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抗戰(zhàn)勝利后中共嘗試有償征購地主土地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共嘗試有償征購地主土地

解放戰(zhàn)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在農村地區(qū)發(fā)動和領導的土地改革，主要是以階級斗爭方式進行的，地主土地被無償沒收分給農民。

鮮為人知的是，抗戰(zhàn)勝利后，中共曾經設想以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和平方式進行土地改革，實現(xiàn)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并在一定范圍內進行了初步的嘗試。

中共七大首提以“適當方法”達到耕者有其田 進行土地改革，達到耕者有其田，是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任務。怎樣實現(xiàn)這一任務？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共實行的政策是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共為了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各階層民眾一致抗日，停止執(zhí)行這一政策，代之以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但減租減息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因此這一政策只能是策略性的、暫時的。

抗戰(zhàn)勝利前夕，中共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七大，即考慮以新的土地政策來取代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要在適當的時候，“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毛澤東所說的“適當方法”，顯然不是恢復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應是與這種政策有所區(qū)別的方法。

當時，中共在政治上的基本方針和政策，是在戰(zhàn)后與國民黨合作建國，通過和平的方式參與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中，發(fā)揮自己在政治上的影響。與這種方針政策相聯(lián)系，中共在土地問題上不能不考慮采取相對溫和的政策，以盡可能減少敵對者，爭取各階層民眾的擁護。因此，中共七大實際上就已經考慮在抗戰(zhàn)勝利后以和平方式進行土地改革了。

《五四指示》重視土地改革的“合法性”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頒布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是抗戰(zhàn)勝利后中共土地政策發(fā)生轉變的標志。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黨史論著都認為在這一指示中，中共的土地政策從抗戰(zhàn)時期的減租減息，改變?yōu)闆]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現(xiàn)在學術界已公認這是一種誤解。那么，誤解在什么地方呢？

誤解就在于《五四指示》雖然明確提出了要改變減租減息的政策，進行土地改革，達到耕者有其田，但并沒有提出要以沒收地主土地的方式來達到這一目的。相反，它明確規(guī)定解決土地問題的方式，除了對大漢奸的土地外，一般不是無償沒收，而是要實現(xiàn)有償轉移。

其方式，一是購買，“減租之后，地主自愿出賣土地，而佃農則以優(yōu)先權買得此種土地”；

二是清算地主對農民的負欠，“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負擔及其他無理剝削中，地主出賣土地給農民來清償負欠”。

此外，《五四指示》還提出農民可以在地主自愿捐獻的基礎上獲得土地，“由于在減租后保障了農民的佃權，地主乃自愿給農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二成或三成土地自耕”。

《五四指示》認為，上述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就是中共七大所提出的“適當方法”。這些方法是由群眾創(chuàng)造的，而為中央所批準的。這些方法“和內戰(zhàn)時期在解決土地問題時所采用的方式大不相同”，使用這些方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可以“使農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

因此，《五四指示》具有一個為一般黨史論著所忽略的重要特點，就是它重視土地改革的“合法性”。雖然在它頒布前后各解放區(qū)實際進行的土地改革中，所謂購買、清算、自愿捐獻，大多演變成了變相的無償沒收；雖然中共中央對這種變相的無償沒收，采取了默許乃至實際上支持的態(tài)度，但至少在形式上和名義上，中共中央要求土地改革要以有償的、和平的方式進行，而不能恢復到十年內戰(zhàn)時期的土地政策。

《五四指示》的這一特點，與中共七大關于土地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這就是都認為土地改革要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要與十年內戰(zhàn)時期的方式有所區(qū)別。

《五四指示》制定之時，雖然全面內戰(zhàn)的爆發(fā)迫在眉睫，但中共在政治上的基本方針仍然是爭取和平民主，即使對國民黨發(fā)動的內戰(zhàn)進行反擊，也是為了恢復國內和平。在與國民黨的合作沒有全面破裂的情況下，公開采取沒收地主土地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醞釀

《五四指示》沒有明確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而重視采取“合法”的方式進行土地改革，因此過去的黨史論著認為它有不徹底性。

在這一指示頒布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共中央考慮得更多的問題，是怎樣制訂一個規(guī)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償轉移地主土地的方案，以統(tǒng)一指導各解放區(qū)的土地改革，使它在形式和名義上更具有“合法性”。中共中央的這種考慮，主要是為了避免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勢力對解放區(qū)土地改革的批評，在政治上爭取他們的支持。對于《五四指示》頒布前后解放區(qū)開展的土地改革，他們是嘖有煩言的。由于當時的土地改革，形式上是以“清算”“購買”或地主無償捐獻的方式進行，但在很多地方實際上是變相沒收，因此他們批評解放區(qū)的土地改革過火。

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政治格局中，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勢力占有重要地位，他們的政治態(tài)度往往能夠左右國內輿論，對政局產生一定影響，因此中共中央對他們的批評意見十分重視。

1946年5月3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反映“最近上海、南京、重慶等地接到許多封關于蘇北清算斗爭的信件，眾口一詞，提到過火”。來信者并非敵對我黨分子，而是“多與我方原有好感”。周恩來認為對這種批評要給予重視，并建議“可否在蘇北斗爭方式擇較溫和辦法，以便爭取上層中產者階級”。

對周恩來的建議，中共中央給予了認真考慮。考慮的結果是，在解放區(qū)發(fā)行土地公債，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然后分配給農民；對于土地已經在土改中被沒收和分配的地主，給他們補發(fā)公債。6月27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致電周恩來、葉劍英，把這一設想通知了他們，并要他們向中間派透露。電報說：“中央正考慮由各解放區(qū)發(fā)行土地公債發(fā)給地主，有代價地征收土地分配農民。其已經分配者，補發(fā)公債，如此可使地主不受過大損失。唯漢奸、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特務分子不在此例。你們可向中間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項消息。”

中共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與中國民主同盟解決土地問題的主張是基本一致的。1945年10月，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綱領》，提出：“國家??規(guī)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額，凡超額之私有土地，國家于必要時，得依法定程序征購之，而以漸進方式完成土地國有之最高原則。”中國民主同盟的上述主張，其核心是國家有償征購地主多余的土地，在此基礎上實現(xiàn)土地制度的改革。他們所主張的土地改革，其性質是和平的、有償的土地改革。中國共產黨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出現(xiàn)在中國民主同盟的主張?zhí)岢鲋螅蚨苡锌赡軓乃麄兊闹鲝堉械玫搅藛⑹竞徒梃b。

