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京彭宇案原告搬家彭宇辭職 主審法官被調離

南京彭宇案原告搬家彭宇辭職 主審法官被調離

http://www.tmdps.cn 2011年09月28日15:22 半島網-城市信報

彭宇不服法院判決。資料圖

當事人徐壽蘭老太曾居住的地方

主審法官王浩被調離法院到這兒工作。

2006年11月20日早晨，南京老太徐壽蘭在南京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臺等車時，被撞倒摔成骨折。老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彭宇表示無辜。

和彭宇案不同的是，今年9月16日“女版‘彭宇案’”在濟南上演后，媒體從最初對“女彭宇”劉鳳偉的認同，似乎已衍變成了當前對劉鳳偉的質疑。

4年前的9月4日，南京市鼓樓區法院判決彭宇給付骨折老人徐壽蘭40%的損失。事后，有人形容這一引起極大爭議并轟動全國的民事訴訟案，讓國人的道德觀倒退了50年。

4年后的今天，事實上彭宇案并未在古都南京的秦淮河兩岸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彭宇案所留給南京的仍是揮之不去的傷痛記憶。

A 原告老太：躲避“騷擾”搬家

鄧府山村，是位于南京市區南部雨花臺區雨花南路的一個小區。而在4年前，這個普通的小區、這個小區某幢樓的103戶在一段時期內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小區和103戶備受關注，是緣于彭宇案事件的當事人之一徐壽蘭老太就住在這里。

“那些天，被吵死了，天天有人在樓下按門鈴。”樓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說，“在樓道外按門鈴，有時候按錯了，都按成我家的了。”

從那之后，這位鄰居才知道住在103戶的就是之前被媒體紛紛報道的彭宇案事件的當事人之一。因為門鈴常被按錯，他甚至把家中的門鈴線暫時切斷，“過了半個多月才又接上”。

這位鄰居說，因為媒體記者時常上門來找徐老太，那時，徐老太干脆離家到別的地方居住了，等風頭一過，才又“潛”回家中居住。而如今進出小區的每一位陌生人，都會被保安問上一遭甚至要登記姓名。

在趕往南京前，記者撥打上海一媒體朋友提供的老人家中的座機電話時，該座機的主人稱“天天被錯打，吵死了，早知道就不用這個號碼”，這個座機的 新主人還稱，原來的戶主徐壽蘭用的電話已經換成了她。小區物業公司的一名負責人坦言，彭宇案發生后，來找徐老太的人確實不少，“天天被打擾”。在這幢樓的 樓道里，記者敲了半天103戶的門，室內傳出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年輕女子稱他們是租的中介的房子，她向記者表示她知道彭宇案，但她確實不知道這個房主就 是案件的當事人徐老太。物業公司的這名負責人同時表示，彭宇案事發后，直到2010年，徐老太才從這里搬走，房子確實是租出去了。在樓上的鄰居看來，徐老 太可能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慮。

B 辯護律師：結案后離職“隱身”

提及彭宇案，眾人會想到彭宇案的當事人之一，彭宇的辯護律師高式東。

高式東畢業于南京大學法律專業，在為彭宇辯護之時，他在江蘇金鼎英杰律師事務所執業。因為彭宇案，也著實讓年輕的高式東借助媒體火了一把。

在法院一審判決彭宇向傷者徐老太支付45876.6元后，有人曾對高式東的辯護能力提出質疑，并認為，“事實清晰的案子最終輸掉了官司”。

在彭宇案一審判決9個月之后的2008年7月，高式東從金鼎英杰律師事務所到了江蘇高的律師事務所。而之前，高式東曾在金鼎英杰律師事務所執業 達3年之久。高式東是自己選擇跳槽還是因彭宇案被迫離開，曾一度引得外界猜想。而對于高本人，他在離職之后，曾將彭宇案作為他辦理的有代表性的訴訟案件向 外界“推銷”。

自從彭宇案之后，高在媒體面前顯得很是低調，幾乎不接受關于相關彭宇案的媒體采訪。“作為一個律師，他得吃飯，彭宇案審結之后，他是有壓力的。”一名南京當地媒體的朋友說，自從彭宇“輸”了官司，高式東這幾年“隱藏”了，連律師事務所都換了，很少在媒體上公開露面。

