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健全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和違法違規懲戒制度方面的現狀及建議

關于健全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和違法

違規懲戒制度方面的現狀及建議

律師，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為市場經濟和人權保障提供專業法律服務、促進和維護國家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的群體。

因立法滯后、政策滯后，輿論氛圍不利，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現象突出等諸多原因，司法的效力和公正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通過調研，綜合各界同志的觀點，我們認為律師執業環境面臨以下主要問題：

一、現狀

1、律師在辦理業務中會見當事人難。公、檢單位隨意擴大會見需要批準的范圍，以內部工作為由拒絕律師會見并隨意擴大派員陪同范圍，限制會見時間、次數、人數，甚至不準律師在會見時談案情，濫用批準時間等，這些都嚴重違反了法律精神。

2、閱卷難。法律規定本身存在一定問題，對律師閱卷作了種種限制，一些案卷材料律師根本無法看到。

3、取保候審難。符合取保條件的嫌疑人在律師向承辦機關申請取保后，不做個人工作一般得不到批準，要么就根本不予答復。

4、通信難。承辦案件機關對當事人要求會見律師不予傳達信息，看守所又內部規定信件寄出時間和數量的諸多限制。

5、調查取證難。許多部門濫用權利自制規定將本應對社會公開的檔案資料等規定為僅對公、檢、法公開。因立法原因和作證的意識導致律師辦理民事案件在很多地方根本調取不到證據材料，律師辦理刑事案件只能申請辦案機關調取，而辦案機關往往不予回應或拖延不辦。

6、聽取律師意見難。我國律師缺乏與法官、檢察官進行平等溝通的條件，司法機關辦理案件，應當聽取代理律師的意見，但現實中司法機關的經辦人員基于種種原因往往不愿聽取律師意見。

7、投訴難。司法機關不執法或不尊重律師投訴后基本都得不到處理。

8、執業風險大，人身安全在很多時候還遭到威脅，律師偽證罪更是一把懸在刑辯律師頭上的劍，已出現被司法機關濫用。

9、所謂的審限和執行期限在現實中已流于形式。法院有太大的決定權，采用簡易程序的案件，辯論終結等著拿判決文書，左等右等沒有拿到，超過期限后得到法院的通知——轉普通程序，執行期內，經辦法官拖沓不辦，到期了以被執行人口頭承諾等為借口欺騙愚弄當事人十分普遍。

10、司法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現今執業的律師都是通過律師資格或司法資格考試，系統學習過法律和因為工作、競爭需要還在不斷學習的專業人員，而法院的法官和檢察院的檢察官們，因為歷史的原因，國家以前更多地考慮了他的政治素養而忽視了司法工作需要的知識涵養及專業技能，大量安置了一些非法律專業人員，加上體制設計的原因授予他們太多的權利和行業本身沒有相應的競爭機制，甚至出現了許多對基本法言法語都不懂的法院、檢察院領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法律的正確理解和執行，同時，這種職業素質的差異進一步導致律師執業的艱難。

11、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殛待加強。一方面是政府守法的表率作用從未體現，法律的尊嚴遭到以政府執法部門為首的隨意踐踏，二是教育體制中對國民守法教育滯后，很多媒體在做報道中都經常犯常識性錯誤，三是不守法的成本沒有得到很好體現。

12、法律服務主體十分混亂。當前除律師從事著有償法律服務外，還有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公、檢、法、政府其他部門退休的人員和大量社會大眾公民打著關系旗號違規有償代理案件。黑律師、假律師、律師事務所私設的分支機構充斥各級法院和看守所等的周邊，嚴重破壞了法律服務市場公平有序的秩序，損壞了律師的執業形象，阻礙了律師業的發展。

二、建議

（一）從立法方面，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

1、清晰界定律師職業的社會定位和應享有的執業權利和義務。通過法規和規章的方式，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律師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與法官、檢察官、警官是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職責屬性。同時，可參照《法官法》和《檢察官法》的立法結構，將“執業律師的權利和義務”列為專章，提升和凸顯律師執業權利在《律師法》法律結構中的地位；要進一步完善律師執業權利，構建符合律師職業特點的權利體系。

2、明確侵害律師合法權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有關部門聯合發文，明確侵害律師合法權益應承擔的法律后果。如對侵害律師合法權益的組織和個人可比照妨礙國家工作人員執行公務處罰或追究行政、刑事責任。

