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施展、聶輝華、劉仲敬：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下)

施展、聶輝華、劉仲敬：中國的現狀與未來（下）

【提問環節】

提問(一)：聶老師提出，經濟增長和反腐敗之間的相關關系成了反的趨勢，很有意思。目前好像反腐敗運動本身和經濟發展是脫鉤的，是分開的，是兩回事，是不是可以這么理解? 提問(二)：目前的反腐運動是非常劇烈的，但是卻阻礙了經濟發展，反腐是否能找到一個適中的點，實現經濟“軟著陸”，這是否可行? 提問(三)：對于中國來說，反腐敗這場運動對于國家來說到底是好的，或者對中國國民來說到底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我們根本看不出來。還請聶老師再進一步講講。

提問(四)：反腐面臨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沉默的抵抗。一些地方干脆不干事了。針對這種現象，未來習近平可能會制定新的法律來改善目前的沉默的抵抗嗎? 聶：第一位先生和第二位先生的提問有點接近，大家關注的是反腐敗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長期來看，反腐敗肯定是對經濟增長有利的，這一點沒有什么質疑，大家有爭議的地方在于短期內反腐敗和經濟增長是什么樣的關系。

目前的幾百篇研究論文表明，反腐敗和經濟增長在短期內的關系是非常混合的，既有在短期內反腐敗促進增長的，也有拖累增長的。從中國的情況而言，我要說的是一個經驗事實，這不是一個價值判斷，在剛剛我說的前提下，目前來看，反腐敗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增長，這是一個事實。

大家關心的是怎么讓它變成一個好的事情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看你用什么方法來反腐敗，如果我們在反腐敗的時候更講法治，更透明，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反腐敗的時候，把那些不合理的制度去除掉。這兩個方面結合的話，我相信反腐敗在短期內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這是沒有問題的。剛才第二位先生擔心我們有沒有辦法進行軟著陸，這是大家比較擔心的，我相信也是中紀委比較擔心的，因為在過去的三個月里，我們查處副部級以上領導人的速度明顯慢了很多，在過去三個月里只有一位副部級領導人被查處了。這跟公眾被提高的心理預期是矛盾的。從最近的新聞可以看出，其實中紀委已經在放慢打虎的速度了。

我認為，一個既能夠讓政府有序地反腐敗，又是政治正確的一個好的辦法是，重點打擊十八大以來的新案件。換句話說應該重點查處新的增量腐敗，可以放緩對存量腐敗的處理，這其實就是變相的“大赦”。我相信如果是用這種策略，是有辦法軟著陸的，沒有問題的。

提第三個問題的先生，他的意思我大概明白，就是我們不能單從經濟效果上考慮反腐敗，這個我承認。但我是經濟學者，所以我只提供我看問題的角度，這個角度不代表全部正確的角度。你可以從國家倫理的角度，可以從提高道德水平的角度，可以從凈化社會風氣的角度來談反腐敗的正面作用，我都同意，沒有問題的。我只是就這個問題談它對經濟的影響，我想我們的觀點是互補的。

第四個問題也是反腐敗帶來的負面效果。很多地方官員現在寧肯不做事也要不出事，只要我不做事了，我一定不會出事，我就算挨批評也沒有關系。這說明什么呢?說明我們的制度沒有提供一個正常的激勵。如果有正常的激勵的話，你合法地做事自然會獲得回報。這說明什么?說明我們官員的激勵體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也說明中國的很多法律不是那么完善。我要特別指出這點，因為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不是你給錢就能讓人干活，因為在中國很多政策介于違法和不違法之間，所以你才會不干事，因為你怕犯錯誤。這些介于違法和不違法之間的行為很容易被競爭對手當做違法行為去舉報，如果碰到這種事情，就算再提高工資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當然，我們很欣喜地看到政府最近已經至少兩次連續提高工資，每次提高的幅度在8%-10%，這是正確的做法。要反腐敗，我們不能只給大棒不給胡蘿卜，提高工資就是給胡蘿卜。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減少管制以及讓更多的法律變得清晰，減少官員的自由裁量權。腐敗往往根源于權力太任意了，你沒有辦法監督的。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就干三件事：開會、接電話、學文件。不干任何具體的事情，為什么呢?因為有些項目政府可以多批點也可以少批點，可以快批點也可以慢批點，這都不違法，為什么它不違法呢?因為法律法規沒有規定這個事情應該多少時間內辦完它，這就是因為留給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了。我覺得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改進很難解決懶政、怠政問題。

