并排除合理懷疑，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內涵之一。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受有罪推定觀念的影響，偵查、檢察及司法機關從一開始就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證明無罪的責任就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擔，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自己無罪，就被視為有罪，既然有罪，其就應當偵查、審判的任何階段，對有關犯罪事實如實向司法機關陳述，無權保持沉默，否則被視為抵抗偵查和審判，認罪態度不好。由此，“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一中國特色的司法政策、量刑情節得以形成、保存，并影響至今。在自證其罪前提下，口供在定罪量刑中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有關報道中，有的法院把沒有口供，但依據其他證據判令被告人有罪的案件，當作刑事司法理念革新而加以宣揚，足見重口供意識的強大。

2、刑訊逼供未能杜絕。刑訊逼供也是有罪推定的必然產物，與自證其罪密切相關，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自己無罪，又堅決不認為自己有罪，那么司法機關動用刑訊逼供手段強近其提供口供似乎比較正常。在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偵查中，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機關不是司法機關，其偵查程序不受刑事法律所規制，因此刑訊逼供更是成為紀律檢查委員會、監察機關取得案件重大突破的主要手段。在治安案件中，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由于針對的對象不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處理治安案件的人員主要為聯防隊員，所以詢問、處理程序同樣不受刑事法律所規制，例如曾經轟動全國的“處女賣淫案”，由于不是發生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即使出現嚴重后果，也無法律依據定罪處罰，所以這種行為大可肆無忌憚地發生。

3、待審羈押強制措施濫用、超期羈押現象大量發生。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待審羈押強制措施是有其法定適用條件的，但在司法實踐中，拘留、逮捕為最常見的措施，取保候審、監視居住適用相對較少。這一問題也與有罪推定有關，既然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那么為了防止“縱虎歸山”，就要限制他們的人身自由。在案情疑難時，司法機關想到的不是恢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而是想方設法延長偵查期間，或者補充偵查，規定的偵查期間往往得不到嚴格遵守。強制措施的濫用、超期羈押，不僅直接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權利，而且也影響到最終的裁判結果，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已被采用拘留、逮捕強制措施，即使符合適用緩刑條件、從輕或減輕處罰條件，法院也往往不予適用，雖然最高法、最高檢已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了相關措施，但如果不從制度著手，強制措施濫用、超期羈押難免會卷土重來。

三、幾點建議

（一）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的憲法地位。

無罪推定是重要的法治原則，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將其規定在憲法中，由于憲法的效力遠遠高于刑事訴訟法等其他普通法律的效力，確立無罪推定的憲法地位，有助于社會更加重視無罪推定，也適應我國刑事訴訟國際化的需要。

（二）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

根據無罪推定的含義，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在司法機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負有證明自己有罪或無罪的責任，因而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是邏輯的必然。

（三）建立和完善待審羈押的審查機制。

1、司法審查制度。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家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先行拘押、逮捕、待審羈押措施的撤銷、變更均由預審法官或法官審查批準。2擴大取保假審適用范圍，保釋制度是防范強制措施風險的有效方法，在西方國家，除少數特殊情況，如罪行特別嚴重的，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原則上都可以被保釋。

3、待審羈押措施變更和撤銷制度，如《德國刑事訴訟法》120條規定，一旦待審羈押的前提條件不成立，或者情況表明繼續羈押與案件重大程序和可能的刑罰或矯正及保安處分不相稱時，應當撤銷逮捕令；《法國刑事訴訟法典》179條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在偵查結束之后超過2個月仍然延續羈押；我國澳門《刑事訴訟法》199條規定，若6個月未提出控訴，或者10個月已經進行預審但未做出起訴批示，或18個月未做出一審判決，羈押應當消滅。

（四）加大刑訊逼供的查處力度，修改《刑法》對刑訊逼供罪的規定，將司法工作人員作擴大解釋，將實施刑訊逼供行為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監察機關人員，以及治安案件的調查處理人員也納入刑訊逼供罪的主體范圍。

轉自：刑事辯護網

第二篇：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 - - 淺論“疑罪從無”

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連會有律師，男，法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大學法學教師，現為河北省級優秀律師事務所、河北省級文明律師事務所—河北盛譽律師事務所律師（保定市火車站對面燕趙大酒店北門二層連會有律師辦公室），同時具有律師資格證和企業法律顧問資格證。連律師既在大學從事法學教學研究又在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業務，在國家法學學術核心期刊公開發表論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學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有較一般律師不可比擬的優勢，這為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創造了更好更扎實的條件。現為多家單位的法律顧問。連律師擅長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控告、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收集、調取證據、取保候審、質證、辯論等業務。座右銘為：誠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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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疑罪從無”，我國的司法制度從“疑罪從寬”到“疑罪從無”的轉變都帶來了一些什么問題，“疑罪從無”在實施上存在什么亟待解決的方面呢？

修改前的定罪原則──疑罪從寬

在1990年出版的王勇的《定罪導論》中定罪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疑罪從寬”。在中國的古代，統治者對于疑罪，一般只是在量刑是作從寬的處理，而基本上不涉及定罪問題。在專制主義的統治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同時也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是對于不能查證屬實的疑罪定了罪；二是對疑罪除以贖刑的做法對于無錢可贖的廣大勞動人民來說是毫無意義的。隨著物證技術的發展和人權思想的深入，疑罪從寬的原則成為了定罪的基本原則。《定罪導論》中對于疑罪從寬提出了一下機關方面的意見：

