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立寬和靈活且極富人情味的語文規范觀

建立寬和靈活且極富人情味的語文規范觀

——程祥徽先生對外來語等問題的態度及其啟示

王衛兵

（安徽大學中文系 合肥 230039）

提 要：程祥徽先生對涉及語文規范的外來語問題、網絡語言問題、繁體字問題等都有明確表態。文章考察了前述態度的合理性，探討了其思想基礎，指出：程先生所持態度具有思想方法上的啟示意義，我們應見賢思齊，建立寬和靈活且極富人情味的語言文字規范觀。

關鍵詞：程祥徽 對外來語等問題的態度 思想方法上的啟示意義

○ 引 言

程祥徽先生高度重視語文規范，其許多著述，如《繁簡由之》（1984）、《藍青官話與普通話》（1985）、《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1991）、《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1996）、《“繁簡由之”與港澳用字》（1997）、《自以為是與自以為非——談港澳普通話教學的新挑戰》（2000）、《澳門中文公文的回歸之路》（2001）、《港澳用語用字問題》（2001）、《中文運動我之參與在澳門》（2005）、《澳門語言生活三題》（2010）、《維護共同語 包容繁簡字》（2011），對于涉及語文規范的諸多問題，如外來語問題、網絡語言問題、繁體字問題，都有及時而明確的表態。本文首先給予扼要介紹，然后就其合理性和思想基礎加以考察，最后就其思想方法上的啟示意義闡述自己的認識和相關思考。

一 程先生對外來語等問題的態度

程先生在從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數十年里，對涉及語文規范的諸多問題都有過明確表態。看起來其意見多為即興式的就事論事，其實背后有著經過長期觀察和深入思考建立的理論體系的支撐。值得注意的是，程先生的態度與語言學界正統派往往相左：正統派貶抑的許多語用現象，他不以為否，甚至還給予熱情褒揚。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國際交往的擴大，英語、日語等境外語言對漢語的影響明顯增強。對此，正統派憂心忡忡，有的認為，這“有損于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形象，動搖著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我們應牢牢記住臺灣和香港淪為殖民地而被實行語言同化的歷史教訓”。有的說，“對于外來詞的吸收有著一定的‘度’。這個‘度’，一是需要，二是適當。具體而言，除了反映新產品或新事物而不得不吸收音譯外來詞之外，凡能用漢語固有的詞語表達準確、清楚的，就不用外來詞；凡吸收的外來詞，要采用統一、通用的漢字書寫和讀音形式，并盡量采用意譯方式。”還有的提出，需要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三管齊下，截流堵源，標本兼治，堅決抵制和徹底清除殖民文化對漢語的侵蝕和污染。

上述觀點均見諸1996年，該年程先生發表了《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一文，在這廣受關注的文章中，對于將外來成分吸納與語言污染掛鉤乃至上升到語言殖民化的政治高度，他尖銳地提出質疑——

近年來漢語語素庫中增加了“的”、“巴”之類語素，并且按照漢語可接受的方式或習慣構出了一批新詞，這并不是一件壞事，起碼起到了適應傳意需要的作用。套一句俗話說，這種作法不求無功也罷，但求無過也就夠了，怎么反而要背“污染”、“殖民”的罪名！

對于漢語能表達清楚就不用外來詞的觀點，他亦表達了不同看法——

1995年12月25日北京香山舉行全國首屆語言文字應用國際研討會。研討會上一位學者質疑明明是“山楂水”，商人偏要給它取個洋名，連出售這種山楂水的老板自己也解釋不了這洋名的意思……招牌、商標在學者眼中要考核它的含義與出處，在商人的眼中卻是“招徠之牌”，只要能招攬顧客就是好招牌、好商標。……土氣十足的山楂水改作洋氣十足的名稱，不就是為了吸引顧客，多賣一些貨品，多賺幾個錢嗎？在商言商，天經地義。

對于正統派決心鏟除漢語中“污染”痕跡和“殖民化”成分，他更是不以為然地表示，這根本做不到——

保衛語言純潔、凈化的語言學家……直斥這是語言的污染，甚至是語言中的殖民現象，非連根鏟除不可。但是鏟除語言中的一個成分談何容易，因為任何一個成分的出現都有它的理由，尤其是這個成分一旦進入了構詞體系之后，那就更難撼動了。

上世紀最后20年，起初最為學界關注的是如何看待外來成分大量進入漢語；后來隨著互聯網的問世和發展，怎樣看待網絡語言⑴的登場和擴散逐漸成為討論熱點。正統派對此多半持消極態度，例如有位學者接受采訪時說：

網絡語言對漢語是一種污染，是小群體為了團體交流方便，根據自己的愛好編造出來的，這是一個不健康的苗頭。

程先生則不然。他曾寫過一些關于網絡語言的詩歌，例如：

《網上字冏》：六書之外法無窮/笑貌音容入畫中/倒掛眉毛哭喪臉/冏形窘義兩相通(程祥徽，2010)

《網上語言》：網上語言花樣多/英文數碼一淘籮/EZ當作容易解/886是bye bye啰（程祥徽，2008a）

《網上解字》：雙呆并立本梅字/甘在樹梢會意成/網絡兒郎另有解/成倍呆傻且低能

（“某”是“梅”的本字，樹上之甘果即梅，“某”演化為“口”，“呆”字和并列兩個“呆”字亦都是梅；后來“某”“呆”都另作他用，于是產生形聲的“梅”字、今時網上語言亦用會意法，指“呆上加呆”是更大的呆子。）（程祥徽，2008b）

其中看不到絲毫歧視和責難。他去年提交兩岸現代漢語問題研討會的《澳門語言生活三題》一文，里面有這樣一段文字：

還有orz，描繪一個人跪地低頭哀求哀嘆，網絡語為“失意體前屈”；如果失意人是大頭人，則是O大寫的Orz；如果失意人瞪大眼，則是⊙rz；與“囧”字結合成“囧orz”，意思是“囧得失意體前屈”；類推下去，“冏orz”是“冏得下巴都掉了”；“商orz”是“戴帽人的冏”，“回orz”是“沒有眼和鼻的人冏”，“四orz”是“沒有口和鼻的人冏”，沒完沒了。“語用”現象則不單是語言結構成分的問題，而是超越了語言范疇，直接與文化心 2 理、文化趣味掛鉤……

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是玩味和欣賞。在該文中程先生說：

90年代以來，由于計算機的逐步普及，網絡語言的興起，漢語的發展更加迅速，可謂迅速得日新月異，應接不暇，稍一停頓，就會跟不上發展的步伐，甚至會變成網絡語言的文盲。

他認為語言學家應緊跟形勢，加強學習，否則會因“升級太慢”，在新生語言現象面前成為睜眼瞎。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成功推行《漢字簡化方案》，從此漢字使用有了形體上的和體系上的繁簡之分。同時，涉及繁簡區分的語文規范問題亦進入討論范圍。對于繁體字的使用，無論是形體上的還是體系上，正統派均持高壓態勢。主要表現有二：一是不承認繁體字為“規范漢字”，即不承認它具有合法性（包括臺港澳的繁體字），二是不承認繁體字有加以規范的資格。而程先生認為，在臺港澳地區，繁體字屬于規范漢字和合法文字（程祥徽、田小琳，1989）。對于正統派強烈拒斥的“一國兩字”提法，程先生并不反感⑵。他（1992）曾質問道：

