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7年9月課程考試《國際法》論文(案例)

東北財經大學網絡教育 課程考試論文（設計）考核

國際法

作

者 寇琳超 考試批次 1603 學籍批次 1603 學習中心 內蒙古包頭奧鵬學習中心 層

次 專升本 專

業 法學 完成時間 2017/8/23

關于國際法的案例分析

一、案例

新華社大馬士革9月12日電（記者顧康 賈小華）美國駐敘利亞大使館12日遭不明身份武裝人員的襲擊，導致一名敘利亞籍警衛喪生、11名當地平民受傷。襲擊波及距美國使館僅十幾米的中國大使館，使館政務參贊李鴻昱臉部受輕傷，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目擊者告訴新華社記者，當地時間上午10時許，4名武裝人員駕駛兩輛汽車試圖沖擊位于大馬士革市中心的美國駐敘使館，他們用沖鋒槍和手雷攻擊使館，導致人員傷亡。

聞訊趕到的敘利亞安全部隊隨即與武裝人員展開槍戰，交火持續近20分鐘。武裝人員引爆了一輛汽車上的爆炸裝置，但美國使館建筑并未在爆炸中受損。敘安全部隊在交火中打死3名武裝人員，并抓獲另一人。

由于中國駐敘利亞使館距美國使館僅十幾米遠，使館政務參贊李鴻昱在使館院內觀察時被飛來彈片擊中，臉部受輕傷。中國駐敘大使周秀華告訴新華社記者，李鴻昱已被送往當地醫院接受治療，目前傷勢穩定。

事發后，敘安全部隊封鎖了現場和美國使館周邊道路。新華社記者看到，美國使館門前的水泥隔離墩被一輛皮卡車撞斷，安全人員成功拆除了襲擊者殘留在這輛車內的爆炸裝置。

敘利亞內政部當天發表聲明稱，襲擊者使用的是兩輛被盜的汽車，安全人員在車內還查獲大量炸藥和手雷。

請結合上述材料，撰文詳細論述

（1）關于使館的地位，國際法上做了何種規定？（2）對于使館的安全接受國負有何種責任？

（3）對于外交代表的人身安全接受國負有何種責任？（4）對使館的襲擊事件按照國際法應如何定性？

二、就以上案例本人分析如下

一、使館的地位及職務

（一）使館的地位

使館在接受國中代表著派遣國，使館不可侵犯。使館是派遣國的化身，對使館的任何攻擊行為，就是對派遣國本身的攻擊行為，就是對派遣國主權及主權尊嚴的侵犯。使節神圣不可侵犯是一項古老的國際法準則，早在古希臘就有“使者人身不受侵犯”的信條。使節之所以不可侵犯，一方面因為使節是溝通和發展國際關系的橋梁和紐帶，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國際

社會普遍認為使節就是派遣國的化身，侵犯使節就等同于侵犯派遣國本身。于是，從古至今各國都嚴格遵行使節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使之成了國際法領域內極為重要的習慣法規則。1961年，在聯合國主持下制定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為明確使館及外交人員的特權與豁免，該公約第22條規定“使館館舍不可侵犯”，第29條規定“外交代表人身不可侵犯”。雖然公約的這兩項規定主要是針對接受國的，但就這些規定賦予使節不可侵犯權的目的和締約意圖而言更是為了維護派遣國的主權及主權尊嚴，因而它們同樣也應拘束其他任何國家。值得注意的是，公約為擴大使節不可侵犯原則的適用范圍，其第40條規定，使節前往就任或返回本國道經第三國時，該第三國也應給予不得侵犯權。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了，《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所規定的使館不可侵犯和外交代表不可侵犯準則不僅適用于接受國，也可適用于任何第三國。

（二）使館的職務

1、保護，即于國際法許可之限度內，在接受國中保護派遣國及其國民之利益；

2、談判和交涉，代表派遣國與接受國政府進行各項事務的談判和交涉；

3、調查和報告，即以一切合法手段調查接受國的各種情況，向派遣國政府作出報告；

4、促進，即促進派遣國與接受國之友好關系，及發展兩國間之經濟、文化與科學關系。此外，使館還可在接受國允許的情況下，代行領事職務或受委托保護第三國及國民在接受國的利益。

（三）使館的組成和等級

由使館館長、外交人員、行政技術人員及服務人員組成。使館館長分為大使、公使、代辦三個等級，因館長級別不同，使館相應地分別稱為大使館、公使館和代辦處。大使是由一國元首向另一國元首派遣的最高一級使節。其享有完全的外交特權與豁免，也享有高于其他兩級館長的禮遇；公使是由國家元首向另一國元首派遣的第二級使節，享有與大使相同的職權，禮遇上稍遜于大使；代辦是由一國外交部長向另一國外交部長派遣的使節，他代表本國及外交部與接受國辦理外交事務。臨時代辦不同于代辦，他是在使館館長（大使或公使或代辦）因故不能理事或空缺時，被委派暫代館長職務的外交人員。外交人員是具有外交職銜的使館人員。包括參贊、外交秘書、武官、隨員。行政和技術人員包括譯員、工程師、行政主管、會計等；服務人員包括司機、修理工、清潔工等。

二、使館的安全接受國負有以下的責任

（一）保證使館依法享有的特權與豁免。

1．使館館舍不得侵犯。使館館舍指供使館使用和供使館館長寓邸之用之建筑物或建筑物之各部分，以及其所附屬之土地。使館館舍不得侵犯表現在：

（1）未經館長許可，接受國官吏不得進入，即使送達文書。公約甚至未對諸如火災、流行病等緊急情況作例外的規定；

（2）接受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步驟”對館舍加以特別保護，使其免受侵入或損害，并防止一切擾亂使館尊嚴和安寧的事情；

（3）使館館舍及設備,及館舍內其他財產與使館交通工具免受搜查、征用、扣押或強制執行。

2．使館檔案及文件不得侵犯

使館檔案及文件無論何時，亦不論位于何處均屬不得侵犯。“不論何時”，包括兩國發生武裝沖突或斷絕外交關系時在內。

3．通訊自由

（1）接受國應允許使館為一切公務目的的自由通訊，并予保護；

（2）使館為了通訊的需要可采用一切適當方法，包括外交信差、外交郵袋及明密碼電報在內，但非經接受國同意，不得裝置并使用無線電發報機；

（3）使館來往公文不可侵犯；

（4）接受國對外交郵袋不得開拆或扣留，并應提供便利以保障迅速傳遞；（5）外交信差人身不可侵犯，不受逮捕或拘禁；

（6）外交郵袋可托交預定在準許入境地點降落的商業飛機機長傳遞，但機長不能視為外交信差。

4．使館免納捐稅

使館免納的捐稅、關稅包括：使館所有或租賃之館舍，免納國家、區域或地方性捐稅，但為其提供的特定服務應付之費用如水、電、煤氣費等，不在免除之列；使館辦理公務所收的規費及手續費免征一切捐稅；使館公務用品準許入境并免除一切關稅扣除了貯存、運送及類似的服務費用以外的一切其他課征。

5．使館人員有行動和旅行自由； 6．使用派遣國的國家標志。

三、外交代表的安全接受國負有以下責任

1．人身不可侵犯。接受國不得對外交人員進行人身搜查、侮辱、拘禁、逮捕，即使觸犯了接受國法律，也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而不能采取逮捕或扣留的方式；接受國對外交人員應特示尊重，有義務采取必要措施對外交代表加以保護，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嚴受到侵犯。有關國家不得逮捕或拘押外交代表，對外交代表應特示尊重，采取一切適當的步驟以防止外交代表的人身、自由或尊嚴受到任何侵犯。概而言之，這些規定對有關國家提出的要求有二：

其一是不得冒犯使館和外交代表；其二是應盡力保護使館和外交代表免受任何侵害。

2．寓所、文書、信件、財產不可侵犯。3．管轄的豁免。

（1）對接受國刑事管轄享有豁免；（2）對民事和行政管轄也享有豁免；

民事和行政管轄的例外情況有：①關于私有不動產之物權訴訟，但代表派遣國為使館用途置有的不動產不在此列；②以私人身份參與繼承事件的訴訟；③關于外交代表于公務范圍以外所從事的專業或商業活動引起的訴訟。此外，外交代表主動提起訴訟，就不能對與主訴直接相關的反訴主張管轄的豁免；

（3）外交人員的享有的豁免是管轄豁免，有關責任問題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4）免除作證義務。但在一定條件下，如某一外交人員為某一案件的目擊者，此事又不涉及到使館，經派遣國同意，外交官也可出庭作證。

（5）外交人員管轄的豁免可以由派遣國放棄，而且放棄必須是明示的。個人無放棄的權利。

4．某些方面免稅和免驗。外交人員及其家屬的私人用品入境時免征關稅，而且其私人行李免受查驗。

5．其他特權和豁免。外交人員免于適用接受國所施行的社會保險辦法，并免除一切個人勞務和各種公共服務；免除軍事募捐、征用等軍事義務。

四、使館襲擊行為是一種侵略行為，也是襲擊方所犯的國際罪行。

使館是派遣國的化身，對使館的任何攻擊行為，就是對派遣國本身的攻擊行為，就是對派遣國主權及主權尊嚴的侵犯。襲擊事件中4名武裝人員駕駛兩輛汽車試圖沖擊位于大馬士革市中心的美國駐敘使館，他們用沖鋒槍和手雷攻擊使館，導致人員傷亡，是嚴重侵犯使館和外交代表的行為，明顯地違反了上述國際習慣法中“使節神圣不可侵犯”和《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中“使館館舍不可侵犯”以及“外交代表人身不可侵犯”的規定，是嚴重違反國際法準則的行為。由于該襲擊事件中4名武裝人員身份不明，因此，我認為應該定性為恐怖襲擊事件。因此該4名武裝人員襲擊美國大使館事件是一起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是對美國主權的侵犯，已構成國際犯罪行為，其必須就此承擔相應的國際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使館是外交代表機關的通稱，使館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全面負責兩國關系，館長是大使，由國家元首任命并作為國家元首的代表履行職責。使館的首要職責是代表派遣國，促進兩國的政治關系，其次是促進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關系，使館同時具有領事職能，促進兩國關系和人民間的往來是領事館的重要職責，但其最主要的職責是領事

