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訪談｜被查時還追失責前科,退休后也打問責板子…用好問責利劍,山西福建這樣干

訪談｜被查時還追失責前科，退休后也打問責板子…用好問

責利劍，山西福建這樣干

日前，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這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制度建設的又一重要成果。總書記強調：“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出了問題，就要追究責任”。那么，如何才能充分發揮問責條例利器作用，更好地推動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落實呢？今天圍繞這一問題，我們邀請到福建省紀委副書記、監察廳廳長陳善光，山西省紀委常委、監察廳副廳長何青，同各位網友進行交流。陳善光：問責層次由低向高。從廳級干部人數看，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翻了一番；從處級干部人數看，去年是前年的8倍，體現了管住“關鍵少數”的要求主持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各級黨委、紀委堅決貫徹全面從嚴治黨方針，從嚴執紀、嚴肅問責，有力推動了“兩個責任”落實。首先想問一下陳書記，福建在這方面的工作情況是怎樣的呢？陳善光：工作實踐中，我們體會到，責任追究是落實“兩個責任”的重要保證，離開了這個保證，“兩個責任”就會流于形式、成為空談。如何把責任追究做細做實，兩年多來，福建在這方面進行積極探索實踐，我們感到發生了一些比較深刻的變化。

第一是問責方式由軟變硬。以往，問責方式大多是誡勉談話、批評教育，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和組織處理的少之又少。去年，以黨紀政紀處分形式實施問責的人數是2014年的8倍多，今年的工作力度我們感到更是有增無減，做到了該處分的處分、該立案的立案、該組織處理的組織處理，體現了剛性執紀效應。

二是問責范圍由窄至寬。從以往問責以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為主，向其他方面不斷拓展，基本涵蓋了六項紀律范疇。這也體現了問責全覆蓋。

三是問責層次由低向高。從廳級干部人數看，今年上半年就比去年翻了一番；從處級干部人數看，去年是前年的8倍，體現了管住“關鍵少數”的要求。

四是問責人數由少到多。2015年全省問責人數是2014年的6倍多。從今年前5個月的問責情況看，已超過去年總數一半，體現了“問責年”的主題。

在這樣的壓力傳導下，福建省各級黨委、紀委主動履職的意識持續強化、氛圍持續濃厚、行動持續深化，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有了實實在在的支撐。

何青：2015年以來，山西查處黨政領導干部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問題1817件，處理2366人。其中，今年1-6月份，查處問題687件，處理846人主持人：何廳長，2015年山西省紀委共對1520名領導干部進行責任追究。力度是非常大的，您能不能具體給我們談談山西省具體是如何開展責任追究工作的？

何青：大家知道山西省曾發生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管黨治黨不嚴。面對嚴峻現實和艱巨繁重的重構政治生態任務，山西省委班子深刻吸取教訓，主動扛起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堅決貫徹落實中央關于山西工作的指示要求，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中央紀委關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決策部署，深入學習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強化監督執紀問責，取得積極成效。全省各級黨組織通過層層加強責任追究，倒逼“兩個責任”落實，以常態化問責推動全面從嚴治黨，促進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落到實處。2015年以來，山西查處黨政領導干部落實“兩個責任”不力的問題1817件，處理2366人。其中，今年1-6月份，我們查處問題687件，處理846人，責任追究力度持續加大。何青：在嚴肅查處陽泉市委原書記洪發科嚴重違紀問題時，還對其在任期間，為官不為，對班子成員及黨員干部疏于監督管理，履行主體責任嚴重缺位問題作為重要內容進行了審查主持人：請何廳長給我們具體介紹一下。

何青：在具體工作中，我們在強化日常監督，嚴肅問責追責的基礎上，重點圍繞“準、嚴、穩”三個字做文章、下功夫，持續發力，以嚴格的責任追究督促“兩個責任”落實。

第一，我們堅持“準”字為先，著力解決“問誰責”的問題。這方面，我們實行“三措并舉”，通過緊盯“關鍵少數”、堅持“一案雙查”，準確界定責任主體，努力做到精準問責不跑偏。

