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外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體系的比較與啟示

中外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體系的比較與啟示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和總結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和我國的財政科技投入評估體系,然后對中外財政科技投入績效的評估體系進行了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改善我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財政科技投入 績效評估 評估體系

財政科技投入是保障科技水平的先決條件,我國財政每年投入大量資金直接資助或間接引導相關科技項目的開展,對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研究也就成為一個值得關注和探索的問題。

發達國家的財政科技投入因其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科技發展水平和科技發展戰略不同,表現在投入的領域、方式、方向和結構上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對于財政科技投入績效的評估體系和評估方法也有自身的特點。相比之下,我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起步較晚,至今尚未形成規范的體系,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本文通過對中外財政科技投入評估體系進行了比較,以期對我國財政科技投入的績效評估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發達國家的財政科技投入評估體系

20世紀中期開始,一些西方國家將績效評估逐步應用于財政支出管理,西方發達國家對財政科技投入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績效評估制度。

1、美國的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體系

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實施科技評估工作的國家,始于20世紀20年代。經過多年的發展,美國的科技評估已是制度性、經常性的工作,并建立了科技評估支持系統。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作為科技評估系統的一個分支,其完善的評估機制以及嚴謹的評估形式和內容,影響了眾多國家,同樣也值得我們借鑒。

美國國會于1993年1月通過了《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GPRA),該法案是美國財政科技投入及政府部門績效評價的重要法律依據。同時,根據該法案的規定,美國政府于1993年3月成立了國家績效評價委員會,負責法案的監督和實施。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成立于20世紀50年代初,是專門負責推進美國科學和工程事業的一個部門。NSF對其資助項目績效評估的模式和方法,可以作為美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一個突出典范。20世紀70年代,NSF就開展了基礎研究及其影響力的評估方法研究。在《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的框架下,NSF重新整合、規范了評估工作,擴大了績效評估的范圍,使評估指標和方法更為靈活多樣。

根據《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NSF要在規定時間內提交績效報告。績效報告不是對單個資助項目的結果進行評估,而是對項目中的一類項目乃至對實現本機構某一方面特定任務的諸多項目開展綜合評估,以展示其整體績效水平。

NSF將項目績效評估指標分為三類:資助結果、內部管理和投資過程。對反映資助結果的績效目標評估多采用定性指標,而對反映內部管理和投資過程的績效目標評估則盡可能采用定量指標。

為了在《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的框架下更好地開展績效評估,NSF特別重視與績效目標相關的數據采集、核實和認證工作。實施《政府績效與結果法案》之后,NSF要求結題報告提供詳細的內容,并進入由NSF維護的網絡系統,便于快捷查詢。NSF的評估數據源主要是中心數據庫和獨立的專項數據庫。中心數據庫主要有項目網上申請系統、項目受理數據庫、資助數據庫、項目發布系統、業務信息系統、評審專家庫和績效報告系統等;獨立的專項數據庫主要有科學出版物、新聞發布會、專家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獨立評價系統、項目學科年度報告、全委員會年度報告及內部數據庫等。必要時,NSF還利用其外部建立與維護的合同數據庫。這些信息資源,為NSF有效開展制度化的績效評估活動提供了保障。

為更好地對績效評估進行監督,NSF加強了外部專家委員會的職能:除了繼續監督同行評議過程之外,還把各資助項目評估結論作為工作重點。

2、澳大利亞的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體系

澳大利亞是較早實施項目績效評估的國家之一。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從1985年開始實施財政科技投入的績效評估試點工作;1993年開始全面推行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1999年開始對公共部門的所有支出預算進行績效評估。

(1)澳大利亞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內容和步驟。澳大利亞的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主要包括三方面

內容:適當性評價、效率性評價和有效性評價。評價重點根據項目目標和項目生命周期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澳大利亞對財政科技投入的績效評估貫穿于立項、實施、結題的全過程。其主要步驟為:進行項目分析,確定評估重點;找出評估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確定評估項目和戰略;收集、分析評估資料;起草、發布評估報告;回顧績效評估;充分利用評估結論。

(2)澳大利亞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管理。績效評估成功的關鍵在于對評估工作的管理。澳大利亞對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管理主要包括對評估的組織、實施、控制、檢查以及對評估結論的應用。從組織結構上看,評估的管理組織包括評估指導委員會、項目評估的管理者(負責評估項目的制定和具體的組織實施)和評估工作小組。

項目績效評估活動的監督管理體現在項目績效評估的整個過程中。有些部門建立了監管委員會,在監管委員會的監督下,評估小組按規定程序工作,保證評估的管理者及其小組成員盡職盡責,以達到評估的目的,實現評估的功能。

評估管理的關鍵是對整個績效評估過程的控制。澳大利亞對項目績效評估過程的控制是根據評估的規模和復雜程度而定的。如評估小組定期召開會議,分析評估進展情況,為評估工作建立定期檢查機制。為保證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質量,澳大利亞政府設立了評估的質量標準體系。

3、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體系

歐盟以公共資金支持研發計劃的時間較早,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而績效評估的施行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主要有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士和北歐等國家。歐盟科技研發計劃的績效評估,基本是伴隨著歐盟各期架構的研究計劃而演進的。1996年歐盟發布了“Sound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2000”方案,要求開展系統性的績效評估。其目標是促進各個計劃項目的有效完成,并通過評估結果,反饋到歐盟的決策層次,以提升未來計劃項目的執行成就并引導未來研究項目的方向。歐盟著重于以下五個方面的評估內容:計劃篩選的程序、計劃管理、計劃的一般特色、計劃的產出和成果的擴散利用。其基本特點是立足于從組織內部改進管理,不強調預算的重新分配。日本于1998年3月在經濟產業省下成立了政策評估研究會,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法》、《科學技術基本項目》等大政方針,規定今后若干年科技的研究方向及其預算目標額度。在此基礎上,各省廳制定了年度《科學技術重點指針》,嚴格制定年度預算編制。日本政府預算實施過程中有一套完整的項目管理評估體制和預算監督機制。項目一旦確定,它的每一筆開支必須按預算執行,如需調整,須經政府主管部門的同意。2001年11月,日本政府又公布了《國家研發評估實施方針》,要求對項目進展情況定期檢查,發現問題要及時提出調整意見,供下年度制定預算時參考。經費由項目執行單位負責管理,執行過程中除有本單位和上級主管部門的嚴格管理、評估外,國家還設有專門的國家審計員制度,以監管科技經費。

二、我國財政科技投入評估體系的現狀

我國的科技投入產出績效評估起步于90年代初。1993年,國家科委開始將科技績效評估手段引入科技宏觀管理環節,作為國家重大科技管理的突破口;1997年,在原國家科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基礎上組建了國家科技評估中心;1998年,國家科技部決定對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的立項進行評估試點,并在選擇了北京、上海、天津等七個省進行試點后,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科技評估機構。

2001年1月,國務院下發了《科技評估、R&D項目招標投標工作資格認定暫行辦法》,2001年6月正式出版了我國科技評估活動的第一個行為規范和技術規范——《科技評估規范》,作為國家《科技評估管理暫行辦法》的重要配套文件。《規范》不僅進一步明確了科技評估的定義,而且還明確地規定了科技評估所應遵循的原則和基本職業道德,同時對科技評估的類型、范圍、評估程序、評估關鍵環節、評估方法、組織管理、機構和人員,以及所涉及各方的權利、義務及責任作了明確規定。

隨著我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建立,以及各項財政制度改革的推進,建立財政支出績效評估制度成為財政支出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財政資金績效評估工作已成為規范財政支出、提高資金使用效益的有效手段,受到各級財政部門的重視。

2002年,財政部頒發了《中央本級項目支出預算管理辦法》(試行),其中明確規定要對財政預算安排的項目(計劃)的實施過程及完成結果進行績效評估,并將項目績效評估的結果作為以后安排財政預算的依據。

2003年,財政部印發了《中央級教科文部門項目績效評估管理試行辦法》,并結合教科文部門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中央級教科文部門項目績效評估規范》,對如何進行財政科技投入評估作出了明確規定。部分省市財政部門也頒發了項目績效評估的管理辦法,并在辦法的指導下開展了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試點工作。目前,我國財政科技投入評估的主體包括政府下屬預算獨立的科技評估機構和政府部門內部的科技投入績效評估。按科技活動的管理過程,具體的評估一般可分為事先評估、事中評估和事后評估:事先評估是在科技活動實施前對實施該項活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進行的評估;事中評估是在科技活動實施過程中對該項活動是否按照預定的目標、計劃執行,并對未來的發展態勢所進行的評估;事后評估是在科技活動完成后對科技活動的目標實現情況以及科技活動的水平、效果和影響所進行的評估。

具體而言,科技評估工作的對象和范圍主要有:科技政策的研究、制定和效果;科技計劃的執行情況與運營績效;財政科技投入的前期立項、中期實施、后期效果;科技機構的綜合實力和運營績效;科技成果的技術水平、經濟效益;區域或產業科技進步與運營績效;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科技投資行為及運營績效;科技人才資源;其他與科技工作有關的活動。

三、中外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比較

比較分析國外幾個發達國家開展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現狀,不難發現,其在評估主體、評估程序方面具有如下的共同點。

1、評估主體

國外發達國家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全國性的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體系。各國廣泛采用三層次評估體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門、獨立的科技評估機構共同開展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工作,并通過立法形式,運用制度予以推行。

2、評估機構的獨立性

發達國家在政府主導下進行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過程中,非常注重評估機構的獨立性。一方面,政府部門下屬的評估機構實行獨立預算,由中央政府直接撥款;另一方面,政府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獨立的評估機構建立。

3、評估程序

國外開展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基本程序一般是評估準備(設立專家委員會)、評估設計、信息獲取、評估分析與綜合、撰寫并提交評估報告。其中,專家組進行同行評議是各國開展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主要方式,同時也增加了定量評估方法的使用。

相比之下,我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還存在很多問題,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沒有形成完善的評估體系;沒有形成科技評估的專業隊伍;科技評估程序方法還不夠規范,評估范圍偏小;缺乏科學高效的績效評估工具;科技評估的結論缺乏權威性,有些評估流于形式等。

四、加強和改進我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工作的建議

1、建立健全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相關法規政策

制度建設是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條件。我國的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目前還沒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雖出臺了項目績效評估管理辦法和規范,但對績效評估過程的監督檢查及績效信息管理等制度和法律仍需進一步加強。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通過完善政策和立法使我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走上制度化、規范化道路。

2、進一步完善科技投入和產出績效的評估機制

第一,除考慮科技投入和產出的經濟效益指標或財務指標外,還必須將生態效益指標和社會效益指標加入到科技投入和產出績效評價的框架中來,切實關注科技創新對生活質量、資源節約、環境優化及社會和諧的正面與負面影響效應。第二,應當動態地看待科技投入的投資回報率。要著眼于長遠的效益而不能局限于近期的收益,更不能以當年的產投比來作為衡量科技投資回報率的唯一依據。因為科技投入往往具有投入量大、風險性較高、研究成果轉化到實際應用的時間較長等特點,而科技產出則大多具有后發效應、衍生效應、溢出效應等特征。第三,要關注某些評估指標的內部差異性。如專利包括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三類,其科技含量依次遞減,對產出績效的貢獻程度也有所差異,故在定量評估中的權重賦值也應考慮