工作。

第二篇：《國際法》論文(案例)題目+答案

東財網院2010年3月課程考試

《國際法》案例

（共三個案例，任選一個案例寫作）

案例一：中新網9月11日電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約翰·貝爾表示，美國認為俄羅斯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是錯誤的，并呼吁莫斯科從這些共和國撤出軍隊。

據俄新網報道，貝爾11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他指出，“我們呼吁俄羅斯撤軍”。他補充說，按照現有資料，大約有7000名俄羅斯軍人“長期，或者可能長期駐扎在南奧塞梯和格魯吉亞”。

貝爾表示，俄羅斯違反了俄法兩國簽署的解決南奧塞梯沖突六項原則協議。貝爾說，“我們認為，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簽署的停火協議規定俄羅斯軍隊撤回到軍事行動開始前的警戒線。而波季市和錫納基市之間的崗哨、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附近緩沖區域的存在，這一切都說明破壞了俄羅斯的義務”。

貝爾指出，俄羅斯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制造同科索沃相似事件是不合適的。他說：“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宣布獨立是在戰爭行動結束后一周后發生的。我們認為，這發生的太早了。這不應該是這些沖突地區地位調整過程的首個階段。科索沃是在戰爭沖突持續9年，且在聯合國負責人長期干預后宣布獨立的。”

俄羅斯8月26日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請結合上述材料，撰文詳細敘述：

（1）如果俄羅斯違反了俄法兩國簽署的解決南奧塞梯沖突六項原則協議，那么俄羅斯將承擔何種國際法律責任？

（2）俄羅斯是否有權承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獨立？這種承認是否違反國際慣例？

（3）“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宣布獨立是在戰爭行動結束后一周后發生的。我們認為，這發生的太早了。這不應該是這些沖突地區地位調整過程的首個階段。科索沃是在戰爭沖突持續9年，且在聯合國負責人長期干預后宣布獨立的。”這段話中反映了國家承認中的何種原則？

字數要求：2000～3000字。

案例二：新華網聯合國6月30日電（記者王湘江 顧震球）

（3）如果某些國家給予洪都拉斯臨時政府以事實上的承認，那么在聯合國應由哪一政府作為洪都拉斯的合法代表？ 字數要求：2000～3000字。

案例三：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日電(張潞璐)中國商務部歐洲司副司長凌激二十日在此間表示，由商務部、外交部等部門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將于本周三赴俄，就其關閉莫斯科切爾基佐夫斯基大市場事宜，與俄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及莫斯科市政府等進行磋商。

六月二十九日，俄羅斯有關部門突然下令關閉莫斯科切爾基佐夫斯基大市場，給在該市場經營多年的數萬名華商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中國商務部等通過多種渠道

生的總統塞拉亞遭到廢黜。決議還呼吁所有國家不要承認除塞拉亞領導的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府。

應聯大主席布羅克曼邀請，塞拉亞當天到聯大會議廳，見證了決議獲得通過的過程。塞拉亞在聯大發表講話說，決議表達了洪都拉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對軍事政變的憤慨，同時也表明聯合國是維護民主的國際機構。他對國際社會譴責政變、支持洪都拉斯恢復憲法秩序的舉動表示歡迎。

塞拉亞如果返回洪都拉斯，屆時聯大主席布羅克曼、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因蘇爾薩、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以及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等將與他同機。

塞拉亞在記者會上排除了自己尋求連任的可能性。他說：“即使有人提出希望我再干一個任期，我也不會這樣做。”分析人士認為，這是自洪都拉斯6月28日發生政變以來，塞拉亞首次在連任問題上做出讓步。

最高法院將下逮捕令。

塞拉亞原本宣布將于7月2日回國，而洪都拉斯臨時總統米切萊蒂則在首都特古西加爾巴稱，如果塞拉亞選擇7月2日回國，那么最高法院將下令立即將他逮捕。

剛剛宣誓就職的臨時政府外長奧爾特斯則說，塞拉亞可以回到洪都拉斯，但是必須放棄總統身份，新政府不會允許他“制造混亂”。奧爾特斯說，如果其他國家元首陪同塞拉亞回國，他們將得到新政府的尊重，“因為他們都是我們承認的國家元首，但是塞拉亞已經不是洪都拉斯總統”。

洪都拉斯最高檢察官路易斯·魯維6月30日說，洪都拉斯政府不會阻止塞拉亞的家人離開洪都拉斯。目前，現政府已指派專人負責處理塞拉亞家人的離境問題。如果他們愿意離開洪都拉斯，現政府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將為其提供“必要的合作和便利”。

當地媒體報道，6月28日清晨塞拉亞總統遭軍方扣押并被驅逐后，他的妻子希奧莫拉·卡斯特羅通過電話向外界宣布，自己身在洪都拉斯北部城市卡塔卡瑪斯，并已經和4個子女失去了聯系。

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

自6月28日洪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以來，不斷爆發的示威游行和暴力沖突導致洪都拉斯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全國各大城市的教師6月29日紛紛宣布罷課，并走上街頭聲援依然滯留在國外的被罷免總統塞拉亞。首都特古西加爾巴地區大部分學校已在政變當天宣布停課。目前，洪都拉斯國內教育系統已經陷入全面癱瘓。

洪都拉斯臨時政府發言人雷內·塞佩達6月30日說，鑒于目前洪都拉斯國內形勢動蕩，原定于在6月30日結束的全國宵禁措施將被延長72小時。他說，宵禁期間，軍隊將對所有街區進行嚴格管制，并有權對出現在街上的任何人進行調查。

洪都拉斯內政部發言人古斯曼同日證實，最高法院已經發出對該國

（3）如果某些國家給予洪都拉斯臨時政府以事實上的承認，那么在聯合國應由塞拉亞領導的合法政府作為洪都拉斯的合法代表。

第三篇：國際法案例

國際法案例

一、中日有關釣魚島主權糾紛案

(要案簡介)

2003年1月1日，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已與聲稱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國民簽訂正式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 256萬日元的價格租下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3個島嶼，租期1年，而且，這種租借合同今后將長期維持下去。報道稱，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的歷代政府都對此島擁有主權。日本政府此舉目的是限制轉售該島，阻止第三者登島。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近年來，日本海上保安廳一直對釣魚島一帶海域進行著實際警戒 [提問] l.日本政府的這種租借合同符合國際法有關原則嗎? 2．日本政府從1996年開始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日本這種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法有關規定? 3．中國政府在釣魚島等島嶼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是什么?(簡要答案)1．日本的這一租借合同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因為是否能簽訂租借合同這是兩國政府來決定的，并非由國民簽訂，即便是全民公決也需要中國政府明示同意。因此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行為是無效的、違反國際法原則的。

2．從國際法原則上看，日本政府應該盡快將釣魚島等島嶼歸還中國，而不是研究強化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永久管理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政府的主權事宜。其所稱目的是為實現對這些島嶼的長期穩定的控制和保護自然環境，實際上是對屬于中國的領土部分島嶼的長期控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保護自然環境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對屬于其主權管轄范圍的領土包括這些島嶼更具有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3．2003年1月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發表評論，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日本政府未經中國政府允許和同意就租借釣魚島，顯然違反國際法原則，是侵害中國主權的行為。因此，中國政府有權就日本政府租借釣魚島問題提出質疑，鄭重表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對這些島嶼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在事端引起后，日本政府在外交交涉中顯示出強硬立場，說明日本政府無視國際法原則，無視主權國家對屬于本國領土的合法立場，這是違反國際法原則的行徑。

三、美軍偵察機撞毀中國軍用飛機案(要案簡介)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國一架軍用偵察機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中方兩架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9時7分，當中方飛機在海南島東南104公里處正常飛行時，美機突然向中方飛機轉向，其機頭和左翼與中方一架飛機相碰，致使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于9時33分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4月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就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海空中撞毀中國軍用飛機事件發表談話。4月18～19日，中美兩國在北京就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及其他相關問題舉行談判。(《解放軍報》2001．4．2)[提問]

1．美國偵察機和中國軍用飛機的行為是否符合國際法原則?

2．中方飛機墜毀和飛行員王偉罹難，責任在哪一方?