一、被告人可能犯有數罪，但能夠查證屬實的只有一罪或者其中幾個罪，應按查證屬實的罪數去認定。

二、被告人可能犯有較重的罪，但能夠查證屬實的只是較輕的罪，應當按較輕的罪予以認定。

三、被告所犯之罪可能屬于牽連犯或吸收犯，但能夠確認的只是其中處刑較輕的一個犯罪行為，那么，只能按所認定的這一犯罪行為定罪。

四、被告人可能實施了犯罪行為，但由于客觀原因而使這種罪行得不到查證屬實的，則應按無罪處理。

但是96年修改了《刑事訴訟法》之后“認定無據，否定無理”，是為疑罪。過去，法院都是以退回乃至一再退回“補充偵查”應對“疑罪”。司法實踐表明，這種做法往往是以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為代價的。所幸的是，現在，這一“習慣做法”已經成為歷史。

刑事訴訟中的“疑罪”

所謂“疑罪”，是指司法機關對受理的刑事案件經審查在定罪與否的問題上存在疑問且未得到合理排除的情形。在通常情況下，這里所指的“疑問”包括實體和程序兩方面的問題。

司法實踐中，在定案事實和證據上存在“疑問”的案件時有所見，這些案件都涉及定案證據是否確實、充分的問題。所不同的是，有的案件的最終結果是因“證據不足”而對被告人宣告無罪，有的案件是因為有了權威機構作出DNA等技術鑒定才使“證據不足”的問題合理得到解決，從而使罪犯落入法網。

“存疑無罪”制度的確立

“疑罪從無”即在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時對刑事被告人“宣告無罪”的一種制度。這是我國最高立法機關1996年在對刑事訴訟法進行重大修改后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增加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內容。

長期以來，對刑事案件中的“認定無據，否定無理”的“疑罪”問題沒有納入刑事訴訟法調整的范疇，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實充分、有罪還是無罪等關鍵問題存在重大分歧的疑難刑事案件，大都不敢也沒有法律依據作出無罪判決，而是采取反復退回補充偵查、司法機關內部進行協商、請示上級機關甚至將案件長期“掛起來”的做法。其惟一的法律依據是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中有關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經審查認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可以退回補充偵查”的規定。這種做法的結果，必然導致被告人長期受到超期羈押、嚴重侵犯其合法的人身權利和訴訟權利。

對“疑罪”案件的處理，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有關司法機關曾作過類似于“疑罪從無”的規定，試圖從司法解釋的角度彌補法律上的缺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4日在《關于一審判決宣告無罪的公訴案件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中規定，“對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經多次退查檢察院仍未查清起訴書指控的被告人犯罪事實并提供足夠證據，法院調查也無法查證清楚，不能認定有罪的被告人，在判決書說明情況后，直接宣告無罪”；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1989年12月13日在《關于辦理流竄犯罪案件一些問題的意見的通知》中規定，對這類“抓獲的罪犯，如有個別犯罪事實難以查清的，暫不認定，就已經查證核實的事實，依法及時作出處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中規定人民法院對“案件的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充分，而又確實無法查證清楚、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上述司法機關的內部規定顯得“底氣不足”，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基本上沒有得到的執行。

1996年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明確規定“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第十二條）、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刑事案件經過審理終結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三項）。這些規定，不僅從基本法律的角度強調了“定罪權”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的“惟一性”和人民法院在定罪時也必須“依法進行”的合法性，而且重新確立了對“疑罪”的處理原則，成為“疑罪從無”的法律依據。

我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就為疑罪從無確立了前提；

二、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了補充偵查次數以二次為限，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就確立了審查起訴階段的疑罪從無；

三、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了經法庭審理，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人，應當作出無罪判決，這是疑罪從無的明確表達和最終確立。

“疑罪從無”的意義“疑罪從無”原則是現代刑法“有利被告”思想的體現，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內容之一。“疑罪”從有、從無之爭，集中表現了刑法人權保障機能與保護社會機能之價值沖突。“疑罪”從理論上講有兩種可能性，要么有罪，要么無罪，“疑罪從無”有背“有罪必罰”，有放縱犯罪之慮而“疑罪從有”卻有“刑及無辜”，濫用刑罰之憂。“刑罰是兩刃之劍。使用不當會兩敗懼傷”。尊重人權、保障人權是當代法制的內在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應有之義。“疑罪”擇其有，無疑是輕視人權，濫用刑罰權及社會本位的表現，與刑法的保障機能和現代刑事法制的根本精神相悖，“疑罪從無”則是其必然的結論。?刑法對社會的保護機能，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犯罪，保護社會的利益，是通過對犯罪予以刑罰打擊為手段的，即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以達到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之效果。當嫌疑人是否犯罪存疑的情況下，采取“疑罪從有”原則，如果嫌疑人確屬有罪，通過刑罰手段予以處罰，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可達到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之目的，但由于其罪存疑，難免有“濫施刑罰”之陰影，對犯罪者適用刑罰之功效將大打折扣；反之，如果嫌疑人無罪，“疑罪從有”，結果則是刑及無辜、刑罰權濫用、人權受到摧殘，而同時使真正的罪犯逍遙法外，刑罰的適用則完全與刑法宗旨相背，刑罰之正義喪失貽盡，刑罰適用之功效等于負值，人民會因個人權利得不到應有保障而喪失對法律的歸屬之感，產生對司法人員的信任危機，進而影響依法治國的進程。可見“疑罪從有”不僅無法實現刑法的保障機能，也不能使刑法對社會的保護機能得以圓滿的實現，而且還構成了刑罰和犯罪對社會利益和公民人權的雙重威脅。?而“疑罪從無”在滿足刑法保障機能要求的同時并不意味著對社會保護機能的放棄。事實上，對有罪者因暫時不能確證而從無，只要將來能夠予以完全確證，刑罰對于他仍是不可避免的，同時由于犯罪嫌疑人已被納入刑事訴訟的程序之中，國家刑罰的威懾力，事實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他，刑法對社會的保護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滿足，刑罰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予以發揮。因此，“疑罪從無”可使刑法的各種價值盡可能的得以滿足，并能避免國家刑罰權的恣意動用陷入尷尬，與刑法基本精神背道而馳的境地，因此“疑罪從無”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則被現代文明國家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普遍認可。

