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教授錢理群：北大等大學正培養利己主義者

北大教授錢理群：北大等大學正培養利己主義者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語驚四座。這段話被參會嘉賓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轉發3.5萬次。

錢理群是為了應和劉道玉的觀點——“北大清華再爭狀元就沒有希望。”北大清華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學的前途又在哪里？

參加本次會議的嘉賓大多是教育界有影響的專家和學者：上海師范大學前校長楊德廣、北京師范大學前副校長顧明遠、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等。他們不僅討論當下高等教育的問題所在，更是努力為改變現狀開出藥方——描繪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學。

世界高等教育正處于十字路口

五大危機威脅著今天的大學

“當前，不僅僅是中國，整個世界大學正處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學的危機，既有思想危機，也有結構性和質量上的危機。”劉道玉說，高等教育經過近千年的發展，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正在或已經陷入危機之中。

第一重危機，人類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重生存危機的挑戰，而各國的大學對此基本上是束手無策或者熟視無睹，既不能從理論上又不能從實踐上提出任何化解這些危機的根本性的對策。

第二重危機，面臨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終身學習和“非學校化社會”已經或隱或現地展現出來。大學究竟是什么？教師的作用是什么？大學生又將怎樣學習？這些都有待人們去探討，用比爾·蓋茨的話說“也許將來大學會變革得面目全非”，當下的高校還沒有拿出對策。

第三重危機，功利主義的專業化教育，導致學生素質嚴重下降，學術視野短淺，尤其在國內高校，不僅出現不了大師，甚至還難于承擔從事綜合性大科學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機，學風浮躁，急功近利，金錢主義盛行，雖然技術成果日新月異，但重大基礎性研究卻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機，在追求“一流大學”的“一片喧嘩”聲驅使下，追求豪華成風，大樓賓館林立，教育成本劇增，債臺高筑，納稅人不堪重負。

劉道玉呼吁：大學財務危機已是全球性問題，大學必須從精神到物質的追求上返璞歸真！

十名現象說明學有余力非常重要

陳省身點撥少年班學生別考滿分

美國能源部部長朱棣文上學時成績在十名左右徘徊，而哥哥朱筑文則一直保持班級第一。工作之后，朱棣文當上教授時哥哥是副教授，朱棣文獲得諾貝爾獎時哥哥當上正教授。

杭州天長小學教師周武將這一現象稱為“第十名現象”：小學期間前幾名的“尖子”在升入初中、高中、大學(乃至工作之后)有相當一部分會“淡出”優秀行列，而許多名列第十名左右的學生在后來的學習和工作中竟很出人意料地表現出色。

在以培養優秀人才為己任的劉道玉看來，知識能力的過度開發會抑制人的能力和發展。保持第一名要用掉學生太多的精力，狀元不能代表什么。“北大清華幾乎招去了所有的狀元，他們培養出來的人才又怎么樣？如果繼續爭狀元，過去讓我欽佩的北大清華就沒有前途沒有希望。”

南方科技大學創校校長朱清時非常贊同劉道玉的觀點。

他說，數學大師陳省身生前為中科大少年班題詞：不要考100分。

朱清時解釋，原生態的學生一般考試能得七八十分，要想得100分要下好幾倍的努力，訓練得非常熟練才能不出小錯。要爭這100分，就需要浪費很多時間和資源，相當于土地要施10遍化肥，最后學生的創造力都被磨滅了。

實用主義擊潰一些大學最后底線

社會上腐敗現象都可在大學找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幽默地指出，大學生世俗化很厲害，過去杜甫說“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現在一些學生在校園里泉水就已經濁了。

朱清時也是這個觀點，貪腐之風進入校園，高校道德高地已經失守，社會上很多腐敗現象都可以在大學里找到。高校對學生應該是科學素養、人文素養、道德的全面培養，而文憑泡沫讓高教背離了教育的本意。不僅忽視了學生的成人成才教育，連專業課都是一個“混”字！

他用一名留學生的經歷來佐證自己的觀點。

一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讀大二的中國留學生是世界奧林匹克物理競賽金獎獲得者，高中畢業被保送北大。他覺得大學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過：一個學期選10門，甚至更多的課都沒問題，只要考試通過就可以了。

到了MIT，雖然只選了5門課，但他感到異常的繁忙：每門課老師都要求大量的閱讀，有的課還必須做大量的實驗，稍微掉以輕心就跟不上。晚上在圖書館熬夜看書到深夜更是十分普遍。

這名留學生感嘆：“我以前上的哪是大學啊！”

