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政策

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和政策規制

摘 要：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既可以依靠市場自由調節，也可以依靠政府干預。然而，市場機制和政府規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先天性和后天性失靈。中國客觀條件復雜，市場失靈不易克服，因此現階段應當主要依靠政府干預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本文在探討環境問題中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作用機制的基礎上，給出政策規制的邏輯依據。在解決中國環境問題時，應當注重改善政府的決策運行機制，同時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以及政府監督機制。關鍵詞：環境污染；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政策規制

任何一個經濟體，無論市場成熟度有多高，都難以避免地面臨著市場失靈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市場失靈最明顯的表現在于負外部性，在環境污染問題上體現尤為突出。對于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應該基于什么樣的理論邏輯來給其下定義，在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把握什么樣的原則，都是值得研究的。

一、環境污染中的市場失靈

在經濟活動中，各種經濟個體所做出的自由選擇往往會產生諸多不良后果，這些不良后果對他人造成了非自愿承擔的成本。環境資源的本質是公共物品，其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以及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等特點，這些特點導致了在環境資源使用過程中“搭便車”的普遍現象。由于經濟人的利己天性，對于沒有價格的公共物品，經濟人在使用環境資源時，并不受環境資源成本的約束，市場的等價交換原則在這一過程中失效，因此環境資源必然是過度利用的，而過度的利用必然會為他人帶來非自愿承擔的成本，即外部性，例如煙霧、噪音、有毒氣體、農藥殘留、化學排放物等環境污染現象。雖然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但人們對于環境問題并無充分明確的認識，主要是由于環境系統具有復雜性。人們對于環境的認識程度遠遠不能夠激發人們主動保護環境的意識。換句話說，人類目前所作出保護環境的反應，都是在緩解嚴峻的環境問題而并非保護環境。這樣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人類保護環境缺乏動力、缺乏一致性，甚至成為污染者繼續污染行為的誘因。

上述污染現象是市場失靈的表現之一，由于使用環境資源過程中外部性的出現以及環境信息的不對稱，市場的運行機制受阻，不再能夠通過價格與供求關系之間的變化，自主的達到資源配置零機會成本的配置狀態，出現市場失靈。

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環境污染外部性的市場失靈都得到糾正的。只有當修正環境污染的危害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修正當前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產生外部性的成本時，環境污染的市場失靈才會得到糾正（Francis Bator，1957, 1958、Harold Demsetz，1967、Ronald Coase，1960）。如果修正的收益大于成本，則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會針對環境的溢出效應作以變動；如果修正的收益小于成本，則不改變市場結構和機構設置所造成的外部影響被視作有效率的。也就是說，盡管受污染者深受煙霧、有毒氣體或者河流中化學排放物的危害，但是與改變導致不良外部影響的現有結構所需成本相比，他們所受的危害則不值一提。如果對于要求水或空氣質量的人來說，無污染的水或空氣都不能得到充足的意愿去支付它，水和空氣質量維持污染現狀則被認為對整個市場是有效率的。

二、環境規制中的政府失靈

當市場機制在環境領域內不能正常運作時，政府應當站出來進行干預以彌補市場失靈。處于理想狀態的政府可解決環境中的外部性問題，例如，政府可以向污染者征收環境稅，即根據污染所造成的危害程度進行征稅，用稅收來糾正污染者的生產活動對他人造成的成本外溢，即使其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等。環境稅起源于英國福利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庇古稅”方案，通過矯正外部性資源配置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在我國的實踐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級政府為了改變環境污染現狀而做出的努力。然而，政府的作為并不能完全彌補市場的失效以維護公共利益，甚至還會損害公共利益。由于現實中的政府并不能達到理想狀態，并不能做到在處理公共物品外部性問題上完全公平、公正、公開，從而造成政府失靈。這是因為政府作為一個“人治”機構，對環境這一復雜系統問題不能給予全面了解。在這種環境知識不健全基礎上制定的環境規制政策并不具備科學性，對于規制收益是否能夠大于成本的問題也沒有科學、系統并全面的預測方法以及衡量標準。因此，政府對于環境問題常常不作為。

