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_你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真正地把保護環境落到實處?
問題:理論上人們都知道,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遇到實際問題時,不少企業、甚至有的地方政府還是認為發展經濟是最重要的,環境污染的問題等經濟發展了,有了經濟實力再進行治理。你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真正地把保護環境落到實處?。(百度文庫)
結合一下當下國內的一些典型的環境污染問題,分析一下題目中經濟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石藥中潤公司的“藥廠排污問題”,其實背后的是聯想。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知名大企業陷入“污染門”的事件,比如紫金礦業、哈藥六廠都曾陷入污染門而不能自拔,去年的陸良化工、蘋果、江銅再赴后繼,公眾的神經對此早已不再敏感。
近幾年來,政府和地方組織在環保方面做了相當大的努力,尤其是環保部門的決心,整治力度越來越大,手段也屢有創新。但事后卻沒能真正有效地阻止環境污染事故的不斷發生。為什么環境污染事故如此頻繁的發生呢?很明顯,正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帶來了越來越頻繁的環境事故。其實,大家都知道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又都明了現在的我們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了,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接二連三的違背這一眾所周知的理論,為何?
原因不難發現,之所以頻現污染事故,與企業的僥幸心理、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為、污染違法成本低有著很大干系。而最根本的癥結,恐怕還是地方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悖論。這就是為什么地方政府明明知曉污染的厲害,卻放任那些轄內的企業污染環境而不去嚴格的懲治。以下是引用騰訊新聞的評論,很有道理——“由于企業天生的逐利性,環保投入等成本是能省則省,經常存僥幸心理;而地方政府,明明知道不少企業會給地方環境造成污染,甚至是嚴重污染,但出于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追求,也或因官員們對GDP速度的需求,以至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沒能求得起碼的平衡。地方政府扶植企業、服務企業,發展經濟,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生活幸福。如果居民的住宅樓和企業超標排放廢氣的煙囪比肩,村民的水源與企業超標排放廢水的河道比鄰,當企業一邊發展壯大,一邊污染河流、空氣,破壞自然環境,危害民眾健康,即使企業上繳利稅創造了再高的GDP,又有什么樣的社會價值呢?這個悖論是一個困局,走不出這個困局,密集的環境污染事故注定會持續發生下去。”
前幾年國家提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的就是全社會范圍內的綠色主義,雖然這條路子相當困難,但是其指向是正確的,之所以成效不大則在于社會的監管力度不足,相比于發達國家的監管,我們存在著相當大的漏洞。當下的矛盾在于,先污染后治理是“防范不足”的治理,投入的成本必然過高,付出的代價必然過大。而邊治理邊污染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環境污染的危害,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環境保護的被動局面。環境污染的治理不能停留在事后的懲罰上,應當在污染的前階段,預防為主。“在企業對環境的污染問題上,地方政府擔著更大的責任。‘頑癥需用猛藥醫’,希望地方政府能重視起來,真正從動力機制上入手解決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的矛盾,提高環境資源的使用成本,加大對污染企業的懲罰力度,加大對環境指標的考核,使其成為官員政績的重要體現,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
用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場調節的效率,政府的作用的優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合理定位。我們把市場和政府兩個方面有機的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作用有機結合經濟模式,而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運作的必要保證。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如何界定政府的職能和作
一、市場失靈現象的產生及原因分析
一般說來,導致自由競爭市場機制失靈的原因大體表現在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第一,市場主體對利益毫無節制的追求必將使他人或社會付出額外代價。市場機制是資源配置最優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其目的在于不使經濟當事人的生產經營行為對他人和社會的利益產生消極影響。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假定在許多場合下幾乎是不可能成立的。這是因為,市場中的經濟主體在其生產或經營活動中往往較多考慮個體的成本和收益,而較少顧及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第二,市場主體所獲信息的不充分性和不完備性常常致使自身決策失誤。在市場活動的過程中,經濟主體得到的信息常常是不充分和不完備的,有時甚至可能是不真實的。經濟主體的獨立性、分散性,決定了其不可能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夠獲得全面而準確的信息,這就必將導致其自身行為的盲目性,而建立在盲目性基礎上所做出的決策,往往給社會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提供了可能。第三,獨立的和不加干預的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社會成員財富兩極分化的問題。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始終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市場機制之所以有效率,其原因在于“看不見的手”對各個行為主體的強有力的利益激勵。可是,由于市場主體在資本與技能、天賦與經驗等方面的差異,即使是在市場發育良好的情況下,也必然產生財富日益向少數人傾斜的現象。而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如果持續發展,必然引發社會的不安與動蕩,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的波動或停滯。除此之外,在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或社會供需平衡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方面,市場機制的作用也有極為明顯的局限性。這一切因素的存在,均為政府介入經濟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現實操作的空間。
二、政府在干預經濟中的失靈現象及原因分析
不完整的信息,不完全的競爭,不完善的市場,為政府介入經濟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然而,政府和市場一樣,有著自身的弱點和缺陷,在一定條件下政府介入也會產生失靈的現象。
所謂政府失靈,一般是指政府干預經濟不當,并因自身原因阻礙和限制了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政府失靈”常常表現為以下幾種情況:
其一,政府干預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
其二,政府干預雖然達到預期目的但成本過于高昂; 其三,政府干預的過程中出現了明顯的負面效應。造成“政府失靈”的原因十分復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信息不完全造成政府決策失靈。就像信息不完全在自由市場造成了許多問題一樣,不完整的信息也會給政府這樣的公共服務部門帶來困惑。盡管政府部門擁有眾多的信息人員,甚至也設立了計劃、統計等信息采集分析機構,但在復雜多變的市場面前,政府仍舊不可能做到一切盡在掌握。
第二,政府角色錯位突破政府干預經濟的合理界限。在自由市場面前,政府應該扮演的是一個促進其發展完善的角色。但如果出現角色的錯位(即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及力度不到位或越位),就有可能突破政府干預的合理界限。
第三,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認識市場有一個過程。從純粹理論的角度來講,市場運行有著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而且這一規律又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的,人們不可能窮盡對經濟規律的認識,這就決定了政策決策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除了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外,還在于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合體。政府干預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公共權力介入經濟活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特定的行為主體可能受到相關利益的驅動,謀求特定利益集團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公共權力就背離了自身介入經濟的初衷,成為一種影響市場公平、收入分配公正的異化因素。在這個方面,近期中紀委查處的幾起腐敗大案,就給我們提供了現實的例證。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合理定位及職能的發揮
市場經濟是一個由各種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關系交織組成的統一體,各種矛盾與沖突在其中縱橫交錯。促進經濟健康發展,要求政府充分發揮其平衡協調職能,正確處理諸如積累與消費、公平與效率、速度與效益之間的比例關系,優化產業結構,縮小地區差別和居民貧富差距,最終促使經濟健康而有序地增長。
(一)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合理定位由上可知,單純的市場或者政府都可能出現失靈現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表現在經濟方面的政府職能大體有三種:一是戰略引導職能。政府在經濟戰略指導上應抓大放小,注重宏觀調控,圍繞國民經濟總體素質提高和國民經濟總量平衡,制定和實施以中長期發展戰略為主的指導性規劃體系,規引國家經濟的發展方向。尤其在當前我國經濟已平穩回升的關鍵時刻,政府應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注重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二是平衡協調職能。政府應通過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制定與調整,保障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力防社會經濟出現停滯和動蕩。政府應依靠合理的分配政策和稅收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防止出現貧富分化,保障社會的正義和公平。三是保護監督職能。政府應通過規范的法制體系及政策保障,幫助企業規避市場風險,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秩序,確保公平競爭。對那些違規亂制的市場主體,政府應給予制裁和處理。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發揮根據政府在管理經濟方面體現出的戰略引導、平衡協調、保護監督三大職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發揮也相應地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對經濟發展的宏觀管理。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在事實上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對經濟的管理與監督,但是這種管理不是事無巨細的大包大攬,不是介入企業或者交易的具體事務,而是重在制定方向和把握大局。假如經濟的發展是一條行進中的航船,那么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去掌舵而不是去劃槳,掌好舵而又不去劃槳才是政府明智的選擇。第二,對經濟發展的總量調節。由于自由市場的競爭性、自發性、盲目性及市場機制的不完備,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常常處于一種不均衡的狀態,而這種不均衡則給出現通貨膨脹、市場疲弱等現象埋下了伏筆。對此,政府應通過制定相關的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財政政策對經濟發展進行總量調節,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力防出現經濟和社會動蕩。第三,制定市場規則,監督市場行為。市場經濟歷來主張公平貿易和公平競爭,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依賴政府的強制力。美國經濟學家奧肯說過:“市場運行在事實上,日常生活亦是如此依賴于政府制定的各種強制性權力。國家運用這些權力,建立并保障市場上的權力,直接提供某些基礎性的服務,并間接地創造出信任、理解和安全保障的環境,這對企業日常生活是生命相關的。這就是說,政府必須通過制定法律法規以強化市場規則,當市場規則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或遭到破壞時,政府應體現出處理和制裁的權威,使正常的市場競爭關系得以實現。此外,政府的職能還表現為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謀求公共利益。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 的產品和勞務,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療衛 生、國防外交等。由于公共產品是全社會的共同需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所有職能都可以用“服務”兩個字來概括,因此政府應以服務社會為己任,為全社會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以滿足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公共利益訴求。總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作用的加強成為了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的顯著特征。市場體系的規范,基礎設施的提供,政府計劃的制定,和諧社會的形成,這一切都必須依賴于政府積極有效的介入。“在穩定的社會中,政策干預的事情極少.但是在迅速轉變的社會中,政策對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輕心.一、經濟特色。
公有制與私有制混雜。這個混雜的特點就是以公有制為主導以私有制為輔助。這種經濟體制違背了經濟的基本規律卻能在中國實行,原因是中國的黨國特權階層不愿意放棄手中的既得權利。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許多新名詞,譬如市場和計劃、社會主義市場和資本主義市場、全民經濟和集體經濟等。所謂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也就是官商資本壟斷下的市場。市場和計劃本來是兩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計劃是蘊含在市場中的,在中國特色經濟中卻硬是分開互不相融。全民經濟與集體經濟的劃分結果只能使官吃民。以私有制為主導以公有制為輔助的經濟體制是世界經濟的通行形式,在中國卻不能通行。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必然國進民退、貧富懸殊、腐敗盛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專制政體下實行市場經濟。這本來是一個矛盾體,互不相容。然而在中國卻將其硬裹到一起,結果出現了怪胎——就好比馬和驢結婚生出了騾子,既不像馬又不像驢的東西。這東西既有驢的倔強又有馬的奔放,拉起經濟這輛車在計劃里“自由”馳騁。充分顯示了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在專制的肚子里孕育自由。可惜人們都知道,騾這種雜種沒有繁殖后代的能力,它只會按照皇上的旨意倔強的“奔放”,直到筋疲力盡。
這種怪現象其實在中國并不稀奇,“中庸”是其純正祖宗。何謂中庸?朱子曰:“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其祖宗早已確定為“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原來,“無過無不及”的“平常”就是中庸,且已經到了“德”的頂點。難怪有人一邊罵著“喪權辱國”,一邊摸著頭皮剛挨過的杖痕:“媽媽的!兒子打老子,可惡!”鬧了半天,這中庸竟是周先生筆下的阿Q!
