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古田會議決議》中的宣傳隊伍建設

論《古田會議決議》中的宣傳隊伍建設

【摘要】《古田會議決議》作為軍隊政治工作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為軍隊的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論的依據和原則性的指導。政治工作人員作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主要傳遞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我軍對宣傳工作重要地位的認識卻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當然對宣傳隊伍建設也經過了由忽視到重視的階段，而古田會議便是開始重視軍隊政治工作的轉折點，并形成了系統化的理論成果。本文主要從宣傳隊伍的組織形式、選取標準、培訓教育、宣傳方式等方面談論了古田會議前后的宣傳隊伍建設。【關鍵詞】古田會議決議 宣傳隊 建設

1929年12月底,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即古田會議）。古田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為克服黨內、軍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問題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大會一致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總結了南昌起義后兩年多來的建軍實踐經驗，從根本上劃清了我黨領導的軍隊與舊軍隊的界限，使我軍政治工作的理論、原則系統化了，從而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基礎”。1本文通過對古田會議前后政治工作隊伍的建設淺談宣傳隊的建設問題。

一、紅四軍歷史上的宣傳兵制度

宣傳隊，顧名思義就是一支專門搞宣傳工作的隊伍。大革命時期,在共產黨的協助下，政治工作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團結了群眾，爭取了大量的革命力量，為北伐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而當時的宣傳隊是用來宣傳國民黨的方針、策略，以爭取群眾的廣泛支持的有力工具。紅軍的宣傳隊劃清了共產黨與軍閥界限，證明了軍隊的任務不僅僅是單純的打仗，還做群眾工作。“紅軍中政治部工作及宣傳隊組織（或如你們所稱“宣傳兵”）是紅軍中政治命脈，其作用決不減于戰斗兵”。2紅軍的宣傳隊的任務就是根據當時的斗爭形勢，運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擴大其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支持。

紅軍成立初期，對宣傳工作仍沿襲了國民革命軍的舊習，認為宣傳工作只是某一部分人的事，尤其看重軍隊的打仗的功能，忽視宣傳工作的重要作用。認為宣傳工作是“賣假膏藥的”，宣傳工作的質量不高，紅軍經過某地只是少少的幾 12 蕭克著.《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111頁.《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張標語，群眾根本不知道紅軍是什么，甚至許多人把紅軍當成土匪。

經過多次斗爭，紅軍逐步認識到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之后才建立了紅軍的宣傳兵制度。規定“凡軍隊每一個機關（如連部，營部或政治部，衛生隊等）均須派五個人擔任宣傳工作，這五個人不背槍，不打仗，不服勤務名叫宣傳兵。此五人分兩組，一組為演講隊，擔任口頭宣傳，凡紅軍所到過的地方??向群眾宣傳；其外一組為文字宣傳組，兩個人每人提一個石灰桶，大小筆各一支，凡軍隊經過的地方，墻壁上要統統寫滿紅軍標語,因此紅軍達到一個縣城只要三小時，宣傳工作可以普遍。1”

紅四軍的七大決議充分肯定了四軍內部建立的宣傳兵制度,認為宣傳兵制度是紅軍非單純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宣傳隊，演講隊，作用很大，決議認為，有少數人視宣傳兵為吃閑飯的，妨礙行軍，這是偏見，必須堅決糾正。2

二、從宣傳兵制度建立到古田會議前宣傳隊伍的狀況

紅軍認識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是有一個過程的。盡管后來軍隊中建立了宣傳兵制度，但是由于當時的各種條件限制，使宣傳兵制度并沒有按照制度規定的那樣得到貫徹落實。有的“連士兵宣傳隊下鄉宣傳時，多半成為一種專門找吃的東西，一般稱之為打擊隊，根本拋棄了宣傳和擴大政治影響的意義。3這種情況自然和宣傳隊的規范化脫不了關系。

（一）組織不健全，隊伍中宣傳人員可有可無

宣傳員作為黨聯系官兵的橋梁和紐帶,直接肩負著宣傳、組織和團結群眾, 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到基層的重要使命。但在宣傳兵制度落實的過程中，由于沒有按規定實施，“宣傳員每大隊由五個縮小到三個，有些只有一兩個，有些只有一個，有少數部隊連一個都沒有了”4。當然，這與當時不重視政治工作，對宣傳隊的建設有關，同時也和戰爭條件下政治工作人員匱乏脫不了關系。“因長期的斗爭，損失太多，各級軍官各級政治人員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來，現請中央在最近期內派遣中下級軍官中下級政治工作人員各一百人”。5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宣傳者的組織嚴重不健全，黨的路線的宣傳、落實很被動，12《陳毅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

（一）》.1929年9月1日.蕭克著.《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頁.34《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4月17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版第819頁.5《紅軍第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6月1日.根本不能有效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完成黨的任務。