同時，政府機構人員作為特殊的經濟人，同樣具有“利己”的特點。在市場機制依然有效運行時，“利己”必先是“利他”的，但在市場失靈，政府介入的情況下，其“利己”行為經常演變成為有損公共利益的行為。在中國表現尤為突出，主要有：第一，地方政府的政績衡量最直觀的是以該地經濟發展狀況為標準，中國的這一考評制度就造成現有的環境規制政策不能落實而成為一紙空文。為了達成既定的經濟目標，一些政府官員堅持環境污染說客的立場，這毫無疑問地會被一些污染廠商和企業主群體所追隨。這些政府官員只看到政績考評的私人眼前利益，放棄公共的長遠利益，不考慮發展的可持續性。他們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對當地能帶動經濟增長但對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不予管制。第二，在中國，很多地方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應當作為調控各種行為的中堅力量。但是，由于在環保領域中存在嚴重的市場失靈，政府干預就應當發揮調控作用。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啟示我們，制定并貫徹標準的環境規制政策能夠將環境保護以及經濟發展有機的結合起來，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政府克服失靈，有效干預環境保護的最佳途徑。為規避和彌補市場失靈，標準環境規制政策所尋求的規范必然性受到兩個問題的沖擊。

第一，復雜性。人們需要通過可預見性及易處理性來發展有目的的帕累托政策，該政策能夠解釋人們行為決策中的最優選擇。但是復雜性否認了可預見性與易處理性存在的必要性。最優化模型并沒有為人類行為（個人行為和集體行為）提供不可或缺或令人信服的支撐。這是由于，事實上每一政策規定一定來自于政策預測。政策規定都是由說明算法（explanatory algorithms）推導出的，且認可說明某結果如何得出的詳細原因。也就是說，政策規定同機構設置變動有關，而機構設置變動為當前個體或群體的選擇范圍做出了規定。政策規定實施后，即機構設置變動發生后，會確定性地帶來各種結果。

同時，由于存在復雜性，判斷當前此經濟體是否處于帕累托最優狀態，就不是那么必要了。若還未處于帕累托最優狀態，則帕累托原理支持下的規范——改進政策，只是基于學者的理論設計所做的臨時變更或權宜之計。復雜性并不能阻止現在的人們抓住改善未來的機會，只是迫使我們在實施規范必然性時更加謹慎，因為這會成為政策路徑依賴的基礎。因而，對于制定環境政策目的的考慮，中國政府應當做到著眼于環境問題現狀，同時考慮環境問題的未來發展狀況，即兼顧當期以及未來，平衡眼前與未來之間的收益。

第二，模糊性和矛盾性。政策制定者對某一污染物污染程度的認定需面對雙重挑戰：第一，M是否為污染物；第二，污染物M污染程度的界定。環境政策實施的前提為污染物具有直觀的定義，然后才能具體劃分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包括排放物的具體構成和濃度）。由此可見，環境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拉鋸戰”其實是不必要的浪費行為。只有進行細致研究以確定某污染物排放或濃度的有效程度后，理論爭辯才具有實際意義。問題集中于我們假設環境問題是否需要有明確的判定標準。現實中，即使獲取龐大的污染數據，也難以修正模糊性問題，因此要準確界定污染是非常困難的。問題的癥結往往不在于數據，而可能在于語言表述。污染不具有必要的準確度以作為衡量標準。雖然理論上對準確性的追求頗高，但是在政策制定進程過中，過于追求準確性是不合理、不現實的。因此，建立在模糊性基礎之上的環境政策，往往缺乏連貫性。總之，中國環境規制政策的制定者應當充分考慮面對的模糊性問題。對于環境污染的界定，環境工作者應當給予相對明確的界定，但在制定與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不能過于苛求準確性。

為單一的政府官員政績評估系統，除經濟標準之外，也應將環境標準列為政績評估標準之一，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官員對待環境問題的態度，從此能夠積極解決環境問題而不是為了經濟發展去犧牲環境。另外，健全法制建設，通過立法對政府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遏制政府官員出于一己私利的尋租行為，使政府能夠行之有效的解決環境問題。

參考文獻：

[1] Bator, Francis M.The simple analytics of welfare maxim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3): 22-59.[2] Bator, Francis M.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8, 72: 351-379.[3]Bromley, Daniel W.Sufficient Reason: Volitional Pragmatism and the Meaning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2006.[4] Coase, Ronald.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5] Cropper, Maureen L.Has economic research answered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0, 39(3): 328-350.[6] Demsetz, Harold.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7, 57(5): 347-359.[7] 張琳.環境污染問題的經濟學分析——基于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考察[J].山東財政學院學報, 2008(5):24-27.[8] 陳英姿.市場失靈的調控對環境資源有效配置的影響[J].環境科學動態, 2004(1): 47-49.[9] 許慶明.試析環境問題上的政府失靈[J].管理世界, 2001(5): 195-197.[10] 高明.法經濟學視角下的環境規制問題研究[J].生態經濟, 2011(12): 46-50.