緊盯“關鍵少數”。緊緊抓住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這個“關鍵少數”，以責任清單的形式準確劃分各級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和領導班子成員間的相應責任，并對各自的責任清單分別進行簽字背書，既明確了具體職責，更將責任固化，確保做到一級抓一級，層層傳導壓力落實責任。比如說我們在嚴肅查處陽泉市委原書記洪發科嚴重違紀問題時，不僅對其存在的嚴重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等問題進行了嚴肅查處，還對其在任期間，為官不為，對班子成員及黨員干部疏于監督管理，履行主體責任嚴重缺位問題作為重要內容進行了審查，并列為主要違紀事實一并予以追究。

認真落實“一案雙查”。我們認真落實“一案雙查”，把問責作為紀律審查的延伸，在調查當事人違規違紀事實的同時，一并調查相關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的履行情況，不斷強化對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和領導干部履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的剛性約束。比如，2016年我們查處了某單位一名處級干部違規大操大辦喪事問題，在嚴肅處理當事人并追究其分管領導責任的同時，針對當事人所在單位一年內連續發生3起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這一情況，我們又嚴肅追究了該單位第一責任人的主體責任，給予該單位負責人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準確界定責任主體。我們在從嚴問責的同時，堅決避免盲目追責，按照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的原則，綜合考慮違紀違法問題發生的時間、范圍、情節等因素，嚴格區分在任領導與時任領導責任，進行責任倒查。不因領導干部工作崗位或職務變動以及退休等原因而免于追責，切實督促領導干部慎重對待手中權力，自覺擔負起管黨治黨的職責。比如，我省某單位黨委書記潘某雖然已經退休，但其在任期間對下屬單位3名班子成員被終審判處刑罰后，未按規定及時給予黨政紀處分。班子成員多次對其督促提醒，仍無動于衷，后在巡視組督促下才組織研究，給予3人相應的黨政紀處分。對潘某嚴重失職問題及其他違紀問題，我們嚴肅追究了他的責任，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降低其退休待遇。何青：2015年以來，我們對28名廳級領導干部、303名處級干部和48個黨組織進行了責任追究主持人：您剛才說的是“準”，那么“嚴”字怎么理解？

何青：堅持“嚴”字為要，著力解決“問到位”的問題。我們堅持失職必究、執紀必嚴，在嚴格問責、嚴肅追責上不斷加大問責力度，做到動真碰硬不手軟。

一是無論干部級別有多高、崗位有多重要，只要發現有失職失責的問題就盯住不放。2015年以來，我們對28名廳級領導干部、303名處級干部和48個黨組織進行了責任追究。責任追究的力度是比較大的。

二是在責任追究過程中，不管涉及多少黨員干部，堅持有責必問、失職必究。比如，省國資委系統僅2015年就有185人次因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落實不力受到黨政紀處分，182人次受到組織處理；10人次因落實監督責任不到位受到黨政紀處分，30人次受到組織處理。我們就是要通過嚴問責促擔責，釋放牽不住“牛鼻子”就要“挨板子”的強烈信號。

三是在把握責任追究的范圍上，堅持做到突出重點的同時全面推進。2014年9月以來，我們把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作為切入點和突破口，先行問責，隨后不斷加強對落實中央重大決策和省委部署要求不力，發生區域性、系統性腐敗問題以及對巡視組反饋和移交問題不整改、不查處情形的問責力度。今年，我們突出對扶貧領域發生的違紀問題加大了責任追究力度，對責任不清楚、問責不到位的，一律不銷號，不斷增強問責剛性。比如，前不久芮城縣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時，在嚴肅查處直接責任人的同時，對相關的42名黨員干部進行了問責。