漢字的國度尚且可以實行一國兩制，而且五十年不變，漢字本身為何不可以實行一字兩體，而且長期并存！

他（1992）認為：

這么大一個中國，留一兩處通行繁體，其實是借以保留了漢字傳統，正如澳門在特區政府治下承認葡文的官方地位恰好對單一的漢語作出補充一樣。

他（2004）明確提出：

繁體在港澳仍具法定地位，簡體在港澳也在不斷滋生，繁簡兩體都應規范，分別具備繁體與簡體的標準，以便與其它地區的用字進行轉換。

在如何處理普通話與方言關系以及語文規范其他問題上，程先生亦有不同于正統派的看法，限于篇幅也就從略不敘了。

二 程先生所持態度的合理性

對于改革開放以來外來成分大量進入漢語，程先生之所以持肯定態度，主要因為他（1996）注意到：

任何一個成分的出現都有它的理由……出現新因素的主要原因不是語言使用者的標奇立異，而是新事物的產生、新概念的形成以及傳意生活的緊迫需要。……向本族語言的方言和向外國語言借詞是豐富本族語言詞匯，為傳意提供更多選擇的重要途徑。

他認為漢語中外來成分乃是隨著傳意需要的增加而增加，在傳意需要激增而漢語本身一時難 3 以應對的情況下，“向外國語言借詞”也就成了自然選擇。再就是因為他認為，正統派對外來詞的非難根本站不住腳。

平心而論，正統派并非全盤否定外來語引進，他們大多知道薩丕爾（E.Sapir）以下論述——

語言，象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交際的需要使說一種語言的人和說鄰近語言的或文化上占優勢的語言的人發生直接或間接接觸。交際可以是友好的或敵對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務和交易關系的平面上進行，也可以是精神價值——藝術、科學、宗教的借貸或交換。很難指出有完全孤立的語言或方言……（薩丕爾著、陸卓元譯，1985）

他們難以容忍的是，許多人將漢語固有說法（如“表演”“再見”）棄置一旁，去創造新的西式說法（如“秀”“拜拜”）；將通俗易懂的意譯詞（如“話筒”“動畫片”“公共汽車”“出租汽車”“蘇打餅干”）束之高閣，而選擇令人費解的音譯詞（“麥克風”“卡通”“巴士”“的士”“克力架”）。他們指出，漢語固有說法以及意譯詞能夠望文知義，結構形式符合漢語特點；而音譯詞（包括新的西式說法）既不能望文知義，又違背漢語構詞規律。他們認為，舍近求遠，避長取短，不僅有違民族心理，而且將導致漢語詞匯系統紊亂；并認為，音譯詞洋腔洋調，帶有殖民色彩，綠燈放行有損民族尊嚴。以上觀點看似言之鑿鑿，其實經不起推敲。漢語本身并非沒有無法望文知義的詞語，像蜻蜓、蝙蝠、餛飩、垃圾、徘徊、伶仃、猶豫、靦腆、參差、逶迤，等等，這些雙音節聯綿詞，即便有意符提示，亦無法通過字面了解涵義。音譯詞多為雙音節，這就是說引入雙音節音譯詞，就像兩漢之際從西域引入“菩薩”“菩提”“羅漢”“南無”“瑜伽”“袈裟”“沙門”“沙彌”“和尚”“閻羅”等，并沒有導致漢語構詞方式改變。無須諱言，“麥克風”“克力架”等音譯詞突破了漢語構詞規律，但前述突破并沒超出“漢語可接受”（程先生語）的心理限制⑶。何況漢語中的音譯詞盡管就絕對值（該類成員總數）看上升明顯，但在漢語新詞增量中以及詞匯總量中，比重很小乃至微不足道，⑷并“不會對祖國語言文字的整體和諧與健康發展造成沖擊”（周洪波語）。其實對于漢語來說，吸收音譯詞不僅未造成傷害，反而有所裨益。單音節音譯成分如“的”（taxi）、“巴”（bus）等，因為言簡義豐，為“面的”“打的”“的哥”“的姐”、“小巴”“中巴”“大巴”等新詞創造提供了極大便利。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音譯成分“秀”字，除了具有“表演”的涵義，還具有“展示”的意思，以上義項是英語show固有的，也就是說，人們通過音譯把show具有的豐富內涵同時賦予了“秀”這個漢語新成員。“秀”在漢語中除了可以作為動詞和名詞使用，如：“普金河邊釣魚再秀肌肉”“在普羅大眾眼里，那就是一場秀罷了”；還可以以類詞綴身份出現，如：“時裝秀”“新車秀”“餐廳秀”“真人秀”“政績秀”“承諾秀”、“秀服”“秀裝”“秀場”“秀臺”“秀導”，等等。根據鄒嘉彥、游汝杰（2003）的考察，“秀”由臺灣人率先引入漢語，十年前傳到大陸，最初在上海地區使用，如今頻見于大陸各地，且日趨穩定。有鑒于此，2006年版《現代漢語大詞典》正式承認它為漢語成員。事實說明，音譯外來成分的引入非但沒有損傷漢語，反而為漢語的豐富和發展提供了新的途徑和生長點。眾所周知，從來沒有不講效果的語用行為。對話語加以適當的“反常化”（остранение）處理，乃是提升表達效果的重要途徑。“反常化”可以是語義的反常，如不說“吸引目光”而說“吸引眼球”；也可以是語形的反常，如不說“很有女人味”而說“很女人”；還可以是語味即語用色彩或語用風格的反常，如不說“再見”說“拜拜”。打破常規，變換語味，選擇具有異域色彩的說法，如同老是穿中裝，穿煩了，膩味了，找身西服套幾天，換個格調，圖個新鮮，這很正常。穿鑿附會，無限上綱，只能表明自己仍在延續文革的保守僵化思維。

正是因為程先生看到，漢語大量吸納外來詞乃是基于傳意需要，同時這樣做并未產生正統派所說的那么多副作用，所以他對正統派亂扣帽子亂打棍子給予了堅決抵制。程先生當時 4 做法的合理性，如今已經得到語言學界的普遍理解和認同。

程先生始終對網絡語言持包容乃至欣賞態度，這是為什么呢？讓我們首先閱讀他（2010）所說一段話：

醬紫（這樣子）說幾句帶結論性質的話吧：1.潮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產生。2.潮語表現青少年的思維活躍、創造性強、想象力豐富等性格特征，反映他們的天真與童趣。3.潮語主要應用于特定的小區。4.潮語主要來源于網絡語言，積極吸收多種民族語言材料。5.潮語追求一時之快，屬于“次文化”檔次，一旦感覺不再新鮮，壽命也就減退甚至消亡。

這里的“潮語”是指主要由網民創造并主要傳布于網絡的新潮語言，根據引文可知，程先生之所以始終正面看待網絡語言，乃因為他注意到：網絡語言是信息時代催生的新型社會方言（sociolect）。它為新生的言語社群（speech community）亦即青少年為主的“網蟲”們所使用。網絡語言不僅是“網蟲”們活躍思維，馳騁想象，彰顯創造才能的平臺，同時也是他們開展語言游戲以抒發天性、獲取快樂的魔方。網絡語言不同于一般語言，其構成材料多樣，生命周期短暫。它是一種文化現象，屬于次文化范疇。

可以說這是迄今對于“潮語”等網絡語言最為全面的理論概括。如果大家能夠認同以上見解，那么應當怎樣看待網絡語言也就很清楚了。消極地看，網絡語言是一種社會方言，屬于次文化（subculture）范疇。要控制和改造社會方言和次文化首先得控制和改造相應的言語社群和文化社群（culture community），更有力的舉措則是徹底鏟除作為其基礎的社會條件。這能做到嗎？做不到。既然做不到，面對網絡語言，明智之舉是爽快給予承認。中立地看，社會方言與全民共同語、主流文化與次文化，都是基于人類需要而產生，⑸它們各有各的用場，不可相互取代，就存在的合理性而言，地位平等，并不存在優劣之分。既然如此，面對網絡語言，自然應像對待全民共同語一樣給予尊重。積極地看，盡管社會方言和次文化有時會給全民共同語和主流文化造成沖擊和干擾，但它更多是起配合補充作用，事實上全民共同語和主流文化的豐富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會方言和次文化不斷為其輸送養分。既然如此，面對利大于弊的網絡語言，就不僅應當給予承認和尊重，而且應當給予肯定和褒揚。網絡語言往往曇花一現，不像一般語言具有較長生命周期。正統派認為，“用的人少，用的時間短，不能認為是規范的”。該觀點影響甚大，但未必正確。張德鑫（2000）曾表示，“即使有些流行語只流行于一時，縱然流星一瞬，只要能較好地為交際服務，也算體現了它們的自身價值和存在意義，何必封殺它們呢？”以上看法值得重視。語言為交際而存在，新生語言現象不論命長命短，只要不失所望起到服務交際的作用，就應承認其規范性。