（二）宣傳隊員成分復雜，宣傳工作名不副實

宣傳兵隊伍參差不齊，成分復雜，對于宣傳員的選用沒有一個統一的機制規定。由于忽視宣傳工作的重要，工作機關中的政治工作部門沒有大力建設，所以對于宣傳人才的選擇必然會出現問題。“把工作表現不好的分子或無處安置的人員都送到宣傳隊1”，造成“宣傳員成分太差，俘虜兵也有，火夫馬夫也有，吃鴉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裝塞進宣傳隊去的也有，當司書當不成器便送入宣傳隊去的也有，因殘廢了別的工作機關不要塞進宣傳隊去的也有，現在的宣傳隊簡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執行它的任務了2”。僅此便可使我們見到過去對于宣傳工作輕視到何種可怕的程度。在這種不被重視的情況下，宣傳隊成分復雜，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共同存在，成員普遍素質低下，根本不能致力于完成宣傳工作的使命，黨的宣傳工作只能成為一紙空文。

（三）宣傳員沒有培訓、監督機制，宣傳工作落實不到位

宣傳員的有計劃的培訓、教育是宣傳員掌握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有效途徑，然而當時“對宣傳員的訓練沒有計劃，同時對他們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傳隊的工作簡直隨隨便便，做一點不做一點都沒有人理它3”。有的“宣傳隊沒有政治部的組織，各連指導員都沒有什么工作，而且有很多連根本沒有指導員”4。在這種情況下，宣傳隊伍的工作沒人指導，工作成績無人問津，這樣宣傳工作的目的自然無法達成。

（四）宣傳隊員的宣傳內容死板，形式單一，跟不上形勢變化

“傳單布告宣言等陳舊不新鮮”，“壁報出得很少，政治簡報內容太簡略，又出得太少”，“革命歌謠簡直沒有，口頭宣傳少又遭，畫報只出了幾張，化裝宣傳完全沒有，群眾大會開得很少，含有士兵娛樂和接近工農群眾兩個意義的俱樂部都沒有辦起來”，“宣傳隊的工作也只限于涂寫不合時間不合地域的標語，甚至宣傳隊隊員不識他所寫的字，以及不明了他所寫的標語的意義”5。這樣的宣傳內容與宣傳方式只會讓宣傳工作逐漸脫離群眾，無法獲得廣大群眾對革命的同情以 12《整治工作》發刊詞.1932年4月12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0版第819頁.3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0版第819頁.4 《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三軍回蘇區之經過及其內部問題，各方之敵情及我方軍事布置》.1931年10月15日.5 《政治工作》發刊詞.1932年4月12日.及對黨的政策的擁護。

我們不難看出紅軍中的宣傳工作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隨著革命斗爭的不斷展開，紅軍隊伍日益擴展與壯大，作戰任務更加重要且殘酷，政治宣傳工作不重視，便無法在極度困難的戰爭環境下，保持部隊的向心力，也不能獲得有利的支援力量，所以在這時期轉變和加強宣傳工作，是目前紅軍中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

三、《古田會議決議》關于宣傳隊伍建設的規定

古田會議決議在紅軍宣傳工作問題這一部分提出了宣傳隊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突出了今后宣傳隊建設的重點。肯定了宣傳隊伍的重要意義，并對宣傳員的選拔標準和宣傳方式做出了具體的規定，為宣傳隊伍的建設提出了制度性的保障。

（一）強調宣傳隊伍的重要意義，樹立全新形象

改正官兵對宣傳隊伍的壞印象，清除那種輕視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的錯誤思想，強調宣傳隊伍的重要意義，從文件的高度肯定其不可或缺性。“紅軍的宣傳隊是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個大的部分，因此關于宣傳隊的整理訓練問題，是目前黨要加緊努力的工作之一。這個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從理論糾正官兵中一般對宣傳工作及宣傳隊輕視的觀點，“閑雜人”、“賣假膏藥”等等奇怪的稱呼，應該從此取消掉”。

1（二）加強宣傳隊伍建設，為宣傳工作提供組織保障

逐步改善從前的宣傳隊伍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加強宣傳隊伍的組織建設。改變宣傳兵制度制定時對宣傳人員的簡單的數字規定，更具體的進行分工，并明確其歸屬，指定負責人。“以支隊為單位，軍及縱隊直屬隊均各成一單位，每單位組織一個中隊，隊長隊副各一人，宣傳員十六人，挑夫一人，公差二人。每個中隊的宣傳員分為若干分隊，每個分隊有分隊長一人，宣傳員三人”。同時規定“各支隊宣傳隊，受支隊政治委員指揮。各大隊分開游擊時，每大隊應派去一個宣傳分隊隨同工作，受大隊政治委員指揮。直屬隊宣傳隊，受政治部宣傳科長指揮。全縱隊各宣傳隊受縱隊政治部宣傳科指揮。全軍宣傳隊受軍政治部宣傳科指揮”。2這樣就從更為具體的制度和政策上為宣傳員的工作提供了組織保障。