3、取消《刑法》306條。將律師涉嫌偽證罪并入307條，與司法工作人員適用相同的構成犯罪的條件。

（二）從司法體制方面，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

1、在司法體制結構中完善律師執業權利程序保障機制。如對律師行使閱卷、會見和通信、調查取證的權利和在法庭審理階段發問、質證、提出新證據、參加法庭辯論的權利以及代行上訴、代理申訴或控告的權利規定適當、合理的程序，使律師在履行職業責任時都有法定制度使之能夠進行，并對違反該程序的行為有特定的渠道反映并得到救濟。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必要時可就侵犯律師執業權利行為代為提起訴訟。

2、在司法體制結構中設計對違法違規律師的特別處理程序。可就律師違規違紀行為查處設置專門法庭，依法依規作出法院裁決。

3、建立和完善法律職業共同體之間的身份轉換機制，拓展律師進入法官、檢察官隊伍的渠道，為律師執業權利的充分行使創造好的外部環境。

4、與公檢法建立信息交流和協調聯動機制。相關部門要加強與公檢法機關的工作聯系，建立多層次、經常性的溝通機制，互相聽取工作意見和建議；對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建設中出現的突出問題進行調研；對典型侵害律師執業權利的案件聯合督辦，共同處置。

（三）從國家行政方面，完善律師執業權利保障機制。

1、確保國家行政機關為律師權利的行使提供便利、配合、協助與支持的保障，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房地產管理部門、戶籍管理部門、環保部門、民政部門等行政部門向律師提供自己擁有或保存的登記材料或證件材料，供律師查閱或復印等。

2、完善律師參政議政的渠道和機制。通過提高律師代表在人大、政協中的比例、推動律師擔任各級政府法律顧問以及推進政府采購法律服務等方式，促進國家行政機關對律師工作的了解，以政府對律師的尊重帶動全社會對律師的尊重。

3、加大對律師職業的社會保障。進一步理順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參加社會保險的體制。努力加大對律師看病、養老等涉及切身利益問題的保障力度；針對律師行業的納稅主體地位、征稅方式、稅率做出進一步規定和規范，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同狀況和律師行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出臺符合法律服務市場發展實際、符合律師社會定位的稅收政策，以其在全國范圍內促進律師納稅問題的解決。

山東前衛律師事務所 2015年4月12日

第二篇：論健全和完善人民警察的保障和保護制度

論健全和完善人民警察的保障和保護制度

人民警察權益保障是指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受法律保護；人民警察自身權益包括健康權、休息權、名譽權等要依法得到保障。依據憲法和人民警察法規定，人民警察享有行政處罰權、盤問權、交通管制權、強制措施執行權等權利。

為了保證警察權不被濫用，我國各級公安機關堅持“依法治警，從嚴治警”的方針，頒布了《公安機關督察條例》、《公安機關受理控告申訴暫行規定》等法律法規，全面實行警務督察制度，建立健全了警務監督制約制度。對警察工作不滿意，可直接向110或督察部門投訴，已經是家喻戶曉。但是，當人們更多地關注警察執法不公或效率低下問題的時候，卻往往忽略了警察在正當執法過程中自身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目前，人民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無端遭侮辱、謾罵甚至被毆打的現象時有發生；針對民警的無效投訴和惡意控告不斷增多；民警超負荷工作，正常休息難保證，身體狀況欠佳；職級待遇低，心理壓力大等現象，在各級公安機關中也較為普遍。如何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權益，值得我們思考。

一、人民警察權益保障存在的問題

人民警察的天職，就是保護國家、集體和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同時，人民警察正當的執法權益也同樣不容侵害，這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我們無法想像，人民警察連自己的執法權益都保護不了，連公正的執法環境都沒有，更何談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但在現實生活中人民警察權益保障情況并不容樂觀。

1、暴力侵害日趨嚴重，警察生命權受到威脅。近年來，暴力襲警已成為影響警察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各地公安民警在打擊犯罪、維護治安工作中遭受暴力襲擊傷亡事件的比例大幅度上升。據統計，近20年來，全國因公犧牲的公安民警近7000人、負傷近13萬人。進入21世紀以來，每年犧牲的公安民警不下400人，其中2000年犧牲428人、2001年犧牲443人、2002年犧牲443人、2003年犧牲476人、2004年犧牲492人；而每年受傷的公安民警有6000人左右。襲警是嚴重褻瀆警察執法權威的行為，嚴重威脅了人民警察的生命安全，無論襲警出于何種目的，都應當受到嚴懲。而且，據筆者了解，一系列的襲警案件已經使得某些地方的警察在正當執法時有了沉重的精神包袱，這不能不引起警界乃至社會的高度重視。