貫徹“疑罪從無”的原則，一方面可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惡”，確保國家刑罰權的動用在法制的規范中運轉，強化司法人員的人權意識；另一方面，可促進偵查機關及司法人員證明犯罪的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與改進。“疑罪”的形成，是人類的認識能力和證明技術問題使然。因此，“疑罪”之減少的有效途徑，是國家偵查機關及司法人員證明犯罪的能力和證明犯罪的技術手段與水平的改善與提高，“疑罪從無”有助于推進整個國家刑事司法體制的文明和進步。

“疑罪從無”在實施上的問題

司法統計表明，我國地方人民法院每年審結的一審刑事案件大約在50萬件、被告人在60萬人左右。在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存疑無罪”制度之前，人民法院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刑事案件經過審查后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而退回補充偵查的，大約占公訴案件總數的5-10％；而在確立“疑罪從無”制度后，人民法院以“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而宣告無罪的案件，多則幾千件，少則幾百件。從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每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來看，在全國法院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被告人中，人民法院對被告人宣告無罪的：1997年為1170人、1998年無此數據、1999年為5878人、2000年為6617人。司法實踐證明，在這些“宣告無罪”的被告人中真正屬于因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不足一半。

當然，并不是說人民法院對公訴案件經過審理后“宣告無罪”的越多越好，而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推理過去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而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與刑事訴訟法確立“疑罪從無”制度后“宣告無罪”的案件應該屬于同種類型，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施行之后這類案件的數量也應當與刑事訴訟法修正前的“退回補充偵查”的案件數量大致相當。道理很簡單，在國家司法體制改革的前提下，無論是人民法院還是人民檢察院辦理刑事案件的質量從總體上講一般不會發生大起大落的變化。可是，人民法院的受理的公訴案件中屬于“證據不足”的案件在受理案件總數中所占的比例一下就一落千丈，這究竟是說明司法人員的辦案水平突然明顯提高呢，還是意味著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疑罪從無”制度尚未得到有效的執行？

其實，這兩種因素都是客觀存在的：首先，由于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控辯式審判、取消免予起訴和收容審查等原則或制度的確立，都標志著我國刑事司法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司法機關的辦案質量和司法人員的業務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次，中國畢竟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社會的國家，傳統的“被告人即是犯罪分子”的影響不可能因為法律的修改就一下子退出歷史舞臺，因此，對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實”經審查確認屬于“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是否敢于理直氣壯地“宣告無罪”，不僅需要司法人員具備相當的膽識，更需要有一個能夠“依法辦事”的司法環境。最后，對“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被告人“宣告無罪”之后，負有偵查職能的司法機關本應繼續加大偵查破案的力度，使真正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網，可事實上，對這類案件司法機關大都作了“結案”處理，客觀上從一定程度影響了對犯罪的打擊。因此，如前所述，在“存疑無罪”的情況下，對被告人之所以“宣告無罪”，實際上是在既不能認定有罪也不能肯定無罪的情況下不得已作出的一種選擇或曰推定，而這種推定顯然是以“可能”放縱個別真正的犯罪分子為代價的。但是，在按照“存疑無罪”制度對“證據不足”的被告人“宣告無罪”后，并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對這類案件就可以置之不理，司法機關理應繼續納入偵查的范圍，一旦發現罪犯的蛛絲馬跡，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收集證據、審查起訴并向人民法院重新提起公訴。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不枉不縱，實現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完成司法機關的歷史使命。

