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信息化偵查問題探究與基本構想

摘 要 隨著社會信息化網絡水平的迅猛發展，犯罪形勢也變得日趨嚴峻，犯罪分子作案手法出現多元化，傳統的偵查模式給公安機關帶來了嚴重的困難和挑戰，所以，走信息化偵查是必由之路。當前，盡管信息化偵查發揮了良好效果，但依然存在著信息采錄不準確，共享程度不高、服務于偵查實戰的水平較低以及機制不夠健全等問題。因此，本文認為解決好信息化偵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完善各項機制，信息化才能更好地服務于偵查工作。

關鍵詞 信息化 偵查 基本構想

作者簡介：司軍英，甘肅政法學院公安分院。

中圖分類號：d9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6）01-272-02

隨著以公安部“金盾工程”（二期）順利通過驗收為標志的公安信息化建設深入推進，信息化偵查已經逐漸成為公安機關偵破案件的主要模式，提高了偵查效率和打擊精度，同時也是偵查破案工作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現筆者就信息化偵查問題做一些分析探討。

一、信息、偵查信息化以及信息化偵查的含義

信息，是對客觀世界中各種事物的運動狀態和變化的反映，是客觀事物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表征，表現的是客觀事物運動狀態和變化的實質內容。現代社會，信息的處理多采用電子技術，存儲通常以電子技術來記錄。而我們所講的偵查信息也是大量信息中的一部分，主要針對的是案件本身，它與犯罪活動有著直接或者間接的關系。它不僅僅包括偵查專業、公安業務方面信息（如作案工具、痕跡、贓物、遺留物、尸體、戶籍信息等），同時還包括社會資源信息（如就業、乘車、住宿、商業注冊、上網等信息）。盡管社會資源信息無法直接反映犯罪活動，但我們可以通過對它的搜集來分析、研判與其他犯罪活動有關的犯罪信息。

偵查信息化，是指在偵查破案中，信息技術和計算機網絡被偵查部門廣泛應用，并且全方位支持偵查工作的過程。它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建立完善偵查信息平臺，通過運用信息平臺偵查辦案；二是利用各種商業運作信息網絡展開偵查活動。偵查信息化是當前公安信息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信息化偵查，是指在偵查過程中，偵查人員以情報信息為主導，利用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在優化和完善偵查業務的同時，使偵查過程智能化，從而提高偵查效率的新型偵查模式。信息化偵查是利用數字化手段，在搭建的信息平臺上開展犯罪事實查證，對收集到的與案件有關的信息進行歸納、分析、研判，提高反應速度，準確、高效查獲犯罪嫌疑人。信息化偵查是信息社會對偵查工作的必然要求，其基礎是對信息資料的收集和各種數據庫的建立，其效能依托于偵查人員對信息技術的使用和操作水平，但更取決于偵查人員的偵查思路和偵查觀念以及偵查水平。

二、與傳統偵查模式相比較下的優勢

信息化偵查模式與傳統偵查模式，都是基于犯罪事實的發生，通過對現場的勘驗檢查，發現痕跡，提取物證，固定證據，了解和還原發案現場的相關情況。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信息化偵查突出情報信息在偵查工作中的地位作用。首先，偵查人員依托信息平臺與高科技手段，特別是對有組織犯罪、流竄型犯罪、侵財型犯罪以及因果關系不明顯的等犯罪在偵查中突破了空間限制，具有相當優勢；其次，偵查人員通過警綜平臺、刑偵信息網等信息系統在網上開展案件的串并以及重點人員的排查，或者通過查詢旅館住宿信息，采用技偵手段分析手機通話等，發現其行動軌跡，是否與發案現場有直接或者間接關系，從而快速判定嫌疑人與案件的關系；再次，偵查人員運用網上取證、網上摸底排隊、網上追逃、網上陣地控制以及網上串并案件等措施，有效提高了偵查效率，也是適應信息化背景條件下的新型偵查模式。

三、信息化背景下偵查工作存在的問題

隨著“金盾工程”（二期）通過驗收，“公安基礎工作信息化”（公安部“四項建設”之一）建設深入推進，計算機、網絡、通信技術等在偵查工作中的普遍應用，信息主導偵查、網上作戰等模式在實踐偵查工作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大量案件也得以偵破。然而，在這種大數據、云計算時代，信息數據的維度和密度呈爆炸式增長，公安信息化建設與時代發展同時也出現了不相融合的現象，偵查實踐中仍然存在制約信息化偵查的許多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信息采錄不準確，信息失真

內容上表現為漏采、重復采、應該采而未、應錄而未錄、標準化程度低、可用信息少與關聯信息少、海量信息無法獲取等，無法為信息化偵查的深度運用提供鮮活、準確、全面的數據支撐。特別是在物品信息的采集、特殊行業、“二手”市場信息方面存在較大漏洞。方式上表現為設備單

一、程序復雜、海量信息篩選技術缺乏、身份驗證系統自動化采集方面存在不足，信息與偵查實踐的融合方面有待提升等不足。

（二）信息資源整合不到位，共享程度不高，研判預警遲緩

公安部在“金盾工程”建設之初就明確提出“橫向集成、縱向貫通、互聯互通、高度共享”的指導原則，但“信息孤島與壁壘”、“互不共享”、“地方保護主義”一直是信息化建設難以突破的瓶頸，也給信息化偵查工作帶來諸多不便。特別是在當前犯罪動態化、網絡化、隱蔽化以及流竄化的背景下，全國沒有統一的犯罪資源整合機制，昨天在沿海出現的犯罪現象，今天就會在內陸出現，昨天在某一省出現的作案手法，今天在另外一個省就會出現，違法犯罪信息沒有做到及時整合共享，導致偵查工作中研判不準，預警遲緩。

（三）信息化服務于偵查實戰的水平較低

從當前信息化偵查實踐來看，公安機關對指紋、逃犯等信息的建設完善相對重視，對遺失物、損失物品以及相關人員的信息建設重視程度依然不夠，網上串并案、網上陣地控制等信息化偵查措施沒有有效發揮，信息化偵查深度不足。同時，在信息化應用方面多數處于淺層次的查詢、比對，高端服務于偵查實踐的水平還有待提高，在與實踐結合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

（四）依托信息化的工作機制不夠健全 當前，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利用信息化平臺與高科技手段搜集、整合、研判信息的機制還不盡完善，尤其是與工商、煙草、銀行、稅務等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存在較大難度。公安基礎信息建設是信息化偵查的前提基礎，也是一項創新、復雜的系統工程，在這項工作中依然存在部門利益調整不平衡、民警行為思想轉變較慢、經費保障不足以及民警能力素質培養等方面存在問題，在立體化和一體化的構建方面也需要進一步加強。

（五）過于依賴信息科技偵查手段

與傳統偵查模式相比較，信息化偵查手段在發現線索、獲取證據、定位犯罪嫌疑人方面有絕對優勢，破案效率也大大提高，但同時也導致部分偵查人員過分依賴高科技，偵查手段變成簡單地依靠查詢手機號碼、視頻監控、網上檢索等三板斧，傳統偵查手段逐漸弱化。而且，部分民警對偵查信息的深層次分析、篩選、研判、整合等方面能力有限，信息支撐破案的能力相對較低。

四、推進信息化偵查的基本構想

目前，就我國公安機關特別是偵查部門的相關人員工作現狀來講，信息化偵查的運用還未完全成熟到可以支持全部刑事案件偵查的程度，故而，建立和完善我國獨立的一套標準化的信息化偵查工作機制迫在眉睫。