第二篇：政府失靈

政府失靈

我們認為政府失靈就是政府為了矯正和彌補市場機制的功能缺陷所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種經濟政策手段，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各種事與愿違的結果，最終導致政府干預經濟的效率低下和社會福利損失。目前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政府失靈，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無效調節導致政府失靈

在那些本該由政府發揮作用的領域，卻由于財力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致使政府應該進入的領域而沒有進入或沒有完全進入，政府有心無力，調控手段缺乏力度，調控機制運轉不靈，調控效果難以到位，從而造成了政府失靈。

一是政府社會保障能力偏低。亞當.斯密曾指出，“少數人的富裕，是以多數人的貧窮為前提的”。有資料表明，一個巨富人的背后，至少有500 個窮人。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分化，貧富分化嚴重，必然影響社會穩定，這就客觀要求政府營造“安全閥”。然而迄今為止，我國政府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體制仍不健全，很多地方的社會保障基金還未完全建立，覆蓋面還不完全。

二是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偏低。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主要表現在打擊違法犯罪、維護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和打擊預防職務犯罪、遏制權力尋租這兩個方面。由于法制法規不健全、不完善，不法商人鉆法律法規的空子，加之“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個別公職人員特別是司法執法人員與黑社會勢力、經濟犯罪分子相互勾結，致使我國市場經濟環境還不盡理想。

三是政府汲取社會資源能力偏低。政府汲取社會資源的重要手段是財政收入。目前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仍較低。

（二）過度干預導致政府失靈

在那些本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過多地使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政府應該退出的領域而沒有退出或沒有完全退出，權力集中，責任無限，結果不僅沒能彌補市場的缺陷，反而揚短抑長，妨礙了市場機制正常發揮作用。政府過度干預導致政府失靈。

一是政府仍然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有資料表明，中國可能是世界上行政審批最多的國家，中央和中央各部門頒布的各種審批規定就有2500余項，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部門頒布的種種審批項目，其數量也不在此下，致使政府仍然或多或少地控制企業的人、財、物，并對企業的產、供、銷發揮不同程度的影響。政府過多地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導致市場運行主體（企業或私人）缺乏應有的自主經營權，活力不強，而且容易助長惰性，什么都找政府，市長昨天幫助跑資金、跑項目，今天到企業現場辦公，后天接待職工上訪。

二是政府仍然配置部分資源。政府配置資源，不但難以保證資源合理使用，而且資源的安全性也成為問題。始于1998年的國債建設資金至今已發行了9100億元，盡管在拉動內需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審計結果表明，幾乎所有國債項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違規違紀問題。

三是政府越界搶奪市場和社會的職能。除了純粹公共產品（如外交、國防）必須由政府承擔提供外，我國政府還承擔了許多應由企業或社會承擔的準公共產品，不但滋生了腐敗和浪費，而且扭曲了市場機制。

第三篇：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摘要：市場不是萬能，存在固有的弱點，當市場出現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時，我們就稱之為市場失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已經不適合社會的需要，尤其是經濟危機頻發，所以更不能放任自流，從而就需要政府的調控，需要政府來彌補市場失靈。尤其是，我國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更需要政府來通過一系列的手段，來彌補市場失靈。

政府彌補市場失靈，概括來說，就是運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由稱為政府的宏觀調控。政府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存在的問題，來決定采取哪一種手段抑或采取綜合手段。然而，政府在運用這些手段時，除了政府失靈外，這些手段本身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弊端，有時也可能會擾亂經濟的發展。

關鍵字：市場失靈，宏觀調控

經濟手段

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

弊端

經濟手段是政府在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借助于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經濟杠桿是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價值形式和價值工具，主要包括價格、稅收、信貸、工資等。也是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和計劃，通過對經濟的調整來影響和調節經濟活動的措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在宏觀調控中最常用的經濟手段。國家還可以通過制定和實施經濟發展規劃、計劃等。對經濟活動參與者進行引導，以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經濟手段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是政府最經常使用的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但是由于市場失靈，也給中國中國的社會帶來了很多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房價越來越高，甚至高的離譜，充斥泡沫，又如人們逐漸富有，私家車越來越多而造成的大氣污染，直到最近的大范圍的霧霾，都是市場失靈的表現。面對市場失靈的種種表現，政府通過調節個稅起征點來減小貧富差距，通過征收二套房產稅來抑制炒房需求，通過征收車輛購置稅來抑制車輛的需求，彌補私家車通行造成的負外部性。這些都是政府通過經濟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彌補市場失靈的表現。