既然如此,專制的黨官政官們就放心大膽地貪了,因為Q爺只會罵“兒子打老子”。各個列強們甚至包括假洋鬼子之類就毫無懼色的逼了,因為Q哥也只會說“媽媽的”。
專制政體下搞市場經濟——馬和驢結婚生騾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怪胎!不腐敗泛濫才怪呢!
二、政治特色。
一談中國的政治體制,就需談人們常說的“四大班子”,即: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這“四大班子”的相互關系是怎樣的呢?黨委領導,人大立法,政府執政,政協議政。實踐證明,這種政體關系非常有利于黨的一元化領導,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同時,也非常有利于黨政官員的腐敗產生,也非常有利于民主自由氛圍的受破壞,更非常有利于“文革災難”的出現。因此,中國改革開放中政體改革,應該從理順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的關系入手。
中國有兩套國家統治系統:黨官系統和政官系統。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是其他國家的兩倍以上;黨官政官雙系統財政開支數量驚人,導致貪官污官腐官敗官鋪天蓋地。
照理說,一個國家的統治機構有一套就足夠了,可中國為什么要兩套呢?個中原因耐人尋味。本文淺薄,試對其怪象略作探究。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為人民服務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單靠一個政府機構官員,勢單力薄。所以,必須再組建一套黨官機構,方能圓滿完成為人民服務之重任,讓人民滿意,黨政放心。此為原因一。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列主義據說是最重視思想教育的,它不僅要徹底打碎一切舊機構舊制度,尤其要肅清一切舊思想舊觀念。這個任務不是政府官員所能做好的。因為就一般習慣來說,人民都厭惡政治,認為那是個藏污納垢的地方。由政官去做人民的思想工作,不太受歡迎。于是,黨官系統應運而生。你想,黨是人民的黨,黨和人民心貼心;心都貼在一起了,做“心”的工作必得“心”應手。人民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哪還厭惡政治呢?此為原因二。
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都需要有政府。政府對國家人民起管理服務作用,對外御敵,對內懲惡。政府各級官員都是從民眾中選拔出來的精英。然而民眾這個東西,太復雜了!工農商學兵,儒道法墨易,從這等人中產生的精英,不好收拾。若讓他們把持了政府,那還了得。因此,黨對政府實在是不放心。于是建個黨委,操縱政府;不但操縱政府,而且領導一切。誰當人大代表,黨委決定;誰任政協委員,黨委挑選;誰當政府官員,黨委拍板。如此,人民聽話,政府滿意,黨委放心。此為原因三。
一個黨要實行對國家民眾的統治,是要依靠各級大小官員的,而且官員越多越好。如果能達到兩個統治者統治一個被統治者,則為最好。于是就設置兩套統治系統,使官員數量翻倍,則達到優秀統治之目的。然而,殊不知官員越多,在專制體制下,腐敗就越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腐敗不好反,原因即在于此。
結論:凡是黨政官員設置多的國家,一定是這個國家的黨和政府對人民不放心,害怕人民。
三、文化思想特色。
中國是最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發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亦然且有過之無不及。早在公元前的漢代,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王朝的“焚書坑儒”則是重視意識形態的另版。此與歐洲的宗教裁判所殊途同歸。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成了統治全中國人民的唯一思想。雖然沒有到對其他思想一概扼殺的地步,但凡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主義,都入了另冊。輕者被斥為落后,重者被視為異類,統統要接受改造。直到把你的五臟六腑翻個個兒,靈魂洗的干凈純潔方才罷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如此重視意識形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其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對存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而這個反作用究竟有多大,不好說清楚。反正蔣介石沒有好好重視這個問題,他亡國亡黨了。前蘇聯沒有好好重視這個問題,它解體消失了。所以,前車之覆,不可不鑒。意識形態是作用于人的頭腦的,控制了意識形態就控制了人的大腦,大腦被控制了,人就基本上被控制了。叫你往東,你不會往西;叫你捉貓,你不敢抓雞。
其二,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把馬列主義確立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唯一指導思想,是因為馬列主義是正確的。其實,馬列主義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自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革命最先進最正確的思想。這真不愧為“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且不說他到底是不是革命先進正確,單就一個“最”字,就自己否定了自己:因為馬列主義不承認有“最”的東西。人類歷史上凡是自命為“最”的主兒,結果都很快就不“最”了。希特勒就宣稱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在他發動的“文革”中就欣然接受人民稱他為“最敬愛、最偉大、最英明”。把一種主義、一種思想確立為唯一正確的主義思想,如果不是無知,那一定是別有企圖。
其三,大凡特別重視意識形態的人,其實暴露出他對自己的沒有信心。他不是靠自己的知識、才華、人格和品德服人,而是憑一張“先進”意識形態的虎皮唬人。他不是靠踏踏實實的勞動去創造世界,而是憑虛幻的“反作用”維持生命。
四、社會特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以下特色:
一、“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
本文試對以上三個特色逐個進行分析評述:
一、“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特色的實質,就是發展經濟,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領大家共同富裕。不管怎么說,提出這種理論的人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在中國這種政治體制下,先富起來的人必然是黨政官員,失業下崗淪為貧困的一定是人民群眾。因為黨政官員手里掌控著自然和社會資源,握有先富的特權。而人民群眾要想富裕起來,單憑苦干是不行的;他們必須向黨政官員送禮行賄,才能分得一點資源,搞點小打小鬧以求溫飽。于是,各級黨政官員憑借資源權力外加收受賄賂,一只只“肥鼠”被他們捉住了。圈養起來不放心,就送到國外銀行妥善保存。實踐證明,“貓論”的結果就是拉大貧富差距,少數黨政官員“朱門酒肉臭”,多數人民群眾“外出四飄零”。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妨在這里詳細表述: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時的黨中央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三個代表”呢?因為不提出不行了。全國的黨政官員的貪污腐敗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人民群眾怨聲載道。若不提出個什么口號拿出個辦法進行遏制,說不定會弄出什么事情來。然而,“三個代表”僅僅是對貪官們提出了那么個要求,貪欲之馬已經飛奔起來,不栽進斷崖決不會停的。更何況,“三個代表”似乎還在若明若暗的告示民眾:你們不是要反貪官嗎?請明白,黨政官員始終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你們還要反嗎?!如果執意要反,你就是反先進生產力、反先進文化、反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三個代表”的作用。其實,一個黨代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代不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從來都不是自己說了算的,而要由人民說了算。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如果說“貓論”給黨政官員的腐敗開了一扇門,“三個代表”給腐敗的規模和速度擴大加油,那么“科學發展,構建和諧”則用另一種方式對黨政貪官和人民群眾開始了苦口婆心的勸導。先生們,女士們,官員的腐敗是社會的必然,放眼全球哪國沒有?只是我們中國......中國的貪腐不能位居第一,那樣有失黨的尊嚴。再者,應該為我們的子孫后代著想,不能把環境搞糟了,不能把資源搞沒了,如果那樣,你們官員的后代又當了官還貪什么?所以,要堅持科學發展觀。人民群眾們:你們好,你們辛苦了。掙來的溫飽和安定是多么的不易,不要抱怨,不要有怒氣,現在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現在樂不樂,想想革命大渡河。要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不就是仇富仇官心理在作怪嗎,應該想法子去爭官爭富,暫時掙不到也不可生氣,古人云: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將餓其體膚,勞其筋骨.....面包是會有的。關鍵問題是要和諧,和諧,懂嗎?古人云:和為貴,和氣生財,和和美美??