與會者認為，一些中國高校在飛速壯大的過程中迷失了自己，甚至丟掉了它的老師——蘇聯高校和美國高校的治學精神。

錢理群欣喜地告訴大家，在基層中小學教師中，出現了一批教育理想主義者，他們用靜悄悄的方式開啟教育改革。他們值得大學教師學習。

教育需要烏托邦

不能再讓銅臭腐蝕大學精神

劉道玉，32歲在講師的位置上當了副教務長，39歲任武大黨委副書記，43歲當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長，48歲任武大校長，54歲被免職，后來創辦民辦小學的教育實驗也失敗了，卻不改初衷。他認為，大學必須返璞歸真。要徹底摒棄豪華辦學的做派，使大學回歸到中世紀的模式，因為那時大學“沒有任何我們認為是顯而易見的物質存在的屬性”。

在科學研究中，有些研究項目并不需要經費，如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重大發現不需要一分錢。因此，當代一味的追求豪華、浮躁和銅臭味腐蝕了大學的靈魂，致使大學精神喪失殆盡。

西南聯大的案例屢屢被提及。這所在民族危難之際臨時組合的大學，就是歐洲中世紀大學的活樣板：在廟宇或簡易平房上課，教授住土坯農舍，入不敷出，需要典當家產養家糊口。但是，她在8年間卻創造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從她培養的學生中涌現出了兩個諾貝爾獎獲得者、7個“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和172個中外籍院士。

“教育需要烏托邦。”年近八十的劉道玉說，柏拉圖設想的由“哲學王”治理的理想國，終究沒有建立起來；盧梭設想的愛彌爾式的理想公民，也沒有培養出來，但《理想國》和《愛彌爾》卻成了2000多年來人們仍然閱讀的教育經典。盧梭曾經說，“只要柏拉圖的《理想國》和盧梭的《愛彌爾》留存在世，縱然所有教育著作被毀，教育園地依然還是馥郁芬芳。”這就是理想的作用，它們會激勵人們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

第二篇：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的兩篇文章

大學的三項任務（節選）

16歲到26歲是人生的黃金歲月。人在16歲開始獨立，26歲以后就要考慮結婚家庭的問題。這十年是人生最獨立的歲月，最沒有負擔。如何度過這個獨立的歲月，這是擺在大學生面前的問題。

進入大學有三項任務：知識、友誼、愛情。愛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遇到了就千萬別失去。大學是人生最美好的季節，追求人生最美好的東西，這是年輕人的權利，要大張旗鼓的去做。

再談談怎么讀書的問題。我認為，好玩是一切研究的真諦，所有的學生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都要有語言的知識基礎；中文和外語。哲學和數學對大學生很重要，數學是在訓練人的思維，哲學幫助你解決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專業基礎知識方面要讀經典著作、要博覽群書。最好讀原文、原著，反復讀，實在讀不懂的地方看看注釋類的書。北大鼓勵學生聽講座，不求其深、開卷有益。文采是熏陶出來的，不是故意培養出來的。

在中國什么人吃得開？我以為，一是家里有背景；二是沒道德原則；三是有真本領的人。我常常對我的學生說：你是一個沒背景、有良心的人，那只有一條路可走——學習本領吧。沉潛十年，這是我對我的學生的要求，也是我對大家的誠懇希望。不要急于表現自己，要有長遠的功利，做十年之后發表自己意見的人。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

錢理群：用最自由的方式享受學習（節選）

錢教授講到他終生最難忘的三堂課：一是在西南聯大時，聽劉文典教授在農歷十五的晚上，皓月當頭，在月光下的在草地上，學生圍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間，大講《月賦》，儼如《世說新語》里的魏晉人物，美妙一絕。二是上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的考試課。蒙教授的考試非常獨特。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考先生，你提問題他就知道你的學識程度怎樣，當場斷定你本學期的成績是多少分。有趣的是，他是在川大旁望江樓公園竹林中的茶鋪里考試，由學生向老師提問。你問得好，他猛吸一口葉子煙，請你坐下陪他喝茶，然后對你提的問題詳加評論；問得不好當場走人。學生是又緊張又感興趣，思忖cun著自己能不能留下來陪先生喝茶。

這兩堂課，絕就絕在他不拘一格、隨心所欲，表現的是大學教授的真性情，是一種自由不羈的做學問的方式，蘊含著一種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形態。因此，它給予學生的就不只是知識，更是生命的感染、熏陶。這種生命化教育的背后，是一種生命承擔意識，教會他們享受上課、享受學習、享受考試。

把這種意識提升到理論高度的，是聆聽林庚先生的最后一堂課。那天上課，他緩緩的朗聲說道：“什么是詩？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取發現世界的新的美。”頓時，全場肅然，大家陷入了沉思。先生旁征博引，足足講了兩個小時還意猶未盡，學生們也聽得如癡如醉，全然忘記了時間。但剛走下講臺，先生就站不住了，回到家就病倒了。他是拼著生命的全力上完這最后一堂課的，這真是“天鵝的絕唱”。