第四部分：劉仲敬：世界體系和中國系統的融合與沖突

(劉仲敬為武漢大學在讀博士生，青年歷史學者。其觀點僅代表個人學術研究，不代表所在單位立場。)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我今天講的這個題目表面上有點大，超出了正常的歷史學研究那種細碎化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目前的局勢正在對世界造成的問題，是中國自身和世界各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所以我們必須退回到比較長的時間段，回顧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世界的來龍去脈。

我們當前所處的這個世界，是由眾多民族國家為單位所組成的國際體系。在四百年以前，這樣的國際體系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全世界都并不存在。國際體系最先在歐洲內部產生，首先它所需要的就是把多層次、多實體組成的封建式的網絡狀權力體系加以改造。改造，或者說演化，造成的效果是，把原先的各個政治實體劃分為國內和國外這兩組。國內的各個實體要通過憲法體制實現利益和觀點的共識，通過國家利益，統一地表達他們的利益和觀點。各國之間的交涉，要通過國家利益和國家單位進行，使原先沒有什么明確區別的國內憲法沖突和國際間的利益沖突，從此以后劃分為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

在奧蘭治親王時代的國際交涉中，你還必須對親王的宮廷、荷蘭的三級會議和阿姆斯特丹的市議會分別進行交涉;但是在維也納會議的時候，你已經可以只跟荷蘭的外交代表進行談判就能解決問題。這個過程在歐洲是通過自發演化實現的，但是在亞洲和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基本上是歐洲國際體系的擴張強加于他們的。就遠東的情況來看，中國、日本和其他國家近代的命運，無論是他國家內部的憲法體制還是外交體制，還是國家認同和歷史敘事，都是隨著國際體系的演化，根據國際體系演化的需要而產生的。

在這個過程中，你需要做到模仿歐洲的先例，做到幾件事情。

第一，你要劃定邊界，確定哪些政治實體屬于國家內部，應該通過國內的憲法體制來協調他們的利益和關聯;哪些政治實體屬于國外的政治勢力，需要通過外交關系，作為國際體系的一部分來加以處理。

第二，在做到這一點以后，你必須對你建立的這個國家實體的自我形象、自我定位、和他將來在國際體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規劃。

第三，在這些規劃確定以后，你要根據你的自我定位和你的未來使命感，對國民進行教育，培養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利用這種新的國家認同，來鞏固你的共同體，加強你在國際體系中的力量。

如果你的自我認同不太明智、或者說對國際體系的認識不太清楚、對國民的教育不太符合未來國際體系演變的方向，那么你在加入國際體系的過程中間，就很容易引起嚴重的沖突。相反，如果你在這三方面的認識都比較清楚，做法都比較好，那么你在融入既有的國際體系的過程就會比較的順利，代價就比較少，成就就會比較大。

就中國和日本近代的情況來看，同樣的事物在不同的認知結構之下，會產生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們回顧過去1937年的中日之間的沖突，就可以看出，如果交涉雙方對國際體系和自身的角色都有一個比較合理的認知的話，沖突也不是必然的。

中國方面的問題在于，他的自我認同要求他建立一個排除帝國主義勢力的獨立主權國家，這個國家的首要使命就是修改從清朝末年以來簽訂的一系列條約，這些條約允許列強在他的邊境之內行使眾多的權利，例如：保留庚子條約留下來的從北京到天津的非軍事區，把這些區域的巡邏和治安托付給外國軍隊;保留上海的自由貿易區，對這個貿易區，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征收關稅，必須經過列強的協商;而當地的議會和政體，要取決于當地納稅人，而不是取決于中央政府。