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具體方案

中共對于有償征購地主土地，提出過一整套具體的方案。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發(fā)布了《中共中央關于研究答復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通告他們中共中央正在研究一種“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并就這種政策的主要內容征求他們的意見。這種“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就是中共中央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的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政策。其具體方案為：

一、地主土地超過一定數額者，由政府發(fā)行土地債券，以法令征購之。

二、地主可保留一定數額的土地，免于征購。其保留數額，根據各地土地的多寡，由各地政府規(guī)定之。其標準大致為：地主每人所保留的土地可等于當地中農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兩倍。

三、抗日期間在抗日軍隊與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務及積極協(xié)助抗日軍隊與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主，其保留土地數額可多于一般地主一倍左右。

四、征購地主土地每戶超過一定數額者，其超過定額以上之土地以半價或半價以下遞減之價格征購之。

五、政府發(fā)行土地公債，交付地主地價，分十年還本。公債基金，由獲得土地的農民付出一部分，政府從財政收入中撥出一部分。農民應付之地價，分十年付清，特別貧苦之農民可分為二十年付清。

六、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財權、人權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

上述方案，最基本的精神是兩個方面： 一是有代價地征購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使土地改革顯得合理合法；

二是在土改過程中適當照顧地主利益，使他們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中共中央認為，實行這樣的土地政策，既能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同時又能給地主以較多的利益，可以使土地問題的解決更加順利，同時還可緩和地主的敵對態(tài)度，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中間人士的支持或者不反對，從而鞏固反對內戰(zhàn)獨裁、爭取和平民主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中共中央提出上述方案后，一方面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征求意見，一方面致電正在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董必武，要求他們對中國民主同盟的有關人士說明這種土地政策的主要精神，并表示“我們很愿意和他們共同研究這一有關一萬萬幾千萬人民生活的重大問題，歡迎他們提供意見，必要時可以與他們開座談會來研究這個問題”。由此也可看出，中共中央在制定這一政策的過程中，非常重視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勢力的反應和評價。

陜甘寧邊區(qū)的試點 中共中央提出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主要是基于政治策略的考慮，即在滿足解放區(qū)農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能夠得到全國各階層民眾，特別是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派的理解和接受，從而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

此外，由于當時國共合作沒有完全破裂，爭取和平民主的機會尚存，中共中央還設想如果能夠國共合作，和平建國，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政策能夠為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農村地區(qū)解決土地問題提供一種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從而在各黨派聯(lián)合執(zhí)政的情況下，也能順利地解決全國的土地問題。

因此，能不能滿足解放區(qū)農民的土地要求，會不會影響和妨礙解放區(qū)正在進行中的土地改革，是中共中央將這一設想付諸實施的關鍵。

但是，當中共中央將這一設想向各解放區(qū)征求意見時，大多數解放區(qū)反應并不積極，有些地區(qū)要求暫緩公布，有些地區(qū)則認為沒有實施這種政策的必要。

鑒于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并沒有迅速將這種設想形成為正式的政策，而只在陜甘寧邊區(qū)的少數地方進行了試點。

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能夠在陜甘寧邊區(qū)進行試點，和這一地區(qū)的地主在抗戰(zhàn)時期與中共建立了一種良好的合作關系分不開。

抗戰(zhàn)時期，這一地區(qū)的開明士紳李鼎銘等人與中共的良好合作，眾所周知。延安地主張永泰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等人的親密交往，在當時亦被傳為佳話。1946年中秋節(jié)，張永泰帶著孫子，擔著兩筐葡萄和桃子拜訪毛澤東，受到熱情接待；后來，他帶著自釀的葡萄酒給朱德祝賀六十壽誕，又受到毛澤東、朱德的親切接見，被留下吃飯看戲。這種良好的合作關系，使得中共在解決陜甘寧邊區(qū)的土地問題時，必須采取更加慎重的態(tài)度。這成為在陜甘寧邊區(qū)開展有償征購地主土地試點的重要推動因素。

1946年9月，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委員會一致通過了試行土地公債的決議。12月13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正式公布了《陜甘寧邊區(qū)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總則規(guī)定：“在未經土地改革區(qū)域，發(fā)行土地公債，征購地主超過應留數量之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之農民，以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對于征購土地的分配方法，條例規(guī)定按征購原價的半數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承購。地價分十年付清，家境貧苦無力繳付者，經批準可予以免付。此外，對于地價的評定、地價超額遞減的計算方法，以及土地公債的來源、還本付息的辦法，條例也作了非常具體的規(guī)定。這就為陜甘寧邊區(qū)開展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試點提供了明確的依據和統(tǒng)一的指導。

《陜甘寧邊區(qū)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公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先后組織了三個工作團分赴綏德、慶陽、米脂進行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試點。對于試點的情況，當時的《人民日報》大都進行了及時的報道。

1947年1月6日，《人民日報》發(fā)表《陜甘寧征購土地法——綏德新店區(qū)試辦成功》的報道，對于綏德的試點給予肯定。報道稱：“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在土地未經分配區(qū)域，發(fā)行土地公債征購地主超額土地分配給農民的辦法，已在綏德新店區(qū)試辦成功。”

1月31日，《人民日報》又發(fā)表《陜甘寧慶陽縣王家村取得試辦土地公債經驗》的報道，對于慶陽縣的試點也給予了肯定。報道稱：“陜甘寧邊區(qū)試辦土地公債，已在慶陽縣高迎區(qū)王家村試驗中獲得成功。”王家村是一個鄉(xiāng)，一共征購了1900余畝地主土地，每畝地價為該地一年至一年半之收獲量。在此之前，該鄉(xiāng)尚有無地或少地農民457人，通過征購地主土地，這些農民每人得地五六畝，“該鄉(xiāng)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已為農民所有”。地主也每人保留了至少九畝土地。其結果，“確實達到了發(fā)動廣大群眾，使所有無地農民得到了土地，不損害富農、中農基本利益與照顧了地主，加強了群眾組織與健全了村鄉(xiāng)政權”。