（一）樹立以信息化為核心的偵查理念

思路決定出路。長期以來，偵查人員樹立了一種以特定案件為核心而不是以信息為核心的偵查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加之受到功利性的驅使，難以發揮信息應有的作用，造成大量信息資源的浪費。只有樹立信息在偵查中的核心地位，將創新的偵查理念與信息化建設以及偵查實踐工作結合起來，熟練掌握信息篩選、甄別、整合以及高科技設備的運用技能，信息化偵查工作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二）完善偵查基礎設施與信息平臺建設

信息化偵查的實施是逐步建立在偵查工作信息化基礎之上的，在強化視頻監控、計算機、網絡寬帶、gps定位與導航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日常信息數據的采集、整理、輸入、研判、運用等工作機制，建立和完善人口信息查詢、指紋自動識別、現場勘驗信息系統、旅店業信息查詢、失蹤人員信息系統、在逃人員信息系統等平臺建設，加大數據庫中人案關聯、人物關聯、人車關聯等有用數據的完善力度，只有科學合理地整合偵查信息中心的數據，最終形成有機的數據倉庫，進行數據分析和數據挖掘，才能更好地為偵查決策服務。

（三）強化信息化偵查過程中的資源共享

信息化偵查的運作涉及信息收集、報送、研判、預警、發布、反饋以及獎勵等眾多機制，通過強化信息資源共享機制建設，擴大區域偵查合作范圍。只有消除地區、部門、行業以及不同警種之間信息保護壁壘，對分散在人員信息庫、逃犯信息庫、案件信息庫、現場勘查信息庫、贓物信息庫等不同類型的相關信息進行提取、篩選、整合、存放，發揮信息規模效益，最大限度做到“多網”（公安網、互聯網、各類專網）融合，信息共通，資源共享，最大限度地服務與偵查實踐工作。

（四）建立健全打擊犯罪的“大偵查”工作機制

以信息化建設為依托，調動、整合公安機關內部的各種偵查資源，打破公安機關內部壁壘保護主義，建立健全公安機關以刑偵、網安、技偵等單位合成作戰的“大偵查”工作機制，共同參與案件的分析、研判以及偵查措施等的制定，進一步細化措施，明確職責分工，落實偵查主體責任，形成“分工合作-信息共享-一體運作”的工作模式，構建起符合當前信息化時代要求的“大偵查”工作格局。

（五）強化信息化偵查工作的立體保障

要使信息化在服務偵查工作中發揮更大作用，就必須在一體化和立體化上尋求保障路徑。一是建立健全信息質量監測、獎懲、信息安全責任追究、信息化運用考核等多方面保障機制。將當前公安部“四項建設”、警務運行機制改革與公安信息化建設同部署、同落實、同推進，有力保障信息化建設發揮最大作用。二是大力培養軟件開發、數據分析、情報信息研判、視頻應用等方面專業人才，轉變以往依托相關軟件公司研發為公安機關內部挖潛。三是信息化建設作為信息化偵查的基礎，要有充裕的資金保障才能開發軟件、建立信息平臺、購置硬件設施設備以及對網絡的升級、維護等，確保各項工作順利完成。

第二篇：公安信息化偵查

揭東縣公安機關信息化應用實戰案例

高科技彰顯無窮威力 信息化織就“天羅地網”

7月10日，全市公安機關信息化應用達標工作現場會在揭東公安局舉行。這次會議，旨在回顧總結近年來全市公安信息化建設工作，推廣先行單位的經驗，從而進一步推進信息化建設和應用。“窮盡資源搞建設，建設目的在應用”，揭東公安機關在這方面走在全市前頭，也嘗到了信息化在實戰中應用的甜頭。

公安機關信息化建設使犯罪分子無處遁形。

信息化應用是公安信息化的落腳點和推動信息化建設技能發展的新起點。自去年開展“信息采集百日會戰”以來，揭東縣公安機關在“全警采集”、“全警錄入”、“全警共享”，“全警應用”的“四全”基礎上，認真貫徹落實梁偉發廳長提出的“五個一”目標以及周新全局長提出的：“我們在采集信息中，要以建立‘完整、準確、鮮活’的數據庫為目標，以實戰、實用為標準，從難處開刀，全面提升揭陽市公安信息化應用水平”的指示精神，大力加強信息化應用推廣工作，將采集到的信息進行全面研判，為我所用，服務警務活動，使之成為科技強警的“助推器”。并充分利用“一個平臺三個系統”以及各種警務信息系統的資源，以情報信息主導警務工作，并采用“天上巡、卡上堵、面上控、網上對”的立體防控管理模式，全面提高對“人、車、屋、場、網”等治安要素的動態管理、精確打擊和快速反應能力，密織一張打擊各類違法犯罪的“天羅地網”，使違法犯罪人員無藏身之地，真正實現“建為民公安，保揭東平安”的目標。

定時巡視 “天”“地”聯動

社會治安視頻監控系統是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現代科技成果具體運用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更好地預防、控制、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的高科技手段。只有實行視頻監控與地面警力相聯動的形式，才能發揮視頻監控系統的最大效能。揭東縣公安局自去年十月份開通社會治安視頻監控系統及“三臺合一”指揮平臺以來，實行管理人員24小時監控巡視制度，不斷調整視頻監控頭的攝錄范圍、方向，發現異常情況立即與地面巡邏民警及巡警大隊固定卡哨聯系。使“天眼”與“地網”聯動，不給違法犯罪人員可乘之機。

通過視頻監控，鎖定犯罪嫌疑人。

實戰案例：利用視頻監控與地面警力相結合，快速偵破持刀搶劫案件 2009年4月30日20時多，當視頻監控工作人員在定時進行“巡視”時，發現揭東開發區巨輪廠旁的建設銀行自動提款機的視頻監控圖像有異常情況：一名男子在取款時遭到三名男子持刀搶劫，歹徒搶劫后四散逃走。發現這一情況后，值班人員在指令城東派出所出警的同時，調集縣城各處的民警緊急出動進行圍捕，同時調集轄區的監控點不斷進行攔截監控，并將在視頻觀察到的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及衣著情況及時通報給出警單位，“天”“地”聯動，很快將三名犯罪嫌疑人抓捕歸案。

社會治安視頻監控系統能實時記錄違法犯罪的情景，為許多重大案件的偵破提供了關鍵線索，同時壓縮了違法犯罪分子的作案空間，在偵破案件、震懾違法犯罪等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明顯。

卡口站崗 卡住犯罪

治安卡口車輛智能監測記錄系統主要應用在城市的進出口交通要道、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重點路段等處。對監控路面過往的每一輛機動車進行全天候24小時不間斷的記錄，獲取過往車輛的全景，牌照、速度、日期、行駛方向等信息。治安視頻卡口的建立，為偵查被盜搶車輛，判斷犯罪嫌疑人作案后逃逸的方向等提供了準確的依據。揭東縣公安局充分利用治安視頻卡口記錄的信息，結合案情進行綜合研判，成功破獲了一大批案件。