四、鞋子合腳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此與貓論如出一轍,無需再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只能實行一黨專制?為什么不能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官方的回答只有一條理由:前者適合中國的國情而后者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一黨專制好還是多黨共制好,三權分立好還是一權獨攬好,這些問題比較好回答,因為問題的提出十分明朗。然而某種制度適不適合某國的國情,這個問題的提出就具有模糊性。怎樣的制度?怎樣的國情?怎樣叫適合?怎樣又叫不適合?這種問題不容易給出確切的答案,或者說不可能給出確切的答案。因為不同的國民對國情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社會制度又存在不同的優缺點。所以,某種制度適不適合某國國情就很難給出明確的界定。即便如此,我們也不妨來分析一下中國的國情。
中華文明數千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從古代的所謂禪讓制到后來的世襲制再到現代的一黨中央集權制,概括起來其實就是兩個字:專制。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那么喜歡君主皇帝?又為什么那么喜歡“父母”官?這個問題不能只從國民性來探討答案,因為接下來很自然就會產生出下一個問題:中國的國民為什么就具有如此的國民性情?而要回答這個問題,恐怕只有從“水土”來解釋了,也就是從自然地理環境因素來尋找答案。馬克思主義在其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批判過地理環境決定論,那是為了奪權。其實,不管什么社會政治問題,問到最后都會歸到自然地理環境中去。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要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原因。大自然讓中國人喜歡皇帝專制,大自然讓中國人喜歡“父母”官。你不同意嗎?你要與大自然對抗嗎?!
然而,人們恰恰沒有看到,大自然是會發生變化的。如果大自然不會變化,地球何來?大自然不會變化,人類何以產生?大自然不會變化,人類文明何以進步?中華民族的祖先一開始生活在內陸的江河兩岸,很少看到海洋的廣闊和開放,然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進步,這個世界越來越變得交通便利,世界各國各民族不斷地交流往來,逐漸融合成一個大家庭,各民族文化的優缺點不斷地相互學習和包容,世界文化中的優秀精華不斷地為世界各國各民族所吸收。一個文明、進步、和諧的新世界一定會在不遠的將來呈現在地球人面前!
什么中國的國情不允許這樣不允許那樣,說輕了,那是一種守舊保守思想在作怪;說重了,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放棄手中的既得權利。他們認為,老祖宗幾千年都是這樣,為什么到我這里就得改變?為什么到我這里就不能繼續享受皇權?為什么到我這里就不能再當老百姓的父母?憤憤之下,抬出“國情論”這根大棒耍上幾招兒,一展武功套路。
自從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發表以來,中國的精英們極善于階級分析。且不說建國以后把中國老百姓分為三六九等級,到十年內亂又升級為二五八派,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員工”、“私企員工”、“下崗工”、“農民工”、“行政人員”、“事業單位人員”、“企業職工”......身份地位等級分明。為什么要這樣?答曰:便于統治管理。我把民眾們分得如此細,什么人什么德行,什么性情,忍受統治的耐力有多大,治起他們來就容易多了。當然,不同身份地位等級的人所獲得的待遇是不同的。
其實,古今中外歷朝歷代歷國,統治者把人民不管分得多么細,歸到底就是兩個詞:窮人和富人。看哪個國家的統治者把國民治理得好不好,就看窮富的差別有多大,窮人和富人的數量有多懸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方面的表現好看多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富人絕對是黨政官員!別看他們的賬面上的薪水并不怎么顯眼,然而公開的、隱性的進賬卻讓你一晉官階頓時成為億萬富翁。首先有房而且不止一棟,夫人一棟,小二一棟,小三兒一棟,小四兒一棟......夫人一棟誰都看得見,其他棟不知所藏。其次有車,絕對是一方之地的上等車,名曰公車。公車就等于私車,且配有專職司機,每月用于公干的時間不足半月,其余時間忙于觀光考察,約會情人兒......完全不用為油價發愁。其三有飯,說“飯”有點土了,“飯”是用于百姓的,應該是有宴。正宴偏宴,莊宴麗宴,公宴私宴,大宴小宴,宴宴奢糜。難怪茅臺公司總裁一聽要罷官員的酒就聲嘶力竭反對。對于小小百姓來說,房車飯壓迫你一生抬不起腰。而對于黨政官員則小菜一碟兒,何哉?因為大魚都在國外銀行里,吃喝三輩子也花不完。這就是號稱人民公仆的中國共產黨黨政官員的“與民同樂”!
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窮富差別該有多大了吧!你還可以想象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窮人與富人的數量又有多懸殊了吧!
什么狗屁階級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倆階級:黨政官員階級和非黨政官員的人民群眾階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老祖宗的光榮傳統,特別重視道德建設;加之引渡來馬克思他老人家的“主義”,對意識形態的重塑越發關注。然而,就是不看重法,尤其不看重民法(本文所說的民法不是法學術語中的民法,而是指體現和保護民眾權益的民法)。正如馬克思主義所言:法是以一定方式來調整人們間社會關系的國家條例和國家法律的總和,是社會統治階級的意志。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是各級黨政官員,那么中國的所謂法當然是看重他們的意志,只要有王法就行,要民法何用?!