2、正常執法受干擾，民警身心疲憊。由于部分群眾不了解公安機關的執法辦案程序，不熟悉公安機關的職責范圍。因此，在公安民警處理問題過程中，當有些人的不當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往往不聽解釋，矛頭直指辦案民警，到處投訴，甚至謾罵侮辱、毆打辦案民警。這種現象在基層派出所辦理的民事糾紛和毆斗案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有的傷者家屬無理要求派出所為其墊付醫藥費，達不到要求就大鬧派出所，指責和投訴辦案民警。據上海市公安部門統計，僅1999年，上海公安民警在執法過程中有272人被打、被傷害，其中65人構成輕傷，207人為輕微傷；民警受到不同程度的誣告或失實舉報有797起，民警人格受到不同程度侮辱的達4．75萬人次，令人觸目驚心。在一個整體法治水平還相當不夠的社會現實面前，警察在解決民事糾紛的辦案過程中，遇到不明真相的群眾，常常要忍辱負重。委屈和冤枉的長期積累給為數不少的警察造成較大的心理壓力。

3、無效和惡意投訴多，民警工作積極性受挫。群眾對民警中存在的執法不公、耍特權等現象進行投訴，可以監督和促進我們公安工作的開展。但近年來無效和惡意投訴不斷增多，對公安工作非但沒有起到促進和監督作用，反而帶來了消極的負面影響。如夸大事實不如實反映真實情況，自己不理解、不配合反而投訴公安不作為，動輒向市局、政法委、市政府甚至上級等單位多方投訴，個別人還利用投訴誣告民警等，帶有明顯的偏激和苛求心態。從查證情況看，大多數案件并非公安不作為，而是因為證據不足，或按法律規定屬自訴案件，或得不到當事人的配合致使案件無法查破。每次投訴一來，民警不得不放下手頭工作，寫出答復供上級機關參考，耗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面對投訴，公安機關從上至下都存在一個“怕”的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對政治思想工作研究得不深刻，對投訴現象缺乏預見性和正確認識，造成主管領導一見投訴便覺得基層單位治安管理不好，隊伍出了問題，甚至在對投訴內容尚未進行查實的情況下就已經定了基調，使民警受到不白之冤或委屈，極易產生“多干活多挨罵，少干活少挨罵，不干活不挨罵”的消極思想，嚴重挫傷了民警的工作積極性。

4、正常休息難保證，民警健康狀況堪憂。超負荷勞動在公安機關帶有一定的普遍性，基層派出所民警更是如此。國家規定公務員的標準工作時間為每周40小時，但在基層派出所中，即使是工作較為規律的內勤也在50小時以上，至于責任區民警和治安刑偵民警值夜班、雙休日不休息更是常事。大量的中心工作、階段性、臨時性工作和不確定的工作時間，使我們的民警長期處于超負荷的工作狀態，由此帶來的健康問題令人擔憂。據報載，2000年，沈陽市公安局對1524名交警、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對刑警大隊160名刑警和天山分局刑警大隊114名刑警的健康情況進行了體檢調查，發現患病人數分別為1486名、125名和89名，占三個地區總體檢人數97．5％、78．1％和78％。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民警還處在亞健康的情況下與各種違法犯罪作斗爭，這是誰也不想、也不愿看到的，但事實是不可否認的。

5、職級待遇偏低，民警思想壓力大。和政府的其他公務員相比，公安機關民警的職級待遇普遍偏低，是不爭的事實。以一個市級公安機關為例，一萬多人的民警隊伍是一個局級單位，而政府的其他局級單位，多的一百多人，少的才幾十人。晉升職級時，又要按照同樣的指標和比例，公安民警就必須排隊才能晉升。按照國家公務員條例的規定，科員滿三年，既可晉升副科級待遇。但在民警隊伍中，科員滿十年而未晉升副科級的大有人在。職級待遇偏低，不僅直接影響到民警的工資、分房等待遇問題，而且給他們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壓力。當他們與政府的其他公務員相比時，總覺得不如別人，來自社會、家庭等方面的壓力，給民警的思想背上一定的包袱，影響了民警的工作積極性。

二、人民警察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原因

警察是和平時期唯一擁有強制力的人，可為什么在我國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僅對警察缺乏敬畏，甚至敢公然地辱罵、誹謗、毆打警察。如果說，嚴重的刑事犯罪嫌疑人為逃避法律追究、抗拒抓捕，會負隅頑抗攻擊警察，可以被認為是警察這一職業的風險，任何國家都難以避免。那么，出現群眾動輒傷害、侮辱、誹謗執法警察，公然向警察挑釁、示威的現象，就需要我們對我國警察的執法權益保護現狀進行深入地反思了。