總的來看，陜甘寧邊區(qū)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試點是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對此，中共中央給予了高度肯定。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關于陜甘寧邊區(qū)若干地方試辦土地公債經驗的通報》中指出：

“最近在陜甘寧邊區(qū)若干地方試辦土地公債結果，證明這是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最后取消封建土地關系與更多滿足無地、少地農民土地要求的最好辦法之一。”

陜甘寧邊區(qū)有償征購地主土地試點的成功，使中共中央認為“用公債征購土地分給農民的辦法，很可在各解放區(qū)采用”。

但當中共中央就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政策再次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征求意見，并準備將它在各解放區(qū)推廣時，政治形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有償征購地主土地設想的放棄

1947年2月27日、28日，國民黨當局分別通知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辦事處，限3月5日前撤離全部人員，同時封閉了《新華日報》。中國共產黨認為這“表示蔣方已經決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關死一切談判之門”。緊接著，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又集結重兵進攻陜甘寧邊區(qū)，并占領了延安。

隨著和談希望的最后破滅，中共的土地政策發(fā)生了變化。為了最大限度地動員解放區(qū)的農民支持和參加中共領導的革命戰(zhàn)爭，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中共徹底否定和放棄了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而代之以激烈的、徹底的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

1947年5月1日，劉少奇在轉發(fā)薄一波關于晉冀魯豫區(qū)土地改革情況報告的批語中，對該區(qū)通過清算斗爭，把地主土地財產全部搞出來，直接、平均分配給農民的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這個報告是很好的”，“晉冀魯豫農民群眾的徹底的革命行動，應給我們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及領導同志以嚴格的、有益的教育，證明我們許多同志對于群眾運動的顧慮、懼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決定上規(guī)定一些限制和阻礙群眾行動的辦法是錯誤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必須迅速糾正才有利于運動。”

那么，哪些辦法是錯誤的呢？批語指出：“對于地主，必須根據全體農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眾的意見來處理，對于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屬地主的照顧，必須是出于群眾的自愿，由領導上規(guī)定要留給這些地主多于中農一兩倍土地的規(guī)定是錯誤的。”這實際上否定了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

劉少奇的批語是一個標志，它表明中共至此完全放棄了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而轉向以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的政策。

抗戰(zhàn)勝利后，中共有償征購地主土地的設想和嘗試，與當時中共爭取與國民黨合作，和平民主建國的大方向是一致的。由于國民黨破壞和平談判，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中國沒有走上和平發(fā)展的道路，因而有償征購地主土地也沒有得到普遍的實施，只成為了中共領導的土地改革歷史上的一段插曲。

第二篇：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閱兵式感后感

今年是中華民族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70年的今天日本代表正式向中國提交了無條件投降的協(xié)議。如今，為了不忘歷史，緬懷先烈，展我軍威，振我中華，我國舉行了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大閱兵。

我懷著無比復雜的心情觀看了本次大閱兵。其中有激動，有感慨，有傷感。但最重要的是我有一顆無比自豪的心。看到國父和**迎接各國領導人和代表，看過各國軍隊的方陣走過天安門城樓，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許這就是萬國來朝的感受吧。這次閱兵的一個特色是各個英雄模范部隊的亮相。我的思緒仿佛又被帶回了那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一個個英雄的英勇事跡像幻燈片般在我腦海中閃過。再看到眼前一個個裝備精良，步伐矯健的士兵們，對比起新中國第一次閱兵的“萬國造”，心中的感慨，欣慰，緬懷之情交織在一起，令我思緒萬千。

而之后緊接著便是各種新型裝備組成的方隊，這次又84%的裝備是首次亮相，當看到我國自主研發(fā)的99A型大改坦克方陣是，我仿佛全身被點燃了般激動。當年武器匱乏的抗日軍隊吃盡日軍坦克，飛機的苦頭。而如今我國自主研發(fā)的坦克各項性能在世界上卻已是名列前茅。裝備方隊最后的信息化方陣更是使祖國有能力，有信心打贏現(xiàn)代化的信息戰(zhàn)爭。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現(xiàn)在這句話說起來更有底氣了，更有自信了。

最后的飛機方陣拉出七色彩煙，武裝直升機擺出70字樣的方陣時閱兵式更是到達了高潮。我激動得站了起來，我注意到觀禮席上的幾名抗戰(zhàn)老兵在閱兵期間從未放下自己敬禮的手。相信他們能看到今天的祖國是如此的繁榮和強盛，一定感慨萬千。

這次閱兵使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國的強大。軍事實力完全可以名列世界前茅。中國有實力打贏任何一場戰(zhàn)爭，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是個好戰(zhàn)的國家，恰恰相反，中國在中華民族抗日戰(zhàn)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之際舉行閱兵式，正是為了挽起世界的手，以史為鑒，不忘戰(zhàn)爭帶來的痛苦，愿和平永遠??

第三篇：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權為何迅速走向崩潰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權為何迅速走向崩潰

內容摘要：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后國民黨政府在三年內就失敗而退出大陸，究其原因各種各樣，關鍵還在國民黨本身存在的問題：政治上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渴求和平民主的旨意，把全民推入水深火熱的內戰(zhàn)中，遭到社會各階層的反對，從而使國民黨政府成為孤家寡人；在經濟上剝奪民眾，構成人民對其深度反感；軍事上出無名之師 “剿共”，再加上國民黨軍隊在戰(zhàn)略戰(zhàn)術上的弱點加速了國民黨政府的垮臺。關鍵詞：國民黨 政權 政治 經濟 軍事

一．為政不仁

1、專制統(tǒng)治，破壞民主法則（1）鎮(zhèn)壓進步民主力量

抗戰(zhàn)勝利后，在國共兩黨之間還有存在著第三勢力，進步民主力量。他們政治觀點非常明確，那就是利用民主手段改造國家政治，用和平手段解決國內政治爭端。但

蔣介石為實現(xiàn)一黨專制，一直準備武力消滅中共勢力并挑起內戰(zhàn)。這顯然與民主力量的要求背道而馳，同時民主力量的種種政治要求與蔣介石的想法也有沖突。這一時期蔣介石利用特務制造的幾起反民主事件，主要有暗殺李公樸，聞一多先生，較場口事件，下關慘案和“一二·一”慘案，并于1947年10月，取締民盟。蔣介石打擊中間黨派等于“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這股政治力量全部推向中共，很快在國統(tǒng)區(qū)形成了愛國反蔣的第二條戰(zhàn)線。