一個國家法的制定,體現國民個人的權利有多重,是決定一個國家的法是王法還是民法的試金石。如果處處體現所謂國家意志、公權意識,而把國民的個人權利置之腦后,這個國家的法就是王法。反之,如果處處體現國民的個人權利,體現國家對國民個人權利的尊重和保護,這個國家的法就是民法。
多少年來,中國只有王法而沒有民法。封建社會自不待言,中華民國的***就是典型的王法國家。發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然是***的王法國家。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輕而易舉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全國民眾都狂熱般的擁護,因為皇上的話永遠不會錯。
民法的核心就是把民眾的權益放在首位,而把國家的權力放在保護民眾權益的位置。國家是統治階級行使統治的一種手段,它的首要職責就是保護國民的個人權益,而不是處處扼殺和限制民眾的這種權益。因為國家之所以成國家,正是因為有一個個國民的存在。每一個國民能充分地享受個人應得的權益,他才會最大限度地發揮他自身的創造力服務于國家并維護國家的最高利益。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處處把國民個人的權益放在從屬于國家權力的地位,那他就是把自己置于與國民對立的位置。在此基礎上這個國家所制訂的所有的法就都是王法而不是民法。
因此,尊重和維護國民的個人權益是一個國家立法的最高原則。
為此,中國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的各自職責應該如此劃分:
一、人大立法。
二、政協議法。
三、政府執法。
四、黨委監法。
具體來說,一、人大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立法機關,其代表應由全國各地選民自下而上直接選舉產生。全體人大代表直接選舉人大常委會委員、副委員長、委員長。人大常委會邀請或指定法學專家制定國家大法并經由全體代表討論表決通過后,交全國政協審議。
二、政協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審議國家憲法及法律的機關,其委員的產生方法與全國人大相同。全國政協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憲法及國家法律進行審議通過后,交由全國人大復議并通過向國民公布。
三、政府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由國家最高領導人任命。國務院各部門官員由總理指派。國務院的職能是依法行政,其職責是為全體國民服務。國務院下屬的各地政府首腦由各地民眾自下而上依法直接選舉產生,并接受國務院領導。
四、黨委監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下屬各地方黨委的職能,是依法對國務院及其各級地方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依法對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及其各級地方機構的工作進行監督。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地方各級黨委的職責是對全體國民進行道德文明教育,對其不文明、不道德的行為進行批評教育,對其違反道德文明行為嚴重者,有權提請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給予行政處罰。
發展是硬道理,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也是硬道理。人類社會的每一次躍進,人類
文明的每一次升華,無不鐫刻著文化進步的烙印。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是文化的覺醒;一 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文化的支撐。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文化軟實力的積極引領,沒有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文化創造力的充分發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不可能長期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一個民族的文化,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世界、對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積淀著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古往今來,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個現代國家都把文化作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條特殊紐帶,深深熔鑄在民族的血脈之中,始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文化是引導社會進步的羅盤,是張揚真善美的旗幟。文化對思想解放起著引領作用,對經濟發展起著先導作用,對社會和諧起著滋潤作用,對人的進步起著催化作用。哪里有文化,哪里就有文明的足跡。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國脈傳承的精神紐帶,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標志和推動力量。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波瀾壯闊,改革開放實踐多姿多彩。只有把人民群眾中蘊藏的文化創造熱情和活力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凝聚起來,不斷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才能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文化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遞給世界的名片,人們記住意大利、希臘和埃及,首先是因為它們曾經有過的文化輝煌;而長城、兵馬俑、中國文化年等,讓世界知道了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中國。
第二篇: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_你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真正地把保護環境落到實處?(xiexiebang推薦)
政治思考題
理論上人們都知道,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遇到實際問題時,不少企業、甚至有的地方政府還是認為發展經濟是最重要的,環境污染的問題等經濟發展了,有了經濟實力再進行治理。你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真正地把保護環境落到實處?。
進入二十世紀,人類進入一個經濟迅速,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通過對資源的過度利用,促進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也造成了諸多的環境問題。
隨著經濟的發展,有人提出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學碩。該學說是關于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一種觀點。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不得不忍受環境污染,只有當環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有效地去治理。結論是先污染后治理具有客觀規律性。論證這進一步解釋說,環境污染和破壞,作為人與自然之間沖突的表現,正如人類社會內部的分裂和對抗一樣,是同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想聯系的。強調先污染后治理的客觀規律性,并不是反對采取措施來治理和防止環境污染,而是指出在經濟水平不高的條件下,相當一部分環境保護的目標和措施將由于經濟水平和技術水平的限制而不能實現,社會將忍受環境污染的后果。批評者認為,強調此案污染后治理具有客觀規律性,將是社會放棄環境保護,放縱環境污染。環境保護不應當落后于經濟發展,二者應當而且可以同步進行。如果等到嚴重污染后,在行之力,就需要劃給數倍乃至數十倍的經濟代價。迄今,以上兩種意見尚未統一。
在我國,當合政府多次強調中國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是在一些地方和一些企業,置國家環境政策、法規于不顧,大肆破壞、污染環境的現象并未得到徹底遏制,尤其近幾年來,政府和地方組織在環保方面做了相當大的努力,尤其是環保部門的決心,整治力度越來越大,手段也屢有創新。但事后卻沒能真正有效地阻止環境污染事故的不斷發生。為什么環境污染事故如此頻繁的發生呢?很明顯,正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帶來了越來越頻繁的環境事故。其實,大家都知道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又都明了現在的我們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子了,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接二連三的違背這一眾所周知的理論,其原因不難發現,之所以頻現污染事故,與企業的僥幸心理、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為、污染違法成本低有著很大干系。而最根本的癥結,恐怕還是地方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悖論。這就是為什么地方政府明明知曉污染的厲害,卻放任那些轄內的企業污染環境而不去嚴格的懲治。以下是引用騰訊新聞的評論,很有道理——“由于企業天生的逐利性,環保投入等成本是能省則省,經常存僥幸心理;而地方政府,明明知道不少企業會給地方環境造成污染,甚至是嚴重污染,但出于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追求,也或因官員們對GDP速度的需求,以至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沒能求得起碼的平衡。地方政府扶植企業、服務企業,發展經濟,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生活幸福。如果居民的住宅樓和企業超標排放廢氣的煙囪比肩,村民的水源與企業超標排放廢水的河道比鄰,當企業一邊發展壯大,一邊污染河流、空氣,破壞自然環境,危害民眾健康,即使企業上繳利稅創造了再高的GDP,又有什么樣的社會價值呢?這個悖論是一個困局,走不出這個困局,密集的環境污染事故注定會持續發生下去。”
前幾年國家提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的就是全社會范圍內的綠色主義,雖然這條路子相當困難,但是其指向是正確的,之所以成效不大則在于社會的監管力度不足,相比于發達國家的監管,我們存在著相當大的漏洞。當下的矛盾在于,先污染后治理是“防范不足”的治理,投入的成本必然過高,付出的代價必然過大。而邊治理邊污染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環境污染的危害,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環境保護的被動局面。環境污染的治理不能停留在事后的懲罰上,應當在污染的前階段,預防為主。“在企業對環境的污染問題上,地方政府擔著更大的責任。‘頑癥需用猛藥醫’,希望地方政府能重視起來,真正從動力機制上入手解決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的矛盾,提高環境資源的使用成本,加大對污染企業的懲罰力度,加大對環境指標的考核,使其成為官員政績的重要體現,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
真正做到消除污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的是全社會范圍內所有公民的環保意識的普遍提高。政府是這一過程中的最有利推手,只有政府能夠承擔起環境保護的責任,力行污染治理的措施,有效順利的保障社會范圍內公眾意識的喚醒,我們的美好愿望才可以實現,綠色生活才能真正的在這個星球上被推崇。
我們應該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擺在同樣的位置。可能在短時間內這兩者會存在一定的沖突,但是在長期內,經過人為的調節,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會趨于一致,為了保護環境而限制一些地方有時為了環境的保護可以適當限制一些高污染產業的發展,而在其他產業加大投入,當然這并不是對每個城市和地區都是用的,要依據各個地區的特色和資源而定。從各個方面能突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上,做到真正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
第三篇: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你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真正地把保護環境落到實處?
問題:理論上人們都知道,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遇到實際問題時,不少企業、甚至有的地方政府還是認為發展經濟是最重要的,環境污染的問題等經濟發展了,有了經濟實力再進行治理。你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真正地把保護環境落到實處?。(百度文庫)
結合一下當下國內的一些典型的環境污染問題,分析一下題目中經濟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石藥中潤公司的“藥廠排污問題”,其實背后的是聯想。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知名大企業陷入“污染門”的事件,比如紫金礦業、哈藥六廠都曾陷入污染門而不能自拔,去年的陸良化工、蘋果、江銅再赴后繼,公眾的神經對此早已不再敏感。
近幾年來,政府和地方組織在環保方面做了相當大的努力,尤其是環保部門的決心,整治力度越來越大,手段也屢有創新。但事后卻沒能真正有效地阻止環境污染事故的不斷發生。為什么環境污染事故如此頻繁的發生呢?很明顯,正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帶來了越來越頻繁的環境事故。其實,大家都知道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又都明了現在的我們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了,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接二連三的違背這一眾所周知的理論,為何?