記者9月25日電話聯系上了高式東本人。高式東說，他當天在外地出差，國慶節之后才能返回南京，對于彭宇案他“不想再提”。而在之前，記者聯系 高式東時，高同樣表示不會再提及彭宇案。而當記者問及如果將來濟南“女版‘彭宇案’”的任何一方讓其出面擔任辯護律師，他是否可出面時，高式東笑稱“不 會，不會再涉及第二次這樣的案子”。

C 主審法官：調離法院去了街道辦

2007年1月4日，66歲的徐壽蘭向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彭宇將其撞倒在地致其受傷為由，索賠13.6萬余元。這起民事訴訟的一審經過了3次庭審，分別在2007年的4月、6月和7月。對于一場普通的民事訴訟而言，如此頻繁的開庭并不多見。

2007年9月4日下午4點半，南京市鼓樓區法院認為本次事故的雙方徐壽蘭和彭宇均無過錯。按照公平的原則，當事人彭宇對受害人徐壽蘭的損失應當給予適當補償。因此，主審法官判決彭宇給付徐壽蘭損失的 40%，共45876.6元。判決結束后，彭宇表示不服判決。

當時這起轟動全國的民事訴訟案一審判決后引起極大爭議，有人對主審法官王浩的判決表現出了極度不滿。

就在眾人期待彭宇上訴后能看到公正的終審判決時，2008年3月15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公丕祥在全國“兩會”新聞中心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首度披露該案雙方已庭外和解。至此，為時1年多的彭宇案畫上了結案句號。

“不管如何，彭宇案本身對法官王浩的影響和沖擊是巨大的。”江蘇省某法院一名法官事后向本報記者稱。

之前，記者聯系南京市鼓樓區法院談及彭宇案時，一名法官向記者稱，“(王浩)人調走了，我不清楚這事”。

9月25日，該法院一法官向記者證實，彭宇案的主審法官王浩確實是調走了，而調走之前王浩在該院的知識產權庭任職。

調離法院，王浩被安排在了離法院10公里之遙的鼓樓區挹江門街道辦。有人認為，如果不是因為彭宇案，王浩不可能被調走。事實上，調到街道辦的王浩并沒有坐在街道辦的辦公室里。街道辦的一名負責人稱，王浩到街道辦后被安排在了挹江門司法所。

司法所位于南京市鎮江路4號的斜對面，這里離街道辦的辦公場所還有3公里之遙，司法所在一個破舊的居民生活區的弄堂里，看上去有些破落，以至于連一些住在這里的居民都不知道還有個司法所存在。

D 彭宇案后：多數南京人不愿再多事

彭宇案之后，徐壽蘭老太最后一次接受采訪時向媒體稱“事情都過去了”，之后徐壽蘭老太不再面對媒體，而彭宇本人也不再向媒體露面。坊間的一種說 法是，彭宇案之后除了法官王浩被調離原崗位之外，徐壽蘭老太在南京警方任職的兒子及某派出所所長和一辦案民警涉嫌作偽證和刑訊逼供，同樣受到牽連。

而當初徐老太起訴彭宇后，為忙于應訴，彭宇在無奈中從南京某通訊公司辭職。案發之后，彭宇的手機也換了。對于彭宇的去向，也有人稱“他已離開了南京”。

彭宇的辯護律師高式東稱，現在他和彭宇還有聯系，有時在一起打球，因為那一次官司后來成了朋友，但對于彭宇的新聯系方式，高式東拒絕透露。

就在今年夏天，南京一名老人在公交車上突發腦病，在此情況下，公交司機沒有將車開到醫院更沒有對老人實施救助，最終老人因發病時間過長死亡。

孫宣寧，南京大件公司的出租車司機。因為天天和乘客在一起，因為跑的路途遠，去的地方多，他說在彭宇案發生之前，如果路途遇上摔倒的老人或者婦 女他會毫不猶豫地出手相救，可現在再遇上這類事件，他可能得猶豫了，猶豫的原因是他“不想多事”。在南京，在彭宇案后，和孫宣寧有著同樣想法的并非孫宣寧 一人，他說“多數南京人都會這樣想”。

彭宇案后，有公眾認為“判決結果讓國人的道德觀倒退了50年。”