實戰案例：利用治安卡口，偵破月城“3.09”38萬現金被盜案

2009年3月9日11時許，月城鎮日盛五金廠財務人員到公安局報稱：他在東山區陽美大酒店前的交通銀行提現金38萬元后，將現金放于自駕的小車的駕駛座位下，行駛至月城信用社后將車停在門口，自己進信用社辦理業務出來時發現汽車玻璃窗被砸破，車內的38萬元現金被盜走。接報后，揭東縣公安局領導立即召集刑警大隊及月城派出所對案件進行研判，初步斷定這是一起典型的尾隨跟蹤銀行提款人實施盜竊的案件。尾隨汽車實施盜竊，作案人必定有駕駛機動車，如果經過治安視頻卡口必有圖像記錄，得出這種判斷后，辦案人員立即與市局指揮中心聯系，調出受害人經過的治安視頻卡口的有關資料信息，結合受害人提供的其他信息進行綜合研判，發現在卡口記錄資料中一輛豐田卡羅拉小汽車具有重大的嫌疑。辦案人員立即調出有關車主資料照片與卡口提取的有關相片資料進行綜合分析比對，鎖定了該車車主唐某（廣西玉林市興業縣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通過摸查其周邊的關系人情況，最終判定了月城“3.09”盜竊案就是杜某、梁某、龐某等人組成的盜竊團伙所為。在市局有關業務部門的大力支持協助下，終于在廣西玉林市將這伙近期活躍在揭陽、潮州、汕頭等地尾隨銀行提款人實施瘋狂盜竊作案的人員一網打盡。

信息對比 張網待捕

信息研判比對，大大提高破案率。

去年的“信息采集百日會戰”及“三基工程”建設，公安機關采集到了大量的有用信息，建立了相關的各大資源庫。在公安信息化應用整體推進的背景下，各警種和各個層次的破案單元依托網絡警務信息系統，以涉案信息共享運用為核心，采用資源共享，信息對比，遠程查控等有效手段，充分運用信息資源和各大******查控系統進行偵查破案，真正做到“鼠標一點，千里緝兇”。通過在各大警務系統中進行信息對比，公安局破獲了一大批刑事案件，抓獲了一批逃犯。

實戰案例：利用旅館業綜合比對查控系統抓逃犯

009年6月16日凌晨3時，旅館業綜合比對查控系統報警聲驟起；有一網上在逃人員登記入住某酒店907號房！指揮中心迅速指令城西派出所立即抓捕。接到指令后，城西派出所緊急出動警力趕到酒店，在酒店工作人員的協助下打開了907號房，并依法將房內的有關人員傳喚到派出所審查。到所后，派出所民警詳細詢問了各人的基本情況，將信息與網上在逃人員系統進行比對核查，最終鎖定了其中一名叫謝某鈿（曲溪辦事處居委人）就是網上在逃人員。

實戰案例：人口管理增量信息比對發揮效能

2009年6月22日上午，一男子到城西派出所辦理其戶口遷移登記手續。戶籍民警對該人員資料進行審核后，在錄入人口信息并進行比對時，發現該人系網上追逃人員。發現這一信息后，民警立即將情況匯報所領導。所領導縝密布置，一方面迅速組織民警在辦證大廳盯住該辦證人員，防止逃跑；另一方面迅速登錄全國在逃人員信息系統檢索，核對該人員身份。檢索結果顯示，在逃人員楊某聰的全部信息資料與辦理戶口遷移登記手續的人員信息相符。情況核對無誤后，辦案民警立即撲上前，將在逃人員楊某聰緝拿歸案。

2009年6月24日，城東派出所民警在錄入轄區外來人口信息時，根據信息的比對，發現揭東開發區某食品廠的工人肖某系網上在逃人員。工作人員立即將此情況匯報所領導，所長楊建偉高度重視，一方面將肖某的人口信息與全國在逃人員信息資料庫進行比對核實；一方面對肖某跟蹤布控，鎖定其住宿地點。2009年6月25日上午，城東派出所在廠方的積極配合下，將網上在逃人員肖某抓獲歸案。

據統計，自今年4月份開展信息化應用推廣工作以來，揭東縣公安局利用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偵破案件28宗，抓獲網上追逃人員45人。充分彰顯了高科技、信息化應用在警務工作中的作用。

湖北警方通過信息化建設偵破案件

記者周壽江 通訊員王昕 王旭東 艾志偉 林世海 提要：

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里，全省各地運用網上執法辦案信息，直破、協破刑案1萬余起，通過信息比對抓獲網上逃犯近1600人，創歷史新高。昨日，警方向本報通報了通過信息化建設偵破的幾起典型案例。小糾紛引發沖突致人身亡 民警QQ空間里揪出元兇

去年1月8日晚9時許，咸寧市溫泉區交通路46號的“三家發”游戲機室內異常熱鬧，6名外出打工者在這里打發時間，其中陳某和一名老鄉在玩“老虎機”，張召發等4人在旁邊觀看。在玩的過程中，陳某有一把贏了40元錢，同行老鄉都高興得叫了起來。此番喧嘩引起對面另一伙人的不滿，雙方發生口角。

眼見要打起來了，游戲機室的老板娘劉某上來阻止。隨后，挑起爭端的那方先離開了游戲機室。不久，張召發等人也出了游戲機室。雙方在大街上互相謾罵并廝打。

在打斗過程中，對方有個年輕人掏出隨身攜帶的匕首瘋狂向張召發、陳某等人亂刺。張召發受傷倒地，陳某見狀立刻撥打“110”報警。那一伙人立刻攔了一輛的士逃離現場。張召發后不治身亡。接到報警后，溫泉警方快速出動，勘驗現場的同時，通過調查走訪，得知持刀傷人一方人員中，有一個人姓施，系當地人，施某經常到游戲機廳玩。

施某家的地址很快被警方查到，通過擴大范圍訪問，民警發現最后接觸施某的人是鎮某，鎮某承認見過施某一伙四人，施某當時找鎮某借路費逃跑，鎮某身上沒錢便沒給。鎮某表示，他只認識施某，另三人不認識。

因施某一伙四人都很年輕，偵查員想到現在的年輕人均用QQ聊天，說不準會在QQ空間里留下些相關信息。民警設法獲取了施某的QQ號，后在施某的QQ空間中，發現有大量的案發前生活相片，經辨認，確定了另兩名案犯的相片，但不知名字。

民警瀏覽其QQ空間其他相片時發現，一個月前，上述三人曾與一名女孩一起游玩，并用手機拍下游玩時的相片，其中的一張刻有“施某、錢某、熊某、××到此一游”字樣的照片，從而初步確定了另外兩人可能名叫錢某、熊某。

警方通過進一步工作，將該案相關嫌疑人的相片發放到各車站和網吧，案發次日早晨，警方將施某、錢某、熊某三人抓獲，三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根據三人的交代，警方很快將另一名涉案人員抓獲。警方點評

本案在對犯罪嫌疑人施某的QQ進行檢查時，通過嫌疑人QQ空間上的照片信息，最終確定了本案另外兩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與身份信息，從而為本案找到了突破口，成為了本案偵破的關鍵所在。當然，這給偵查員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偵查員在開展工作前要先對網絡相關應用事宜有所了解，懂得新形勢下年輕人關于網絡方面的一些愛好和常識等。嫌疑人載近百萬元貨物“蒸發” 視頻監控迅速鎖定賊蹤

過去，“天羅地網”只是一個比喻，現如今，隨著公安信息化技術的發展，遍布各地的社會視頻監控系統就像蛛網一樣讓違法犯罪人員無處可遁。

去年9月26日15時，黃石市大江汽運公司負責人李黎向東方山公安分局報案稱：該公司聘用司機劉某（男，40歲，黃石人）于頭天下午5時許，駕駛一輛東風牌多利卡貨車運送電解銅到武漢市某公司，按慣例，當晚就應該送到武漢，但是直至26日下午2時，對方公司仍未收到貨物，事主派人沿路搜尋未果，也未發現此路段有交通事故，且劉某的手機從25日晚10時起處于關機狀態，無法聯系。