通過討論可知，程先生有關網絡語言的剖析是正確的，他從不歧視網絡語言，乃因為對此很早就有縝密思考，并深刻認識到它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有益價值。

程先生對“一國兩字”提法持同情態度，認為臺港澳繼續使用繁體字不是什么壞事，同時認為應當重視繁體字的規范問題，在1989年編著的《現代漢語》教材中，他說：

臺灣、香港、澳門等地仍然以繁體字為漢字的正統，簡體字主要以手寫體形式在民間流通。于是，繁簡二體在不同地區分別都是標準文字。不同地區行用不同形體的漢字已成為歷史事實，不可能因個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

他注意到，所謂“一國兩字”是指漢字兩種字體在我國不同地區均享有正體待遇，并無其他意思；他同時注意到，在中國境內“繁簡二體的并存已成事實”（程祥徽，1992）,“急于統一只會欲速則不達”（程祥徽，1997）。基于以上認識，在1992年發表的《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中，他對“一國兩字”的提法表示同情；在2004年發表的《港澳用字》 5 中，以及在今年年中為兩岸統一論壇撰寫的論文中，再次強調繁體字在港澳臺為正體字。程先生落難青海的歲月里，曾利用在草原上牧羊的機會反復研讀《說文解字》，從而對于漢字的字符⑹表現形式以及字符之間的關系有著高于一般專業水平的領悟。⑺他（1989）注意到：

從歷史的縱線看，中華民族的歷史及古代文化，靠方塊漢字記寫的文獻典籍流傳下來；古代的經濟生活、社會制度，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維方法、審美觀念以及漢語的發展演變都可以在方塊漢字上找到反映。

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今文字的利用價值不及古文字，但與簡化漢字相比，且對于一般漢字使用者來說，繁體字不失為可取窗口。例如“為”與“為”、“婦”與“婦”、“轟”與“轟”、“東”與“東”、“閒”與“間”等（程先生舉的例子）相比較，前者顯然優于后者。當然，將繁體字送進博物館，同樣可以發揮文化活化石的作用。但“中華民族的歷史及古代文化”，除了反映在方塊漢字上，同時“靠方塊漢字記寫的文獻典籍流傳下來”。季羨林（2002）指出，“無論把簡化字推廣到什么程度，決不能把中國浩如煙海的古籍都簡體化了，那是無法想象的事”。漢字簡化只是以廣泛使用的那部分為對象，季老所謂無法想象主要基于邏輯推導和語感直覺。十多年前，葉青（2000）曾以《爾雅》為對象，就簡化字全面記錄中國古籍的可能性作過專題考察，統計結果表明，季老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可否讓繁體字僅為少數人掌握，亦即僅為想要通過繁體字字形以及繁體字文獻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學習和使用，其他人則只與簡化字打交道？當然可以。但在中國目前無法做到，至少說在臺港澳地區目前無法做到。正因為如此，程先生認為，對于今天臺港澳繼續使用繁體字，不妨從積極的方面看：繁體字沒有像楔形字、圣書字等早已命歸黃泉，迄今保持著旺盛生命力，繼續發揮著反映和記錄中華歷史和傳統文化的作用，不是很值得慶幸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凡事皆有兩面性，有人習慣反面地看，有人傾向正面地看，程先生屬于后者，所以對于臺港澳繼續使用繁體字，他認為并非不是好事。

程先生多次強烈呼吁，應將繁體字規范問題及早納入議事日程，這不僅是因為——

港澳的繁體字中有很多不規范，尤其是在用字上離規范的要求更遠。例如“麵包”的“包”字加“食”旁，成了“飽”字；“車輪”的“車”字起筆是點，第二筆是橫，成了斷了軸的輪子。（程祥徽，2004）

同時亦因為經常在電腦上進行繁簡轉換的港澳人，操作時老是被——

“一簡多繁”的對應搞昏了頭，例如一個“發”字指“發”也指“髮”；一個“谷”字指了“山谷”指“五穀”。在今時今日繁體吃香的年代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矯枉過正的繁體：“范仲淹”改姓“範仲淹”；“八百里江山”變作“八百裡”：河北如今只有一個“白洋澱”，連我現在使用的軟件也找不出“白洋淀”，只有“海澱”、“白洋澱”，要到“中日韓統一的表意文字”中才能找到“淀”字，真是令人唏噓。（程祥徽，2004）

程先生（2000）堅信“國家的統一必然帶來語言文字的統一”，但他（1992）同時意識到，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大陸與港澳臺的語文分歧尚不具備根本消弭的條件。為有助港澳臺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有助不同字體使用者的書面交際，以及有助信息處理設備的高效利用，他多次強調，對繁體字加以規范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當今世界已進入后現代（postmodernism）時期，后現代特點之一是社會服務分眾化（demassification），6 亦即由偏重大眾利益轉向大眾與分眾利益兼顧（在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前述轉變尤為明顯）。如何更好服務社會乃是語文現代化需要優先考慮的問題，與時俱進，更多關照地域和社會方言使用者，以及適當兼顧地區性通用語言文字，無疑應當成為當前語言規劃和語言規范考慮的內容。即此可知，程先生認為繁體字需要加以規范，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程先生意見的合理性在另一角度上亦可得到證明。大家已經知道，要想把中國古籍記錄形式全部轉變為簡化字“那是無法想象的事”，這意味著什么呢？這不僅意味著對于需要通過古籍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及古代文化”的人來說，繁體字是必須掌握的字體，同時意味著，中國漢字的最終統一不是簡化字與繁體字合而為一，后者為前者所取代；而是通用層面上大家一

⑻⑼律使用簡化字，特用層面上則有一部分人繼續使用繁體字。既然繁體字將長期發揮作用，是否應當規范答案不言自明。

三 程先生所持態度的思想基礎

在外來語、網絡語言、繁體字等問題上，程先生的態度可以用“寬和”“靈活”“極富人情味”這幾個詞語來概括。當然，前述詞語只是反映程先生在語文規范問題上的基本態度而非全部態度，因為在有的問題上他不是這樣。例如澳門回歸后，作為正式語文的中文始終擺脫不了翻譯腔，對此，在2000年的《公文改進三步驟》和《改進公文寫作的獻議》、2001年的《澳門中文公文的回歸之路》、2002年的《澳門社會的語言生活》、2005年的《國語、官方語文和正式語文》和《中文運動我之參與在澳門》、2008年的《法律問題體現在語言表述上》、2010年的《“雙文四語”新說》和《澳門語言生活三題》、2011年的《維護共同語 包容繁簡字》和《語言·民族·國家》等文章和報告中，程先生不依不饒，一再提出尖銳批評。給人的印象是，只要這狀況不改變他就不會停止口誅筆伐。可見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很嚴肅、很原則、很較真的。但總體講，在語文規范問題上，程先生是柔性多于剛性，靈活多于較真，人性化處理多于“按既定方針辦”。

在熱心語文規范的學者中，程先生非常醒目，因為他經常特立獨行，與正統派唱反調。而隨著斗轉星移，大家注意到，這位經常“荒腔走調”的少數派，多數意見是正確的，因為他那些“荒誕不經”的觀點，后來陸續為形勢發展所證明。