彭宇案，留給南京一個被公認的道理——有了這個前車之鑒，多數人覺得在這個城市里“不是自己的事少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文/圖 記者 王永端

◎相關新聞

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

老人摔倒二話不說就該扶

9月27日上午，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王世明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人一直以來呈現著良好的道德風貌，中國人道德滑坡說法不妥。

會上，中央文明辦專職副主任王世明就第三屆全國道德模范評選活動回答了記者相關問題。

據悉，2007年以來，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評選表彰兩屆全國道德模范，產生了廣泛社會影響。根據中央文明委工作安排，今年開展第三屆全國道德模范評選表彰活動。今年第三屆道德模范評出54名，提名獎獲得者260名。

對于摔倒老人該不該扶這一問題，王世明也表示，對扶老攜幼，我們的態度是就該去做，沒有二話可說，有的被扶老人及其家屬冤枉好人、讓好人受委屈，導致大家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這是不該發生的事。

對于有記者提到的中國人的道德滑坡問題，他表示，這畢竟是個別現象，不具有代表性。

“評價中國人的道德，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從事實當中得出結論。從主流上看，中國人呈現了良好的道德風貌。從這些年舉辦的大型賽事上就可以看得 出來。比如說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世界性的活動，不管是運動員還是志愿者，以及普通老百姓，都展示出了良好的道德風貌，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致好評。” 王世明說。

不過，王世明也承認，目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不良風氣客觀存在，三聚氰胺事件、地溝油問題等反映出誠信出了問題。

對此，王世明表示，必須加強誠信教育，引導人們認清誠信是生存法則，另外，運用法律、行政、經濟等各種手段，引導人們誠信做事，誠實為人。據《法制晚報》

第二篇：彭宇案

本院認為，對于本案的基本事實，即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在本市水西門公交車站準備乘車過程中倒地受傷，原、被告并無爭議。但對于原告是否為被告撞倒致傷，雙方意見不一。根據雙方訴辯觀點，本院歸納本案的爭議焦點為：

一、原、被告是否相撞；

二、被告應否承擔原告的損失，對此分別評述如下：

一、本院認定原告是否系被告撞倒屬于事實真偽不明，理由如下：

1、本案發生的地點在人員較多的公交車站，且是人流量較大的上午時段。由于這樣一個特殊環境，原告也有滑倒或自己絆倒的可能性。即使是被撞倒，也很難在人來人往的現場確認撞倒自己之人。所以有原告想當然的認為第一個來扶她的人就是撞倒她的人。并且原告人被撞的傷情嚴重，在被撞倒時，下意識的應該是顧著自己的傷情，而無暇去辨認撞倒自己的人。事實證明在此過程中，證人陳二春也協助被告人將原告人送往醫院。原告提供的城中派出所對原告的詢問筆錄、對被告訊問筆錄的電子文檔及其謄寫材料等相關證據系復制品，沒有原件可供核對，無法確定真實性，不能作為本案認定事實的依據。而被告申請的證人陳二春的當庭證言，并不能證明原告倒地的原因。原告倒地原因無法確定，是否為被告所撞倒更加無法確定，因此不能認定是被告撞倒原告。

二、被告應否承擔原告的損失

根據前述分析，該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情況，應適用證明責任的分配原則，原告無法提供有力證據證明自己倒地是與被告相撞所致，因而原告不能證明其主張。應當由原告承擔不利后果，被告不應承擔原告的損失。

綜上，為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依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先判決如下：駁回原告徐壽蘭的訴訟請求。

本案受理費890元、其他訴訟費980元，合計1870元，由原告徐壽蘭承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第三篇：從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證明問題

從南京彭宇案看司法證明問題

（刑事偵查學院本科2009級職務犯罪偵查專業石偉東學號2009051160）

一、案情綜述

2006年11月20日上午九點半左右，彭宇與徐壽蘭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的一個公交車站相遇，一個是在這一站下車的年輕乘客，一個是要趕著上另一輛車的老人，徐壽蘭倒地，彭宇將其扶到路邊，并有與此二者素皆不相識的陳二春上前幫忙，并打電話通知徐壽蘭之子，待其達到后，陳二春離開，彭和徐及徐之子共同前往醫院，并由彭先支付醫藥費200元，待徐拍片檢查結果——脛骨骨折出來后，醫生建議更換人造股骨頭，需要數萬元醫藥費，此時徐一口咬定是彭將其撞倒，要彭承擔醫藥費。雙方協商未果，徐之子報警，事件交由南京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處理，最終訴至法院。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經過3次庭審，本案主審法官王浩于2007年9月5日做出一審判決，通過“常理分析”，以公平責任原則，最終判處被告人彭宇承擔徐壽蘭損失的40%，共計4.5萬多元。

