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回憶我的老師華羅庚先生——紀念華老誕辰90周年

回憶我的老師華羅庚先生——紀念華老誕辰90周年

前 言

華羅庚先生是55年前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求學時代的老師。2000年11月12日是華老的90周年誕辰，華老的許多弟子和朋友都到了他的故鄉江蘇省金壇市，參加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作為華老的一個老學生，我能有機會應邀作了一次回憶華老的報告，真感到異常興奮而榮幸。當天大會中的不少發言，都說到了華老往年的音容笑貌和對學生們的嚴謹而親切的教導，一切猶如歷歷在目，都懷有不勝感激之情。我這篇報告的主要內容，已以“回憶我的老師華羅庚”為題刊載在由中國數學會普委會、北京數學會與首都師大主辦的《中學生數學》雜志上[見2000，11月上期]。現今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由《數學通報》和《數理天地》發表。

一、50年前的片斷回憶

正如王元的著作《華羅庚》一書中所說，抗日戰爭年代的西南聯合大學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當年我前往昆明求學之前，已從報紙上得知自學成才的數學家華羅庚以其著名的《推壘素數論》榮獲教育部的一等獎。另外，還從報刊上讀到有關他的艱苦奮斗歷史和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時候我正好自學了一本胡睿濟編著的《整數論初步》，略知數論是一門優美而精深的學科，所以我在西南聯大數學系學完了兩年課程之后，很自然地懷著高度崇敬的心情，選修了華先生的“初等數論”課程。后來還學了他開設的必修課“近世代數”。記得兩門課我都得到了90分的最好成績。

華先生講課姿態很靈活，喜歡在黑板前面走來走去，邊走邊講。他在黑板上寫字不多，只寫出那些最必要的算式，而很注重講問題的來龍去脈和論證思想，有時也穿插講點小故事。所以聽他講課我感到是一種愉快的享受。有一次華先生應俞大維部長（抗日戰爭時期的“國防部長”）之邀出差去重慶期間，曾讓他的助教閔嗣鶴先生來領導我們分頭報告他編寫好的各章數論講義。我努力把華先生的一章講義弄懂之后，很高興地報告了三次，曾得到閔先生贊許。這對我后來喜愛數學教學無形中起到了積極的鼓勵作用。在我的印象里華先生并不看重考試。他教我們兩門課程時，一次考試也沒有。當然，學生們對他這樣的老師是很歡迎的。但他要求我們必須作一批他所指定的習題，最后根據作題的表現狀況給我們打分數定成績。這樣，無疑是體現了對青年學生的學習主動性與自覺性的尊重和鼓勵。我想，正因為華先生本人是自學成才的，所以他看重人的主動自覺性也就很自然的了。1945年我從大學畢業后，有幸被留校作華先生的助教。每星期批改一次由華先生授課的近世代數班的習題本。記得當年學生中有一位來自香港的優秀青年名叫陳國才，他的習題做得特別好，可以預見他是最有前途的。后來，他果然成為海外華裔的杰出數學家，但不幸英年早逝了。多年前香港數學會通訊上還有專門文章紀念他。

記得當年華先生講課的主要特點是，他總是盡力把題材化繁為簡，化難為易。有時也對一些數學定理及其證法的妙處，贊嘆幾句。他曾不只一次地對我說：“高水平的教師總能把復雜的東西講簡單，把難的東西講容易。反之，如果把簡單的東西講復雜了，把容易的東西講難了，那就是低水平的表現。”這些話是使我終生難忘的。

還有一次在講近世代數課時，他對大家說，他在步行來校的路上才真正想通了“許耳引理”（Schur’s lemma）的妙處。一位著名的數學教授，竟能在學生們面前毫無保留地表白對一個著名定理的體會過程，真使大家更加敬重他的坦誠性格和求實精神。

二、華先生的治學經驗及名言

華先生很重視做學問需要有“看家工夫”。所謂看家工夫指的是作科研時必不可少的最基本而有用的本事。據他所說，他的扎實的看家工夫主要來源于三部經典著作。一是克里斯托爾（G.Chrystal）的《代數學》，二是蘭道（E.Landau）的《數論教程》（三大卷），三是特恩波爾（W.H.Turnbull）與愛德肯（A.C.Aitken）合著的《標準矩陣論》。他說，《代數學》使他學會了計算技巧，《數論教程》使他獲得了從事數學研究的分析功底，而《標準矩陣論》雖是一本薄薄的書，卻是幫助他后來完成“矩陣幾何”和“復分析”巨大研究成果的基本工具。