筆者將當前人民警察執法權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歸納為如下幾點：

1、從目前公安工作的宏觀社會背景看，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由傳統的農業與工業二元社會向現代的工業社會轉變，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人治向法治社會轉變，各方面深入進行的改革其實質就是權力和利益的調整和再分配過程。在轉型過程中，涉及廣泛而深刻的利益調整和利益沖突。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利益的沖突與矛盾的尖銳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會暴露出一系列突出的社會問題，社會治安形勢將日益嚴峻。總之，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有多種多樣的矛盾，這些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都是社會治安的消極面。

在社會轉型期理應加強對社會的控制，而進行社會控制，維護社會治安，公安機關責無旁貸。所以與以前相比，公安任務日益繁重，危險系數日益增高，公安機關面臨著各種各樣前所未有的困難。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公民的素質日益提高，民眾普遍具有了權利意識，當然對公安機關與人民警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社會的發展也對公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二者之間形成一對矛盾，有時這種矛盾局部激化，便有可能發生忽視、無視甚至傷害人民警察正當合法權益的事件。

2、法律尚不健全，民警執法和自身權益難保障。國家有關警察執法權益的立法不完善，缺乏完備的、操作性強的保護民警正當執法權益的法律法規。雖然在《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關于人民警察在執行職務中實行正當防衛的具體規定》等一些法律規定中能找到“警察執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的相關內容，但現行法律法規對于民警執行職務時的相關保護性條款還不夠有力，有關規定較為籠統、原則，缺乏對保護警察執法權益的具體內容設計，沒能對侵犯警察執法權益的人構成威懾。由于對侵害警察執法權益的行為人少有制裁，行為人對警察缺乏畏懼，侵害行為不斷出現也就不足為奇。據不完全統計，2000年以來發生在上海的暴力襲警、暴力抗法案達1200余件，然而此間該市檢察機關受理的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此類案件僅為227件，這意味著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僅占 19％。

在英國、法國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相關法律中，對侵害警察執法權益的違法犯罪活動及其制裁措施，都做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如英國警察法集中規定了五種侵害警察權的犯罪，即毆打警察罪、妨礙警察執行公務罪、冒充警察罪、非法持有警察衣物罪和挑唆不忠罪。在一些國家，“侮辱警官”也是一條罪狀。相比之下，我國對警察執法權益的法律保護遠遠不夠。刑法只是把警察在執行公務中受到暴力、威脅阻礙歸入一般的“阻礙國家公務人員執行公務”的妨害公務行為之中，不曾考慮警察職業中頻繁遭受的其他形式的人身和財產方面的攻擊。在其他有關法律中也缺乏具體保護警察執法權益的規定。

3、警察職責定位不準，也是民警合法權益易受侵害的原因之一。在中國，警察的權力似乎很大，無所不管，一些受過各種司法處理的人甚至直接把警察稱為“政府”。“有求必應”的承諾將警察的工作范圍劃得很寬。而警察并非神仙，能力有限，職權有限，許多問題不能“迎刃而解”。尤其在大量的群眾求助中，警察往往不能給群眾以滿意的結果。比如，一個人病倒在街上，警察聞訊而至，將其送到醫院使其脫險平安，問題似乎已經解決了，然而事實上遠沒那么簡單。當遇到醫療費支付困難時，當其親友不能及時趕到護理時，當醫療部門不見錢不給搶救時，都使我們的民警左右為難，糾纏其間，不能脫身。若這時又有案發現場需要出警時，就可能會延誤時間，使群眾不滿意，因而群眾就會投訴警察誤警，我們的警察有苦難言。另一方面，隨著近年來社會生活中利益關系的調整，各類矛盾比較突出，不少地方政府把公安機關看作是貫徹工作的有力保障，認為只要警察出馬，一切問題就能解決。因此，無論是清理“亂擺賣”還是“計劃生育”工作，都要求警察出動。這樣極易造成警民關系對立，往往在這種場合，容易發生民警被辱罵、圍攻和毆打的現象。