不服一審判決的彭宇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在各方影響下，最終以庭外“和解”方式結案。

二、司法證明問題分析

司法證明問題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研究、探討的熱點問題，不管是證明責任，還是證明規則，兩個領域的人士都在進行著不斷地探索和交流，以期中國司法體制能夠更加完善。

司法證明問題涉及司法證明的對象、環節、方法、責任、標準及規則。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再次引起社會各界的大討論，其中也不斷涉及司法證明問題，結合本案具體來看中國當代的司法證明問題。

本案的焦點在于碰撞事實的認定、本案中的“電子文檔”——徐壽蘭之子用手機拍攝的并稱是彭宇在接受派出所民警詢問時所做的筆錄的照片是否真實、是否可以被法庭采用及法官能否憑借推理判案三個方面，從中可以看出，本案主要涉及司法證明中證明責任、標準、規則、方法這四個方面，也是理論界和實務界不斷探討和論證的幾個方面。

（一）證明責任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

1證據”。由此證明，中國民事訴訟證明責任分配貫徹的是“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同時，《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此表述同《民事訴訟法》第64條具有同質性，即提供證據者均為事實主張者，當事人未主張事實的則無提供證據的必要。

由于對本原則中“主張”的不同理解，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法官根據自身審理案子的需要，依據該原則，不論情形如何，即要求訴訟雙方均提供相關證據對其認為之事實予以證明，本案中法院要求彭宇對未撞倒徐壽蘭之事實予以證明即屬此情形。此種情形最終將導致因訴訟當事人請求、抗辯、自認、否認等一系列與主張相聯系的法言法語的存在，而使得該原則演變成為一條人人皆云，最終成為不知所云的證明責任分配標準。

因此，正確理解本原則中的“主張”顯得尤為重要。若某人主動去扶摔倒在地的老人或小孩，難道還要先找一些證人來證明他是主動做此事而并非是其將倒地者撞倒，或者采取其他的固定證據的方法嗎？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必將導致很多人對此種好事想為而不敢為，影響社會風氣導向。根據實踐情況，應當將主張理解為積極主張、肯定性主張，即如果一方當事人提出某種事實聲明后，若另一方當事人只是單純否認，則不構成新的主張，即不需要提供證明，若做出積極抗辯，則又構成新的主張，即需要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放到本案中則應理解為若彭宇只是單純的否認徐壽蘭提出的彭將其撞倒的事實，則不需要提供證據，只要徐有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即可；若彭宇承認有和他人相撞之事實，但撞擊的并不是徐壽蘭，而是其他人，則需要提供證據予以證明。

因此，應當將此種“主張”之解釋以立法的方式予以規定，讓該原則更加適用，真正將證明責任分配清楚，做到讓訴訟參與者有所云，有所不云，并于法有據。

（二）證明標準

本案中，原告方只有徐本人的陳述和那份存在諸多疑點的“電子文檔”，除此之外，再無第三方證據能夠對此事實予以證明。首先，徐本人的陳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其次，那份“電子文檔”的真實性及合法性受到質疑，但法官確對該證據予以采納，并將其作為證明案件的重要證據，此舉表現出我國現階段的證明標準仍需改進。

我國現行訴訟法均沒有關于證明標準的明確表述，但可歸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顯然，此標準極為概括，且案件事實清楚只能是

證明的目的，而不應該是證明的標準，另外，證據確實、充分的標準又是什么，怎么樣才算是真正的確實和充分，均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規定。我國現階段采用的證明標準以客觀真實說為基礎，以一元化模式為基本模式，只是就事論事，并將事實同法律緊密的結合起來，且刑事、行政、民事訴訟中的證明采用同一標準，由此將造成證明標準混亂且適用無法所依的局面。