何青：今年以來，全省采用批評教育、誡勉談話、責令做出書面檢查、組織處理等方式共追究領導干部436人主持人：請您再介紹一下“穩”字。

何青：堅持“穩”字為重，就是要著力解決“怎么問”的問題。在具體問責中，我們堅持慎重穩妥的原則，通過全面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靈活運用各種方式，力求公正準確問責，讓干部群眾確實感到問責是“責罰相當”，收到了良好社會效果。具體來說，就是總體把握主體責任與監督責任同等量紀處理、行使職權與承擔責任相適應等情況，綜合考慮教育與不教育、抓與不抓、偶然問題與反復出現問題、發生問題后報與不報、查與不查等情形，注重運用黨紀處分、批評教育、書面檢查、誡勉談話及組織處理等多種方式，并靈活采取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實行一票否優等手段，確保問責適當、過責相當。比如，2015年7月，我們嚴肅查處了某職業技術學院院長違規邀請同事參加為女兒舉辦的“百日宴”，并收受禮金問題。該院黨委書記身為黨風廉政建設第一責任人，對此行為不僅不提醒、不制止，反而參與其中，送禮2000元，造成不良影響，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再如，在2014年、2015年兩年年度考核中，我們對黨政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發生嚴重違紀違法問題，有2名以上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發生違紀問題受到處分的8個市、10個省直單位給予一票否優。今年以來，全省采用批評教育、誡勉談話、責令做出書面檢查、組織處理等方式共追究領導干部436人。

陳善光：省委主動“領責”，表現在“既掛帥又出征”主持人：通過兩位的介紹，我們注意到，責任的落實在很大程度上，都離不開黨委的主動作為、大力推動，陳書記，福建在這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陳善光：省委主動“領責”，是做好責任追究工作的堅強保證。只有黨委擔責履責，才能守住主陣地、種好“責任田”，才能做到以上率下、層層壓實。

2015年初，省委尤權書記在福州市開展責任制檢查工作中，提出了責任追究的“五條標準”，這五條標準是看有沒有抓加強教育，看有沒有抓制度建設，看有沒有抓“一把手”，看有沒有抓查處，看有沒有抓部署、檢查、落實。這“五條標準”是尤權書記作為第一責任人，結合福建實際，思考、總結、提煉出來的。比如，在抓加強教育方面，省委要求，所有新提任干部都應撰寫任前廉政對照檢查材料，并根據干部管理權限由紀檢機關和組織部門進行審核。但是有些地方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今年2月，通過檢查發現，一個擬提任鄉鎮黨委組織委員的同志撰寫的對照檢查材料敷衍應付，不但其本人被撤銷任職決定，對負有審核把關責任的縣紀委、縣委組織部有關同志也進行了問責。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實踐，這“五條標準”成為我們全省上下推動責任落實的重要抓手、衡量責任履行的重要標準、實施責任追究的重要依據。

省委主動“領責”，表現在“既掛帥又出征”。福建省委常委已經連續七年帶隊開展責任制檢查，特別是這兩年，我們堅持問題導向，實施“點對點”監督，開展“面對面”約談，推動了“硬碰硬”的責任追究。比如，于偉國省長直接約談福州市委班子成員及縣區黨委“一把手”，他在這個約談會上只講問題、只講責任，并督促相關責任人現場認領問題、認領責任。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倪岳峰同志多次約談工作滯后的地區和部門“一把手”及紀委書記，還把約談會開成“追責會”，當場厘清責任單位的責任人，不留情面、問責到底，在全省產生較大震動和影響。何青：必須以“嚴”和“實”的舉措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否則，出了問題就必然要挨責任追究的“板子”主持人：何廳長，剛才您也介紹過了，現在山西在問責的力度、準度、深度上都采取了許多有力舉措，那么現在效果怎樣呢？

何青：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問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們把問責作為重要抓手，通過嚴格的責任追究，倒逼主體責任落實。目前，全省各級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意識明顯增強，全面履行職責能力不斷提高，壓實“兩個責任”的措施更加有力，管黨治黨真正從寬松軟逐步走向嚴緊硬。

