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湖南高速塌方式腐敗領導一句話能造就千萬富翁

在被查1200多天后，2015年8月31日，陳明憲案一審在湖南株洲市中級法院開庭。被告席上的陳明憲，褪卻了“全國勞模”、“路橋專家”等光環，神態卻也不失沉穩。長達200多頁的判決書，記錄了陳明憲在擔任湖南省交輸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等職位中違紀違法的事實。陳明憲一審被判死緩。

陳明憲只是湖南交通系統系列腐敗案中的一員。經有關部門調查，近年來湖南交通系統系列腐敗案涉案人員達27人，其中廳級領導干部4人，處級領導干部16人，其他干部7人，加上共同受賄人員以及行賄人員，涉案人員共計100余人。涉案人員之多、查處的相關領導干部之多，全國少見。

《財經》記者了解到，中紀委曾將湖南高速系列腐敗案作為工程建設領域的典型案件予以通報；最高檢察院則要求將此案作為重點督辦案件。

湖南交通系統系列腐敗案，肇始于2011年，當年落馬之人如今漸次進入司法審判程序。《財經》記者根據公開材料了解到16位相關人的判決結果（包括一審判決），其中獲刑十年以下刑期的3人、獲刑十年或十年以上刑期的有5人、被判無期徒刑的為4人、判處死刑的是4人（其中2人被判死緩）。

在陳明憲等人掌管交通領域的數年間，通過“打招呼”的方式操縱招投標并非“潛規則”，而是“顯規則”。他們的具體操作模式是：先由親友與項目承建方商定“好處費”，然后手握大權的“路蠹”們會通過“打招呼”的方式操縱招投標，在項目承建方中標后，再通過親友收受錢財。湖南高速公路標段中標合同往往在1億元至3億元之間，“好處費”一般為合同價格的3％－5％。“高速公路領域的利益太大了，動輒數億元的合同、數百萬元的好處費，很多領導擁有一個電話一句話就造就千萬富翁的權力，這極易導致腐敗發生。”熟悉湖南高速貪腐案情的有關人士對《財經》記者強調。

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公開表示，湖南高速公路建設的部分領域，由于缺乏經驗，再加上招投標環節牟利，出現了“塌方式腐敗”。

湖南高速系統系列貪腐案除了涉案人員數量多之外，還呈現出幾個顯著特點：

涉案金額特別巨大。很多案件中一筆受賄額就達到了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其中，湖南省高廣投資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彭曙、原總經理胡浩龍更是創造了單筆受賄過億元的紀錄。

受賄手段較為隱蔽。受賄人很少直接收受財物，而是隱身幕后“操盤”，通過特定關系人收受錢財。危害后果嚴重。由于行受賄雙方結成“利益同盟”，行賄方在投標時都將中標金額最大限度往上報，結果導致造價虛高。另一方面，因受賄人要從中拿好處費，為節約成本，承建商往往偷工減料以減少開支，導致工程質量低劣。

工程上馬，領導下馬

1963年出生的馮偉林，湖南湘潭人，自2000年調任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下稱“高管局”）副局長，至2011年在局長職位上落馬，是湖南高速公路多年的核心人物。集博士、作家、學者于一身的馮偉林，在妻子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后，變得十分迷信。有關部門調查發現，馮偉林在其居住的金色比華利小區家中建了佛堂，佛堂供了18尊羅漢，羅漢由黃蠟石雕刻而成，他還特意請“風水大師”王林開了光。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馮偉林在落馬前曾請一位風水大師去辦公室看風水。風水大師認為，湖南高管局大樓前豎立的四根大石柱像牢門，壞了風水，有牢獄之災。馮偉林請風水大師定了一個“黃道吉日”改造大樓前的石柱，大師掐指一算定為2011年8月16日上午8時舉行改造儀式。然而離這“黃道吉日”還差20分鐘時，馮偉林在辦公室被有關部門帶走。

在馮偉林落馬前，《財經》記者在長沙華天大酒店曾和他有過一次交流。或許是因為早有不祥預感，馮偉林事先同意接受記者采訪，但見面后卻絕口不提湖南高速的相關問題，而是大談散文與詩歌。馮偉林曾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誰與歷史同行》、《借問英雄何處》、《書生報國》等散文集。在當天的交流中，馮偉林向《財經》記者透露過一個細節：一位重要領導履新湖南后，他立即通過手機短信原創一首“藏頭詩”發送過去作為“禮物”。“大領導什么都不缺，就喜歡這種有品位的東西。”馮偉林說。入主湖南高管局之前，馮偉林曾任省委領導秘書、縣委書記等職，深諳官場之道。