由上不難看出我國現階段的司法證明標準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針對此種情形，首先，應當通過立法的方式將證明標準予以規定，其次，應當由客觀真實說向法律事實說演變，更多的依靠法律對事實予以證明，最后，應當結合每一類訴訟案件的不同情形對三大訴訟的證明表分別予以規定，應當由一元化模式向多元化模式發展，真正做到證明標準統一、具體、分別適用。

（三）證明規則

證明規則是司法證明的重要內容，是證據能否適用的標準，是司法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本案中“電子文檔”等證據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現階段證明規則的混亂和不完整，因此，應當借鑒和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證明規則，對我國現行證據規則不斷完善和充實，著重對傳聞證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意見證據規則進行研究，研究如何在我國現有的政治、社會、司法體制中適用，如何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以立法的方式對相關規則及“毒樹之果”的排除等予以規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于法有據。

（四）證明方法

司法證明的方法多種多樣，推定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其屬于司法中事實認定的范疇，是對未知案件事實或爭議事實的認定，其包括基礎事實、推定事實、聯結紐帶三個要素，此三要素缺一不可。其中，推定事實并不一定是客觀事實，但兩事實間必須具備伴生關系或者常態關系，即一事實存在便可確定另一事實的存在。推定以推理為基礎，但同推斷、推理、推論、擬制有著本質的不同。

本案主審法官的“常理分析”實質上是主觀臆斷或者是推理的過程，而并非此處的推定，此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國現階段缺乏證明方法的規定和標準，加之部分法官特別是基層法院的法官自身素質的限制，導致證明方法濫用，因此，應當對證明方法進行嚴格的界定和規范。

司法證明問題是困擾司法領域的重要問題，司法證明是司法程序的重要環節，是程序公正的基礎，也是維護我國司法公信力的保證，面對我國現階段司法證明中關于證明責任、證明標準、證明規則、證明方法等方面的缺陷和空白，不斷完善和規范我國的司法證明制度乃當務之急、重中之重。

第四篇：南京彭宇案距今將滿五周年 當事人現狀各異

南京彭宇案距今將滿五周年 當事人現狀各異

五年來彭宇刻意躲避在公眾視野之外，這是他當年在法院門口留影。

(資料片)

本報記者 石念軍

過幾天，11月20日，彭宇案距事發即滿五年。盡管南京鼓樓區法院受理的這一案件早已結案，然而，這個墓碑式判決如同核廢料般，不斷地發酵。

當一個又一個老人摔倒無人敢扶時，人們提起它；當兩歲的小悅悅被碾軋后18個路人漠然走過時，人們又提起它。

正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所言，并不是每一個案子都會案結事了。五年了，彭宇案欠公眾一份回答。

這個冬天到來的時候，遼沈晚報駐滬記者陳志強決定到南京尋找彭宇案——一則渴望沉寂而不得的五年前的舊案。

幾年來，這起舊案屢屢被提起，被稱為“墓碑式判決”。“小悅悅事件”，讓陳志強決心踏上尋找彭宇案的路程。

但山東大學法學院青年教師張帆上課時，已很少跟學生們提這個案子。這個案情并不復雜的舊案，不過是“法學大二學生的常識”，已不再適合當教學案例。

再過幾天，離這起案子事發就整整五年了。

從上海出發，陳志強只花了不到三個小時車程便抵達南京，但接下來的尋找一點都不順利。

南京公交線路“水西門廣場”站前，人流熙熙攘攘。陳志強站著的地方，正是這一案子的事發地。

五年前，2006年11月20日的那個上午。

一個是在這站下車的年輕乘客，一個是趕著要上另一輛車的六旬老者。彭宇與徐壽蘭，一經相逢，便似命中劫數。

事情變得撲朔迷離，自稱見義勇為的彭宇被摔傷的徐壽蘭指為肇事者。一審經過三次開庭之后，南京鼓樓區法院法官王浩“推理”判決彭宇有責。

“這不過是基層法院受理的一起簡單的民事糾紛”，張帆不覺得這個案件一開始便有什么不同。但自一審第三次開庭始漸入輿論風暴眼，彭宇案迅速超出了鼓樓區法院的想象，一樁小案子突然“不可控”。