事主李黎懷疑劉某連車帶貨一起卷走了，遂向公安機關報案。由于貨物價值90余萬元，李黎很焦急。

接到報案后，警方迅速調查發現，司機劉某應聘到此不到半個月，個人信息十分少，通過查詢人口信息，民警與其家人取得聯系，了解到9月25日晚上劉某曾給家里打過電話，說話不多，似有心事，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由于李黎提供的線索十分有限，案件情況此時并不明朗，既不能排除劉某卷走貨車與貨物的可能，同時也不能排除劉某在運貨當中遭遇到劫持或其他無法預知行為的可能。

偵查人員暫時只能明確劉某駕駛的貨車已經離開黃石。另外，根據李黎提供的情況，9月25日下午5時30分許，他和劉某在大冶有色金屬公司冶煉廠銅庫裝好電解銅，從有色冶煉廠東門出廠到東門附近的大江公司車隊蓋雨布，之后李黎便駕車先回家了，至于劉某蓋好雨布后駕駛貨車往哪個方向走了，他并不清楚。

從現場來看，有色冶煉廠東門外不遠處就是106國道，分別有往東、南、北三個方向可以出城。為了確定劉某駕駛的貨車的去向，刑偵大隊調取了監控視頻資料，利用分段查詢的方法排除了貨車從南、北兩個方向出城的可能，那么只剩下往東方向出城的可能性，而往東是到黃石市內方向，并且有多個出口可以通過高速公路、長江大橋及鄉村小路離開黃石。偵查員首先對各個出城路口的治安卡口進行查詢，但遺憾的是，所有的卡口都在維修，無法提供有效信息。于是，偵查員有選擇地對部分社會監控視頻和沿街單位監控視頻資料反復查看，進行仔細分析，終于發現劉某駕駛貨車于去年9月25日18時04分經過老下陸路口往大冶方向駛去，而貨車正常的行駛方向應該是上武黃高速公路。由于大江車隊到老下陸路口沿途都是較繁華的市區道路，警方基本上排除劉某被人劫持或脅迫的可能，這就說明是劉某本人私自改變了正常的行駛方向。結合以上分析和前期調查時李黎反映劉某編造謊言拒絕其派人跟車的情況，偵查人員基本確定了劉某的行為已經涉嫌職務侵占，并于去年9月26日當晚立案偵查，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調查。27日下午，刑偵人員根據劉某的身份信息在公安網通過各省級信息查詢系統逐個查詢，發現他曾于9月26日入住河南省漯河市某商務酒店。

黃石警方迅速向漯河警方通報了情況，漯河警方接到通報后，迅速采取措施，于9月27日下午5時在該酒店將正在辦理退房手續的犯罪嫌疑人劉某抓獲。經審查，劉某交代了在運送貨物過程中，見財起意，準備將貨物拖到河北唐山市銷贓的違法事實。

從受害人報案到犯罪嫌疑人被抓獲，并將價值90余萬元的14.8噸電解銅如數追回，僅用了26小時，至此，該案成功偵破。警方點評

在整個案件偵破過程中，視頻監控信息和網上查詢的綜合運用，為偵查破案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就像“蛛網”一樣讓人一目了然，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天羅地網”。命案逃犯負案躲藏7年 警綜平臺現場戳穿謊言

武漢市公安局巡警處十里鋪治安檢查站將信息化手段充分融入到日常巡查工作中，上月，該站民警通過嚴盤查，細比對，成功抓獲一名命案逃犯。

上月1日凌晨3時許，該站民警在京珠高速武漢西出口處設點盤查，當盤查一輛準備出武漢市的黑色海馬轎車時，民警要求司機出示相關證件，司機很配合地下車說：“不好意思，證件放在家里沒有帶。”看到司機配合的態度，民警最初感覺司機可能只是一般的交通違章（未帶駕駛證），但民警并沒有就此放過，而是繼續盤問：“你叫什么，多大年齡？”司機很果斷地回答到：“我叫代幫權，27歲。”民警繼續問：“哪個dai字？”司機遲疑了一會兒后說：“代數的代。”司機的這一遲疑很快引起了民警的警覺。

民警通過警綜平臺對該名男子的身份進行核實，但經查詢發現顯示的圖片與該男子不相符，民警意識到這名自稱代幫權的男子有意隱藏著什么，遂將其帶回站內繼續審查。但該男子拒不交代真實姓名和家庭信息，詢問陷入僵局。隨后民警對其手機進行了檢查，通過其手機短信內容，民警發現別人稱其綽號“憨頭”。這個發現讓民警的審查工作有了新的突破。民警運用這個綽號“憨頭”在全國逃犯網上進行查詢，發現有一個名叫熊遠平（男，33歲，孝感人）的逃犯，其綽號就叫“憨頭”，而且圖片與被盤查男子相符。

經查，嫌疑人熊遠平于2003年10月10日晚11時伙同其他犯罪嫌疑人，經事先預謀，向曾某、周某等人報復行兇，將曾某砍死，并使多人受重傷。熊某作案后逃往外地一直不敢回孝感老家，在外逃竄的7年里，熊也曾多次接受過其他警察的盤問，但由于他偽裝得比較好，每次都僥幸逃開。警方點評

隨著公安信息化建設的不斷深入，民警信息化實戰應用意識逐漸加強，信息服務實戰的效果逐漸顯現。“不懂信息化的領導將失去指揮權，不會信息化的民警將失去執法權”，據介紹，現在在湖北公安系統，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更成為全省6萬民警的共識。

第三篇：反貪偵查信息化建設

偵查信息化是加快轉變反貪偵查方式的必由之路

當前，貪污賄賂等腐敗現象仍然嚴重，職務犯罪呈現出復雜化、隱蔽化、智能化、群體化等新趨勢、新特點。在公開、透明、信息化的執法辦案新環境下，反貪偵查工作面臨許多新問題、新要求、新挑戰，傳統的偵查模式逐漸難以適應形勢發展需要，加快轉變反貪偵查方式已是我們亟須思考并解決的課題，而加強偵查信息化建設，應當作為加快轉變反貪偵查方式的主攻方向。

首先，要牢固樹立信息引導偵查理念。偵查信息化建設首先要解決的是理念、觀念層面上的問題。在偵查實踐中，信息引導偵查的理念還相對缺失，偵查信息工作的自覺性還不夠，信息收集的廣度、深度和方式還有局限性，偵查信息平臺建設較為滯后。隨著司法改革和法制進程的推進，職務犯罪案件逮捕權上提一級的改革、《國家賠償法》的修改實施等，都對反貪辦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刑訴法的再次修改，律師介入偵查環節由只能提供法律幫助改為行使辯護權，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應在48小時內及時安排會見，且律師會見時不被監聽，這將極大地沖擊反貪辦案的偵查思維、模式和方式，反貪辦案偵查重心必須由訊問犯罪嫌疑人轉變為正面接觸之前的秘密調查，偵查方法必須由打疲勞戰強攻硬取轉變為打立體戰以智取勝、快速突破，這就要求偵查信息化建設達到相應的水平。我們知道，發現案件和審訊突破是反貪工作最關鍵的兩個環節，制約反貪工作的瓶頸主要就在于發現案件難、突破案件難。近年來舉報線索量少質次，成案率低，等案上門的習慣必須改變，要變被動獲取線索為主動拓展案源。而主動出擊自行發現案件線索，需要以一定的信息積累為基礎，以有效的信息整合機制為保證，因為發現案件實際上是一個不斷收集、篩選、研判和運用信息的過程。對于審訊突破環節而言，要找準軟肋，增強審訊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除了通常我們強調的審訊謀略的運用外，還有賴于對已有信息的準確分析和適當運用，辦案人員在初查中掌握的信息越全面越充分，在審訊中運用信息的技巧越到位，那么在偵查對抗中突破案件的把握也就越大。加強偵查信息化建設，有助于拓展主動獲取線索的渠道，掌握貪污賄賂犯罪發案的規律，把握線索經營的方向和重點，也有助于實現由證到供、供證互動，順利突破口供。