從中國清末梁啟超時代，一直到國民革命以后，逐步養成了一種新的國家敘事，要求未來新的中國修改原有的國際體系，取消這一系列原有的遠東條約體系對他造成的約束。然而，如果列強并不是全都愿意修改這些條件，例如蘇聯和日本不愿意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來改變他們在條約體系中的既得利益的話，那么實際上沖突是無法避免的。如果他愿意像原先的北洋政府一樣，在承認既有國際體系的情況下，緩慢的演化，那么沖突并不是一定會發生的。

在日本這方面來說，日本也有兩種不同的自我想象，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為國際體系的普通一員，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為負有特殊使命的國家，負有解放亞洲甚至是所有有色人種的使命。按照前一種解釋方法，所有的沖突其實都是技術性的和局部的，他完全可以，首先忍受地方性的沖突，然后通過國際斡旋來解決問題，不會對日本本身的地位造成重大的挑戰;按照后一種解釋，日本就可以把他面臨的種種沖突看成現有國際體系無法允許日本實現他的國家想象的一個重大障礙，最終這個問題必須通過推翻既有國際體系才能夠伸張他自己的使命和正義。

中日兩國的這兩種想象的沖突，使在1920年代本來可以作為地方事件解決的技術性沖突，在1930年代終于演化成為破壞整個國際體系的大規模戰爭。在1930年代的沖突中，日本處于主動地位，因為他當時的實力已經強大到足以破壞國際體系的地步;而中國盡管自身的國家想象同樣不符合國際體系的需求，但他的實力不足以對國際體系構成整體性的挑戰，所以他的作用顯得不太明顯。

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因為經過一百多年的演化，日本在國際體系中的融合度已經很高，可以預見，他將來的發展渠道不會發生重大的偏差，只會在現有的情況下進行細微的調整;而中國，在經過一百多年的長期震蕩以后，他對自我的定義、自我的想象、對將來在國際體系中發揮的作用、和自身的憲法結構和國民教育，都仍然處在非常模糊和混沌的狀態。他存在著多種發展和選擇的可能性：在一個極端上，他錯誤的想象可能使他跟現有的國際體系不能相容;在另一種情況下，他決心把融入國際體系當作自己首要的任務，那么他必須對自己的國內體制和國民教育、整個歷史敘事都做出根本性的改造，才能使他現有的結構符合未來發展的需要。

目前的中國，它的自我想象包括兩種成分，這兩種成分都不大符合未來它的需要。

第一種敘事產生于列寧主義的革命敘事，他要求把整個舊世界的政治經濟體系看成是不公正的，給自己賦予改善整個體系的特殊使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它發生什么具體的問題，那么這種具體的問題就不能通過純粹經濟發展的方式來解決，而是會把它解釋成為，在現有的不公正的國際體系之下，他最終還是沒有辦法通過合法的和常規的手段，改善自己的地位。

第二種敘事，就是中國國恥教育的敘事，這種敘事假定近代以前的華夏文明，是一個比歐洲更為悠久和古老，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道德觀念高于歐洲的文明，他在近代接受國際體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不得已的妥協，在他自身強大起來以后，他應該擺脫這種束縛，給自己以更高的地位，對他來說，是恢復原有的光榮和偉大的地位，也給世界提供一種比歐洲人能帶來的這種世界秩序更好的新秩序。這種歷史解讀的方法雖然在性質上不同于列寧主義的歷史解讀方法，但是它對現有的國際體系都是一種革命性的沖擊，使中國自身承擔了一種他目前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承擔的巨大的負擔。

有許多跡象表明，目前的情況和目前的政策已經深刻地受到這兩種歷史想象的影響，像一帶一路這樣的工程，如果你僅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應該說很難是合理或者是合算的。它涉及的地區，在政治安全上是如此之復雜，在金融方面的信用很差，如果你貿然地卷入這些地方，提供大筆貸款，從純粹經濟的角度來講，收回貸款的時間非常之漫長，利潤非常之微薄，不確定性很大，應該說很難成為一個純粹追逐利益和經濟發展的政治集團所追求的目標。