4、從自身因素上看，公安隊伍數量龐大，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執法為民觀念淡薄，依法執法和依法維護自身執法權益的能力不強。現實中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執法沒有嚴格的標準和規范的程序。民警在執法過程中，應該怎么做，不應該怎么做，采取什么形式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等都是模糊的，往往直接導致了執法的隨意性，表現為想當然辦事。二是一些民警法治意識不強，不懂、不愿、不能依法維權。甚至圖一時之快，采取“合理不合法”的手段“以惡制惡”。三是個別公安機關領導和民警消極應對依法從嚴治警方針，思想認識不到位，領導不夠重視，一線民警普遍麻痹大意。一些基層公安機關的領導對當前社會治安形勢的嚴峻性認識不足，平時疏忽對民警進行自我防護方面的教育。還有一些地方公安機關的領導鑒于近年來公安機關在武器使用上出現的一些問題，竟然因噎廢食，為避免工作出紕漏、受處理，干脆“馬放南山、刀槍入庫”。執法執勤時不配發、不領用武器警械，留下安全隱患。四是社會輿論的誤導。近年來，一些涉警案件被不負責任的新聞媒體或個人通過報刊、互聯網等途徑傳播、熱炒之后，使警察個人和公安機關的形象受損。在新聞媒體的炒作下，公安機關的良好形象急劇直下，使人民群眾對警察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警民關系趨于惡化，影響了警察與公眾的良性互動。

5、公安機關自身維權意識不強，助長了侵害民警合法權益的行為。長期以來，社會上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即警察乃強者，認為公安機關沒人敢惹，公安民警沒人敢告。所以，一旦民警被投訴、誣告，往往被人誤解和輕視，民警所在的單位也不敢理直氣壯的為民警“撐腰”。因此，一些民警被投訴時，首先想到的是“道理難以講清”，接著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樣以來，民警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把妨礙執法、辱罵、圍攻甚至誣告當成正常現象，根本沒意識到其合法權益遭受了侵害。無形中助長了侵害民警合法權益的行為。

6、從警察的管理上看，也存在不少問題。公安系統內部對警察管理嚴格，注重公安整體形象，忽視警察個體利益。警察受到打罵后，維護其權益的機構首先應當是公安機關。而目前眾多的公安機關并未擔負起這一職責。在隊伍管理上，公安機關過多地強調了管，對警察權益受損的危害缺乏應有的認識。

有少數領導在實踐中自覺不自覺地將以人民滿意為標準操作為以人人滿意為標準。只要群眾一投訴，首先用“有錯推定”式的有色眼光從當事民警方面找原因，生怕事情鬧大影響警民關系，生怕當事人到上級部門上訪、告狀。為求息事寧人，個別地方還特地設立“委屈獎”以贏得群眾的滿意。有的公安機關對警察考核時，以有無群眾舉報決定警察的業績。這樣一些做法，使行為人襲擊警察后不需承擔責任，至多僅是承擔和侵害其他普通主體一樣的責任。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對人們侵害警察執法權益的一種默許。這樣的管理必然導致警察害怕舉報，不愿意給單位和自己“惹事”，害怕“說不清楚”，只能把執法中遭受侵害當作了自己的私事，最終造成對侵害警察合法權益行為人的縱容。

三、有效保障人民警察合法權益的對策

人民警察的合法權益必須得到有效保障，否則，將會挫傷廣大民警的工作積極性，極大的削弱公安隊伍的戰斗力，嚴重阻礙各項公安工作的開展。我認為，要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權益，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改善公安工作的外部環境。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王大偉教授曾經撰文指出，中國是世界上警察與人口比最低的國家，警察的工資最少，工作最辛苦，卻創造了世界上發案率很低的社會治安環境。然而，中國的警察死傷率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偏高，可以說，中國的民警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來換取社會治安的穩定。民警也是人，他們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因此，黨和政府應盡量減少公安機關的非警務活動，避免民警和群眾發生直接的沖突，減少無謂的傷害。同時，要通過各種渠道來教育群眾，提高公民的素質和法制意識。有關部門應加強正面輿論引導，樹立人民警察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社會輿論媒體的宣傳應該多宣揚民警真實的一面，給予正確的評價，以樹立其應有的權威，切不能一味追求轟動效應，對公安隊伍中的個別問題任意擴大化。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認識到治安問題的實質是社會問題，公安政法機關雖然是維護社會治安的主要職能部門，但是社會和人民群眾永遠是維護治安的主力軍。從保護民警的角度出發，每一個公民都應以維護社會治安為己任，和民警攜手，良性互動。