其次，要建立偵查信息化專門機構和統一平臺。我省“六偵會議”作出加強反貪基礎工作的戰略部署，并提出信息引導偵查的理念，但“六偵會議”后各地偵查信息化建設的發展并不平衡。究其原因，機構不健全、責任不明確、平臺不統一是制約偵查信息化建設的主要因素。信息化建設應當作為事關檢察機關全局的一項工作來抓，明確專門機構負責信息化工作，確定相應的工作人員落實信息化建設任務。反貪部門、反瀆部門乃至其他內設機構對信息的需求有重合之處，誰用誰建，各自為陣，不僅會造成重復建設，而且易形成信息孤島，這是信息化建設的大忌。公安機關“打防控”信息體系建設的模式值得

借鑒，建立統一平臺，有專門機構管理，各部門共建共享。檢察機關信息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職務犯罪偵查信息化建設是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已對職務犯罪偵查信息化建設進行規劃和部署，專門制定了實施方案。根據實施方案，可設立一個專門的信息網絡管理機構，配備必要的人員和設備，專門負責偵查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分析，并分類建立信息庫，為偵查提供信息服務，為領導的指揮決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依據。同時，建立全國檢察機關統一的職務犯罪偵查信息交換與共享平臺，實現四級檢察機關偵查信息的共建共享。

再次，要多渠道收集信息以不斷充實偵查基礎信息數據庫。重視各類偵查基礎信息的收集整理，多層次、多渠道獲取存在于各個領域的信息資料，建立門類齊全、內容準確、檢索便利的職務犯罪偵查信息數據庫，并不斷充實、更新。一是重視社會公共信息的收集、移植或共享，通過協調有關單位，建立綜合偵查信息數據庫或涉案信息快速查詢系統。與公安戶籍管理、車輛管理、出入境管理、工商登記管理、電信管理和稅務管理等部門建立資源共享機制，通過電腦網絡終端連接到檢察院，獲取人員單位信息、涉案資產信息、通訊及行蹤信息、行政執法案件信息等。二是加強案件信息數據庫建設，實現案件線索網上錄入、評估與流轉，并健全與紀檢審計、行政執法部門的案件線索移送制度，提升線索規范化管理水平；已辦案件由辦案單位將案件信息、行賄人信息等錄入案例數據庫、涉案人員背景資料數據庫。通過案件信息的審查分析和科學評估，為拓展案源、偵查決策、突破

案件等提供信息支撐與服務。三是建立偵查決策資料庫，包括偵查人才庫、偵查謀略庫、典型疑難案例庫及專題調研資料庫等。四是在有關部門和單位建立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信息網絡，并聘用相應的信息人員（可由預防職務犯罪聯絡員兼任或根據偵查需要單獨考察聘用）。信息人員及時反饋所在部門、單位的貪污賄賂等案件線索，提供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情況、社會關系、活動規律、個性特征等情況，為偵破案件提供信息或證據。

最后，要加強管理，充分發揮偵查信息化的效能。有效利用網絡技術和網絡信息，將偵查信息化建設的需求納入檢察機關統一業務應用軟件之中，建立統一的偵查信息平臺，加強信息情報的收集、錄入與更新工作，不斷完善上下聯動、左右協調、全員參與的偵查信息化應用推進機制。注重對信息情報的加工和利用，對信息數據庫按一定的規律進行整理、分類、甄別、儲存，根據職務犯罪偵查的需要，運用科學方法對信息資料進行分析研究、評估研判，充分發揮信息引導偵查的作用，為領導決策和偵查辦案提供幫助。要建立健全偵查信息管理機制，嚴格管理制度，規范查詢程序，防止失泄密等問題的發生。要加強對偵查人員偵查信息應用技能的培訓工作，使偵查人員普遍提高收集并運用偵查信息開展職務犯罪偵查的意識，提高偵查能力和水平，以適應加快轉變偵查方式的客觀需要。

第四篇：四種基本偵查模式

四種基本偵查模式

一、從案到人

二、從人到案

三、從案到案

四、從物到案

“從案到人”

基本步驟：受理、立案→現場勘查→調查訪問→采取各種偵查措施→發現犯罪嫌疑線索→查明并抓獲犯罪嫌疑人→訊問→破案。

主要適用于：殺人、放火、爆炸、投毒等因果關系比較明顯的案件；現場有明顯犯罪線索的案件；發生在相關靜態區域內的案件等。

“從案到人”是一種針對現行犯罪的傳統的偵查模式，為廣大偵查人員熟悉，適用于大多數刑事案件。

該模式偵查意圖方向清楚，地區明確，針對性強，在偵查工作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從案到人”的缺點：

具有被動性和滯后性，效率較低，資源消耗大，是一種以人力勞動為特征的粗放型破案方式。

用它來對付現代的流竄犯罪、智能犯罪、經濟犯罪、系列犯罪，有明顯的不適應之處。

二、“從人到案”

“從人到案”是指偵查人員以各項偵查基礎業務、專門偵查手段為依托，從個體或群體在特定或者不特定場所暴露出的、與已知或未知的犯罪相關聯的嫌疑活動或嫌疑信息入手，確認其行為性質或確診其與特定聯系案件之間的偵查方式。

“從人到案”的偵查模式是圍繞著犯罪嫌疑人是否實施以及實施了哪些犯罪行為展開工作的。

“從人到案”

這里的“人”是指刑嫌調控、陣地控制、情報信息工作中發現的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辦理團伙犯罪案件中發現的新的犯罪成員，在審理現行犯罪中發現余罪未清的慣犯、流竄犯，及其他在辦案中擴大戰果進而發現的嫌疑對象等。

這里的“案”是指犯罪嫌疑人著手準備的預謀案件、正在實施的現行案件、久偵未破的積案和尚未發現的隱案等。

“從人到案”特點

“從人到案”的思維進程是從已知對象的基本情況和反常現象出發，確定犯罪嫌疑人予以控制，查明與之有關的而偵查機關尚未發現的案情。

基本步驟：獲取線索→分析犯罪情報→“對人”立案→制定偵查方案→全面推進偵查→發現犯罪行為→獲取并審查證據→破案。

“從人到案”

“從人到案”可以通過檢索情報信息，以人找案，主動出擊，或者在獲取進行重大犯罪的犯意線索之后，從人入手偵破和控制預謀犯罪。

也可以從在押犯罪嫌疑人入手，通過調查取證深挖余罪，擴大戰果。

因而，加強情報信息工作，深入調查取證是該偵查模式的核心內容。

適用范圍：

流竄犯罪，外來人口犯罪和跨地區大范圍跳躍式犯罪，因果關系不明朗的侵財型等多發性案件，現場痕跡物證不明顯的案件等。

“從人到案”

“從人到案”是以人中心開展偵查，即通過對被管理、被控制的嫌疑對象主動開展全方位的情報調查和對有關情報信息的分析研究，發現違法犯罪線索和證據，進而破案。

偵查起點是從各方面的情報信息中發現犯罪嫌疑人，以此作為偵查的切入點。因而，對刑事偵查基礎工作，特別是情報信息工作依賴很大。

刑偵基礎工作

1、情報資料：各種情報信息的收集、研判（“情報主導偵查”），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的建設和維護（有前科者的重新犯罪率30—40%）。