研究一位學者，除了需要了解其成功之處，同時需要了解其成功之因。相對來說后者更重要，因為它更具啟發意義。在語文規范問題上，程先生的態度為什么每每比正統派顯得更正確？具有深厚學養無疑是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道理很簡單，正統派不乏知識淵博者，而這并沒有使他們產生正確的語文規范態度。俗話說“功夫在詩外”，我們以為，對于程先生正確語文規范態度的形成，以下四方面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其一，保持自我，獨立思考

研讀程著過程中我們發現，程先生許多“出格”言論是在“境外”形成的。例如他所謂“繁簡由之”是1983年在香港發表的（程祥徽，1984）；他所謂繁體字在臺港澳為標準文字是1989年在香港提出的（程祥徽、田小琳，1989）；他所謂把吸納音譯詞說成“污染”“殖民”是亂扣帽子，是1996年在澳門形諸文字的。（程祥徽，1996）當時港澳尚處于英國和葡萄牙治下，政治環境有別于大陸。這是否意味著程先生敢于反潮流，乃因為生活在學術氛圍相對寬松的環境里？不是！我們注意到，港澳回歸后，程先生依然故我，并沒有改變敢于逆流而上的風格。例如自1999年12月20日起，中文同葡文一樣成為澳門正式語文。我國不少學者認為，雖然同為正式語文，但中文地位高于葡文。對此程先生（2005）公開表示反對，指出使用多種正式語文的國度和機構，不同正式語文之間并不存在主次之分。在《語言學：社會的使命》這部文集的后記里，程先生（2003）說：

我一輩子除了讀書就是教書，沒有離開過學校。從剛立足社會起就開始接受二十年之久的不公平待遇，整個青春（從23歲到44歲）在壓抑、無望的境遇中度過。……漫長的歲月培養了我永不羨慕別人而又永不求助于人的性格。……俗話說，人爭一口氣，佛靠一炷香。因此人必須養氣，這話孟子早就說過。右派生涯讓我懂得了“義氣”和“骨氣”，草原生活教我學會“人”字的寫法。經歷了高寒氣候不易傷風感冒，牛羊肉吃多了讓人免生軟骨病，猛烈陽光的刺射可以避免色盲。

可見在語文規范問題上，程先生之所以能夠一再避免集體性失誤，乃因為他堅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從不迷信學界定見、權威舊說、領袖語錄，從不讓那些貌似無可置疑而其實未必如此的東東左右自己的思維和行動。

其二，相信群眾，尊重群眾

或許是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以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傳統觀念的影響，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瞧不起沒文化的人。且不說未出校門的大學生就已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長期在高校或科研機構工作的學者，更往往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為自豪。在十五年前撰寫的《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一文中，程先生（1996）說：

筆者對心靈純潔的大陸學者一向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稱沒有沾染商業氣息的教學單位和文學刊物為“凈土”，且以置身于“凈土”而自豪，仿佛行商就是污穢的行為。他們不敢瞧不起工人、農民，只好把孤芳自賞的情緒放在與商人的對比中發泄出來。

可見對于知識分子的自鳴清高乃至自命不凡，程先生非常反感。在今年發表的《說“潮語”》一文中，論及有關現象時他（2011c）說：

某些語言學家總是喜歡說“規范”，好為人師地指導人們如何正確使用語言，預測語言發展的未來。但是事實卻總是不聽這一套。

由此可知，對于有的學者習慣于指手畫腳和預測未來，他更是懷有難以掩飾的鄙夷。程先生在最近（2011-08-29）的來信中說：

我在港澳也是生活在低層，理解低層人對語言的觀感和要求，理解他們的情緒……

流放青海的二十多年里，程先生一直生活在社會低層，移居港澳后也從未把自己視為高層人，始終對低層群眾保持著由衷的親近、理解和尊重，他在低層群眾面前從不自以為。他（2011b）曾說：

我從不挑剔人家的語病，因為我始終相信，沒有學過語言學的人要比學過語言學的人會說話得多。

正是由于他認為更多場合應當是知識分子 “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毛澤東語），而不是人民群眾離開知識分子的指導，便不知如何使用語言，正因為他相信群眾，尊重群眾，所以對于人民群眾的外來語、網絡語言以及繁體字使用，才有不同于正統派的寬和態度，并進而形成“主導語用規范的是語言使用者”這振聾發聵的觀點（曹德和，2011）。

其三，守中用中，無過不及

我們曾詢問程先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形成高度包容的語文規范觀？程先生（2011-05-23）回答說：“我覺得語言觀與人生觀相連。我受過大苦，做人學會了中庸，不要絕對化，對語言現象也是如此。”可見，以中庸精神指導做人做事，對于其語文規范觀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何謂“中庸”？漢儒鄭玄說：“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第三十一）⑽概言之，中庸乃指“中”之運用。什么是“中”呢？王岳川（2009）認為：“‘中’表征為一個恰切的‘度’，是在面對復雜對象時精確把握事情的‘分寸’。‘中’強調的度既不能過（過分），又不能不及（達不到）。”《論語·子罕》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前述四絕可以說是對中庸境界的最佳表述。關于這四絕，通常的解釋是：“毋意”就是不要總是想當然，“毋必”就是不要一棵樹吊死，“毋固”就是不要固執己見，“毋我”就是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對于作為中國文化精髓的中庸精神，程先生本來就很熟悉，經歷二十多年的磨難，更是大徹大悟。正因為多年來程先生堅持以中庸精神為指導，守中用中，無過不及，所以在語文規范化問題上，能夠不斷有超越同儕的認識和表現。

其四，惟真是求，客觀務實

愛因斯坦指出，同樣從事科學研究，就動機看則存在多種情況。有的人是為了尋找刺激的快樂以及顯示超常的才智；有的人別無他求，只是為了藉此獲取功利；有的人是為了遠離沉悶乏味的凡俗生活和無盡欲望的桎梏，在高雅的精神殿堂中享受純潔寧靜的生活；有的人是為了認識世界，并給予其規律以貼切簡明的描述，亦即為了深刻認識和準確揭示真理。愛因斯坦認為，科學事業之所以久盛不衰，主要因為有后兩種人支撐，尤其因為有第四種人起著中流砥柱作用。（愛因斯坦著，許良英等編譯，1976）多年前在給弟子的信中，程先生曾談及對于科研的理解，他說：

從事學術研究，第一要求真，追求學術真理。第二要求深，要有深度。第三要求新，要有創新。真、深、新，這三個我們都應該追求。但如果要講它的重要性，那真是第一位的。如果不真就毫無價值。然后再談深，最后追求新。真、深、新，不能倒。（張建華，2011）

通過以上心跡坦陳可知，程先生屬于愛因斯坦所說的第四種人。怎樣做學問亦即如何處理學術問題與為什么做學問亦即治學動機有著直接而緊密的聯系。大量事實表明，只有惟真是求，把真理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才會聞過則喜，從善如流，始終保持學術體系的開放性，并在不斷“聞過”和“從善”亦即不斷“證偽”（波普爾語）的過程中，使之日趨合理穩密。從程先生審時度勢，將起初的“不強行制止方言”（程祥徽，2005）調整為后來的“善待方言”（程祥徽，2010）再進而定位為“保護方言”（程祥徽，2011a）；從他愉快接受友人劉惟裘意見，將為鼓勵港澳人大膽使用普通話創造的所謂自以為是說普通話，調整為：入門前自以為是，不怕嘲笑；入門后自以為非，不斷提高⑾，（程祥徽，2000）等等，不難看出，程先生那“寬和”“靈活”且“極富人情味”的學術體系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向合理完善。程先生注意到，事理與現實往往不盡吻合，在此場合不可只認死理而無視現實。例如，對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漢字簡化，學界一直存在爭議，程先生認為，對屬于自源文字(self-initiated script)的漢字，以運動形式進行大規模整理，是否妥當可以討論，（2011c）但同時必須看到，漢字簡化已成歷史且不可逆轉。在孩子已經出生的情況下，喋喋不休地嘮叨他是否應當來到這世上，不免迂腐；合乎人情的態度是把孩子帶好，并處理好他與家族其他成員的關系。（程祥徽，1992）在事理與現實存在沖突的情況下，如何妥善處理二者關系，力求考察事理時避免認死理，能夠正視現實以及過去事件形成的歷史背景；強調現實時避免過于實用，以致拒斥事理角度的反思，拒斥歷史事件的經驗教訓總結，⑿對于 9 語文規范研究者來說，乃是經常面對的考驗。應當說在此場合程先生總是處理得很“中庸”，很得體，這對于其正確語言規范態度的形成，顯然亦起到重要作用。