彭宇，徐壽蘭，王浩。臨行前，陳志強閱讀了大量媒體相關報道，他希望重新找到處于事件核心的三個人。

然而，奔波了兩天，他沒有找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徐壽蘭已去世，彭宇“人間蒸發”，而鼓樓區法院原法官王浩，在電話里有氣無力地說：“關于這個，我不愿再提。”

真相被“雪藏”

在撥通王浩的電話前，陳志強從南京市中心出發，來到挹江門街道辦事處下轄的司法所。這里，是王浩的新的工作單位。

司法所的工作瑣碎而繁雜，這幾天，王浩剛剛搞完了當地一起拆遷工作，同事說他休假去了。

連續兩天，陳志強不斷撥打王浩的電話，電話那端，老是拒絕接聽，但冷不丁，有一次接通了，電話那端傳來有氣無力的回響：“喂。”

陳志強說明來意，很快，又是一陣陣盲音。

在原出警單位——南京市城中派出所的老民警眼里，這不過是一樁小案子，“沒什么意思”。這位民警提到，2007年，在彭宇一審敗訴提起上訴后，二審已選擇了庭下和解。

有媒體曾記錄了這一和解的內情，文中，南京市中院一位負責人稱：“全省3J法院領導對這個事確實很重視。因為這個案子由于不客觀的報道對法院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對司法公正力造成極大的詆毀，這是領導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二審時，省市領導都對這事很關心，提出來要化解這一矛盾。”

“省高院和南京中院的領導根據省里領導要求制定了相關調解意向，多次開會研究，‘十一’期間都在加班加點研究。”

2007年10月8日，和解達成，彭宇案當天撤訴。

當地期望彭宇案就此告一段落。然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說，并不是每一個案子都能案結事了，彭宇案恰恰如此。

被傷害與被詛咒的

人們歷來強調的是，真相不能和解。五年間，發生了很多事。

跟更早一些的天津許云鶴案等老人摔傷**一樣，在這一場**里，彭宇案被認為是造成“惡果”的“惡因”。

張帆也認為，彭宇案是有問題的。彭宇案事發不久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張帆與其他與會學者曾對該案進行剖析，普遍意見是：法官王浩在一審中以“主觀推理”認為彭宇有責任，這一方法是錯誤的；其次，民法基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但法官一審顛覆了這一法則。

即便如此，彭宇案仍不足以成為所有人拒絕伸出援手的理由。但讓人糾結的是：每每面對類似情形，人們總會想起這個墓碑式判決。

今年4月，最高法院一位副院長到山東大學演講，山大校長、法學專家徐顯明做了一段點評，讓師生印象深刻：古時衙門斷案，大堂上會掛一匾額提醒審案的官員——“天理國法人情”。

“天理，意思是順應天理，指法的精神和原則；國法，指成文法的具體規定；人情，就是要考慮法的社會效果。”張帆說，以現代法律解釋，“人情”就是指法官不能挑戰社會生活的基本底線。

盡管法官作為個人，對社會底線的認識會有偏差，但在張帆看來，王浩對彭宇的主觀推斷，顯然挑戰了這一基本底線。

“這種情況下，法官應該嚴格執行現行法條，但很遺憾，主審法官明顯忽略了‘誰主張誰舉證’的民法通則。”

彭宇案從此被詛咒，不僅其一審判決被指致使“社會道德滑坡50年”，即便是涉案人員，生活也完全被改變。

在徐壽蘭老人曾經住過的房屋門前，幾位老街坊向陳志強講述老人去年臨終前的凄涼，“電話不時響起，拿起來就是一陣又一陣的謾罵”。一度，曾有大批記者**在樓下，讓老人不得安生，最終只能搬走，將居住了幾十年的房屋出租。

甚至在徐壽蘭去世后，還曾有人在網上發帖，稱彭宇案中的老太太終于走了，“大快人心”。

王浩同樣為千夫所指，有網友發帖建議“人肉他”，“讓他到死都不得安寧，因為他讓中國的道德倒退了至少50年”。傳言稱，王浩已被調離法官隊伍。尋訪者陳志強徒步穿過至少一公里長的崎嶇小路，才從偏僻的小巷中找到這名法學碩士的新落腳點——南京市挹江門街道辦事處下轄的司法所。

它冷落了公眾期待

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看來，當地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類涉及社會底線的案件是不能庭下調解的。