2、加強教育、培養、訓練工作，全面提高民警的執法水平和綜合素質。學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執法、依法維權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法律保障。古語說得好，“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作為執法者，民警如果不依法執法，又如何能讓老百姓守法。連自己的權益都不能依法維護，又如何能維護好老百姓的權益。在新的歷史時期，執法民警應具備熟練的業務技能、豐富的法律知識以及過硬的警察查緝本領，在遇有對抗性行為發生的時候，能夠機智果斷、冷靜沉著、合理處置，以達到保護自己、有效執法的目的。此外民警還應該善于溝通，這樣既可以減少執法者與執法對象之間的對立情緒，做到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實現有效管理的目標，又可以在被圍攻、傷害或是與犯罪分子搏斗時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3、加強公安機關管理建設，改進公安工作，增強對人民警察執法權益的保護。公安機關必須正視警察的執法權益，充分認識到警察是一種職業，讓警察在執業中犧牲自己的利益不符合情理。以大局利益的名義要求犧牲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對警察作為公民的權利的侵害。公安機關對維護警察執法權益的態度及力度同樣影響著公民能否配合警察執法。近年來，公安機關為了更好地實現立警為民，建立了十分嚴格的考核制度。擔心投訴已經成為基層警察及其領導日常工作的重心，而維權工作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投人。這樣的一種執法現狀，積極的方面是，警察增強執法責任心，在打擊犯罪、制裁違法的過程中做到執法有據;消極的一面是，因警察囿于嚴明的紀律，在執法活動中往往變得“軟弱無力”，尤其是遇有無理糾纏的群眾，警察執法畏手畏腳，忍氣吞聲。所以，公安機關應強化保護民警的意識。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者，尤其是一線基層的領導，都要始終堅持從嚴治警和從優待警相結合的方針，進行人性化管理。把民警看作是公安機關最寶貴的財富，他們的生命與健康無上重要，要盡一切力量保證民警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

設立民警權益保障機構，是維護人民警察權益的保證。為了切實保障人民警察的正當權益，維護法律法規的嚴肅性和公安機關執法的權威性，各級公安機關要設立民警權益保障機構，依法受理公安民警在正當執法和執行公務時，受到無理阻撓、圍攻情節比較嚴重的案（事）件；公安民警在正當執法和執法后受到誣陷、誣告或家屬受到尋釁報復的案（事）件；公安民警在正當執法和執行公務時，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侵害的案（事）件（包括受到直接的謾罵，公開威脅恐嚇等）；公安民警的正當執法權益受侵犯或民警的正當執法權益未受到保護的其他案（事）件等。理直氣壯的為民警撐腰，做民警正當權益的保護神。從而建立一種有效的內部“保護”機制，使警察有一個說理訴苦、澄清是非的暢通渠道，以保障人民警察的正當執法權益。可喜的是，這些想法已經引起了許多地方政府的重視。自 2000 年2月28日上海成立全國第一個“人民警察正當執法權益保護委員會”之后，遼寧、江蘇、浙江、云南、寧夏、陜西等地也先后建立此類組織。2002年8月，在全國公安機關從優待警經驗交流會上，公安部提出要在全國公安機關中設立“公安民警正當執法權益保護委員會”，通過各級各類職能部門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等部門的共同參與，發揮應有的功效，可使民警的執法維權工作落到實處，真正為民警主持正義，保護執法權威。

4、完善有關警察執法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加強法律制度建設，積極推動維權立法是保障和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長遠之策。現代世界上許多國家在警察執法權益保護方面的立法已相當完備，自成體系。如美國相關的法律規定，警察在執法過程中，遇有反抗的意圖，有可能發生威脅其生命安全的情況，可以采取包括開槍在內的一系列有效的保護措施。這樣，通過法律將在執法中受到威脅的自衛權授予警察，可以消除由于法律不完備而帶來的一些爭議。警察沒有了后顧之憂，安全無虞，就能夠更好地履行職責。近年來，我國社會各界就是否設立襲警罪和制訂人民警察權益保障法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一切都說明了，要真正地保護好人民警察的利益，就必須有相應的法律規范為依據。立法機關應積極推動修改、完善現有警察法律和制訂特別保護法律的立法程序。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民警應有的權利，為維護和保障民警的執法權益提供最有力的法律保護。

為了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權益，除了完善我國現有法律法規，確保人民警察執法有力外，還要建立和完善警察權益保障機制。有必要制定一部《人民警察權益保障法》，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的有關內容進行修改，增加保障民警健康權、休息權、名譽權等方面的內容。建立一套針對人民警察福利待遇、考核晉升、教育訓練、醫療保障等方面的科學合理的管理機制。使人民警察權益保障做到有法可依，切實可行。以解除民警的后顧之憂，保證正常休息，身心健康，從而增強人民警察的集體榮譽感，充分調動民警的工作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有力的推進各項公安工作的順利開展。