四 見賢思齊，建立寬和靈活且極富人情味的語文規范觀

《論語》曰“見賢思齊焉”，我們前面以存在爭議的三個語文規范問題為例，就程先生所持態度、相關意見以及思想基礎進行了考察，便是基于“思齊”目的。張載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不得見圣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里。”（張載著、章錫琛點校，1978）意思是，能否以虛懷若谷的態度，不斷調整內心世界，進而奠定正確的思想方法基礎，乃是能否成功治學的關鍵。可見，向程先生看齊，主要是學習、領悟和把握其思想方法。易言之，是應當像他那樣，建立正確的語文規范觀。我們以為，如果大家贊同應將建立寬和靈活且極富人情味的語文規范觀作為努力方向，那么，以下四點乃是需要予以認真考慮的：

1.與時俱進，調整不盡全面準確的學術觀點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通過實踐的反復檢驗，多年來被學界普遍認為無懈可擊的某些語言學觀點，嚴格推敲地說，是不盡全面準確的。這些觀點包括：

a.語言是最重要的思維和交際工具； b.語言需要保持純潔；

c.語言運用必須符合語言組織規律和約定俗成要求； d.語言必將走向統一；

e.文字是最重要的輔助性交際工具；

f.表意文字必將為表音文字所取代； ……

之所以說以上觀點不盡全面準確，原因在于：a對語言多功能性認識不足，沒有注意到語言同時是文化載體、娛樂手段、情感依托，等等。（王蒙，2008）b乃是索緒爾“同質說”（theory of homogeneity）影響的產物，它忽略了每個人的語言都是以“語庫”(repertoire)形式存在，語言表層時刻處于變異迭出的運動狀態（徐家楨，1986）；c把語用規范與語言規范混為一談，張冠李戴（曹德和，2006）；d就直接原因看是受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⒀⒁題》中有關預測的誤導（伍鐵平，1989），就間接原因看則是受關于未來社會的烏托邦設想的影響；e對漢字其他貢獻關注不夠，沒有看到它同時是華夏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精神支柱（程祥徽、田小琳，1989）；f沒有注意到有些文字由表意向表音發展，乃因為記錄的是形態語言，前述演變有助于準確反映形態變化；漢語為非形態語言，且單音節語素同音現象嚴重，對于它來說表意文字屬于最佳匹配；所謂表意文字必將為表音文字所取代，存在以偏概全之弊（程祥徽、田小琳，1989）。

以上觀點多年來一直被學界視為行動指南，其片面失當之處或多或少給我們的事業帶來負面影響。在推進語文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走過的彎路，蒙受的損失，與此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例如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可以說語言學界普遍缺乏保護方言意識，這與只看重語言交際價值而忽視其文化價值顯然是有關系的；一些學者對作家所謂“玩語言”說法反感之至，（王蒙，1993）對青少年的網絡語言大加撻伐，則與忽略語言既是交際工具又是娛樂手段不無干系。又如不少學者一直視音譯詞之類語言變異為雜質污垢，這與他們堅信“純潔性”乃是語言生命之根有關。再如有的人在語文規范評判上一再鬧出先否認后追認的笑話，即因為沒注意到語用規范與語言規范的區別，以語言規范為標尺考察語用。面對新生語用現象，不看效果而看是否符合語言規范；因為剛出現未用開，不符合語言規范要求，便判定為語病；后來逐漸用開，且復現率很高，則根據語言規范判定不是語病。其實無論起先的否定 10 還是后來的肯定都存在越俎代庖的問題，因為始終是拿語言規范評論語言運用。還如自1957年起，我國報刊上一再出現“統一祖國語言”“向漢語靠攏”等口號，同時不斷擠壓少數民族語言生存空間；（楚倫巴根，1981）一些學者認為，“由方言單語制向方言與民族共同語的雙語制，再向民族共同語的單語制發展”乃是漢語發展必然軌跡，并總是欣喜地看待方言萎縮，即因為相信，斯大林的語言大同論必將成為現實。還如上個世紀推行簡化漢字，我們用同音替代法淘汰不少生僻地名用字，結果給地理文化保存乃至歷史文明維護造成損失，（李宇明，2004）而這與忽略漢字文化價值顯然有著因果聯系。另如上個世紀的漢字簡化，一些細節處理倉促草率缺乏合理性，總結教訓乃因為不少人認為，簡化漢字屬于過渡字體，無須較真，而正是所謂表意文字將為表音文字所取代，使得他們產生如此想法。

前面提到的一直被視為無懈可擊的觀點，是在過去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身處今天歷史環境求全責備是違背歷史的。但隨著歷史的演進，在發現其片面失當之處的情況下，則應及時加以調整。因為墨守陳規，膠柱鼓瑟，同樣不是正確的歷史態度。

2.審時度勢，糾正有違時代特點的管理方式

中國由于擁有地理、自然、經濟、社會、人文乃至文字等得天獨厚條件，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里，一直保持著疆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高度統一。這不僅使中國有過漢唐盛世的輝煌，迄今保持著泱泱大國的雄姿，而且亦使民眾具有很強的全局觀念、集體意識和忘我品格、犧牲精神。正因為如此，中國人特別是其掌權者，不僅推崇“大一統”，而且習慣以“大一統”方式處理問題。“大一統”的“大”意指“張大”，“一統”意指“統一”，“大一統”亦即擴大強化各方面的統一。錐子沒有兩頭快，搞“大一統”有它的好處，最近歐美爆發嚴重經濟危機，而中國風景獨好，這與其“大一統”體制不無關系；但搞“大一統”也有它的弊端，主要是它過度強調統一性而忽視多樣性，為維持統一性而鉗制乃至扼殺多樣性。如何處理好統一性和多樣性的關系，做到既統一又多樣，“和而不同”，乃是當前改革的重要課題。“大一統”弊端在我國語言文字管理中亦隨處可見。克服弊端首先得看到弊端，而能否看到取決于是否具有反求諸己的精神。去年夏天廣州發生“粵語**”，盡管程先生認為**掀起者應負主要責任，但同時認為：“必須從語言學理論上加以探討，從根本上尋找根源，糾正錯誤的做法，促進社會的和諧。”（程祥徽，2011a）這里體現的就是反求諸己的精神。遺憾的是，許多更需要具有這種精神的人恰恰最缺乏這種精神。孫中山曾告誡：“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且不說當今周邊世界，反對專制的民主運動此伏彼起，族群意識空前高漲，分眾服務方興未艾；中國國內也在努力改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溫家寶語），朝著“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江澤民語）、“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毛澤東語）的方向邁進，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國語言文字管理方式，其中已經暴露大一統弊端的部分，理應順勢而為加以調整。比如影視作品中的方言使用，有關部門似乎應當停止濫發不得人心、說了白說的文件，讓老百姓手中的旋鈕和遙控器，對其實施控制和引導。