何兵認為，這種以“調解”解決問題的方式，給公眾的感覺是信號是不明確的，和解意味著本該清晰的邊界刻意被模糊掉了，由此帶來的“破窗效應”是非常可怕的。彭宇案對于社會的最大傷害，就在于它模糊了一個基本價值觀———好人有好報。現在，人們希望這個邊界被重新界定清晰。

何兵的觀點是，當一個案件通過不斷傳播成為輿論事件時，尤需注意對公眾期待的回應與引導，而悄悄和解的彭宇案刻意回避了這些。

“法庭從來不單單是一個審判室，還是一個代表法律程序、法理精神的地方。”電影《紐倫堡審判》的導演丹利·克萊默借臺詞闡釋法理，“(審判)目的不是讓少數人繩之以法，而是重新確立法律秩序的神圣地位，找到全世界為之依賴的正義法規。”

法律與道德，兩者截然不同又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研究法理學出身的張帆說，它們的契合點是，向上的法律應該對社會道德輔以呼應。

在他看來，這也是為什么公眾普遍指責法庭對彭宇案的一審判決傷害了社會道德。

而彭宇案的真相從未公開，也加劇了公眾的這一困惑。

對于網上關于彭宇案的一系列傳言，張帆覺得，這些傳言其實表達了輿論訴求，比如傳聞說法官王浩被調離，徐老太的JC兒子及出警警員被處分，間接傳達了社會要求彭宇案翻案，推倒這個墓碑式判決的訴求。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王涌新近也呼吁，應該再審彭宇案，以公開、公正、公平的依法審判，厘清事實真相，回應公眾多年的期待。

盡管，從法律上說，這一案件能否啟動重審程序，不同的法學人士有不同的意見，但如同面對一堆“不良遺產”，如何化解它的影響，愈發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

歷經兩天的無果找尋之后，陳志強黯然離開了南京，當彭宇——這個被輿論普遍支持的人也刻意躲避在公眾視野之外時，他意識到，整個彭宇案沒有贏家。

第五篇：彭宇案的法理學分析

彭宇案的法理學分析

案例簡介：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壽蘭在公交車站摔倒，彭宇自稱上前攙扶、聯系其家人并送其至醫院診治，屬見義勇為，并非肇事者。隨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將其撞倒并向其索賠。雙方對簿公堂。南京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彭宇給付老太太損失的40%，二審和解結案。此案在社會中引起強烈反響，此后類似彭宇案的各種版本在各地出現，引起民眾對跌倒老人是否可以攙扶的激烈討論。

“彭宇案”已經過去將近7年了，可是有關“彭宇案”的爭論卻從來沒有平息過，一方面是從那以后類似事件頻繁的發生，另一方面是此案儼然已成為人們掩飾自身道德缺失的武器，見死不救的事件也開始遍布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此案中蘊含的道德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

一．對道德危機與法制建設的反思

彭宇案的發生使的法律與道德兩個看似相同的概念被輿論推到了風口浪尖，有關道德和法律關系的探討也是不絕于耳，到底道德是否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當今的法律是否完善呢？首先我們先從法律和道德的關系入手來加以分析：

道德是一定社會、一定階級向人們提出的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之間各種關系的一種特殊的行為規范。這一概念說明，道德是以善惡為標準，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道德總是揚善抑惡的。

法律是國家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法律和道德都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借助于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二者的關系具體可以表現為：

第一，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準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后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但是我們從“彭宇案”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與道德之前最明顯的區別那就是他們之間不同的評判標準，道德評價具有“揚善懲惡”的特點，其評價對象包括了“善行”與“惡行”，而法律評價所針對的主要是違法犯罪行為。在通常情況下，違反法律的行為必定違反道德，而違反道德行為未必都違反法律。因此在某些領域上道德和法律也會出現尖銳的矛盾和沖突。對于本案，輿論普遍認為彭宇樂于助人是一種值得人們稱贊的行為，從道德上講是容易被人們所接受的，但是從法理角度上講，彭宇卻是本案的最大嫌疑人，所以道德和法律在此的不一致性受到了人們的質疑，解決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矛盾就成了先進迫切需要重視的問題，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首要任務，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加強道德和法制之間的一致性，互相調節，以減少二者之間的沖突。第二，在立法時要正確的處理道德和法之間的關系，在立法環節上，應當將道德規范作為指定法律的基礎。第三，借助媒體來宣傳和褒揚道德。第四，法律在內容上也應該相應的做出一些調整，以保護守道德的行為。