林先生講課的關鍵詞是“好奇”和“發現”：首先要保持嬰兒那樣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態去觀察，你將會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創造。大學者大在哪兒？就大在他們始終有赤子般的純真和無邪，面對世界和社會永遠有好奇心與新鮮感，所以他們心里有可以無限擴展的空間，這就是沈從文說的“星斗其文，赤子之心”。

20世紀初，費孝通先生這樣評價他的老師潘光旦：“我們這一代人很看重別人怎樣看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更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自己上。”這活頗值得琢磨，“看重別人怎樣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評價、地位，那其實都是虛名；“心思用在自己怎樣看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對不對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斷創造與更新，從而獲得真價值、真意義。

當代很多大學生的問題，也恰恰在這里：許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實看重的只是一時之名利，對自己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反而是不關心、不負責任的，因而也就無法享受到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歡樂。“自己對不起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第三篇：北大教授對大學看法

北大教授：中國大學唯哈佛劍橋馬首是瞻 誤盡蒼生

2012年05月16日 02:57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陳平原 字號: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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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大學，借鑒國外容易，堅守自家特點反而更難。去年春天，清華大學轟轟烈烈地慶祝百年華誕，我未能免俗，應邀撰寫了一則小文，不過，唱的基本上是反調。此文大意是：“走向國際”，并不一定就是“邁向一流”。二者之間，確實有某種聯系，但絕非同步，有時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若講獨立性與自信心，中國學界不但沒有進步，還在倒退。

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依我淺見，大學的一大特點，在于需要“接地氣”，無法像工廠那樣，引進整套設備；即便順利引進，組裝起來后，也很容易隔三差五出毛病。有感于此，對眼下鋪天蓋地、不容置疑的“國際化”論述，我頗為擔憂。比如，以下幾個口號，在我看來屬于認識上的“誤區”，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與國際接軌”。可國外著名的大學并非只有一個模式，那么到底要用哪個“軌”，怎么“接”？認真學習當然可以，也很應該；但“接軌說”誤盡蒼生。某大學校長主持漢學家大會，說“我們也要辦一流的漢學系”。初聽此言，啼笑皆非——本國語言文學研究和外國語言文學研究，豈能同日而語！不過，這位校長并不美麗的“誤會”，倒是說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今天的中國大學，正亦步亦趨地復制美國大學的模樣。舉個例子，幾乎所有中國大學都在獎勵用英文發表論文，理科迷信SCI，文科推崇SSCI或A&HCI；聘任教授時，格外看好歐美名牌大學出身的；至于教育行政官員，更是開口哈佛，閉口耶魯。

第二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強強聯手”。據說要建“世界一流大學”，最佳途徑就是強強聯手；因為，各種數字一下子就上去了。幸虧還沒把北大、清華合起來。大學合并，有好有壞，但“強強”很難“聯手”；一定要“合”，必定留下很多后遺癥。過多的內耗，導致合并后的“大大學”需要10年、20年的時間來調整、消化。需要的話，強弱合并還可行。因為，大學需要有主導風格，若強強合并，凡事都爭搶固然不好，凡事都謙讓也不行。

第三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取長補短”。辦大學，確實不能關起門來稱大王，要努力開拓視野，多方取經，既借鑒國外著名大學，也學習國內兄弟院校。只是因為有各種評估及排名，這個“取長補短”的過程，不知不覺中演變成缺什么（專業）補什么（專業），最終導致自家特色的泯滅。不要說異彩紛呈的國外名校，比起上世紀30年代的北大、師大、清華、燕京、輔仁、協和（僅以北京地區為例），今天的中國大學，大都過于“面目模糊”——各校之間的差別，僅僅在于“級別”、“規模”及“經費”。讓人擔憂的是，這個“整合”的大趨勢還在繼續。

第四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努力“適應市場需要”。學生選擇專業，有其盲目性，這可以理解；更可怕的是政府缺乏遠見。在我看來，無論請進來還是送出去，都應該考慮國家需要——凡市場能解決的，不要再錦上添花。每年都有留學生拿中國政府的獎學金，進就業前景好的商學院或法學院。這實在不應該。歐美也是這樣，政府或大學的獎學金，不是獎勵選擇熱門專業，而是用來調節社會需求的。你學古希臘的哲學或文學，就業前景不太好，但又是整個人類文明必不可少的，那我獎勵你。同樣道理，用國家經費送出去的留學生，也應該有專業方面的要求。