到其內部差異性。

3、建立相對完備、權威的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數據庫

要想實現全面、客觀、公正、準確的科技績效評估,必須具有相應完備、詳實的權威數據支撐。我國目前沒有建立支出效益評價信息采集體系,與各類支出效益相關的數據資料十分匱乏,評價所需的公正合理的標準值很難確定。因此,要借鑒國外數據收集、處理、分析和利用的經驗,逐步建立適合財政支出效益評價所需的信息采集體系。一是選定不同行業、不同類型的財政支出項目評價工作初始數據源,做好數據信息的分類管理;二是制定各類財政支出效益評價的分類標準,擴大評價數據信息收集范圍,推動社會公眾信息指標和標準的研究制定工作;三是改進評價數據信息采集方法,重點收集大中型財政支出項目從立項決策、項目實施到生產經營等的各類技術經濟指標和數據資料,確保評價數據信息采集的有效運轉;四是開發評價數據處理軟件,促進提高數據處理效率;五是運用評價數據信息研究測算綜合評價和行業評價標準值。

4、建立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信息反饋機制和績效報告公開制度

具有影響力的績效評估結果對項目承擔單位和管理部門具有重大的激勵作用和監督作用。我國應建立績效報告公開制度,通過將評估結果與被評估對象的信息進行反饋,發現項目實施和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最終提高承擔單位的項目實施能力和管理水平。

因此,對于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最終形成的結論,如不涉及保密內容,建議在一定范圍內加以公開,并通過報刊、電視、網絡等傳播媒體及時地告知公眾,加強公眾對科技管理工作的了解和監督,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估的作用。

5、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成立綜合績效評估部門

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價工作所需要的數據來自各個不同的政府部門,開展此項工作離不開各部門的協同合作。應加強政府各部門科技管理職能的協調,財政部、科技部、教育部、發改委等各個部門間宜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協商與溝通各個部門科技投入的主要領域、支持重點、重大成果以及各個部門科技計劃的銜接問題。應對某些分散在各部門內部的統計數據進行整合,設立新的統計指標,為科學評價財政科技投入績效提供必要的支持。

財政科技投入績效評價涉及大量數據和專業知識,必須在制定和不斷完善相關評價制度的前提下,配備專業的績效評價隊伍,給予充分的人力資源保障。這種專門的評估組織應由高素質的政府工作人員和專業的評估人員共同負責。政府工作人員對政府機構的運作以及財政資金的劃撥和使用情況較為了解,能夠為專業評估人員提供公開資料和書面材料難以反映出來的意會知識;而專業評估人員則能利用其所掌握的各種專業知識,用最低的成本、最高效地完成績效評價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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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外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比較與啟示

中外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比較與啟示

提升中間業務水平，對降低商業銀行資本約束意義重大。通過比較分析，發現中外銀行在中間業務統計、核算方面有著較大差異，不同統計、核算口徑下，發展水平表現不同。產生上述差異的重要原因是不同的監管政策和業務模式選擇。在此基礎上本文結合當前國外銀行發展中間業務的經驗教訓，得出一些促進國內銀行發展中間業務的啟示。

不同的統計、核算口徑下中外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水平表現不同

（一）中外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統計、核算口徑有所不同

1、國外商業銀行中間業務主要是指非利息收入業務，其損益核算口徑大于中資銀行。國外銀行所言中間業務是指非利息收入業務，其既包括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等較少消耗資本業務，也包括衍生交易以及價差收入等表內外消耗資本業務，具有降低資本約束和應對利率市場化雙重作用。其業務種類涉及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資金交易、資本投資等內容，包含了價差收入和資本利得，其損益核算口徑是：非利息收入=營業收入-凈利息收入（含債券利息收入）=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其他業務收入+匯兌損益+投資收益（剔除債券利息收入）+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2、國內銀行中間業務主要是指收費業務，其收入主要是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其損益核算口徑小于非利息收入。根據人民銀行規定，國內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產品統計分為結算性中間業務、擔保性中間業務、管理性中間業務等七類。從分類情況看，國內中間業務的實質是低資本消耗的收費性業務（除擔保性中間業務面臨信用風險屬于資本消耗業務），其統計、核算并不涉及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資金交易、資本投資等資本消耗業務內容，對應的損益核算口徑是：中間業務收入=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其他業務收入（租賃收入）。

（二）不同口徑比較下，中外銀行中間業務占比差距有所不同

1、按國外銀行以非利息收入定義中間業務收入進行比較，中外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具有較大差距。美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占比2000年至2010年平均基本保持在40%左右，而國內銀行業在20%上下。

2、按國內中間業務口徑比較，中外商業銀行差距縮小。按國內中間業務收入核算口徑，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是主要項目，對比此項目中外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差距有所縮小，國外在20%左右，國內銀行在15%上下。

不同的監管政策和業務模式選擇是產生中外商業銀行中間業務占比差異的重要因素

（一）中外金融監管政策不同是中外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

從比較中不難看出，部分中資銀行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占比與國外銀行的差距已顯著縮小，非利息收入占比存在的差距主要是投資收益、匯兌損益、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等其他非利息收入方面，其對應的業務主要是表外衍生金融交易、資金交易、資本投資等面對市場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的資本消耗業務。目前國外銀行非利息收入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存款賬戶服務占16%、信托業務占11%、資產證券化占10%、交易業務占11%、投行占6%，資產管理業務、交易業務、投行業務合計占美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的近40%左右，國內平均不超過3%。西方銀行交易業務方面除了利率、匯率產品外，在金融自由化、混業監管大背景下，交易收入大部分來自于股票、大宗商品和衍生品交易，我國分業監管使國內商業銀行無法參與股票和商品交易，衍生品市場規模受限；資產管理方面，受分業監管限制，國內銀行主要提供基于信貸和債券為基礎資產的理財產品，難以提供跨市場套利的高收益產品；投行業務方面，受分業監管政策限制，國內銀行主要從事債券承銷業務，并受券商機構的競爭，同時不能從事股票承銷和分銷，而國外銀行投行業務收入主要來自于股票承銷和分銷以及結構性產品融資服務。

同時，在分業監管的總體框架下，國內商業銀行綜合經營處于試點階段，國內股份制銀行難以有效形成銀行控股集團進行多元化綜合經營或開展全能銀行業務服務。國內只有中國銀行憑國際化優勢和特殊政策，建立銀行控股集團開展綜合經營，非利息收入占比達到29.93%，已接近國外銀行水平。中國銀行主要是利用其國際化優勢，依托海外市場設立多元化綜合經營平臺，在香港和海外注冊多家全資子公司，開展了投行業務、保險業務、投資業務、資產管理、租賃業務等綜合金融服務，子公司產生的非利息收入占并表后中國銀行集團公司非利息收入的22%以上。

國外歷史經驗和數據也表明，監管政策是銀行提高非利息收入的決定性因素。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美國于1933年制定了銀行分業經營的《格拉斯 斯蒂格爾法案》，美國銀行業在1934~1948年間非利息收入始終在20%以下；只是上世紀70年代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西方決策中漸處主流地位，推行匯率浮動制、利率市場化，在利差收窄壓力和監管環境放寬作用下，美國銀行非利息收入才得以逐步提高到20%以上；特別是1999年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簽署《現代金融服務法案》全面允許銀行等金融機構綜合經營，解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商業銀行分業經營限制，美國銀行業非利息收入占比突飛猛進，在21世紀前十年始終保持在40%以上，并在2003年達到43.8%的最高水平。

（二）零售型銀行業務模式是提高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

從國外銀行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來源看，主要來自傳統零售銀行業務，基本收入結構是：存款賬戶服務費（主要是個人和對公結算、清算等賬戶服務費以及銀行卡服務費，不消耗資本）一般占到銀行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的30~50%，而消耗資本的擔保類及信用承諾類手續費收入僅占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的3-6%。

國內銀行也遵循這個規律，儲蓄存款和小企業存款占比超過30%的銀行可視為零售型銀行，目前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均達到零售型銀行標準，其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在15-20%之間，已接近國外20%的水平；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的手續費及凈傭金收入結構與國外銀行趨于接近，差距縮小。其收入結構特征是：存款賬戶服務費（不消耗資本）占比高，擔保類收入（由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傳統表外業務產生，面臨信用風險消耗資本）占比低。結算類及銀行卡收入平均占37.81%，而擔保及承諾類資本消耗收入平均僅占8.78%。

反之，國內以公司業務為主的股份制銀行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占營業收入比重普遍低于15%，其收入結構特征是：存款賬戶服務費占比低，擔保類收入占比高（由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傳統表外業務產生，面臨信用風險）。此外，國內以公司業務為主的銀行普遍采取息轉費方式提高手續費收入，即將部分貸款利息收入轉入咨詢顧問費。因此，國內公司業務型銀行中間業務直接和間接資本消耗并不低。其結算類及銀行卡收入平均占比僅為16.64%；而擔保及承諾類和財務顧問費等面臨信用風險直接或間接資本消耗性中間業務收入平均占48.37%，其對降低銀行資本約束的作用有限。（平均數不含中信銀行數據，因其手續費及傭金占比雖然低于民生銀行、興業銀行，但其打造零售銀行方向堅定，發展迅速，收入結構已略優于其他上市銀行）。

國外銀行開展中間業務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未來交易類業務面臨嚴厲監管約束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監管新規要求更多衍生品在交易所交易，這將限制銀行對“定制”衍生品收取溢價的能力。可能會導致一些業務出現萎縮，比如利潤豐厚的“定制”衍生品業務；另一些業務則將徹底消失，比如銀行在自有賬戶上進行的“自營交易”。與此同時英國提出銀行業改革方案，計劃將零售銀行業務與投行業務進行隔離，只有零售銀行機構才可以吸納個人及中小企業存款、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而這些機構不得經營自營業務，不得進行衍生品交易(對沖零售風險的業務除外)，不得向歐盟以外的客戶提供服務，也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服務(支付服務除外)。此外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提出金融交易稅建議，未來可能將進一步壓制獲取資本利得的金融投機交易。因此，目前高盛集團、美國銀行、瑞士信貸集團、摩根士丹利和瑞士銀行等金融產品交易巨頭已開始裁員和實施成本削減計劃。

（二）危機下公司金融業務中間業務受挫嚴重，但傳統收費業務表現出較強抗風險性

例如，著名的國際銀行花旗銀行，2008年投行業務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56.3%，投行業務手續費及傭金收入表現出明顯的順周期特征；2008年，花旗銀行為高杠桿金融承諾沖銷49億美元壞賬損失，導致當年公司業務條線虧損48.76億美元；2008年，花旗銀行貸款服務損失嚴重，損失17.31億美元，主因是集團對抵押服務資產的公允價值進行了調整。與此同時，花旗銀行傳統賬戶支票服務業務，絲毫未受金融危機影響，收入從2005年的9.97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11.34億美元。

國外經驗對國內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發展的啟示

（一）可視環境、政策變化分階段開展綜合經營，逐步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

根據國外歷史經驗，隨著我國匯率彈性增強、利率市場化逐步推進、直接融資渠道增多，將導致利差收窄，為開展銀行綜合服務，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創造了條件。雖然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金融界開始反思監管模式，對衍生交易、跨境資本投機套利監管收緊，但西方銀行總體混業監管綜合經營的模式并沒有徹底改變，能否回到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的分業監管模式，有待觀察。同時在我國總體分業監管的框架下，銀行可以通過申請和監管部門審批，收購或出資設立基金、保險、信托、租賃等金融服務公司，以銀行控股集團形式試點開展綜合經營，目前這一趨勢沒有改變。因此，國內商業銀行可視政策變化，分階段布局，開展綜合經營，應對我國逐步推進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

（二）現階段國內銀行可努力提高低資本消耗中間業務，應對資本約束

國內外經驗表明，基于客戶賬戶服務管理的零售銀行業務（包括個人業務和小企業業務）是提升商業銀行手續費及凈傭金占比水平，提高低資本消耗中間業務收入的主要途徑。從國內外經驗比較看，加強支付結算和融資、服務網絡、風險轉移等能力建設是開展零售銀行業務，提高手續費收入的核心要素。