然而，經濟手段往往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也是效果最明顯的，但是經濟手段也存在很多的缺陷和弊端。因為宏觀經濟是非常復雜的，很多時候可能會出現對經濟形勢的誤判，又或者當經濟手段起作用的時候，宏觀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等等的問題。所以政府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要準確的判斷宏觀經濟形勢，充分考慮經濟政策發生作用的時間，同時更要征求廣泛的意見。

法律手段在很多時候是和經濟手段同時運用發生作用。比如當政府運用稅收的杠桿的作用調節個稅起征點的同時，需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確定和保證政策的嚴明性。

法律手段是指國家依靠法律的強制力量來規范經濟活動，保障經濟政策目標的手段。法律手段是國家通過立法和司法，調節和規范經濟活動。運用法律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作用在于，把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市場經濟運行秩序，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等納入法制軌道，依法調控，增強宏觀調控行為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為了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政策的約束力，對需要長時間堅持的政策也應將其納入法制軌道，使重要政策轉變為法律，以加大執行的力度。法律手段的基本內容包括市場主體法律制度、市場行為法律制度、宏觀經濟管理法律制度、社會保障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等。

而面對市場失靈，法律手段通常都是迅速而有效。比如通過修改稅法來調節宏觀經濟，解決宏觀經濟中存在的貧富差距，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又如在通過《刑法》、《民法》、《經濟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來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彌補因為利益驅動而造成的市場失靈，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也為其提供法律保障。

同樣，通過法律手段來調節宏觀經濟，也存在著很多弊端。比如可能會過多的干預市場的發展，造成經濟發展的固化，失去靈活性，甚至市場混亂。所以，政府在運用市場手段彌補市場失靈，調控宏觀經濟時，應該本著高度的謹慎性原則，充分掌握了解市場運行的情況，征求多方的意見，方可做出法律性的決定。

相對于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是日常生活中最為常見的調節經濟手段。

行政手段，是國家通過行政機構，采取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規定等措施，來調節和管理經濟的手段。行政手段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很常見的，比如工商局的檢查，稅務的查稅，政府的命令等等。行政手段具有權威性、強制性。垂直性、具體性、非經濟利益性、封閉性等特點。

行政指令方法具有一定長處，不能忽視。一能維持行政管理系統的集中統一，便于充分發揮行政組織的管理功能。二是具有一定彈性，能比較靈活地處理各種特殊問題。三有利于政府直接領導、協調和控制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事業的發展。

行政手段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可隨處可見，比如為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實行單雙號限行，為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平，取消重點學校制度，為解決高房價問題，限制購買第二套房的措施，等等。

同樣，行政手段的運用也會有很多局限，一是不利于發揮下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適當地單純運用它，就會形成權力過分集中于上級、下級有職無權，養成對上級的依賴性，執行上級指示的被動習慣和消極意識。二是信息傳遞遲緩，失真率記。如果發訊者的權威小，則信息傳遞緩慢，接受率低；尤其在機構龐大、層次繁多的情況下，則必然信息傳遞拖延、失真。因此，對于行政指令方法，不能單純依靠，而應與法律、經濟、思想教育諸法有機配合使用；特別須從實際出發，按客觀規律辦事，正確命令指示，防止主觀主義、瞎指揮和簡單強迫命令。

總之，政府彌補市場失靈，需要根據客觀規律，實事求是，在保證市場的基礎作用的同時，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四篇：政府如何解決市場失靈

政府如何解決競爭失靈

我們知道只要有市場就有競爭，競爭失靈也會連帶著市場失靈。市場失靈包含兩種意思，一是指市場無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勞務的情況，這種情況通常用于無效率狀況特別重大時，或非市場機構較有效率且創造財富的能力較私人選擇為佳時。二是常被用于描述市場力量無法滿足公共利益的狀況。

市場失靈的型態 ：不完全競爭市場 獨占 獨買 寡占 卡特爾 買方寡占 獨占性競爭 差別取價（差別定價）價格吸脂策略。

造成市場失靈的二個主要原因為：成本或利潤價格的傳達不適切，進而影響個體經濟市場決策機制；次佳的市場結構。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如：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外部負效應問題競爭失敗和市場壟斷的形成失業問題區域經濟不協調問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等。