（三）改造隊伍成份，提高隊伍人員素質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0版第821頁。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0版第822頁。由于宣傳兵制度并沒有對宣傳隊伍的成份做出一個明確的規定，所以宣傳隊伍的成分復雜，成了各類人的收容所。這使宣傳隊伍無法在軍隊中受到尊重，得到信服，這樣就無法保證政治工作的有效進行。而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對宣傳兵的成份有了一個指向性的規定，并且規定了對其進行有計劃的培訓教育。“除請地方政府選派進步分子參加紅軍的宣傳隊之外，從各部隊士兵中挑選優秀分子（盡可能不調班長）為宣傳員。政治部應經常地作出訓練宣傳隊的計劃，規定訓練的材料、方法、時間、教授人等，積極地改進宣傳員的質量”。1這樣做不僅僅保證了政治隊伍的來源，而且對這些優秀分子進行經常性的培訓教育，可以不斷地提高政治工作人員的整體素養，完成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任務。

（四）加強宣傳員宣傳方法的針對性，教育方式的多樣性

宣傳工作是一種做人的工作，不同的歷史環境、不同的時勢任務和不同的時間空間都會讓宣傳工作有所不同，尤其是人的不同性，必然要求開展不同的宣傳工作，自然就會出現內容與形式的多樣性。因此，宣傳思想工作要針對不同的對象和不同的環境采取不同的方法，即要有明顯的針對性。“到一個地方要有適合那個地方的宣傳口號和鼓動口號，又有依照不同的時間制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2同時“傳單、布告、宣言等宣傳文件，舊的應加以審查，新的應從速起草”。3壁報和革命歌謠等都有了負責的機構，由政治部負責。這樣宣傳方式多樣化，使教育內容得到落實，有了組織保障后便不再是口頭支票。

四、《古田會議決議》對宣傳隊伍建設的影響

古田會議以后，紅軍的宣傳工作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宣傳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宣傳員的地位自然也不容忽視，宣傳隊深受群眾和士兵的愛戴。古田會議決議使宣傳兵制度得到了完善和擴展，一個新條件下產生的制度的實行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得到貫徹和落實，這需要一個由實踐到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古田會議決議的重要性得到普遍認可，是在不斷繼承和發展的，一步步得到改進和落實。

（一）規定宣傳隊員的任用條件，提高宣傳員的素質

宣傳隊的重要作用越來越被認識到，他是黨的政策的重要宣傳人員。只有規 12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0版第822頁.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0版第821頁.3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0版第822頁.范宣傳員隊伍建設，提高整體素質，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他的好壞直接關系著黨的方針、政策在群眾中能否得到具體的貫徹和落實。古田會議以后，宣傳員的任用標準不僅僅是士兵中的優秀分子，政府中的進步分子這些比較寬泛的范圍，而是進行了更具體的規定，條件也更加嚴格，增加了口才和文化程度等要求。“對這些人員的選擇與訓練是政治機關絕不能放松的重大任務。宣傳隊隊員必須都是黨團員，選擇時不但要注意口才與文化程度的條件，特別要注意其政治了解，起碼對黨的政治主張要有相當的了解，否則他們不易完成其任務”1。這些越來越明確的規定，不僅體現了中央對宣傳隊伍的重視，而且表明了對于宣傳隊員的選拔標準的嚴格性，這對于宣傳效果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二)進行有計劃的嚴格訓練及考核，篩選優秀工作者

決議中對宣傳隊的計劃性的培訓只是略有提及，在決議的落實過程中，對于宣傳隊的培訓教育的規定不斷地補充，完善。指定了專門的負責人，并且在宣傳員的工作中進行“明察暗訪”，明確規定了其宣傳的職責，并且要隨著形勢發展不斷地對其進行政治教育。“紅軍各營連及政治部處宣傳員須經嚴格之短期訓練及其考試。目前主要機關負責人應討論與指示其工作。出發時應暗中或公開考查其工作，回來后應嚴格檢查其工作。只能負宣傳組織之責，一般的不能執行沒收、打人、或做調查工作，必須報告蘇維埃或政治部處負責機關去執行。”2“各團連的宣傳員無工作時可完全集中于師，指定專門負責人，擬定教育計劃，加深他們的政治教育及工作的研究。特別是一切新的策略決定后，首先要使他們能夠充分的了解，然后他們才能把這種策略傳達到群眾中間去。尤其要知道，宣傳員是我們政治干部來源之一，我們絕不能放松對他們的選擇和訓練。”。3

（三）宣傳方式靈活多樣，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宣傳方式要利用各種時機去活潑的應用，如發放簡單通俗的宣傳品，隨時更換標語口號，在墻報上開展討論，集合講話、干部會議、軍人大會、早晚點名、游藝會、講演會、化裝講演、做游戲時，這都是擴大口頭宣傳的極好時機。宣傳工作必須與日常實際工作密切聯系起來，不能空洞。對于群眾的工作，因其文化水平有限，多著重口頭宣傳，尤其是化裝宣傳效果更突出。而對于敵軍的宣傳口 12 《政治工作》發刊詞.1932年4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陜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 3《政治工作》發刊詞.1932年4月12日.有利于激發他們的階級覺悟。