記得北京大學數學系前系主任段學復教授，50年代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期曾對我說過，據他所知華先生在青年時代即精讀蘭道的三卷巨著，共作了6大本筆記，可見其功夫之深。《標準矩陣論》這本老書，曾由華先生傳給了閔嗣鶴先生，后來又由閔先生傳給了我。至今保存在我家已有50余年了。從這本老書中還可以看到當年身為名教授的華先生曾作過書中習題的痕跡。19世紀初葉的杰出數學家阿貝爾（N.H.Abel）曾有這樣的經驗和見解：“只有直接面向名家的原著才能最有效地取得寶貴的知識和智慧。”顯然華先生成功的經歷與阿貝爾的成才經驗及見解是完全一致的。

讀到讀書的方法問題，華先生自有一套深刻的獨到見解。我們曾多次聽他說過“讀書要從薄到厚，再從厚到薄”的道理。當然這也是他自己讀書成功的經驗之談。

他的經驗是，首先要作好讀書筆記，筆記中要補充書中的不足之處，包括補足定理證明的缺陷等等。還要選作書中的習題。這樣就好象是把薄書讀成厚書了。他還說過：“讀數學書而不作習題，真好象是入寶山而空返。”進一步是要努力提煉出書中題材的基本要點和核心內容以及論證方法的關鍵所在。因為要點、核心和關鍵經過分析、概括和徹底理解后也就會變成直觀上一目了然的東西，顯然只須用極小的篇幅即可記錄下來，所以厚書也就變成薄書了。

對待探索性科學研究，華先生認為在工作過程中出現些差錯是常有的事。他說：“只有廟宇里的菩薩才不會出錯誤，凡是研究工作做得越多的人，出現差錯的機會也就會越多。”這和法國已故分析學大師阿達瑪（J.Hadamard）的觀點正好是不謀而合的，真是英雄所見略同。阿達瑪曾在他的著作《數學領域中的發明心理學》一書中說過，“在數學中我們不怕出錯誤，實際上錯誤是經常發生的。”他還說：“就他自己（阿達瑪）而言，所發生的錯誤往往比他的學生所發生的錯誤還多。但由于他總是不斷地加以改正，故在最后的結果中，就不會再留有這些錯誤的痕跡。”

事實上，從事數學創造性研究工作，一般都免不了要經歷“猜測—不斷試證—不斷糾錯—確證真理”等步驟，所以杰出的數學家們都會有雷同的經驗和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數十年前當華先生在數學上取得卓越的重大成就而享有盛譽之后，一般人常把華先生稱贊成“天才”。實際上他個人并不認可“天才”的說法。記得有兩次他曾和我談論到有關人類智力的看法。他認為一般正常人的天賦智能其實是差別很小的。但由于人們實際生活環境與條件的不同，智能被開發的程度不同，才使人們的智能在表現上有所差別。他常說他自己的科學工作成就主要靠勤奮，還常用“勤能補拙”的成語來勉勵我們。

往年，在昆明西南聯大時代，每次我去華先生家拜訪求教時，總是看到他安然自若地坐在一個吃飯用的大方桌邊作研究。我的印象是，他喜歡在飯桌上寫作，而并沒有固定的書房和寫字臺，也沒有象樣的沙發椅。

我做他的助教時，他曾問我：每天工作幾小時？我回答說“大概每天搞數學三至四小時吧。”他說：“這么少時間搞數學怎么夠！工人每天還要工作八小時呢。”聽他這么一說，我真是很感慚愧，心想：做老師的每天工作時間比我的兩倍還多。

三、華先生的工作特色與價值觀

華先生在數論、代數、幾何與復分析等領域的卓越成就及貢獻，已在王元的《華羅庚》傳中作了很好的介紹。這里我只想從宏觀的角度談一些華先生工作的主要特色與有關的價值觀念。這對繼續發展我國的數學教育來說，應該會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從華先生的許多著作可以看出，他豐碩的數學工作成果所反映的“價值觀”主要表現為：追求簡易、重視技巧、尋求顯式、堅持構造和看重應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華先生和著名的德國數學家雅可比（C.G.J.Jacobi）、克羅內克（L.Kronecker）以及蘭道頗有類似的工作特色。就善于用初等方法處理艱難問題的這種本事來看，他又和杰出的已故匈牙利數學家愛爾特施（P.Erdos）十分相似。大家知道，杰出的分析家蘭道的寫作風格是：簡潔、精巧和嚴謹。華先生對此極為贊賞。事實上，華先生的著述和作文也很象蘭道的風格。然而，又因為華先生還有很好的文學底子，所以他的那些表現在科普作品的寫作技藝方面，卻不是蘭道可比的。