一是加強基于賬戶服務的支付結算業務。強化結算賬戶系統服務。鎖定核心上下游客戶進行結算服務營銷，將單個孤立的賬戶管理變為網絡群的賬戶管理，憑借快捷系統的時時到賬結算服務，減少客戶資金系統外循環，以此為基礎提供上下游客戶支付結算、企業資信調查、資金監管、融資等系統性服務，帶動中間業務收入；創新傳統結算業務模式，建立國內結算代理行制。與國際結算服務對接組合運用，實現內貿、外貿兩個客戶市場同本外幣結算以及貿易融資服務有機結合一體化發展，以求豐富結算服務內容，擴大結算服務規模，增加中間業務收入；開展資本市場支付結算服務，形成穩定的一般性存款與同業存款互換的雙向回流機制，以有效對沖資本市場波動對銀行流動性產生的不利影響。同時在此基礎上，打通傳統業務與資本市場的聯系，能夠帶動銀行資本市場代理業務，提高理財產品設計和銷售能力，推動銀行托管業務，進一步增加中間業務收入。

二是加強資本運營提高網絡覆蓋和細分市場，提升零售銀行業務基礎。提高機構網絡覆蓋可有一定資本實力支撐。為此，可在通過資本市場和金融債券市場補充核心資本與附屬資本的同時，建立并購基金，將部分募集資金用于城市商業銀行等小型銀行同業機構的股權投資，可考慮以吸收合并股權交換等方式實現同業并購，利用資本營運低成本擴張優勢，快速實現銀行機構網絡的區域覆蓋。

同時，銀行可考慮引入具有廣泛分銷網絡的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利用其分銷網絡銷售銀行產品。對此可借鑒國外銀行案例，例如西班牙國際銀行通過公私鏈式聯動模式，以開發11萬戶經銷商（汽車經銷商及其銷售點）為基礎，延伸開發和擴大零售銀行業務客戶，搭配銷售信用卡、消費貸款等產品來提高客戶的滿意度和忠誠度。以此為鑒國內商業銀行可考慮通過引入戰略投資或開展戰略合作，借助于公私鏈式聯動模式，延伸零售網絡對個人和小企業的服務，增加中間業務收入。

此外，可細分市場，通過貿易融資類產品、網點就地服務等適合中小企業客戶的服務方式，采取價格風險篩選甄別逆向選擇利率、縮小經營活動半徑、減少信息不對稱等風險防控措施，適度提高小客戶業務量比重，提升零售銀行業務整體規模。為提升中間業務打下基礎。

三是積極探索嘗試資產證券化業務，轉移零售銀行業務風險，拓寬中間業務收入渠道。信貸資產證券化是指將缺乏流動性但具有可預期收入的銀行信貸資產，通過在資本市場上發行證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獲取融資的過程。其具有分散風險功能，占國外銀行非利息收入10%左右。截至2010年末，美國資產規模100億美元以上銀行，證券化資產占比為18%。在國內，資產證券化收入是銀行中間業務的一項空白。作為一項試點業務，截至到2008年，我國共發行了19單累計668億元資產支持證券，此類產品均未出現違約情況。但在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后，我國的資產證券化進程停止。近期，我國重啟信貸資產證券化，國務院已經批準信貸資產證券化繼續擴大試點。人民銀行把開展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作為推進中小企業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的重點工作。目前，人民銀行正在積極會同相關部門研究進一步擴大中小企業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實施方案。我國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以及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證券化，主要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交易。其模式是由發起人將其能產生未來現金流的資產打包后，出售給一個特殊目的載體，由受托機構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向投資者募集資金支付給發起人，并以標的資產所產生的現金流支付資產支持證券收益。小企業信貸資產證券化的操作步驟是有信貸需求的中小企業向銀行提出申請，銀行進行資質評審之后確認允許獲得貸款的企業名單和額度。之后，銀行方面會對貸款總額進行資產證券化，把支持證券推向投資市場。銀行通過證券化能將貸款換成流動資金，解決資本充足率以及轉移分散風險，同時還可以管理費方式收取手續費，增加中間業務收入，以此多渠道推進國內銀行中間業務發展。（來源： 金融時報）

第三篇：**產業科技創新政策體系演進與啟示

**產業科技創新政策體系演進與啟示

（2017年9月26日）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黨中央做出的重大決策部署。**作為我國改革創新的前沿城市，一直是我委持續跟蹤關注的標桿城市。最近兩個月，圍繞張書記“對標找差”的工作部署，我委在組織調研組赴**考察學習的基礎上，對**2006年以來產業科技創新政策體系進行了初步的梳理，在總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南京的相關工作建議。現簡要匯報如下。

一、**產業科技創新政策體系的演進

創新不僅需要市場“無形之手”的牽引，也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引導。目前，**高科技企業超過3萬家，形成了強大的梯次型創新企業群。**的創新力量可以概括為“4個90%”，即90%的研發人員、90%的研發機構、90%的科研投入和90%的專利產出均來自企業。在發揮市場驅動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圍繞“需求鏈”積極構建“創新鏈”，積極構建體系完備的產業科技創新政策體系，以政府主動作為彌補市場失靈，通過前瞻謀劃、規劃引領、政策激勵、環境打造、人才構建，使創新活動更有效率，創新成果更有質量，創新驅動更可持續。

從2006年初發布《關于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到2008年獲批首個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再到2014年成為首個以城市為基本單元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始終堅持將創新作為城市發展主導戰略，加快全面創新改革試驗，率先提出并積極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形成了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一）第一階段：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為契機，自主創新成為城市發展的主導戰略

2006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明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決策。此次大會掀起了各省市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序幕。**從破解自身土地空間限制、能源和水資源短缺、人口膨脹壓力、環境承載力“四個難以為繼”的瓶頸性制約的實際出發，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認準建設區域創新體系是轉變城市發展模式的唯一選擇，在全國率先提出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目標，并于2006年初發布了《關于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和四個配套政策文件（簡稱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1+4”政策體系），將自主創新作為**未來發展的主導戰略，塑造自主創新的城市之魂，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由此啟動了從“速度**”向“效益**”“質量**”的升級轉型。

作為經濟國際化程度高、外貿依存度高的沿海開放城市，**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和沖擊比其他地區和城市更大，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發展的迫切需要。在改革開放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的科技發展曾處在“拿來主義”階段，模仿式創新雖讓**少走了一些彎路，卻也存在諸多弊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倒逼**實質性地向“創新驅動”轉變，經濟社會發展質量成為衡量**發展的新坐標。

2008年6月，國家發改委批準將**列為全國第一個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當年9月，**出臺《關于加快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率先建成國家創新型城市。之后，開始實施《**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2008-2015）》。這個規劃是我國第一部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力圖通過本規劃的實施，率先建成國家創新型城市。

自2008年下半年起，**將貫徹落實《**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2008-2015）》作為建設國家創新型型城市的總體規劃與行動綱領，聚焦推動創新城市建設中發展方式創新、人才培養創新、科技發展創新、產業發展創新，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文件，形成了**在科技創新領域的政策優勢，開啟了**科技創新發展的新階段。

在發展方式創新方面，**在2010年先后出臺了《關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決定》和《**經濟特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條例》，以自主創新為動力，開辟生態循環新路徑，拓展多維發展新空間，突破資源制約瓶頸，實現發展方式的真轉真變。

在人才培養創新方面，為優化**的人才環境，推進人才強市戰略，努力打造人才宜居宜業城市，**針對高層次專業人才和海外高層次人才兩類不同人才，分別出臺了加強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1+6”政策體系和“孔雀計劃”“1+5”政策體系。

在科技發展創新方面，自2008年10月1日起，開始施行《**經濟特區科技創新促進條例》。該條例是全國第一部科技創新地方性法規，從政策和規劃層面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保護知識產權的技術創新體系。

在產業創新發展方面，于2008年9月出臺了《關于加強自主創新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簡稱自主創新“33條”）。該文件從加強創新基礎能力建設，實現產業可持續發展；加大吸引人才力度，凝聚創新第一資源；繼續強化企業主體地位，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保障土地資源供給，拓展產業發展空間；優化創新環境，加速知識與技術成果產業化；建立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改善融資環境等六個方面明確了33條政策措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每個階段的科技創新都是與產業融合發展密切相關。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開始，**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為統領，積極謀劃布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全國率先編制出臺生物、互聯網和新能源三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振興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2011年以后又陸續出臺了新材料、文化創意、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節能環保等四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振興發展規劃。至2014年5月，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和配套政策全部制定出臺，構建了較為完備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體系，為科技創新營造良好的產業配套環境。

（二）第二階段：以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為契機，率先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

自2006年起，經過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政產學研資介相結合的區域創新體系。2011年，**GDP突破萬億元大關，達到11506億元，成為全國第四個突破萬億元的城市。這標志著**發展進入城市轉型升級的又一個關鍵節點。

2012年，**在創新型城市建設總體上已經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從創新研發的資金投入占比來看，**明顯超過了香港和新加坡；從創新資源來看，**研發人員占比明顯超過了香港、新加坡與美國。與此同時，**綜合創新生態體系的結構和功能仍不完善，還未形成一個穩定、平衡、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具體地說，創新基礎能力建設滯后，基礎研究與源頭創新薄弱，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供給不足，科技人力資源短缺等，這都成為制約創新的關鍵因素。

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單元，是國家、地方和高新區協同創新的重要載體，也是探索科技體制改革創新的試驗田和先行區。2009

年下半年起，**多次向國家表達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強烈意愿，經過四年的申建努力，2014年5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這是黨的十八大后國家批復的第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批復明確了**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定位是“五區”，即：努力建設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示范區、科技體制改革先行區、戰略性新興產業聚集區、開放創新引領區和創新創業生態區。其核心是構建起完善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將**打造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創新中心。

**建設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面積為397平方公里，相當于34.5個**高新區。與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武漢東湖這三個自主創新示范區相比，**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是全國首個以城市為基本單元的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實現了由點到面、由園區到城市、由局部到整體的突破和發展，有利于各種創新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集聚交融，有利于把創新滲透融合到城市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更重要的是，**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不僅僅局限于科技創新，還包括金融創新、產業創新、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等，力求形成綜合創新的疊加效應。

為全面貫徹落實2012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精神，2012年11月，**召開科技創新大會。會上，**市委、市政府出臺了《關于努力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等“1+10”政策文件（簡稱創新驅動發展“1+10”政策體系）。創新驅動發展“1+10”政策體系強化政策聯動，打破部門壁壘，運用“組合拳”，推動科技政策與產業、土地、金融、人才等政策有機銜接，形成指向清晰的政策導向和更大的政策效應，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這一政策體系是**完善創新政策體系，爭創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重要舉措；也顯示了**在創新驅動發展中進行科技、金融、產業、管理等方面的整合，更加注重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積極探索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創新驅動發展新路徑。

在創新驅動發展“1+10”政策體系的基礎上，**全面實施《**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實施方案》，繼續在早已確立的自主創新主導戰略框架下，與時俱進地出臺一系列產業創新發展戰略規劃和政策規定，加強宏觀部署和統籌協調，更加注重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具體包括：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國家省市級的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大量科研機構、企業、高等院校等創新主體，以及政策服務體系、金融服務體系、創新人才隊伍、知識產權保護服務等一系列配套體系。