第五個誤區：辦大學就是要多跟國外名校簽合作協議。恕我直言，很多協議屬于空頭支票，簽了一大堆，很快束之高閣。所有的“合作”，必須落實到院系才比較可靠；而其中最為實惠的是“互派學生”。但這有個前提，得有經濟實力支撐。北大中文系頗為“矜持”，不輕易簽此類雙邊協議：一是有自信，愿意保守自家根基，很不喜歡那些故意自貶以討好外國教授的說法；二是若無獎學金，讓學生自費到國外游學一年半載，貧窮子弟做不到，很容易引起同學間的攀比。

作為中文系教授，面對浩浩蕩蕩的留學大潮，這些年，我不得不再三辯解：不同學科的“國際化”，其方向、途徑及有效性，不可同日而語。自然科學全世界的評價標準接近，學者們都在追求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趨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系，很難截然割舍。而人文學里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應該是最難“接軌”的了。

所以，文學研究者的“不接軌”、“有隔閡”，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問題。非要向美國大學看齊，用人家的語言及評價標準來規范自家行為，即便經過一番勵精圖治，收獲若干掌聲，也得捫心自問：我們是否過于委曲求全，乃至喪失了自家立場與根基？

“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

講幾個小故事，你就可以明白當下中國的情勢以及我的心情。

10年前，我在臺灣大學教書，推薦一臺大中文系畢業生到北大念研究院。這學生興沖沖來了，可一個月后“打道回府”；問她為什么，回答是：“剛到北大很興奮，清晨散步，未名湖邊書聲瑯瑯；不過仔細聽，怎么都是英語？要學英語，我干脆到美國去。” 3年前，南方某大學下決心奮起直追，希望我幫助物色一外國教授，據說待遇很優厚。開始我很在意，覺得這是好事，應該玉成；可私底下的叮囑，讓我心都涼了——“最好不是華裔，要一看就是外國學者。”這哪里是挑學者，分明是選演員，才這么看重“鏡頭感”。

兩年前，我指導的博士申請某名校教職，得到的答復是：學校統一規定，只有在外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者可直接入職，本國大學培養的博士，再好也只能先當博士后。今年畢業的博士生，因到哈佛大學進修過3個月，求職時，總被問及他在哈佛跟某某教授學到了什么“真經”。學生很誠實，說僅僅談了兩次話，合起來不到3個小時。為什么不關心在北大的4年苦讀，而專注于那蜻蜓點水般的“訪學”？

這不是三五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風氣使然。記得我們曾嘲笑臺灣的高等教育是：“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曾幾何時，我們也變得如此不自尊、不自愛？

為了配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培養各行各業拔尖的創新人才，國家留學基金于2007年設立了“國家公派研究生項目”。每年選派5000人，“攻讀學位”與“聯合培養”各占一半。選派的對象，雖以理工科為主，人文及社會科學也占了15%。這當然是大好事，我舉雙手贊成。北大因地位特殊，每年送出去200人左右；中文系實力雄厚，每年也能爭取到八九個名額。

但說實話，作為中文系主任，我內心很糾結，也很困惑——既為我們的學生很有競爭力而自豪，也擔心此乃“為他人做嫁衣裳”。教育部有“博士生兼招補償辦法”，即選派出國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后，有關學校/院系可補充相應數量的博士生招生名額。問題在于，優秀的生源就這么些，若都送出去了，豈不十分可惜？經多次協商，教育部答應給北大、清華特殊政策，沒有卡死1∶1的比例，送出去的學生中，“聯合培養”遠高于“攻讀學位”。

我必須考慮學生的立場，不敢像年少氣盛的胡適那樣，撰寫《非留學篇》（1914年1月），說什么“留學之政策，乃以不留學為目的”。因我深知，國家派遣大批留學生，此舉對于中國科技、教育、學術、文化的前景，影響十分深遠。但青年胡適的說法，也并非毫無道理：“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故關鍵還是在于如何辦好本國的大學。

讓愿意在國內好大學念書的好學生感覺大有奔頭

《非留學篇》發表三十多年后，當年的留美學生，終于出任北大校長；躊躇滿志、意氣風發的胡校長，不失時機地發表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報》）：“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1.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2.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和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作專門的科學研究。3.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如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解決。4.對于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胡適設想中的“十年計劃”，分為兩段：第一個5年，全力幫助北大、清華、浙大、武大、中大（中央大學），限期成為國內最好、世界上有地位的大學；第二個5年，轉而支持另外5所學校。可惜的是，胡校長并不掌握實權，且過于“內舉不避親”，理所當然受到了南開大學陳序經、北洋大學李書田，以及國民黨元老、原中山大學創辦人鄒魯等的強烈質疑。更重要的是，國民政府財政吃緊，正花大價錢“剿共”，根本沒心思顧及此。