在科研工作中，為獲取創新成果，華先生很象歐拉（L.Euler）和高斯（C.F.Gauss）那樣，十分重視計算、觀察、歸納和分析。他曾對我說過，如果想了解他的研究工作全過程，那就最好從他桌旁的紙簍里去找出他的大量草稿紙來看。當年我雖然沒有那樣去做，但我從華先生的言談中，以及后來讀了歐拉和高斯的傳記之后，就逐漸領悟到他們的科研工作方法實際上是極為相似的。我并未問過華先生是否讀過高斯傳記，但平時聽他的言談，確切得知他對高斯的“從歸納到論證”的思想方法是極為通曉而崇敬的。在看待數學工作成果的價值時，華先生對“數學思想”和“數學技巧”兩個方面是并重的。有時甚至把數學思想放到更高地位。例如，他曾不只一次地對我談到了“數學家”與“數學匠”的兩個不同概念。他的意思是說，數學家應該是既有高明的創新思想，又有高明的方法技巧。如果只重視技巧而缺乏高明思想那就至多只能成為數學匠了。當然，為了解決大量有一定應用價值的理論與實際問題，能精心細作的數學匠隊伍也是非常需要的。此外，華先生還很強調“聯想”在數學創造性研究過程中的作用。這里我想起了半個世紀前的一個真實故事。記得1946年春云南省發生“昆明事變”之后不久，我去昆明郊外華家看望華先生時，他告訴我說，城里響了幾天槍炮聲，他是閉院不出，天天在院子里躺在帆布床上仰觀天空中的白云變幻，忽然有一次由聯想使他得到了一個美妙的數學新思想。他沒有談論細節，但我知道那個時期正是他科研的高產時期，每年都有不少佳作寄往美國發表。例如，那時期他在美國的好友徐賢修先生曾在一次來信中告訴他，他在美國一年內發表的多篇論文的總頁數多達一百數十頁。

上述真實故事也正好說明了，華先生的一個數學新思想（或數學靈感）產生的機遇和宋代大文豪歐陽修所說的“三上文章”的經驗是非常相似的。歐陽修曾說過，他的佳作都是“三上文章”，那就是在“馬上”、“廁上”和“枕上”形成文思后產生的文章。如此看來，產生文學靈感和數學靈感的心理機制及情境條件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正如國內外一些數學家所評述，華先生和印度天才數學家拉馬努金（S.Ramanujan, 1887-1920）頗有不尋常的相似之處：（i）他們都出生于東方文明古國的清貧家庭。（ii）他們都是自學成才的數學人物。（iii）他們都是精于演算技巧并且對于“數學的形式結構”都具有特別悟性的計算大師。例如，拉馬努力金特別擅長于無窮連分式與無窮乘積等解析式子的算法技巧，并有一種獨特的直覺力使他能猜到或驗證許多精美奇妙的公式，而為世人所贊嘆。相似地，華先生操作矩陣運算就象是擺弄普通數字那樣得心應手，因而能順捷地得到了“矩陣幾何”等方面的一系列極為優美的構造性成果，而為數學界所稱道。然而，拉馬努金由于長期食物營養不良而英年早逝。他的工作成果始終保持著某種原創性的獨特個性，而他未能發展成為一個完全成熟了的能進入數學主流中去的數學家。華先生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他一生中雖然遭受過王元著作中所說的“三大劫難”，但總算具有較強的環境適應能力，以致能活到75歲。他的博學多聞、勤奮努力加悟性，還使他的工作活動能融合到世界數學主流中去，所以終于成為中國現代數學事業的奠基者和領航人。