（2）欺壓民眾

蔣介石在軍事上竭力消滅中共，鎮(zhèn)壓愛國民主運動的同時對國統(tǒng)區(qū)人民也加強了法西斯統(tǒng)治，利用大大小小的特務進行恐怖統(tǒng)治，致使農民破產、工人失業(yè)、學生失學、商店關門，民不聊生。

蔣介石發(fā)動內戰(zhàn)給民眾帶來巨大災難。到1947年5月，不堪忍受的民眾在全國更廣泛范圍內掀起“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反對前方打內戰(zhàn)，后方打學生”的抗議活動。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鎮(zhèn)壓，造成了震驚全國的“五二零慘案”，致使國民黨失去民眾的支持和信任。失去民眾的支持和信任的政權是沒有前途的，也是沒有生命力的。

（3）三面開戰(zhàn)

從1946年6月蔣介石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到他退守臺灣，在短短三年內就走上了失敗之路，與他同時在幾條戰(zhàn)線上開戰(zhàn)有很大關系。蔣介石從剛上臺就同時與中共，第三勢力，黨內反動派和地方實力派開打，這一方面與他自身實力認識過高，另一方面說明他未能認清整個世界發(fā)展的潮流。抗日時期，在急需團結一致對付侵略時，他不忘與中共搞摩擦，8年抗戰(zhàn)剛結束，本該休養(yǎng)生息，可他又把三種政治力量當成對手，一種是中共，一種是進步民主力量，一種是人民大眾，三面開戰(zhàn)的錯誤戰(zhàn)略選擇注定了其失敗的必然結局。[1]

2、難以駕馭的國民黨

盡管在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仍掌握了各級國家權力中樞，但國民黨由于自身組織功能的衰敗，已不能承擔任何現(xiàn)代化的使命了。

（1）組織結構落后

就其組織結構而言，國民黨是一個革命型政黨，因此它必須具有完善的組織機構和堅定的政治信念，嚴格的組織紀律。然而，自1927年國民黨成為全國性執(zhí)政黨后，在以黨治國的國策下，它既沒有向法理型政黨轉變，也難以繼續(xù)保持“革命黨”的本色，其衰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2）意識形態(tài)模糊

國民黨的意識形態(tài)信仰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然而國民黨的政策與主義常年脫鉤，三民主義失掉了凝聚國民黨組織的功能，而且1946年后與共產黨內戰(zhàn)的錯誤決策更使國民黨官兵不知為何而戰(zhàn)。由此產生了厭戰(zhàn)避戰(zhàn)和投降心理。當國民黨既不能用意識形態(tài)凝結黨員，其政策又不為下層階級接受時，就失掉了維系組織存在的精神紐帶，其結果只能是自我解體。[2]（3）派系斗爭激烈

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親美派，張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同盟會和中華革命時期留下的右派組織，特務組織cc派等盤根錯節(jié)的國民黨派系及長期的派系斗爭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巨大內耗，也是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內部原因。

（4）自我革新失敗

國民黨衰敗的另一個原因重要體現(xiàn)就是其自我革新能力的喪失。這主要表現(xiàn)為政學系，cc派和黃埔系改革國民黨努力的失敗。當國民黨的一切變革都淹沒在派系斗爭時，卻也注定了其政治衰敗不改逆勢的命運。

（5）全面腐敗

其主要表現(xiàn)在以派系紛爭為主的政治混亂和抗戰(zhàn)勝利后以接收為主的導致國民黨各階層出現(xiàn)普遍和大面積腐敗。對東北地區(qū)接收的政策性失誤使東北成為國民黨最先失敗的地區(qū)。對臺灣接收的政策性失誤，引起臺灣人民的反抗，爆發(fā)了“二二八”事件。再加上日本投降后，整個淪陷區(qū)的接收工作一片混亂，出現(xiàn)無序狀態(tài)。致使淪陷區(qū)的接受連續(xù)遭到三次大洗劫。[3] 接受變成了劫收。暴露出了國民黨內部的大腐敗，為自己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

（6）蔣介石的獨裁

蔣介石發(fā)動內戰(zhàn)后，為了標榜自己的正統(tǒng)地位，在占領張家口后單方召開了制憲國大，通過了偽憲法，他使當時中國的其他民主力量進一步認清蔣介石的獨裁本質，也是內部本已存在的利益沖突更加嚴重，從而削弱了自身統(tǒng)治根基，加速了南京政權的滅亡。

二、為經不濟

蔣介石在中國大陸統(tǒng)治的二十二年里，給中國人民帶來明顯的感受莫過于經濟上的壓力。這一方面是有歷史的包袱的，但更多由于國民黨政策和蔣介石集團經濟決策和具體政策上的失誤，如巨額軍費，四大家族的強取豪奪，最終導致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覆滅。

1、掠奪民眾

重慶政府再接收淪陷區(qū)過程中變相掠奪，兌換偽幣。抗戰(zhàn)結束后，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再加上南京政府的幣制改革和超量征收捐稅田賦，不但稅額很高，而且稅種繁多，稅收十分嚴厲，因此引發(fā)了無數的農民起義和斗爭。這些并非一般政策上的失誤，而是當權者的階級立場和仇視人民的立場所致。

2、四大家族壟斷

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為代表的四大家族，不僅是南京國民政府政權的壟斷者也是中國國民經濟主要命脈的壟斷者。土地革命時期，他們從控制權入手控制財政，把原有的大批官營資本變成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獲得了重額財富。四大家族代表的官僚資本對整個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進一步削弱了蔣介石政權的經濟基礎。

3、財政赤字

龐大的經費需求使國民黨政權左支右絀，這不但包括行政支出和經濟建設，還有南京政府統(tǒng)治集團的奢侈消費，在加上巨額軍事費用，成為國家財政的無底洞。最高的1933年，軍費開支竟占到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如此巨大的軍費開支，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在巨額赤字中度日如年。而要改變這種被動局面的唯一辦法就是加強對人民的剝削。