但是你如果從自身的特殊使命感和自我想象來考慮的話，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根據革命敘事，如果你自身的發展受到現行的舊秩序的約束，因此無法有效地展開，合理的辦法就是像蘇聯在1920年代所采取的那種辦法，把你的力量投送到國際體系相對薄弱的遠東地區，從側背開辟新的陣地，或者說相當于GCD在1930年代長征到西北那種情況。按照第二種敘事，中國在恢復它原有的國際體系，那么重點就不再是近代體系所體現的海上支配力量，而是要在傳統的、1500年以前的亞洲大陸帝國的模式，把文明的中心從英美所主導的海上重新移回到以內亞為中心的大陸上去。根據這種邏輯，即使通向巴基斯坦的中亞道路很不安全、經濟上無利可圖，但是它就是恢復漢唐輝煌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途徑。

這兩種想象既然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現有的政策，那么我們不得不考慮它會給中國未來造成什么樣的命運。照我看來，只有一點是確定的，像現在冷戰以后的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很難容納剛才所描述的那兩種沖突：無論是列寧主義的，堅信自己是宇宙的真理的這樣的中國;還是堅信自己是漢唐文明的繼承者，必須恢復大國榮耀的中國。

如果說現在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能夠容納誰的話，那他頂多能夠容納一個地方性的邦國，這個邦國愿意遵守美國在冷戰以后根據威爾遜總統理想所設計的那種集體安全體系，放棄自己采取單邊行動的自由。但是按照中國現有的歷史想象，接受這種地位的話，等于是放棄了它在過去一百多年時間，經過長期犧牲和巨大代價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機會。如果雙方的認知圖景都沒有辦法做出重大修改的話，各自堅持各自的路線，就會造成巨大的沖突。在這個沖突當中，很難會有什么絕對的正義，因為你所堅持的正義標準是由你自己的認知圖景決定的。如果你堅信你自己的自我定位是正確的，那么你為了實現這個自我定位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正義的，而別人為了妨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正義的。所以這件事情到最后，還是要依靠決斷來判斷：你必須確定你的最高目的是承認現有的國際體系，然后根據現有的國際體系改變自身;還是要堅持自己對自己原先的想象，強迫國際體系做出相應的調整。這個決斷是非常關鍵的，它涉及到中國將來能不能夠像現在，根據現在的路徑繼續走下去。

我們都知道在1978年開始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為中國的發展設立明確的目的，照鄧小平那個很生動的說法來說，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之所以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因為所有各方對于遠期的發展目標其實并沒有一個充分的共識，只是對近期要改善自身的地位能夠達成共識，所以我們可以近期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在現在，在財富和實力已經積累到一定階段，世界體系不能對中國視而不見，而中國對世界體系也不能視而不見的情況下，你就要考慮，摸著石頭過去以后，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未來的中國應該是怎么樣的?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人?現在這個政治實體的中國和歷史上的華夏文明是什么關系?現在的共產黨和歷史上負有世界革命使命的那個共產國際和共產主義理論是什么關系?未來的中國人應該建立怎樣的政治實體?應該怎樣處理它和世界的關系?在這些問題得到解答以后，然后你才能夠根據你對這些問題做出的解答，重新塑造你的國民認同，重新塑造你的歷史敘事。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所謂的歷史正義，或者說是中國的發展目的，才會有真正的意義。

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這幾方面還處在完全脫節的狀態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依賴于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因此從事這一方面的官員、知識分子、或者是其他的人，對國際體系是抱著，可以說是抱著比較理解和擁護的態度的。但是在安全方面，情況顯然不同：盡管柏林墻倒塌已經結束了歐洲的冷戰格局，但是從朝鮮戰爭到金門危機，所形成的這個遠東冷戰邊界，仍然是存在的。從隔離朝鮮南北的三八線，一直延續到金門島，伸向南方，這條邊界，1955年的冷戰邊界，目前仍然存在。從經濟上講，冷戰的雙方已經具有高度的依存性，誰也離不開誰，雙方關系的任何削弱都會對雙方造成極大的損害。但從安全上講，他們沒有辦法達成任何共識，重新采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歐洲各國采取的那種相互威脅的做法，這在最近的釣魚島危機和南海危機上面表現得非常明顯。安全結構和經濟發展需要的脫節，這是目前遠東形勢最明顯的特征。