又過了半個世紀，具體說，就是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后，985計劃迅速展開且逐漸落實，其基本思路也是集中力量做大事，辦好若干所著名大學。最初是重點支持北大、清華“爭創世界一流大學”；接下來是中央和地方共建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希望其成為“國內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雖然列入985工程的大學日后擴展到39所，但核心部分是2+7；而這構成了中國的常春藤大學聯盟——校長們每年聚會，輪流做東，探討“大學之道”。

中國人講究十全十美，為何不是圓圓滿滿的十所，而只提九所呢？這故事太有戲劇性了，不說也罷（有興趣的朋友，請參閱陳平原《解讀“當代中國大學”》一文）。

兩相比較，胡適的“十年計劃”，與半個世紀后真正實施的985工程，還是有很大差異。在胡適眼中，關鍵是“爭取學術獨立”，具體說，就是中國大學能自己培養各專業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學不可：“今日為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為了要提高各大學研究的尊嚴，為了要減少出洋鍍金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擔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表面上，這個夢想我們早已實現了，如今每年中國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人數世界第一——質量有無保證、是否“過度開發”，則另當別論。但在我看來，胡適的“十年計劃”依舊有魅力。當下中國大學嚴重受制于權力、金錢與傳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馬首是瞻，所謂“學術獨立”，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以前，每當有人攻擊北大、清華變成“留美預備學校”，學生畢業后都到國外去時，我都會如此辯解——專業不一樣，中文系就不是這種狀態。現在，我再也不敢這么挺直腰桿說話了，只能寄希望于還有部分好學生自覺自愿留下來，不把北大當跳板——有時甚至小心眼，喜歡那些英語不太好的高才生。我問過日本的教授，你們也會面臨這種困境嗎？回答是：我們最好的學生在國內；當然，大學會創造條件，讓他/她們不斷出去進修或考察。說實話，留住好學生，以下兩個條件缺一不可：一是本國的大學很爭氣；二是申請教職時洋文憑不占優勢。而如今的中國大學，大都做出一副非國外名牌大學博士不要的高姿態——不管你學什么專業，反正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

若大家都這么盲目崇拜“洋文憑”（我說的不是假文憑，是國外名牌大學的真文憑），再過5年、10年，連中文系學生也都如過江之鯽，紛紛放洋去，這實在讓人傷心。看看近年各大學招聘“領軍人物”或“講席教授”的廣告，你就明白，這年頭，不出國念書拿學位，日后想在中國學界“拼搏”，實在很難。

正因此，我才感嘆：如何建立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讓愿意在國內好大學念書的好學生感覺大有奔頭，值得為之焚膏繼晷，這是個大問題。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第四篇：錢理群：大學是人生的盛夏

錢理群：大學時代是人生的盛夏

一、大學時代：人生的盛夏

為什么說這是人生最寶貴的時光呢？根據我的經驗，十六歲到二十六歲是人生的黃金歲月。十六歲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賴于父母和老師，十六歲以后就開始獨立了，二十六歲以后就開始考慮結婚啊、生孩子啊這么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真正屬于自己的獨立的時間就不多了。而這十六歲到二十六歲十年之間，大學四年又是最獨立，最自由的。當然如果你想延長的話，你還可以考研究生，將這四年再延長一下。如何不虛度人生中這最自由的、最沒有負擔的、真正屬于自己的四年的時間，是擺在每一個大學生面前的問題。

作為青年人的大學生主要該干什么？這又讓我想起還是四十八年前我剛進北大一年級的時候，中文系給我們開了一個迎新晚會，當時的學生會主席，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溫小玉師姐說過一句話：祝賀你們進入大學，進入大學就要三樣東西：知識、友誼和愛情。愛情這東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為愛情而愛情，拼命求也不行。現在好多年輕人趕時髦，為時髦而求愛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萬不要放掉，這是我們過來人的教訓。我在大學，其實是在中學就遇到了非常喜歡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當時我是書呆子，就知道一門心思讀書，懵懵懂懂不知道這就是愛情。所以大學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純真的愛情就不要放棄。知識、友誼和愛情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樣東西，知識是美的！友誼是美的！愛情是美的！大學期間同學的友誼是最可珍貴的，因為這種友誼是超功利的、純真的友誼，同學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說實在話，進入社會之后，那種朋友關系就多多少少有些變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慮。你們可能體會不到，我們都是過來人，現在我們大學同學喜歡聚會就是回憶當年那種純潔的、天真無邪的友誼。一生能夠有這樣的友誼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說大學是人生最美好的季節，因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樣東西：知識、友誼和愛情。記得作家諶容有篇小說叫《減去十年》，如果我可以減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現在是當時的話，我會和同學們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氣壯地、大張旗鼓地去追求知識、友誼和愛情。因為這是我們年輕人的權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兩個底子