5、加快警察職業化建設，是保障人民警察權益的重要環節。正是因為警察職業化程度不高，職責定位不清，致使警察卷入很多非警務活動，無意中引矛盾上身，造成民警權益遭侵害。加快警察職業化建設，刻不容緩。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一定要按照《人民警察法》規定的十四項職責分工依法履行職責，切實擔負起打擊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責任。政府其他職能部門，也要各司其責，防止事事都要公安民警出動的情況發生。另外，在人民警察接處警方面，在保持高標準嚴要求的同時，還要考慮到各環節的實際情況，看清人民警察現有的能量，切合實際地制定工作計劃和指標，特別要明確接處警的工作范圍和出警原則，從而保證現有的警力主要用于解決應急的重要問題上，防止“揀了芝麻，丟了西瓜”，得不償失。只有人民警察的職業化程度高了，職責明確了，才能在有限的警力下把公安工作做的更好，使人民群眾滿意。同時也使人民警察的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6、堅持嚴格公正執法，是保障人民警察權益的必要條件。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權益，目的不是保護警察執法過程中的過失，也不是與群眾做對，而是為公安工作創造一個良好的執法環境，更好地維護社會治安。我們維護人民警察的合法權益是建立在警察本身無過錯的基礎上。因此，“打鐵還須自身硬”，人民警察惟有嚴格公正執法、依法辦案，才能在維權案件的查辦中避免拔出蘿卜帶出泥事件的發生，也才能使民警的合法權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

第三篇：關于促進人民檢察院在辦理直接立案偵察案件中切實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建議

關于促進檢察院在辦理直接立案偵察案件中切實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看法

律師辦理刑事案件的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問題（司法界俗稱“三難”），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三難”問題的出現和長期存在，不僅極大地挫傷了我市廣大律師辦理刑事案件的積極性，也使許多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為了切實解決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中存在已久的“三難”問題，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六部委關于實施刑訴法的若干規定，均對律師在各階段的會見及相關權利作了明確的規定。特別是針對律師在辦理檢察院自偵案件的偵查階段以及審查起訴過程中的“三難”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03年12月30日頒布了《關于人民檢察院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規定》對如何有效解決上述問題，作出了比較詳細的、有針對性的、操作性強的規定。《規定》的出臺，一定程度上使律師在辦理檢察院自偵案件中的執業權利，有了更為具體的制度保障，它在我國刑事立法的進程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本人認為，在執行國家法律及《規定》上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對律師在辦理檢察院自偵案件的過程中，仍然人為設置種種障礙，“三難”問題在檢察院自偵案件中仍未得到徹底解決。

一、檢察院在辦理自偵案件中違反規定，限制律師執業權利的行為主要表現在：

1、沒有按規定指定專人接收律師要求會見的材料，沒有做好相應記錄，無人負責、相互推諉現象嚴重。

《規定》的第一章關于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第二條中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直接立案偵查的案件，律師提出會見的，由偵查部門指定專人接收律師要求會見的材料，辦理安排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有關事宜，并記錄備查。這就是要求檢察機關在辦理自偵案件過程中，對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要指定專人接受材料、辦理會見事宜并記錄備查，以防止出現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無人負責、相互推諉的情況。然而，在實際的辦案過程中，律師提出會見要求后，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往往以“最近忙得很；承辦人外出辦事不在，回來再通知你；需要領導批準，領導不在家；”??等等這樣那樣的答復拖延甚至變相拒絕安排會見。都沒有指定專人接受律師會見材料，更不用說做好記錄備查了。實踐中，律師申請會見一般都需要兩次或多次才能獲得安排，而且往往有時間和次數的限制；在第二、第三次申請會見時，偵查部門一般都以種種的理由推托阻止會見。

2、沒有按規定的時間及時安排律師會見當事人。

《規定》第3條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偵查部門應當在律師提出會見要求后48小時內安排會見；對于人民檢察院直接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復雜的兩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師提出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偵查部門應當在律師提出會見要求后的五日內安排會見。但從現實來看，有的偵查員少則三五天，多則十天半個月安排會見。這使律師不能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也導致律師在偵查階段“提前介入”這一立法的初衷難以實現。

3、擴大“國家秘密”的內涵，將許多非涉密案件以涉及國家秘密為由而拒絕安排律師會見。

《規定》第五條規定：對于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經過批準。六部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準，對于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準。不能以偵查過程需要保密作為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準。”從而明確了對于 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準。也就是說，對于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檢察院的偵查部門只有依法履行“安排”的義務，而不享有“批準”的權利。但實踐中，我市大多數檢察院的偵查部門往往無限擴大“國家秘密”的內涵，無論案件是否涉及國家秘密均以案件涉及國家秘密為由要求必須經過批準才能會見。仍舊采用《批準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決定書》的形式。這種將律師會見由履行“安排”義務變成“批準”權利，違反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侵犯了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