2014年6月27日，馮偉林因受賄罪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妻作為同案被告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馮偉林事發后，湖南省交通廳多位廳級干部和湖南高管局16名處級干部落馬，交通系統涉案人數達27人，其人員之多，震驚全國。這些涉案人員名單至今未全部對外公布，除馮偉林外，已曝光的還包括湖南省交通廳原黨組書記陳明憲、原副廳長鄒和平、原副廳長李曉希，湖南高管局財務處原副處長丁松剛，湖南省洞新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原經理吳六徠，湖南省懷通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原經理佘小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廣告投資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彭曙、原總經理胡浩龍等。

湖南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必達在今年4月的一次公開訪談中指出：“縱觀這起發生在高速公路投資建設領域的系列腐敗案，涉案人員之多，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之多，特別是廳級領導干部之多，是我省檢察機關繼查辦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等人系列受賄案之后，又一起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和震動的系列案。”

陳明憲、馮偉林在任期間，湖南高速迎來“跨越式發展”。公開資料顯示，2007年，湖南GDP總量全國排名第12位，高速公路總里程1765公里排名第17位。2008年，湖南方面決定“彎道超車”，當年全省新開工53個高速項目，項目里程4457公里。

時任湖南省交通廳廳長吳亞中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以前積壓的很多高速公路，都在2008年這一年開工了。”從2008年開始，連續三年，湖南每年有十多條高速公路上馬，數量之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據《2011年湖南省高速公路工作會議紀要》披露：湖南高速公路在建里程4064公里，在全國排名第一；在建和通車總里程達6450公里，從2007年全國排名第17位躍至全國前三（詳見《財經》2011年第22期“湘高速賬單”）。

規則是虛，招呼為實

“招呼招呼，可使人一夜致富。我當時也不懂法，不知道打招呼這么嚴重。我在給別人打招呼時，根本沒有想后果，答應了即辦。不外乎三種形式:當面交辦、批條子、打電話。”陳明憲在《悔過書》中寫道。據陳明憲案的公訴人稱，陳在湖南省交通廳擔任主要領導期間，為他人牟利打招呼的事實多達近百起。由于打招呼的情況過多，打招呼的過程又比較簡單，這導致陳明憲后來甚至忘記了到底給多少人打過招呼。

出生于1950年的陳明憲，湖南臨澧人，自1995年起即在湖南交通系統主要崗位任職。他在橋梁界有一定聲譽，自詡為“國內著名橋梁專家”。在交通系統，陳明憲癡迷錢色的個性廣為人知。

據了解，陳明憲任湖南省交通廳黨組書記時，去辦公室找他“打招呼”的人絡繹不絕。《財經》記者曾在陳明憲的辦公室親眼見其收受他人禮物。喜歡敞開辦公室大門的陳明憲，在收受他人禮物時毫不避諱。陳明憲落馬前，有兩三年的時間一直在長沙華雅國際大酒店“尋歡作樂”。想拿到高速項目的老板們為陳明憲在五星級酒店開設單間，并在此和陳明憲“搓麻將”，每次都讓陳“只贏不輸”。相關司法材料顯示，陳明憲在酒店曾多次收取用布袋子裝的“百萬級的現金”。

老板們投陳明憲所好，為的是一個“招呼”。經法院審理認定：2007年至2011年期間，陳明憲利用職務便利，以“打招呼”的方式，單獨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或索要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5000余萬元。

陳明憲“打招呼”的一個重要對象是其老鄉兼小學同學胡桂生。

有關司法材料顯示，中鐵二十三局集團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中鐵第四公司）于2008年9月23日召開內部會議，確定與胡桂生合作，由胡負責工程前期“關系協調”，盡快打入湖南高速公路市場。中鐵第四公司與胡桂生約定：若胡桂生能幫助中鐵第四公司中標高速項目，后者將按中標項目總造價3％的比例給前者分成。

2008年，胡桂生先找到陳明憲的妹妹陳明珍，后者陪胡桂生一起來到陳明憲辦公室。在陳明憲的辦公室內，胡桂生表示，若陳明憲能幫助中鐵第四公司中標，公司將會給予“好處費”。陳明憲當場表示同意。法院審理認定，接受胡桂生的請托后，陳明憲通過“打招呼”的方式，幫助中鐵第四公司中標張花、懷通和洞新三條高速公路的部分標段。胡桂生幫中鐵第四公司中標的總業務量約7.29億元，他本人獲得2042萬元“提成”，并從中拿出550萬元給陳明珍，作為約定的“好處費”。