以我省呂梁市石樓縣為例。原縣委副書記、縣長嚴重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超標準使用和違規借用車輛縣紀委書記卻不知道，對違規占用辦公用房問題既未予制止，也未向上級紀委報告。2015年初，該縣紀委書記因落實監督責任不力被免職。重新調整紀委書記后，石樓縣紀委監察局切實增強“四個意識”，聚焦監督執紀問責，從嚴落實監督責任，強力正風肅紀，推動全縣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顯著成效。截至目前，縣紀委與各鄉鎮、各單位主要負責人談話406人次；對十八大以來發生在群眾身邊的131件腐敗問題進行大起底；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四風”問題共計17起40人；2015年全縣共結案86件，處分102人，撤職以上重處分31人，移送司法機關7人。特別是嚴肅查處了3名局長、1名鄉鎮黨委書記和1名鄉鎮長。以問責促履責，以追責促擔責的效果非常明顯。

當前，“不擔責就要被問責”越來越成為山西黨員干部的共識。各級領導干部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權力就是責任，責任就要擔當，必須以“嚴”和“實”的舉措擔負起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否則，出了問題就必然要挨責任追究的“板子”。

陳善光：我們將嚴格落實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及抽查核實制度作為細化標準，對全省三類人進行“逢提必查”主持人：陳書記，我們知道，實施責任追究，如何界定責任范圍是前提，福建在這方面有什么做法么？

陳善光：我們感到制度完善“明責”，是責任追究工作的重要基礎。明確了責任邊界，才能做到應究必究、究必到位。一方面，我們構建責任清單、細化責任要求，通過正面清單明確責任；另一方面，我們出臺追究細則、規定追責情形，通過負面清單劃清邊界。這一正一反簡單地說，就是綜合運用正反兩個方面的責任清單，以清單為界限定責、以清單為標準考責、以清單為依據問責。

在正面清單方面，以尤權書記提出的“五抓五看”為標準，我們把它細化成27條具體措施印發全省，重點解決主體責任誰來承擔、體現在什么地方、怎么追究的問題；同時我們下發責任分解的具體方案，點對點鎖定任務、落實措施。比如，在抓制度建設方面，我們將嚴格落實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及抽查核實制度作為細化標準，對全省三類人進行“逢提必查”。這三類人，一個是所有提拔為副處級及以上干部人選，第二個是后備干部人選，第三個是轉任重要崗位人選，這三類人選都要實行“逢提必查”，對不按要求填報的予以暫緩或直接否定。

在負面清單方面，出臺責任追究實施細則，規定了對黨委實行責任追究的4類12種情形、對紀委實行責任追究的3類11種情形，并明確了責任追究的方式、啟動程序和結果運用。我們規定，責任追究的對象，既有黨組織、黨委書記和紀委書記，也有黨政班子成員，還有具體部門的負責人，哪怕是一個科室負責人，也要對本科室的黨員干部負有監管責任，出了問題照樣也要追究責任。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去年莆田市北岸開發區山亭鎮鎮政府發生3名駕駛員套取公車維修費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我們除了追究該鎮鎮長和鎮紀委書記的責任外，對負有監管責任的鎮辦公室和綜治辦負責人也進行了責任追究。陳善光：建立全年全程收集匯總機制，對紀委、組織、巡視機構以及審計、財政、國土等單位發現的各類問題我們進行梳理、初核，吸納到“問題清單”主持人：您剛剛說的用清單來厘清責任，履職不到位就要追責。找準問題才能帶出責任。在具體實踐過程中，福建省是如何找準問責的切入口呢？

陳善光：我們的體會是叫聚焦問題“找責”，這是責任追究落細落小、硬化實化的重要前提。找準問題，就能點到責任追究的“穴位”。我們把責任制檢查作為實施責任追究的有效載體，堅持問題導向、問責推動，實行“兩清單、兩見面”。