其實，歸根結蒂“疑罪從無”的難以實施是根我國法官的中立地位、沉默權以及舉證責任等法律制度是有關的。

首先，我國法官的中立地位并未真正確立，難以保障“疑罪從無”。司法人員尤其是偵查人員，出于特定的職業心態和思維習慣，容易產生疑罪從有的傾向。從文化角度，克服這一傾向有賴于對傳統的長期改造；從制度的角度，克服這一傾向，要通過偵、訴、審三方權力的相互制約來克服不良心理導致的權力濫用。我國在傳統上和現實上，都比較強調公、檢、法三家工作目標的一致性，三機關雖然職能不同，但互相配合，協同作戰，相互之間有較強的信賴感，這樣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如果偵、訴機關產生了不利于被告人的傾向，如疑罪從有，則不易得到法官的糾正。因而，突出法官的中立地位，使之成為偵、訴機關和被告人的居中裁判者，使刑事訴訟的結構由線性結構轉變為三角形結構，對于疑罪從無的實現至關重要。刑事訴訟法在庭審活動中引入了對抗制，并且淡化了法官在庭審前對公訴案件的審查程序，這些規定從立法上強化了法官的中立地位，但在實踐中其有效運作的實現還需要一個漸進的磨合過程。?其次，“疑罪從無”沒有舉證責任及沉默權兩項制度上的保障。疑罪從無與舉證責任及沉默權具有整體關聯性。從舉證責任來看，如果被告人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即在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罪的情況下（此時可視為一種疑罪狀況），則判定被告人有罪，這在一定意義上，只不過是疑罪從有的另一表達方式。因而刑訴法第四十三條明確規定了舉證責任在于司法機關，這與疑罪從無的規定保持了邏輯上的統一。但是，刑事訴訟法沒有賦予被告人沉默權，刑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盡管被告人承擔“如實回答”訊問的義務并不必然說明他的回答對自己不利，他完全可以行使自己的辯護權，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在訊問過程中，嫌疑人面對強大國家機關的偵查人員，總是處于相對弱小無助的地位，而且，出于職業心理，偵查人員在潛意識中對被告供述中能夠證明有罪的部分顯然興趣更大，這樣無形中使犯罪嫌疑人帶上了自證其罪的色彩。另外，嫌疑人無沉默權將使其在疑罪情況下的處境處于惡化。當偵查人員面臨疑罪時，如果除了口供確實無法找到其它證據，這時無沉默權的犯罪嫌疑人便成了唯一可能的突破口，在這種動機的驅使下，誘供、逼供的可能便會增大。當然，以上不良后果并非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便能徹底解決，但至少使疑罪從無多了一層保障。

結語“疑罪從無”不僅是司法制度的一項改革，也不僅僅是對我國刑事訴訟發的改革。“疑罪從無”體現了我國人權意識深化在法律中的體現，體現了“保護被害人利益”的法律人權思想。同時在司法實踐中突出的問題也使我們認識到了我國法律中需要改革的其他的方面。我國到底應不應該建立“沉默權”制度？前些時候和足壇丑聞同樣被媒體抄做的沸沸揚揚的牡丹江人民法院提出并率先實施的“零口供”制度改革到底有沒有意義？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仔細回顧了一個很著名的描述司法物證鑒定技術的香港連續劇《鑒證實錄》，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部連續劇中香港的司法鑒定技術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的先進水平，分子鑒定、DNA鑒定、骨骼重塑，包括很少見的耳紋庫、虹膜庫都被較為廣泛地采用了，而且成本都已經比較低廉。然而在我國大陸DNA鑒定等先進的物證技術存在著不普及、過于昂貴的缺點。這其實也是“疑罪從無”的實施受到阻礙的重要原因。這就不會出現想某些犯人所叫囂的那樣“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了。

所以從“疑罪從寬”到“疑罪從無”的轉變牽動著我國立法、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疑罪從無”不僅僅是一項簡單的司法改革。

參考書目

王勇《定罪導論》

《法制日報》2001年6月20日

《法制日報》2001年11月4日

《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5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邢麗亞《淺談“疑罪從無”》

轉自：刑事辯護網

第三篇：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 - 農村老年性犯罪問題研究

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連會有律師，男，法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大學法學教師，現為河北省級優秀律師事務所、河北省級文明律師事務所—河北盛譽律師事務所律師（保定市火車站對面燕趙大酒店北門二層連會有律師辦公室），同時具有律師資格證和企業法律顧問資格證。連律師既在大學從事法學教學研究又在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業務，在國家法學學術核心期刊公開發表論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學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有較一般律師不可比擬的優勢，這為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創造了更好更扎實的條件。現為多家單位的法律顧問。連律師擅長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控告、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收集、調取證據、取保候審、質證、辯論等業務。座右銘為：誠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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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老年人（一般以60歲為老齡的起點）年老體弱、耳目不靈、手腳不便，主要是受侵害、欺凌、虐待和遺棄的對象，而很少成為違法犯罪的主體。但從筆者所在法院近兩年的刑事審判可以看出，老年犯罪特別是老年性犯罪呈上升趨勢。其實，老年犯罪與其他人犯罪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主體的特殊性，決定它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犯罪的特點和社會危害性，也決定了同這一類犯罪作斗爭的特殊意義。

2001年，筆者所在法院受理審結奸淫幼女（現均以強奸罪一個罪名定罪）、猥褻兒童案共19件，老年犯罪的5件，占26%.2002年，受理審結23件，老年犯罪的7件，占30%.2003年上半年，受理審結16件，老年犯罪的7件，占43%.由此可見，老年性犯罪率在我地（農村）上升較快，應當引起足夠重視。經審理后分析，與60 歲以下成年人犯罪相比，這類案件具有如下特點：

一、犯罪手段的非暴力性。在這類犯罪中，他們一般不與被害人或者其他社會成員發生正面沖突而直接使用暴力，大多選擇了非暴力的方法。通常是利用被告人與被害人常具有親戚關系或鄰里關系，被害人年幼無知，其監護人沒有預料到被告人會對被害人進行侵害，放心地讓被害人到被告人家中或在外玩耍，被告人則用少量的錢、食物、放好看的錄像等施以小恩小惠，誘騙被害人上當；或者利用被害人不敢向他人訴說的弱點，暗中秘密地對被害人進行侵害。如66歲的先某某就是以看電視為由將鄰居5歲的幼女誘騙到自己床上對其實施奸淫；63歲的陽某某用兩元錢買“貓耳朵”將同社4歲幼女奸淫。