如果市場失靈達到一定程度市場的正常作用就會喪失，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也就失靈了。此時市場一般不能完全自行解決問題，為了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轉，政府需要制定一些政策來約束在這種情況下的欺詐行為。在宏觀調控時要把握兩個原則：一是政府盡量不參與資源配置；二是一旦參與要以市場的手段來進行。針對市場失靈的表現，作為經濟主體的各級政府，發揮應有的經濟職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可以采取如下對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還要承擔起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而對于經濟發展中的壟斷問題和其他不正當競爭問題，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場，通過建立健全各項法律法規并嚴格執法加以解決。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件條件”。從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來說，當務之急是完善財產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要加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制定和研究，提出發展的重大戰略、基本任務和產業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

第三，政府還需要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制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以國家的宏觀目標和總體要求為主要依據，發揮財政政策的功能，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結構、調節收入；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保持幣值穩定、貨幣供求總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之間的差異，城鄉之間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使各個地區協調發展，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和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的評價和調整。通過轉移支付、完善稅收制度、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勢群體，調節公眾的心理平衡，達到維護經濟穩定發展的目的。

第五篇：政府失靈

政府失靈

一、簡介

政府失靈是指政府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說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率的決策。或者政府失靈，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化議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于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動或干預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說政府做出了降低經濟效率的決策或不能實施改善經濟效率的決策。

二、主要類型

（一）短缺或過剩。如果政府的干預方式是把價格固定在非均衡水平上，將導致生產短缺或者生產過剩。如果把價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就會產生短缺。反之，則產生過剩。

（二）信息不足。政府不一定知道其政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不十分清楚其政策的后果，難以進行政策評價。

（三）官僚主義。政府決策過程中也許高度僵化和官僚主義嚴重，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復勞動和繁文縟節。

（四）缺乏市場激勵。政府干預消除了市場的力量，或沖抵了他們的作用，干預就可能消除某些有益的激勵。

（五）政府政策的頻繁變化。如果政府干預的政策措施變化得太頻繁，行業的經濟效率就會蒙受損失，因為企業難以規劃生產經營活動。

三、表現形式

（一）政府政策的低效率，也即公共決策失誤

公共決策主要就是政府決策，政府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決策作為非市場決策有著不同于市場決策之處。在政府決策中，雖然單個選擇者也是進行決策的單位，但是作出最終決策的通常是集體，而不是個人，以公共物品為決策對象，并通過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場（即用選票來反映對某項政策的支持來實現）。因此相對于市場決策而言，政治決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存在著諸多困難、障礙或制約因素，使得政府難以制定并實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導致公共決策失誤。公共決策失誤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短缺或過剩。如果政府的干預方式是把價格固定在非均衡水平上，將導致生產短缺或者生產過剩。如果把價格固定在均衡水平之下，就會產生短缺。反之，則產生過剩。

2、信息不足。政府不一定知道其政策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也不十分清楚其政策的后果，難以進行政策評價。

3、官僚主義。政府決策過程中也許高度僵化和官僚主義嚴重，可能存在大量的重復勞動和繁文縟節。

4、缺乏市場激勵。政府干預消除了市場的力量，或沖抵了他們的作用，敢于就可能消除某些有益的激勵。

5、政府政策的頻繁變化。如果政府干預的政策措施變化得太頻繁，行業的經濟效率就會蒙受損失，因為企業難以規劃生產經營活動。

（二）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

1、缺乏競爭壓力。由于官僚機構壟斷了公共物品的供給，沒有競爭對手，就有可能導致政府部門的過分投資，生產出多于社會需要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受終身雇傭條例的保護，沒有足夠的壓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

2、沒有降低成本的激勵機制，行政資源趨向于浪費。首先，官員花的是納稅人的錢，由于沒有產權約束，他們的一切活動根本不必擔心成本問題。其次，官員的權力是壟斷的，由無窮透支的可能性。

3、監督信息不完備。理論上講，政治家或政府官員的權力來源于人民的權利讓渡，因此他們并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服從公民代表的政治監督。然而，在現實社會中，這種監督作用將會由于監督信息不完全而失去效力。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政府壟斷，監督者可能為被監督者所操縱。