3．美機未經中方允許，進人中國領空，并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這是否構成違反海洋法的行為?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簡要答案)

1．根據海洋法規定，沿海國家對其領海及其上空具有主權權利。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屬于中國的領海海域，中國具有主權權利。美國軍用偵察機未經中國政府允許，抵達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是違反海洋法規定的行為。中方軍用飛機對其進行跟蹤監視，是為了保護中國領海海域安全，對未經許可而擅自進入中國領海的飛機的任何行為隨時跟蹤監視，符合海洋法的規定，是一種維護主權的行為。

2．責任在美國一方，美機在中方領海上空任意行為，以致中方飛行員遇難，既違反海洋法規定，又構成明知有中方飛機跟蹤而突轉飛行，造成撞機事件的責任。

3．應該說美方違反了國際法、空間法和海洋法的原則。美機要在海南島陵水機場著陸，必須飛人中國的領空，但根據空間法規定，進入一國的領空，必須經過該國政府明示同意，才可進入。即便是在緊急情況下，也應該通知中國政府或地面相關部門予以救助要求降落，才可在中國機場降落。

4．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美國政府首先應該向中國政府賠禮道歉，并應該承擔由該事件引起的經濟賠償責任，同時還應該對在這次事件中遇難的王偉烈士及其家屬表示道歉、慰問并進行經濟賠償。(案件評析)

2001年4月1日，美國軍用偵察機在中國海南近海空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導致中方飛行員王偉罹難，后又未經許可進入中國領空并降落中方軍用機場，這是一起嚴重違反國際法和侵犯中國主權的事件。中方代表認為，多年來，美方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頻繁派飛機到中國近海進行偵察活動。美方對此事件負有完全的責任。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派飛機到中國近海從事偵察活動，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上述事件發生后，中方始終依照國際法和中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并從中美關系的全局出發，采取冷靜的方式處理問題。中方對24名美機上人員給予妥善安置，并允許美駐華使、領館人員同他們多次見面。然而，在中方允許美機上人員離境后，美方一些官員無視事實，顛倒是非，企圖將責任推給中方。美方甚至有人威脅將此事件與其他問題掛鉤。這是中方堅決反對的。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并重視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但是，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不容侵犯。中國歷來主張，國與國關系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等基礎之上。中方致力于發展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歷史證明，中美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對兩國人民都有利，對維護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系在廣泛領域里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維護與發展。

美方代表認為，美國沒有把中國視作敵人，發展建設性的中美關系也是美方的愿望，美方希望盡快解決撞機事件。筆者認為，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的空域。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一國在他國專屬經濟區內的飛越活動，不應違反一般國際法規則，必須尊重該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得危害該國的安全與和平秩序。美方飛機在中國近海所從事的并不是一般的飛行，而是收集中國情報的偵察活動。美方在中國近海上空的活動，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利益，早已超出海洋法公約中的飛越自由的范疇，是對飛越自由的濫用。中方是重視中美關系的，但是，中美關系必須建立在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特別是相互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等原則的基礎之上。美軍偵察機撞毀中方軍用飛機事件的盡快解決，有利于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也有利于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四篇：國際法案例

75.庇護權案（哈雅·德·拉·托雷案）

哥倫比亞訴秘魯 國際法院，1950年 【案情】

1948年10月3日，秘魯發生了一起未遂的軍事叛亂。次日，秘魯當局發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組織指揮了這場叛亂，同時宣布將對該同盟領導人維克托〃蘇爾〃哈雅〃德〃拉〃托雷等進行審訊，自該日起至2月初，秘魯一直處于戒嚴狀態。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倫比亞駐秘魯使館尋求庇護。次日，哥倫比亞大使通知秘魯政府它已對托雷給予庇護，同時請求秘魯政府頒發他離開秘魯所必需的通行許可證。秘魯對此提出異議，并拒絕向托雷頒發通行許可證。兩國隨后就此事進行了外交接觸，并于8月31日簽署《利馬協定》，同意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10月15日，哥倫比亞政府向國際法院書記處提交了訴訟請求書。

哥倫比亞請求國際法院判決并宣布：(1)根據1911年7月18日《玻利維亞引渡協議》、1928年2月20日《哈瓦那庇護公約》和美洲一般國際法，庇護國哥倫比亞有權為該項庇護的目的確定避難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質；(2)領土所屬國秘魯有義務向避難者頒發通行許可證。

秘魯政府請求國際法院判決：駁回哥倫比亞的上述請求，宣布對托雷準予庇護和維持該項庇護的行為違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第1條第1款不得庇護普通犯和第2條第2款庇護只能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及其他條款的規定。

哥倫比亞政府在其最后意見中請求法院駁回秘魯政府的反訴請求，理由是該項請求與本國的請求無直接聯系，它的提出違反了《國際法院規約》第63條的規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轄范圍之列。【訴訟與判決】

1950年11月20日，國際法院對本案作出了判決。

法院首先對哥倫比亞政府用來支持其第一項訴訟請求的法律依據進行了逐一評析。法院指出，與領域庇護不同，在外交庇護的情況下，避難者置身于犯罪行為發生地國，決定對避難者給予外交庇護將有損于領土國的主權，它將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并構成對純屬該國管轄事務的干涉，如果庇護國有權單方面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則將對領土國的主權造成更大的損害。因此不能承認這種有損領土主權的外交庇護，除非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它的法律依據得到了確立。就本案而言，哥倫比亞認為它有權單方面判定避難者罪行的性質，且這種判定對秘魯具有約束力，應得到承認，其理由是基于拉丁美洲國家的某些協定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習慣。法院判稱：以國際習慣為依據的一方，必須證明這個習慣已經確立，因而對他方是有拘束力的；哥倫比亞政府必須證明它所援引的規則是符合有關各國所實行的恒久劃一的習慣的，而且這個習慣是表明給予庇護的國家享有的權利而當地國家負有的義務。《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將國際習慣定義為“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法院拒絕承認哥倫比亞所主張的通例存在。盡管1911年《玻利維亞引渡協定》第18條規定，締約國家承認“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庇護制度”，但這些原則并沒有肯定庇護國有權單方面決定避難者所犯罪行的性質。1928年《哈瓦那庇護公約》也沒有賦予庇護國以單方面確定避難者犯罪性質的權利。雖然1933年《蒙得維的亞政治庇護公約》第2條確認庇護者享有這種權利，但秘魯當時并未批準該公約，因此它對秘魯無約束力。

哥倫比亞政府援引了許多外交庇護權在事實上已被賦予和受到尊重的具體案例。然而，在國際法院看來，它們或者與本案無關，或者并未對前述單方確定權作出規定，或者雖然作了肯定的規定,但只獲得少數國家的批準，而且，這些在不同場合發表的官方的肯定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權宜考慮的影響。總之，法院認為，哥倫比亞不能證實單方面確定犯罪行為性質的權利是一項國際習慣法的規則，因此不可能“看出已被承認為法律的任何穩定和前后一致的慣例”。

關于哥倫比亞的第二項請求，法院認為秘魯沒有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哈瓦那公約》第2條只規定領土國可作出要求避難者離境的要求，如作出這一選擇，就要負擔給予安全保障離境的義務。但本案中，秘魯并未作出這一選擇，因此，它不負擔此項義務。法院隨后審查了秘魯的反訴。《哈瓦那公約》第1條第1款規定，不能給予“被控或被判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以庇護權。秘魯政府不能證明托雷并非犯有政治罪行，而是犯有普通罪行。所以，不能認為哥倫比亞違反了這一規定。另一方面，《哈瓦那公約》第2條第1款規定：“僅在情況緊急和在該犯尋求庇護以便用任何其他辦法保障其安全所絕對必須的期限內才能給予庇護”，這一規定旨在杜絕濫用庇護權的行為。本案中，從武裝叛亂到給予庇護，其間歷時3個月，此外并不存在簡易軍事審判的危險，而是處于正常的法律訴訟之中。因此，不能認為是“情況緊急”，所以，法院判決哥倫比亞政府違反了公約第2條第1款。隨后，哥倫比亞請求法院說明到底是否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法院最終判決：(1)法院對當事國提出的上述請求不能發表意見；(2)哥倫比亞沒有將托雷交送秘魯當局的義務；(3)對托雷的庇護應于1950年11月20日判決作出之后立即停止。法院宣稱，這幾個結論是不矛盾的，因為除交出避難者外，還有其他終止庇護的方法。1954年，哥秘雙方經過談判達成協議，秘魯同意發放通行許可證。4月，托雷離開秘魯。【評注】

在國際法上，國際習慣是各國重復類似行為而產生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為規則。按照這一定義，構成一個習慣規則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物質條件，即必須有慣例的存在，也就是各國不斷重復的類似行為；二是心理條件，即法律確信，也就是各國在如此行事時有一種履行法律義務或行使法律權利的感覺，這樣，該慣例就被各國當成了法律規則而不能違背它，它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在本案中，國際法院正是根據這兩個條件來判斷外交庇護行為是不是一項國際習慣規則的，它首先證明了外交庇護僅僅是存在于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間的一項慣例，它既沒有滿足作為一項習慣規則的“物質條件”，更缺乏必要的“法律確信”。

 國際法院在本案中也特別指出了“外交庇護”是侵犯領土國的領土主權的，因為這種做法使罪犯逃脫領土國的管轄，從而構成了對純屬領土國管轄的事務的干涉。這與領域庇護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一般國際法上不能承認這種有損他國領土主權的做法。此外,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也明確規定了使館不得充當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而在使館內庇護接受國決定逮捕的罪犯或接受國國民，可以說是這種“與職務不相符合的用途”的一個例子。

滅種罪公約保留案（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Genocide Case）

案情：1948年締結的滅種罪公約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但若干國家對該公約作出了一些保留。締約國在這些保留的效力問題上發生了分歧。1952年11月，聯合國大會就下述情況，即：就防止及懲辦滅種罪公約而言，一個國家在它批準或加入該公約或簽字時附加了某些保留，這個國家的地位如何，向國際法院提出了三個問題，要求法院提供咨詢意見：

1.當一國對公約作出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的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反對，該國是否可以被認為是締約國的一方？

2.若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保留在保留國與(1)反對保留的國家，（2）接受保留的國家之間的效力如何？

3.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和有權但尚未在公約上簽字或加入的國家，對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果如何？

國際法院在1951年5月28日發表咨詢意見對上述三個問題作了回答。

法院認為，在條約關系中，一國不受未經它同意的條約的拘束，這是久已確定的原則。多邊公約是締約國根據公約的條款自由締結的協議的結果，締約國無權通過單方行為或特別協定破壞或損害該公約的宗旨和目的，這也是公認的原則。這項原則是與條約的完整性觀念密切相聯的。傳統學說中的這種觀念主張，除非保留被所有締約國無例外的接受，無保留是有效的。

這種傳統學說作為一條原則具有不可否認的價值。但對于滅種罪公約來說，由于公約本身的特點，其中之一是，主持公約締結的聯合國的普遍性和公約第十一條所預期的參加公約國家的廣泛性，較靈活的適用這條原則是合適的。廣泛的參加這類公約，在締結多邊公約的國際實踐中已出現了較大的靈活性。較一般的付諸保留，對保留的默許，允許被某些締約國反對的提出保留的國家在與接受保留的締約國之間成為締約一方的實踐的存在，所有這些因素都顯示了在締結多邊條約對靈活性的新需要。