3.順應民意，滿足社會各界的合理要求

2006年歲末，伴隨中央大政方針的調整，國家語委決定將構建和諧語言生活作為當前語言文字工作的新目標。（李宇明，2007）能否將普通話與方言、簡化字與繁體字關系處理好，對于能否順利實現新目標具有決定意義。自從2004年元月杭州電視臺創辦方言新聞節目《阿六頭說新聞》且一炮打響，南京、濟南、成都、重慶、西安等城市紛紛跟進，如今此類節目已遍地開花。有人批評這樣做不合法（邵培仁、李雯，2004），此說不妥。《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六條規定，“經國務院廣播電視部門或省級廣播電視部門批準”，播音用語可以使用方言，各地開辦方言新聞節目都履行了審批手續。那么是否合理呢？“理”包括事理和情理，事理的討論已經很充分，而情理的討論似乎關注不夠。所謂情理是指人之常情，亦即老百姓內心普遍存在的情感傾向和情感判斷。各地開辦方言新聞以來，收視率很高，便是情 11 理反映。因為老百姓收視方言新聞絕非基于事理分析，他們并不了解，不同新聞內容（國事新聞還是民生新聞）、不同語言形式（普通話還是方言）、不同興趣愛好（關心天下大事還是身邊瑣事）之間存在雅俗之分，雅對雅、俗對俗乃屬理想匹配；他們純粹根據情感傾向決定取舍。胡總書記曾要求：“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既然老百姓喜歡方言新聞以及其他方言節目，那么語言管理部門和語言研究者，就應尊重和順應民情，運用掌握的行政權和話語權，精心呵護它而不是粗暴打壓它。繁體字的規范問題，程祥徽（2004）、黃德寬（2004）、費錦昌（2004）等學者多年前就已提出，但沒有引起重視。原因在于，有些掌權者認為繁體字屬于落后文字，加以規范乃是遷就少數人。（林炎志，1995）以上看法似可商榷。文字是工具，工具的價值體現于適用與否。考察適用與否需結合具體用場，對于文言來說繁體字較為適合，對于白話來說簡化字更為可取。二者各有所長，相互補充，談不上誰比誰適用，更談不上誰比誰先進。至于繁體字使用人數，僅臺港澳就達兩千多萬，大體相當澳大利亞整個國家；如果加上大陸需要認讀繁體字的文科大學生，以及海外的繁體字使用者，等等，總數更為可觀。因為有幾億人使用簡化字，而忽略幾千萬人的需要，是沒有道理的，這有違后現代重視分眾利益的潮流。堅持推普大方向的同時，給方言留下生存空間；提升通用漢字規范水平的同時，認真解決特用漢字的規范問題，“正確處理好語言文字主體化和多樣化之間的關系”（許嘉璐，1998），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建構和諧語言生活的新目標。

4.知行結合，摸石過河過程中努力推進理論研究

理論是實踐的前導，理論研究任何時候都不可放松。對于語文規范來說，亟待深化的理論課題為數不少。誠如胡明揚（1987）、侯精一（1994）、劉叔新（1995）所言，上世紀五十年代確定的普通話定義需要再斟酌。該定義至少存在四方面問題。其一，偷換概念：“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這句話，本來是說北方話是普通話的基礎，（羅常培、呂叔湘，1980）后來被理解為針對詞匯系統而言；其二，缺乏自洽性：詞匯是語法的組織材料，語法是詞匯的組織形式，二者互相依存，“本是同根生”；認為前者來自北方話，后者來自典范白話文著作，不合邏輯。其三，違背事實：被視為普通話詞匯代表的《現代漢語詞典》，其詞條“選自五四以來重要作家的文藝作品、全國性的重要報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一般論著和學校課本”（閔家驥，1981），而非北方話詞匯表。其四，理論上經不起推敲：口語形式的北方話屬于“局限語碼”(restricted code)，詞匯和語法簡略粗糙，（Bernstein，B.B，1964）無力充當普通話詞匯乃至普通話整體的直接基礎，跨越書面語將普通話與口語形式的方言直接掛鉤，導致理論上的漏洞。又如漢字發展規律，李榮（1987）指出，簡化和繁化“這兩種趨勢都是古已有之”。蘇培成（1989）評論時問道：“簡化和繁化兩者之間是什么關系：是有主有從呢，還是平起平坐。如果有主有從，那末哪個為主哪個為從”？他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可是要想做出正確的回答，要做大量的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對于這問題筆者有基于方法論的三點想法，即：考察漢字發展趨勢，a.不可不考慮制約表義形式（包括語音、語法、文字等形式）的普遍規律，b.不可不聯系所考察文字的依存基礎和服務對象，c.不可不注意作為基礎和對象的語言以及該語言特點給予文字的影響。不言而喻，表義形式首先講求表義的明晰性，然后講求用力的經濟性。表義形式的演變不會僅僅受制于經濟性。⒂漢字作為表義形式，其演變不會只受制于經濟原則。通用漢字系統和特用漢字系統的依存基礎和服務對象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在文言基礎上產生，迄今仍以文言為最佳服務對象；前者主要在白話基礎上產生，一直是白話的最好紀錄工具。因為文言始終保持單音詞為主的格局，隨著表義內容的豐富，一詞多義現象日趨嚴重；為減輕詞義負擔以及減少同音現象，在明晰原則作用下，特用漢字通過增加意符和音符而呈形體繁化趨勢；⒃與此相對，由于白話中雙音詞不斷增加，作為其記錄工具的通用漢字出現區別性過量的情況，在經濟原則作用下，通過保留輪廓、刪略構件、起用古字、草書楷化、符號替代等方式，走向形體簡化。⒄概言之，12 簡化主要反映通用漢字形體的演變；而特用漢字總體上不存在這現象，文言盛行的清末以前它主要表現為繁化。正因為如此，裘錫圭（1987）說：“形聲化是漢字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標志，而形聲化就往往是跟字形的繁化聯系在一起的。”并指出，如果把簡化理解為書寫趨于便捷，亦即隨著字體的演變書寫越來越方便，可以認為漢字演變的趨勢是簡化；如果把簡化理解為減少筆畫，則不能認為漢字存在簡化的普遍趨勢。筆者關于漢字發展規律的以上想法未必妥當，提出來是為了就教于方家。根據西蒙(H.A.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學說，以及哈耶克(F.A.von Hayek)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觀點，科學家既無法全面把握對象亦無法準確預測未來，科學研究乃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的過程。鑒于全面把握對象需要借助集體智慧包括論敵的智慧，我們應重視交流，并注意傾聽論敵的意見。在不同觀點交鋒過程中，不要把“學術問題牽連到政治上去，不容學者發表反對意見”（程祥徽，2011c）。伏爾泰（Voltaire）說過：“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將始終捍衛你說話的權利。”（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au bout pour que vous puissiez le dire.）我們應有此涵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障理論研究的健康進行，才能通過理論研究不斷修正狹隘僵化偏激的認識，才能建立寬和靈活且極富人情味的語言文字規范觀。

五 結 語

學術研究從問題開始。問題就是矛盾，包括不同觀點之間的矛盾、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基于反映矛盾的需要，在開頭介紹程先生學術思想以及后來就此展開深入討論時，提到涉及矛盾的一些觀點。其中有的被置于“正統派”名下。正統的學術流派多半帶有保守傾向。有的學者只是在個別問題上與正統派看法相近，多數場合是很開明的，不公平地將其并入正統派，只是為了討論方便。本文提及的發表過保守意見的學者，有些乃是中國語言學界的前輩和巨擘，筆者對他們一直深懷敬意。對其個別觀點加以否定性評析，這使筆者深感不安。而所以沒有放棄，乃因為筆者無法忘記唐蘭（1981）在《古文字學導論·自敘》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在本書里不免要批評到許多學者的錯誤。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輩和密切的朋友。??郭沫若氏曾告訴我：“昔人有一字之師，今人有一語之敵。”不過，治學問而至不敢明是非，還成什么學問。學問本只是求真理。我們找出自己過去的不是，指摘別人的不是，同樣，也愿意別人指摘我們的不是。