古田會議決議總結的經驗有高度原則性，也很具體，對紅軍存在的錯誤傾向，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糾正的方法。針對性很強，有廢有興，有破有立，直到今天，不僅在原則上，而且許多具體規定仍有現實意義。1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而宣傳人員則是這個任務的執行者。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宣傳隊伍才能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更好的得到落實。抓好政治工作人員的隊伍建設不論對于戰爭時期還是今天，都是一項重大而艱巨的任務。思想上的問題是最難解決的問題，這需要共同努力。【參考資料】

【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版。【2】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歷史資料選編》.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

【3】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編.《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

【4】《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川陜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

【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6】《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

【7】《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羅榮桓傳》.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

【8】《陳毅傳》編寫組.《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9】徐向前 張際春.《星火燎原全集2》.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10】蕭克著.《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11】張平化著.《張平化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蔣伯英著.《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蕭克著.《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

第二篇：古田會議決議讀書筆記（最終版）

《古田會議決議》感悟

古田會議決議在我軍政治工作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它初步解決了紅四軍在不斷發展壯大過程中，黨內、軍內存在的一系列思想、組織、教育等突出問題，將我軍初創時期逐步提出的政治工作方針、原則、制度條理化，奠定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基礎。羅榮桓元帥1956年在解放軍政治學院講話中對古田會議決議的重要地位提出：“古田會議之后，我軍要建立一支什么什么樣的軍隊，就定型了”，“軍隊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的經典論斷。古田會議總結的黨委制、集體領導、民主化、軍民一致、官兵一致等等，已經成為我們的優良傳統，它的光輝永遠照耀著人民軍隊的前進道路。

時值今日，再讀古田會議決議，不僅對當時紅四軍領袖高明的政治智慧和對我軍建軍思想正確的政治選擇有著進一步深刻認識，還能從歷史文獻中發現一系列我黨我軍在當時的唯實作風、樸實文風以及對人民群眾根本的態度，對于今天部隊的建設仍然有著諸多的啟示。

一、內容綜合全面，體系嚴密，既涵蓋了要解決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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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又具有極強的指導性、操作性。

古田會議決議八個部分，從大的方面講提綱挈領，涵蓋全局，包括思想、組織、教育、宣傳、訓練、紀律、后勤、軍政系統等紅四軍建設的九個方面，不可謂不全面。各個部分互相呼應，形成體系，開篇以“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引入，首要著力解決思想問題，在統一的正確的思想下做工作、干革命。然后闡述“黨的組織問題”，靠組織建設和提高黨員促進黨的思想得到一以貫之的落實。爾后的“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主要論述當前紅軍需要著力解決的現實問題，突出了重點，為執行者作出明確的方向性提示。而“青年士兵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兵問題”以及“軍政系統關系問題”則是針對當時軍隊建設中非主要但又不能忽視的矛盾進行闡述，通過強調紀律、完善保障制度、明確特殊問題實現決議整體的完整性。

同時又注重細節，小到個別單位、個別現象、個別觀點，細到具體原因、具體方法、具體對象，均具有針對性的論述。決議全文，關于某個問題的具體表現具體觀點隨處可見，比如“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軍事好，政治自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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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等等，通過準確細致的描述，使人形成直觀印像，直接抓住問題，在方法上也體現出充分的針對性。這就使決議能夠在當時紅四軍大部分干部黨員文化水平不高的情況下，仍然得到了很好理解貫徹。這充分說明了決議的可操作性和指導性。

二、分析方法科學，邏輯性強，既堅持以問題為牽引，又著力從原因中找對策

決議的分析方法，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的觀點，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從現象中抓住代表性的問題，依據問題剖析根源，再制定符合實際的措施，在論述上邏輯思維清晰，思維階段分明。在“關于單純軍事觀點”論述中，透過“認為軍事政治二者對立”、“紅軍的任務是單純打仗”以及“司令部對外”口號等現象和問題，把握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水平底、雇傭軍隊思想、只信軍不信民和黨內重視程度不夠”這樣的本質性認識，在糾正的方法上針對性提出“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尤其指出突出“對俘虜成分的教育”等應對措施，整個分析過程忠實踐行了從客觀到主觀，主觀又見之于客觀的認識論思想。用科學的分析方法上保證了決議的現實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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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決議還靈活采取歷史分析的方法，在“關于流寇思想”中引入“黃巢”“李闖”的流寇主義來形象說明問題。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直接在決議中引放詳實的案例，從原始資料中，引出問題，闡述問題，豐富了決議分析方法。