歸根結底，它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的自我定位和目前的世界體系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沖突。這個沖突不是存在于中國和日本之間，因為日本的自我認識和憲法結構和外交結構融合度已經很高，而中國大體上來講，在很多方面，仍然處在這個結構之外。可以說，中國現在已經結束了1978年以后，相對還能夠達成共識的一個穩定平穩發展期，進入一個相對高風險的窗口期。在這個窗口期中間，豐富的政治想象力和明智的決斷才是你最主要的資產。謝謝。

【提問環節】

提問(一)：中國這種體制能不能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 提問(二)：日本究竟是不是軍國主義國家?日本怎樣才能真正認識中國? 劉：關于中國能不能夠融合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明白，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它有特殊的性質，它是一種威爾遜主義體系，因此你就不能說，只要有了足夠的實力，把實力足夠強的國家都加入進去就能夠解決問題。我們要注意威爾遜主義提出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十九世紀和十九世紀以前的國際關系。在那種環境中間，所有的政治國家都享有戰爭和和平的完全自由，沒有超越國家的組織能夠對他的權力進行約束。同時，國與國之間的聯盟是有限的和具體的。因此這些制度和社會形態非常不同的國家，只要在某一個或者幾個具體目的上需要合作，他們就能夠簽訂有效和具體的盟約，加以執行，不會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發生重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沖突以及國家聯盟和國家聯盟之間的沖突，要依靠實力均衡的方式維持，實力均衡的定期破裂會導致戰爭。

威爾遜主義的意思就是說，這種定期戰爭的體制對人類文明是不利的，最好是通過集體安全的方式，使文明達到一個更高的層面，這當然是一個偏理想主義的界定。這個集體安全體系，實際上是要限制其所有成員國發動戰爭的無限權力，同時，把集體安全體系內部各國的承諾從有限和具體的承諾變成無限和不明確的承諾。這后一點是非常至關緊要的。我們可以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外交協約，比如說英法兩國之間的協約，它們都是非常具體的，例如英國皇家海軍要負責保護法國的北部海岸，但是不負責保護法國的地中海海岸，諸如此類。英日聯盟在某種情況下，英國要支援日本，但是在其他那種情況，例如在日俄戰爭情況下，英國并不是必須要為了日本對俄國宣戰。這些條約都是非常具體的。可以說是，英法兩國無需政治體制一致，或者英日兩國無需國家認同一致，他們都能夠實施這種有限的盟約。但是美國提出的威爾遜主義，就要求各國具有非常高的信用度，因為他的承諾是無限的。

威爾遜主義有兩個典型的成就，一個是聯合國，一個是北約。它們都是美國影響力擴大的結果，基本上都是進一步兌現了威爾遜主義的基本精神。像北約對法國提供的安全保障，那就跟大英帝國對法國的安全保障是極不相同的。它是非常模糊和浮泛的。如果法國的安全受到威脅，那么就要通過北約安全理事會進行一系列討論，也就是說，法國必須信賴美國和北約其他國家的決策程序。他們在法國認為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也一定會感同身受的認為法國受到威脅。這樣的高信任度，只有在美國的核心盟國都跟美國的政治體制和決策程序高度相似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北約之所以能夠維持，就是因為它的核心成員，大體上都是我們通常所謂的民主國家，能夠實現高信任度。而聯合國其實成立的初衷也是威爾遜主義的，也是按照美國人的想法設計的，但卻實現不了。因為它的核心成員包括像蘇聯這樣的，跟美國體制相差甚大，決策程序相差甚大，既沒有辦法達成共識、也沒有辦法實現決策透明度的政治實體，因此聯合國最終不可避免的，實現不了集體安全，變成一個扯皮的機構。

