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對知識壟斷：知識產權問題上的另一種聲音_

反對知識壟斷：知識產權問題上的另一種聲音*

復旦大學經濟學系 周翼

“反知識壟斷”，雖然還不是一個相對統一的概念，但是它已越來越成為一種影響日益廣泛的重要理念。顯然，它涉及知識動態發展過程中的復雜的方方面面。本文僅就與知識產權制度有關的反知識壟斷問題進行探討。

一、知識產權制度不是不可質疑的

近代以來直到今天，在西方學術界，尤其在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對知識產權制度本身的質疑之聲從來就不曾停息過。當然，這種質疑主要是針對知識產權的經濟權利而不是針對知識產權的精神權利的。正如阿諾德·普朗特（Arnold Plant）、弗里茲·馬赫盧普（Fritz Machlup）、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A.Posner）、威廉·蘭德斯（William M.Landes）等著名學者在有關的著述中所表明的，在質疑或反對版權、專利權等知識產權制度的一長串學者的名單中，就包括著名的阿諾德·普朗特、西蒙·德·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弗蘭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阿瑟·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弗里茲·馬赫盧普以及理查德·納爾遜（Richard Nelson）等等。

然而，在中國的學術界，雖然學者們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觀點并不一致，但是，這種不一致主要體現在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寬嚴松緊程度的不同看法上以及對具體的知識產權制度之間的利鈍優劣進行比較時的不同看法上。至于從哲學、政治經濟學、法理學等角度從整體上對知識產權制度提出質疑及挑戰的聲音，則在中國微弱得幾乎聽不見。因此，對中國而言，了解國際上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另 *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批準號05BJL014）、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批準號2004BZH001）、復旦大學文科科研推進計劃金穗項目（批準號04JS040）的階段性成果。一種不同的聲音就顯得十分必要。

多年來，對于世界范圍的知識產權問題，中國的學者們對于知識產權強勢國家與知識產權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給予了較多的關注、揭示和論述。然而，中國的政府部門、產業界、學術界以及社會公眾有所忽略或者沒有充分地注意到的是：在知識產權的問題上，不但存在知識產權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而且更存在知識產權強勢國家及弱勢國家各自內部的知識壟斷勢力與反知識壟斷力量之間的矛盾，而在知識產權強勢國家，一些反知識壟斷力量點起的星星之火實際上正成燎原之勢。因此，充分了解國際反知識壟斷力量的發展動向對于確定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有關知識產權問題的大國博弈中扮演何種角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反壟斷法與反知識壟斷的關系

知識產權本質上是程度不一的知識壟斷。但是，由知識產權引起的知識壟斷情形中的“壟斷”含義與傳統的反壟斷法中“壟斷”的含義是有很大區別的，雖然它們之間有時也有某種重要的聯系。由知識產權引起的“知識壟斷”，主要是指知識產權法授予的那種排他權；如果該種排他權導致了相應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壟斷，那么“知識壟斷”也包括這種市場壟斷的后果。無論對該種排他權“濫用”與否，都存在兩種可能：有可能使權利人利用這種排他權逐漸控制了相應的產品市場、造成反競爭的后果（當然由“濫用”造成這種后果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也有可能并沒有控制市場、沒有造成反競爭的后果。而前種可能性正是競爭法（反壟斷法）可能要予以制裁的情形。由于擁有重要知識產權的高科技壟斷性企業在當今世界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因此反壟斷法在打擊或削弱這類企業的市場壟斷的同時客觀上也起了削弱這些企業的“知識壟斷”程度的作用。反壟斷法有時還把剝奪合法的知識產權中的某些權利作為削弱市場壟斷地位的措施之一（例如強迫壟斷企業公布部分商業秘密等）。例如，據《維基百科》等資料來源，多年來歐盟對微軟的壟斷地位采取了嚴厲的措施，要求它向競爭對手提供作為商業秘密的部分技術信息以利于公平競爭（商業秘密實際上是知識產權的重要形式之一），并對它進行了數額創紀錄的罰款，例如，2004年3月，歐盟命令微軟支付4.97億歐元的罰款；2006年7月，歐盟又對微軟處以2.805億歐元的罰款；2008年2月27日，歐盟再次對微軟處以8.99億歐元之巨的罰款。顯然，這種反壟斷的法律手段也或多或少有利于降低微軟的知識壟斷的程度。可見，反壟斷法在由知識產權優勢引起的市場壟斷情形中，能起制約知識產權法的作用。

然而，通過反壟斷法對由知識產權引起的知識壟斷進行限制或打擊的適用范圍及作用卻是很有限的。反壟斷法反對的只是該法加以具體界定了的壟斷行為或壟斷后果，不大可能包括多數由知識產權引起的阻礙知識自由傳播和利用的知識壟斷的情形。