三、工作作風扎實，實事求是，既堅持唯實的文風，更體現對待工作的態度。

決議全文不講大道理，只講實際問題，不主觀擬造、無中生有，只堅持實事求是、用事實說話，貫徹了樸實的文風，從中可以深刻感受到紅四軍領導干部和政治工作者扎實的工作作風，這種作風就是做到：

一是敢于較真，不論尊卑。不避晦官長，是官長的問題的就說到官長，在“關于絕對平均主義中”，不避晦官長可能會有想法，坦然分析“官長騎馬”的問題；在“關于個人主義”中，敢于指出領導“在黨內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黨外找機會報復他”這種現象，不講情面，只講事實；在“黨的組織松懈問題”中，對“政治觀念錯誤、吃食鴉片、發洋財及賭博”，嚴肅指出“不論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黨”。確保了黨內生活的公正性和組織紀律的嚴肅性。在“黨的組織問題”中，深刻指出存在“封建式的會場秩序，死板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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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到會如坐獄”的問題，講“少數不服從多數”時，要求“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敢于較真碰硬，堅持了共產黨人的認真二字。

二是既講民主，又講集中。在“關于非組織觀點”針對“少數不服從多數”這個問題，指出“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要求“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通過的決議”，不搞一言堂，既講究民主，又講究集中，既堅持原則，又兼顧大家。在“關于個人主義”離隊思想中，分析其原因也不完全是個人，還有“生活差、疲勞和處理不當”的原因，一分為二的客觀辯證的看待解決問題，體現了政工干部唯實的作風。

三是工作細致，注重細節。之前講的細節主要是相對整體和部分的角度講明決議的全面性，在這里說的細節則是強調紅四軍政治干部細致扎實的工作作風。在“士兵政治訓練問題”時，不僅要求上政治課要分普通、特別、干部三個班，甚至在教授法中細化到“要以姿勢且說話”，增強效果。在講“青年士氣的特種教育”時，要求“每個縱隊分為3至4班，每班不超過25個人”，甚至專門強調公家出錢備用具，這些點滴的細節都充分體現了紅四軍干部對待問題的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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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扎實作風。

這些作風不僅是工作方式問題，更是對待工作對待官兵的根本態度問題。對今天我們的軍隊建設尤其具有深刻的啟示。從當前來看，部隊建設日新月益，而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多年以前革命先輩就已經發現提出的問題，有很多到現在仍然存在，比如黨員作用發揮不明顯，入黨隨意性大的問題，黨員對開會不感興趣，只開會不解決實際問題的問題等等，為什么當初在革命條件非常惡劣的情況下這些問題能夠較好解決，而現在反而成了尾大不掉的難點問題、敏感問題，歸要到底可能就是我們的工作作風問題，我們的理想信念問題，我們的監督機制問題，這些問題都有待于我們去深入的思考，為我們這樣一支光榮的軍隊進一步走向輝煌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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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學習《古田會議決議》感想

學習《古田會議決議》感想

《古田會議決議》是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從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成為黨的思想政治教育論形成的標志。在我看來，除此之外，它在今天對于樹立正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也依然具有重大啟示和指導意義。

“紅四軍在發展壯大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長期處于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很少補充工人，而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則占紅四軍全部黨員1329人的70％，加上舊軍隊的影響，使一些干部認為，紅軍只管打仗，宣傳和組織群眾、建立根據地不是紅軍的任務。他們喜歡“定州過府”，政權觀念薄弱，表現出嚴重的流寇思想。有的干部認為，黨領導軍隊限制了指揮員，不愿意受黨的約束。他們提出“軍事高于一切”、“司令部對外”，輕視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表現出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還有的干部仍然打罵士兵．甚至主張槍斃逃兵：要求取消士兵委員會，表現出嚴重的軍閥主義。”（《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高耀燦主編 第68頁）紅軍黨內和軍內存在的這些錯誤思想，給我黨、我軍的發展造成了阻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正如《古田會議決議》中所說“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1929年9月，在周恩來的主持下，陳毅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在信中中央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分析了紅軍中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及其根源，強調要加強對廣大干部士兵的政治教育。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前委召開了擴大會議，決定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徹底克服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的古田村召開，這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在這次大會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大會在對中央來信討論的基礎上, 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以上是《古田會議決議》的背景，我黨對于黨內錯誤思想的重視，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只有深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黨性黨風教育，才能使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增強拒腐防變、抵御風險的能力，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黨員、領導干部受到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提高學習理論、增強黨性鍛煉的自覺性，進一步明確前進方向；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