所以現在中國的問題是，我們不能說是，中國強了以后，就按照以前英法結盟或者英葡結盟那種方式，結成一個霍布斯式的主權國家的聯盟，這樣的聯盟只能適用于具體的事項，例如在伊拉克戰爭中或者反恐戰爭的時候，中美確實可以達成這樣的具體的合作，但是這樣的合作實現不了威爾遜主義集體安全的目的，也沒有辦法把中國納入這個體系。中國想要進入這個體系，實際上，他不能像昭和日本一樣，存在著不確定的、模糊的決策中心，而必須像戰后的日本一樣，實行跟美國大體上相同的體制，實現兩國之間的高度互信。在這種前提之下，同時包括中美兩國的集體安全體系才能順利運作。所以集體安全體系跟十九世紀的結盟體系不一樣，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外交問題，它是要求國內憲制進行高度配合的。中國如果想要進入這樣的體系的話，他是要對自身進行重大改造的，這一點恰好是最關鍵、最困難的地方。所以，一方面中國無法進入國際安全體系，另一方面，集體安全體系之外存在著足夠強大、能夠對他進行挑戰的政治實體，這就會造成一個沖突。

關于軍國主義，因為軍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宣傳上的名詞，因此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意義。我只能說我自己的定義。我自己對軍國主義的定義就是，一個國家內部，存在著憲法之外的政治勢力，軍隊可以在違背國民和國會的意志，行使憲法之外的權力，符合這個條件的國家就是軍國主義國家。昭和時代的日本間斷性的處在軍國主義的支配之下，但現在的日本肯定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即使日本修改了他的憲法，恢復了他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權力，甚至恢復他進行戰爭的權力，只要他自己的軍隊仍然處在內閣和國會有效的控制之下，沒有獨立的政治地位，他都不能說是軍國主義國家。同時，現在的中國也不是軍國主義國家，只要黨指揮槍的原則仍然存在，軍隊只能通過共產黨這個集團行使它的權力，就仍然不能說是他是軍國主義國家。如果說中國存在著法外的政治集團，那么這個政治集團是中國共產黨本身，中國軍隊是不可能越過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治集團發揮影響力的。所以我們得回到老生常談的說法，就是說，承認現在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列寧主義國家，而不是什么軍國主義國家，黨也是文官管理的。這雖然是老生常談的說法，但是比起初級階段的、宣傳性質的說法，還是要相對來說靠譜一些。至于日本人怎樣認識中國的問題，我想，關鍵在于沒有人能夠正確認識中國，因為這一點根本上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自我認定、自我認同和國家定位還沒有明確，在“中國人自己不知道中國應該是什么”、“中國和歷史上的華夏應該有什么樣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和歷史上的共產主義運動應該有什么關系”以前，這個問題是無解的。我們要明白國家和國民的概念不是像自然人的概念那樣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個政治建構的產物。政治建構是人為的，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修改的，未來的中國需要怎樣的自我建構，這恰好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最危險、最重大的問題。謝謝。

第二篇：國發院反腐敗與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聶輝華等：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

國發院反腐敗與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聶輝華等：中國僵尸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

mzy，作者是人大國發院副院長聶輝華、國發院研究員江艇、經濟學院張雨瀟和首都經貿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方明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經濟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戰略和主要抓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是加快淘汰僵尸企業。7月27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代表課題組在北京發布了國內第一份全面研究僵尸企業的報告。人大國發院報告使用1998-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包含大約80萬家企業和360萬個觀測值）和1998-2015年上市公司數據庫，測算了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尸企業比例，歸納了僵尸企業的特征，分析了造成僵尸企業的原因，并提出了治理僵尸企業的建議。

首先，人大國發院報告提出了新的識別僵尸企業的方法。如果一個企業在當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識別為僵尸企業（即企業獲得的貸款利息率低于正常的市場最低利息率），那么該企業在當年就是僵尸企業。相對于官方標準和學界流行的CHK標準，這一方法能夠較好地減少僵尸企業識別過程中的“漏網之魚”，又可以減少“誤傷”。