在激勵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方面，發揮政府杠桿引導作用，引導全社會持續加大研發投入。**以政策法規的形式規定，財政科技投入增幅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幅，逐漸形成了財政科技投入穩定增長機制。2016年，**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4.1%，接近世界第二韓國水平。通過不斷加大對關鍵技術研發和重大領域產業化的投入，**逐步實現從應用技術創新向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前沿技術創新轉變，從跟隨模仿式創新向源頭創新、引領式創新躍升。

在全力打造創新載體方面，一是加快建設國家超級計算**中心、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室、國際基因庫等一批重大科研基礎設施；推進南方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等院校建設。二是加快創新載體建設，截至2016年底，擁有國家、省市級工程實驗室、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和企業技術中心等創新載體1493家，覆蓋了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三是引進和培育華大基因研究院、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清華研究院、光啟研究院等一批企業化運作的發展速度快、創新成果多、產業化能力強的新型研究機構，助推**技術創新能力進入世界前列。四是推進創新聯盟建設，創新產業發展組織形態。在基因、云計算、移動互聯網、超材料和新材料、智能電網、智能機器人、低碳生物材料、先進裝備制造、智能交通等領域組建一批高水平省部產學研創新聯盟和國家級技術轉移示范機構。

在構筑創新人才高地方面，編制出臺《**市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年）》，提出建設“人才特區”戰略、人才國際化戰略、人才市場化戰略、人才區域合作戰略、人才載體支撐戰略等五大戰略。

在加快融入全球創新網絡體系方面，一是積極推動“深港創新圈”納入國家戰略，聯手打造世界級的創新中心。二是鼓勵龍頭企業在產品、資本“走出去”的基礎上，在科技資源密集的國家和地區設立研發中心，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提升攻克核心技術的實效和水平。三是積極承接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向**轉移，鼓勵跨國公司在深設立研發機構、技術轉移機構和科技服務機構。四是積極參與國家重大國際科技合作項目，穩步擴大國際科技合作范圍，積極參與中微子實驗國際合作項目、歐盟地平線2020研發計劃、國際基因組計劃、國際植物組學研究等國際大科技計劃。

在推動科技金融有效結合方面，**于2013年出臺了《**市科技研發資金投入方式改革方案》“一攬子”計劃，在銀政企合作、科技保險、天使投資、完善科技金融服務體系和股權有償資助等五個方面進行改革探索，極推進創新鏈、產業鏈和資本鏈有效融合，建立從實驗研究、中試到生產的全過程科技創新融資模式。

在加強知識產權服務體系建設方面，在全國率先推出了《**市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和《**市標準化戰略實施綱要》，制定了知識產權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實施標準化戰略資金管理辦法以及標準創新獎勵辦法，大力實施“全社會、全過程、全方位”的知識產權戰略，建立以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秘密等為主要內容的知識產權體系。

在優化創新發展環境方面，2013年6月1日起，施行《**經濟特區技術轉移促進條例》。**又一次在全國率先以地方性法規形式提出了財政性資金形成的技術成果轉移新機制，進一步促進了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為**建設最具競爭力的創新創業環境提供了法治保障。2016年10月，《**經濟特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條例（草案）》首次提請審議。

在構建全鏈條、全覆蓋的“雙創”政策體系，激發草根創新創業活力方面，2015年6月起，陸續出臺了《**市關于促進創客發展的若干措施（試行）》、《**市促進創客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5－2017年）》、《**市中小學科技創新教育三年行動計（2015-2017年）》、《**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強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實施意見》和《**市人民政府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實施意見》。設立3億元創客基金，每年投入5億元創客專項基金。

在科技創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2016年3月起，連續出臺《關于促進科技創新的若干措施》、《關于支持企業提升競爭力的若干措施》、《關于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干措施》、《關于完善人才住房制度的若干措施》和《關于加快高等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等“一攬子”精準化組合型政策，共235條措施，營造更加優良的創新環境。其中，《關于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干措施》對“孔雀計劃”進行拓展和深化，提出**市財政每年投入不少于10億元（在原來5億元專項資金的基礎上翻了一番），用于培育和引進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和團隊。

在產業創新發展方面，自2013年起，**在前期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步入正軌的基礎上，開始著手加快生命健康、航空航天、海洋等未來產業發展，并于2013年底至2014年初，推出了支持未來產業發展的“1+3”文件。之后，又細化落實生命健康、機器人、可穿戴設備和智能裝備等未來產業規劃和政策。至2016年底，**未來產業總規模已突破5000億元，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1萬億元。目前，**已形成由四大支柱產業、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四大未來產業組成的產業梯隊，成為國內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最大、集聚性最強、技術創新最活躍的城市。

在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方面，一方面，更加突出市場化導向，不斷對科研管理體制、科技研發資金投入等進行改革探索，在科技計劃組織實施各環節引入市場力量和市場機制；另一方面，注重發揮政府作用，在新一輪大部門制改革中整合科技管理部門職能，成立**市科技創新委員會，建立起市區聯動和部門協同機制，加強創新資源和產業的統籌規劃和布局，避免多頭管理、分散投入，促進創新資源優化整合。

總體來看，**著力構建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不僅重視技術創新，也注重金融創新、管理創新、產業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形成了完善的創新環境。**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推動了政、產、學、研、資、用等各類創新主體協同，促進技術、資金、人才、產業、市場等各類創新要素聯動，為**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營造了良好的產業發展配套環境。這種全方位創新的高度，有效地提升了**創新發展和產業發展的高度。

（三）第三階段：全力打造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加快向引領式創新和全面創新邁進

2016年，**GDP達到19492億元，接近2萬億元，率先進入以質量效益為中心的穩定增長階段。與此同時，**城市發展面臨著“三個不足”突出問題，即，創新引領推動力相對不足，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對不足，社會治理支撐力相對不足。**新一波轉型升級勢在必行。

2015年1月，***對**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在“四個全面”中創造新業績，努力使經濟特區建設不斷增創新優勢、邁上新臺階。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加快**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建設。這是國家對**新時期賦予的重大使命，也是國家探索創新發展新路徑的戰略選擇。

順應新的發展形勢，**提出了“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新概念，強調未來要突出開放創新、全面創新和原始創新，強化創新、創業、創投、創客“四創聯動”，促進眾創、眾包、眾扶、眾籌“四眾發展”，加快建設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打造全球領先的創新之城。

2017年1月，《**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為配合“加快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這一戰略任務，**啟動新一輪創新戰略布局，自2017年起開始實施“十大行動計劃”，實現科技與產業創新能力的再突破，以進一步強化**的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地位。

“十大行動計劃”涵蓋創新硬件、基礎設施、人才引進、空間載體、產業布局等各方面，從創新源頭到產業鏈上下游及配套服務系統布局，將**的創新生態鏈打造的更加完整，并通過一個個具體項目切實落地，全面提升創新的軟硬環境，打造全球創新生態圈。

為加快**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建設，聚焦國家戰略，瞄準更高目標，2017年5月，**印發了《加快**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建設總體方案》和《十大行動計劃實施方案》，啟動新一輪創新發展戰略布局。

為貫徹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建設方案》，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積極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超大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模式，2017年7月，**公布《**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7-2030年）（征求意見稿）》和《**市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建設方案（2017-2020年）（征求意見稿）》。這是**站在新的起點上探索可持續發展新模式、實現更高質量發展的最新舉措。

二、**完善產業科技創新政策體系的經驗和啟示

**通過加快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和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牢固樹立創新驅動、質量引領的發展新理念，全力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著力突出科技創新的全面引領支撐作用，大力推進產業科技創新質量整體提升，有力推動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經過不懈努力，**率先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的效應不斷顯現，城市創新能級迅速攀升，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科技創新質量明顯提高，戰略高技術水平持續提升，新興產業發展迅猛，科技創新正從“跟跑”向“領跑”轉變，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位勢進一步提升。

深入分析，**的快速發展曾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政策機遇，但政策機遇并不常有，**的科技創新，源自在城市發展戰略中自覺的創新意識和執著的創新追求，這保證了**總能在經濟發展和歷史機遇中踏準節點，實現產業發展的轉型升級，實現結構性改革的超前引領。總體上看，**完善科技創新政策體系的最鮮明特點是，清晰戰略取向，堅持前瞻布局，以敢為天下先的氣魄，積極響應國家創新驅動的戰略部署，大膽先行先試，注重戰略規劃引領和創新體系頂層設計，保持戰略定力，持之以恒地堅持創新驅動，在不斷改革探索中形成了極具價值的科技創新城市樣本。

一是突出政策創新，著力完善創新政策體系。在戰略層面加強頂層設計，在政策層面打好“組合拳”，在操作層面組織實施一攬子科技計劃。著力構建政策鏈，打造創新政策體系；著力優化服務鏈，搭建創新支撐平臺；著力完善資金鏈，解決創新瓶頸制約；著力拓展生態鏈，培育創新生態體系。

二是突出能力創新，著力夯實創新基礎。圍繞國家和全省戰略需求，部署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圍繞國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大規模布局創新載體；圍繞產學研一體化，大力培育新型研發機構；圍繞前沿技術、新興產業和交叉領域，加大核心技術攻關力度。

三是突出產業創新，著力打造創新型經濟體。前瞻布局戰略性新型產業，積極培育未來產業，提升優勢傳統產業科技含量。

四是突出開放創新，著力建設國際創新中心。面向全球集聚創新人才，加快高等教育開放發展，廣泛開展國際創新合作，積極推進區域創新協作。

五是突出全面創新，著力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推動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推動科技服務業集聚發展，推動產學研資用緊密結合，推動大眾創新蓬勃發展。

六是突出機制創新，著力激發科技創新活力。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改革主攻方向，推動“小科技”向“大創新”轉變、推動科研設施從“小孤島”成為“大資源”，以財政“小資金”撬動社會“大資本”。

**的經驗啟示我們：創新不是少數地方的專利，只有堅定不移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持之以恒推動創新發展，“科學荒漠”也能變成“創新綠洲”；創新不是少數精英的專利，只要不斷創新體制機制，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草根創新也能實現逆襲。

三、相關工作建議

學習**推進創新驅動發展、與時俱進完善產業科技創新政策體系的做法和經驗，對于南京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兩強兩高”具有重要意義。現建議如下：

一要更加注重產業創新政策體系的頂層設計。加大創新制度供給，提高創新效率，積極構建創新生態體系，營造孕育和激發創新的軟硬環境。結合落實十九大精神，在我市“對標找差”前期工作的基礎上，抓緊制訂《南京產業科技創新發展總體規劃（2018-2025年）》，該規劃立足5年，展望10年；著眼近期，制訂《南京產業科技創新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

二要更加注重發揮自身優勢。通過深入推進“雙創”，充分激活城市優質科教資源，轉化為城市發展的“競爭優勢”。積極推進在寧高校“兩落地、一融合”，強化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的融合度，加大南京科研院所創新成果就地產業化力度。努力營造優質寬松的創業創新環境，大力吸引優秀年輕人才特別是南京高校畢業生留寧就業創業。

三要更加注重實現攀高突破。在揚子江城市群建設中，依托江北新區、麒麟科學城爭創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爭取更多像未來網絡這樣的國家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落地南京，打造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群。全力打造國家級江北新區創新高地，形成若干進入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建設一批軍民融合產業集群和示范基地，加快形成地方、軍隊、企業、社會協同創新的發展格局。

四要更加注重引領性技術突破和產業創新發展。圍繞科技發展趨勢和重大戰略需求，注重發揮南京科教資源優勢和產業發展基礎，集中支持事關全市產業發展的前瞻性與共性關鍵技術研發，重點打造未來網絡、智能制造、3D打印、集成電路、北斗衛星應用等一批新型研發機構，推動重點領域突破一批產業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加快形成創新制高點。以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重點，全市規上工業總產值盡快突破2萬億元。積極培育包括人工智能、未來網絡、3D打印、細胞治療、前沿新材料等一批未來產業。