我們還要問的是，在大學期間要把自己培養成什么樣的人？我們通常說大學是培養專家的。你在大學里是學得專業知識技能，使自己成為合格的專業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適應人才市場的需要，另一方面對個人和家庭來說也是謀生的手段。我想對謀生這類問題我們不必回避。魯迅早說過：“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我們求學有這種明確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識，成為專家，以后可以謀生。

但是人不僅僅要有功利目的，他還要有更大、更高的一個目標，一個精神目標。我們所確定的上大學的目標，不能局限在做一個專業技術人才、一個學者、一個專家，更要做一個健全發展的人，有人文關懷的人。人文關懷是指人的精神問題。具體地說，你在大學時要考慮這樣兩個問題：

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二、怎樣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怎樣在這幾者之間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關系？思考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人文關懷。這樣才會建立起自己的一種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為你一輩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堅實的基礎。這個問題大學期間解決不了，研究生階段也一定要解決，因為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問題。同時要不斷開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間，陶冶自己的性情，鍛煉自己的性格，發展自

己的愛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開掘和發展自己的想象力、審美力、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健全發展的人。大學的根本的任務不僅是傳授專業知識，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學期間要打好兩個底子。首先是專業基礎的底子、終生學習的底子。在現代社會知識的變化非常快，你將來工作需要應用的知識不是大學都能給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學，你一年級學的某些東西到了四年級就有可能過時了，知識的發展太快了。因此，大學的任務不是給你提供在工作中具體應用的知識，那是需要隨時更新的，大學是給你打基礎的，培養終生學習的能力。今后的社會發展快，人的職業變化也很快。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你大學學物理你就一輩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別的事情。你在大學就必須打好專業技術知識的基礎和終生學習的基礎，這是一個底子。第二個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剛剛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關懷。這兩個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對她媽媽說的：“有媽這碗酒墊底，兒子什么都能對付”。大學里這兩個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夠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說過，大學里要追求知識、友誼和愛情。我在這里側重談一談該怎么求知識，怎么讀書的問題。關于讀書，周氏兄弟有兩個出人意外卻意味深長的比喻。魯迅說：“讀書如賭博”。就像今天愛打麻將的人，天天打、夜夜打，連續地打，有時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還繼續打。打麻將的妙處在于一張一張的牌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而讀書也一樣，每一頁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會打牌的人打牌不計輸贏，如果為贏錢去打牌在賭徒中被稱為“下品”，賭徒中的高手是為打牌而打牌，專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讀書也一樣，要為讀書而讀書，要超功利，就是為了好玩，去追求讀書的無窮趣味。周作人也有一個比方，他說：“讀書就像煙鬼抽煙”。愛抽煙的人是手嘴閑空就覺得無聊，而且真正的煙鬼不在抽，而是在于進入那種煙霧飄渺的境界。讀書也是這樣，就在那種讀書的境界——它是其樂無窮的。我們的教育，特別是中學教育的最大失敗就在于，把這如此有趣如此讓人神往的讀書變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讓學生害怕讀書。我想同學們在中學里都是深有體會的：一見到書就頭痛，其實要是我一見到書就高興，就興奮。中學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讀書變成最乏味的讀書，這是我們教育的最大失敗。現在同學們進入大學后就應從中學那種壓抑的、苦不堪言的讀書中解放出來，真正為趣味而讀書，為讀書而讀書，起碼不要再為考試去讀書。這里涉及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讀書是為什么？讀書就是為了好玩！著名的邏輯學家金岳霖先生當年在西南聯大上課，有一次正講得得意洋洋、滿頭大汗，一位女同學站起來發問——這位女同學也很著名，就是后來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蕭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邏輯學有什么用呢？你為什么搞邏輯學？”“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學們都覺得非常新鮮。其實“好玩”二個字，是道出了一切讀書、一切研究的真諦的。

還有一個問題：讀什么書？讀書的范圍，這對同學們來說可能是更現實的、更具體的問題。魯迅先生在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見解：年輕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書，也就是課外的書。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對于別人、別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稱是雜家，他主張大家要開拓自己的閱讀范圍，要讀點專業之外的書。

因此所謂如何讀書，讀什么書實際上是如何設計自我的知識結構的問題。大學期間自我設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識結構的設計。周作人對知識結構的設計能給我們很大啟發，他說：我們的知識要圍繞一個中心，就是認識人自己。要圍繞著認識人自己來設計自己的知識結構，周作人提出要從五個方面來讀書：第一，要了解作為個體的人，因此應學習生理學（首先是性知識）、心理學、醫學知識；第二、要認識人類就應該學習生物學、社會學、民