不止陳明憲，鄒和平、李曉希、馮偉林，以及一些手握權力的處長和項目經理們，都想方設法插手高速公路項目建設，利用“打招呼”從動輒數億元的標段中分“一杯羹”。鄒和平通過“打招呼”的方式，幫助太平洋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在9條高速公路上承攬保險業務，幫助工程建設商承攬高速公路相關電腦、ETC建設項目；李曉希在多條BOT高速公路的投資、建設、管理過程中接受請托，為請托人所在公司謀取利益，先后數十次收受他人財物；馮偉林為唐蠻、劉迪清先后承攬了高速公路土建業務21億元，并在其他招投標中為數十家公司或個人謀取巨額利益??

由于陳明憲、馮偉林等人紛紛插手高速公路建設，常常出現同一個工程項目幾個人都“打招呼”的局面，甚至鬧出因分配不均彼此之間互相告狀的鬧劇。

湖南省懷通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原經理佘小年在一份證言中承認，一次，因陳明憲所打招呼的標段與其他領導相沖突，所以陳明憲打招呼的那個標段他沒有幫忙，但大多數標段都幫忙了，他協助陳明憲打招呼成功的標段有13個。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并不是有人打了招呼就一定能中標，得看打招呼的人背景是否夠硬。這位人士曾有意投標岳常高速一個標段，當時委托有關人士找了一位湖南的領導，不過最終還是沒搞定。“當時給了對方400萬元去打點關系，最終還是沒有中標。”該人士稱，“之后我就再也不愿涉足招投標，太亂了。”

馮偉林在當上湖南高管局局長之后，經常需要出面協調利益之爭。針對同一標段不同領導打招呼的“亂局”，馮偉林不想鬧出“大事”，于是召集項目經理“約法三章”：一是如果上面領導打了招呼的，不要以他的招呼為主；二是同一個標段有幾個領導打招呼的，項目經理自己去協調好；三是保證至少每條路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標段不是打招呼中標的。

據辦案人員透露，為了拿到高速公路項目，很多工程老板喜歡往馮偉林家里跑。有時候晚上找馮偉林的人特別多，以至于難以安排。老板們發現馮偉林喜歡散步，每天就到他家樓下的小院里面等著陪他散步，由于等的人太多，每個老板甚至只能輪流陪著馮偉林走兩棵樹的路程，以便“單獨匯報”。

老板們流行的一句順口溜是：“要想工程拿得下，定要偉林發句話。” 操縱招標，量體裁衣

《招標投標法》第三條規定，大型基礎設施等關系社會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項目，必須進行招標；交通部《公路工程施工招標投標管理辦法》要求“投資總額在3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公路工程施工項目”必須進行招標。

公開招投標是高速公路建設項目的必經程序，但在陳明憲、馮偉林等人的操縱下，招投標成了一種擺設，他們通過“串標”、“清標”和“圍標”三步工作法，可以為意向公司拿下任何一個想中的標段，隨后通過特定關系人收受中標公司的“好處費”。

前述熟悉湖南高速貪腐案情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招投標一般會設一個價格上限和一個價格下限。理論上最接近價格下限的出價者更容易中標，但實際上湖南很多標段都是接近上限的單位中標。“這是因為行賄方和受賄方事先形成了‘利益同盟’。另外甚至出現過還沒開標就出現了中標單位的混亂局面。”

相關司法材料顯示：2009年初，湖南路橋建設集團公司九分公司（下稱湖南路橋九分公司）有關負責人為承接桂武高速地基工程13標段，找到湖南路橋九分公司原工會主席鄒志平，要求鄒志平與其哥哥、時任湖南省交通廳副廳長鄒和平就承接標段事宜給予關照。鄒和平按弟弟的請托，給時任湖南省桂武高速公路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袁騰方打去電話，要求讓湖南路橋九分公司中標。隨后的過程完全就是走形式了：袁騰方找些“岔子”將一些實際符合投標條件的企業清理出去，保留下湖南路橋九分公司等關聯企業，最終由這些關聯企業進行圍標，不管最終哪家企業中標，其實都是湖南路橋九分公司中標。