五要更加注重對人才的吸引。堅持培育本地人才和吸納國際人才有機結合，突出“高精尖缺”導向，加強人才載體建設，為建設創新型城市集聚人才資源，形成依靠人才驅動轉型發展的源動力。加強與國際對接，重點培養引進一大批復合型創新創業人才、高科技領軍人才、戰略性新興產業高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六要更加注重整合創新發展要素。從整合政策、整合資源、整合資金、整合平臺入手，促進創新要素乘法聯動，實現“倍增效應”。在整合政策上，系統梳理已發布的有關支持產業科技創新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抓緊推進“立、改、廢”工作。在整合資源上，推進各區間創新資源協調聯動，提升城市整體創新效能。全面開展紫金創業特別社區、創客空間、科創基地等資源整合。在整合資金上，聚焦市場化方式，面向全球，積極引入社會資本，爭取在三年內，將我市現有的“雙創”資金由現有的近百億元的規模擴充到1000億元的規模。在整合平臺上，依托中國留學人員南京國際交流與合作大會、中國（南京）國際軟件產品和信息服務交易博覽會、世界智能制造大會等重大國際性科技人才交流活動，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新思想交流互動平臺和科技創新成果展示、發布、交易平臺。

附件：**重點產業創新政策簡介

附件

**重點產業創新政策簡介

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1+4”政策體系

2006年，**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在全國率先提出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目標，于2006年初發布了《關于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深發[2006]1號），將自主創新作為**未來發展的主導戰略，塑造自主創新的城市之魂，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為貫徹落實《關于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特別是為了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保護企業科技創新活動，2006年4月，**出臺了四個配套政策文件：《**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積極推進我市自主創新型城市建設的實施意見》《**市人民檢察院關于保護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實施意見》《**海關關于支持**市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配套措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關于支持**市實施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意見》。上述文件被稱為國家創新型城市建設“1+4”政策體系。

創新驅動發展“1+10”政策體系

為全面貫徹落實2012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精神，充分發揮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2012年11月5日，**召開科技創新大會。會上，**市委市政府適時把握創新發展的新趨勢，充分發揮創新資源集聚、體制機制靈活等優勢，出臺了《關于努力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深發[2012]14號）等“1+10”政策文件。具體包括：《關于努力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若干措施》、《關于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的若干措施》、《關于促進文化與科技融合的若干措施》、《關于加快發展民生科技的若干措施》、《關于促進高技術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措施》、《關于促進科技型企業孵化載體發展的若干措施》、《**市促進科研機構發展行動計劃》、《**市科學技術獎勵辦法》、《**市科技計劃項目管理辦法》和《**市科技研發資金管理辦法》。其中，《關于努力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是綱領性文件，以市委市政府決定的形式，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作為城市的主導戰略。

創新驅動發展“1+10”政策體系是**完善創新政策體系，爭創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重要舉措；也顯示了**在創新驅動發展中進行科技、金融、產業、管理等方面的整合，更加注重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

“十大行動計劃”

2017年1月13日，**市第六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加快建設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的戰略任務。同時，為配合這一任務提出自2017年起開始實施“十大行動計劃”，以進一步強化**的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地位。

一、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立足提升源頭創新能力，力爭在信息科學與安全、生命科學與健康等領域建設國家實驗室，加快推進未來網絡實驗設施建設和**超算中心擴容，規劃建設國家基因庫二期、生物醫學大數據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二、設立十大基礎研究機構。重點在數學、醫學、腦科學、新材料、數字生命、數字貨幣、量子科學、海洋科學、環境科學、清潔能源等領域謀劃建設10個基礎研究機構，開展前沿科學探索、關鍵技術研發、高端人才培養等，強化創新的基礎支撐。2017年啟動4個研究機構建設。

三、組建十大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發揮諾貝爾獎科學家的引領帶動作用，在化學、醫學、光電等領域，規劃建設10個由諾貝爾獎獲得者領銜的實驗室，力爭2017年新建2個以上。新增國家省市級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等創新載體100家以上。

四、實施十大重大科技產業專項。集中資源加大研發、產業化、應用等全鏈條支持力度，加快在石墨烯、微納米、機器人、5G移動通信、金融科技、VR/AR等10個領域出臺專項支持計劃，搶占前沿技術產業化先機，增強創新型經濟發展后勁。

五、是打造十大海外創新中心。著眼全球加大開放創新布局力度，出臺專項計劃，支持企業和機構在美國、歐洲、加拿大等創新資源高度密集地區，規劃建設10個海外創新中心，構建國際協同創新平臺，集聚全球創新能量。2017年啟動4個海外創新中心建設。

六、建設十大制造業創新中心。落實“互聯網+”和“中國制造2025”行動計劃，在機器人、3D打印、新型顯示、精準醫療、新能源汽車、海洋工程裝備等領域規劃建設10個創新中心，提升高端制造、精密制造、智能制造能力水平。2017年啟動3個創新中心建設。

七、規劃建設十大未來產業集聚區。堅持科學規劃、前瞻布局、聯動發展，在生命健康、海洋經濟、航空航天等未來產業領域，加快建設10個集聚區，培育若干千億級產業集群。

八、搭建十大生產性服務業公共服務平臺。重點在創新設計、品牌培育、知識產權運營、檢驗檢測認證等領域，打造10個重大平臺，提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能級，助推制造業轉型升級。

九、打造十大“雙創”示范基地。加快國際創客中心建設，高水平建設**灣創業廣場等十大“雙創”示范基地，強化創新、創業、創投、創客“四創聯動”，當好“雙創領跑者”。新增眾創空間40家以上、創客服務平臺10家以上。

十、推進十大人才工程。實施“院士引進工程”、“創新領軍人才集聚工程”、“優秀大學畢業生引進計劃”等，加大力度推進“千人計劃”、“孔雀計劃”、“雙百苗圃計劃”、“高技能人才振興計劃”，全年引進院士10名左右，孔雀團隊30個以上，海外高層次人才400名以上。

第四篇：中外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模式的比較與啟示1

中外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模式的比較與啟示

摘要：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建立使農村普及義務教育成為可能。我們應借鑒國外義務教育投資模式的成功經驗，提高經費的使用效率，保證經費的使用安全。同時應結合我國的實際，以這次改革為契機，深化農村教育體制改革，實現農村教育跨越式發展。

關鍵詞：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模式；比較；啟示 義務教育是一種依照國家法律規定，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必須予以保障的教育。它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民主進程的基礎。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費里德曼的觀點，“兒童受到的教育不僅有利于兒童自己或家長，而且社會上其他成員也會從中得到好處，我孩子受到的教育由于能促進一個穩定和民主的社會而有助于你的福利，由于無法識別受到利益的具體個人（或家庭），所以不能向他們索取勞務的報酬”。眾所周知，義務教育屬于公益性事業，屬于公共產品范疇，根據公共產品的特點和利益原則，義務教育的投資應主要由政府來負擔。

一、中國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模式的現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在探索適合自己國家的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模式。雖經幾次變革，甚至1986年的《義務教育法》已規定普及義務教育，但是由于我國是“窮國辦大教育”，受財力、物力和制度的限制，這樣的目標在20年以后，才得以實施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

2005年12月23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全面構建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新機制；兩年內，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提高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公用經費保障水平；建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長效機制；鞏固和完善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保障機制。國務院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按照“明確各級責任、中央地方共擔、加大財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組織實施”的基本原則，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在免學雜費和提高公用經費水平上，中央與地方的分擔比例在西部地區為8:2,中部地區為6:4,東部地區除直轄市外，按照財力狀況分省確定。校舍維修改造資金方面，中央與地方的分擔比例在中西部地區為5:5,東部地區主要由地方承擔，中央給予適當獎勵性支持。對貧困學生提供免費教科書資金上，中西部地區由中央全額承擔，東部地區由地方自行承擔。而貧困寄宿學生的生活費補助由地方承擔。

據測算，2010年當年各級財政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將比2005年增加約644億元；2006年至2010年5年間，中央與地方各級財政累計將新增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約2182億元，其中牛央新增1254億元。

這項改革在五年內將涉及上千億的資金，是前所未有的巨額投入。這是促進農村義務教育持續發展的治本之策，是“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必將對中國義務教育的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二、國外發達國家義務教育投資模式分析

（一）經費來源和比例

從國際經驗看，對農村義務基礎教育的投入，中央和省級政府應該多承擔一些責任，中央政府一般都是基礎教育投入的重要支持力量。在日本、澳大利亞、法國、墨西哥、西班牙、英國，中央政府投入占整個基礎教育投入的比重大致為20％-80％;在新西蘭、愛爾蘭、意大利、荷蘭、韓國等國，基礎教育投入中超過80％的資金依賴中央政府；即使在美國、德國、加拿大、瑞士等國，中央投入基礎教育資金也占有一定比重，大約是3％-10％。因此可以說，中央政府是義務教育資金來源的主渠道，這是世界基礎教育發展的一個基本經驗。

（二）經費的使用途徑

英國政府規定教育經費的預算和結算要公平、公開、透明，劃撥經費的公式要盡可能簡單易懂，并以立法形式保證經費的劃撥和合理使用。英國的義務教育除了承諾教育經費漲幅5％以外，還對基礎教育中優先需要解決的問題給予資金的大力支持。為了提高小學階段的個性化教育，2006-2008共撥款2.3億英鎊，這些資金的50％用于幫助學習吃力的小學生在閱讀、寫作以及數學上達到國家規定的2級標準，35％用于幫助貧困學生。針對初中階段的個性化教育，英國2006-2008共撥款3.35億英鎊，這部分撥款的50％用于幫助那些英文和數學學習吃力的初中生達到國家規定的4級標準，35％用以幫助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參加課外及其他活動。此外，還有一些經費用于為高才能學生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而在日本，保障義務教育經費的法律已逐步形成了體系。根據這個法律體系，中央財政在義務教育經費分擔中占有很大比例。比如，中央負擔國立學校所需全部經費和全部教科書經費，負擔地方公立學校教職員工資、福利保障費的一半，校舍新建擴建費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經費的1／3,受災校舍建設費的2／3,偏僻地區公立學校公用經費的一半，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補助費的一半。都道府縣負擔公立學校教職員工資、福利保障費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費的1／3。市町村負擔公立學校校舍新建擴建費的一半，校舍危房改造費的1／3,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補助費的一半及學校的公用經費。

可以看出，雖然英國和日本在經費的使用方面存在著差異，但是他們的經費及使用制度清晰明了，在確保基礎教育經費的同時還盡量對貧困學生進行資助和補助。特別是英國，不但在貧困學生生活方面進行大力的資助，而且在學生的個性差異和智力差異方面進行資金的支持，這應該是未來基礎教育經費使用方面的一個趨勢和發展方向。

（三）經費的運作方式

英國政府從2006-2007開始，國家向地方政府教育撥款的辦法再度改革，劃撥給學校的教育經費以專用資金的形式由英國教育和技能部直接發放到地方，不再通過地方財政管理系統，且必須全部用于學校預算支出。巴西政府專門成立基礎教育維持與發展及教學促進基金會（以下簡稱“教育基金會”），以推動教育合作者共同參與，并解決教育財政中存在的問題。教育基金會的資金被自動存入巴西銀行的專門賬號，巴西銀行參照教育文化部提供的分配率，分別在各州范圍內按比例分配資金。英國和巴西在教育經費運作的制度方面減少了資金的流轉環節，縮短了資金的流通時間，可以有效地防止資金的挪用和流失。