一方面，“問題清單提前見面”。從這兩年的實踐看，找問題就是找責任，問題找準了，責任也就找實了。為把問題找準，我們建立全年全程收集匯總機制，對紀委、組織、巡視機構以及審計、財政、國土等單位發現的各類問題我們進行梳理、初核，吸納到“問題清單”。比如，今年從方方面面收集各類線索材料97份，形成針對15個不同單位不同地區的“問題清單”15份。在此基礎上，檢查組帶著這15份清單分別開展對10個地方黨委和5個省直部門黨組的實地核查，并延伸檢查縣（市、區）52個單位、省直下屬單位13個，個別訪談領導干部156名，核查問題一共372個。在經過反復核查、形成“問題清單”后，檢查組提前與黨委主要領導“見面”，這個見面目的有兩個，一是通過溝通，實事求是地找出問題；另一個，則是讓他們主動認領責任，自覺抓緊整改。

另一方面，“問責清單提前見面”。各檢查組根據“問題清單”梳理出“問責點”，特別是深入排查問題背后的責任，并提出問責建議，形成“問責清單”。如果說“問題清單提前見面”解決的是問題準不準，那么我們感覺到“問責清單提前見面”解決的就是責任清不清。通過“問責清單提前見面”這一環節，看三個方面。第一個看問責對象是否準確，有沒有遺漏；第二個看認識是否到位，有沒有觸動思想；第三個看整改措施是否精準，有沒有敷衍塞責。比如，今年我們在責任制檢查中發現，三明清流縣存在違規出借財政資金問題。通過問責見面，縣委、縣政府的主要領導都深刻認識到了自身錯誤和應負責任，縣委書記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并調離崗位，縣長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目前，該縣違規出借資金的問題已部分追究到位。

陳善光：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責任追究就是要抹開面子、敢傷和氣、敢得罪人主持人：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如何使問責做到“較真”，發揮震懾效應。福建省在這方面是如何做的？

陳善光：較真碰硬“追責”，這是責任追究能否成為“撒手锏”的關鍵。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責任追究就是要抹開面子、敢傷和氣、敢得罪人。

一是“戳到痛處”。現在一些黨員干部有一種心態就是，寧愿挨個黨紀輕處分，也不愿被通報；即使被通報了，也要盡量保住“烏紗帽”。在實施責任追究的過程中，我們就抓住這種心態，按照倪岳峰書記說的，你怕什么咱就來什么，多種手段并用，起到警示、震懾作用。比如，福州市晉安區房管局去年連續發生兩名領導班子成員違紀案件，該局黨委書記、局長、紀委書記三人都受到了嚴肅問責，受到免職處理并通報全省，引起了強烈反響；今年初，我們在責任制檢查中又發現該局局長在免職不到一年就違規轉任的問題，不僅當事人被再次免職，相關責任人也受到了責任追究。

二是“直逼根源”。有個省直單位發生了違規借用下屬單位車輛等問題。調查初期，該單位“一把手”對此認識不到位，覺得這是“雞毛蒜皮”。我們在查清問題的基礎上，對負有責任的一連串人員進行追責，直至該“一把手”。那么我們在對這位“一把手”進行誡勉談話后，他不但認清了問題的嚴重性，還做了比較深刻的檢查，表示要更加注重履行好主體責任和“一把手”責任，既管好自己，又帶好隊伍。

三是“較真較勁”。比如，廈門市環保局原主要負責人謝海生，2014年因為管轄范圍內接連發生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責任追究，免去了黨內職務。不僅如此，有關方面還順藤摸瓜、深挖細查，查出他在擔任市環保局領導期間，不但在干部選拔任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還存在著濫用職權，造成國家環保資金重大損失，嚴重違反了黨的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工作紀律。那么針對這些問題，2015年給予謝海生開除黨籍處分，并將他的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