還必須指出，雖然滅種罪公約最后是一致通過的，但它是一系列多數表決的結果。有利于多邊公約締結的多數表決制也可能產生允許某些國家提出保留的需要。這種想法已被近年來在多邊公約中作出的為數不多的保留的情況所確認。

在這種國際實踐的情況下，不能從一個多邊公約中沒有關于保留的條款就得出結論說，該公約禁止締約國作出任何保留。公約的性質、它的目的和它的條款，締約準備工作的形式以及公約的通過，都是在沒有明示允許保留的情況下，判定保留的可能以及保留的效力和影響應加以考慮的因素。

現在要考慮的時，何種保留以及何種反對意見可以提出的問題。滅種罪公約的締約史表明，聯合國的目的是要將否定整個人類集團生存權利的滅種罪作為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加以譴責和懲治，這種罪行震驚人類良知，導致人類的極大損失，違反道德原則和聯合國的精神與宗旨。上述意念的第一個后果是，構成公約基礎的原則是被文明國家承認并對它們有拘束力的原則，即使沒有任何條約義務存在；第二個后果是，在譴責滅種罪和為將人類從這種可惡的瘟疫中解放出來進行合作的普遍性質。因此，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欲使滅種罪公約在范圍上居于普遍性。事實上，1948年12月9日，該公約在聯合國大會被56個國家一致通過。

公約的目的也須加以考慮。這個公約顯然是為了純粹人道主義和文明的目的而通過的。的確，很難想象一個公約會在更大程度上具有這雙重目的，因為這個公約的目的在于保障某些人類集團的存在，而在另一方面在于確認和保證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在這樣的公約中，各締約國并沒有屬于它們自己的任何利益；它們僅僅具有一種共同的利益，即達成作為該公約存在理由的這些高尚的目的。因此，在這種類型的公約中，人們無法提及對于各國的個別利益或不利益，或者在條約上就權利和義務之間維持完全是均衡。鼓舞著該公約的一些崇高理想，由于各締約國的共同意志，對所有它的規定提供了基礎和準繩。

滅種罪的目的和宗旨暗示，聯合國大會和締約國意圖使盡可能多的國家參加該公約，絕對排斥一個或更多國家可參加公約不僅將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還將損益作為公約基礎的道德的和人道主義原則的權威。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并不限制提出保留和反對保留的自由，作為保留國和反對國態度標準的，是保留同公約目的和宗旨是否合適。

有人爭辯說，存在著使保留的效力取決于所有締約國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國際法規則。

法院認為，國際實踐并沒有表明，多邊公約絕對完整性的概念已發展成一條國際法的一般規則。還必須指出，在聯合國的美洲成員和美洲國家組織成員國中，存在著允許保留國成為締約一方，而不論保留和反對保留的性質如何的實踐。滅種罪公約的起草工作并沒有證明締約國心目中已有確定的實踐的觀點，締約國以后的態度也沒有這種顯示。最后，在第十屆聯大法律委員會討論多邊公約的保留問題是，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鑒于上述考慮，本法院對向它提出的問題之一，由于該問題的抽象性，不可能作出絕對的答復。對保留的評價和反對的意見的效力取決于個別公約的具體情況。

關于問題之二，即保留在國家之間的關系上的效力問題，法院認為，任何國家不受它沒有同意的保留的拘束。因此，在前述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標準的限度內，每個國家都可以自由決定提出的那個國家是或者不是公約的締約國。一般來說，這種情況確實有不便之處。這些不便之處只有在公約中插入一項關于使用保留的條款，才能加以補救。

第三個問題設計給一個不論是由于尚未在公約上簽字，還是由于雖已簽字但尚未批準公約，因而還不是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提出的反對意見的效力問題。法院的意見是，對于第一種情況，很難想象一個還沒有在公約上簽字的國家能夠排除另一個國參加公約；第二種情況有所不同，反對意見是有效的，但不能立即產生法律效力，它僅僅表示和宣布一個簽字國在成為公約締約國以后將采取的態度。

鑒于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7票對5票對提交法院的三個問題作了如下答復：

（一）一國對條約的保留受到一個或數個締約國反對，但不為其他締約國所反對，該國可以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如果其保留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否則該國不能被認為是締約的一方。

（二）如果締約一方反對一項保留，認為不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那個提出保留的國家不是締約的一方；另一方面，一個締約國接受這項保留，認為符合這個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它可以實際上認為提出保留的國家是締約的一方。

（三）尚未批準公約的簽字國反對一項保留，只有在它批準公約后才能產生在向其他國家表明該簽字國最終的態度的作用；有權簽署或加入公約但實際上未這樣做的國家隊保留提出的反對意見，無法律效力。

國際法院強調，以上這些意見嚴格的限于適用于滅種罪公約。

——編譯自哈里斯：《國際法案例與資料》，1979年英文第2版，第604-607頁。

評 注：

關于條約的保留，傳統的見解認為，除非得到所有其他締約國擴大一致同意，締約國不得作出保留。但是，國際法院在本咨詢意見中拒絕遵照這種漸漸誒，不認為這種見解已經具備了被普遍接受的實踐的性質。

雖然攻擊發育對本案的咨詢意見今限于滅種罪公約，但是這個意見可以被認為是與同樣保留的一般問題相關的，對于條約法中關于保留問題的法律規則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盡管這個意見沒有提出一項具體適用的法律規則，尤其在實踐中沒有客觀的標準可以解決是否符合公約目的和宗旨的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和宗旨問題，然而它卻代表了下述一種日益普遍的見解，即：對保留的一致同意原則已不適合以一般的多邊公約為特點的國際交往的要求；而且，給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以權利阻止另一國家參加公約，雖然大多數締約國認為后一國家所提出的保留符合公約的目的，那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應當的。比較合理的解決辦法，似乎是把決定是否允許保留的權力交給各締約國自己。

《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遵循國際法院在本案中提出的原則，但對成彤彤規則的支持者作出了一些讓步。公約規定：“一國得于簽署、批準、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再此限：（甲）該項保留為條約所禁止者；（乙）條約僅準許特定之保留而有關保留不再期內者；或（丙）的凡不屬（甲）及（乙）兩款所稱之情形，該項保留與條約目的及宗旨不合者。”關于多邊條約的保留對各締約國的影響，公約告訴了如下主要規則：①若全體當事國間使用全部條約為每一當事國同意承受條約拘束力的必要條件，則保留須經全體當事國接受；若條約為國際組織之組織約章，則保留須經該組織主管機關接受；③在其他情形下，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接受，保留在該兩國之間生效；如保留經另一締約國反對，條約在反對國與保留國之間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對國確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限；如同意在保留國與反對國之間有效，保留所涉及的規定在保留的范圍內對于該兩國間不適用。

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解釋案（Interpretation of the 1919 Convention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案情：鑒于在解釋1919年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華盛頓公約）問題上發生的困難，國際勞工辦公室請求就下列問題取得常設國際法院的咨詢意見。

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通過的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在公約包括的工業企業里，是否適用于擔任監督或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婦女？

根據凡爾賽和約第424條的規定，首屆國際勞工會議于1919年10月在華盛頓召開，會議通過了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的草案。該公約于1921年6月13日生效，其中包括如下條款：

“第三條、婦女部分年齡差異均不得在夜間受雇于公有或私有的工業企業及其分廠。……”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遞交常設國際法院的書面聲明，對上述條款的含義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一些國家政府把它解釋為禁止所有婦女在夜間受雇于工業企業，另一些國家政府則認為它只適用于某些種類的勞動婦女。

常設國際法院認為，單獨考慮第三條的字面規定并不會發生什么困難，它使用的術語是一般的、不含糊的。它不分年齡差別禁止工業企業在晚間雇用女工。但就字面含義，這一禁令必然適用于提交法院的問題中有疑問的各類婦女。因此，如果將華盛頓公約第三條解釋為不適用于擔任監督和管理職務的非從事普通體力勞動的女工的話，必須找出一些有效的根據來加以證明。

公約第三條的術語與公約的名稱、序言及其他條款沒有不一致的地方。公約標題提到“夜間雇用婦女”，序言講“夜間婦女的雇用”，第二條說明了“夜間”的含義。因此，這些條款不影響第三條的適用范圍。

現在法院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是否存在著合理的根據將第三題的適用范圍限制于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法院考慮的第一個根據是，該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的事實，即，它是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體系內準備的，符合該部分規定的程序，是否產生這種限制？是否由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而用一般術語表述的公約第三條就須解釋為僅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某些國家認為，鑒于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宗旨是改善為為數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在一個勞工公約用一般術語表述的條款必須被假定為僅僅旨在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相反的意圖在公約中有明示的規定。也就是說，在本案是情況下，無相反的意圖不是存在，第三條的規定須視為只適用于體力勞動者。

法院認為，這種觀點的論據是不足的。的確，改善眾多的體力勞動者的狀況是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作者的主要注意中心。但本法院不愿將國際勞工組織的活動范圍限制的如此狹窄，以致認定勞工公約須解釋為僅適用于體力勞動者，除非有相反的意思顯示。

為了證明這樣一種解釋勞工公約的規則，即表述一般種類的人的文字，如“人”、“婦女”等類名詞，應視為僅僅指體力勞動者，必須表明國際勞工組織之關心他們。

法院認為，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的序言和實體條款中，對個人概念的表述并不限于體力勞動者。他們所用的詞是“工作者”、“勞動人民”、“掙工資者”。這些詞并不排斥從事非體力勞動的受雇者，因為和約并未使用勞工這一術語。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第393條，該條規定國際勞工局理事會的選舉，在第5款中用了“工作者”一詞。

由此可見，第八部分的文本并不能用來支持國際勞工組織僅僅關心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而排斥其他種類的工人的觀點。既然如此，華盛頓公約是一個勞工公約就不能提供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婦女一詞解釋為只包括從事體力勞動的婦女。