俗學和歷史；第三、要認識人和自然的關系，就要學習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等知識。第四、“關于科學基本”，要學習數學與哲學；第五、“關于藝術”要學習神話學、童話學、文學、藝術及藝術史。他說的這些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略知一二。既精通一門，同時又是一個雜家，周作人提出的這一點并不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大學期間我們如何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呢？怎樣打基礎呢？我有這有這樣一個看法，提供給大家參考。我覺得大學期間的學習，應該從三個方面去做。

第一方面，所有的學生，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都必須學好幾門最基礎的課程。一個是語言，包括中文和外語，這是所有現代知識分子的基礎。順便說一下，這些年人們越來越重視外語的學習，你們的外語水平都比我強得多了，我非常羨慕。但是卻忽略了對中文的學習，包括許多學中文的學生甚至到了博士階段還有文章寫不通，經常出現文字、標點的錯誤。有一些學生外文非常好，中文非常差，這樣一個偏倚就可能失去母語，造成母語的危機。這是一個令人非常焦慮的問題。越是像北大這樣的學校，問題越嚴重。作為一個健全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首先要精通本民族的語言，同時要通一門或者兩門外文，不能偏廢。在注意語言的同時，還有兩門學科的修養值得注意。一個是哲學，哲學是科學的科學，哲學的思維對人很重要，無論你是學理的還是學文的,都要用哲學的思維考慮問題,有沒有哲學思維是很重要的問題。還有一個是數學,數學和哲學都是最基礎的學科，也同樣關系著人的思維問題。當然，不同的專業對數學和哲學的要求不一樣。比如學經濟學的人，必須有很高的數學修養。對學中文的人，數學修養雖然不必那么高，但是你也要有一定的修養，數學是訓練人的思維能力與想象力的。不同的專業有不同的要求，但所有學科的所有學生都要打好一個語言、哲學與數學的底子。這是關系到你的終生學習與終生發展的基礎。

第二方面，必須打好自己專業基礎知識的底子。我認為在專業學習上要注意兩個要點。一個是要讀經典著作。文化講起來非常玄、非常復雜，其實都是從一些最基本的經典著作生發出來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國古典文學而言，中國早期的文史哲是不分的，中國的文史哲、中國的文化其實都是從幾本書生發出來的，就是《論語》、《莊子》、《老子》這幾本書，看起來很簡單，但以后的中國文化就是由這些原典生發開來的。我帶研究生，盡管學的是現代文學，我也要求他們好好地讀《論語》，讀《莊子》，讀《老子》，有時間還要讀《史記》，學文學的要讀《文心雕龍》，就這么幾本書，并不多。當然，這屬于補課，按說這幾本書，在大學期間就要下功夫好好地讀，把它讀得比較熟。讀的時候最好讀白本，讀原文，千萬不要去讀別人的解釋。必要的時候看一點點注釋，主要應該面對白本原文、面對原著，你反復讀，讀多了自然就通了。有這個以后你的學術發展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就我的專業——現代文學而言，我就要求學生主要要讀三個人的著作：魯迅、周作人、胡適。把這三個人掌握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你就拎起來了，因為他們是領軍人物。專業學習要精讀幾本書，幾本經典著作，在這幾本經典著作上必須下足夠功夫，把它讀熟讀深讀透。這是專業學習的第一個要點。第二個要點是掌握專業學習的方法。通過具體學科、具體課程的學習，掌握住專業學習的方法。這樣在專業方面，你既打了基礎，有經典著作做底子，同時又掌握了方法，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去不斷深造了。我剛才說過理科學生也要學文，那么學什么呢？我也主張讀幾本經典。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幾個原點性的作家、作為這個民族思想源泉的作家，這樣的作家在他這個民族是家喻戶曉的。人們在現實中遇到問題的時候，常常到這些原點性作家這里來尋找思想資源。比如說所有的英國人都讀莎士比亞、所有的俄國人都讀托爾斯泰、所有的德國人都讀歌德，每個民族都有幾個這樣的大思想家、大文學家。這些大思想家大文學家，是這個民族