國民政府抓兵抓夫，橫征暴斂，加上連年天災，耕地荒蕪，造成農作物銳減，不但把廣大農民而且把廣大城鎮(zhèn)貧民推上了饑餓的死亡的絕路，更談不上維持軍隊的大量軍糧。[4]

三．為軍不當

1、發(fā)動內戰(zhàn)

日寇投降，并留下大批武器，加上美國的支持，蔣介石在抗日勝利不到一年便匆忙發(fā)動內戰(zhàn)，這是蔣介石最大的失策。雖然他在軍事上做了充足的準備，但軍隊內部將兵不識、爭權奪利，使“改造人的思想”這一思想備戰(zhàn)無法做到。因此蔣介石的軍隊‘備’而可以戰(zhàn)，但‘戰(zhàn)’而無法勝。[5]

2,、全面進攻

1946年6月底，國民黨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但蔣介石忘了一個基本事實：內戰(zhàn)不得人心，人民不會容忍欺騙和壓迫。在對解放區(qū)全面進攻的八個月由于國民黨戰(zhàn)略失誤，軍事方針不當，加上毛澤東正確的決策、英明的領導，建立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使國民黨損失兵力七十一萬，全面進攻失敗。

3、重點進攻

蔣介石及其身邊的幕僚不了解人民戰(zhàn)爭，也不愿相信人民戰(zhàn)爭，卻過分相信軍隊數量和理論上的戰(zhàn)斗。這是蔣介石軍事盲點所在。進攻延安拿下一座空城；進攻沂蒙山，丟了精銳部隊，迫使國民黨由進攻和轉向防御。

4、重點防御

千里躍進大別山，劉鄧大軍反守為攻，到國民黨分區(qū)防御被各個擊破，戰(zhàn)略要點紛紛丟失。再到三大戰(zhàn)役中共占領平津，國民黨政權主要軍事力量被消滅了。

5,、敗逃臺灣

解放軍進軍全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狼狽出逃。至此，國民黨在中國22年的統(tǒng)治結束了。

綜上所述，從各個方面講，國民黨政權的垮臺是歷史的必然。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國民黨卻違背了人民的意愿，逆歷史潮流而行。因此，必須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并且政黨的政策要能順應民心，而且建立的政府要輪流執(zhí)政來保持清廉。否則，必然失去執(zhí)政權。

參考文獻

[1] □□何虎生.蔣介石傳.下.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版：835頁 [2] □□何虎生.蔣介石傳.下.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版：836~837頁 [3] □□方永剛.蔣介石：從溪口到慈湖.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版：426頁 [4] □□何虎生.蔣介石傳.下.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版：863頁 [5] □□劉紅.蔣介石大傳.下.團結出版社，2001版：1466頁

第四篇：《國民黨為何在抗戰(zhàn)勝利后迅速陷入全國人民包圍中》研究性學習報告

《國民黨為何在抗戰(zhàn)勝利后迅速陷入全國人民包圍中》

研究性學習報告

學校：北京科技大學 班級：機械1011 小組成員：于洋 烏力吉 王小宇 王俊杰 王燕龍 代敏 馮弟瑤 劉丹 孫韻韻 何澤威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1、隨著對歷史進一步的學習，以及步入大學以來中國近代史課程的教育，我們對中國的歷史有了進一步的認知，好奇為何國民黨不能像中國共產黨一樣留在大陸，領導中國人民走向富強。

2、中國近代史課堂恰好給了我們一個學習國民黨敗亡的機會，讓我們各組員聚集起來一同研究。

二、研究方法：

通過一部電影《建國大業(yè)》來引導我們完成整個學習，跟隨故事的發(fā)展，了解國民黨為何敗，共產黨為何贏得全中國人民的愛戴。

三、研究的重點及內容：

1、國民黨對淪陷區(qū)財產的劫收。

2、特務猖獗活動。

3、國民黨內部爭斗。

4、民主運動的興起。

5、國統(tǒng)區(qū)經濟崩潰。

6、解放區(qū)成功的試行了土地改革。

四、研究過程和組員分工

我組分為三個小組，分別向三個方面發(fā)展，將其作為主要發(fā)展方向，輔以其他方面的學習，共同展開研究。

第一組：于洋，王小宇、王燕龍、代敏、劉丹、孫韻韻、何澤威。主要任務搜集各種資料并對其了解。

第二組：于洋，王俊杰，烏力吉，馮弟瑤。主要任務籌備課上匯報工作。對第一組所搜集資料進行研究學習，整理，篩選，匯總成匯報內容。

首先我們小組在開始研究學習之前進行了一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分工事宜及各項活動的事件安排。繼而展開了小組的學習過程，整個過程嚴格按照了第一次會議的安排，各組員積極踴躍，學習興趣高，守時高效。在經過了三天的第小一組的學習任務后，第一小組各成員按時將資料上交，完成了學習任務。期間，一組成員經過了多次討論對學習方向，資料可信度等進行了確認。第二小組繼承第一小組的成果，對學習成果進行匯總，研究，挑揀課上匯報所需資料，提煉大綱，制作演示文稿，演講稿，對課上的報告進行反復演練。其中也包括了對演講技巧的學習等。最終形成了，我組在課堂上精彩的展示！第三組在整個過程中記錄組員學習過程，督促組員完成任務，組織各項活動。

五、資料收集手段 根據學習內容，在圖書館，互聯(lián)網等設施搜集資料，搜集過程中注重資料可信性。真實性，客觀性，典型性，易懂性。

六、學習成果

背景

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百年外侮消除。殘酷的戰(zhàn)爭催生了人們渴望和平的心態(tài)，而被壓抑的中國人的民主意識亦勃然而起。呼吁建立聯(lián)合政府，以民主建國為目標的運動風起云涌。制止內戰(zhàn)爆發(fā)，使中國走向民主與和平，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心愿。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企圖稱霸世界，其全球戰(zhàn)略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扶持國民黨政府統(tǒng)一中國，把中國變?yōu)槠涓接埂ＬK聯(lián)這時也明確表態(tài)不再支持中國共產黨，其原因是此時的蘇聯(lián)并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和國民黨政府抗衡。為了不失去對中國的影響，蘇聯(lián)表態(tài)支持國民黨。另一方面，美蘇也要求國民黨政府必須實行改革。美國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在戰(zhàn)后實行體現(xiàn)其意圖的民主政治。“協(xié)助中國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下達到永久和平和穩(wěn)定經濟，仍是美國政府和人民的堅決的愿望。”