有人指出，1919年華盛頓公約通過時，實際上很少有婦女在工業企業從事監督或管理工作，將該公約適用于這些婦女的問題當時尚未加以考慮。法院認為，即使如此，這種事實本身也沒有提供足夠的理由忽視公約的規定。

一些國家的代表在1930年和31年關于建議修改華盛頓公約的日內瓦討論中，堅持該公約只適用于勞動婦女，法院認為，有必要審視一下公約的準備工作。

組織首屆勞工會議的任務被賦予一個國際委員會。它的組成，如同會議的程序一樣，具體規定在凡爾賽和約第八部分中。會議組織委員會建議國際勞工會議敦促所有國家加入伯爾尼公約。為此，國際勞工會議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婦女雇用問題。在涉及夜間雇用婦女的問題上，該委員會超出了這種委員會所提建議的范圍。它建議地締結一個在原則上沿革伯爾尼公約的新公約。該委員會成員是否意圖使新公約十分緊密的沿革舊公約，將舊公約中一致的約文解釋吸入新公約，這是一個憑委員會的報告不足以確定的問題。報告的文字沒有表明是在工人的意義上使用“婦女”一詞。委員會的報告一致通過，并提交給起草新公約的委員會。起草委員會向大會同時提交了關于夜間工作等五個公約的建議文本。起草委員會報告人的發言表明，委員會在各個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報告人指出，在盡可能的情況下，起草這些公約是沿著一條統一的路線進行的。在起草各公約的實體條款時，委員會使用了標準表述。委員會建議大會，這種統一性應盡可能繼續保持，并指出，為了避免將來可能出現對這些公約草案的法律后果產生混淆的情況，這是十分重要的。最后，各草案文本均被大會一致通過。

因此，華盛頓公約的準備工作確認了在研究該公約文本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沒有足夠的理由將第三條的文字做不符合它們的自然的含義的解釋。

各公約草案之間在結構上和文字表述上的類似性，引導法院分析了其中一個條約有特別注明例外條款的情況。如果關于夜間雇用婦女公約有意排斥適用于從事監督和管理工作的婦女，它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規定。

鑒于上述理由，常設國際法院以6票對5票對提交它發表咨詢意見的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

——編譯自《常設國際法院刊物》，A/B輯，第50號，1932年。

評 注：

一個條約所用的名詞，如果不是明白的用于某種專門意義，或者從上下文看不出有另外的意思，就必須按照它們在日常用語中的通常意義來解釋。這是本咨詢意見闡明的關于同意解釋的一項規則。如果締約國對此提出疑義，須提出有效的根據來證明不同于一般含義的解釋。

為澄清一個條款的意義，可以參考各締約國之間締約一方與第三國之間的條約。在本案，法院參考了與夜間雇用婦女公約一起締結的其他幾個公約的有關規定。

一個術語的一般用法的含義已被普遍接受時，若要限制它的適用范圍，需在約文中對此作出限定，否則將按一般含義解釋。

關于解釋條約時參照締約時的準備工作，詳見尼爾森案。

第八篇 條約法

英伊石油公司案

（英國訴伊朗；國際法院，1952年）

案情：1933年4月29日，伊朗（當時為“波斯”）與英國石油公司簽訂一項特許協議。協議授予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區域內開采和加工石油的專屬權利。有效期是60年，即到1993年。協議規定，在協議的有效期內，非因特殊情況，和經過仲裁法庭裁決，協議不能廢除。1951年3月4日，伊朗國會和參議院通過了石油工業化的法律，因而取消了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英伊石油公司要求進行仲裁，但被伊朗政府拒絕。英國政府于1951年5月16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聲明伊朗政府有義務將伊朗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爭端提交仲裁解決，或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實行國有化法律違反國際法和違反伊朗根據1933年協議所承擔的義務。1951年6月22日，英國政府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伊朗提出反對意見，否認國際法院對此案有管轄權。國際法院于1951年7月5日以命令指示臨時保全措施，并于1952年7月22日對國際法院的管轄問題作出判決。

判決：國際法院在1951年7月5日的命令中，要求雙方保證不采取任何可能侵害他方權利和加劇爭端的行為。在表決命令時，法官文尼阿斯基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只有在雙方都接受的情況下才可以成立。如果法院對案情實質沒有管轄權，就沒有權力指示臨時保全措施。法院多數意見認為，《國際法院規約》第41條并不排除法院在沒有決定管轄權之前有臨時保全措施的權力，但聲明臨時保全不是先行裁決。

1952年7月22日，國際法對管轄權問題作出判決： 伊朗（波斯）政府在1932年9月19日發表聲明，接受國際常設法院的強制管轄，該聲明聲稱：

“國際常設法院對于本聲明作出后之直接或間接與適用為波斯所接受之條約或公約有關的、以及以后與批準本聲明有關的情勢或事實方面的任何爭端，有管轄權。”

英國政府認為，上述聲明所指的爭端應限于1932年以后所簽訂的條約。本案提到的英譯兩國間的條約是指1857年和1903年條約中的最惠國條款，這些條約不能為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供法律依據。

英國認為，1933年4月29日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具有雙重性質，即既是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也是兩國政府之間的條約。

國際法院駁回了英國的主張，國際法院認為，1933年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簽訂的特許協議雖然是在兩國政府經過多次談判之后簽訂的，但協議本身只是“政府和外國法人之間的一項特許權合同”，不是1932年聲明中所指的條約。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以9：5票通過判決，判定國際法院對此案沒有管轄權，并即以命令將本案從案件單上撤銷，并宣布終止臨時保全措施的執行。

評注：

本案之所以被國際法院撤銷，是因為英國引用的“伊朗政府與英伊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協議”沒有條約的法律效力。從國際法院的初步審判可以看到，國際法上所指的條約，必須是兩個國際法主體之間的協議。特許權協議是國家與外國法人之間的協議，那只是一種合同，不具有條約的法律地位和效力。這個被撤銷的案件正可以作為條約定義的一個注釋。

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的復議問題（咨詢意見；國際法院，1987年）

事實：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訴聯合國秘書長”議案作出判決（第333判決）后，雅基梅斯向“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提出，請求對該判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請求國際法院就此問題發表咨詢意見。該案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公民，由蘇聯政府派出，受聘在聯合國俄文翻譯處擔任校訂員，受聘期是五年，從1977年到1982年。1981年他被調到”“項目計劃及協調辦公室”當項目協調員。1982年年底，他的任期獲得延長一年，將于1983年12月26日結束，聘書上寫明是“蘇聯政府第二次委派”。1983年2月8日，協調辦公室的助理秘書長通知雅基梅斯，希望他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時能延長合同。在1983年2月9日，雅基梅斯請求在美國避難。他在2月10日，通知蘇聯在聯合國的常駐代表：他已辭退了在蘇聯政府中的植物。在同一天，他還通知聯合國秘書長他希望取得美國永久居民資格。1983年10月25日，雅基梅斯給助理秘書長備忘錄，表示希望助理秘書長能根據他的表現延長聯合國與他簽訂的合同，或“安排以更好的職務。”1983年11月23日，聯合國人事處副處長通知雅基梅斯“根據秘書長辦公室的指示，聯合國組織沒有延長他的任期的意圖”。1983年11月29日，雅基梅斯沒有對此決定提出異議，他認為：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規定：“聯合國工作人員連續做滿五年之后，應給予一切合理的安排。”12月13日，雅基梅斯請求秘書長重新考慮不延長其工作期限的決定，因為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他應取得這個權利。12月21日，聯合國人事部的助理秘書長寫信通知雅基梅斯：聯合國秘書長已保持他在11月23日的信中所作的決定。雅基梅斯便向聯合國行政法庭起訴，狀告秘書長不執行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聯合國行政法庭在1984年6月8日對雅基梅斯的任期或安排別的工作。雅基梅斯請求：“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對第333號裁決進行復議。委員會于1984年9月10日向國際法院提出請求書，請求國際法院對戲發表咨詢意見。委員會請求國際法院回答下列兩個問題：

（1）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沒有回答原告在1983年12月26日任期屆滿后請求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法庭是否沒有行使它的應有的管轄權；

（2）聯合國行政法庭在第333號判決中對與《聯合國憲章》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作了錯誤裁定？ 國際法院接受了委員會的請求，以命令安排時間接受有關方面的書面材料，于1987年5月27日就上述問題發表咨詢意見。

咨詢意見：

1、關于第一個問題。原告在其請求書中認為，“給他卻低估和新的合同期限”或“安排新的工作”，不存在“法律障礙”。他認為，“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具有法律上和道義上的正當機會，并具有獲得合理安排其工作的權利。”他請求法庭說明秘書長認為蘇聯政府對他的第二次委派構成對他繼續在聯合國任職的法律障礙的說法是錯誤的。秘書長有了這些想法，自然就不能按大會決議的精神對他今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秘書長在法庭上指出，給雅基梅斯安排個工作，沒有法律障礙，并認為他對本案是對一切情況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才做出決定的。這就是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說的“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不是“有利的考慮”，原告無權要求給予“有利的考慮”。國際法院認為，法庭沒有正面回答是否存在法律障礙。從邏輯上看，法庭首先應考慮的是，原告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合理的期望”，或“合法的期望”。如果存在這樣的期望，秘書長就有責任提供繼續在聯合國人之的機會，但法庭認為“合法的期望”是不存在的。一方面，要恢復先前的合同，必須取得其本國政府的同意，而且該合同已經是第二次委派的合同了。另一方面，根據《職員規則》，定期的聘任是沒有希望恢復或該做任何其他委派的。法庭認為，秘書長對于雅基梅斯的問題已對一切有關的情況都考慮過了。法庭在判決中指出，雅基梅斯之希望繼續在聯合國工作，即不存在“合理的期望”，也不存在“法律障礙”，給不給予安排，由秘書長決定。法庭的看法是，秘書長可以給予安排，但沒有義務給予安排。假如秘書長給予安排的話，法律障礙是沒有的。