4、限制甚至禁止律師向當事人了解案情，將“可以”派員在場變成“必須”派員在場。

《規定》第6條明確規定：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時，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況：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犯罪嫌疑人是否實施或參加與所涉嫌的犯罪；犯罪嫌疑人關于案件事實和情況的陳述；犯罪嫌疑人關于其無罪、罪輕的辯解；被采取強制措施的法律手續是否完備，程序是否合法；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其人身權利、訴訟權利是否受到侵犯；其他需要了解的與案件有關的情況。但從實際執行的情況來看，我們很多律師都反映在某些地方的檢察院辦理貪污受賄等刑事案件，即使律師被批準會見，會見權也受到極大的限制。如偵查人員限制談話內容，有的只讓問“在里面怎么樣？還好吧？”等無關痛癢的話，一旦涉及案情，偵查人員便立即打斷律師與當事人的談話，并催促說時間已到。并時不時的警告犯罪嫌疑人不得亂講，警告律師不得談具體案情；律師和犯罪嫌疑人的談話經常被打斷或阻止；禁止律師記錄等等，使律師會見僅僅起到代替家屬探監的作用。另外，會見時，偵查部門往往不分案件具體情況和是否需要，均派員在場，將“可以”派員在場，變成了“必須”派員在場。有些時候即使沒有偵查人員在場，但偵查人員也要將會見的場所選擇在有安裝監控設施的地方，整個談話過程還被錄音、錄象監控之下，使整個會見活動蒙上濃濃的陰影，就連會見的律師也強烈的感覺到缺乏一種基本的安全感。可想而知，這樣的會見顯然是達不到它真正目的的，這樣也使律師會見形同虛設，變的毫無意義。

5、沒有主動聽取律師對案件的意見，即使律師對案件提出意見，承辦人員也大都置之不理。

《規定》第二章關于聽取律師意見第十條和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偵查終結前，案件承辦人應當聽取受委托的律師關于案件的意見，并記錄筆錄附卷。人民檢察院審查移送起訴案件，應當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師的意見，并記明筆錄附卷宗。從這一規定的本身來講，確實充分體現了最高檢察機關對律師意見的尊重，有助于律師在偵查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職能，從而為刑事案件的合法、公正的審判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但從實踐看，溫州地區的大多數檢察院及其工作人員，遠遠沒有做到規定的要求，極少主動的去聽取律師對案件的意見，非但如此，有些承辦人員對律師已經提出的意見不僅不記錄在卷，更甚者把律師的所有意見都棄置不顧，這樣做的結果是，檢察官經常把一些本來存在重大缺陷、不具備起訴條件的案件移送審查起訴，這既浪費了司法資源，同時也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審理、定罪的風險。

二、針對檢察院在辦理自偵案件中違反規定限制律師執業權利的行為，筆者的建議是：

1、檢察機關應當切實轉變觀念，認真積極的貫徹落實《規定》的基本要求。雖然，從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訴訟職能定位上看，雙方存在著對立的一面，但在保證法律的正確適用、維護被追訴人合法權益的方面，二者的目標是共同的、一致的。因此，檢察官應當積極轉變“把律師視為異已，認為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活動就是鉆法律空子，替壞人說話，挑檢察機關毛病”的錯誤觀念，充分認識律師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積極作用。

2、檢察機關應當設立專門接待會見的窗口，派專人統一接受律師的申請和安排律師會見，并做好記錄備查。而不應再叫律師去找具體的辦案人員。這樣既可以避免辦案人的推諉，也可以使辦理結果有據可查。

3、市、縣（市區）兩級檢察機關應嚴格執行《規定》，在規定時限內安排律師會見，對非涉密案件不得以任何借口設置報批程序，并不得使用《批準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決定書》。真正讓律師會見變“批準”權利為“安排”義務。逐步將目前的每個案件都派員在場向不派員在場轉變。真正做到聽取并著重律師對案件提出的意見。

4、檢察院應當設立或指定受理律師投訴的窗口或部門，制定一套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并及時向社會公示。要讓那些怠于履行職責或違反《規定》的檢察人員受到應有的責任追究，真正保障律師依法辦理刑事案件的權利。

5、檢察機關和律師協會之間應當加強溝通，以增進檢察官和律師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及時地溝通雙方有關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和規范辦理刑事案件的工作動態和信息，監督彼此之間的工作；同時，還可以建立一套對刑事法律研討、學習的機制，定期組織檢察官和律師對刑事法律疑難、熱點問題進行討論。這樣，檢察官和律師之間的溝通便得以進一步加強，雙方之間的理解和尊重定會得以增進，《刑事訴訟法》的價值目標也一定會更好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