2、刑嫌調控：是公安機關對刑事犯罪嫌疑人員秘密進行登記、調查，為偵查破案發現線索、預防、控制犯罪的一項基礎業務工作。

所謂刑嫌人員，是指具有實施犯罪的主觀因素，有可能犯罪，又有犯罪可疑跡象，尚未掌握其已進行犯罪的事實，不能對其立案偵查的人員。

主要偵查措施

3、陣地控制：是指偵查機關在犯罪嫌疑人經常活動的地點、行業、場合（復雜場所、特種行業），建立公開和秘密的力量，用以發現偵查線索和查緝犯罪嫌疑人的一項偵查措施。

4、刑事特情：是公安機關偵查部門領導和指揮的，同刑事犯罪活動作斗爭的特殊的秘密工作力量。

其主要任務用于搜集刑事犯罪活動情報，進行專案偵查，發現、控制犯罪嫌疑人和控制重要復雜場所以及用于獄內偵查。

“刑事特情”是公安機關內部使用的專用名詞，不得對外公開和向特情本人宣布。

偵查的主線是先“人”后“案”，將偵查工作放在案前，具有一定的主動性。

體現了“主動進攻、先發制人”的戰略思想，突破了以案為偵查起點的傳統模式，提高了偵查機關發現、預防、控制和和打擊預謀犯罪的能力。

兩種模式思維方式比較

（一）“從案到人”的思維方法

主要運用演繹思維方法，是從犯罪現場的的客觀情況回溯推理，確定、查獲犯罪嫌疑人，從而破案。

主要是一種線型的偵查活動，以案件現場為中心，判明案件性質，刻畫犯罪嫌疑人，明確偵查方向與范圍，擬定偵查方案，開展偵查活動。

（二）“從人到案”的思維方法

主要運用的是歸納思維方法，是從眾多的情報信息中綜合分析發現犯罪嫌疑人，從可疑跡象中查明犯罪事實、獲取證據，從而破案。

是一種發散型的偵查活動，以情報信息為基礎，由面到點，再由點到面，開展外圍偵查和內線控制，獲取證據、適時破案。

三、“從案到案”

“從案到案”，是指在偵查案件時，將可能是同一個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思維的其他刑事案件串并起來，綜合分析和利用每起案件所蘊涵的犯罪信息和破案條件，選擇有利的偵查突破口，實現偵破一案帶破彼案的目的。

思維方法：類比思維

類比思維，是根據兩個或兩類事物的部分屬性相同或相似，從而推出其余屬性相同的推理。

類比思維理主要運用于并案偵查。

并案根據：

“硬件”包括指紋、足跡、工具痕跡、DNA、筆跡、微量物證、槍彈痕跡等；

“軟件”是指偵查人員在前者基礎上，通過主觀分析得出的犯罪動機、犯罪心理、作案規律、作案手段、犯罪嫌疑人應當具備的條件等“主觀推論”。

四、從物到案

“從物到案”，是指通過對各種疑似被盜、被搶的物品開展偵查，發現線索，查找犯罪嫌疑人，破獲案件的方式。

“從物到案”，是以對贓物或其他特定物品（如違禁物品）的嚴密查控為前提和基礎的。

四種偵查模式各有其獨特功能，不可偏廢、相互取代。四者是相互聯系、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關系。

在特定案件偵查中，往往是通過幾種模式相互結合偵破案件的。

第五篇：~~~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探究

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探究

浦東新區院反貪局 鄒文海

當前我國職務犯罪仍然處于高發、多發趨勢，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案件任務艱巨。職務犯罪是智能型、隱秘型犯罪，犯罪行為有職務掩護，通常沒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跡、物證少，因而在偵查此類案件中發現難、取證難、固證難的問題十分突出。而檢察機關偵查部門在查處此類案件過程中僅僅依靠傳統的偵查方法和措施已經很難再適應形勢的要求，探索和借助現代科學技術和先進偵查方法來提高職務犯罪案件的偵查能力已勢在必行。對此，本文結合職務犯罪偵查的實務，對技術偵查的概念、范圍、實踐運用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完善方向等作一些探究，以供相互學習和交流。

關于技術偵查的概念，目前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都有著諸多不同的定義。我們認為，技術偵查屬于特殊偵查范疇。特殊偵查措施是相對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常規偵查措施而言，是常規偵查措施之外的有助于偵查機關收集犯罪信息、證據材料、查明犯罪事實的各種偵查措施。特殊偵查措施包括技術偵查措施、秘密偵查措施及其他特殊偵查措施。技術偵查措施是偵查機關運用專門技術手段或設備秘密收集證據、查明犯罪事實的一類特殊偵查措施。

一、檢察機關在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過程中采用技術偵查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立法上的不明確性與偵查需求迫切性之間的矛盾。目前我國法律關于技術偵查只有一些分散而籠統的規定。我國《憲法》第40條規定，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刑事訴訟法》則規定了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可以采用的7種偵查措施，即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和檢查、搜查、扣押物證和書證、鑒定、通緝，其中沒有規定技術偵查。只在第116條規定偵查人員認為需要的時候，經批準可檢交扣押有關的郵件、電報。199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兩部行政組織法對采用秘密偵查措施作出授權性規定。這兩部法律也就成為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法律依據，但對于技術偵查的概念、種類、適用范圍、使用的程序、取得證據的效力等等都沒有作出詳盡的規定，顯然很難規范技術偵查活動。同時，實踐中開展技術偵查依據公安(安全)機關內部的操作規則予以規范和實施，無法予以外部監督，使技術偵查更具有了神秘化的傾向。而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則缺乏法律授權，在查辦職務犯罪工作中，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察措施的依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通知》等內部工作文件，并且只能通過公安、國家安全機關協助使用。從偵查權的完整性角度講，《刑事訴訟法》授予檢察機關的偵查權是不完整的。正是由于長期以來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檢察機關在查處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始終處于名不正言不順的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檢察機關通過履行職務犯罪偵查權來充分實現法律監督職能的目的。

然而，當前職務犯罪出現的新形勢和職務犯罪偵查工作所面臨的困境都迫切需要賦予檢察機關依法使用技術偵查的權力。因為職務犯罪案件的職務性、隱秘性、智能性和證據單一性等等案件規律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案件，這使得職務犯罪偵查難度比一般刑事犯罪偵查難度大，而檢察機關能夠使用的偵查措施或手段十分有限，不能適應當前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客觀需要。當前迫切需要賦予檢察機關偵查職務犯罪的技術偵查措施，切實提高其偵查活動的技術含量，增強控制和打擊職務犯罪的能力。

（二）存在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低效性與偵查工作要求及時性之間的矛盾。眾所周知偵查活動必須迅速及時，與職務犯罪分子周旋更需要把握時機，及時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動向和與案件有關的各類信息，戰機稍縱即逝。當前職務犯罪案件更出現犯罪嫌疑人反偵查能力和意識加強、作案方法科技含量提高、活動更迅捷和跨區域、溝通聯絡信息化等發展趨勢，偵查工作有時必須借助技術偵查措施。而由于檢察機關自身無法開展技術偵查活動，實踐中必須借助公安（安全）機關的力量開展技術偵查。通常是由檢察機關的承辦偵查部門提出申請報告和理由，填報有關表格，上報開展技術偵查措施所需要的有關案件情況，層報該院檢察長審批后，再層報省級檢察院偵查部門并上報檢察長審批，省級檢察院檢察長批準后交由省級公安局，并經省級公安局局長批準后交公安局技術偵查部門，再落實具體承辦單位和人員，隨后檢察院與公安局的雙方承辦人員再可以進行具體的案情和實施方案的溝通與配合。檢察機關在實際運用技術偵查措施中出現報批手續繁瑣，審批層級過多，任務落實時效性差，辦案單位與實施單位兩張皮，雙方辦案人員對于案件的相關信息互通不能夠及時，溝通渠道不暢等等問題，都會大大降低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效果，無法滿足職務犯罪偵查工作迅速、及時的原則要求，其使用效果良莠不一，嚴重的還會導致一些戰機的尚失。