湖南路橋九分公司事先通過鄒志平找到鄒和平打招呼，告知公司希望中標的標段，鄒和平接受請托，是“串標”；袁騰方獲得鄒和平的“旨意”后，在資格預審階段，將湖南路橋九分公司留下，將其他公司清理出去，是“清標”；“清標”之后，湖南路橋九分公司再組織一批具有資質的關聯企業進行投標，利用關聯公司對其想中的標段進行“圍標”。法院審理查明：2004年以來，鄒和平利用擔任湖南省交通廳副廳長的職務之便，插手工程項目、保險業務等招投標，收受賄賂2147.2538萬元，其中已收受501.6902萬元，另有1645.5636萬元因案發而未實際收受。鄒和平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陳明憲在《悔過書》中表示，自己打過招呼的公司就留下，沒打招呼的往往就不在了。“為了給請托人清除中標障礙，有時候我甚至以一個招標書里面某一頁沒有蓋章為理由，將投標人拒之門外。”

在陳明憲、鄒和平等人主導的湖南交通系統內，通過“串標”、“清標”和“圍標”三步驟使企業中標的方式竟然成為主流。馮偉林案發后承認，他所打招呼中標的17條公路45個土建標段，無一不是通過上述方式中標的。

一位曾和湖南高管局有過多次合作的人士對《財經》記者強調，要想中標湖南高速公路項目，“走正常渠道去投標最終中標的可能性很小，至少我和我身邊的企業沒有遇到過，要想中標，必須有人打招呼”。

小官大貪，為所欲為

2015年2月3日，湖南高速公路系統兩位處級干部——彭曙、胡浩龍一審被判處死刑，這成為十八大后首個判處死刑的案例。

49歲的彭曙和51歲的胡浩龍案發前，主要在湖南高管局下屬企業湖南省高廣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高廣投公司）任職，前者任董事長，后者為總經理。法院審理查明，彭、胡兩人從2002年任職至 2010年案發，聯手受賄，八年時間受賄金額達1.98億元，每年平均受賄額超過2000萬元，其中更是創下單筆受賄1.03億元的腐敗新紀錄。

由于瘋狂逐利，彭曙、胡浩龍暗地里被人稱為“彭鼠”、“胡耗龍”。法院審理查明：彭曙和胡浩龍除了貪污和受賄外，還涉及泄露內幕信息罪。“彭曙、胡浩龍身為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在涉及對證券交易價格有重大影響的信息尚未公開前，單獨或者共同泄露高廣投與賽迪傳媒重組相關事項信息，胡浩龍還利用內幕信息買入、賣出賽迪傳媒股票。”

馮偉林的妻子易杏玲是從彭曙、胡浩龍處獲得內幕信息的其中一位“內部人”。法院審理查明：易杏玲在“賽迪傳媒”重組過程中，利用內幕消息，用自己的股票賬戶及其實際控制的“馮秀蘭”股票賬戶，多次累計買進賽迪傳媒股票600.828萬元人民幣，累計賣出392.566萬元人民幣，期間賬面收益31.508萬元人民幣。另外，易杏玲還將上述內幕信息透露給他人，明示他人在敏感期內進行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股票交易共計49萬余元人民幣。

2010年10月，湖南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稱，2010年7月，公安部向湖南省公安廳下達了查處一起證券內幕交易案件的任務，并提交了中國證監會提供的參與內幕交易的名單，該名單中即包括易杏玲。當年9月14日，易杏玲被查。

正是上述內幕交易案，揭開了湖南交通系列腐敗案的蓋子。馮偉林在其妻子被帶走調查后不久即被有關部門“雙規”。隨后，陳明憲、鄒和平、李曉希等人紛紛落馬。據新華社報道，彭、胡兩人最初進入湖南高速系統就動用了錢權勾兌的非正常手段。調入高速公路系統前，彭曙任職于湘潭市岳塘區政府，胡浩龍任職于株洲市廣電局。為進入高速系統，兩人在2001年分別向時任湖南高管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馮偉林行賄，并在2003年共同向馮偉林行賄。

彭曙、胡浩龍進入高速系統后，很快成為馮偉林的“左膀右臂”，三人住在同一個小區，過從甚密。和彭曙打過交道的業內人士稱，彭曙業務能力很一般，但因為對馮偉林及其家人“服務”多年而獲得馮偉林賞識，成為他的代言人。在馮偉林的庇護下，彭曙、胡浩龍為所欲為，到處插手項目招投標。據彭曙、胡浩龍交代，兩人為方便承攬業務，實際控制的公司達20多家，業務涉及廣告、地產、公路等。

法院判決認為，彭曙、胡浩龍案：“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極壞。”一審法院對彭、胡兩人決定執行死刑。