（三）政府的尋租

“尋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團，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說和行賄等，促使政府幫助自己建立壟斷地位，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可見，尋租者所得到的利潤并非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對現有生產成果的一種再分配，因此，尋租具有非生產性的特征。同時，尋租的前提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政府權力的介入導致資源的無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產生大量的社會成本：尋租活動中浪費的資源，經濟尋租引起的政治尋租浪費的資源，尋租成功后所損失的社會效率。另一方面，尋租也會導致不同政府部門官員的爭奪權力，影響政府的聲譽和增加廉政成本。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尋租主要有三類：（1）通過政府管制的尋租；（2）通過關稅和進出口配額的尋租；（3）在政府訂貨中的尋租。

（四）政府的擴張

政府部門的擴張包括政府部門組成人員的增加和政府部門支出水平的增長。對于政府機構為什么會出現自我膨脹，布坎南等人從五個方面加以解釋：（1）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外在效應的消除這導致擴張；（2）政府作為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者導致擴張；（3）利益集團的存在導致擴張；（4）官僚機構的存在導致擴張；（5）財政幻覺導致擴張。

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M.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對西方現行民主制度，對國家和政府深表懷疑，正如布坎南所說：“公共選擇理論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公共選擇理論開辟了一條全新思路，在這里，有關政府及統治者的行為的浪漫的、虛幻的觀點已經被有關政府能做什么，應該做什么的充滿懷疑的觀點所替代。而且，這一新的觀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更為符合。”

四、政府失靈的原因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活動的結果未必能校正市場失靈，政府活動本身也許就有問題，甚至造成更大的資源浪費。主要原因包括政府決策的無效率、政府機構運轉的無效率和政府干預的無效率。

1、政府決策的無效率。公共選擇理論在用經濟模型分析政治決策時指出，民主程序不一定能產生最優的政府效率。

第一，投票規則的缺陷導致政府決策無效率。投票規則有兩種，一是一致同意規則，二是多數票規則。常用的投票規則是多數票規則。多數票規則也不一定是一種有效的集體決策方法。首先，在政策決策超過兩個以上時，會出現循環投票，投票不可能有最終結果。其次，為了消除循環投票現象，使集體決策有最終的結果，可以規定投票程序。但是，確定投票程序的權力往往是決定投票結果的權利，誰能操縱投票程序，誰也就能夠決定投票結果。再次，多數票規則不能 反映個人的偏好程度，無論一個人對某種政治議案的偏好有多么強烈，它只能投一票，沒有機會表達其偏好程度。

第二，政治市場上行為主體動機導致政府決策無效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在現實中，政府是由政治家和官員組成的，政治家的基本行為動機也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政治家追求其個人目標時，未必符合公共利益或社會目標，而使廣大選民的利益受損。

第三，利益集團的存在導致政府決策無效率。利益集團又稱壓力集團，通常是指那些有某種共同的目標并試圖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的有組織的團體。在許多情況下，政府政策就是在許多強大的利益集團的相互作用下做出的。而這些利益集團，特別是還可能擁有部政黨政治權勢的利益集團，通過競選捐款、院外有水、直接賄賂等手段，對政治家產生影響，左右政府的議案和選民的投票行為，從而市政府做出不利于公眾的決策。

2、政府機構運轉的無效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機構運轉無效率的原因主要表現在缺乏競爭、缺乏激勵兩個方面。

第一，缺乏競爭導致的無效率。首先是政府工作人員之間缺乏競爭，因為大部分官員和一般工作人員是逐級任命和招聘的，且“避免錯誤和失誤”成為政府官員的行為準則，故他們沒有競爭的壓力，也就不能高效率的工作。其次是在政府部門之間缺乏競爭，因為政府各部門提供的服務是特定的，無法直接評估政府各部門內部的行為效率，也不能評價各部門間的運行效率，更難以設計出促使各部門展開競爭、提高效率的機制。

第二，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勵導致的無效率。從客觀來看，由于政府部門的活動大多不計成本，及時計算成本，也很難做到準確，再加上政府部門具有內在的不斷擴張的沖動，往往出現公共物品的多度提供，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從主觀來看，政府各部門對其所提供的服務一般具有絕對的壟斷性，正因為有這種壟斷地位，也就沒有提高服務質量的激勵機制。此外，由于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比較復雜，他們可以利用所處的壟斷地位隱瞞其活動的真實成本信息，所以無法評價其運行效率，也難以對他們進行充分的監督和制約。