（四）經費的籌資渠道

韓國的義務教育經費中有較大一部分來自非政府渠道，比如，1998年韓國非政府投入占初等和中等教育總投入的比例為20.7％，同時由于采取了普及免費義務教育從島嶼、偏僻地區向大、中、小城市推進的策略，不但保證了落后地區義務教育的普及，也實現了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二戰后，美國實行12年免費義務教育，其教育經費來源呈現多元化特征，除政府撥款和學費外，社會捐贈、學校服務社會的收入也占有很大比例。而日本、英國、印度是從政府普通財政中劃出一定比例用于義務教育，這也是當前大多數國家籌措義務教育經費的普遍做法。

三、國外義務教育投資模式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我國實施免費的義務教育起步較晚，因此，應該認真研究國外義務教育在經費籌集、劃撥、支付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的國情與實際情況，走出一條適合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獨特的投資保障之路。

（一）拓寬籌資渠道

我國的農村義務教育發展到今天，可以說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國地廣人多，且各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使得教育經費一直是制約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瓶頸。雖然我國實施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將能夠緩解教育經費緊張的局面，但從長遠發展來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完全靠國家長久支付的可能性并不大。這是因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還沒有達到完全長久支付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水平。特別是隨著農村義務教育的普及，教育經費不僅要顧及孩子的上學問題，還要涉及孩子的智力開發以及對學習困難學生的研究和管理方面的投資。從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施一年來的情況看，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部分省份反映公用經費補助標準偏低，覆蓋范圍太窄；2)原先學校從公用經費和學雜費收入中開支教師津補貼的問題比較普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后，這部分津補貼失去資金來源，造成教師收入實際水平的下降；3)個別地區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在一定范圍內依然存在；4)貧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補助大多由縣級財政負擔，但由于一些縣級財力緊張等原因，補助標準偏低、范圍偏窄；5)政策產生了巨大效應，大量農村孩子回流到學校，一時間給公辦學校帶來壓力。因此，根據我國的實際，除了國家對義務教育經費的保證以外，還應該通過其他渠道盡可能多地籌措經費，以盡可能地加大對義務教育的投資力度。籌資渠道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建立“義務教育發展基金會”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無償捐贈，通過基金會結合政府的有關政策對資金進行統一調配和使用；借鑒發行體育和福利彩票的經驗，發行義務教育彩票，讓全社會都來支持義務教育，這些資金可以用來解決農村學習困難學生、城市貧困學生以及城市流動人口子女的上學專用經費等；借鑒國外征收教育稅的做法，可以對高收入人群征收一定比例的教育稅，這樣不但能調節收入差距還能籌集一定的資金。當然，所有這些資金的籌措都要符合國家的政策法規，并進行相應的立法，保證資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安全，以讓這些資金發揮更大的效率。

（二）建立經費使用信息公開制度

我國此次的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教育經費劃撥，需要學校進行財務的預算、執行和決算，而財務的審批在縣級管理部門。保證國家大量資金的使用安全和有效應成為這次改革的重要內容。因此，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防止經費的濫用、挪用和借用，保障經費的使用效率。教育經費信息公開制就是要在資金的預算編制、執行預算和決算以及資金的管理和使用各個環節實行信息公開，讓上級領導部門明確資金的使用途徑、趨向以及使用的效果和存在的問題，讓同級別的學校領導部門清楚彼此之間的經費使用方式，讓學校的老師共同參與學校經費的預算、執行和決算，讓老師對經費的使用和管理有清晰的了解。信息化和網絡化時代的到來為教育經費的信息公開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持，國家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出臺為教育經費的信息公開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建立我國獨特的義務教育經費信息公開制度，不僅是要保障資金順利到達學校，而且要監督和衡量資金的使用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總之，就是要采取各種措施管好和用好孩子們的“上學錢”。

（三）探索有效的農村教育模式和管理體制

我國農村義務教育必須有一個跨越式發展和深刻的變革，才能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需要，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才能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此次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改革不能簡單理解為國家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而是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在統籌社會發展、統籌城鄉發展的前提下，為實現我國可持續和快速發展所做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政府發動的“新村運動”也是伴隨著農村教育得到深入開展的。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與農村區域開發，韓國文教部（現教育部）制訂了“新村教育”的基本方針與措施。韓國政府在實施“新村教育”的過程中，農村各級學校發揮了農村區域社會文化中心職能、物質資源活用及體育、保健中心的職能、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與增加所得的事業中心的職能。中國的農村教育改革應以這次農村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為契機，摸索和建立中國“新農村教育”體制。改變目前農村教育脫離農村實際、脫離農民愿望、脫離農業發展的現狀，改變農村教育培養的人才既不能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也不能為農村進一步發展作貢獻的局面。

這次農村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改革與其說是加大對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倒不如說是加快農村教育體制改革的催化劑。如果我們對這次經費改革的認識只是停留在經費的多少和簡單的使用上，那么此次經費的投入就不會產生預期效果，農村教育的發展也不會再上一個臺階，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進程將大大受阻。“今天的教育，明天的經濟”也就無法順利實現。

總之，綜觀各國的義務教育投資可以看出，沒有一定量的經費作保障，義務教育很難實施。但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有大量的經費作保障，也不能保證教育一定快速發展，還需要教育內部體制的跟進、完善，以便讓有限的教育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率。因為教育經費只是教育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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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美資信評估發展的比較研究與啟示

中美資信評估發展的比較研究與啟示

一、資信評估業發展狀況的比較

（一）中美資信評估發展模式不同

美國資信評估業的發展屬于典型的市場驅動型模式，即：市場對資信評估的強烈需求促生了資信評估行業。建立獨立的納稅評估機構，明確納稅評估的職責，配備高素質的評估隊伍，完善對評估人員的激勵機制，是推動我國納稅評估工作向縱深發展的關鍵。美國的資信評估最初是從企業債券評級開始的。在美國次貸危機中由次級抵押貸款轉化為次級債券的信用評級為最高級“AAA”級，正是由這三大評級機構評出的。1900年，美國的約翰·穆迪（John·Moody）創立了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次級抵押貸款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創新產品，本身就蘊藏著潛在的風險，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法律約束和監管機制以及信用評級體系的缺失是導致次貸市場發生風暴的重要因素之一。1909年，約翰·穆迪在一本名為《鐵路投資的分析》（Analysis of Railroad Investment）的書中，首次對美國各家鐵路公司及其發行的債券的質量（風險）情況進行分析，并用簡潔的英文字母符號予以表達，標志著美國證券評級事業的誕生。企業債券對投資者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可以提供眾多信用不同、收益不同的投資工具，實現風險細分。

美國資信評估業的誕生有著特定的經濟背景。評級機構在債券評級制度中居于主導地位，評級機構的性質對評級結果有重大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進入了工業化帶來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為了滿足經濟發展對交通的需求，興修鐵路成為當時資本投資的一個熱點領域。因此，我們的媒介產業完全可以通過發行企業債券的形式涉足資本市場，籌措資金來發展壯大自身的經濟實力。為了籌集巨額的鐵路投資資金，各個鐵路公司紛紛發行鐵路債券。首先，對航運企業來說，良好的客戶資信檔案和授信制度，是航運企業證明客戶資信狀況、確立信用標準、規避潛在財務風險、提高企業交易安全性的保證。但是由于信用狀況存在差異，一些鐵路公司不能按期向投資者兌付鐵路債券的本息，甚至有的公司從一開始就是打著興修鐵路的名義來進行欺騙。因此，企業債券溢（折）價攤銷要對納稅人每年的應納所得稅額產生影響。這個問題在其他工業領域同樣存在。信用評級機構在本次次貸危機中的不良表現已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廣大的投資者迫切需要事先了解欲投資債券的信用狀況，以規避違約風險。如，僅在2007年7月10日一天，穆迪就調低了超過400種此類證券的評級，標準普爾也在同一天將612類證券列為觀望，并在隨后兩天內調低了大部分證券的評級。因此，約翰·穆迪憑借對市場需求的深入研究而成立了一家資信評估公司，并于1909年首次對鐵路債券進行資信評級。此外，由于證券化產品過于復雜，很多機構投資者對證品的定價缺乏深入了解，完全依賴產品的信用評級進行投資決策。

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危機在嚴重破壞經濟的同時，卻為美國資信評估業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2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對納稅籌劃的影響 2.1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的直線攤銷法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的直線攤銷法是指將債券的溢價按債券年限平均分攤到各年沖減利息費用的方法。由于經濟危機中大量的發債企業倒閉使得企業債券成為“廢紙”，廣大投資者切身感受到企業債券信用級別的重要性。(四)行政干預過多 一是行政干預評估結果：資產評估機構屬于中介機構，其評估程序和方法堅持按《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及其施行細則執行，不應受行政機關或社會團體的干擾。而且，美國政府基于降低金融風險和保護投資者的目的，實行金融業的分業經營，限制投資銀行從事證券評價業務，而鼓勵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對企業債券進行信用評價。關鍵詞：會計政策 納稅籌劃 1 長期債券投資對納稅籌劃的影響 企業籌集資金的一個重要方式是發行企業債券。同時，美國的政府部門開始將資信評級結果引入金融業的監管工作中。發行企業債券有很多好處，如：對融資者來說發行債權比發行股票的綜合成本更低, 同時債券融資公司原有的管理結構(公司原有的性質)基本不受影響。這樣，美國的資信評估業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奠定了今天世界領先的基礎。【關鍵詞】企業債券。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資信評估業發展屬于政府引導型模式，即：政府在資信評估發展的過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由于納稅評估期限較短，因此，即使允許實地調查，在短期內也難以發現問題，而在匆 信用評級 忙之中作出調查結論，恐怕也是有問題的。我國的資信評估最初是為企業發行債券和銀行發放貸款服務的。(2)法律約束、監管機制、信用評級體系等制度的缺陷對危機的產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987年3月，國務院發布了《企業債券管理暫行條例》，規定企業發行債券必須經過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同年，中國人民銀行對各地地方企業發行債券下達了發行額度；從評估折扣率回歸結果看： 解釋變量中只有X5和X6顯著：當資產的處置方式為拍賣時(X5)，評估的折扣率大，這似乎與常理相悖，可能反映了在評估機構眼中，與折扣變現等方式相比，拍賣并不能更大程度地實現其市場價值。1988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召開了信用評級問題研討會，與會人員就信用評級理論、制度、政策、機構、程序、方法等問題進行了較為廣泛的探討，為資信評估機構的組建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正是評級機構利益所致，才在債券評級中出現了這種現象。之后，中國工商銀行調查信息部和中國農業銀行信息部等單位還制定了《企業信用評估試行辦法》、《企業信用等級評定試行辦法》等文件，并下發各省試行。有些外貿公司在進出口貿易中，對外商既不做資信調查，又輕率采用對出口方具有極大風險的付款方式（Ｄ／Ａ、Ｄ／Ｐ），給國外一些不法商人欺詐行騙造成可乘之機。中國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制定信用評級辦法主要是為了貫徹“區別對待、擇優扶持”的信貸原則，對企業辦理貸款按信用等級掌握，但是不對外公布。全球投資者出于對這三大評級機構在次級債券上的高質量信用評估結果的信賴，大規模購買此類債券，導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這一期間，人民銀行系統（各分行）內部組建了20多家資信評估機構（信譽評級委員會、資信評估事務所等），并初步制訂了各種資信評級辦法，對資信評級有關實務問題進行了探討；[2]但現實情況表明，有的評估機構缺乏獨立性，特別是行業性事務所在進行評估時，行政干預行為時有發生，使評估人員難以按照實際情況進行評估操作，迫使評估機構粗放評估，違背了評估的公正性和科學性。同時，各地專業銀行（即現在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咨詢公司、調查統計部等機構也開展了企業資信評級工作。如果采用直線攤銷法，前幾年的溢價攤銷額都為1606元，而實際利率法的攤銷額為1357.債券評級 6元、1466.2元、1583.5元、1710.2元、1912.5元，前少后多。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2月，經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批準，我國第一家獨立的資信評估機構——上海遠東資信評估公司正式成立，它是一家專業、獨立的資信評估公司。相關信用評級業法律制度有1933年的《證券法》，1935年的《銀行法》、《聯邦儲備法》，1940年的《投資顧問法》，2006年9月的《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憲法第一修正案》等等。上海遠東資信評估公司從一開始就獨立于銀行體系之外，因此在當時是惟一一家非政府參與性質的獨立的資信評估機構。這三大評級機構由于美國政府的倚重獲得了監管特許經營權，在美國國內具有極高的信譽，壟斷了國際債券評級市場。可見，我國資信評估的發展初期，政府部門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二、納稅評估的配套改革 確立納稅評估在稅收征管中的核心地位，將面臨著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其中，納稅評估機構的設置和完善納稅評估的法制建設，已經成為推進我國納稅評估向縱深發展的亟待解決的問題。直到今天，政府部門在資信評估發展方面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1 盡快成立獨立的納稅評估機構 評估結論。