（三）存在技偵技術的多樣性與實踐中偵查手段單一性之間的矛盾。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各種高科技成果廣泛的運用到技術偵查領域，很多技術偵查的技術和設備都已日趨成熟，市場上各類科研機構、科技公司所研制生產的各類技術偵查設備名目繁多。如移動手機定位系統、手機雙向通信偵聽設備、空中電波偵探設備、GPS定位跟蹤系統、數字音頻專業取證系統等等，這些技術設備可廣泛運用于各種技術偵查活動中。借助這些科技成果的運用，偵查技術和措施可以得到長足的發展，其使用前景廣闊。但檢察機關往往受制于法律規定的局限，面對名目繁多的技術偵查設備諱莫如深，要么不敢賣，賣了也不敢用。相反，一些個人和所謂私家偵探事務所確能夠輕而易舉的在市場上購買到一些專業的技術偵查設備進行非法運用，不法之徒甚至于針對偵查機關開展反偵查，其裝備之先進使檢察機關只能望而興嘆。還一些專門技術甚至也被廣泛的運用于商業用途。如有電信部門運用手機追蹤技術，為用戶提供此類服務；還有電信公司開發手機存儲信息遠端存取功能；運用于職場監控的超級手機監聽等等。相對于多渠道的科技方法解決途徑，檢察機關目前偵查手段單一落后，“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嘴、”的偵查工作狀況尚未發生更本性的轉變，加快職務犯罪偵查科技化的任務艱巨而緊迫。

（四）存在偵查理念的求變性與偵查手段客觀不變性之間的矛盾。近年來，在職務犯罪偵查領域針對偵查模式、偵查觀念轉變的呼聲很多，各類針對這些問題的研討調研也取得了許多理論成果。職務犯罪偵查模式從“由供到證”到“由證到供”的轉變；偵查理念從“以人立案”到“以事立案”的轉變等都有理論的支撐和實踐的探索，也非常符合法制進步和時代的要求。對此，檢察人員也從內心意識到法制理念轉變的必然性，經歷了從刑法類推原則到刑法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從重實體輕程序，到程序實體并重的意識確立；從法律維護階級專政為主的意識形態到人權保障意識的廣泛認同。而當前職務犯罪偵查工作也面臨著要轉變偵查工作理念，轉變傳統的落后偵查模式的求變性。然而，無論是“由證到供”還是“以事立案”的先進理念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偵查手段作為支撐，理念的達成需要手段的革新，否則就只能停留在空想。反觀近年來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工作的發展過程，隊伍綜合素質提高了，執法程序規范了，后勤裝備現代化了，而職務犯罪偵查的措施和手段沒有突破性的變化。突破當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措施和手段的瓶頸之一就是賦予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技術偵查權。從而推進職務犯罪偵查水平，并圍繞技術偵查措施的運用，革新傳統的偵查模式和理念，實現“由證到供”以及“以事立案”等等符合偵查工作規律的現代偵查理念。

二、應當在立法層面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 從立法層面授權檢察機關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對于依法更加有效的打擊職務犯罪、遏止腐敗蔓延是非常必要的。

（一）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是強化檢察機關偵查能力，加大打擊職務犯罪力度的現實需要。鑒于我國現階段職務犯罪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隱蔽性越來越強、大要案和窩串案日益增多，以及查處職務犯罪過程中依賴現有的偵查手段收集證據和固定證據的困難進一步加大的情況，檢察機關必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進一步提高偵查人員業務素質的同時，非常有必要采取一些技術含量高的偵查手段和措施予以應對與控制，以掌握打擊職務犯罪的主動權。而目前檢察機關單一落后的偵查手段，已經難以解決查案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取證固證難這一瓶頸問題。新的律師法的實施，大大擴展了律師介入職務犯罪案件偵查活動的空間，進一步提高了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辯護能力，也迫切要求檢察機關必須盡快從傳統的“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轉變到“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并通過采取切實有效的技術偵查措施來獲取證據和固定證據。因而，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是適應新形勢新情況，加大打擊職務犯罪力度的現實需要。

（二）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是適應國際社會共同打擊腐敗勢力的必然要求。我國目前已正式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該公約第五十條規定：“為有效地打擊腐敗，各締約國均應當在其本國法律制度基本原則許可的范圍內并根據本國法律規定的條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機關在其領域內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認為適當時使用諸如電子或者其他監視形式和特工行動等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并允許法庭采信由這些手段產生的證據。” 依據該公約規定，各國打擊腐敗勢力包括查處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可以采用技術偵查措施。許多國家賦予偵查機關以技術偵查權力，包括允許利用耳目進行跟蹤監視、電子及互聯網監控、監聽通訊、開拆郵件等“監控型”偵查等等，為及時有效地收集到職務犯罪證據提供了手段上的保障。而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等許多國家都允許職務犯罪偵查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顯而易見，根據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依照我國法律制度和原則，已經完全有條件賦予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使其在打擊職務犯罪等腐敗行為中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一些涉及跨國界的重特大職務犯罪案件，需要各國運用技術偵查措施進行聯手偵查和相互協助。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不僅符合國內反腐敗斗爭迫切需要，也是履行國際法義務，適應國際社會共同打擊腐敗勢力的必然要求。

（三）法律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也是完善檢察機關自行偵查制度的內在需要。根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主要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法律又規定檢察機關直接受理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因而檢察機關理所當然成為職務犯罪的偵查主體，擁有職務犯罪的直接偵查權。檢察機關偵查權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技術偵查措施是檢察機關行使直接偵查權的具體應用方法，是偵查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或缺。然而，長期以來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或者授權檢察機關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這無疑是檢察機關自行偵查權的不完整和自行偵查制度的不完善。當然，技術偵查措施具有技術性、秘密性的特點，使用不當容易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因此，法律在授權檢察機關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同時，有必要制定相應的制度和規定對其加以規范和控制，檢察機關還必須切實提高偵查人員的素質，以確保技術偵查手段和秘密偵查措施的正確使用。法律授權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的權力，對于提高控制犯罪及保障人權的能力，完善檢察機關自行偵查制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有關技術偵查的立法構想

（一）立法形式。當前技術偵查手段已經被各國刑事偵查機構較多采用于打擊各類嚴重刑事犯罪，對于技術偵查立法也有各自不同的立法形式，對于我們具有較好的借鑒作用。綜合各國的法律主要有三種模式：

1、專門法律模式。即通過專門立法對技術偵查進行規定。如日本《犯罪偵查通訊監聽法》就屬于這種模式。

2、訴訟法律模式。即在刑事訴訟法中對技術偵查做出規定。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和《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就對采用監聽、錄音等技術偵查的使用條件，適用犯罪種類、適用對象范圍、申請、期限和使用等問題做出了具體的規定。

3、綜合法律模式。即在不同法律中對相關的技術偵查內容作出規定。如美國《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和《美國愛國者法案》中都有對秘密監聽和追蹤等技術偵查的使用作出規定。