二、所涉罪名的確定性。由于受老年人心理、生理條件及處于較落后農村地區的環境條件的限制，老年犯罪所觸及的類型主要集中在奸淫幼女和猥褻兒童。老年其他類型的犯罪，目前我縣尚未發生。

三、被告人的犯罪年齡日趨高齡化，而相對的被害人的年齡卻低齡化，犯罪所侵害的對象均是未成年人。19件老年性犯罪案件中，有8名65歲以上，其中羅某某奸淫幼女一案，羅某某作案時已高達79歲；余某某猥褻兒童一案，案發時余某某年滿75歲。作案平均年齡為64.4歲。而被害人中最大的幼女13歲，最小的不到4歲，而往往在同一案件中又有多名被害人。如游某某與其孫女（其父母外出打工）同居一室，趁其孫女經常叫同學在家留宿之機，游對其孫女的多名同學實施猥褻和奸淫。

四、被告人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全是農民，小學文化程度的占11人，8人是文盲。

五、犯罪的預謀性。與中青年性犯罪相比，老年性犯罪更具有一定的預謀性，大多不是因為頓起淫心，往往與被害人都有過接觸，以各種方式取得被害人的信任，等待時機成熟時再出手，犯罪比較詭密，如果不是被害人聲張，一般很難偵破。其實，并不是被告人不知道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只是一旦被偵破起訴，他們往往擺出一副等死的樣子，裝聾作啞，或翻來復去地說“我做了錯事”，對犯罪事實則避重就輕。

老年性犯罪所侵害的對象多為未成年幼女或男童（部分為智力或精神類殘疾人），社會危害性較大，究其犯罪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錯誤的需要觀。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性功能有所衰退，但不會完全喪失，而且對性的欲望和興趣能維持到相當高的年齡。現階段廣大農村物質生活水平相對提高，因此對精神生活的要求相應提高，性需要也就成為高齡期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很多人的老年期是陰郁的，特別是離婚、喪偶者，或終生未婚者，他們往往無性生活的條件，少數缺乏自制力，放縱自己的老年人，采用非法手段，滿足性欲望，以致構成犯罪。如楊某某猥褻兒童一案，楊某某以性刺激和性滿足為目的，不僅采用卑鄙下流淫穢的語言和行為，與三名男童相互玩弄生殖器，而且對三名男童進行了雞奸。

二、社會丑惡現象的泛濫。近年來，賣淫嫖娼等社會丑惡現象的沉渣泛起，屢禁不絕，特別是正以高速度向農村蔓延，使得農村男性老年對此現象不能正確認識，有的卷進這股濁流，而有的就鋌而走險，將罪惡之手伸向幼童，踏上犯罪道路。如65歲的余某某終身未娶，與其80余歲的老母親相依為命，也從來沒有性的體驗，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受別人唆使，花二十元錢在一茶館內喝“板板茶”，與一女子有了第一次性的體會，回家后仍想著這事，于是將鄰居家5歲的女孩叫進屋實施了奸淫。

三、法制觀念淡薄。我國現有老年人長期生活在一個法制不健全的國度里，頭腦中很少有法制觀念。進行普法教育以來，由于受文化水平低等條件的限制，接受法制教育的很少，許多老年人不僅是文盲，更是法盲。

四、社會及家庭倫理道德淪喪。農村文化事業的局限，使得部分老年人不能獲得健康的精神食糧，以致個別老年人對善惡、美丑、榮辱等不能準確判斷，導致倫理道德喪失。

根據最新統計，目前我國的人口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達1.32億，約占世界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因60歲以上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已達10%，按國際上的標準我國已步入老齡社會。而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增長趨勢，老年性犯罪的現象還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并將呈上升趨勢。由此要引起高度重視，建議：

一、司法機關要積極穩妥地處理老年性犯罪案件。除對犯罪分子要狠、準、穩地進行打擊外，還要從引起老年性犯罪的原因、主觀動機、客觀環境等去分析，針對個案的實際情況定罪量刑。對被害人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應當盡可能地考慮由被告人進行賠償，以期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二、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老齡化問題，努力創造條件，真正落實“老有所養、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政策。在農村，應當將敬老院、老年活動室等地方辦得更有特色，使這些地方能吸引農村老年人，讓他們在這里能交心、談心，做到心情舒暢，情緒穩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人生在世皆有歲暮黃昏垂老之時，炎黃子孫要發揚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全社會要行動起來，讓我們善待老年人，給老年人一方快樂的熱土。

三、加強老年人法制教育。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農村老年人中知法、懂法的少，法盲較多。因此，應根據老年人的特征，采取老年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對老年人進行深入淺出的法制教育，使他們樹立嚴格守法和依法辦事的基本觀念，讓有不良行為方式和有不良傾向的老年人棄暗投明。

四、加強公民道德教育。趁貫徹“公民道德實施綱要”的東風，大力加強農村公民道德建設，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使人們形成缺德可恥、守法光榮、違法可憎的觀念。同時，建立健全村規民約，讓村民進行自我約束和管理。

五、對幼女（童）要嚴加管教。縱觀這部分案件，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或聯系，且被害者為年幼無知者，因此，家長或者其他監護人對幼女或幼童要加強管教，不讓其單獨外出，更不能隨便接受他人的財物或東西，以免受誘騙上當。特別是父母均外出打工者，更應隨時關注幼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六、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創造良好的社會風氣。對現存的社會丑惡現象，特別是賣淫嫖娼現象要堅決打擊取締、治理整頓。