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法庭的判決沒有說明雅基梅斯將繼續在聯合國工作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是說法庭沒有行使它應有的管轄權，法庭認為秘書長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給予“一切合理的考慮”，法院無權以自己的看法替代法庭的看法。

2、關于第二個問題。至于法庭對于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是否做出錯誤的看法，國際法院認為，法院的任務不是對工作人員規章或規則進行解釋，但法院有權判斷法庭在具體解釋或適用某個規則時是否做出了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有矛盾的裁定。原告認為法庭對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第100條、第101（3）條、第8條、第2（1）條和第100（2）條等條文的解釋有錯誤。

（1）第101（1）規定：“

一、辦事人員由秘書長依大會所訂規章委派之。”原告認為秘書長沒有把他的問題提到“辦事人員委派委員會”考慮，該委員會無從發揮作用，這說明秘書長沒有對他的問題給予“合理的考慮”。法庭認為“合理的考慮”應由秘書長決定，是否構成合理，完全是秘書長權利范圍內的事情。國際法院認為，《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的意思是，怎樣才構成“合理的考慮”，那是秘書長決定的事情，不是說秘書長認為合理就是合理的標準，法庭不認為秘書長享有無限的決定權，但秘書長聲明他已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對一切有關問題都做了合理的考慮，那就應認為是已經做了“合理的考慮”了，秘書長是沒有必要做更詳細的說明的。由于上述條文沒有特別規定秘書長需要采取什么程序，國際法院不認為法庭的這樣的解釋與聯合國憲章第101（1）條有什么矛盾。

（2）第100條規定：“

一、秘書長及辦事人員于執行職務時，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并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秘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

原告認為秘書長作為一個高級官員，他的上述聲明已認為沒有原告本國政府的同意就不可能對他的工作進一步的安排，并認為法庭也做了同樣的結論。國際法院不支持原告的主張，因為法庭并沒有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101（3）條規定：“

三、辦事人員之雇用及其服務條件之決定，應以求達效率、才干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要考慮。征聘辦事人員時，于可能范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原告認為法庭的判決沒能把這條條文的內容放在高于其他因素的地位。很明顯，“首要考慮”與“唯一考慮”不是同義詞。這正是讓秘書長可以權衡的各種考慮。無論法庭還是國際法院，都不能代替秘書長的選擇。秘書長之決定，不能認為不尊重第101（3）條所指的考慮之“最高”性質，而是他為了聯合國組織的利益，考慮到一切有關的情況。秘書長砸死作出決定時是考慮到1983年2月10日的事件的。那就是原告通知蘇聯政府辭退其職務的日子。原告認為從這一條其，他已創立了他與聯合國之間的新的合同關系。秘書長不認為“與本國政府的連續關系是工作人員在任何定期合同中所承擔的義務，不論是否第二次委派”。而原告之繼續任職也不以為是建立起一種新的合同關系。法庭對“本國聯系”的意義做了評價。不贊同秘書長的上述意見。認為他的觀點與法庭第326號判決的觀點不大一致。在該判決中，工作人員一旦脫離了與本國的利息，就不再能履行在聯合國中職務了。法庭認為這個觀點已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看法”。秘書長認為，國籍的轉變，沒有產生什么法律上或行政上的后果。法庭基本上同意秘書長的觀點，但認為改變國籍的行為，很可能影響到聯合國的利益。

（4）第8條規定：“聯合國對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關在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原告認為這條規定禁止歲任何人的條件加以限制，國際法院認為，即使從最廣義的意義看，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

（5）第2（1）條規定：“本組織系基于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第100（2）條規定：“

二、聯合國各會員國承諾尊重秘書長及辦事人員責任之專屬國際性，決不設法影響其責任之履行。”法庭認為即使有個別會員國試圖獨立秘書長施加某種壓力，法庭也沒有必要對此作出判斷，而且在本案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

根據上述理由，對于問題1，國際法院一致認為，聯合國行政法庭第333號判決沒有肯定原告任期屆滿后繼續在聯合國任職是否存在法律障礙，不能認為是沒有其應有的管轄權力。

對問題2，法院以11：3票判定：第333號判決沒有在于憲章某些規定有關的法律問題上作出錯誤的解釋。法官賴厄斯對本咨詢意見附以一份聲明：法官伊利亞斯、小田滋和阿戈附上反對意見，法官斯威伯爾·詹寧斯和伊文森等提出不同意見。

評注：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要求對行政法庭進行復議，國際法院根據“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的請求，對判決涉及的幾個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其中特別是原告提到的所謂的“法律障礙”和“合理期望”的問題。原告雅基梅斯是蘇聯的派出人員，他之在聯合國任職，是建立在本國政府的委派的基礎上的。任期屆滿之后，秘書長能不能不經其本國政府同意而延長期任期或另作別的安排？由于法律上沒有明白的規定，秘書長認為“法律障礙”是沒有的。但一般來說，秘書長不得不考慮這樣做會不會影響聯合國與該會員國的關系，這是應該可考慮的。這不能認為是違反憲章第100條的行為。而且，雅基梅斯在任期未滿的時候就宣布脫離與聯合國的關系，沒有了這個關系，他又憑什么資格在聯合國任職？他在任期內要求在美國避難，姑不論其政治動機如何，也不論美國是否接受其要求，其本國政府肯定會提出抗議，秘書長當然不能不考慮這個因素。這不能認為是干擾秘書長國際官員的地位。聯合國大會第37/126號決議要求秘書長對工作業績優秀的工作人員在任滿后的工作給予“”合理的考慮，這并沒有為雅基梅斯提供什么“合法的期望”。本咨詢意見通過對法庭判決涉及的法律問題和聯合國憲章的有關條款的分析，中肯的回答了“聯合國行政法庭判決復議委員會”請求回答的問題。

第五篇：國際法案例

1.湖廣鐵路債券案

1979年11月，由美國公民杰克遜等九名持券人向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起訴訟，要求償還他們所持有的中國清朝政府于1911年發行的“湖廣鐵路債券”本息。美國地方法院受理了此案，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被告，通過地方法院郵寄將傳票和起訴書副本送達給我國外交部長，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傳票送達后20天內對原告起訴書作出答辯，否則將進行“缺席審判”。對此，中國政府根據國際法原則曾多次向美國政府申明中國立場，但美國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仍于1982年9月1日無理作出“缺席審判”，要求中國政府向原告償還4130余萬元。

“湖廣鐵路債券”案涉及以下兩個國際法問題：

（一）國際法上的繼承問題

國際法上的繼承是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它是一個國家或新政府如何處理舊國家或舊政府在國際法上的權利義務問題。在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債務繼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推翻國民黨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國唯一僉的政府，這是代表國家在國際上先事的機關，因此，我國政府在處理舊政府的債務時，也堅決適用“惡意債務不予繼承”，這是久已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湖廣鐵路債券”實屬惡債。因為這次借債是1911年，清朝政府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和鎮壓中國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結在華劃分勢力范圍的帝國主義列強決定加快修建鐵路，由于財政危機只能向帝國主義借債，因此，我國政府理所當然地不予承認這一債務，這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而且也為國際法實踐所證明的。

（二）國家主權豁免問題

國家主權豁免是國際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其根據是聯合國憲章所確認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完全獨立和平等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能對另一個國家行使管轄的權利，一個國家的法院沒有經過國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國國家作為訴訟對象的案件。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無可非議地享有司法豁免權。美國地方法院以一個主權國家作為被告訴訟，行使管轄權，作出缺席判決甚至以強制執行其判決相威脅，這是完全違反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法原則，違反聯合國憲章。對于這種將美國國內法和美國法院的管轄強加于中國，損害了中國主權，損害中華民族尊嚴的行為，中國政府理應堅決拒絕。

現在，本案由于中國堅決站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上，堅持國際法的原則，最后并沒有有按照美國法院的“缺席判決”執行。1987年3月9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駁回了美國債券持有人的復審要求，撤銷了不利于中國的判決。這不僅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國際法原則的重大勝利，也對其他國家帶來很大影響。因為美國搞的一種試探，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突破，也就在國際法上開了一個先例，這樣，美國、法國、德國等都會跟著來要求償還舊債券，所以這個案子不是孤立的。

2.光華寮案

光華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左京區北白川西町，面積約為1000平方米的五層樓。該寮建于193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京都大學受托于日本政府“大東亞省”將該寮租用作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宿舍。日本投降后，“大東亞省”被撤銷，從此由中國留學一組織自治委員會對該寮實行自主管理，并將該寮取名為“光華寮”。此后，舊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用變賣侵華日軍在大陸掠奪的財產所獲得的公款將該寮買下，專用于中國留學生宿舍。1961年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登記為中國國家財產。1967年，臺灣當局以“駐日本大使”陳之邁的名義就光華寮問題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訴，要求中國留日學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華寮。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決，確認該寮為中華人共和國的國家財產，臺灣當局的原訴被駁回。1977年10月，原告不服而上訴大阪高等法院。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并將此案發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審。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決，將光華寮判歸臺灣所有。中國留學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決，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訴，1987年2月26日，該法院維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審判決。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辯護律師團通過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書，要求該法院將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錯誤判決撤銷，重新作出公正的判決。

光華寮案至今未完結。該案涉及多方面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承認制度

根據國際法的承認制度，承認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認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認被推翻了的舊政府。一般來說，未被承認的國家或政府在不承認國的法院沒有起訴權的，這一原則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確認。1972年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而使所承擔的義務就更加明確。既然日本已經不再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那么臺灣就不能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就光華寮提起訴訟。因此，日本法院受理臺灣當局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提起的訴訟，完全違反了國際法的承認制度。