人民的愿望

當我們慶祝最后戰(zhàn)勝敵人的時候，我們不由不想到八年來中國所遭受的痛苦經驗，千萬人民，不論是平民或者士兵，已經蒙受最大的犧牲，而更有其他無數人民則已經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中國的大部分土地已經被敵人侵占而變成荒蕪，價值無數億萬元的公私財產已遭破壞，而且因為敵人侵略及封閉的結果，各階層人民已經遭受到不可描述的貧乏和艱苦。

此時，重建家園，是飽經戰(zhàn)亂的絕大多數人的強烈愿望。

民主活動被鎮(zhèn)壓

較場口血案

1946年2月2日，協(xié)進會等19個團體，定于10日上午9時，在重慶較場口廣場舉行慶祝政協(xié)成功大會，并推選郭沫若、馬寅初、李公樸、施復亮、章乃器等20余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李德全為總主席，李公樸作總指揮。當參加大會的群眾團體陸續(xù)進入會場時，由中統(tǒng)特務組織秘密拼湊的另外一個所謂“主席團”成員登上了主席臺。會場兩側布滿了特務打手。李公樸、施復亮、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和新聞記者及勞協(xié)會員60余人被打傷。這就是“較場口血案”。

李聞慘案

李公樸、聞一多均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zhí)行委員和民盟西南支部負責人。抗戰(zhàn)勝利后，他們經常參加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zhàn)的活動。1946年6月初，他們發(fā)起昆明各界爭取和平反對內戰(zhàn)委員會萬人簽名運動。7月11日晚李公樸在回家途中遭特務暗殺。15日下午，聞一多在出席為李公樸被害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后，回家途中，亦被特務暗殺。李聞慘案發(fā)生后。國內各階層人士極為憤慨，中共中央和各民主黨派均發(fā)表聲明，痛斥國民黨特務的殘暴行徑，抗議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

特務活動

土改

土地改革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時期執(zhí)行的重要方針，也是它獲得農民的支持，最后戰(zhàn)勝國民黨的強大法寶。1949年10月以前，全國大約有1．19億農業(yè)人口的地區(qū)實行了土地改革，這主要是抗戰(zhàn)以來中共所管轄的地區(qū)。1949年冬天，在中共新解放的一些地區(qū)，主要是華北的一些城市的近郊和若干地區(qū)，加上河南的一半地區(qū)，總共有0．26億農業(yè)人口的地區(qū)完成了土地改革。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規(guī)定，將來在南方新解放區(qū)，必須“首先有步驟地層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即地主階級當權派的斗爭，完成減租減息的準備工作，”以便在一二年后“實現(xiàn)減租減息的任務，造成分配土地的先決條件。”1949年9月的“共同綱領”規(guī)定，新中國將“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yōu)檗r民的土地所有制”。新解放區(qū)的土地改革，是中共預定在全國解放后必須完成的計劃。

蔣經國上海整頓經濟

對于這次使命，蔣經國頗具自信，以為只要“認真實行，即能撲滅奸商污吏，肅清腐惡勢力，貫徹新經濟政策”。但是社會輿論對這項改革毫無信心。

蔣經國也真想鐵面無私，大干一番，以幫助父親蔣介石拯救行將傾倒之江山。他到上海后，把上海中央銀行作為自己的據點，把隨自己到上海“打虎”的“戡建大隊”改組為“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由王升出任總隊長。總隊在上海設了11個“人民服務站”，主要責任是負責收集各界人士和平民百姓的舉報線索。蔣經國要求“戡建”隊員“一無所有，一無所求，保持鄉(xiāng)下佬本色，與惡勢力奮斗”。他的設想是“使上海經濟管制的任務，部分從政府官員的手中轉移到社會青年頭上，將這個工作由政府命令形式蛻變?yōu)樯鐣蟊姷男枨螅⒁詯蹏嗄隇橹行模纬梢粋€社會運動”。他這里所說的“社會青年”、“愛國青年”不是別人，只是“戡建”隊員和青年服務隊員。

在這一時期，蔣經國最動人、老百姓最愛聽的話是：“我深深地感覺到，在過去真正守法的，多是些窮善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錢有勢的人，則往往逍遙法外，為所欲為。”實際這

個道理人們都明白，但由“太子”說出，人們的感覺就不一樣。蔣經國還公開宣稱，自己這次來上海是“專打?老虎?，不打?蒼蠅?，是打?禍國的敗類”。

?蔣經國在經濟管制手法上，采用“贛南的手法”。首先進行廣泛的輿論宣傳，以爭取全社會的支持。他那“寧使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專打“老虎”的誓言和不打敗奸商不收兵的決心，以及雷厲風行、言出法隨的行動，受到了新聞界和廣大上海市民的普遍好評。他每星期二、四下午在中央銀行公開接見市民，回答市民的提問，更使他名聲大振。

爾后，蔣經國便開始了“打虎”的實際行動。他統(tǒng)一指揮市警察局、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憲兵。以及江灣、京滬鐵路、京杭鐵路三個警察局的數千名軍警和管理局的管理、執(zhí)勤人員分散到全市各處，突擊檢查市場、商店、工廠、公司、倉庫、車站、碼頭等處。明令規(guī)定：“凡違背法令及觸犯財經緊急措施條文者，商店吊銷執(zhí)照，負責人送刑庭法辦，貨物沒收。”任何人不得套購金、銀、外幣，不得操縱股票市場；工廠、商店不得在因堅守“8·19防線”而造成的物價偏低情況下，不供貨、不售貨；切實保證金圓券的幣值；保證預定的總額20億圓的金圓券發(fā)行量不被突破。