此外，從知識產權法本身來看，也已有一些“緩解”權利人獨占和排他程度的法律原則，如合理使用、強制許可、交叉許可等，體現了在知識壟斷程度上的一種讓步或削弱知識壟斷程度的一種措施。但是，一方面，這類讓步或措施對減輕由知識產權引起的阻礙知識自由傳播和利用的知識壟斷程度的目的而言，是遠遠不夠的，另一方面，這類措施的實際效應也是很復雜的，例如“交叉許可”就可能會導致寡頭壟斷的出現。

因此，反知識壟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應該與直接質疑、限制甚至挑戰知識產權本身聯系起來。

三、反知識壟斷的現實力量

除了西方學術界對知識產權制度的質疑之聲之外，在西方國家社會、經濟、法律領域，一直存在著一股質疑知識產權、反對知識壟斷的現實力量，這種力量對西方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勢力起著抵制、抗爭和制約的重要作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多年前起源于美國的自由軟件運動、開放源碼運動等反知識壟斷的運動，它們有著十分引人注目的重要而廣泛的影響。

盡管自由軟件運動與開放源碼運動在理念和側重點上有所區別，但是它們所共有的開放性都對受知識產權保護的專有軟件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這種挑戰主要體現在：自由/開放源碼軟件對軟件的商業秘密制度的挑戰；自由/開放源碼軟件對軟件版權制度中的經濟權利的挑戰；自由/開放源碼軟件與軟件的專利制度勢不兩立。

經過多年的發展，自由軟件/開放源碼運動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除了自由/開放源碼軟件已成為微軟在個人計算機操作系統市場的壟斷地位的一種潛在威脅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各種來源的統計數字顯示，以GNU/Linux為代表的挑戰軟件知識產權制度的各類自由/開放源碼軟件已成功地遏制了微軟把其在個人計算機操作系統市場的壟斷地位向互聯網軟件系統及其他廣泛領域延伸的企圖。更為重要的是，自由軟件/開放源碼運動的精神和理念激發和鼓舞了計算機領域之外的其他廣泛領域反知識壟斷思潮和運動的發展。如果在計算機軟件業之類的被主張加強知識產權的學者或者利益集團稱為最需要知識產權加以保護的產業其知識產權制度在理論上也受到了質疑同時在現實中受到了挑戰的話，那么這種質疑和挑戰對其他廣泛的社會經濟領域就能起到一種明顯的示范作用。

事實上，自由軟件運動的精神和理念在計算機軟件領域之外的社會經濟的廣泛領域已經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是更值得關注的事情。這種影響的例子包括：GNU自由文檔許可方式（GNU FDL）的迅速發展；由美國法學家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等人創立的“創作公地[Creative Commons(CC)]”的迅速發展；自由文化運動的迅速發展；“自由內容（Free Content）”、“開放內容（Open Content）”以及“開放獲取（Open Access）”等理念的興起和推廣。自由軟件運動這種遠遠超越了計算機領域的廣泛影響至今仍在擴展之中。

多年來，以GNU/Linux為代表的各類自由/開放源碼軟件在中國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局面令人鼓舞。然而，從總體上看，中國的自由/開放源碼軟件的發展情況與歐美等地的很多國家相比，各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自由軟件/開放源碼運動在計算機領域之外的其他領域的聲音微乎其微，其精神和理念在社會經濟的其他領域的影響也是微乎其微。一方面，在中國的IT業界，開放源碼事業的領軍人物或活躍分子只專注于開放源碼軟件本身的發展，有些甚至只關心其實用性、商業化的一面。另一方面，在IT領域之外，在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廣泛領域，以一種遠遠超越IT的寬闊眼光和視野看待自由軟件/開放源碼運動的人更是鳳毛麟角。因此，在這方面，中國似乎還存在艱巨的啟蒙任務，人們的觀念有待超越和升華。

中國只有以全新的視角從自由軟件運動、開放源碼運動等為象征的反知識壟斷運動中汲取精神養分，以一種全新的、智慧的、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融入國際反知識壟斷的潮流中，才可能為人類知識的自由傳播和自由發展作出較大的貢獻，同時才可能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上與“狼”共舞的過程中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爭取主動、在有關知識產權的談判時提振底氣從而真正維護自己的利益。相信中國一定會為建設一個“自由知識”的世界以及一個“自由知識”的中國作出其應有的貢獻的。

2010年1月8日于上海（在收到《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30日發來的約稿函后寫作）

【本文刊登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1日；總第58期）上。刊登時該報把本原稿的標題“反對知識壟斷：知識產權問題上的另一種聲音”改成了“‘反對知識壟斷’：超越IT領域看”，該報對本原稿也作了其他一些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