原因不難發現,之所以頻現污染事故,與企業的僥幸心理、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為、污染違法成本低有著很大干系。而最根本的癥結,恐怕還是地方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悖論。這就是為什么地方政府明明知曉污染的厲害,卻放任那些轄內的企業污染環境而不去嚴格的懲治。以下是引用騰訊新聞的評論,很有道理——“由于企業天生的逐利性,環保投入等成本是能省則省,經常存僥幸心理;而地方政府,明明知道不少企業會給地方環境造成污染,甚至是嚴重污染,但出于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追求,也或因官員們對GDP速度的需求,以至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沒能求得起碼的平衡。地方政府扶植企業、服務企業,發展經濟,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生活幸福。如果居民的住宅樓和企業超標排放廢氣的煙囪比肩,村民的水源與企業超標排放廢水的河道比鄰,當企業一邊發展壯大,一邊污染河流、空氣,破壞自然環境,危害民眾健康,即使企業上繳利稅創造了再高的GDP,又有什么樣的社會價值呢?這個悖論是一個困局,走不出這個困局,密集的環境污染事故注定會持續發生下去。”
前幾年國家提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的就是全社會范圍內的綠色主義,雖然這條路子相當困難,但是其指向是正確的,之所以成效不大則在于社會的監管力度不足,相比于發達國家的監管,我們存在著相當大的漏洞。當下的矛盾在于,先污染后治理是“防范不足”的治理,投入的成本必然過高,付出的代價必然過大。而邊治理邊污染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環境污染的危害,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環境保護的被動局面。環境污染的治理不能停留在事后的懲罰上,應當在污染的前階段,預防為主。“在企業對環境的污染問題上,地方政府擔著更大的責任。‘頑癥需用猛藥醫’,希望地方政府能重視起來,真正從動力機制上入手解決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的矛盾,提高環境資源的使用成本,加大對污染企業的懲罰力度,加大對環境指標的考核,使其成為官員政績的重要體現,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
真正做到消除污染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的是全社會范圍內所有公民的環保意識的普遍提高。政府是這一過程中的最有利推手,只有政府能夠承擔起環境保護的責任,力行污染治理的措施,有效順利的保障社會范圍內公眾意識的喚醒,我們的美好愿望才可以實現,綠色生活才能真正的在這個星球上被推崇。
第四篇: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_你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精)
問題:理論上人們都知道,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在遇到實際問題時,不少企業、甚至有 的地方政府還是認為發展經濟是最重要的,環境污染的問題等經濟發展了,有了經濟實力再進行治理。你 認為這些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樣才能真正地把保護環境落到實處?。(百度文庫
結合一下當下國內的一些典型的環境污染問題,分析一下題目中經濟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石藥中潤 公司的“藥廠排污問題” ,其實背后的是聯想。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知名大企業陷入“污染門”的事件,比如 紫金礦業、哈藥六廠都曾陷入污染門而不能自拔,去年的陸良化工、蘋果、江銅再赴后繼,公眾的神經對 此早已不再敏感。
近幾年來,政府和地方組織在環保方面做了相當大的努力,尤其是環保部門的決心,整治力度越來越 大,手段也屢有創新。但事后卻沒能真正有效地阻止環境污染事故的不斷發生。為什么環境污染事故如此 頻繁的發生呢?很明顯,正是人類的經濟活動,帶來了越來越頻繁的環境事故。其實,大家都知道環境污 染的嚴重性,又都明了現在的我們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了,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接二連三的違背 這一眾所周知的理論,為何? 原因不難發現,之所以頻現污染事故,與企業的僥幸心理、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為、污染違法成本低 有著很大干系。而最根本的癥結,恐怕還是地方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悖論。這就是為什么地方政府 明明知曉污染的厲害,卻放任那些轄內的企業污染環境而不去嚴格的懲治。以下是引用騰訊新聞的評論, 很有道理——“由于企業天生的逐利性,環保投入等成本是能省則省,經常存僥幸心理;而地方政府,明 明知道不少企業會給地方環境造成污染,甚至是嚴重污染,但出于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追求,也或因官員們 對 GDP 速度的需求,以至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沒能求得起碼的平衡。地方政府扶植企業、服務企 業,發展經濟,根本目的是為了人民生活幸福。如果居民的住宅樓和企業超標排放廢氣的煙囪比肩,村民 的水源與企業超標排放廢水的河道比鄰,當企業一邊發展壯大,一邊污染河流、空氣,破壞自然環境,危 害民眾健康,即使企業上繳利稅創造了再高的 GDP ,又有什么樣的社會價值呢?這個悖論是一個困局,走 不出這個困局,密集的環境污染事故注定會持續發生下去。”
前幾年國家提的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 要求的就是全社會范圍內的綠色主義, 雖然這條路子相當困難, 但是其指向是正確的,之所以成效不大則在于社會的監管力度不足,相比于發達國家的監管,我們存在著 相當大的漏洞。當下的矛盾在于,先污染后治理是“防范不足”的治理,投入的成本必然過高,付出的代 價必然過大。而邊治理邊污染的模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環境污染的危害,但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環 境保護的被動局面。環境污染的治理不能停留在事后的懲罰上,應當在污染的前階段,預防為主。“在企業 對環境的污染問題上,地方政府擔著更大的責任。?頑癥需用猛藥醫? ,希望地方政府能重視起來,真正從 動力機制上入手解決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的矛盾, 提高環境資源的使用成本, 加大對污染企業的懲罰力度, 加大對環境指標的考核,使其成為官員政績的重要體現,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
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如何界定政府的職能和作 用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 市場調節的效率, 政府的作用的優劣, 在很大程度 上取決于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合理定位。我們把市場和政府兩個方面有機的結合 起來進行分析,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作用有機結合經濟模 式,而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運作的必要保證。
一、市場失靈現象的產生及原因分析
一般說來, 導致自由競爭市場機制失靈的原因大體表現在相互聯系的三個方 面:第 一 , 市 場 主 體 對 利 益 毫 無 節 制 的 追 求 必 將 使 他 人 或 社 會 付 出 額 外 代 價。市 場 機 制 是 資 源 配 置 最 優 化 的 一 個 重 要 條 件 , 其 目 的 在 于 不 使 經 濟 當 事 人 的 生 產 經 營 行 為 對 他 人 和 社 會的利益產生消極影響。而在現實生活中, 這種假定在許多場合下幾乎是不可能成立的。這是因為, 市場
中的經濟主體在其生 產 或 經 營 活 動 中 往 往 較 多 考 慮 個 體 的 成 本 和 收 益 , 而 較 少 顧及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第 二 , 市 場 主 體 所 獲 信 息 的 不 充 分 性 和 不 完 備 性 常 常 致 使 自 身 決 策 失 誤。在 市 場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 經 濟
主 體 得 到 的 信息常常是不充分和不完備的, 有時甚至可能是不真實的。經濟 主 體 的 獨 立 性、分 散 性 ,決 定 了 其 不 可 能 在 任 何 條 件 下 都 能 夠 獲 得 全 面 而 準 確 的 信 息 , 這 就 必 將 導 致 其 自 身 行 為 的 盲 目 性 , 而 建 立 在 盲 目 性 基 礎 上 所 做 出 的 決 策 , 往 往 給 社 會 資 源 的 不合理配置提供了可 能。第 三 , 獨 立 的 和 不 加 干 預 的 市 場 機 制 無 法 解 決 社 會 成 員 財 富 兩 極 分 化 的 問 題。效 率 與 公平之 間 的 關 系 始 終 是 經 濟 發 展過程中的一個 重要問題。市場機制之所以有效率, 其原因在于“看不見的手”對各個行為主體 的強有力的利益激勵。可是, 由 于 市 場 主 體 在 資 本 與 技 能、天 賦 與 經 驗 等 方 面 的 差 異 ,即 使 是 在 市 場 發 育 良 好 的 情 況 下 , 也 必 然 產 生 財 富 日 益 向 少 數 人 傾斜的現象。而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如果持續發展, 必然引發社會的 不安與動蕩,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的波動或停滯。除 此 之 外 , 在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總 體 目 標 或 社 會 供 需平衡 等 宏 觀 經 濟 目 標 的 實 現 方 面 ,市 場 機 制 的 作 用 也 有 極 為 明 顯 的局限性。這一切因素的存在, 均為政府介入經濟提 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和現實操作的空間。
二、政府在干預經濟中的失靈現象及原因分析