其次，報告描述了中國工業部門僵尸企業的全貌。（1）分年份來看，2000-2013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尸企業比例最高時（2000年）大約30%，此后呈下降趨勢，并在2004年之后保持穩定。2005-2013年的工業部門僵尸企業比例大約為7.51%。這說明中國僵尸企業的問題是在逐漸緩解的。（2）分行業來看，利用2013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人大課題組發現：僵尸企業比例最高的五個行業是：鋼鐵（51.43%）、房地產（44.53%）、建筑裝飾（31.76%）、商業貿易（28.89%）和綜合類（21.95%）；僵尸企業比例最低的五個行業是：銀行（0.00%）、傳媒（4.12%）、非銀金融（4.65%）、計算機（5.23%）和休閑服務（5.88%）。（3）分地區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南部地區僵尸企業比例比較低，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僵尸企業比例較高。（4）分所有制來看，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最高，民營企業和港澳臺及外商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相近，且遠低于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尸企業的比例。（5）分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的僵尸企業比例最高，但由于基數比較小，大部分僵尸企業還是小型企業。（6）分年齡來看，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僵尸企業的比例越來越高。成立1-5年的企業中，只有約3%的企業是僵尸企業；而在成立超過三十年的“老”企業中，約有23%的企業都是僵尸企業。

再次，人大國發院報告梳理了導致僵尸企業的五個主要原因。（1）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為了政績和維穩，地方政府不斷給瀕臨破產的僵尸企業進行各種形式的“輸血”，或者給非僵尸企業施加就業壓力和產量擴張壓力，然后再通過補貼和貸款來維持其局面。這使得本來不是僵尸的企業變成了“僵尸”、已經是“僵尸”的企業更加難以清理。我們發現，如果一個企業獲得了更多補貼、或者冗員更多、或者是國企，那么成為僵尸企業的概率就更高。（2）地方政府之間和國企之間的惡性競爭。一旦國家將某個行業列入重點扶持范圍，地方政府就一擁而上支持這個行業的發展，造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在該行業出現大量僵尸企業之后，地方政府又紛紛提供優惠政策和補貼來支持當地企業，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扶持”來“擠垮”其他地區的企業。許多政府部門出臺政策鼓勵企業兼并、“以大吃小”，甚至在行業救助時直接規定只救助一定數量的大企業，這直接造成了企業間“競相做大”的囚徒困境。（3）大規模刺激的后遺癥。2008年11月，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中國政府推出了投資總量約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四萬億投資計劃在一些行業引起了過度投資、盲目擴張，埋下了產生僵尸企業的隱患。（4）外部需求沖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放緩、需求減少，使得出口依賴型行業和企業在短時間內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訂單不足、商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投資方撤資，許多原本發展良好的企業紛紛陷入困境，甚至淪為僵尸企業。（5）銀行的信貸歧視。2008年以后，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利潤率在波動中下降，但負債率卻逐年增高；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利潤率一直比較穩定，但負債率卻有所下降。也就是說，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雖然國有和集體企業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卻更容易獲得貸款；雖然民營企業盈利能力非常穩定，但卻更難獲得貸款。

最后，人大國發院報告提出了減少僵尸企業的五條政策建議。第一，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尤其是慎用產業政策。地方政府要減少對企業運行的干預，不要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動企業兼并重組，不要給轄區內企業施加超出其負擔能力的就業壓力和財稅壓力，不要給缺乏效率、生存無望的僵尸企業提供各種補貼和迫使銀行發放貸款。第二，完善國資委對國企的考核指標，全面理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要警惕最后的結果是國企光是“做大”而沒有真正“做強”和“做優”。如果國企一味做大，必然陷入產能擴張的囚徒困境，必然導致更多產能過剩，從而產生更多僵尸企業。第三，強化銀行的預算硬化。一是要加強對銀行體系的監管，二是要減少地方政府對轄區內銀行的行政干預，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銀行體系的相對獨立性。第四，多渠道化解過剩產能，鼓勵企業兼并重組和改制分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網。可以考慮將過剩的鋼鐵、水泥、玻璃等用于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由中央政府或者幫扶的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代為支付。第五，加快國企改革步伐，關鍵是明確國企定位。進一步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明確哪類國企要承擔政治和社會功能，哪類國企是純粹的市場化企業。對于前者，限制數量，當做特殊企業來對待；對于后者，加強市場化考核，鼓勵做強做優。

人大國發院是全國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之一。在人大國發院報告發布會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華融證券和財新智庫的專家學者，圍繞僵尸企業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第三篇：2016與秦暉劉仲敬張維迎來一場思想風暴