親友插手，家人斂財

梳理陳明憲、馮偉林等人的違紀違法事實，幾乎都可以發現“單獨或伙同他人??”的表述，這里的“伙同他人”主要是他們的親友。

據《中國紀檢監察報》報道，陳明憲案發后，除了他剛滿周歲的小兒子外，身邊的親屬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陳釧、其妹陳明珍、其弟黃道軍（注：陳明憲隨母姓）都通過陳明憲的職務便利謀取了巨額非法利益，其身邊的朋友、同事、司機亦有涉案。

據《財經》記者了解，陳明憲甚至直接將自己的親屬安排進交通系統：其子陳釧，案發前任湖南高速廣和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其弟黃道軍，曾任湖南路橋建設集團下屬通順公司董事長。

馮偉林在《悔過書》中稱：“我的主要違紀違法犯罪金額，是為弟弟妹妹打招呼，讓他們謀取重大利益而獲得的。”

馮偉林的弟弟馮冠喬，自馮偉林2008年當上湖南高管局局長后，便馬上想利用哥哥手中的資源進行權錢交易。馮偉林對小自己三歲的弟弟說，“你到高速公路做點事可以，機會也有，但你不要自己出面。”馮冠喬于是找到一個叫王明的生意人，通過馮偉林的“招呼”，幫助王明中標，換得“好處費”。司法機關查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馮冠喬幫助王明拿下吉懷高速、桂武高速、懷通高速、大瀏高速四條高速的部分標段。

馮冠喬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馮偉林的妹妹馮霞，案發前任興業銀行長沙分行芙蓉中路支行行長。馮霞找到馮偉林想插手高速公路項目，馮偉林立即要求唐蠻帶著馮霞在高速公路上做業務。

《21世紀經濟報道》稱，唐蠻為湖南海速通貿易有限公司老板，與馮偉林過從甚密，唐蠻在當地被稱為“地下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長”，因參與湖南高速眾多路段招標工程，唐蠻的資產由發家時的幾千萬元迅速膨脹至數億元。鄒和平、李曉希在伙同家人或親屬受賄的手法與陳明憲、馮偉林如出一轍。鄒和平之弟鄒志平與其子鄒穎通過鄒和平的關系插手高速公路項目。鄒穎從海外留學歸國后便開始涉足高速公路領域。在鄒和平的幫助下，鄒穎曾任湖南交通系統唯一上市公司現代投資(000900.SZ)的下屬公司大有期貨董事長。不過，鄒穎顯然并不滿足于此。2005年，太平財產保險公司湖南分公司總經理助理劉忠為了承接高速公路的保險業務，通過鄒穎向鄒和平轉達請托，鄒和平通過“打招呼“的形式，幫助太平財產保險公司湖南分公司承包九條高速公路的保險業務。

政企不分，權力集中

湖南交通系統為何出現“前腐后繼”的現象？從2000年湖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馬其偉成為省交通廳建國以來第一個被揪出來的“交通巨蠹”開始，已先后有七位正副廳長因權錢交易腐敗問題而落馬。

湖南交通系統腐敗案頻發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權力集中。比如湖南高管局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權力高度集中。案發前，馮偉林是多家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總經理、湖南省高速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南高速公路投資集團董事長。眾多頭銜在身的馮偉林，集人事權、財務權、行政審批權等于一身，由于權力過于集中，往往重大決策一個人說了算，直接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利益化。《中國紀檢監察報》稱，陳明憲主持省交通廳工作時，廳黨組會長期不開，從工程立項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根本不講民主集中制。

陳明憲在案發后自稱，“要遏制權力，一個人權力太大了不行，權力不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雖然從中央到地方，都出臺了相關制度規范和約束這些手握重拳者，但這些規章制度并沒有得到嚴格執行，比如湖南省交通廳也下發了《關于進一步落實廳直單位黨政正職‘三個不直接分管’制度的通知》，但根本就沒有落實到位，成了一紙空文。權力過分集中，制度落實不力。”

馮偉林在《悔過書》中說得更為直白：“高速公路資金多、工程多，是‘唐僧肉’，誰都想吃一口，各個方面打招呼的絡繹不絕，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我多次產生了調走的想法，招架不住了。還有體制性的原因，我們政企不分，權力太集中，讓我感到有些麻木和膨脹。這些因素對我走向違法犯罪道路都產生了影響，在我的前任局長楊志達出事后我曾說，楊志達出事不是高速公路第一個人，也不是最后一個。我現在自己出事了，我也是這句話。我也希望能改變這種環境和體制。”

最近，一位正在參與湖南高速公路項目投標的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高速公路項目招投標的環境在這些案件發生后并沒有大的改善，她所在的公司投標之前依然要找有關領導打招呼。“我現在不想講太多內幕，講出來怕到時候中不了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