不 完 整 的 信 息 , 不 完 全 的 競 爭 , 不 完 善 的 市 場 , 為 政 府 介 入 經 濟 提 供 了 必 要 的 條 件。然 而 , 政 府 和 市 場 一 樣 , 有 著 自 身 的 弱 點 和 缺 陷 ,在 一 定 條 件 下 政 府 介 入 也 會 產 生 失 靈 的 現 象。所 謂 政 府 失 靈 , 一 般 是 指 政 府 干 預 經 濟 不 當 , 并 因 自 身 原 因 阻 礙 和 限 制 了 市 場 功 能 的 正 常 發 揮。“政 府 失 靈 ”常 常 表 現 為 以 下 幾 種 情 況 : 其 一 , 政 府 干 預 沒 有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的;其 二 , 政 府 干 預 雖 然 達 到 預 期 目 的 但 成 本 過 于 高 昂;其 三 , 政 府 干 預 的 過 程 中 出 現 了 明 顯 的 負 面 效 應。造 成 “政 府 失 靈 ”的 原 因 十 分 復 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信息不完全造成政府決策失靈。就像信息不完全在自 由 市 場 造 成 了 許 多 問 題 一 樣 , 不 完 整 的 信 息 也 會 給 政 府 這 樣 的 公 共 服 務 部 門 帶 來 困 惑。盡 管 政 府 部 門 擁 有 眾 多 的 信 息 人 員 , 甚 至 也 設 立 了 計 劃、統 計 等 信 息 采 集 分 析 機 構 , 但 在 復 雜多變的市場面前, 政府仍舊不可能做到一切盡在掌握。
第二, 政府角色錯位突破政府干預經濟的合理界限。在自由 市 場 面 前 ,政 府 應 該 扮 演 的 是 一 個 促 進 其 發 展 完 善 的 角 色。但 如 果 出 現 角 色 的 錯 位(即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及力度不到位或越位 ,就有可能突破政府干預的合 理界限。
第 三 , 政 府 不 是 全 能 的 , 政 府 認 識 市 場 有 一 個 過 程。從 純 粹 理 論 的 角 度 來 講 ,市 場 運 行 有 著 其 自 身 發 展 的 內 在 規 律 ,而且 這 一 規 律 又 是 在 不 斷 地 發 展 變 化 的 ,人 們 不 可 能 窮 盡 對 經 濟規律的認識,這就決 定了政策決策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除 了 以 上 三 個 方 面 的 原 因 外 , 還 在 于 政 府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利益集合體。政府干預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公共 權力介入經濟活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 政府特定的行為主體可能 受 到 相 關 利 益 的 驅 動 ,謀 求 特 定 利 益 集 團 或 自 身 的 利 益 最 大化。一旦出現這種情 況,公共權力就背離了自身介入經濟的初 衷 , 成 為 一 種 影 響 市 場 公平、收 入 分 配 公 正 的 異 化 因 素。在這 個 方 面 ,近期 中 紀 委 查 處 的 幾 起 腐 敗 大 案 , 就 給 我 們 提 供 了 現實的例證。
三、市 場 經 濟 條 件 下 政 府 的 合 理 定 位 及 職 能 的 發 揮
市 場 經 濟 是 一 個 由 各 種 經 濟 主 體 和 各 種 經 濟 關 系 交 織 組 成的統 一體,各種矛盾與沖突在其中縱橫交錯。促進經濟健康發 展 , 要 求 政 府 充 分 發 揮 其平衡 協 調 職 能 , 正 確 處 理 諸 如 積 累 與 消 費、公平與 效 率、速 度 與 效 益 之 間 的 比 例 關 系 , 優 化 產 業 結 構 , 縮 小 地 區 差 別 和 居 民 貧 富 差 距 , 最 終 促 使 經 濟 健 康 而 有 序地增長。
(一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合理定位由上可知, 單純的市場或者政府 都可能出現失靈現象。在市 場 經 濟 條 件 下 , 表 現 在 經 濟 方 面 的 政 府 職 能 大 體 有 三 種 :一是戰略引導職能。政府在經濟戰略指導上應抓大放小,注重宏 觀 調 控 ,圍 繞 國 民 經 濟 總 體 素 質 提 高 和 國 民 經 濟 總 量平衡 ,制定 和 實 施 以 中 長 期 發 展 戰 略 為 主 的 指 導 性 規 劃 體 系 , 規 引 國 家 經 濟 的 發 展 方 向。尤 其 在 當 前 我 國 經 濟 已平穩 回 升 的 關 鍵 時 刻 , 政 府 應 積 極 推 動 經 濟 發 展 方 式 轉 變 和 經 濟 結 構 調 整 , 注重 提 高 經 濟 增 長 質 量 和 效 益 ,培 育 戰 略 性 新 興 產 業 ,推 動 經 濟 可持續發展。二是平衡協調職能。政 府應通過對財政政策、貨幣 政 策 的 制 定 與 調 整 , 保 障 社 會 總 需 求 和 總 供 給 的平衡 , 力 防 社 會 經 濟 出 現 停 滯 和 動 蕩。政 府 應 依 靠 合 理 的 分 配 政 策 和 稅 收 政 策 , 調 整 國 民 收 入 分 配 , 防 止 出 現 貧 富 分 化 , 保 障 社 會 的 正義和公平。三是保護監督職能。政府應通過規范的法 制體系及 政 策 保 障 , 幫 助 企 業 規 避 市 場 風 險 , 保 護 企 業 的 合 法 權 益 , 維 護 市 場 秩 序 , 確 保 公平競 爭。對 那 些 違 規 亂 制 的 市 場 主 體 , 政府應給予制裁和處理。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發揮根 據 政 府 在 管 理 經 濟 方 面 體 現 出 的 戰 略 引 導、平衡 協 調、保 護 監 督 三 大 職 能 , 在 市 場 經 濟 條 件 下 政 府 職 能 發 揮 也 相 應 地表現為三個方面:第 一 , 對 經 濟 發 展 的 宏 觀 管 理。在 市 場 經 濟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無 論 是 發 達 國 家 還 是 發 展 中 國 家 , 政 府 在 事 實 上 從 來 都 沒 有 放 棄 過 對 經 濟 的 管 理 與 監 督 ,但 是 這 種 管 理 不 是 事 無 巨 細 的 大 包 大 攬 , 不 是 介 入 企 業 或 者 交 易 的 具 體 事 務 , 而 是 重 在 制 定方向和把握大局。假如經濟的發展是一條行進中的航船,那么 政 府
要 做 的 事 情 是 去 掌 舵 而 不 是 去 劃 槳 , 掌 好 舵 而 又 不 去 劃槳才是政府明 智的選擇。第 二 , 對 經 濟 發 展 的 總 量 調 節。由 于 自 由 市 場 的 競 爭 性、自 發 性、盲 目 性 及 市 場 機 制 的 不 完 備 , 在 現 實 的 經 濟 發 展 中 , 社 會 總 供 給 和 總 需 求 之 間 常 常 處 于 一 種 不 均 衡 的 狀 態 , 而 這 種不均衡則給出現通貨膨脹、市場疲弱等現象埋下了伏筆。對此 , 政 府 應 通 過 制 定 相 關 的 產 業 政 策、貨 幣 政 策、稅 收 政 策、財政 政 策 對 經 濟 發 展 進 行 總 量 調
節 , 采 取 強 有 力 的 措 施 , 力 防 出 現經濟和社會動蕩。第 三 , 制 定 市 場 規 則 , 監 督 市 場 行 為。市 場 經 濟 歷 來 主 張 公平貿 易 和 公平競 爭 , 而 要 實 現 這 一 目 標 , 必 須 依 賴 政 府 的 強 制力。美國經濟 學家奧肯說過:“市場運行在事實上, 日常生活亦 是 如 此 依 賴 于 政 府 制 定 的 各 種 強 制 性 權 力。國 家 運 用 這 些 權 力 , 建 立 并 保 障 市 場 上 的 權 力 , 直 接 提 供 某 些 基 礎 性 的 服 務 ,并 間 接 地 創 造 出 信 任、理 解 和 安 全 保 障 的 環 境 , 這 對 企 業日常生活是生命相關的。這就是說,政 府必須通過制定法律 法 規 以 強 化 市 場 規 則 , 當 市 場 規 則 沒 有 得 到 應 有 的 尊 重 或 遭 到 破 壞 時 , 政 府 應 體 現 出 處 理 和 制 裁 的 權 威 , 使 正 常 的 市 場 競爭關系得以實現。此 外 ,政 府 的 職 能 還 表 現 為 為 社 會 提 供 公 共 產 品、謀 求 公 共利益。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 的 產 品 和 勞 務 ,如 公 共 設 施、環 境 保 護、文 化 科 學 教 育、醫 療 衛 生、國 防 外 交 等。由 于 公 共 產 品 是 全 社 會 的 共 同 需 求 ,在 市 場 經 濟 條 件 下 , 政 府 所 有 職 能 都 可 以 用 “服 務 ”兩 個 字 來 概 括 , 因此 政 府 應 以 服 務 社 會 為 己 任 , 為 全 社 會 提 供 基 本 而 有 保 障 的公共產品,以滿 足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公共利益訴求。總 之 , 在 歷 史 發 展 的 進 程 之 中 , 人 類 選 擇 了 市 場 , 但 市 場 機 制 的 發 展 必 然 以 高 效 的 政 府 管 理 為 依 托 , 政 府 作 用 的 加 強 成為了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的顯著特征。市場體系的規范,基礎 設 施 的 提 供 , 政 府 計 劃 的 制 定 , 和 諧 社 會 的 形 成 , 這 一 切 都 必 須 依 賴 于 政 府 積 極 有 效 的 介 入。“在 穩 定 的 社 會 中 , 政 策 干 預 的 事 情 極 少.但 是 在 迅 速 轉 變 的 社 會 中 , 政 策 對 任 何 事 情都不能掉以輕心.一、經濟特色。
公有制與私有制混雜。這個混雜的特點就是以公有制為主導以私有制為輔助。這種 經濟體制違背了經濟的基本規律卻能在中國實行, 原因是中國的黨國特權階層不愿意放 棄手中的既得權利。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許多新名詞,譬如市場和計劃、社會主義市 場和資本主義市場、全民經濟和集體經濟等。所謂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也就是官商資本壟 斷下的市場。市場和計劃本來是兩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計劃是蘊含在市場中的,在中 國特色經濟中卻硬是分開互不相融。全民經濟與集體經
濟的劃分結果只能使官吃民。以 私有制為主導以公有制為輔助的經濟體制是世界經濟的通行形式,在中國卻不能通行。
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必然國進民退、貧富懸殊、腐敗盛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專制政體下實行市場經濟。這本來是一個矛盾 體,互不相容。然而在中國卻將其硬裹到一起,結果出現了怪胎——就好比馬和驢結婚 生出了騾子,既不像馬又不像驢的東西。這東西既有驢的倔強又有馬的奔放,拉起經濟 這輛車在計劃里“自由”馳騁。充分顯示了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在專制的肚子里孕育 自由。可惜人們都知道,騾這種雜種沒有繁殖后代的能力,它只會按照皇上的旨意倔強 的“奔放”,直到筋疲力盡。
這種怪現象其實在中國并不稀奇, “中庸”是其純正祖宗。何謂中庸?朱子曰:“中 者, 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其祖宗早已確定為“中庸之為德也, 其至矣乎!” 原來,“無過無不及”的“平常”就是中庸,且已經到了“德”的頂點。難怪有人一邊 罵著“喪權辱國”,一邊摸著頭皮剛挨過的杖痕:“媽媽的!兒子打老子,可惡!”鬧 了半天,這中庸竟是周先生筆下的阿 Q!既然如此, 專制的黨官政官們就放心大膽地貪了, 因為 Q 爺只會罵“兒子打老子”。各個列強們甚至包括假洋鬼子之類就毫無懼色的逼了,因為 Q 哥也只會說“媽媽的”。
專制政體下搞市場經濟——馬和驢結婚生騾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怪胎!不腐 敗泛濫才怪呢!