蔣經國行政手段治理通脹的失敗在于：

1、上海并非自給自足的城市，很多商品和原料來自于外地，僅僅通過治理一地的物價是無法實現(xiàn)的。

2、很多投機分子都是官商勾結，所謂拔出蘿卜帶出泥，嚴懲的結果最終可能會威脅到自家頭上，所以很難從根上清除掉腐敗。

3、價格的極端波動雖然有投機分子興風作浪的一面，也有市場供求關系起作用的一面，蔣經國僅僅通過壓制終端價格而不顧供需關系，雖然短期可為，但長期注定會無力。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蔣經國在上海的治理通脹以失敗而告終。

內斗

馮玉祥

蔣介石

李宗仁

.政見不合，國民黨內民主派另樹一幟，打擊了蔣介石集團，令國民黨統(tǒng)治呈現(xiàn)危機。抗戰(zhàn)勝利后，由于不滿蔣介石集團專制獨裁和推行法西斯主義，國民黨內民主派人士與蔣介石政權漸行漸遠。興國家民族和挽救國民黨的命運為目的，譚平山、陳銘樞、柳亞子等部分國民黨民主派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lián)合會”。不久之后，李濟深、馮玉祥、龍云等民主派人士也于1946年春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典型人物 馮玉祥在上海《大公報》上發(fā)表了致蔣介石的一封公開信，勸蔣停止內戰(zhàn)，實行民主和平。信中還列

舉了在蔣政權統(tǒng)治下國計民生深受危害的種種狀況。他親手撰寫了《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此書以馮玉祥口述，其夫人李德全筆錄，披露眾多蔣介石鮮為人知的內幕。本書由初識蔣介石、不抵抗政策、動搖不定、民心盡失、為政不仁、一意孤行、營營狗茍、倒行逆施、窮途末路九個部分組成.﹒不滿排擠，雜牌軍自尋出路，反正成風，令國民黨政權雪上加霜。在國民黨軍隊中，素有“嫡系”與“雜牌”之分，兩者矛盾很深。蔣介石慣于培植私人勢力，優(yōu)待嫡系，排斥雜牌。非蔣嫡系長期受到岐視，他們待遇低，裝備壞，將領身受猜忌，這種狀況到抗戰(zhàn)后并未緩和。是時蔣介石置各地雜牌軍的死活于不顧，縮減雜牌，擴大嫡系，極力獨霸南京政府稅款，以保證中央軍的軍費和給養(yǎng)。他向雜牌軍大量派遣特務，監(jiān)視他們，最終取而代之，搞得人人自危，備感寒心。這引起雜牌軍的極大恐慌和強烈不滿，他們逐漸認識到跟著蔣介石，前途只有兩條：要么被蔣吃掉；要么充當蔣的炮灰，被解軍消滅。要生存，只有起義，向人民靠攏。漸漸地非嫡系蔣介石的離心力愈來愈大。他們對蔣介石或虛與委蛇，陽奉陰違，戰(zhàn)場上不敢舍命拼殺，以免部隊被殲，自身職位不保；或見危不救，以泄舊怨，導致某些戰(zhàn)役失利。

﹒角逐權力，蔣桂交惡，彼此傾軋，令國民黨危機四伏，日趨衰敗。角逐權力，蔣桂交惡，彼此傾軋，令國民黨危機四伏，日趨衰敗。蔣桂之爭由來已久，為了稱王中國，過去雙方的控制與反控制、吞并與反吞并斗爭，就從未間斷。只不過由于蔣的力量過于強大，桂系才只好暫時忍讓。抗戰(zhàn)期間，在其他地方實力派遭到削弱后，桂系卻憑借其不俗戰(zhàn)績，以及善待各路雜牌軍，壯大了勢力，提高了聲望，從而為戰(zhàn)后與蔣分庭抗禮作了鋪墊。到解放戰(zhàn)爭后期，隨著蔣嫡系軍隊在內戰(zhàn)中損失殆盡，桂系逐漸不甘心逆來順受，對蔣開始時常拆臺刁難，尤其1948 年后，蔣桂間的權力角逐更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成為在大陸埋葬蔣家王朝的催命符。在1948 年?3 月召開的“行憲國大”上，桂系李宗仁不顧蔣介石反對參選，最終在美國支持下，擊敗蔣支持的孫科當選，令蔣氣憤不已，矛盾激化。李宗仁就任副總統(tǒng)后，有關軍國大事的會議，蔣都不請李參加。蔣把李當作心腹之患，欲除之而后快。可以說，正是由于蔣、桂之間的尖銳矛盾，使本來就朝不保夕、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權更危機四伏，加上一國三公，政出多門，互相

牽制，把國民黨現(xiàn)存的力量都內耗光了，其迅速敗亡的命運也就不卜而知。

﹒私心至上，蔣介石嫡系同室操戈，互爭高下，內哄不已，扼殺了國民黨自救的最后一線生機國民黨上層不僅派系繁多，而且往往派中有派，系中有系，蔣介石集團內部就分為黃埔系、新政學系、..系、蔣太子系、夫人派、軍統(tǒng)等大小不等的派系。在黃埔系內部又有陳誠系與何應欽系之分。此外還有胡宗南派、湯恩伯派等。這些嫡系和親信雖然都是當權派，都奉蔣介石為首領，極力維持蔣的統(tǒng)治權威，但他們內部卻存在著激烈的矛盾。解放戰(zhàn)爭時期，為了一己私利，它們往往同室操戈、互不相讓，使國民黨在危機面前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機會，令局勢更加敗壞，乃至不可收拾.國民黨內部矛盾總結確實，國民黨政權垮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充分肯定人民革命力量的打擊是決定性的，我們也絲毫沒有低估國民黨腐敗帶來的殺傷性。但是，顯然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斗爭，也確是對國民黨政權的崩潰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影響，成為其政權短暫早亡的又一要素。歷史是無情的，也是現(xiàn)實的。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經過長期觀察，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心灰意冷，他們逐漸認清形勢和局勢的發(fā)展，以民主與法制為工具，反對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最終與蔣分道揚鑣。而大批國民黨雜牌軍由于不滿蔣介石消滅異己的政策，也在中共的感召下，一次次在戰(zhàn)役微妙時刻起義，反戈一擊，給蔣介石當頭一棒，極大地震撼了國民黨反動集團，在全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至于蔣桂及蔣介石嫡系間的權利之爭，更使國民