（二）中美資信評估機構的比較

美國目前的資信評估機構主要有四家，分別是：

1．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ration）。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將評級行業的評級結果納入聯邦證券監管法律體系，同時認定全國性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普、惠譽就是當時最大的三家公司。該公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60年由普爾（Henry Varnum Poor）先生創立的普爾出版公司（1922年開始一般企業債券評級業務）。如某外貿公司與一外國公司簽定出口黑白電視機合同，作為第一筆貿易，該公司僅憑買方自己提供的資信報告，不經查實就采用承兌交單方式成交（Ｄ／Ａ６０），交貨后外方拒付貨款。1941年，普爾出版公司與標準統計公司(Standard Statistis Corporation，1924年開始企業債券評級業務)合并成為標準·普爾公司是當今世界三大著名的國際性資信評級公司之一。臺賬是對 債券評級 企業發生的各項業務內容進行詳細記錄并反映收款情況的業務統計表。

2．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目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行的企業債券中，信用評級大都為AAA，從某一角度反映了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的單一化。約翰·穆迪于1900年創立該公司，穆迪是當今世界著名的三大國際性資信評級公司之一，也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一個。同時，評級機構在為企業發行債券評級時，會建議其接受本機構的咨詢服務。

3．惠譽國際信用評級公司（Fitch IBCA）。一是除個別地方外，基本都沒有設置獨立的納稅評估機構。該公司是由美國菲奇投資者服務公司與英國IBCA公司（國際銀行信貸分析公司）于1997年底合并組建而成，并于2000年收購了美國的達夫·菲爾帕斯資信評級公司。本文論述長期投資會計 指標體系 政策的選擇對納稅籌劃的影響，主要從企業內部著手，從會計處理的角度出發，對企業所得稅籌劃進行案例分析，使研究內容在實踐上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惠譽國際目前雖然是法國投資者控股，但是參與其合并的評估公司主要是美國公司，而且目前其管理總部和主要業務中心在美國，因此將其視為美國的資信評估機構也未嘗不可。過去評級機構部不向發行人收取費用，而如今這些評級機構一直從發行人那里收取信用評級費，然后再告訴投資者它們給發行人發行的債券何種等級，有價證券的發行增加了信用評級機構的收入。惠譽國際是當今世界著名的三大國際性資信評估公司之一。定 普爾 位。

4．麥卡錫公司（MCM）。即根據各欠款單位的應收賬款拖欠期限的長短和金額劃分若干區段，編制“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債券評級 表”，并實施嚴密的監督，隨時掌握收款情況，確保應收賬款發生的期限。該公司屬于美國新生的資信評估機構，1975年成立于紐約，歷史較短，業務規模相對較小，主要著眼于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尚未顧及的領域，以機構投資者為主要服務顧客，對債券進行慎重的信用分析并做出迅捷的等級判斷。證券化高的信用評級導致機構投資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終導致信用風險的累積。

相對美國而言，我國的資信評估業從誕生開始，就在機構數量上不斷膨脹，雖然經過幾次整頓和整合，但是目前的資信評估機構數量仍然多達50家左右，這一數量規模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的總和。2.2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的實際利率法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的實際利率法是以應付債券的現值乘以實際利率計算出來的利息與名義利息比較，將其差額作為溢價攤銷額[15]。然而，絕大多數評估機構都屬于小型機構，規模較大的只有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等少數幾家，但是由于這幾家資信評估機構誕生的時間還很短，評估結論的權威性還不強，影響力比較有限且主要限于國內。(3)實施案頭評估，對案頭評估中出現的疑點，約談納稅人，對評估結論作出相應處理，并制作納稅評估報告。因此，我國目前特別缺乏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的資信評估機構。設置的納稅評估機構屬于稅務機關內部的一個職能部門，其主要職責包括：(1)設計評估指標體系，測算、確定相關指標的峰值和預警值。眾多的小型資信評估機構容易形成惡性競爭，使得整個資信評估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并不明顯。如果納稅評估也允許介入實地調查，就行使了納稅檢查的 企業債券 職權，使納稅評估與稅務稽查在某些職權上存在混淆。

（三）中美資信評估主要業務形式的比較

美國主要的資信評估機構如標準普爾、穆迪公司等，從誕生之初涉足資信評級業務開始，就一直將債券評估作為其主要業務品種，對于一般工商企業本身的資信評估工作則開展得較少。由于這種法律上的獨立性，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因經濟衰退引發了債務危機，使美國政府的金融監管部門意識到了信用評級的作用，通過信用評級的指標可以對金融業的投資風險進行監控。也就是說，美國資信評估機構的業務范圍主要是證券市場中的投資品種。實證結果表明：我國企業債券的投資風險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的，在實際投資中，應綜合考慮這些風險因素。而對于債券發行企業本身的整體信用狀況一般不單獨公開揭示，除非有客戶需要。也就是說，在可獲得資料的前提下，對實際折扣率的高低沒有較強說服力的變量.進一步或許可以說，在我們假定市場有效的前提下，或者是評估機構對資產的市場價值的評估不準確，或者是不同資產項目的非市場價值具有不確定性和多變性，沒有統一規律可尋。更多的情形則在評估實踐中將企業本身的資信評估融入到對企業債券的信用評級中去，即：將企業整體的資信評估作為債券評級工作的一個步驟或考慮因素。在租船合同中，應將租船的責任終止及貨物留置條款明確地并入提單中，在債務人不支付運費時，對資信狀況不良的客戶可通過留置貨物，保證收取運費的權利。因此美國資信評估機構的主營業務中，獨立的企業資信評估形式比較鮮見，人們要了解某個企業的資信狀況也只能通過對企業債券的信用級別來間接判斷。資信調查是我國外貿公司對外成交不應缺少的一個環節，外商資信狀況直接關系到外貿公司能否嚴格履行合同，安全收匯、收貨。

我國的情況與美國有較大不同，資信評估的主要服務對象是準備向銀行借款、或者發行債券以及進行其他信用交易的企業。此時美國次貸危機已經初露端倪，并且僅對信用評級機構改革不能解決所有的金融風險。與此相應，我國對企業自身的整體信用評估與企業債券評級是作為相對獨立的兩項業務來開展（當然，債券評級也主要依賴于對企業自身的整體信用評估）。投資者正是由于信賴這些機構對抵押債券的高質量信用評級，才放心大規模購買此類證券。由于企業債券市場很不發達，債券評級的需求還十分有限，相應地，資信評估機構開展的債券評級業務也十分有限。媒介產業發行企業債券可以籌集到產業化進程中所需的巨額資金，且不會使媒介的國有性質發生改變，因而政策性風險非常小。“據調查，現在國內的資信評估機構的收入主要來自對尋求銀行貸款的企業的信用評級，這一收入通常占到了評估機構總收入的80%左右。關鍵詞： 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市場，信用違約率，信用評級公司，監管缺失，結構金融 2007年全球最受關注的事件莫過于美國的次級抵押債務危機，這場原本起源于美國房地產按揭市場一個初始規模相當小的信用違約率上升的事件，在不經意之間就已擴散到全球，造成了極大的經濟恐慌。”可見，在我國現階段，對企業自身的整體信用評估是我國資信評估行業的主要業務形式。(三)信用評級過程透明度低 由于在評級過程涉及到商業秘密和客戶信息的保密問題，評級機構不會公布評級的數據來源，同時，評級機構也不會公開核心的評級方法。

（四）中美資信評估基本方法的比較

美國的資信評估機構在誕生初期，其評估方法主要采用定量方法，通過對企業、公司、金融機構等評估對象的財務狀況、經營狀況、負債情況及市場前景的綜合定量分析，得出該評估對象的按期履約能力，即信用能力。臺賬是對企業發生的各項業務內容進行詳細記錄并反映收款情況的業務統計 信用評級表。在評估具體債券品種時，一般在綜合評估發行企業本身的信用能力同時，還要考察該債券的契約條件、擔保情況等因素，通過一系列數據的取得，最終得出企業債券的信用等級。如，標準普爾在關于次貸危機造成的金融機構資產減值“已近尾聲”的研究報告發布后僅一天(2008年3月14日)，美聯儲和摩根大通銀行宣布向貝爾斯登提供應急資金；后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定性分析開始得到資信評估機構的重視，并將其引入評估的具體方法之中。對于資信狀況不良的客戶，運費支付時間盡量約定在預付運費提單簽發之時或之前。這是因為，一個企業的資信狀況，不僅僅取決于與現金流直接相關的因素，而且還與領導者素質、企業治理結構、文化理念等息息相關。(一)納稅評估的機構設置 納稅評估的專業 惡性競爭 性與基礎性特點，決定了納稅評估工作必須在相對獨立和穩定的環境下開展。如果不將這些因素納入資信評估的范疇，顯然難以得出客觀的評估結論。另外，客戶資信管理和授信管理是一個動態管理的過程，航運企業應及時對客戶資信狀況和授信制度進行動態維護。因此美國的評估機構開始重視將定性的方法引入評估工作中，以彌補單純定量方法的缺憾。但是當房地產市場不景氣，風險暴露時，則迅速調低次級住房抵押貸款信用評級，使得投資者爭相拋售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進一步加劇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危機。由于定性分析的內容較難量化，這就需要評估師依據自己的豐富經驗進行主觀評價、打分。有關部門應該合理引導企業債券逐步走向市場化，以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在此基礎上，通過參照定性和定量的指標體系，最終得出評估結論。信用評級機構在本次危機中的主要表現為：(一)次級抵押債券評價的不確定性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 評級機構最初把次級抵押債券認定為與美國國債同為AAA級的最高級別債券，這大大促進了次級債市場爆炸式的增長，加之較高的收益率，個人和機構投資者紛紛為其買單。資信評估被譽為“既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指的就是定量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相互結合，二者缺一不可。2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 信用評估 對納稅籌劃的影響 2.1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的直線攤銷法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的直線攤銷法是指將債券的溢價按債券年限平均分攤到各年沖減利息費用的方法。