3、政府干預的無效率。為了確保正常而順暢的社會經濟秩序，政府必須制定和實施一些法律法規。但是，有些政府干預形式，比如政府辦法許可證、配額、執照、授權書、皮紋、特許經營證等，可能同時為尋租行為創造了條件。因為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政府人為地制造出一種稀缺，這種稀缺就會產生潛在的租金，必然會導致尋租行為。尋租行為一般是指通過游說政府和院外活動獲得某種壟斷全或特許權，以賺取超常利潤的行為。尋租行為越多，社會資源浪費越大。

五、政府失靈的出路

現行的選擇機制是失靈的，那么出路何在？公共選擇理論為此提出了兩條思路：其一是市場化改革，其二，憲法制度改革。前一種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芝加哥學派提出，后一種思路主要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弗吉尼亞學派提出。

所謂市場化改革是試圖通過把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引入政治市場來提高后者的運行效率。市場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資源的產權，借此消除在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車”和掠奪性消費。(2)在公共部門之間引入競爭機制，重構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按照市場經濟原則來組織公共物品的生產。(3)重新設計公共物品的偏好顯示機制，使投票人盡可能真實地顯示其偏好。所謂憲法改革，是試圖通過建立一套經濟和政治活動的憲法規則來對政府權力施加憲法約束，通過改革決策規則來改善政治。在公共選擇理論家們看來，要克服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靈，最關鍵的是要在憲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認為，要改進政府的行政過程，首先必須改革規則，因此，公共選擇的觀點直接導致人們注意和重視規則、憲法、憲法選擇和對規則的選擇。布坎南等等人著重從立憲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規則和約束經濟和政治活動的規則或限制條件，即他們并不直接提出具體的建議供政策制定者選擇，而是為立憲改革提供一種指導或規范建議，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規則和程序，從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減少或避免決策失誤。

六、政府失靈的補救措施

綜上所述，在現行的民主制度下，沒有一種選擇機制可以稱得上是最優選擇機制或有效率的選擇機制。既然政治市場上現行的選擇機制是失靈的，那么出路何在？公共選擇理論為此提出了兩條思路：其一是市場化改革，其二，憲法制度改革。前一種思路主要是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芝加哥學派提出，后一種思路主要由公共選擇理論中的弗吉尼亞學派提出。

所謂市場化改革是試圖通過把經濟市場的競爭機制引入政治市場來提高后者的運行效率。市場化改革的思路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1)明晰和界定公共物品——公有地、公海、公共資源——的產權，借此消除在這些公共物品使用上的“逃票乘車”和掠奪性消費。(2)在公共部門之間引入競爭機制，重構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按照市場經濟原則來組織公共物品的生產。(3)重新設計公共物品的偏好顯示機制，使投票人盡可能真實地顯示其偏好。

所謂憲法改革，是試圖通過建立一套經濟和政治活動的憲法規則來對政府權力施加憲法約束，通過改革決策規則來改善政治。在公共選擇理論家們看來，要克服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靈，最關鍵的是要在憲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認為，要改進政府的行政過程，首先必須改革規則，因此，“公共選擇的觀點直接導致人們注意和重視規則、憲法、憲法選擇和對規則的選擇。”布坎南等等人著重從立憲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定的規則和約束經濟和政治活動的規則或限制條件，即他們并不直接提出具體的建議供政策制定者選擇，而是為立憲改革提供一種指導或規范建議，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規則和程序，從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減少或避免決策失誤。

七、治理措施

1、市場化改革。政府市場化改革就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功過市場競爭和交換制度的運作而不是完全依賴政府權威制度的運作來實行政府職能的調整。①公共產品和服務市場化，②政府職員雇員化。

2、分權改革。分權是解決組織官僚化的有效途徑，能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低效、增加官員與公眾獲得信息的機會，使社會系統減少或免受政府決策失誤的有效途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矯正政府失靈。

3、厲行法制。克服政府行為的自利性，避免政府失靈的關鍵是對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權力限制，建立法治政府。

4、促進公民的參與與監督。

5、憲政改革

6、引入競爭機制

7、激勵激勵機制 8.改革稅制 9.監督政府

八、對中國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分別在1982~1983、1987~1988、1993~1996年進行過三次規模較大的政府機構改革，但迄今為止，中國政府機構改革仍未能完全擺脫“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論給中國機 構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支持和政策建議。