2016，與秦暉、劉仲敬、張維迎來一場思想風暴

主旨演講 1秦暉：擁抱民主：戰后國家現代化轉型啟示錄主旨演講 2劉仲敬：當中華帝國遭遇民族國家 主旨演講3 張維迎（主題未定，驚喜期待中）活動：2015經濟觀察報·書評十大好書時間：2016 年 1 月 15日（周五）下午1點地點：北京 大學英杰學術交流中心活動議程 嘉賓簽到、合影 主辦方領導致辭

嘉賓主題演講1 秦暉：擁抱民主：戰后國家現代性轉型啟示錄

嘉賓主題演講2 劉仲敬：當中華帝國遭遇民族國家 嘉賓主題演講3 張維迎：題目未定，驚喜期待中 “書香中國“——頒發機構類獎項

圓桌對話：中國經濟升級與文化出版業的轉型機遇 “致敬出版人”——頒發獎項 “十大好書”頒獎 活動結束

圓桌論壇主題：中國經濟升級與文化出版業的轉型機遇 核心議題：

1、中國經濟升級與泛文化產業的使命

2、跨界還是被邊緣化：出版業IP化的可能與挑戰

3、如何應對數字閱讀時代

4、去政治化和泛娛樂化時代，出版業如何守住底線 擬邀嘉賓：

盧俊 中信出版集團副總編輯 謝壽光 社科文獻出版社社長 范 新 廣西師大出版社新民說總監、人文分社社長歡迎后臺留言報名參加活動編者按在剛剛出爐的“2015年經濟觀察報·書評十大好書”的候選書單，有哪些是你心儀的，又有哪些是你心里的遺珠呢？

點擊閱讀原文，看看在2015年大咖們都讀了哪些書，和你有哪些意料之外的不謀而合？經濟觀察報書評2015“好書”候選書單經濟類

1、《米塞斯回憶錄》（奧地利）米塞斯/著黃華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9月

2、《共享經濟：重構未來商業新模式》（美）羅賓·蔡斯/著王芮/譯湛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

3、《郁金香熱》（英）邁克·達什/著馮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5月

4、《隱性動機》(美)尤里·格尼茨、(美)約翰·李斯特/著魯冬旭 /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社科類

5、《阿倫特手冊》（德）沃爾夫岡·霍爾、（德）貝恩德·海特爾、（德）斯特凡妮·羅森穆勒／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王旭、寇瑛／譯2015年1月

6、《零年：1945》（荷）伊恩·布魯瑪／著倪韜／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

7、《民主的陰暗面: 解釋種族清洗》

（英）邁克爾·曼／著嚴春松／譯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5月

8、《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美）德隆·阿西莫格魯、（美）詹姆斯·羅賓遜／著李增剛／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9、《絲綢之路新史》（美）韓森/著張湛/譯后浪圖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10、《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仇鹿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

11、《日本帝國衰亡史》（美）約翰·托蘭/著郭偉強/譯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12、《毛澤東傳》（俄）亞歷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輝 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

13、《經與史》劉仲敬/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5年9月

14、《野蠻大陸》（英）基思·羅威/著黎英亮/譯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7月

15、《歷史學的境界》高華/著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

16、《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王汎森/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

17、《近代湖南人與中國》裴士鋒/著黃中憲/譯譚伯牛/校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1月

18、《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譯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19、《天鵝絨監獄》（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茲蒂/著戴韋娜/譯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危機與重構》李碧妍/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

21、《拷問法國大革命》（法）雅克·索雷/著王晨/譯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2015年3月

22、《世界秩序》（美）基辛格/著胡利平/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23、《崖邊報告：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閻海軍/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9月

24、《超社會體系》王銘銘/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年11月

25、《衰世與西法》楊國強/著中華書局2015年3月 文藝類

26、《黑羊》（危地馬拉）奧古斯托·蒙特羅索／著（阿根廷）米蓋爾·卡里尼／繪吳彩娟／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27、《等待》（美）哈金／著金亮／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5年7月

28、《巴黎評論·作家訪談2》《巴黎評論》編輯部/編仲召明 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11月

29、《人民公仆》（尼日利亞）欽努阿·阿契貝／著馬群英／譯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2月

30、《閣樓上的瘋女人》（美）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著楊莉馨/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