一般理論數學家往往只顧研究，不愿多談應用。華先生與眾不同，他一貫強調數學的應用價值，并且身體力行，為推廣數學應用而效力。例如，70年代前后他帶領工作組不知疲勞地在國內各地大力推行簡易實用的“優選法”，為生產實際部門創造了很可觀的經濟效益，那確實是十分感人的事績。作為華先生多年助手的國家計量學院前院長謝庭藩教授，在金壇市的紀念活動中，還專門介紹了華先生及其弟子們在統籌與優選法方面的理論貢獻。足見華先生對貌不驚人的應用課題也同樣是懷有巨大熱忱的。

四、后 記

我有幸從青年時代起就從華先生那里獲得了終生難忘的教益：一是向他學到了不怕計算和樂于計算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幫助我培育了一些“硬分析”工夫。二是在他的教學與科研風格影響下，使我較早地形成了“追求簡易”和“重視顯式結構”的觀點。這些觀點對我后來研究函數逼近論與計算數學以及組合數學都是大有幫助的。三是華先生的興趣廣泛性格以及對治學方法的見解，啟發我養成了愛讀數學發展史和科學方法論的習慣。這樣，終于使我有機會能在1980年左右開始在國內三所大學講授“數學方法論”課程，并于1983年出版了一本頗為暢銷的《數學方法論選講》。現今此書已有第三版問世。

記得抗日戰爭勝利前一年，華先生曾應邀出差去重慶（抗戰時期的陪都）為當時的國防部門解決一個關于日軍軍用密碼的破譯問題。華先生以其卓越的慧眼很快識破日軍密碼的轉換工具即數論中的麥比烏斯（Mobius）公式。這一令人驚喜的信息，曾鼓舞了我與當年的概率論課程老師鐘開萊先生（現為美國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合作寫成一篇用麥比烏斯反演公式求解一類組合概率計算問題的文章（發表于1945年美國統計數學年刊）。后來我自己以及與我的年青合作者又一起在海內外發表了數篇有關廣義麥比烏斯反演公式及其應用的論文。飲水思源，這一切都要感謝當年華先生的知識傳授與啟示。最后要說的是，在我大學畢業時，正是由華先生的推薦和當年數學系主任楊武之先生的首肯，才使我有機會留校從事數學工作。實際上這也是使我后來能享有漫長的“數學生涯”并能得到順利發展機會的人生關鍵一步。所以今天來紀念我的已故老師時，很自然地懷有一種深深的崇敬和銘感之情！我衷心祝愿有志于數學科學事業的年青一代繼承和發揚華老艱苦奮斗、刻苦鉆研、無私奉獻的精神，將為我國的科技與科教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徐利治（大連理工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116024）