二、政治特色。
一談中國的政治體制,就需談人們常說的“四大班子”,即: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這“四大班子”的相互關系是怎樣的呢?黨委領導,人大 立法,政府執政,政協議政。實踐證明,這種政體關系非常有利于黨的一元化領導,統 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同時,也非常有利于黨政官員的腐敗產生,也非常有利于民主自由氛圍的受破壞,更非常有利于“文革災難”的出現。因此,中國 改革開放中政體改革,應該從理順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的關系入手。
中國有兩套國家統治系統:黨官系統和政官系統。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官僚 機構龐大而臃腫,是其他國家的兩倍以上;黨官政官雙系統財政開支數量驚人,導致貪 官污官腐官敗官鋪天蓋地。
照理說, 一個國家的統治機構有一套就足夠了,可中國為什么要兩套呢?個中原因 耐人尋味。本文淺薄,試對其怪象略作探究。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黨,是為人民服 務的黨,為人民服務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單靠一個政府機構官員,勢單力薄。所以, 必須再組建一套黨官機構,方能圓滿完成為人民服務之重任,讓人民滿意,黨政放心。
此為原因一。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而馬列主義據說是最重視思 想教育的,它不僅要徹底打碎一切舊機構舊制度,尤其要肅清一切舊思想舊觀念。這個 任務不是政府官員所能做好的。因為就一般習慣來說,人民都厭惡政治,認為那是個藏 污納垢的地方。由政官去做人民的思想工作,不太受歡迎。于是,黨官系統應運而生。你想,黨是人民的黨,黨和人民心貼心;心都貼在一起了,做“心”的工作必得“心” 應手。人民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哪還厭惡政治呢?此為原因二。
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都需要有政府。政府對國家人民起管理服務作用,對外御敵, 對內懲惡。政府各級官員都是從民眾中選拔出來的精英。然而民眾這個東西, 太復雜了!工農商學兵,儒道法墨易,從這等人中產生的精英,不好收拾。若讓他們把持了政府, 那還了得。因此,黨對政府實在是不放心。于是建個黨委,操縱政府;不但操縱政府, 而且領導一切。誰當人大代表,黨委決定;誰任政協委員,黨委挑選;誰當政府官員, 黨委拍板。如此,人民聽話,政府滿意,黨委放心。此為原因三。
一個黨要實行對國家民眾的統治,是要依靠各級大小官員的,而且官員越多越好。如果能達到兩個統治者統治一個被統治者,則為最好。于是就設置兩套統治系
統,使官 員數量翻倍,則達到優秀統治之目的。然而,殊不知官員越多,在專制體制下,腐敗就 越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腐敗不好反,原因即在于此。
結論:凡是黨政官員設置多的國家,一定是這個國家的黨和政府對人民不放心,害 怕人民。
三、文化思想特色。
中國是最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發展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亦然且有過之無不及。早 在公元前的漢代,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王朝的“焚書坑儒”則是重視意識形 態的另版。此與歐洲的宗教裁判所殊途同歸。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成了統治全中國人民的唯一思想。雖然沒有到對其他思想一概扼殺的地步,但凡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主義,都 入了另冊。輕者被斥為落后,重者被視為異類,統統要接受改造。直到把你的五臟六腑 翻個個兒,靈魂洗的干凈純潔方才罷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如此重視意識形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其 一,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對存在又有巨大的反作用。而 這個反作用究竟有多大,不好說清楚。反正蔣介石沒有好好重視這個問題,他亡國亡黨
了。前蘇聯沒有好好重視這個問題,它解體消失了。所以,前車之覆,不可不鑒。意識 形態是作用于人的頭腦的,控制了意識形態就控制了人的大腦,大腦被控制了,人就基 本上被控制了。叫你往東,你不會往西;叫你捉貓,你不敢抓雞。
其二,社會主義中國之所以把馬列主義確立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唯一指導思 想,是因為馬列主義是正確的。其實,馬列主義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自命是人類有 史以來最革命最先進最正確的思想。這真不愧為“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且不說他到底 是不是革命先進正確,單就一個“最”字,就自己否定了自己:因為馬列主義不承認有 “最”的東西。人類歷史上凡是自命為“最”的主兒,結果都很快就不“最”了。希特 勒就宣稱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
在他發 動的“文革”中就欣然接受人民稱他為“最敬愛、最偉大、最英明”。把一種主義、一 種思想確立為唯一正確的主義思想,如果不是無知,那一定是別有企圖。
其三,大凡特別重視意識形態的人,其實暴露出他對自己的沒有信心。他不是靠自 己的知識、才華、人格和品德服人,而是憑一張“先進”意識形態的虎皮唬人。他不是 靠踏踏實實的勞動去創造世界,而是憑虛幻的“反作用”維持生命。
四、社會特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以下特色:
一、“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 就是好貓。”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
本文試對以上三個特色逐個進行分析評述:
一、“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特色的實質,就是發展經濟, 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領大家共同富裕。不管怎么說,提出這種理論的人的愿 望是好的。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在中國這種政治體制下,先富起來的人必然是黨政官 員,失業下崗淪為貧困的一定是人民群眾。因為黨政官員手里掌控著自然和社會資源, 握有先富的特權。而人民群眾要想富裕起來,單憑苦干是不行的;他們必須向黨政官員 送禮行賄,才能分得一點資源,搞點小打小鬧以求溫飽。于是,各級黨政官員憑借資源 權力外加收受賄賂,一只只“肥鼠”被他們捉住了。圈養起來不放心,就送到國外銀行 妥善保存。實踐證明,“貓論”的結果就是拉大貧富差距,少數黨政官員“朱門酒肉 臭”,多數人民群眾“外出四飄零”。
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妨在這里詳細表述: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生 產力的發展要求,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 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時的黨中央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三個代表”呢?因為 不提出不行了。全國的黨政官員的貪污腐敗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人民群眾怨聲載
道。若不提出個什么口號拿出個辦法進行遏制,說不定會弄出什么事情來。然而,“三 個代表”僅僅是對貪官們提出了那么個要求, 貪欲之馬已經飛奔起來, 不栽進
斷崖決不 會停的。更何況,“三個代表”似乎還在若明若暗的告示民眾:你們不是要反貪官嗎? 請明白, 黨政官員始終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始終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始終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你們還要反嗎?!如果執意要反,你就是反先 進生產力、反先進文化、反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就是“三個代表”的作用。其實, 一個黨代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和先進的文化、代不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從來都不是自 己說了算的,而要由人民說了算。
三、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如果說“貓論”給黨政官員的腐敗開了一扇 門,“三個代表”給腐敗的規模和速度擴大加油,那么“科學發展,構建和諧”則用另 一種方式對黨政貪官和人民群眾開始了苦口婆心的勸導。先生們,女士們,官員的腐敗 是社會的必然, 放眼全球哪國沒有?只是我們中國......中國的貪腐不能位居第一,那 樣有失黨的尊嚴。再者,應該為我們的子孫后代著想,不能把環境搞糟了,不能把資源 搞沒了,如果那樣,你們官員的后代又當了官還貪什么?所以,要堅持科學發展觀。人 民群眾們:你們好,你們辛苦了。掙來的溫飽和安定是多么的不易,不要抱怨,不要有 怒氣,現在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現在樂不樂,想想革命大渡河。要珍惜眼前的幸 福生活。不就是仇富仇官心理在作怪嗎,應該想法子去爭官爭富,暫時掙不到也不可生 氣,古人云: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將餓其體膚,勞其筋骨.....面包是會有的。關 鍵問題是要和諧,和諧,懂嗎?古人云:和為貴,和氣生財,和和美美??