雖然定性分析不像定量分析那樣準確，但是由于評估師的豐富經驗和審慎判斷，在進行定性分析時還是可以做到客觀和真實。其它的法律如1933年的《證券法》，1935年的《銀行法》、《聯邦儲備法》都是用以促進信用評級業發展的，甚至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將信用評級行業認定為媒體，信用評估結果作為言論、新聞自由凌駕于金融監管之上。再加上美國幾大資信評估機構都建立有比較科學的定性和定量指標體系，這就有效地保證了資信評估實踐中，幾大評估機構對于同一個評估對象的評估結論近乎相同，這顯然是尊重客觀實際的必然結果。2.2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的實際利率法 企業債券溢價發行 信用評級 的實際利率法是以應付債券的現值乘以實際利率計算出來的利息與名義利息比較，將其差額作為溢價攤銷額[15]。

中國的資信評估發展歷史還很短，因此評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嚴重依賴“進口”，由于“消化不良”，大多數評估機構缺乏符合中國國情的創新能力，而一味照搬國外的評估方法，這顯然難以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對于信用風險的計量與評估，人們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運用債券評級的方法，國內也發表了相關文章，如翁悅、楊潔茹分析了國家風險對銀行債券信用評級的確定所產生的影響。

在指標體系的設置上，大多數評估機構都建立有自己的一套指標體系，相互之間差異很大，這就使得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時無法做到與實際情況的完全吻合。公司前期繳 債券評級 納稅收較多。而且眾多評估機構由于存在惡性競爭，不惜在定性分析時降低評估標準，使得不同評估機構對于同一評估對象的評估結論往往大相徑庭。因此，由于貨幣的時間價值，大多數企業 企業債券 愿意采用實際利率法，對債券的溢價進行攤銷。久而久之，定性分析方法就逐漸演變成“吸引”客戶的“法寶”，這必然嚴重地損害資信評估“獨立、客觀、公正”的主旨，最終將危及行業自身的持續發展。（２）客戶信用評估法。所以，在中國目前的資信評估方法中，由于指標體系的不完善、評估師執業水平的限制，以及行業間存在惡性競爭等因素，使得定性分析方法在使用過程中主觀隨意性較大，水平較低；原因

一、評級機構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問題 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起的金融危機爆發后，各主要信用評級機構成為最直接的被批評對象。而定量分析方法也由于定量指標體系不完善而缺乏解釋力。債券的等級直接影響到企業的融資成本，債券評級越高，融資成本就越低。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方法不能正常運用并做到密切配合，必然導致評估結論與實際情況的脫離，使得資信評估結論的準確性程度不高，最終將嚴重阻礙資信評估行業的健康和快速發展。１．不重視對外商資信調查。

二、中美資信評估發展比較的幾點啟示

1．資信評估發展模式應立足國情。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對信用評級業的監管進行了反思。市場驅動型和政府引導型是資信評估發展的兩種主要模式，一國采用何種模式完全取決于國情需要。而在2006年9月的《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中提出了增強信用評級業的透明度和市場競爭來提高評級質量，以保護投資者及公共利益。我國的商品經濟發展相對美國要晚得多，因此采用政府引導的方式可以加速資信評估發展的進程，從這一點來說，我國采用政府引導型模式來發展資信評估業的做法是正確的。在市場繁榮時期，信用評級機構為了承攬更多的業務通過提高信用評級的方式來獲取客戶，這意味著信用評級機構主觀上降低了信用評級的標準。但問題是，資信評估畢竟是獨立的中介行業，“獨立、客觀、公正”是其行業靈魂，政府引導型的發展模式如果運用不當，比如政府部門介入太深、太廣，就會使得資信評估機構失去了本來的獨立面目，容易成為政府經濟政策的工具。在對外貿易中，即使多年合作的老客戶資信情況和經營狀況也并非一成不變。這個問題在我國資信評估業的發展過程中顯然是存在的，并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客觀存在。而澳大利亞的納稅評估機構和稽查機構是分設的。因此今后一段時期，政府部門必須完全割斷與資信評估機構直接或間接的利益聯系，使其成為完全獨立、依照市場規律運行的中介機構。1 盡快成立獨立的納稅評估機構。這是我國資信評估行業發展壯大，更好地為市場經濟發展服務的基本前提。（１）賬齡分 債券評級 析法。

2．資信評估機構應少而精。信用評級 ２、應收賬款的日常管理 航運企業應當建立與其經營相適應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制度和逾期應收賬款催收制度。較低的市場需求和過多的評估機構是一對無法協調的矛盾，超過市場需求而設立太多評估機構的結果只能是惡性競爭，惡性競爭對中介機構的生存和發展是致命的打擊，特別是對于以信用評價為主要業務的資信評估機構更是不可想象。本文主要利用轉換后的下偏矩計量方法，研究投資者對我國企業債券進行投資時所面臨的市場風險。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及其管理經驗，最終促成了資信評估機構在數量上的少而精的格局。3.2

信用評級機構在整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危機中，可以說是起到了放大和傳遞風險的作用。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發達國家資信評估機構數量少并不等于只保留一家。在資信評級的基礎上，建立相應的客戶授信制度和合同審批制度，對不同客戶適用不同的信用標準，對不同信用標準的合同適用相應的授權審批制度。資信評估機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服務，一家評估機構的評級結果使投資者缺少了比較與選擇的余地。分析工具一般采用“人機”結合，評估主要是根據事先掌握的信息，通過一定的數學模型和人工邏輯分析進行，稅務約談主要是引證或搞清評估 信用評估 中發現的疑點。資信評估不僅僅是定量分析，也有大量的定性分析，因此人的主觀因素總是包含在評級結果之中，需要投資者進一步選擇判斷。以企業債券為投資對象的投資者主要承擔基準利率以上的風險，就我國企業債券而言，這些風險主要是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投資者通常認為：二家以上的資信評估機構對同一企業的信用評級結果將會更可靠；因此，由于貨幣的時間價值 企業債券，大多數企業愿意采用實際利率法，對債券的溢價進行攤銷。并且二家以上的資信評估機構由于存在著公平競爭，因此它們必然會對各自的評估技術精益求精，從而有助于提高資信評估報告的質量。可 惡性競爭 見，納稅評估是一種介乎于稅務管理、稅款征收與稅務稽查之間的相對獨立的管理活動，它與稅務管理、稅款征收、稅務稽查一起，共同構成稅收征管體系，并在稅收征管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其資信評估機構在數量上一般也不是單一的，保持三、四家的規模倒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在房地產經濟繁榮時期，評級機構給予次級住房抵押貸款較高的信用評級，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可以順利發行。很顯然，這是市場經濟和資信評估內在規律共同

3.2

企業債券又叫公司債券，是為籌集資金而發行的長期債務性證券。

3．資信評估主要業務形式應由市場需求決定。對新客戶的開發，應通過多種渠道（如職業信用評級師、金融機構、分析客戶財務報表等）完整和準確地了解客戶信息，并以此對客戶進行資信評級。中美資信評估主要業務形式存在差異，實際上是由于兩國資信評估需求市場存在差異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兩國資信評估機構誕生的歷史背景。信用評級機構屬于按公司法成立具有法人資格的公司，是非政府中介機構，遵循中立的原則，不受任何行政部門的制約和干擾，獨立工作。

美國是直接融資為主導的國家，證券市場非常發達，通過債券方式融資是美國企業的主要融資選擇之一。本文對評級機構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問題及其原因進行了全面分析和探討，并對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議。由于資信評估的目的是為廣大證券投資者服務，因此美國的資信評估機構從誕生到發展都與企業債券評級息息相關，而對于工商企業自身的整體信用評估則較少開展。在這些法律當中涉及信用評級機構監管的只有1940年的《投資顧問法》，它規定了評級機構保持獨立性，禁止評級機構簽訂與客戶分享投資利潤所得的合同，評級機構利用其發布評級信息中的任何手段欺騙其顧客或潛在的顧客的行為均屬非法。

應該看到，美國以債券評級來間接反映企業整體信用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片面性的問題，債券信用雖然需要考慮企業信用狀況，但是它畢竟只是企業的一個方面，用債券評級來反映企業整體信用肯定不能保證結論的準確性。在發達資本市場企業債券市場是資本市場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美國，盡管人們對股票市場的了解勝過于其他任何資本市場，然而債務市場的規模還是大大超過股權市場。特別是很多國家（如我國）企業債券市場很不發達，絕大多數企業沒有發行債券，這就更不可能采用債券評級來簡單代替企業資信評估的做法了。２、應收 信用評估 賬款的日常管理 航運企業應當建立與其經營相適應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制度和逾期應收賬款催收制度。因此這種以債券評級來涵蓋企業自身整體的資信評估的做法只能適用于像美國這樣債券市場高度發達的國家，到了其他國家就不一定適用了。而其他因素并沒有引起評估機構的足夠關注。

我國目前以對企業自身的整體信用評估作為資信評估機構的主要業務形式，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券市場的快速發展，我國的資信評估機構在開展資信評估業務活動時，應該適時擴大對企業債券本身的資信評估業務。【摘 要】針對企業債券投資者所面臨的市場風險，通過下偏矩風險計量方法。也就是說對于發行債券的企業，既要做好企業本身的資信評估，又要開展企業債券的資信評估，這樣就為有關方面的決策提供了充分的選擇空間，進而對于提高資信評估結論的準確性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案頭審計主要是根據評估部門預先設計的評估指標和預警值等，運用計算機對納稅申報涉及的各項相關資料進行 評估機構 比對分析，對存在的疑點通過人工分析和約談納稅人等方式予以解釋。這應該是今后我國資信評估行業業務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2006年9月29日布什簽署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3(以下簡稱法案)。

4．資信評估基本方法需要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科學結合。各行業評估機構(有的并沒有評估資格)把企業整體資產肢解開來評估，既不能保證整體資產結果的科學準確，也會影響整體評估水平的提高。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資信評估的主要方法，二者缺一不可。

二、債券評級制度 債券評級制度在美國有近百年的歷史，形成了穆迪、標普、惠譽三家國際著名的債券信用評級機構。定性分析由于存在著主觀因素，因此就更需要評估師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更高的執業水平，同時也必須建立科學的定性指標體系來加以約束和規范，以盡可能地減少主觀因素的不利影響。第三，航運企業要與很多外國公司進行交易，由于地域、信息傳遞等因素使得大多數航運公司不能對國外公司的資信狀況有較深入的了解，這也是造成信用風險的一個主要因素。另外，定量分析方法運用得準確與否，也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科學、完善的定量指標體系。債券可以等價發行，也可以溢價發行或 指標體系 折價發行。就我國目前的資信評估方法而言，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運用得不能令人滿意，特別是定性分析方法存在著較多問題。對我國目前流通的企業債券進行實證檢驗，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我國企業債券有著自身的特點，即風險一收益的不對稱性。因此必須通過改革來不斷完善。作為國際債券評級市場的三大巨頭，其壟斷了國際評級行業。其基本思路是：一是要通過兼并重組減少評估機構數量，以此來解決行業間的惡性競爭問題，消除定性分析方法主觀隨意性較大的利益動因；要推進我國納稅評估向縱深發展，必須加快納稅評估機構設置和完善納稅評估法制建設的配套改革。二是要盡快建立適合中國市場經濟實際、相對統一的評估指標體系，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有所參照、有所規范；其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次級抵押貸款的借款人信用記錄比較差，信用評分較低 美國的信用評級公司（如FICO）將個人評級分為五等：優（750 850分）、良（660 749分）、一般（620 659分）、差（350 619分），不確定（350分以下）。三是逐步建立“可上可下、能進能出”的用人機制，不斷提高評估師隊伍的執業水平，增強評估師對定量分析特別是定性分析方法的把握和運用能力。當老客戶付款出現異常時，如果缺乏警覺，不及時進行資信調查，了解其目前營運狀況，便會喪失避免風險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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