筆者多年來一直將其視為座右銘，指引自己做人治學。筆者堅信那些蒙受冒昧評點的學者，對這段話不僅有著更深領悟，而且早已身體力行，因而會諒解筆者的魯莽。最后，姑且套用唐先生說過的話，請發現本文錯誤者，“指摘我們的不是”。

附記：本文構思過程中與曹德和先生多次交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諸多幫助；修訂過程中吸納了沙宗元先生的重要意見，同時亦吸納了馬春華、黎洪、王萍等友人的很好建議，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附 注] ⑴廣義的網絡語言包括：a.網絡專業術語，如鼠標、主板、寬帶等；b.與網絡有關的特殊用語，如網民、觸網、虛擬空間等；c.網民聊天室和電子公告欄上的常用詞語和符號，如美眉、大蝦、JJ、+U等。狹義的網絡語言與前述第三類相對應。本文所說的網絡語言主要指狹義的網絡語言。

⑵程先生認為“一國兩字”是客觀現實，但沒有必要以文件形式加以明確，因為這樣做不利于臺港澳與大陸文字上的統一。（參見《港澳用字》）

⑶胡明揚指出，漢族人并非絕對不能接受音譯詞，難以接受的只是那些表示既陌生又抽象的文化科學概念的音譯詞，對于表示業已熟悉的具體實體的音譯詞，如“巧克力”等，則連小孩都很容易接受。（《關于外文字母詞和原裝外文縮略語問題》，《語言文字應用》2002年第2期）

⑷改革開放后的頭十年，我國每年平均增加新詞語700條（王鐵琨《10年來的漢語新詞語研究》，《語文建設》1991年第4期）；而到后來，隨著社會進步、信息爆炸和網絡語言的大發展，每年新出現的語文性新詞語都在上千條（陳章太《略論我國新時期的語言變異》，《語言教學與研究》2002年第6期）。有違漢語構詞規律的外來詞，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小。《現代漢語詞典》收詞六萬多條，不符合漢語構詞規律的外來詞與其相比可以說是九牛一毫。

⑸美籍哲學家竇宗儀認為：“文化是人們為了實現維持生存、享受生活和尋求生命意義的目的而創造的生活的模式，文化的內涵包括全部的人類生活方式。”（《現代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管見》，《人文雜志》1998年第4期）

⑹這里的“字符”，專指文字所使用的符號，包括意符、音符和記號三種形式。（參見裘錫圭《談談漢字整理工作中可以參考的某些歷史經驗》，《語文建設》1987年第2期)⑺參見程祥徽《草原憶趣》（載《面海三十年》）。

⑻關于“通用層面”和“特用層面”的劃分，詳見費錦昌《論漢字規范工作的層面性》（《漢字規范百家談》，商務印書館，2004年）。

⑼陳煥良曾指出，即便“閱讀簡化字版古書，也必須弄清繁簡字之間形音義的復雜關系，否則就會以今律古，誤解古書。”他認為無論對于整理古籍還是對于學習古代漢語、閱讀古書來說，都必須認識繁體字。即此可知，至少作為中文系大學生，掌握繁體字乃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參見《從〈說文〉看繁簡字的關系》，《古漢語研究》1999年第1期）

⑽許慎《說文解字》云：“庸，用也。從用從庚……”（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70頁）以“用”釋“庸”的合理性，可以通過文字學得以證明。

⑾謝枋得《文章軌范》云：“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程先生所謂學習普通話，入門前自以為是，入門后自以為非，與其似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兩相比較，程先生的說法則更為具體生動。

⑿有學者說：“被忽略的歷史會變成被否定的歷史，甚至導致重演。”這話不無道理。有些可以避免的錯誤而一再重犯，原因之一就是對歷史缺乏必要的反思。

⒀斯大林對世界語言未來前途的預測是：“由于各個民族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長期合作，從這些語言中將首先產生出一些最豐富的統一的區域語言，然后這些區域語言再溶合為一個共同的國際語言”。⒁程先生對語言大同論始終持懷疑態度，在《言語難統一》這首詩中，他說：“書同文字語難同，須待時空始建功。若使殊方無異語，東西南北盡歸中。”明確表示這種情況永遠不可能出現。（《泛梗集》，九鼎傳播有限公司，2008年，第79頁）

⒂“明晰性”與“經濟性”，在我國語言學界存在形異實同的多樣表述。羅常培、呂叔湘稱之為“準確無誤”與“省時省力”，沈家煊稱之為“象似原則”與“經濟原則”，董琨稱之為“區別律”和“簡易律”，金立鑫稱之為“精確性”與“經濟性”。

⒃形聲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僅占18%，在周代金文中占40%多，到東漢《說文解字》中已占80%，在清代《康熙字典》中已達90%。（黨懷興《簡論形聲字產生的幾種途徑》，《安康師專學報》1989年 Z1期）⒄根據劉俊一對3500常用漢字的窮盡式統計，在不包括592個后起字的情況下，筆畫數字減少的占44%；筆畫數字不變的占32%，筆畫數字增加的占24%。（參見《趨易、求別——漢字形體演變的動力》，《青大師院學報》1996年第3期）

[參考文獻] 愛因斯坦著，許良英等編譯 1976 《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

曹德和 2006 《規范度評價根據問題再思考》，《南昌大學學報》第5期。

曹德和 2011 《敏銳率真包容務實——程祥徽先生社會語言學觀點述評》，澳門語言研究回顧與展望及慶祝程祥徽澳門從研從教30周年學術研討會（澳門，2011年10月）。程祥徽 1984 《繁簡由之》，香港三聯書店。

程祥徽、田小琳 1989 《現代漢語》，香港三聯書店。

程祥徽 1992 《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香港《行政》總第16期。程祥徽 1996 《傳意需要與港澳新詞》，《中國語文》第3期。

程祥徽 1997 《“繁簡由之”與港澳用字》，載中國文字學會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字研討會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

程祥徽 2000 《自以為是與自以為非——談港澳普通話教學的新挑戰》，載程祥徽《中文回歸集》，香港海峰出版社。

程祥徽 2003 《語言學：社會的使命〃后記》，載澳門語言學會、中國社會語言學會編《語言學：社會的使命》，澳門文寶印務有限公司。

程祥徽 2004 《港澳用字》，《澳門語言學刊》總第26期。

程祥徽 2005 《澳門中文官方地位之顧往瞻前》，載程祥徽《中文變遷在澳門》，香港三聯書店。程祥徽 2005 《國語、官方語文和正式語文》，《澳門語言學刊》總第29期。程祥徽 2008a 《泛梗集》，澳門九鼎傳播有限公司。程祥徽 2008b 《泛梗集》，澳門九鼎傳播有限公司。

程祥徽 2010 《澳門語言生活三題》，第五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廣州，2010年12月）。程祥徽 2011a 《維護共同語 包容繁簡字》，兩岸統一論壇（澳門，2011年6月）。程祥徽 2011b 《第一次醉酒前后》，載程祥徽《面海三十年》，香港海峰出版社。程祥徽 2011c 《說“潮語”》，載程祥徽《面海三十年》，香港海峰出版社。程祥徽 2011d 《說“繁簡”》，載程祥徽《面海三十年》，香港海峰出版社。楚倫巴根 1981 《堅持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地位》，《內蒙古社會科學》第3期。