再來看《古田會議決議》的內容。它共有九個部分：1，糾正黨內的不正確傾向問題；2，黨的組織問題；3，黨內教育問題；4，紅軍宣傳工作問題；5，士兵證之訓練問題；6，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7，廢止肉刑問題；8，優待傷兵問題；9，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問題。它規定了紅軍的人物及其與剝削階級軍隊的區別，規定了以馬克思主義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規定了加強紅軍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和方法。在這些內容中，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三個部分。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等是屬于黨內不正確傾向。所以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正確路線教育黨、教育軍隊，使之具有無產階級的世界觀、立場、觀點。理想、信念，是人們從事社會活動的精神支柱,對人們的社會活動具有明顯的導向作用。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日益明顯，價值觀和價值取向呈現多元狀態。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對我國社會，特別是青年大學生群體產生了極其復雜的影響。在積極吸納世界現代化文明的同時，也要經受形形色色與社會主義文明相悖的、與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要求相抵觸的種種腐朽思想觀念的侵蝕。所以必須堅持政治教育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導地位，堅持用先進的理論武裝人，把培養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

《決議》對于黨內教育問題，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法，如黨報；政治簡報；編輯各種教育同志的小冊子；訓練班；有組織地分配看書；對不認字黨員讀書報；個別談話；批評；小組會；支部大會；支部委、組聯席會；縱隊為單位組長以上活動分子會議；全軍支書以上活動分子大會；縱隊為單位黨員大會；縱隊為單位各級書、宣、組聯席會議；全軍支隊以上書、宣、組聯席會議；政治討論會；適當地分配黨員參加實際工作。這些教育方法體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是多樣的，雖然談話會議等形式具有通俗、易于接受的特點，但多運用“一張嘴、一個本、一支筆”的所謂“真空傳播”模式。

我認為這種模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特別是革命戰爭年代，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但這種模式太單調, 容易使人產生厭倦, 不能持續保證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現今,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人們的交流日趨迅捷，面對新情況, 我們必須充分考慮發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現在對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只采用書面的、口頭的這種比較貧瘠的方式，那么大學生很難對這種教育的內容“買賬”。我想，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是具有時代特點和生命活力的思想，當我們用空洞晦澀的方式傳達出來時，便會喪失那種魅力。所以我們應去創新、去實踐不同的豐富的教育方法。比如清華大學“紅色網站”的影響力就足以說明問題。但是，這種創新不是要拋棄以往的模式，更多地是在借鑒上的發展。《決議》中強調了一種情感化的特點，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的形式其實就是一種“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境界。

第四篇：學習古田會議決議心得體會

學習《古田會議決議》心得體會

上杭縣蛟洋中學丘瑞清

古田會議召開于1929年12月，其時正值紅旗初舉紅軍草創之際，故而其意義非比尋常，堪稱中共建軍史上開天辟地的一次會議。筆者通過對《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更加堅信了這一判斷。

《古田會議決議》總的來說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即是破；第二部分則是對紅軍建設的構想，即是立。先破后立，這種體例非常的好。不對舊的東西加以破除，直接去談新型軍隊如何建設，就會顯得曲高而和寡，周邊的同志也就難以理解。只有先破掉舊軍隊的習氣以及過于理想化的東西，才有可能使當時來源于舊軍隊及普通民眾的紅軍隊伍脫胎換骨成為無往而不勝的鋼鐵洪流。所以下面筆者先談談學習《決議》中《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體會。

關于黨內的錯誤思想，《決議》主要談了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關于絕對平均主義、關于主觀主義、關于個人主義、關于流寇思想、關于盲動主義殘余這么八種思想。總的來看，這八種思想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來自舊軍隊思想的，來自空想化的革命激情的。來自舊軍隊思想的特點就是注重軍事，忽視政治，搞單純軍事觀點，注重保存實力避難趨易眼前利益的取得，忽視迎難而上在艱苦地區扎根建立根據地的長遠打算。這種思想的根源其實就是政治上認識的不清楚，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軍閥思想，不曉得紅軍與白軍的差別所在。這種觀點危害甚大，若以這種觀點，紅軍是斷斷不會建立與老百姓的魚水關系的，也斷斷不會得到長遠的發展。即使取得了一兩次勝利，對于發展而言，也是起不到根本上的提高的。如張國燾軍，可以說力量曾經盛極一時，這與當時其軍內的徐向前等同志的軍事才能是分不開的。但是，張國燾頭腦中保存實力避難趨易的思想導致了其所率軍隊即使占領了大面積的土地，也無法將這一優勢轉化為部隊實際力量的壯大。最終由于缺乏正確的思想路線，不免于失敗。可以說，古田會議的召開，正是確保了這一脈紅軍不會犯此類錯誤，即使由于指揮上的失誤依然割不斷紅軍與老百姓的血肉聯系，最終鍛造成為橫掃中國的紅色雄師。還有一類錯誤思想實際上源于浪漫的革命主義激情，浪漫的革命主義激情往往期望能建立一支純而又純的隊伍，并且不懂得這是需要分階段的。所以往往會在實際工作中顯得幼稚，最終釀成革命的重大損失。如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等。客觀地講，紅軍與白軍的區別就在于軍隊的性質不同。而性質不同的具體體現就是官兵一致、軍隊內部有民主。但是如果走了極端，凡事都講民主，則會導致決策效率的低下，最終危及革命力量的生存。如果完全官兵一致，勢必會導致革命骨干力量在革命初期快速喪失，最終失掉革命的火種，并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廣大的官兵覺悟并沒有達到按需分配的高度，實際上這是一種空想。美好的想法未必能導致實踐的成功。就是指此類不切實際的錯誤思想。兩類錯誤思想在當時的紅軍當中都存在。脫胎于舊軍隊的同志往往會由于認識水平不夠高犯前者的錯誤，而對理想有著熱切追求的剛剛從知識分子角色轉變為扛槍打仗角色的同志們往往會由于實際工作經驗的不足犯后者的錯誤。