二、人們對傳媒倫理的思考

“彭宇案”之所以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不僅因為從此案中所現出的道德和法律之間的矛盾，更多的還是因為該案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網上調查顯示63%的網友認為以后不會再扶跌倒老人，33%的人認為會理性判斷再做決定，僅僅4%的人認不論什么原因都該堅決攙扶老人。足以看出“彭宇案”對于社會道德準則的影響是何等之大。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細心的究其根源我們會發現媒體的宣傳在引導大眾上起著決定性作用，據悉，南京彭宇案是由一篇發在西祠胡同上的帖子而逐漸引起廣大網友關注的，由于網友的一致聲討，更多的報紙、電視臺&、網絡也高度關注此事的進展。而且，從始至終，大部分的網友似乎都立場一致，認為彭宇是被冤枉的，做了好事卻得不到好報，徐老太是“碰瓷兒者"，不以德報德，反以德報怨。各種媒體的報道似乎也傾向一致帶著鮮明的傾向渲染做好事沒好報。

然而，大家都知道“真實”是新聞媒體最起碼的準則，但是在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彭宇的清白，兩方各執一詞的情況下就做出如此具有傾向性的報道，嚴重違背了新聞媒體的本質，更有甚者在“彭宇案”之后，又不斷以選擇性的報道強化著社會對彭宇案的記憶，營造著所謂的“彭宇案后遺癥”,隔段時間就會有媒體報道一些老人摔倒,無人敢扶等現象，甚至把這些新聞放在頭版頭條來吸引讀者，但是恰恰是這些商業手段卻嚴重的誘導了大眾的傾向性思維。

現代社會發展至今，大眾傳媒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世界。不僅在空間上像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的那樣，使世界形成“地球村”，而且在生存意義上使傳統的現實社會成為了媒介社會。人們對于某一個事件、對于世界和不同國家的認識大多是通過新聞媒體來實現的。在進入信息時代的今天，新聞媒體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建構、文化的整合，無一不依賴它的幫助。新聞媒體在現代社會中主要有如下社會功能：

第一，傳遞信息。新聞媒體多向各地收集世界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信息，既包括正面報道，又有如實反映社會陰暗面的報道，并向整個社會發布，使大眾從各個側面了解社會環境及其動態。另外，媒體可以根據某些專家學者對可能或正在發生的危機進行合理推測，向社會發出警告，引起公眾的關注與警惕，從而將危機的危害降到最小，甚至化解危機。

第二，協調社會，提供指導。在媒介未出現的年代，人類通過個人影響等傳播手段，來達到協調社會的目的；而在新聞媒體普及的現代社會，新聞媒體參與了這種協調。人們通過新聞媒體獲取各種信息，并根據這些信息來調節自我，適應周圍環境；各種社會力量借新聞媒體來樹立權威和形象，或作出某種決定；民眾也借新聞媒體來表達自己的心聲，影響社會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第三，傳遞文化，建設道德規范。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對知識的積累和對傳統道德規范的繼承。因此通過傳播活動獲知和儲存過去的經驗并將之傳遞給社會上的新成員，使人類可以在新的起點上不斷前進。

由此可見，新聞媒體在當今社會承載著重大的責任，一直以來媒體的本著“真實報道”的原則，但是近年來，隨著媒體競爭的加劇，各大媒體盲目的追求經濟效益，不惜一切地吸引大眾的注意，“不實報道”和“選擇性報道”屢見不鮮，這些都嚴重影響了大眾的價值取向，造成像“彭宇案”這樣一致的輿論傾向性，這對法律的施行產生了嚴重的阻礙，也對社會道德的普及造成了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還可能造成區域分裂，民族分裂等更加嚴重的后果。

所以，應該對新聞媒體加以嚴格的規范，保證傳媒實事求是，公正客觀地報道事實真相；并在傳播信息過程當中引導積極的輿論，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還應該宣揚好人好事，在社會上樹立榜樣，引導我們的美德行為。這樣才能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保證道德的傳播，社會才能和諧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