轉自：中律網

第四篇：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 - 教師性犯罪的心理因素分析

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連會有律師，男，法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大學法學教師，現為河北省級優秀律師事務所、河北省級文明律師事務所—河北盛譽律師事務所律師（保定市火車站對面燕趙大酒店北門二層連會有律師辦公室），同時具有律師資格證和企業法律顧問資格證。連律師既在大學從事法學教學研究又在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業務，在國家法學學術核心期刊公開發表論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學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有較一般律師不可比擬的優勢，這為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創造了更好更扎實的條件。現為多家單位的法律顧問。連律師擅長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控告、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收集、調取證據、取保候審、質證、辯論等業務。座右銘為：誠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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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我得聲明，在心理學方面我近乎一個白癡，在題目里用上“心理因素分析”這樣的字眼，無非是想引起人們的注意罷了。

教師性犯罪，現在可謂成了人們和社會關注的熱點。日前，中國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三部委就最近陸續發生的多起教師強奸學生的惡性犯罪事件發出通報，強調對事件相關責任人要嚴肅處理，決不姑息。其中，對教師性犯罪知情不報的教師，將要開除出教師隊伍，永不錄用。對于這種“教師性犯罪，同事知情要報”的強調，讀完之后，筆者心情反倒更加沉重起來。如果不是有了太多知情不報的慘痛教訓，有關部門又如何會做出如此決定？

就我所知，關于教師性侵犯、性犯罪的原因，現在人們普遍歸結于畸形的師生關系即教師對學生的絕對權威和學校的管理等方面。因此，大多數人贊同從法制和學校管理方面解決問題。這固然沒錯，但未免過于簡單，“腳疼醫腳，頭疼醫頭”，最終問題依然無法真正解決。其實，人們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教師的心理健康問題，尤其是青年男教師的心理問題，特別是性心理問題。

由于種種原因，在性尤其是性心理方面，我們總是容易出現極端。一方面，現實生活中種種變態行為普遍存在，比如性騷擾就是例證。但我們卻不敢或者不愿去面對它。這是一個大環境：我們的社會整體上缺乏對性、性心理，尤其是變態性心理的關注意識。試想，那些有性侵犯、性犯罪行為的教師如果在心理方面能夠及時得到疏導，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許多悲劇可以避免。我們應該承認，教師不是圣人，普通人身上的動物性他們同樣有。加上現在中小學教師生存壓力大，道德素質參差不齊，存在心理問題的不在少數。從這個角度來看，不管我們怎么采取措施懲罰教師性犯罪，對于促使問題發生的根本原因——教師個人的心理健康——卻一點改變也沒有。如此又如何能保證重懲之后沒有再犯？血淚已經一次次證明了這一點！

綜上，筆者以為，造成教師性侵犯、性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教師變態的性心理得不到及時的疏導。師生關系的特殊性和學校管理方面的漏洞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心理方面的因素是最關鍵的。因此，要真正根本解決問題，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是在各大中小學校建立專門針對教師心理健康的組織，為教師心理健康提供咨詢和服務。這才是長遠之計。轉自：中律網

第五篇：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 - - 緩刑的適用之我見

保定刑事辯護資深大律師：連會有律師，男，法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大學法學教師，現為河北省級優秀律師事務所、河北省級文明律師事務所—河北盛譽律師事務所律師（保定市火車站對面燕趙大酒店北門二層連會有律師辦公室），同時具有律師資格證和企業法律顧問資格證。連律師既在大學從事法學教學研究又在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業務，在國家法學學術核心期刊公開發表論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學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有較一般律師不可比擬的優勢，這為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創造了更好更扎實的條件。現為多家單位的法律顧問。連律師擅長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訴訟、控告、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收集、調取證據、取保候審、質證、辯論等業務。座右銘為：誠心做人，用心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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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緩刑是對原判刑罰附條件的不執行。緩刑制度起源于英國，由英國法官希爾所創，1870年北美波士頓州頒布緩刑法，1889年布魯塞爾國際刑法會議決定將緩刑作為一切犯罪行刑的制度，自此各國相繼仿效。我國刑事立法首次規定緩刑制度的是1952年4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根據這個條例規定，宣告緩刑只適用于貪污犯罪，以后才逐漸推廣適用于其他犯罪，且在審判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1979年刑法，對緩刑制度予以確認。現行刑法進一步調整了適用緩刑的條件，確立了緩刑期間應當遵守的事項，進一步明確了公安機關的考察職能，完善了撤銷緩刑的條件，從而更加體現了我國緩刑制度的特色。但是，我國現行刑法對適用緩刑的條款規定得仍然比較原則，彈性過大，造成實際適用中隨意、臆斷和失衡。為此，筆者擬結合審判實踐，對如何正確適用緩刑略陳淺見，以期拋磚引玉。

一、緩刑適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忽視適用緩刑的實質性條件，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內，重新犯罪率上升。在審判實踐中，有的將孕婦、患重病、家庭生活困難、工作需要等作為適用緩刑的理由；而不注重分析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不綜合考證被告人的悔罪表現，不全面了解被告人回歸社會后的改造環境。致使部分被宣告緩刑的罪犯，缺乏對社會的負疚感，不能珍惜對他們不予關押的寬大處理，在緩刑考驗期內，違法違規，再犯新罪。從而嚴重損害了緩刑制度的信譽和功效。