中國政府改革的模式取向是由原來的政治型、管理型政府模式轉變為民主型、服務型政府模式。當前在中國的政治市場中，公共選擇理論中指出的有關政策失誤因素仍然存在，科學決策和決策的有效實施還困難重重，政府干預引起的尋租活動依然存在，而且由于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不同模式的政府行為也不可能在時間上截然分開，很容易出現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行為模式簡單地移植到市場經濟體制中去。而我們所期望的一種更有效率的新的政府模式，必須在新確立的基本規則之下才能形成，這正如布坎南所支出的：“要改變一種游戲，或者競賽結果，改變參加競賽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改變競賽規則。”傳統政府體制的根本弊端不能對于某些具體操作上的失敗，比如說，政府計劃缺乏精確度和科學性，地方與部門間的相互隔絕等。其實，這些弊端都是過度集權的政府體制的必然產物，因此，單純改變舊體制下的具體操作程序和環節而不在根本上改革權力過度集中的政府模式，將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因此，為了更有效發揮政府管理的作用，矯正政府失靈，在當前政府改革中，特別有必要注重法律和制度建設。基于公共選擇理論政府失靈的分析和政策建議，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應該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首先，要轉變觀念，摒棄傳統計劃體制下形成的“政府萬能”的觀念，正確認識政府干預經濟的作用。不能片面夸大，更不能一味的削弱，“東西方和南方的國民經濟都需要明智的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必須把握好政府干預的限度，確定政府干預的內容、范圍和手段，發揮市場機制的主體性作用和政府干預的補充性作用。

政府失靈下的各國醫改效果

（2）其次，引入競爭機制，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今天，經濟職能已成為政府的首要職能，政府對經濟中公共物品的壟斷是導致濫用經濟職能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我們在確定政府及其下屬機構的經濟職能時，應盡可能引入競爭機制，打破壟斷的局面。這一方面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面也緩解了政府的財政壓力。尤其是在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電信、電力、鐵路運輸等基礎設施產業中引入競爭機制，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私營部門進入，以提高政府管理公共服務部門的效率和水平。

（3）最后，要加強政府的法治及監督制度建設，使政府行為法治化。公共選擇理論強調歷險改革，注重憲法，法律，規則的建設尤其是公共決策規則的改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現代化社會也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確立、運行必須靠法律來保證，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也必須靠法律來規范。因此，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我們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將政府行為納入法制軌道，特別是公共決策的法制化及公共政策決策執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及隨意性導致的不公正與腐敗，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質量。而政府也是理性的經濟人，這也提醒我們除了強化政府的自律機制外，還必須加強外部監督約束機制，加緊制定有關監督政府行為的法律、法規，防止政府腐敗和不公正。

十、全面辯證看待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論

雖然公共選擇學派的政府失靈論指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其政策主張也具有很好的見地和實踐意義。但是公共選擇理論本身就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其自身的有些理論體系比較混亂，無法自圓其說的。

對公共選擇理論中政府失靈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人的行為動機針對公共選擇理論的經紀人假設前提，作者認為，各人的行為動機是復雜多樣的，不能簡單地劃分為利己或利他。個人的動機中含有大量的對物質利益的自利的欲望，這種欲望滲透得既深又廣，因而每個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都必須用某種方式對其加以約束和限制。但是，大多數人的動機中還包含著程度不同的慷慨因素、無私的品德因素、對他人義務的接受習慣和對金錢以外的回報的興趣。因而人的動機不能歸結為單一的自利動機。因而，攻關選擇理論作為一種對政治行為動機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實的。不是基于對實際生活的觀察，而主要是建立在形式化的假設前提基礎上。公共選擇理論家們只從起作用的許多動機中選擇一種動機，然后通過這個唯一的動機想象出一個充滿生機的理論世界。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2）關于政治市場及政府的作用

公共選擇理論建立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之上，而在中國政黨制度和政治選舉制度不同于西方，有著自己特殊的國情。單純的照搬起源并成熟于西方政黨制度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不可取的。而且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正處于轉型期，在實現工業化，實現由傳統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的過程中，沒有政府的積極有效的干預作用是不可能實現的。雖然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時候政府作用的形式不同。“目前仍然貧窮的國家就不能指望僅僅通過被動地向世界經濟開放，便如亞洲四小龍那樣崛起。”

由此，在借鑒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靈論為我所用時，必須辯證的看待。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項艱巨的事情，不能急功近利的拿來做權宜之計，“看得見的手” 的改革將是中國經濟成功轉型，實現工業化非常關鍵的一環，必須慎重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