(二)光華寮案違背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

在光華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完全混淆了國際法上的國家繼承和政府繼承的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繼承是國際法主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新國家如何繼承前國家的財產問題。但政府繼承則不同。它是國家本身沒有變，國家的同一性沒有變，只是代表這個國家的政府發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舊政府，而不問其財產以什么形式出現(動產或不動產)，也不管這些財產處于國內還是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其國家本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國際法主體依然如故，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所以，凡屬于前政府的國家財產，完全由我國政府全部繼承是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的。現在，日本法院關于對光華寮案的判決理由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不完全繼承舊中國政府在外國的財產”。不符合中日之間簽訂的條約精神，也違反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因為，無論從國際法上政府繼承的理論，還是從對該寮的實際控制和管理情況看，光華寮都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有。無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對光華寮案的判決是正確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決是錯誤的。

(三)光華寮案違背了日本承擔的國際義務

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兩國政府領導人簽署的聯合聲明中規定：“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1978年，中日兩國政府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也進一步確認了上述原則。因此，這兩個重要法律文件，它不僅規定了日本方面的承諾，也規定了中國方面的承諾。日本是以條約的形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從此日本取消了對“中華民國”的承認，臺灣當局就不能再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名義在日本法院提起訴訟。這對日本不僅依據國際法一般原則所產生的義務，而且是所承擔的特殊的條約義務。現在，臺灣當局在光華寮案中居然在日本法院享有起訴權。這完全違背了日本政府承擔的不得承認所謂“中華民國”政府的具體義務，勢必在政治上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所以，日本法院在處理光華寮案的問題上是違反國際法的。

3.隆端古寺案

隆端古寺位于扁擔山脈的一個隆起的高地上，它構成泰國與柬埔寨之間邊界的一部分。根據1904年2月13日暹羅(當時泰國稱為暹羅)和法國(當時柬埔寨是法國的保護地)之間的一項條約的規定，雙方同意這一點上的邊界線，應沿著分水嶺線劃出。為進行實地劃界而設立了一個混合委員會。當時泰國政府委托一個法國調查隊繪制該地區的地圖1908年，地圖在巴黎出版，同時也將也圖送交泰國政府。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了隆端古寺位于柬埔寨一邊，但泰國政府。未表明任何異議(直到1935年以前)。后業，法國政府獲悉泰國把其看守人安置在寺內，于1949年和1950年向泰國政府提出多次抗議照會，終未得到回答。1953年柬埔寨獲得獨立后，新政府企圖在該地區建立權力機關都沒有成功。之后，柬泰雙方又經過多次談判而失敗。1959年10月6月，柬埔寨政府向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國際法院宣告隆端古寺的領土主權屬于柬埔寨，泰國應撤退它駐扎在古寺遺址的武裝部隊。1960年5月23日，泰國政府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1961年6月26日，國際法院對該案進行了審理，駁回了泰國提出的初步反對意見。1962年6月15日，法院對案情實質作出了判決。法院以9票對3票判定隆端古寺是在柬埔寨境內，而泰國有義務撤回駐在該地區的一切軍事人員和民事人員。法院還以7票對5票判明泰國應將其在占領時期從寺內搬走的一切物品歸還柬埔寨。

本案涉及國際法的問題有以下兩方面：

(一)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問題

泰國與柬埔寨之間的爭論點，主要是隆端古寺及其周圍的土地的主權是屬于哪一國。泰國認為法國于1908年出版的地圖不是混合委員會所制，它有嚴重錯誤，如果根據真正的分水嶺劃出的邊界線就應把該寺的地區劃在泰國一邊。但是，國際法院在審理該案中，認為真正的問題是，泰柬雙方是否已接受了這張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和地圖上指出的邊界線。從實際看，泰國接受這張地圖后，當時的暹羅和之后的泰國政府對此并未作過任何反響，未作過任何追究，也未發現因犯過任何錯誤而可使其“同意”變為無效。它完全有充分機會不同意這種劃界，但許多年來都沒有這樣做，因此，必須認為那已是得到 了默認的，泰國以地圖的錯誤作為申辯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法院的判決確定了柬博寨對隆端古寺的主權。現在，泰國出兵占領隆端古寺地區，這無疑是對柬埔寨國家領土主權的侵犯。

(二)國際法院對本案的管轄權問題

泰國政府給以抗告，就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提出了初步反對主張。因為，泰國政府認為，該國雖然曾在1929年9月20日發表了接受國際常設法院強制管轄權的聲明，并在1940年5月3日又發表聲明，同時將第一個聲明展期10年，但是，國際法院與過去常設國際法院不同，因此認為由于這個聲明不是以“國際法院規約”簽署國的身份發表的，所以應隨著泰國參加“規約”而自然于1946年失效，這個聲明也不因參加規約而延期。泰國政府還指出，按照《規約》第36條第5款以及國際法院對以色列——葡萄牙案的判決精神，它接受強制管轄的聲明無效，因而泰國不愿接受國際法院的管理。

1961年5月26日，國際法院對泰國的抗告作了判決，肯定了國際法院對此的管轄權，因為泰國政府所發表的接受強制管轄聲明仍是有效的。理由：1.該案情況與“以——葡案”不同。2.雖然1940年延期的聲明已經失效，但1950年發表了一個新的、獨立的聲明，而且已向聯合國秘書長履行了延期手續，因此這就表明該聲明應當被解釋為接受現在的國際法院——而不是消亡了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與此同時，該聲明所引證的1929年和1940年所接受的條件看，與《規約》的第36條第2款相一致，是表明接受國際法院管轄的聲明。從而，法院于1961年5月26日作出了一項判決，駁回了泰國的抗告，并宣布“沒有必要再考慮與司法規定中的協議條款有關的第二次控告”，為此確定了法院的管轄權。

國際法院的判決引起了泰國的強烈不滿。但泰國政府根據其對外政策考慮，于1962年7月3日宣布，盡管對案件的結局深為遺憾，然而“作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泰國必須履行依聯合國憲章所負的義務。泰國將在抗議之下這樣做，并保留其固有權利。”接著撤出了在這個地區的武裝力量。但事情并沒有結束，爭端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

4.科孚海峽案(英國訴阿爾巴尼亞)

1946年5月15日，英國海軍部派出兩艘軍艦通過位于阿爾巴尼亞大陸與科孚島北部之間的科孚海峽時遭到阿爾巴尼亞海岸炮臺轟擊，但未被擊毀。為此，在互換照會中，英國政府認為：它享有通過這個海峽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許可的權利。而阿爾巴尼亞政府卻明確表示，外國船舶通過，必須事先通知并請求阿爾巴尼亞許可。1946年10月22日，英國為試探阿爾巴尼亞的態度，派出一隊由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組成的英國艦隊又通過該海峽時，造成其中兩艘驅逐艦觸雷，死40人，傷42人的巨大損失。事件發生后不久，同年11月13日，英國海軍未經阿爾巴尼亞同意，單方面強行到海峽屬于阿爾巴尼亞領水去掃雷，發現有22顆水雷。但英國海軍的行動遭到阿到爾巴亞的強烈抗議。緊接著，英國政府將這一事件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告阿爾巴尼亞在盟國海軍當局已經進行過掃雷工作之后，又敷設水雷或允許第三國敷設了水雷，要求追究責任。1947年4月9日安理會通過一項決議，建議有關國家應立即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的規定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來解決。1947年5月22日，英國單方面向國際法院起訴。法院于1948年到1949年對該案進行過三次判決，最后英國政府勝訴。

該案涉及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英國海軍的行動是否侵犯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問題

科孚海峽是位于希臘科孚島和阿爾巴尼亞海岸之間，是連接希臘科孚港與阿爾巴紀亞薩蘭特港之間的一個海峽。因此，英國認為該海峽是國際航行海峽，它的軍艦可以自由通過，不用請求阿爾巴尼亞批準。阿爾巴尼亞認為該海峽是地方性的，外國軍艦通過必須得到同意。國際法院在經過辯論后，認為英國海軍已使用此海峽有80多年，其他國家海軍也經常使用。因此，在和平時期各國軍艦對于連接兩部分公海的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具有無害通過的權利，這是獲得普遍承認和符合國際慣例的。除國際條約另有規定外，沿岸國無權在和平時期禁止通過海峽。據此，法院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0月22日的通過是無害的。法院以14票對2票判決英國的這次行動并沒有侵犯阿爾巴尼亞主權。與此同時，法院又一致認為，英國軍艦在1946年11月12日和13日的掃雷活動，這是在阿爾巴尼亞的領水內并違反其意愿的情形下進行的，這“就破壞了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并認為法院聲明本身已構成對這種破壞主權的行為的適當的定論”。因此，英國軍艦的這種行動是不能以行使自助權或其他理由而被說成是正確的。

(二)本案涉及國際法上的責任問題

國際法院在對本案的審理中，雖然拒絕接受英國認為水雷是阿爾巴尼亞本身敷設的看法，但法院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情況下，而僅僅根據所謂“間接證明”方法推定阿爾巴亞科孚海峽的敷雷一事不可能毫無所知，并強調，當阿爾巴亞政府經獲悉在科孚海峽的領海內有水雷分布，就負有將危險情形通知航行船只的義務，自然也應告知馳近的英國軍艦。然而阿爾巴尼亞并未履行此義務，致使英國兩艘驅逐艦觸水雷，造成許多海軍人員的傷亡的巨大損失。最后，法院以11票對5票判定：根據國際法，阿爾巴尼亞應對1946年10月22日在其領水內發生的觸雷事件以及由此事件造成的損害及人命損傷負責，從而有賠償義務，應對造成的損害給予賠償。

1945年12月15日，國際法院作出第三個判決，該判決是估定賠償數目的問題。法院估定了阿爾巴亞應付給英國的賠償數額。這個數額是根據專家調查的結果確定為843，947英鎊，作為給英國軍艦造成的損害和對海員的人身傷亡的補償。國際法院在處理這個案件上是不公正的，因此，阿爾巴尼亞始終沒有執行國際法院的判決，至今問題未解決。