《決議》中首先對這兩種錯誤思想進行了批駁，為后文提出較為完整的紅軍建軍思想做了很好的思想鋪墊。《決議》中立的內容包括：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兵問題、軍事系統與政工系統的協調問題八個部分。從這八個部分我們依稀能看到今后紅軍的發展方向。即是一支黨領導下的重視宣傳教育反對舊式軍隊作風（打罵體罰等封建帶兵方式）倡導新式軍隊作風（真正愛護士兵）政治軍事雙頭領導的人民軍隊。行文至此，筆者體會到《決議》最為光輝奪目之處在于它把鮮紅似火的革命理想與

1革命實踐的生動結合。面對當時紅軍的外部生態環境極度惡劣與自身建設的百廢待興，《決議》沒有盲目悲觀失望，更沒有夜郎自大，而是努力從“實事”中把握“是”，從而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言歸正傳，當時的紅軍，真可謂亟待整頓，亟需脫胎換骨。黨組織松懈，教育缺乏針對性時效性，宣傳工作離要求差距很遠，基層干部不曉得如何去教育提高士兵，打罵體罰此類行為盛行，傷病員缺乏照顧，軍政關系不明晰。

《決議》逐項娓娓道來。針對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明確了組織路線：清除不合格的黨員，嚴把黨員入黨關，從源頭上保證黨員質量；要求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各級黨組織要有相應的工作計劃以加以實施；要求確實向黨員講清開會的意義，反對封建式的會場秩序，以避免黨員對會議失去興趣的現象。針對黨內教育問題，《決議》首先講清了黨內教育的意義，接著就教育的材料、方法具體說明。

《決議》尤其重視紅軍宣傳問題，正如《決議》中表述：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這樣的表述，是很多人萬萬想不到的。殊不知，沒有紅軍的宣傳，就不會有群眾的覺悟，群眾的組織，乃至紅軍的壯大。因而確實如此，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工作。當時的紅軍宣傳工作現狀是：宣傳內容不清、宣傳力量不足、宣傳方法單調。總的來說就是亟待改善。

《決議》就此對癥下藥，明確宣傳內容，壯大宣傳力量，豐富宣傳方法。總的一點，高度重視宣傳工作。后來的歷史事實也證明了，紅軍的宣傳工作是多么有效。可以讓廣大群眾義無反顧，拿起武器參加紅軍，可以讓普通白軍士兵毅然脫離當時強大但反動的白軍投入弱小但正義的紅軍，最終宣傳出來一個紅彤彤的新中國。

關于如何加強士兵政治訓練問題，《決議》從具體的材料、方法談起，可以說是手把手的交紅軍干部如何搞好士兵訓練工作。到今天來看，這些內容依然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對此，筆者將有專文論述。“青年士兵的特種教育”一節實際上談的是普通士兵的學習文化知識問題，以小見大，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紅軍隊伍能夠如此重視普通士兵的學習，不僅使得紅軍成為了一支學習型的部隊，而且為中華民族的掃盲運動做出了極大貢獻。不知后來的共和國將軍們又有多少是得益于此項政策才由睜眼瞎成長為能謀善斷的一方將帥的?!針對廢止肉刑問題，所謂肉刑，其實就是指打罵體罰士兵。時至今日，在個別部隊仍然存在這種情況，從上級下發的通知中就可見到。當時的紅軍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這對于今天來說或有啟發。

《決議》首先指出了用肉刑的危害，即造成跑兵現象。在今天來說，在明知道服役期只有兩年的情況下，個別單位仍需要擔心怕兵跑了，不能不說這是部隊內部關系不正常的表現。接著《決議》指出了肉刑的歷史淵源及廢止理由。其次《決議》提出了糾正的方法：一是堅決廢止，二是加大說服精神和自覺遵守紀律精神的提倡。對于打罵士兵現象，目前仍有少數官兵不能正確對待，他們認為兵不打不成器。原因就在于文中所說廢止肉刑后，不可避免短期內會帶來不良現象的增加。但《決議》開出的方子是加大說服精神和自覺遵守紀律精神的提倡。對此，可能那些對打罵現象心有贊同的同志會嗤之以鼻。但后來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廢止了肉刑的紅軍，戰斗力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越戰越強。而沒有廢止肉刑的國軍，則是內部關系緊張，在聽到紅軍的大喇叭廣播后，竟然就會有人曳槍而來，這兩種現象，不能不發人深省。針對紅軍當時傷兵問題，《決議》同樣給出了足夠的重視，并提出了相應解決辦法。最后，《決議》明確了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之間的關系問題，捋順了“古田會議”召開前的軍政關系，從而實現了軍政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最終使得這項制度一直貫徹至今依然行之有效。