—完—

第二篇：我的老師胡希恕先生 單志華

我的老師胡希恕先生 單志華

早有心思寫這個題目，有緬懷，亦有感于中醫界的現狀。然而幾次提筆又放下，總覺得這題目太過沉重。較之老師的盛名，較之這個社會功利化的標準，較之一個個如今已經成為“博導”的他的學生們，總覺得我沒有給老師爭光添彩，也無緣什么顯赫的社會兼職、學術頭銜。我所做的，只是按照傳統的家傳、師承，加上為拿文憑而系統接受的學院派教育；按照傳統的讀書——臨證——再讀書——再臨證，這樣的模式走了三十余年。在跟隨劉老攻讀中醫經典著作期間，1982年初夏，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有幸結識了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的另一位名老——胡希恕老先生。記得父親當時患肺心病住院，病情發展出現腎積水，導尿失敗，其中一位名老提出用麝香外敷肚臍，借其芳香開竅之力或許有效，于是院方派人去山西討回一點上好的麝香給父親用上，果然尿液點滴而出，可是也就這樣了，終未能解決問題。父親病情在惡化，高燒、神智昏迷、大小便閉塞不通，已出現心衰合并腎功能不全。院方邀請中醫藥大學的六位名老中醫（包括董建華、王綿之、我老師劉渡舟、胡希恕、趙紹琴、楊甲三）會診，有位名老提出心衰合并腎功能不全當以扶正為主，先保心腎控制住病情。84歲的胡老診完舌象脈象后，提出一個與眾人截然不同的“峻劑攻下”法并處方案，還說：“小大不利治其標”，必須先解決大小便問題——這就是救人。態度非常果斷。眾名老念其年事最高，便都依了。但大家都捏著一把汗。服藥到第二天，奇跡發生了：大便五次，開始排尿。到第五天，尿量已達正常，腎積水消失，父親開始下地活動......后來劉渡舟老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寫道：“每當在病房會診，群賢齊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獨排眾議，不但辯證準確無誤，而且立方遣藥，雖寥寥幾味，看之無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學也。”就這樣，一周后父親出院了。為表達謝意，父親準備了兩瓶茅臺酒讓我送給胡老。老人家那會兒住在東直門醫院宿舍——一個小兩居室，采光也不太好。記得那是一個午后，大約3點半的時間，估計老人家午睡已醒，我攜禮登門致謝。胡老連連擺手說：你父親就是太客氣，沒這個必要嘛！我說這是家父的一點心意，還請胡老笑納。落座后，我見桌子上擺著圍棋盤還有布局的棋子，便問胡老：您在跟誰下棋？胡師母在一旁回答：他是自己跟自己下。有這等下法？我感到奇怪。胡老問我會下圍棋嗎？我說只學了一點點，談不上會。胡老說：祖宗發明的圍棋不僅是娛樂，也是醫生看病不同階段的一種演示，我自己跟自己下，考慮的是用藥如用兵，怎么開局、怎么落子、布陣，這里頭輾轉騰挪，顯盡機巧，是為輕靈一路；另一面，走堅實一路，步步為營，漸展威風。棋局經常會紛繁繚亂，但心絕不能亂。看病如下圍棋，要有識有膽，膽識具備。我癡癡地聽著，這不就是陸游所說的“工夫在詩外”嗎！當胡老了解到我在學中醫時，便說：我現在每周末給內科醫生們還有留學生講《傷寒論》，你如果愿意，就來聽聽吧。我跟他們說一聲就是了。于是我每周末去聽胡老講課，帶一個日本產的松下“板磚式”錄音機，連聽帶錄，回到家就整理筆記——整整記錄兩大本，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又一大收獲！胡老的傳授讓我實實在在地學會了“讀經典”的思維方法，知道什么叫“讀書”了。如此堅持了一年，直到83年夏秋之交，胡老病重住院為止。胡老先生密切結合臨床講解《傷寒論》，每發真知灼見，我時有振聾發聵之感！老人家已近85歲高齡，但思維敏捷，頗有口才。講《傷寒論》的篇章結構，氣勢高屋建瓴；而具體到每一條，甚至每一個字，又毫發畢現，細致入微。真的，太精彩了！試舉一例（一般讀者可繞開此段比較專業的文字）：傷寒論第31條經文：太陽病，項背強幾幾，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譯成白話就是：感冒出現的表證，如果出現脖頸后背發僵不舒展，加上沒有汗怕風的癥狀，用葛根湯治療。就這17個字，胡老講：葛根湯的組成即桂枝湯加麻黃、葛根，為何以葛根名湯？是張仲景為了突出“項背強幾幾”這一主要癥狀，再從葛根湯的用量上，葛根四兩，麻黃三兩，桂枝二兩，依次主治項背強、無汗、惡風，與經文先后順序一致。這是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冠以“太陽病”是提醒醫家此病還處在感冒的表證階段，類型可以是“傷寒”，也可以是“中風”。但太陽病見“惡風”，又頗像桂枝證，然桂枝證是“汗出”，此是“無汗”，何意？本條經文以“惡風”代替太陽病的惡寒，反映出表證有化熱苗頭（風為陽邪），但尚未形成熱像；第三層意思：無汗與惡風相連，含義深邃，這是表證漸趨化熱的動態描述。