2、對緩刑不是一個獨立的刑種，而是刑罰具體適用的一種制度，是依附于原判刑罰而存在的一種執行刑罰的方法，認識不足。有的審判人員在評議案件時，對某個被告人量刑提出兩個刑期，即適用宣告緩刑時，所判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相對較長。這實際上是將緩刑誤認為是一個比有期徒刑或拘役較輕的獨立的刑種，顯然是錯誤的。

3、緩刑適用中利益驅動明顯，將罰金刑是否執行到位作為決定適用緩刑的條件。從經濟上剝奪犯罪分子賴以繼續進行犯罪活動的物質條件，其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同一地區的各個家庭亦貧富不均，犯罪分子對財產占有量的差異很大，所以，犯罪分子對罰金數額的承受能力不盡相同。特別是先行羈押的被告人對財產刑的先予執行與否，完全取決于親友。因此，罰金刑是否執行到位并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被告人的悔罪程度。將罰金刑是否執行到位作為決定適用緩刑的條件，極易誤導“金錢萬能”，誘發司法腐敗。

4、將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以及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犯罪的案件，判處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緩刑。這種把緩刑當作萬能膠、緩沖器的和稀泥做法，嚴重地違背了適用緩刑的前提條件，混淆了罪非罪的界限、處刑與免處的界限。

5、不能體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應當適用緩刑的而未適用，不該適用的卻適用了，“人情緩刑”、“金錢緩刑”、“權力緩刑”屢見不鮮。這一不良現象嚴重影響了我國法律的尊嚴，使社會和個人雙受其害，徒增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二、適用緩刑的條件

1、適用緩刑的前提條件，必須是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說，適用緩刑的對象只能局限于罪行較輕的人犯。這一規定比較切合我國實際。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大多數犯罪最低刑度在三年以下，由于覆蓋面大，能夠充分發揮緩刑的功能。同時，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作為犯罪本質特征的社會危害性的嚴重程度。刑期的長短和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是相對應的。一般來說，被判處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對其宣告緩刑，把他們放在社會上監督改造，可以減少和避免監管場所中因交叉感染而造成惡性循環現象，鼓勵他們棄舊圖新，重新做人。而被判處高于三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罪行較重，社會危害性往往較大，則不宜放在社會上監督改造，因此，不適用宣告緩刑。在我國主刑中，管制是最輕的一個刑種，但由于其本身就是一種不關押的刑種，為此，也就失去了適用緩刑的必要性。另外，筆者認為，適用緩刑的對象，刑度為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人民法院的宣告刑，而不是指刑法規定的法定刑。有些犯罪的法定刑雖然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如果罪犯具有法定從寬情節，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備緩刑條件的，仍然可以宣告緩刑。

犯罪分子不是累犯，這是緩刑適用對象的排除條件，亦稱為禁止性條件。累犯之所以不適用緩刑，是因為累犯主觀惡性較深，不易教育改造，社會危害性較大，難以防止不致再危害社會。而緩刑則具有非監禁性、開放性和教育刑的特點，不僅要考慮社會安全的防衛，同時要考慮罪犯自身的可悔改程度。

2、犯罪分子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屬于累犯，這只是適用緩刑時必須遵守的對象條件，但它并不意味著所有被判處這種特定刑罰的犯罪分子，都應當宣告緩刑。適用緩刑的實質條件，必須是犯罪情節不很嚴重，主觀惡性不深，并且具有悔罪表現。

犯罪情節是適用緩刑的基本因素。犯罪情節的內涵十分豐富，本文僅研究影響定罪量刑的法定情節和酌定情節。我們通常將用以區別罪與非罪界限的情節稱為基準情節；相對于基準情節，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主要情節有：情節顯著輕微、情節輕微、情節較輕、情節較重、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或情節特別惡劣、造成嚴重后果等等。其中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犯罪情節較輕的，比照基準情節的法定刑從輕或減輕處罰；犯罪情節較重、情節嚴重、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后果的，通常比照基準情節法定刑從重處罰或提高一個刑度處罰，部分犯罪（如侮辱罪、虐待罪、重大責任事故罪等）則將其作為構成犯罪的必備要件；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或情節特別惡劣則是比照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加重法定刑的根據。為此，筆者認為，犯罪情節較輕是宣告緩刑的適中條件，基準情節以及作為構成某種犯罪必備要件的情節較重、情節嚴

重、情節惡劣、造成嚴重后果等是宣告緩刑的參考情節，即可以根據犯罪的動機、犯罪的手段、犯罪當時的環境和條件、犯罪造成的損害結果、犯罪侵犯的對象、犯罪人的一貫表現及犯罪后的態度等酌定情節，綜合考慮決定是否適用緩刑。情節特別嚴重或情節特別惡劣的，則不能適用緩刑。