四是“一追到底”。去年，在省紀委的指導和推動下，龍巖市紀委查處了一個鄉鎮衛生院發生的公務接待飲酒醉亡問題，除了直接責任人受到嚴肅處理外，縣衛生局局長、分管副縣長，直至縣委書記和縣紀委書記都受到了責任追究。在這個案例過程中，我們總結出了“一案雙查四問責”的工作方法，也就是既查直接責任人，又查主體責任、監督責任，還查分管領導責任，對責任人員應追盡追、“一追到底”。

何青：特別是要用好再問責這個“撒手锏”。對不問責或問責不到位的，做好再監督、再問責，既追究結果，又追究過程主持人：通過剛剛陳書記的介紹，我們對福建較真碰硬“追責”有了一個非常具體的了解，下面我想請問何廳長，山西省接下來在開展責任追究工作方面，具體有哪些打算？

何青：我們在責任追究工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面對全面從嚴治黨要求，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鞏固、深化。下一步，我們將重點抓好以下三項工作：

一是要進一步加力加壓，持續推進責任追究。一方面，部署安排全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對過去已查處的案件進行“回頭看”，看是否存在應追究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但未追究的問題。另一方面，要對在查和擬查案件認真執行“一案雙查”，注重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線索。特別是要用好再問責這個“撒手锏”。對不問責或問責不到位的，做好再監督、再問責，既追究結果，又追究過程。

二是緊盯三個環節，構建責任追究常態化機制。

抓住首辦負責環節。推行責任追究“首辦負責制”，解決“啟動難”問題。按照“誰查辦、誰建議”的原則，由首辦單位提出問責建議，按照干部管理權限由相應黨組織做出決定。

抓住定性量紀環節。在認真慎重做好責任追究工作時，審理室是負責收口的，必須把好最后一道關。全省各級審理部門要適應新形勢、新要求，不斷轉變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更加突出挺紀在前，體現黨內審查特點。在責任追究定性量紀中，要掌握統一、平衡的原則，一把尺子量到底，防止出現畸輕畸重、忽輕忽重的現象，使這項工作更加規范。

抓住通報曝光環節。點名道姓曝光責任追究情況，增強警示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強化震懾作用，持續釋放執紀必嚴的強烈信號。同時，繼續堅持實行責任追究基本情況逐月通報、逐月分析制度。

三是掌握運用多種問責方式，不斷健全制度創新機制。在責任追究量紀處理中，重點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正確理解責任追究的內涵和政策界限，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綜合運用提醒談話、誡勉談話、組織處理、紀律審查等方式，在責任追究量紀處理中，做到錯處相當，客觀、公正、準確。我們將堅持邊實踐邊總結，推動“一案雙查”制度化、規范化。目前，研究起草了《山西省紀委監察廳“一案雙查”暫行辦法》，對“一案雙查”的原則、程序和要求要做出明確規定。同時，我們將以《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的出臺為契機，認真安排各級黨組織抓好學習貫徹，進一步規范問責相關工作，真正用好責任追究這個全面從嚴治黨的利器，形成責任追究的常態化、規范化。

陳善光：實行有責必問、精準問責，避免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出現“擊鼓傳花”的現象主持人：不久前，《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已正式印發，想請問陳書記，福建省在對接相關要求、進一步推動責任追究上有什么樣的打算？

陳善光：《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重要的制度籠子，也是倒逼責任落實的重要抓手，釋放了利劍高懸、失責必問的強烈信號。習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就必須要嚴字當頭，把嚴的要求貫穿全過程，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那么事實表明抓好問責、強化責任追究，是我們黨自我凈化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下一步，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習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結合問責條例的頒布實施，從三方面深化責任追究。

一是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一方面要做好制度銜接，將責任追究工作納入黨內問責進行通盤考慮，健全定期報告、公開通報、動態評價等機制；另一方面要實行有責必問、精準問責，避免在實際工作過程中出現“擊鼓傳花”的現象。

二是深入踐行“四種形態”。當前特別要落實好第一種形態，更加體現作為體現擔當，切實發揮責任追究“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

三是向基層壓緊壓實責任。重點是要圍繞群眾反映強烈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將責任追究工作向基層傳導、向基層延伸，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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