5、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

美國訴伊朗

國際法院

1979年

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前發生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示威隊伍闖進大使館，扣留了使館內的美國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和非美籍的工作人員共五十多人，把他們扣作“人質”，并將使館的檔案文件搗毀，造成一件嚴重侵犯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事件。11月5日，在伊朗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美國領事館亦發生同樣努件。

事件發生后，美國于11月9日請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開會考慮采取確保釋放人質和交還使館房屋的行動。安理會在1979年12月4日要求伊朗釋放“人質”，并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1979年11月29日，美國向國際法院起訴，請國際法院宣布：伊朗政府違反對美國承擔的條約義務，伊朗政府應立即釋放拘留在德黑蘭大使館和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的領事館的全部美國人和拘留在伊朗外交部的三個人，保證他們安全離境并不得對他們進行任何審訊，伊朗應對此侵權行為賠償美國的損失并將造成此侵權事故的人員交主管當局懲處。美國同時請求國際法院指示臨時保全措施。

1979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長致信國際法院，要求國際法院不要受理此案。伊朗政府在信中聲稱：“（1）人質問題只是整個問題中的一個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這問題涉及二十五年來美國干涉伊朗內政的事情。（2）人質問題應看作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一個問題。它基本上和直接地是伊朗國家主權范圍內的事情。伊朗認為，臨時保全實際上就是對案情實質作出判決，那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臨時保全措施應該是保全雙方的利益而不能只保護一方的利益。”

1979年12月10日，國際法院開庭審理關于指示臨時措施問題，并于1979年12月15日頒布指示臨時措施的命令。臨時措施的命令包含下列幾點：

A．

1、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將美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歸還，保證大使館和領事館的不可侵犯性，并保證給予有效的保護；

2、伊朗政府應根據美伊兩國間的現行條約和一般國際法，立即釋放拘留在美國大使館、伊朗外交部或任何其他地方扣作“人質”的美國人，并給予充分的保護；

3、伊朗政府從今開始，應對美國的一切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給予一切他們根據兩國的現行條約或普遍國際法能享受到的保護、特權和豁免，包括豁兔任何形式的刑

事管轄和享受離境的自由和方便條件。

B．美伊兩國政府應不采取任何行動和保證不采取可能加劇兩國緊張局勢或使爭端更難解決的行動。

國際法院院長在1979年12月24日以命令確定時間，讓雙方遞交訴狀和辯訴狀。美國按時遞交，但伊朗沒有遞交。伊朗政府于1980年2月16日向法院表示，認為法院不能、也不應受理此案。

國際法院在1980年3月18、19、20日三天開庭聽取陳述，但伊朗沒有出庭。國際法院在 1980年5月24日，在伊朗缺席下作出判決。

判決如下：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的判決包含下列幾點：

1．管轄權問題。鑒于伊朗沒有提交辯訴狀和沒有出庭，法院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開庭審理。

美國提出四個文件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這四個文件是：（1）1961年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2）1963年的《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3）1955年的《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4）1973年的《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法院認為前三個文件可以作為法院行使管轄權的基礎，因為《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的“任擇議定書”（分別為第1和第3條）和《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約》都有把爭端提交仲裁或司法解決的規定，至于第四個文件，即是否根據《關于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第13條行使管轄權，法院認為沒有考慮之必要了。

2．案情實質。國際法院認為，根據美國提出的事實，1979年11月4日在德黑蘭及11月5日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發生的襲擊和占據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和領事館、把使館人員和領事人員扣作“人質”和搗毀使館檔案的事件，就其性質來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事實包括1979年11月4日襲擊大使館、搗亂使館、拘留人質、侵占使館財產和損壞檔案以及第二天在大不里士和設拉子襲擊領事館的行為，這段期間的事件不能直接歸因于伊朗國國家，因為還不能證明這些行為是代表國家或由國家機關負責以便執行某種任務而作的，所以不能歸因于國家。但這不是說，伊朗國家對這階段的事實就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伊朗表現出來的行為是與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不相符的。《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莊嚴宣告使館的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2條明確規定：

“接受國負有特殊責任，采取一切步驟保護使館館舍免受侵入或損害，并防止一切擾亂使館安寧或有損使館尊嚴之情事。”

該公約宣告外交人員不可侵犯權之后，在第29條又明確規定：“接受國對外交代表應特別尊重，并應采取一切適當步驟以防止人身、自由或尊嚴受有任何侵犯。”

此外，維也納公約第25、26條規定使館檔案、文件不受侵犯，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

同樣，《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 31、33、28、34、35、40等條對領事館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亦有類似的規定。國際法院認為，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和接受國有義務給予保護，已經不單純是條約法的規則，而且是國際法的普遍規則。

1979年11月4日和11月5日的事件發生后，美國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但伊朗當局沒有采取適當步驟保護使領館及其人員和制止事態的發展，伊朗已違反了它的條約義務。

國際法院得出結論說：“在11月4日，伊朗政府非常清楚：a．根據現行條約，伊朗政府有義務保護美國使館及其外交和領事人員，使他們不受任何襲擊，他們的不可侵犯權不受任何破壞；b．美國使館請求幫助時，情況需要他們采取行動；C．伊朗完全沒有履行它的義務。”

第二階段的事實是武力分子完全占據了大使館和領事館，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被扣作人質。根據維也納公約，伊朗有義務立即采取一切措施盡快結束這一場侵犯美國大使館和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件，和立即交還大不里士、設拉子的領事館，使一切恢復原狀和賠償損失。

但伊朗政府沒有這樣做。伊朗外交部長雅茲第在1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國際規章，伊朗政府有責任保護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但他完全沒有提到伊朗有義務保護大使和外交人員，他最后還說：“學生們很欣賞政府的贊同和支持，因為美國自己應對這件事件負責。”伊朗總理阿雅托拉哈·霍梅尼在11月5日的招待會上已證實武力分子占領了使館。他把美國使館說成是“間諜中心”，他還宣稱：人質應繼續扣留，直到美國把前伊朗國王和他的財產歸還伊朗，并禁止與美國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談判。一旦伊朗的國家部門證實了這些行動和決定繼續這樣做作為對美國的壓力，這些行為就轉化為國家行為了，一旦武力分子成了國家指使的人，國家就要承擔國際責任了。

伊朗政府繼續占據使館和繼續扣留人質，一再違反它的條約一義務，違反：

1、《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2條；

2、《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9條；

3、《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4、25、26、27、《維也納領事關系》第33條及有關領事履行職務的方便條件和自由的有關條款以及1955年《美伊友好、經濟合作和領事關系條

約》第2條。

伊朗外交部長在給國際法院的兩封信中認為美國曾在伊朗進行犯罪活動，因而伊朗的行為是合理的。國際法院認為即使證實美國的確有犯罪行為，也不能作為伊朗扣押美國外交人員作為人質的借口。外交法已為外交人員和領事人員的不法行為規定給予宣布為不受歡迎或斷絕外交關系的制裁。由于伊朗一再違反國際義務，伊朗有義務賠償美國的損失，鑒于違反義務的行為仍在繼續進行中，賠償款額尚無法確定。

根據上述理由，國際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作出判決，判定：

“

1、根據本判決所指出的事實，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許多方面業已違反，并正在違反它根據國際條約和長期確立的國際法規則所承擔的義務。

（13：2贊成票：院長瓦爾多克、副院長伊利亞斯、法官福斯特、格羅、賴厄斯、摩斯勒、納金特拉J辛格、魯達、小田滋、阿戈、艾爾一艾利安、塞塔一卡馬拉、巴赫斯特）

（反對票：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

2、伊朗違反對美國所承擔的義務，根據國際法應負國際責任。

（13：2投票情況與上相同）

3、伊朗政府必須立即采取一切行動緩和由于1979年11月4日及其后發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局勢，為此目的，雙方應達成協議。

（一致同意）

（法官賴厄斯在判決附上個別意見，法官莫洛佐夫、塔拉茲附上異議意見）國家責任由兩個重要因素構成，一是客觀上存在國際不法行為，二是主觀上該國際不法行為可歸因于國家。本案是說明國家責任構成問題的最恰當的案例。在本案中，在伊朗發生的侵犯使領館和外交人員的不可侵犯權的事情，無可否認是國際不法行為。該行為能不能歸因于伊朗國家？伊朗指稱該事情是美國二十五年來干涉伊朗內政的結果，是美國外交人員從事犯罪活動、美國拒絕引渡伊朗前國王及交還其財產的結果，這些理由能不能說明伊朗的侵犯外交特權是正當或可以免除國際法律責任？這正是國際法院需要公正判斷的問題。

國際法院把整個事情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證據尚不足以說明該事情可以歸因于伊朗國家。但在美國大使館請求伊朗當局給予援助和保護的時候，伊朗采取不行為的態度，這就產生違反國際義務的國際責任了。國家沒有義務對在其境內發生的一切不法行為負責，但國家有保護外國人的義務，它對于外國人所受到的侵害有間接責任，它的不行為，會把間接責任轉化為直接責任。至于事情的第二個階段，伊朗國家領導人的態度，特別是它把扣押人質與美國政府的干涉伊朗內政的行為聯系起來，這無異說明侵犯外交人員的行為是伊朗當局縱容和支持的。不法行為的可歸因性就非常明顯了。

對于伊朗提出的各項理由，在政治上有道理，但在法律上那是說不過去的。正如國際法院所說的，即使這些事實都是真實，也不能說明伊朗的做法是正確，不能免除伊朗的法律責任。

至于本案的管轄權，國際法院只根據幾個條約上的“任擇條款”作為行使法院管轄權的依據，在迫切需要通過和平方法解決美伊爭端的形勢下，法院這樣作是可以的，但這在法理上是比較勉強的，在國際法院的實踐中是沒有先例的。伊朗一直表示反對，國際法院雖然有權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53條進行缺席判決，但假如本案不因后來以庭外解決而終止，判決是很難得到完滿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