悔罪程度是確定罪犯的社會危險性的主要標志之一，所以，悔罪表現是宣告緩刑的關鍵因素。悔罪是指罪犯在認識到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之后，自己對其做出否定評價。那么，如何認定罪犯的悔罪表現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進行認證：①坦白認罪。認罪是悔罪的前提，只有認罪才有可能真正悔罪。所謂認罪是指投案或歸案后如實地、徹底地坦白自己的犯罪事實，犯罪后主動投案自首則是認罪服法的最好體現。同時應當指出，被告人（罪犯）在交代全部犯罪事實的前提下，對自己的行為及性質進行辯解，不能據此認為被告人認罪態度不好。②犯罪中止。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犯罪分子在關鍵時刻幡然悔悟，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發生的行為狀態。中止犯放棄犯意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但他們之間悔罪是共同的，只是悔悟程度有別。③賠償損失。罪犯在犯罪后能夠積極賠償由于自己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所造成的各種損失，主動向被害人（被害人的近親屬）賠禮道歉，取得其諒解，一方面有利于鈍化矛盾、穩定社會，另一方面也是罪犯認罪、悔罪的客觀表現。④挽救損害。罪犯采取了防止犯罪結果的積極措施，但實際上并未能阻止犯罪結果的發生，如交通肇事犯肇事后，立即護送傷員去醫院治療，傷員經搶救無效死亡。這種挽救損害的行為，雖然不能視為犯罪中止，但這是罪犯悔罪的實際行動。⑤積極退贓。盜竊、貪污等罪犯案發后，積極退贓，既減少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減小了社會危害性，且表現了罪犯的悔罪決心。⑥遵守監規。罪犯自覺遵守羈押場所的規章制度，勇于與同監人犯的違法違規行為作斗爭，體現了罪犯的悔罪態度。⑦檢舉立功。罪犯在羈押期間，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屬實，或為司法機關依法偵破其他刑事案件提供重要線索，或者協助司法機關緝捕其他罪犯的立功行為，都是罪犯的悔罪表現。

3、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是宣告緩刑的推定條件。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是宣告緩刑所期待的重要目標的宗旨，同時，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實際上是指罪犯不存在再犯罪的趨勢或再犯罪的可能性。認定罪犯是否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僅僅是一個可能性的預測。但是，這種可能性的預測不能主觀臆斷，應當依據客觀事實進行綜合論證。也就是說應當綜合案件的各種情況和主客觀因素，集中考察罪犯的人身危險性。這些主客觀因素，主要包括犯罪前的一貫表現，犯罪的情節和主觀惡性，犯罪后的認罪、悔罪表現及外部社會改造環境的優劣。因此，具有一個良好的改造環境，也是保證宣告緩刑的罪犯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關鍵因素和客觀條件。所以，人民法院在作出宣告緩刑決定前，應當注意考察監管條件和教改環境，注意征求罪犯所在單位、居住地基層組織和公安派出所的意見，注意落實社會幫教組織和幫教措施。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宣告緩刑，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適用緩刑的前提條件、實質條件、推定條件及排除條件是相輔相承的，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在審判實踐中，一定要正確適用緩刑，既要防止濫用，也要防止該適用而不適用。

三、適用宣告緩刑的主要對象

下列對象，由于主觀惡性小、人身危險性小、教育改造容易，只要具有適用緩刑的前提條件，有一定的悔罪表現，且不是累犯，原則上都可以考慮適用緩刑，以實現刑法設立緩刑

制度時所倡導的以教為主、懲教結合、立足于挽救的目的。

1、少年犯。一方面，由于少年犯生理上尚未完全成熟，智力發展尚不完善，人生閱歷淺，辯別是非能力差，容易走上犯罪道理。另一方面，由于其世界觀還處于形成階段，可塑性大。對其宣告緩刑，借助家庭、學校及社會力量，容易教育、感化和挽救；同時可以避免在監獄中交叉感染、惡習加深、重新犯罪。但如果罪犯的監護人不愿監管或缺乏家庭管教條件的，則不宜宣告緩刑。

2、初犯、偶犯。初犯、偶犯大多數是由于法制觀念淡薄，一念之差而失足犯罪，其主觀惡性不深，人身危險性不大，比較容易感化教育，接受改造，故一般可以宣告緩刑，給予重新做人的機會，讓其吸取教訓，悔過自新。但對犯罪情節惡劣，主觀惡性大，且無悔罪之意的初犯、偶犯，則不能宣告緩刑。

3、過失犯。過失犯罪的犯罪分子，主觀惡性不大，如果造成的后果不很嚴重，又有悔罪表現的，則可以宣告緩刑。但對于過失犯罪后無悔罪表現的，如交通肇事后逃逸、案發后不能積極賠償損失等，則不宜宣告緩刑。

4、從犯。從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不大，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故可適用緩刑。但對主觀惡性大，犯罪情節嚴重的從犯，則不能適用緩刑。

5、脅從犯。脅從犯是指被脅迫、誘騙參加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處于被動地位，所起的作用較小，罪行比較輕，依法應當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如果對其減輕處罰，通常可以宣告緩刑。

6、預備犯。犯罪預備是一種不完整的犯罪形態。預備犯與既遂犯比較，預備犯的社會危險性相對較小。因此，對于普通刑事犯罪中的預備犯，如果犯罪情節不很嚴重，主觀惡性不深且具有悔罪表現，依法對其從輕、減輕處罰的，可以適用宣告緩刑。但對犯罪性質嚴重，情節特別惡劣，主觀惡性大的，則不能適用緩刑。

7、中止犯。犯罪分子在關鍵時刻幡然悔悟，中止犯罪，造成損害的，依法應當減輕處罰，一般情況下，可以適用緩刑。

8、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的肇事者。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都是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都是出于保護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的動機，主觀惡性小，所以，依法應當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如果對其減輕處罰，可以適用緩刑。

9、自首者和立功者。自首和立功是犯罪分子悔罪的具體表現，因此，可以考慮適用緩刑。

10、精神障礙者和盲、聾、啞及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這類罪犯，如果犯罪情節不很嚴重，有一定的悔罪表現，對其宣告緩刑，依靠社會力量幫教監管，有利于減輕勞改機關的壓力。

轉自：刑事辯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