黨反動派的猙獰面目暴露無遺，從反面教育了人民群眾，間接促進了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同時，這些國民黨內部的爭斗，也造成了國民黨的巨大內耗，扼殺了國民黨自救的一線生機。

劫收

接收中的不同系統(tǒng)重復接收，大批機關相互爭奪。各地敵偽資產，一般都要經過三四輪接收。

當地的國民黨特務組織“近水樓臺”為第一輪； 機動性較強的部隊和前線部隊，捷足先登為第二輪； 陸軍司令部系統(tǒng)與各省市接收委員會緊隨其后為第三輪； 行政院系統(tǒng)各部門及各地敵偽物資產業(yè)處理局取而代之為第四輪。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敵偽財產本系淪陷區(qū)人民的膏血，國民黨政府及四大家族垂涎已久，必欲攫為已有。9月5日，陸軍總司令部即成立了接收計劃委員會，何應欽為主任委員。蔣宋家族當仁不讓，行政院院長宋子文10月報請蔣介石批準，除有關軍事系統(tǒng)的接收仍由陸總主持外，一切“逆產”的接收與處理大權，統(tǒng)歸行政院獨攬。

河里漂來的不如地里滾來的，地里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鉆出來的，地下鉆出來的不如坐著不動的”。一時間京、滬、平、漢等各大城市忽地出現(xiàn)了四五十個各不相屬的接收機構，接收大員成了風云人物，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見到什么都像餓瘋的野狗猛撲過去，不惜相互傾軋。真是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黑暗過去后出現(xiàn)的光芒，只是淪陷區(qū)人民群眾想象中的一瞬。當光明像流星一樣從夜空劃過，他們苦難的眼中又噙滿了痛苦和絕望的淚水。貧困的人民群眾憤怒而又無奈。重慶的晚報上刊登了這樣的諷刺詩: 剩水殘山殊不惡，斷歌零舞倍關情；

百官耗盡陳倉粟，又辦歸舟向二陵。

其實，發(fā)國難財的爭奪由上到下，一開始就趨向白熱化，有的后來竟發(fā)展為動刀動槍的流血沖突。

結論：

1.國民黨政府由于其專政獨裁通統(tǒng)治和官員門的貪污腐敗，大發(fā)國難財，抗戰(zhàn)后期在大后方便已嚴重喪失人心，在抗戰(zhàn)勝利時曾經對它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淪陷區(qū)人民，也很快對它感到極端的失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政府派出的官員到原淪陷區(qū)接收時，把接收變成了“劫收”，大發(fā)國難財。

2.國民黨之所以迅速失去人心，還由于它違背了全國人民迫切要求休養(yǎng)生息，和平建國的意愿，執(zhí)行反人民的內戰(zhàn)政策。為了籌措內戰(zhàn)經費，國民黨除了對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稅以外，更無限制的發(fā)行紙幣。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工農業(yè)生產嚴重萎縮。3.國民黨當局就將全國各階層人民之于饑餓和死亡的界限上，因而就迫使全國個階層人民團結起來，同蔣介石反動政府做你死我活的斗爭，除此之外，再無出路。

4.與此同時，全國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發(fā)展：土地改革運動的熱潮與農民的廣泛發(fā)動，學生運動高潮到來，人民民主運動等一系列因素使國民黨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圍中并迅速走向崩潰。

七、總結

經過這次學習，我深刻的體會到了國民黨的黑暗統(tǒng)治，這足以讓我們驚醒，對以后為人處世有很大的借鑒。

組員：于洋 烏力吉 王小宇 王俊杰 王燕龍 代敏 馮弟瑤 劉丹 孫韻韻 何澤威

機械1011 第一組

第五篇：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黨,中共以及民主黨派對中國前途的三條道路之爭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黨，中共以及民主黨

派對中國前途的三條道路之爭

歷經八年的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人們在歡欣鼓舞的同時，也在緊鑼密鼓的討論著中國的前途命運----中國究竟應該確立何種政治體制，及中國究竟該走那種政治道路。

在這期間，中國國民單，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分別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基本主張為:國民黨主張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區(qū)和人民軍隊,堅持***的獨裁統(tǒng)治；中共主張推翻國民黨的***,建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國家；民主黨派主張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在此期間，從1945年8月28日開始，國共開始在重慶舉行和談。從8月底到十月初，重慶談判一共進行了四十多天，談判過程異常艱難，經過彼此的抗爭和妥協(xié)，國共雙方終于在十月十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xié)定》)，達成了和平建國、政治民主化、人民自由、黨派合法 等一列的共識，并與民主黨派協(xié)商盡快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組成聯(lián)合政府，然而這項協(xié)定很快失去了效應，中國共產黨為了全中國人民的幸福，盡快結束中國的戰(zhàn)爭，拿出了最大的誠意，同意和平建國，盡最大的努力阻止內戰(zhàn)的發(fā)生，而國民黨實行假和談，真內戰(zhàn)的策略，一方面用和談欺騙人民大眾，拖延時間;一方面加緊內戰(zhàn)部署，執(zhí)行蔣的剿匪手冊。國民黨軍隊大肆進攻解放區(qū)的舉動徹底宣告了和談的破裂，同時也導致了剛剛經歷了8年抗日戰(zhàn)爭蹂躪的中國人民將被迫再次卷入長達四年的內戰(zhàn)。

其實，站在理性的角度來看，這場內戰(zhàn)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必然的；戰(zhàn)爭的結果也是必然的，國民黨的不得人心帶給他的的必然戰(zhàn)爭失敗的結果。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民主黨派所宣揚的資產階級共和制度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所以導致了他的必然不可行性；歷史也在再次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政府新民主主義國家才是符合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最科學和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

在這場為確立中國未來政治道路的斗爭中，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依靠帝國主義支持,實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使中國繼續(xù)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道路,違背人民意愿和歷史發(fā)展潮流，繼續(xù)實行***的制度和剝削人民的資產階級專政制度是人民不能接受的，導致了他的必然失敗。中國共產黨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民主黨派的受挫在于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局限性,加上國民黨,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人民的反對以及他的不符合中國實際的主張，導致了他的必然失敗性。

在對抗戰(zhàn)后期到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民主黨派對中國前途的三條道路之爭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革命斗爭中形成和確立的；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近代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選擇，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