費錦昌 2004 《論漢字規范工作的層面性》，載李宇明、費錦昌主編《漢字規范百家談》，商務印書館。季羨林 2002 《清華園日記》，遼寧美術出版社。

侯精一 1994 《推行普通話(國語)的回顧與前瞻》，《語言文字應用》第4期。胡明揚 1987 《普通話和北京話(下)》，《語文建設》第4期。

黃德寬 2004 《對漢字規范化問題的幾點看法》，載李宇明、費錦昌主編《漢字規范百家談》，商務印書館。

李 榮 1987 《文字問題》，商務印書館。

李宇明 2004 《規范漢字和〈規范漢字表〉》，《中國語文》第1期。

李宇明 2007 《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載《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上編，商務印書館。林炎志 1995 《語言文字工作的旗幟》，《語文建設》第8期。

劉叔新 1995 《現代漢語詞匯規范的標準問題》，《語文建設》第11期。

羅常培、呂叔湘 1980 《現代漢語規范化問題》，載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參考資料》上冊，上海教育出版社。

閔家驥 1981 《略談收詞》，《辭書研究》第3期。

裘錫圭 1987 《談談漢字整理工作中可以參考的某些歷史經驗》，《語文建設》第2期。薩丕爾著、陸卓元譯 1985 《語言論》，商務印書館。

邵培仁、李 雯 2004 《語言是橋也是墻——對方言廣播電視新聞節目的疑慮與拷問》，《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第5期。

蘇培成 1989 《漢字研究的新收獲——讀李榮先生的〈文字問題〉》，《語文建設》第3期。唐 蘭 1981 《古文字學導論〃自敘》，齊魯書社。

王 蒙 1993 《符號的組合與思維的開拓》，載王蒙《王蒙文集》第七卷，華藝出版社。王 蒙 2008 《語言的功能和陷阱——在復旦大學“文史講堂”的演講》，《書城》第4期。王岳川 2009 《“中庸”的超越性思想與普世性價值》，《社會科學戰線》第5期。伍鐵平1989 《制定術語要了解和掌握語言規律》，《中國翻譯》第2期。

許嘉璐 1998 《開拓語言文字工作新局面，為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服務——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語文建設》第2期。徐家楨 1986 《談談語言的純潔性》，《漢語學習》第2期。

葉 青 2000 《簡體版古籍的字形處理問題》，《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

張德鑫 2000 《“水至清則無魚”——我的新生詞語規范觀》，《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

張建華 2011 《我與澳門的情緣：程教授把我的身心引進澳門》，澳門語言研究回顧與展望及慶祝程祥徽澳門從研從教30周年學術研討會（澳門，2011年10月）。張載著、章錫琛點校 1978 《張載集》，中華書局。

鄒嘉彥、游汝杰 2003 《當代漢語新詞的多元化趨向和地區競爭》，《語言教學與研究》第2期。Bernstein，B.B.1964 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Their Social Origins and Some Consequences.American Anthropology 66.

第二篇：2012浙江省高考語文作文試寫 《且觀且行》

且觀且行

一撇一捺，大寫一個“人”字；且觀且行，行走在這片土地上。時而停下腳步坐在路邊，欣賞欣賞風景，或為路過的人鼓掌喝彩；時而堅定地一路快跑，向著心中的既定目標努力沖刺：這就是我的人生態度。

每個時代，總有這么一群人，一群孤獨但有著飽滿靈魂的人，他們是我眼中的英雄。我喜歡靜靜地坐著，仰望著他們高大的身影，羨慕且真誠地為他們熱烈鼓掌。

這群人中有這樣一個人，他為了肩負起黑暗的閘門而擁有一顆黑暗的心，他是現代中國最痛苦的靈魂，這個人就是魯迅。我佩服他能棄醫從文，這樣的決定，這樣的改變，只是因為他的一顆熾熱的愛國心，我為他鼓掌；我欣賞他的雜文，那是匕首，那是投槍，直刺國人愚昧的內心，我為他鼓掌；我更敬仰他勇敢而又執著的精神，他敢于揭開長期以來蒙著國人的黑色面紗，大膽地抨擊這個黑暗的社會，我為他鼓掌。如果像魯迅這樣的一群人沖在時代的前頭，那我就先停下腳步，靜靜地坐在路邊，熱烈地為他們鼓掌、喝彩，因為我做不到魯迅那般：無情的揭露、憤怒的控訴、尖銳的批判、辛辣的諷刺、痛苦的吶喊。

這群人中還有這樣一些人，我也會靜靜地坐著，看著，為他們鼓掌。他們如影子般那樣，我始終也沒能看清他們的臉龐，更不用說那個瘦削不堪的佝僂的背影。這一切，只源于我們的不關注，試問，有多少人曾注意過馬路上那些穿著黃色安全衣的清潔工人？又有多少人曾正眼瞧過街道上那些永遠弓著背清掃地面和垃圾的清潔工人？捫心自問，影子般的他們，永遠只在路人的風景中蜻蜓點水般一掃而過，從來都不會成為路人眼中一道獨立而又獨特的風景。而我，感受著他們那影子般的孤獨，無奈著他們那影子般的黑暗生存，體會著他們風里來雨里去的默默的堅定信念。我愿意坐在路邊，感動著為他們熱烈鼓掌。

“人”，不在于做得有多大，而在于站得有多直、有多久。所以，我愿意為一切精神飽滿的人鼓掌。當然，“人”，不僅要站得直、站得久，還得邁開步子堅定地奔跑起來，向著心中的既定目標努力沖刺，勇敢成為別人心目中的英雄。

我要帶著風一樣的速度，像劉翔那樣跨過一個又一個跨欄，直至勝利；我要帶著霜一樣的冷酷，公正嚴明地像包公那般解決難題；我也要帶著雨一樣的輕柔，如春風般吹開每一個人的心靈，如春雨般滋潤每個人的心田，讓人們不再悲傷、痛苦，而是看到生活的明亮與希望；我還要帶著雪一樣的潔白，將自己的青春絢爛的完全開放，永遠保持自己尊貴驕傲的呼吸，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土地上。我告訴自己，我要努力堅定地奔跑。

當我看到體育健兒為國爭光的那刻，我為他們鼓掌，而我也暗暗下定決心，我要在學習這塊我經營的土地上，努力摘取我的金牌；當我看到斷臂天使劉偉能夠用雙腳都能彈奏出如此美妙動聽的音樂的時候，我為他鼓掌，而我也勇敢地在知識的海洋中揚帆起航，充滿信心向著成功的彼岸前行；當我看到吳菊萍這樣的女子不顧犧牲生命張開臂膀接住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為她鼓掌，我知道，我需要這樣一種偉大的精神力量鼓舞我，讓我明白這個社會還有愛，還有無私的大愛，令我在前行的路上快跑著。

俗話說，看得多了，自然也就會了。我想說，當坐在路邊欣賞，為英雄鼓掌之后，我明白，這些英雄足以讓我有了奔跑的沖動，更有了奔跑的力量，甚至有了成為英雄的渴望。如果是這樣，這個社會還會是人人都小心翼翼地珍惜自己的瑣細欲望，為物質和肉體急急奔走嗎？我肯定地說，不會！因為人人都會是英雄，都具有英雄所具有的精華，都有殉道者般的神圣和信仰，都有朝圣者般的堅韌與頑強。

回頭看看身后的腳印，或深或淺，或隱或現：我還清楚地記得這個腳步曾經暫停過，是我為哪個英雄鼓過掌；我也清楚地記得這些腳步曾經奔跑過，是我在努力地快跑。

“人”這一撇一捺，就是在告訴我們，兩只腳應該要一前一后交替進行才可以行走，才可以奔跑；而人這一生，就應該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做一個路邊坐著觀賞鼓掌的人，也應該要且觀且行、且行且觀，做一個勇敢奔跑的人，讓自己奔跑得更明確，奔跑得更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