同時，首揭“太陽病”，煞尾用“葛根湯主之”，恰是太陽病將入陽明病（或者陽明里證外合太陽表證）的一個過渡階段。總之，張仲景這17個字告訴醫者：此三個癥狀，“項背強幾幾”是為突出主證而設，故列為一；“無汗”反映出病起于“傷寒”或者說屬麻黃證，但病勢在變化，已漸漸失去表“寒”之典型征象，而出現化熱之“惡風”，想必張仲景在此動了一番腦筋，故起首曰“太陽病”，而不曰“傷寒”。這是經文的含義。運用到臨床上，大凡項背僵直不柔和的病人，如頸椎病、頸性頭痛、眩暈、背痛等等，都可以考慮用葛根湯為主加減治療......一部《傷寒論》398條，基本上條條如此，老人家就是這樣講。胡老才華橫溢，一專多能。早年畢業于北京通才商業專門學校（即北京交通大學前身），后擔任哈爾濱市電力公司會計股股長，市政局公署營業股股長。還在遼寧省立中學擔任過英文教師。日本侵略中國，拒絕為日本人服務，于1936年逃到北京，憑借早年拜師學的中醫，于解放初期，與陳慎吾等名醫共同辦學，傳授中醫學術，填補了這一階段我國中醫教育史的空白。胡老一生淡泊名利，治學非常審慎，他的大量醫學手稿總是根據臨床所得一遍又一遍地反復修改，生前沒有出版過一本論著。然而唯一在六十年代發表的一篇題為《傷寒的六經論治與八綱的關系》論文，給了醫學界一個不小的震動，人民日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歷代醫家缺乏論述的難題”。胡老于1984年初春病逝。在他病逝十五年后，他的大量手稿由老人家的弟子們陸續整理出版問世，他的獨特又自成體系的學術觀點大大震撼著中醫界。門里人都知道，在中醫四部古典醫著中，《傷寒論》是最硬最難啃的一塊骨頭，它是衡量一個中醫水平能力的一把尺子。自宋金.成無己首開其端為《傷寒論》作注解以降，歷代醫家趨之若鶩，大致分類有三：維護舊論派，錯簡重訂派，辨證論治派。據粗略統計，為《傷寒論》作注解者，不下500家。從學術繁榮的角度看，可以說蔚為大觀。但從臨床學以致用的角度看，則大失仲景本意。使一部活潑潑的《傷寒論》變得撲簌迷離，霧障重重。一批居學術高位拿著豐厚俸祿的研究者，為功名著書立說，抄來抄去，陳陳相因，使《傷寒論》脫離臨床束之高閣，被一些有條件撈取學術頭銜的人當成搶眼的“冷飯”，而翻來覆去地炒。乃至大多數臨床醫生竟不知也不懂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言之何物？！我們都說中醫的精神實質在于辨證論治，如果不能將《傷寒雜病論》有效地應用于臨床，那么中醫就徹底失去了它的陣地，辨證論治四個字就是形同虛設的空架子。胡老在病逝二十幾年后，又被中醫界同道緬懷并造勢宣傳，除了證明老人家學術上的貨真價實外，也凸顯出胡老的理論勇氣和中醫教育家的過人的才華。他對《傷寒雜病論》的深透領悟，并建立起自成體系的學術思想，不能不說是對仲景學說的歷史性貢獻。比如中醫的脈學，自晉朝太醫令王叔和的《脈經》問世以來，歷代奉為圭臬，迨至明朝李時珍父子《頻湖脈學》問世，雖以四言訣、七言訣的形式易學易誦，朗朗上口，但與臨床脫節，壅贅繁瑣，較之仲景脈學已屬南轅北轍。胡老在研究傷寒論的同時，結合數十年的豐富臨床經驗，認真系統地研究了張仲景脈法，撰寫出《脈學概論》一稿，老人家秉長沙遺風（注：張仲景曾做過長沙太守），返博為約，執簡馭繁，質樸實用，惟求實效，同時又有很強的理論性、思辨性。他身在學院，卻沒有學院派的某些陳腐氣，而是推陳出新，別開生面而鶴立雞群。有學者甚至評價為：胡希恕先生是繼清朝傷寒大家柯韻伯之后200年來，又一位有著獨特理論體系的傷寒界經方大家。如果說劉老在學術上使他的學生脫俗變質、由石變玉的話，那么胡老則是把這“玉”雕琢成臨證學以致用的“器”。兩位中國現代的傷寒大家是我終生緬懷的恩師！??回憶我的三位老師，聯想我走過的30余年的中醫之路，我感到，中醫是一門既吃功夫又強調悟性的學問。歷代講究傳道之人。有些“不傳之秘”，非不傳也，問題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傳道之人？如果是，你必能于經典著作的無字處悟出真諦，進而發現“有”，更上層樓。精華的東西是不會直白地寫出來的，必須有一個“眾里尋她千百度”的過程，這尋找的過程可能十幾年、幾十年，甚至一輩子在尋找而沒有結果。那“驀然回首”者已屬少數，真正找到“燈火闌珊處”的“那人”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下功夫的人多，出成就的人少，而有大建樹的醫家更是鳳毛麟角。何以如此？悟性修煉使然。缺乏圓通妙澈之智，欲臻化境，誠為難矣！古人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于至下至淺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矣。”今天的中醫狀況有沒有這種傾向呢？可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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