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貪污犯罪對象可含私人財產和不動產--中國共產黨新聞-人民網

貪污犯罪對象可含私人財產和不動產--中國共產黨新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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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金融機構大多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少數不法分子利用手中職權侵吞竊取銀行資產的犯罪時有發生。由于牽涉到股份制金融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在司法實踐中屢有爭議，關鍵在于行為人任職是否屬于國有單位的委派以及如何認定委派，同時還涉及對貪污犯罪對象的認定等諸多問題。從司法實踐的基本情況來看，貪污罪犯罪對象認定中的爭議問題主要集中于: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的財產，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不動產等特殊貪污犯罪對象能否認定及如何認定。

一、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的財產

通過系統解讀刑法中的貪污罪條款及與貪污罪相關的條款(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職務侵占罪條款中的貪污罪提示性條款和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條關于國有保險公司工作人員以貪污罪處罰的提示性條款)規定，不難發現非公共性質的財物在特定條件下也可以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但是，系統解釋不能解決如何具體認定此類混合財產的數額問題，是全額認定為公共財物，還是按國有控股、參股的份額來認定公共財物，都存在爭議，直接影響到了司法認定的統一性和精確性。司法實踐中，無論是主張按份額認定，還是全額認定，均承認含有國有財產成分的混合財產在法定條件下可以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區別點在于認定的份額大小。筆者認為，只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的財產非法占為己有的行為人系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其行為即構成貪污罪，不必按照國有資產所占的股份確定貪污犯罪的數額。

但是，純國有性質的財產與含有國有財產成分的混合財產畢竟存在一定差別，國家工作人員或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這種混合性質的財產，客觀上的社會危害性要低于貪污同樣數額的純國有性質的財產。刑法對職務侵占罪設定的法定刑明顯輕于貪污罪的法定刑，這就反映出立法者對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的懲治態度的差別:職務侵占罪是侵犯財產罪的一種，其侵犯的客體是單純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財產，侵財性是該罪的突出特征;而貪污罪是貪污賄賂罪中的重要罪名，其侵犯的客體是復合客體，即同時侵犯到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和公共財產的安全，貪污罪的社會危害性顯然要大于職務侵占罪。因此，貪污罪的法定刑相應地要重于職務侵占罪。在非法占有含有國有財產成分的混合財產時，行為人的貪污行為同樣侵犯到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和公共財產的安全，不過在次要客體公共財產的安全方面，由于國有財產與非國有財產混合在一起，在侵財的“純度”上低于侵犯同樣數量的純國有財產，對行為人貪污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評價也應適當調低。基于此，筆者建議，對此類案件的行為人，在量刑時可參照同樣數額的純國有財產的刑罰酌情從輕處罰，以達到罪刑之間的均衡。

二、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

刑法第九十一條對公共財產的范圍進行了界定，將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相比較該條列舉的前三種性質的公共財產，以上規定是刑事立法中擬制的公共財產。但是，該條沒有規定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這就造成司法實踐中的疑問，產生了認識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既然刑法第九十一條第二款列舉的主體不包括國有事業單位，應當認為該款未將“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運輸中的私人財產”納入擬定的公共財產范圍，故此類財物不屬于貪污罪的犯罪對象。另一種觀點認為，從邏輯上說，既然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那么在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也應當以公共財產論。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應當將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也擬制為公共財產。理由如下:

1.刑法解釋要體現合法性與合目的性的有機統一，將國有事業單位解釋為刑法第九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符合刑法解釋的基本原則。刑法解釋的基礎是刑法條文，刑法條文的文義解釋是指導司法人員認識刑法條文內涵的基本途徑。但是，文義解釋不是解釋刑法的唯一方法，有時根據文義解釋得出的結論反而不符合刑法正義的要求，黃金規則正是排除文義解釋的例外規則之一。所謂黃金規則，是指如果采用法律文字的通常含義，即文義解釋的結果會導致十分荒唐、矛盾、不公的結果，明顯違背立法者原意的，可以拋開字面含義而采納其他含義。刑法第九十一條第二款列舉的主體明顯應為包括國有事業單位，如果機械遵循文義解釋的結論，將國有事業單位予以排斥，難以從法理和邏輯上講得通，因為沒有任何合理理由認為處于國有事業單位掌控中的私人財產不能如同其他國有主體控制的私人財產一樣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

2.貪污罪犯罪對象的認定與貪污罪主體的認定之間具有內在的密切聯系，受侵占的財物能否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不完全在于其所有權的屬性，而在于侵占者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或擬制國家工作人員的主體身份。如前所述，國有控股、參股公司的財產即混合性質的財產也可以成為貪污罪的對象，只要實施侵占行為的行為人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或擬制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由此可見，貪污罪的對象不限于公共財物，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是國家工作人員的一種，其利用職務便利侵占的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運輸中的私人財產。

3.司法實踐中的相關指導性判例已認可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可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曾發布過一起利用職務便利侵吞國有事業單位管理、使用中的私人財物構成貪污罪的典型案例。審判機關經二審終審審理認為:被告人石某某身為國有事業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使用欺騙的方法將本單位管理的學生“講義費”非法占為己有，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依法應予懲處。該指導案例的編寫者認為，刑法第九十一條規定了“公共財產”的內容，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刑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的“公共財產”是貪污罪的唯一的犯罪對象。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國有單位和受國有單位委派從事公務的人員任職的非國有單位的“本單位財物”也應納入貪污罪的犯罪對象。

三、不動產

不動產從性質上講也是財產的一種，國有性質的不動產當然是公共財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司法實踐中對不動產能否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存在爭議，原因在于不動產登記取得的要式規定。因為房地產作為不動產，在進行所有權轉移時必須遵循法定的登記程序才能實現，所以房地產本身具有不能被貪污的性質。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作為不動產的房地產，同樣可以成為貪污罪的犯罪對象，其所有權轉移的方式并不影響其財物的本質屬性。

1.貪污罪成立與否，關鍵在于行為人實施了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公共財物的所有權是否發生轉移并不對非法占有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在非法占有國有房產的情況下，即使其產權沒有發生轉移，同樣可成立貪污罪。刑法中的“非法占有”與民法意義上的財產所有權轉移有一定區別，財產所有權發生轉移時固然是典型的占有，但財產所有權未發生轉移的情況下也可能是占有。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從主客觀兩個方面的角度而言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通過非法手段控制財物的犯罪故意，在客觀上利用職務便利控制了該財物，使該財物處于合法所有人或合法持有人失控的狀態。至于財物的所有權是否發生轉移，則在所不論。貪污房產犯罪中，只要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達到長期控制公有房產的目的，客觀上使該公有房產處于所在國有單位長期失控的狀態，就可以認定為非法占有了該公有房產，房產所有權轉移登記僅是形式意義上的要件，而刑法關注的是行為人實際非法占有該房產的實質要件。

2.同為職務犯罪的受賄罪，在認定行為人受賄房產的同時，也不要求必須進行產權過戶。“兩高”于2007年7月8日公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八條“關于收受賄賂物品未辦理權屬變更問題”的規定指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房屋、汽車等物品，未變更權屬登記或者借用他人名義辦理權屬變更登記的，不影響受賄的認定。這一司法解釋的規定對認定貪污房產犯罪行為具有同質性質的參考意義。

(作者單位: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