無論從事什么職業的人都必須了解的，也是這個民族的知識的基礎、精神的基礎、精神的依靠。具體到我們民族，如果你對文學有興趣，大體可以讀這樣幾本書：首先是《論語》、《莊子》，因為這兩本書是中國文化的源泉，最早的源頭。第二，如果你對文學有興趣就必須讀《詩經》、《楚辭》，還要讀唐詩。唐代是中國文化的高潮時期，唐詩是我們民族文化青春期的文學，它體現了最健全、最豐富的人性與民族精神。第三是《紅樓夢》。這是總結式的著作，是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第四個是魯迅，他是開現代文學先河的。我覺得理工科學生即使時間不夠，也應該在以上所談的那四五個至少一兩個方面認真讀一點經典著作。我建議開這樣的全校性選修課，你們修這樣一兩門課。有這樣一個底子，對你以后的發展很有益處。第三方面，要博覽群書。要學陶淵明的經驗——“好讀書不求甚解”，用魯迅的話說就是“隨便翻翻”，開卷有益，不求甚解。在北大有無數的講座，我鼓勵我的學生都去聽講座，聽多了你就不一樣了。我們北大有個傳統，聽課的有一半的是旁聽的。課堂上老師姑妄講之，學生姑妄聽之。你睡著了也不要緊，懵懵懂懂也聽到了幾句話，這幾句話就能讓你受益無窮。我們曾經開玩笑，也是北大人比較自豪的一點，說“我們的學生就是四年睡在寢室里不起床，他聽也聽夠了。”因為那地方信息廣泛，什么消息、什么人都有，聽夠了出去就可以吹牛。你不要看是北大學生就怕他，他雖然什么東西都知道一點，但其實大部分都是聽來的。他雖然不求甚解，但他知道一點兒就比你高明。所以你們每個人底子打好了，然后就博覽群書，知識有的是讀來的，有的是聽來的。人才是熏陶出來的，是不經意之間熏出來的，不是故意培養出來的。

我做王瑤先生的學生，王先生從來不正兒八經給我們上課，就是把我們帶到他客廳沙發上胡吹亂侃，王瑤先生喜歡抽煙斗，我們就是被王先生用煙斗熏出來的。我現在也是這么帶學生，我想到什么問題了，就讓學生到我家的客廳來和他們聊天，在聊天中讓學生受益。真正的學習就是這樣，一邊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地把基本的經典讀熟、讀深、讀透，一邊博覽群書，不求甚解，對什么都有興趣，盡量開拓自己的視野。從這兩方面努力，就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如果你還有興趣，那么就讀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就要進行專業的訓練，博士生在專的基礎上還要博。一個人的知識結構應該是根據不同的人生階段來設計，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第五篇：讀“錢理群：如何度過大學四年”有感

讀“錢理群：如何度過大學四年”有感

怎樣度過大學四年？在進入大學之前，我對我的大學有著無限的憧憬。我想著，上大學，我就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好好學習、爭取拿獎學金，打球、鍛煉身體，常去圖書館看看書等，或許，我還可以收獲真愛。

兩年將盡。一日又一日虛度，只給我帶來了無盡的遺憾。讀罷錢先生“如何度過大學四年”一文，確有感觸。

錢先生該篇文章，向我們提出了八字箴言——“沉潛、創造、酣暢、自由”。

“沉”即沉下自己那顆浮躁的心，“潛”在我看來，則是直視自己的內心。“潛到最深處，潛入生命的最深處，歷史的最深處，學術的最深處。”是錢先生的表述。要沉潛，而且要十年，就是說要從長遠的發展著眼，不要被一時一地的東西誘惑。這不禁讓我想起了那時的那句“太極十年不出門，形意一年打死人。”我們應該躬身自厚，潛心研習，不能犯險急躁。“現在不要急著去表現自己，急忙去參與各種事。”成功的做成事，必須“沉潛”！

“創造”，是知識與智慧共同作用之下才發生的動作。怎么創造，怎樣進行創造性的學術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懷揣一顆赤子之心。以嬰孩的眼睛去探索這個世界，養成好奇的習慣。但也需要懂得調和。盲目無益的好奇心是會將人引向歧途的，這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在了解天下常事的基礎上，任由自己好奇心的驅使去探索。難道不是一件令人快樂的事嗎？ “酣暢”就要求我們有高遠的目標。“一個精神目標。我們所確定的上大學的目標，不能局限在做一個專業技術人才、一個學者、一個專家，更要做一個健全發展的人，有人文關懷的人。”忘我的專研基礎專業知識，打好終生學習的底子。無愧于自己的內心，建立其合理的，健全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

“自由”體現在中學生和大學生的最大的區別是：大學生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中學生是被動地受教育，而大學生是主動地受教育。“自由”并不意味著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地追求自己渴望的東西。它僅指思想、言論的自由。其實，真正的自由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有能力不做什么！聽過這么一句話，只要你還留在地球上，你就不是自由的。的確是這樣呢。

世界上最難得的就是一顆平靜的心和靜謐的時光了，值得慶幸的，這些我們現在都擁有。讓我們靜下心來一起學習，一起為剩下的生命積累下屬于這個時期特有的東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