綜上所述，《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共建軍史上的一次開天辟地的會議，正因為《古田會議》精神的貫徹執行，才使得當時的紅軍部隊得以脫胎換骨于舊軍隊及烏合之眾，成長為無往而不勝的人民軍隊。

第五篇：古田會議

古田會議

古田鎮位于福建省西部、上杭縣東北部、梅花山南麓，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會址所在地，全鎮方圓227平方公里，轄21個行政村，人口18907人，山林面積266670畝，耕地面積22640畝。

古田鎮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在古田這片紅土地上進行過偉大的革命實踐。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是建黨建軍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古田會議決議》是我黨我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古田會議舊址群包括古田會議會址、中共紅四軍前委機關暨紅四軍政治部舊址——松蔭堂、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寫作舊址——協成店、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文昌閣、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紅四軍司令部舊址——中興堂等六處革命舊址。其中五處坐落在古田鎮。

古田會議會址位于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鎮社下山西麓，處在有“北回歸線荒漠帶上的一顆璀璨翡翠”之稱的國家4A級自然保護區——梅花山的腹地，四周群山逶迤，地勢十分險要。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黨中央、周恩來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在曙光小學勝利召開，120多位紅四軍黨代表、士兵代表以及地方干部代表和婦女代表參加了會議。1961年3月，國務院公布古田會議會址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寫作舊址——協成店位于福建省古田鎮賴坊村，二層磚木結構，1922年建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形成的標志。中共紅四軍前委機關暨紅四軍政治部舊址——松蔭堂，又名“永東樓”，位于古田鎮八甲村，建于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屬圍垅式建筑，房屋布局為一正兩橫。1929年12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進駐古田，把前委機關和政治部安扎在松蔭堂。毛澤東、陳毅等人臥室設在后廳二樓。完成并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和《廢止槍斃逃兵決議案》。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位于古田鎮蘇家坡村。1929年10月，中共閩西特委從上杭城遷至蘇家坡，特委機關就設在樹槐堂，在這里領導閩西地方黨的各項工作，為建立和鞏固發展閩西革命根據地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在樹槐堂右側半山腰上有一天然巖洞——圳背巖洞，是毛澤東當年休

息、讀書之處。現在當地人都把它叫作“主席洞”，2005年5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樹槐堂為第六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紅四軍司令部舊址——中興堂位于古田鎮八甲村，1929年12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進駐古田，紅四軍司令部設在中興堂。朱德同志住在后廳左廂房。朱德還在這里起草了“關于軍事問題的報告”，在古田會議上宣讀。同時撰寫了《新游擊戰術》,這是一部嶄新的馬列主義軍事著作，它注重實踐和戰例，用生動通俗的語言剖析軍事理論。

依托古田會議會址，古田會議紀念館于1972年1月開始興建，建筑面積3200多平方米，有10個陳列室，陳列展覽內容分三部分：一是古田會議召開的歷史背景；二是光輝的古田會議決議；三是古田會議永放光芒。古田會議紀念館業務力量雄厚，自建館以來，已出版或參與編撰出版《閩西革命史文獻資料》、《福建革命根據地文學史料》、《將軍與故土》、《紅色號角》、《鄧子恢傳》、《劉忠將軍傳》、《傅柏翠》、《光輝的古田會議》、《歷史的見證》、《古田鑄軍魂》等10余種（套）書籍；協同拍攝、制作了《古田會議》、《古田會議——歷史的豐碑》等電視專題片；每年在中央、省、市級刊物發表史論史稿性文章30篇以上。同時古田會議紀念館形式多樣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除固定陳列外，每年都能結合重大活動舉辦臨時展覽，并制作流動版面，組織文物小分隊深入部隊、機關、學校進行宣傳；常年聘請老紅軍到館給觀眾作報告，經常組織中小學生到館舉行夏令營活動，并同駐閩西部隊和大中專院校以及周邊縣市30多所中小學簽訂了“德育教育”協議書，使紀念館成為廣大部隊官兵和中小學生的第二課堂。先后被評為“全國優秀社會教育基地”、“福建省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全國百家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全國文物系統先進集體”、“福建省國防教育基地”、“AAAA級旅游景區”、“國家一級博物館”等榮譽稱號。古田會議紀念館建館以來，共接待國內外觀眾800多萬人次（其中國外參觀考察團80余批500多人次）。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以及喬石、宋平、尉健行、遲浩田、姜春云、羅瑞卿、肖克、陳丕顯、阿沛·阿旺晉美、盧嘉錫、馬文瑞、彭沖、楊成武、方毅、張震、陳俊生等7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到館參觀、視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