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把修訂《刑事訴訟法》列入立法規劃，中央政法委也正在開展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改革，應當抓住契機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修訂來進一步完善偵查權的配臵，在偵查措施中增加技術偵查的規定，明確技術偵查在偵查活動中的法律定位，并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偵查權的同一性。同時，也可通過專門立法來規范技術偵查活動，使偵查機關的偵查行為有法可依。

（二）法律規則。任何偵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濫用的可能。技術偵查措施具有打擊犯罪和侵犯人權的雙重性，開展技術偵查同時也會侵犯公民合法權利，如通訊自由和隱私等。因此技術偵查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格規制，以有效監督和控制技術偵查措施對公民合法權利侵犯的適度性及濫用。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應當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重罪原則。一般而言，案件性質的嚴重程度是技術偵查措施適用范圍的基本標準，其目的在于防止技術偵查給公民的隱私權等人權造成過度損害，多數國家確立了技術偵查措施運用的“重罪原則”。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規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可能判處的刑罰為2年或2年以上有期徒刑，預審法官為了偵查的必須，可以決定截留、錄制和抄錄通過郵電渠道發送的通訊。結合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和偵查工作實務，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措施只宜適用于重大職務犯罪案件以及被查對象有逃跑、毀證、串供等緊急情況的案件。

2、審查原則。技術偵查措施因其特殊而須在適用時進行較為嚴格的審查。國外普遍將技術偵查措施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內，經法官事先審查后批準偵查機關實施，審查內容包括確定技術偵查措施的類型、使用對象、方式、時限等，并且對技術偵查措施的實施結果進行事后審查，以確認技術偵查措施使用的合法性、行為有效性及證據可采性。在我國公安、安全機關在實施技術偵查時采取內部審查。就我國目前的體制和實際情況來看，將技術偵查的審批權賦予檢察機關是比較合適的，通過檢察機關嚴格的審查，包括對以加強對技術偵查措施使用的監督和制約。

3、必要性原則。技術偵查只有在一般偵查手段無效時才能采取，即具有采取的必要性。國外立法對技術偵查的必要性都有明確規定，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以其他方式不能或者難以查明案情的條件下方才允許采用技術偵查措施。在我國所謂“一般的偵查手段”系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和檢查、搜查、扣押物證和書證、鑒定、通緝等7種偵查措施。對于采用一般的偵查手段和措施足以查明案情，收集相關證據的職務犯罪案件，就不必采用秘密偵查手段，必須堅持技術偵查手段的必要性。

4、相關性原則。相關性原則指技術偵查的對象只能針對犯罪嫌疑人和與案件事實相關的人員，偵查所要獲得的信息材料必須與指控犯罪相關，或者說技術偵查的范圍限定在與偵查有關的內容上。這也可以概括為對人和物的相關性。反之，對與偵查無關的人和物都不得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相關性原則的目的在于為技術偵查設臵界限，避免技術偵查損害無辜的第三者的權利。對此，各國也對技術偵查的相關性原則作出規定，成為技術偵查措施的重要規則。

（三）立法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的主要內容。對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技術偵查權主要內容的構想，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較為成熟的法律規定內容，另一方面也必須充分結合我國法律制度體系的特點。其主要內容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技術偵查是一種特殊偵查手段，有不同于一般偵查措施的審批和適用程序，在實施過程中必須得到嚴格的監控，因此從立法層面必須對技術偵查的范圍作出界定，對其措施的種類加以明確。這樣一方面便于司法實踐的遵照執行，同時防止技術偵查措施外延的擴散和濫用；另一方面也避免因法律界定的模糊而束縛了偵查機關對技術偵查措施以外的其它特殊偵查措施的研究和發展。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科技成果必將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于偵查活動之中，但并非所有借助科學技術的偵查活動都屬于刑事訴訟范疇的技術偵查。如手機定位技術，筆者認為其實質是借助科學技術的查找手段，其對于公民自由權力和隱私的侵犯相對較輕，不屬于技術偵查措施。按照有關規定，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應當包括外線偵查、麥克風偵聽、電信偵控、電子監視、郵件檢查、秘密搜查等。

2、適用對象。技術偵查的適用對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適用的案件；二是適用的人。首先，技術偵查手段只能適用于那些對社會危害較大的犯罪案件，即偵查手段的嚴厲性應該與犯罪行為的嚴重性相適應。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較之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不僅侵犯國家和公共財產所有權，破壞國家正常的經濟管理秩序和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也會影響和威脅黨和國家的根基。因此，對于重大的職務犯罪案件使用技術偵查手段是必要的。其次，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的對象只能是上述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與案件相關的人員，不得針對任何無關的人員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3、使用主體。檢察機關依法使用技術偵查權，應當自行配備和建設相應的技術裝備和技術偵查隊伍。鑒于開展技術偵查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同時為了避免重復建設，檢察機關使用技術偵查權的主體應限于地市級以上重點城市的檢察院，其他基層檢察院在辦案中需要使用技術偵察措施的，應通過上級檢察院審批和實施。

4、適用程序。技術偵查的適用程序應包括申請批準和執行根據。由于技術偵查涉及公民的通訊自由、隱私權、住宅不受侵犯等基本人權，對技術偵查措施的申請應履行嚴格的上級審批程序。審查應包括案件情況、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適用的對象、地點和期限等等內容；如申請獲批準應簽發專門文書作為執行根據；如須延長，必須辦理審批手續；在法律規定許可的緊急情況下，應當允許偵查部門先行實施技術偵查，但必須立即上報審批；如未獲批準，則技術偵查措施必須立即停止，所收集的信息材料不得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此外，檢察機關偵查部門開展技術偵查也應當接受偵查監督和審查起訴部門的專門監督，甚至可以接受人大的定期審查監督。

5、證據效力。通過技術偵查獲取的信息材料是否具有證據效力，對訴訟中技術偵查手段的運用與否具有決定意義。法律應當明確規定技術偵查獲取的證據材料具有可采性和證據效力，但同時要確立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對于技術偵查措施的運用必須遵守法定程序，否則將導致技術偵查行為無效，而由這些行為所獲取的證據材料應予以排除。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相關刑事訴訟法律均對技術偵查獲取的信息材料的證據效力有明確規定，即只要技術偵查合乎法律要件和程序的規定,其獲得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或可采性。

6、信息材料的使用與保存。技術偵查干涉公民通訊自由，涉及公民隱私，因而對技術偵查資料的使用和保存應做明確規定。法律應當規定偵查人員必須就每一次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作記錄，載明技術偵查措施的具體種類及日期。偵查人員對于技術偵查過程中獲得的與指控犯罪無關的信息材料必須立即銷毀，而且承擔不得擴散的義務。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只能用于對犯罪的偵查和起訴，不能用做其他。由于技術偵查具有秘密性，其作為證據的使用應當在偵查終結后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并提供驗看，使被控方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對技術偵查措施的采用及其獲得信息材料提出申訴和應對。在偵查機關決定撤消案件、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法院做出無罪判決的情況下，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應該立即銷毀；在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案件中，技術偵查所獲得的信息材料應該妥善保管存檔。

7、救濟措施。為保證偵查人員依法實施技術偵查措施，法律應該明確規定違法開展技術偵查的后果及其相應的救濟措施。偵查人員違反上述法律規定進行技術偵查活動的，法院可以根據違法的嚴重程度和違法人員的主觀狀態分別做出排除所獲證據、偵查行為無效的決定。法律還應當規定偵查機關在偵查終結后必須將技術偵查情況通知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對方認為技術偵查不合法或不適當，侵害了其隱私權等權利時，有權向批準技術偵查的檢察機關申訴，要求其對技術偵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進行審查并給予補救，并享有對財產及人身所受損害的賠償請求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