四、鞋子合腳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此與貓論如出一轍,無需再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只能實行一黨專制?為什么不能實行“三權分立”的政 治體制?官方的回答只有一條理由:前者適合中國的國情而后者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一黨專制好還是多黨共制好,三權分立好還是一權獨攬好,這些問題比較好回答, 因為問題的提出十分明朗。然而某種制度適不適合某國的國情, 這個問題的提出就具有 模糊性。怎樣的制度?怎樣的國情?怎樣叫適合?怎樣又叫不適合?這種問題不容易給 出確切的答案, 或者說不可能給出確切的答案。因為不同的國民對國情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社會制度又存在不同的優缺點。所以, 某種制度適不適合某國國情就很難給出明 確的界定。即便如此,我們也不妨來分析一下中國的國情。
中華文明數千年, 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從古代的所謂禪讓制到后來的世襲制再到現 代的一黨中央集權制,概括起來其實就是兩個字:專制。中國的老百姓,為什么那么喜 歡君主皇帝?又為什么那么喜歡“父母”官?這個問題不能只從國民性來探討答案, 因 為接下來很自然就會產生出下一個問題:中國的國民為什么就具有如此的國民性情?而 要回答這個問題, 恐怕只有從“水土”來解釋了, 也就是從自然地理環境因素來尋找答
案。馬克思主義在其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曾經批判過地理環境決定論,那是為了奪權。其實,不管什么社會政治問題,問到最后都會歸到自然地理環境中去。這也正是馬克思 主義為什么要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原因。大自然讓中國人喜歡皇帝專制, 大自然讓中 國人喜歡“父母”官。你不同意嗎?你要與大自然對抗嗎?!然而,人們恰恰沒有看到,大自然是會發生變化的。如果大自然不會變化,地球何 來?大自然不會變化, 人類何以產生?大自然不會變化, 人類文明何以進步?中華民族 的祖先一開始生活在內陸的江河兩岸, 很少看到海洋的廣闊和開放,然而隨著社會生產 力的不斷發展和進步, 這個世界越來越變得交通便利, 世界各國各民族不斷地交流往來, 逐漸融合成一個大家庭, 各民族文化的優缺點不斷地相互學習和包容, 世界文化中的優 秀精華不斷地為世界各國各民族所吸收。一個文明、進步、和諧的新世界一定會在不遠 的將來呈現在地球人面前!什么中國的國情不允許這樣不允許那樣,說輕了,那是一種守舊保守思想在作怪;說重了,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放棄手中的既得權利。他們認為,老祖宗幾千年都是 這樣, 為什么到我這里就得改變?為什么到我這里就不能繼續享受皇權?為什么到我這 里就不能再當老百姓的父母?憤憤之下,抬出“國情論”這根大棒耍上幾招兒,一展武 功套路。
自從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發表以來,中國的精英們極善于階級分析。且 不說建國以后把中國老百姓分為三六九等級, 到十年內亂又升級為二五八派,就是改革 開放以來,“國企員工”、“私企員工”、“下崗工”、“農民工”、“行政人員”、“事業單位人員”、“企業職工”......身份地位等級分明。為什么要這樣?答曰:便 于統
治管理。我把民眾們分得如此細,什么人什么德行,什么性情,忍受統治的耐力有 多大,治起他們來就容易多了。當然,不同身份地位等級的人所獲得的待遇是不同的。
其實, 古今中外歷朝歷代歷國, 統治者把人民不管分得多么細, 歸到底就是兩個詞:窮人和富人。看哪個國家的統治者把國民治理得好不好,就看窮富的差別有多大,窮人 和富人的數量有多懸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這方面的表現好看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富人絕對是黨政官員!別看他們的賬面上的薪水并不怎么顯 眼,然而公開的、隱性的進賬卻讓你一晉官階頓時成為億萬富翁。首先有房而且不止一 棟,夫人一棟,小二一棟,小三兒一棟,小四兒一棟......夫人一棟誰都看得見,其他 棟不知所藏。其次有車,絕對是一方之地的上等車,名曰公車。公車就等于私車,且配 有專職司機, 每月用于公干的時間不足半月, 其余時間忙于觀光考察, 約會情人兒......完全不用為油價發愁。其三有飯,說“飯”有點土了,“飯”是用于百姓的,應該是有 宴。正宴偏宴,莊宴麗宴,公宴私宴,大宴小宴,宴宴奢糜。難怪茅臺公司總裁一聽要 罷官員的酒就聲嘶力竭反對。對于小小百姓來說,房車飯壓迫你一生抬不起腰。而對于
黨政官員則小菜一碟兒,何哉?因為大魚都在國外銀行里,吃喝三輩子也花不完。這就 是號稱人民公仆的中國共產黨黨政官員的“與民同樂”!
你可以想象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窮富差別該有多大了吧!你還可以想象一下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窮人與富人的數量又有多懸殊了吧!什么狗屁階級分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倆階級:黨政官員階級和非黨政官員的 人民群眾階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老祖宗的光榮傳統,特別重視道德建設;加之引渡來馬克思 他老人家的“主義”,對意識形態的重塑越發關注。然而,就是不看重法,尤其不看重 民法(本文所說的民法不是法學術語中的民法,而是指體現和保護民眾權益的民法。正 如馬克思主義所言:法是以一定方式來調整人們間社會關系的國家條例和國
家法律的總 和,是社會統治階級的意志。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是各級黨政官員,那么 中國的所謂法當然是看重他們的意志,只要有王法就行,要民法何用?!一個國家法的制定, 體現國民個人的權利有多重,是決定一個國家的法是王法還是 民法的試金石。如果處處體現所謂國家意志、公權意識, 而把國民的個人權利置之腦后, 這個國家的法就是王法。反之,如果處處體現國民的個人權利,體現國家對國民個人權 利的尊重和保護,這個國家的法就是民法。
多少年來,中國只有王法而沒有民法。封建社會自不待言,中華民國的***就 是典型的王法國家。發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依然是一黨 專政的王法國家。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毛澤東輕而易舉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全國民眾 都狂熱般的擁護,因為皇上的話永遠不會錯。
民法的核心就是把民眾的權益放在首位,而把國家的權力放在保護民眾權益的位 置。國家是統治階級行使統治的一種手段,它的首要職責就是保護國民的個人權益,而 不是處處扼殺和限制民眾的這種權益。因為國家之所以成國家, 正是因為有一個個國民 的存在。每一個國民能充分地享受個人應得的權益,他才會最大限度地發揮他自身的創 造力服務于國家并維護國家的最高利益。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處處把國民個人的權 益放在從屬于國家權力的地位, 那他就是把自己置于與國民對立的位置。在此基礎上這 個國家所制訂的所有的法就都是王法而不是民法。
因此,尊重和維護國民的個人權益是一個國家立法的最高原則。為此,中國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的各自職責應該如此劃分:
一、人大立法。
二、政協議法。
三、政府執法。
四、黨委監法。具體來說,一、人大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立法機關,其代表應由 全國各地選民自下而上直接選舉產生。全體人大代表直接選舉人大常委會委員、副委員 長、委員長。人大常委會邀請或指定法學專家制定國家大法并經由全體代表討論表決通 過后,交全國政協審議。
二、政協議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審議國家憲法及法律的機 關,其委員的產生方法與全國人大相同。
全國政協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憲法及國家法律進 行審議通過后,交由全國人大復議并通過向國民公布。
三、政府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由國家最高領導人任命。國務院各部門官 員由總理指派。國務院的職能是依法行政,其職責是為全體國民服務。國務院下屬的各 地政府首腦由各地民眾自下而上依法直接選舉產生,并接受國務院領導。
四、黨委監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其下屬各地方黨委的職能,是依法對國務 院及其各級地方政府的工作進行監督,依法對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及其各級地方機構的 工作進行監督。中國共產黨中央及地方各級黨委的職責是對全體國民進行道德文明教 育,對其不文明、不道德的行為進行批評教育,對其違反道德文明行為嚴重者,有權提 請國家及地方各級政府給予行政處罰。發展是硬道理,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也是硬道理。人類社會的每一次躍進,人類 文明的每一次升華,無不鐫刻著文化進步的烙印。一民的醒首是化覺; 個族覺,先文的醒一 個國家的強盛,離不開文化的支撐。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文化軟實力 的積極引領,沒 精 世 的 大 富 沒 文 創 力 充 發,個 家 有 神 界 極 豐,有 化 造 的 分 揮 一 國、一個民族是不可能長期自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文化是民族凝聚 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一個民族的文化,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世界、對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積淀著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和
行為準則。古往今來,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每一 個現代國家都把文化作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凝聚 民族精神的一條特殊紐帶,深深熔鑄在民族的血脈之中,始終是國家 發展和民族振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文化是引導社會進步 的羅盤,是張揚真善美的旗幟。文化對思想解放起著引領作用,對經濟 發展起著先導作用,對社會和諧起著滋潤作用,對人的進步起著催化 作用。哪里有文化,哪里就有文明的足跡。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國脈傳承的精神紐帶,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標 志和推動力量。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波瀾壯闊,改革開放實 踐多姿多彩。只有把人民群眾中蘊藏的文化創造熱情和活力最大限度 地激發出來、凝聚起來,不斷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才能提升國家文化 軟實力,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文化是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 因素。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遞給世界的
名片,人們記住意大利、希臘和 埃及,首先是因為它們曾經有過的文化輝煌;而長城、兵馬俑、中國 文化年等,讓世界知道了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